市场经济要持续存在，它还必须能够把市场经济的当事人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当事人都总有一天会死去。如果一个市场经济不能保证再生产出足够合格的新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它显然会最终由于没有足够的市场交换当事人而自行消亡。
但是，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当然是没有能力进行市场交换的，他们也没有东西可以交换——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人，他所具有的能与别人交换的东西只是他的劳动，而在他长大成人之前，他并不具备劳动的能力。这样，新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在长大成人之前，不可能真正以市场交换的方式与老一代的市场经济当事人往来。他们必须依靠老一代市场经济当事人赡养，而且必须以某种非市场交换的方式得到这种赡养。
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主要是在家庭中哺育儿童和少年的。在家庭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主要的人际关系不是市场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关系，主要的经济往来也不可能是市场交换，而是某种共同消费的经济往来。这样，协调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的活动的，主要不是市场交换，而是种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如权威的命令、惯例和平等的协商。而协调家庭成员活动的这些方式，一般都获得了伦理道德的色彩。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从来就不提家庭内部的这些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而只是简单地把家庭看作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消费单位。在当代西方的绝大多数经济理论分析中，实际上不存在经济当事人的再生产问题，那里描述的经济当事人似乎都会永远生存下去。宏观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甚至就有一种“无限期界模型”，那里就假设经济当事人是长生不老的。而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交叠世代模型”虽然承认，每一代经济当事人都会死去、都要让位于下一代的经济当事人，但是它假设的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却恰恰只是市场交换关系：上一代人年轻时劳动并储蓄起一笔私有的资本，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使用上一代人的资本来劳动并挣取劳动收入，而已经年老了的上一代人就靠他私有的这笔资本的本金和利息生活。在这里，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无偿抚养和非市场的经济关系同样被抹煞掉了。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会辩解说，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只研究市场交换中的最优化行为。但是，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经济学对许多重大的经济问题丧失了说明的能力，大大降低了经济分析的实用价值。
第一章已经说过，财产私有历来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但是，私人拥有企业、私人拥有巨额财产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把他遗留给自己的后代。就是在私人的储蓄动机中，为后代留下遗产的动机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而给后代留遗产并不是一种市场交换。当然，在当代的经验性研究中，留下遗产的动机在储蓄动机中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没有很重的遗产税的国家，留下遗产的动机对很巨大的私人资本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而私人集中了巨大的资本，这对现代的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又起有着重大的影响。
前边还说过，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一般都表现为道德准则和社会习惯。反过来说，社会的习惯和道德准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家庭生活有关。忽略家庭内部的非交换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可以完全无视某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作用，这些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包括权威的命令、集体的协调一致等等。而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一类社会习惯和道德准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忽略留遗产的动机和伦理道德习惯，正统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就没有了家族企业的踪影，而家族企业依靠的其实是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但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小企业领域历来是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这样，漠视家庭内部的各种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使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对这个领域的许多经济行为丧失了解释能力。
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和伦理道德对经济当事人再生产的重要性，清楚地表现在工业化社会的家庭和人口问题上。现代的工业化社会确实有一种扩大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占据的领域的倾向，许多过去以非市场交换的协调方式协调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变为以市场交换的方式来协调。这其实是现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养只能靠非市场交换的方式，社会的协调方式越来越市场化就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停滞。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是人口停止增长和老龄化。
同样是由于要维持经济当事人的生存，市场经济才以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前提。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总是强调市场经济的均衡状态，而任何熟知市场经济实际状况的人都知道，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是各种偶然的波动和不均衡状态。在这些偶然的波动冲击下，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都面临着破产、失业和至少暂时没有收入的可能性。不管是多么偶然的突发事件，都可能使某些人突然陷入破产的境地，或者失去自己的工作；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摩擦因素，又可能使这种人无法马上找到新的工作。这就产生了暂时的个人衰败。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救济没有收入和财产的赤贫人口的社会福利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机构，就难免会有丧失了一切财产和工作的人冻饿而死，或者至少使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简单的概率论会告诉你，只要市场经济中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个人衰败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市场经济就可能落入一个人力资源不断退化的过程。这样的市场经济最终会由于经济当事人越来越少而瓦解。
当然，上述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是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但是懂得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私人慈善机构远远不能满足救济赤贫人口的需要。因此，成功地建立了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能不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由政府来主办社会福利机构，它靠政府的强制性收费和税收来获得福利救济资金。
有人会说，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机构，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会增加私人储蓄以应付可能的暂时性个人衰败。这其实只是理论家的幻想。不管一个人储蓄多少，他的储蓄只构成他的一部分财产；而破产则意味着丧失全部财产。可是在一个市场经济中，金融活动越发达，市场交易越活跃，个人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中，不但暂时的个人衰败不可避免，而且也无法靠增加私人储蓄对付这种暂时的个人衰败。
退一步说，如果真能靠增加私人储蓄来对付任何暂时的个人衰败，那也需要每个人储蓄极其之多，每个人都极度地规避风险、减少借债。那样的市场经济不会是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很可能也没有人们希望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效率。
正因为如此，连哈耶克那样的国际经济自由主义领袖都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需要一种起码的社会福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