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将讨论近代和现代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经常导致流血的冲突、暴力的革命和群众性的恐怖活动。将这些下层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通常都是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学说。从19世纪开始，这些学说大都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号；而在20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加入了这种学说的行列。
下层民众的这种有组织地夺取平等的斗争对个人自由有着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达到真正的个人自由所要求的那种权利平等和起码的收入平等；在这一限度内，它有助于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自由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富人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许多个人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往往致力于达到极度的平等，而且它靠严密的组织来使用极端集体主义的手段。这不仅导致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而且往往导致根本取消个人的自由。正是由于这后一方面的作用，下层民众有组织地争取平等的斗争不仅使得自由主义的政策无法贯彻，而且常常清除了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自由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是由同一个群众运动产生的，因而是无法分开的。
不考虑这种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历史。以激进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这种斗争，造成了20世纪的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1917年俄国发生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它决定了以后形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许多特征，并且在全世界传播了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列宁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始发展起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它最终导致形成了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平等主义革命学说，导致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而在毛泽东式的革命学说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的争取平等的群众斗争浪潮，在许多国家都形成了“毛主义”的或卡斯特罗—格瓦拉式的游击队。
这种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极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自从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就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集体主义式的干预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得多的层次，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更是扩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级。这些社会保障和福利起到了使收入平等化的作用，有利于社会下层的低收入群众。
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的博弈论，把组织下层民众争取平等的斗争对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概括为这样一个定理：由私利出发的博弈均衡决定了政府必须顾及市场中的弱势集团的利益。根据这个定理，在某个政府统治下的市场经济中，如果存在着足够大的弱势集团，该集团认为反抗该政府所维护的现行秩序比遵守该秩序对自己更有利，则控制着政府的利益集团将会在镇压该弱势集团的反抗的同时向该集团作出让步，给予该弱势集团某些特殊的权利（广义的产权）来增大其福利，以换取减缓该集团的反抗。
这里说的弱势集团所反抗的“现行秩序”，完全可能是一个严格遵守自愿交换原则的秩序，而这一点并不妨碍上述定理成立。只要政府将除劳动之外的全部稀缺资源的产权都仅仅界定给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这种秩序下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弱势集团。而这里说的“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在独裁政府下就是政府本身，在民主选举的政府下则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要证明上述定理，需要使用以效用函数为基础的数学化的博弈论分析。但是这个定理的基本逻辑却是显而易见地令人信服的：增进弱势集团福利的让步通常会直接减少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的福利（由于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给弱势集团增进福利等等），但是它可以减少弱势集团的反抗，从而减少这种反抗给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的福利所间接造成的损失。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将在让步给自己的福利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减少的间接损失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一个可以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的政策。如果弱势集团的力量足够大，那么在通常的效用函数下，只要政府的决策变量及其效果函数是连续的，政府向弱势集团作某种程度的让步就是对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最有利的，问题只是作多大程度的让步。
这个定理的证明过程还给了我们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上的重大启示：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困惑于如何设计一个合乎理性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还证明了，不能保证从理性的个人偏好推导出合乎理性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而一旦我们以博弈论的形式考虑到了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开这种设计社会福利函数的困难。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在每个人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充分的理性的条件下，在现实的社会中，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等价于对政府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个人所达到的博弈均衡下的最大化个人福利。
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不需要将不同个人的福利函数综合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但是又能满足为制定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而对社会福利函数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不过，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观：在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社会的利益。
尽管如此，根据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设计的经济政策，仍然会导致放弃经济自由主义，靠对富人的征税来实行很高的社会保障。这样作的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这样作意味着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而在这种“公共利益”中，首先必须重视的是社会上最贫最弱者的利益。
?根据前边说的定理，中国古代统治比较稳固的专制王朝都大力实行“抑豪强、赈灾民”的政策，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而给予贫民高度的社会福利，这些都是不言而喻、毫无疑义、理当如此的。
在高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之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极小、又保证了相当高的个人自由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左翼运动明显退潮，自由的市场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西方的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开始忘掉20世纪初的历史教训，他们到处鼓吹向下层民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进攻，从而在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其实今日西方的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容忍一部分人的贫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会为他们的疯狂而得到报应。
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们的狂妄自大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一直就把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各种武装游击队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激进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团体都说成是“血腥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傲慢地宣称，没有苏联这样的国家支持，这些“恐怖主义组织”不可能存在。现在苏联解体了，这一类“恐怖主义的革命组织”将会消失。
90年代最初几年的事态似乎正在证明这个预言。联邦德国的“红军派”和意大利的“红色旅”都停止了活动。这好象表明，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组织。名噪一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最终解体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组织也放下了武器。
但是这里的很多因果关系是似是而非的。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其实是被越南和亲越的武装打垮的，而越南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上的“休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游击队组织已经从失败主义情绪中恢复了过来。事实证明，许多革命的游击队组织主要依靠的并不是国外的支持，他们生根于本国的土壤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认为“恐怖主义的革命组织”离不开苏联的说法忘了一个根本的事实：苏联本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在苏联产生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的产生不可能依靠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援助。革命的苏联产生于本国的特殊环境，产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冲突。只要这种环境和矛盾继续存在，武装的革命组织就不会消失。
20世纪最后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三世界国家，“毛主义”的游击队并没有消失，与它很相象的拉丁美洲的卡斯特罗式的游击队也仍然在活动。菲律宾共产党的游击武装、秘鲁的“光辉道路”的游击队都没有放下武器，著名的哥伦比亚游击组织“革命武装部队”、“民族解放军”还在频繁活动，我们甚至经常可以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听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更会令自由主义者们失望的是，恰恰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新的武装革命组织还在不断涌现，激进的暴力革命情绪正在重新涌动。
激进的暴力革命情绪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武装革命的英雄格瓦拉的怀念。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政府军杀害的格瓦拉，是革命游击战争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者，他以个人自主的坚决行动，成了许多不安于死气沉沉的现状的西方人崇拜的偶像。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心目中，格瓦拉应当是个地道的“恐怖主义分子”，而且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匪首”。这也正是以“自由捍卫者”自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他的态度。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恐怖主义的头子”，却成了千千万万西方的理想主义者们景仰的英雄。1999年初英国循道宗教会发布的一张招贴画上，甚至把耶苏基督描绘成了格瓦拉的模样。为了在群众中争取信徒，现在的西方教会要以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作号召，把耶苏说成是格瓦拉那样的革命者。
这样的暴力革命情绪已经在1999年末以来的历次反“全球化”的国际性行动中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如何诅咒，这种情绪将给未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秩序”造成最大的威胁。
9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武装革命组织还在不断涌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994年底“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发动的武装起义。值得注意的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以暴力反抗的墨西哥政府并不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注意调节国内各阶级关系的政府。但是，这样一个政府为了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私有化和对外经济关系自由化的政策。由此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地区贫富差距拉大，成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暴动的理由。这支革命武装组织的口号就是为贫穷的印第安农民的利益而战。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使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解放军”受到了世人的关注。这支游击队的详情外人是不太清楚的。但是有消息说，就连这支游击队也是在阿尔巴尼亚的前共产党政权影响下产生的，它实际上受着暴力革命的意识形态支配。正因为如此，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保护和纵容这支游击队，将给它自己留下致命的后患。
这正象阿富汗的事态发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战争中支持过的一些“自由战士”，后来成了最令美国政府头痛的“恐怖主义分子”。据说现在专门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本·拉登就是这样一个人。
现在，我们又吃惊地得知，共产党游击队也在我们的邻国尼泊尔进行着游击战争！法新社最近报道说，尼泊尔1996年就出现了由“毛派分子”领导的游击队，从那时以来他们“一直在为推翻政府而战”。英国《泰晤士报》2001年6月25日的文章说，尼泊尔共产党的精神领袖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博士在1996年首次宣布要把尼泊尔变成一个红色堡垒。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6月24日的文章说，这些“毛主义者”“盘踞在山区”，“如今拥有2－5千人的正规军，另外还有1万名左右的游击队员。在六七个地区，他们已经迫使警方和政府公务员撤退到加以防守的总部之内，同时促使反对者改变信仰，还选举领导人，创建了‘人民’法院和银行”。这些“毛主义者”的政治组织——尼泊尔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在尼泊尔建立一个平民政府，而且要发动世界革命”。
?从这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成了革命游击队产生的土壤。据这家美国报纸转述，国际机构的一位经济开发官员说：毛主义者接管这个赤贫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政府无法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据联合国的数字显示，在这些“毛主义”游击队的大本营地区，人均年收入仅仅为全国人均年收入220美元的一半，当地人通常只能得到1年多的学校教育。该地区30％的学校没有校舍，课堂就设在草地上或棚屋里。在这些地区，“村民们痛陈尼泊尔古老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的悲惨生活，并确认了叛乱分子的指控：警察不时会强奸村中妇女，高利贷者索要惊人的高额利息，腐败的地方官员对其仇家制造冤假错案等等。”“政府要挫败游击队，就必须缓解贫困状况”。
这是产生了一切革命武装组织的那个老故事：贫困和社会特权人物的为所欲为，迫使下层民众加入了武装的革命运动。只要一方面的极度贫困与另一方面的奢侈豪华还在并存，只要下层人民还被富人和有权势者“自由地”摆布，就存在着产生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的肥沃土壤。
英国的报纸描述了尼泊尔共产党游击队中的女兵。这些女兵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有的女兵说，她加入尼泊尔共产党，是想反抗那些在村庄里肆意妄为的警察。“她们说参军是因为活活烧死妇女的暴行让她们义愤填膺，而带领全国人民‘割草养牛’的美好前景又让她们为之憧憬”。“尼泊尔共产党认为妇女是理想的游击队人选，因为尽管她们肩挑家务、种田两副担子，但男人主宰的尼泊尔社会却不让她们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了赢得妇女的支持，尼泊尔共产党反对一夫多妻制，大力宣传他们自己任命的法庭对强奸犯施行的酷刑，并制订严格制度，要求入伍者必须结婚，并禁止婚前性行为和通奸”。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红色娘子军”。从这些女兵的故事中，我们也就明白了当年我们中国的“红色娘子军”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在贫穷的第三世界中到处都一样的老故事，我们早已从《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中知道了这个故事。促使妇女们走上武装革命的战争之路的，是对妇女的歧视、压迫和玩弄，是卖身为奴的“自由”下把妇女当作奴隶来买卖和奴役的社会环境。
尼泊尔与30多年前的柬埔寨一样，处在与外界联系很少的穷乡僻壤。我们不可能知道多少那里的实际情况。据外表的印象，“红色高棉”产生时在柬埔寨执政的西哈努克亲王与尼泊尔的国王一样，都是很有些自由主义色彩的执政者。而“红色高棉”和尼泊尔共产党游击队则是严格集体主义的革命组织。从“红色高棉”的发展历程推断，如果尼泊尔共产党游击队真能夺取政权，它执政的初期会取消所有的个人自由。但是，这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我们不去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自由主义的信徒们应当回答的恰恰是，为什么正是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环境下会产生如此强大的激进革命的武装组织。这种集体主义的革命组织会葬送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自由主义者应当思索的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为什么如此没有生命力。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2001年6月24日的文章还说，“尼泊尔一家报纸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只有9％的尼泊尔人相信，毛主义者‘是解决该国问题的最佳人选’，只有1.8%的人愿意投票选举他们当政。然而，要说服生活在叛乱分子据点的人团结在偏远的加德满都政府周围，也并非易事。”
其实，激进的革命武装组织得不到多数人支持，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如果真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些组织就不必诉诸武力，而完全可以利用民主的程序，通过在投票中取得多数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说，组织起来进行暴力反抗的下层民众不可能和平地成为“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武装的反抗对他们才有意义：这种反抗证明了他的力量；只有通过这种武装革命的威胁，最下层的那一小部分民众才能对“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他们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让步，取得更为平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地位。这正是印证了本节前边所阐明的那个定理。
在20世纪，组织下层民众以争取平等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这个事实本身胜于任何雄辩，说明公平和平等的要求是不可超越的。正是这种不可超越的公平和平等要求，使任何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无法贯彻到底。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和平等的任何政策都必定会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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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我已经写完了本章。但是2001年的历史似乎专门想为本章的论述作注解。就在本章的写作已经完成之后，9月27日瑞士的楚格州议会又遭到了一位名叫雷巴舍的男子的冲锋枪扫射，包括州议会议长和政府官员在内的14人身亡。行凶者又是一个象麦克维那样的“追求自由者”：雷巴舍1970年就因为猥亵儿童、破坏遗产和流氓暴露癖等被判刑18个月；这次行凶是因为他与公交车司机发生争吵后，向法院提出了对州政府官员的诉讼，而州法官拒绝受理。这次的凶杀案之后，瑞士各级政府机构纷纷加强了保安措施，数百年来瑞士传统的政府不设防时代宣告结束。
小小的瑞士可以说是欧洲联邦制自由民主制度的典范。但就是在这里，自由主义的政策也碰到了同样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并不来源于外部，而是来源于自己本地的公民内部。正如本章第四节所指出的，现实当中的“追求自由者”利用了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宣传而为所欲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这种为所欲为造成了巨大的灾祸，严重地伤害了许多人的自由以致生命。这又迫使这种“自由的国家”或多或少地放弃自由主义政策：从此以后，至少普通人参观瑞士政府机构的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了。正如本章前边所说的，是普通的“追求自由者”们的行动葬送了自由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