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又面临着不景气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些以及其它的历史条件，都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更不应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在目前环境下所应当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1.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安排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战略；2. 保护本国的投资机会，逐步在争夺投资机会的斗争中挤走跨国公司；3. 禁止资本在境内境外之间的自由流动。为了作到最后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求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金融政策。
中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首先意味着不要再盲目地吸引外资，包括不要再拚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是为了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的资金，而现在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已经导致本国资金大量外流。
不再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以将有利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资金，这是因为引进外资也有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降低了本国资本的盈利。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济生活都能证明，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总量增加会导致利润率普遍降低。但是流入的国外资金却有自己的“保留效用”、自己的不能降低的流入标准，这就是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如果流入一国所得回报低于这个机会成本，国外资金就不会流入，或者会撤走。
流入的外资所得回报的期望值要高于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一点就为一定时期可以流入的外资数量规定了一个限度。流入的外资超过了这个限度，资金引进国的利润就会低于国际“正常水平”。利润率过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突然暴露，导致资金引进国陷入危机。这样，国际的“正常利润”为引进外资规定了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引进国外资金对资金引进国是不利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这样一个限度确实在起作用：超过合理限度流入的资金在发现回报过低以后会尽快撤走，这个急剧的撤走过程就造成了危机。
?就平均情况来看，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当然，我国的人均资本量还很小，这本身应当大大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在组织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上还缺乏经验，这又大大降低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国内的资金回报率很低，连私营企业的盈利也很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国资金，不但会进一步降低本国资金的回报，而且很可能导致增加的国外资金所增加的总产出小于它所得到的实际利润。这样的资本流入必将减少本国居民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因而是有害的。
证明中国目前投资机会不足、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最明显证据，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吸收多少外国资金。
在这10年中，除了1993年中国出现了经常帐户逆差之外，中国在其它年份都有大量的经常帐户顺差。我们已经指出，经常帐户的顺差本身就表明一国在实际上有资本净流出。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年份，尽管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但是同时又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其它方式的资金流出而向外流出了更多的资金，以致中国在实际上成了资金净流出国。
不过，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其数额常在100－200亿美元之间。这笔“错误和遗漏”如果是由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造成，则它只是印证了经常帐户顺差所记录的实际资金净流出，是这种资金流出的又一个渠道。但是，这笔“错误和遗漏”也可能产生于非法的走私进口用汇或为骗取出口退税所谎报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相应地抵销经常帐户的顺差，从而减少实际上资本净流出的数额。
如果我们将每年的这笔“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是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从公布的经常帐户顺差中全部减去它，每年在经常帐户中出现的资金实际净流出就会减少到微不足到，甚至在很多年份出现经常帐户的逆差——这意味着资金的净流入。但是即使作了这样的处理，中国在最近10年中也在很多年份里是资金净流出，而净流入的年份中真正流入的资金少得可怜。何况把“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是没有根据的，这笔资金多多少少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
10年来几乎没有引进多少外资、甚至是国内资金净流出，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表明了流入的外资抢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资金。为了制止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动，我们应当停止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从第七章到本章的论述都说明，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是只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本书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指出，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高技术的工业部门至今还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种部门的企业往往陷在亏损的困境中，但是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
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这样的战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林的战略。
结语 经济学能教给我们什么？
作者：左大培
全部读完本书之后，知道一点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读者难免会问笔者：按照你的看法，我们还能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中学到什么呢？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正统的微观经济学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不能教给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最优的经济政策，这一点正好与中国的那些急功近利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信念相反。本书已经说明，这样的政策是不存在的。而精通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
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本书第七章中恰恰说明，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那么，正统微观经济学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正统微观经济学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明白了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的全部论述都凝聚了同一个精神：指出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因而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本书所作的论述，等于提出了许多与正统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这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我仍然称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包括正统的微观经济学是“我们的经济学”，因为我仍然自认为是这门科学（它是科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正统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
补 记
本书完稿于2001年12月，我本来已经在2001年底将全书的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是偶然地我又在2002年1月22日的《参考消息》上读到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20日刊登的戴维·罗特科普夫的文章《在此之后》。这篇文章使我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它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说明西方知识界的许多人都赞成本书的主要论点。更重要的是，这篇极具历史眼光的文章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本书的历史性质和精神实质（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不知道本书的写作。但是，他以他敏锐的历史直觉，已经预感到会有许许多多人在努力写出本书这样的著作）。将这篇文章全文转载过来，就是本书的一篇最好的后记。因此，我在没有通知原文作者的情况下将罗特科普夫的文章原文照登在下面，作为给本书补充的一篇后记。文中括号内的黑体字是我加上的，其中的许多话摘自本书的正文，以示“英雄所见略同”。
原文提要：不管资本主义命运如何，已经有人在另觅他法了。
在当今世界的某个地方，游荡着下一个马克思。但他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也几乎肯定不是在大英图书馆里苦心钻研自己理论的德国流亡者。不过，他将试图利用今天头条新闻背后的潮流，创造一种能够为世界各国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所接受的取代“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思想。（本书第六章第七节：“我们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的伟大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资本主义企业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不是私有化的教条，而是有效率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才是人类经济的未来。”）
他也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抗议让全家受尽屈辱的经济崩溃。他也许置身庆祝世贸中心倒塌的巴勒斯坦人群或是游行在本·拉丹画像下的印度尼西亚人群中。他也许是在北京，致力于成为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可持续概念的改革设计师。（作者的这句话可能是有具体所指的。《华尔街日报》2001年3月曾经报道过北京的“新左派”经济学家，《亚洲华尔街日报》甚至还刊登了笔者的头像。本书所设计的“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设计。）他也许是尼日利亚人，他的女儿是全世界每天死去的2.5万名儿童中的一个。他甚至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寻求以取代日益自私、顽固的美国为目标，重新建立国家的领导地位。（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人、特别是收入最少的穷人，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下层民众的这种斗争经常导致流血的冲突、暴力的革命和群众性的恐怖活动。将这些下层人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通常都是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学说。从19世纪开始，这些学说大都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号；而在20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主义也加入了这种学说的行列。”）
我们也许不知道下一个马克思将会出现在哪个地区，也不知道他的确切见解。但我们能够肯定，某个地方的某个人将提出一种替代思想。在美国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时，我们许多人——历史上最成功国家的公民——认为针对我们价值观的这种威胁不可能存在，而这也许恰恰就是它能够成为现实的原因。（本书第四章第五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者又开始忘掉20世纪初的历史教训，他们到处鼓吹向下层民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进攻，从而在挑起新的社会冲突。其实今日西方的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容忍一部分人的贫困，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很快就会为他们的疯狂而得到报应。”本书序言：“时至今日，右翼思潮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全球性退潮”。）
在国家或思想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长盛不衰、不受挑战的学说，而对于一种被许多人认为正在拉大世界上相对少的富人与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差距的学说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本书序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当作的：他应当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先哲，在大多数人还浑然不觉时就看到了当前时代的最大弊端，洞察到流行的思潮和主张在根本点上的谬误，并且应当敢于系统地公开发表自己的与流行思潮对立的主张，而不管自己为此付出多大的个人代价。”）
正如许多人所承认的，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但它结束了资本主义受到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在过去10年里因为傲慢地解释世界事务(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其他任何国家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否则就要失败）而承受的代价，那么我们将会使新一代的挑战更加容易出现。（本书第五章：“在这个刚刚过去的10年中，争先恐后地向美国学习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潮流。”“当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把美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并且要以它为榜样来塑造所有国家的经济体制。”第五章第六节：“但是实际上，在美国进入了‘新经济’的喧嚣后面，一场悄悄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场变化……意味着美国模式的蜕变。”）
这种隐隐约约的威胁的预兆不仅存在于全世界穷人的不满中，而且存在于美国盟国在我们目前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大地位时所表现出的沮丧中。
最近，一个以支持美国闻名的拉丁美洲资深外交官说，美国在拉美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朋友认为美国善于寻求合作，善于指挥——却不怎么善于聆听或给予。
这并不是新观点。一位欧洲政治家几周前在与笔者交谈时对所谓的“布什原则”——
即总统在恐怖主义问题上采取的“你到底站在谁一边”的政策——提出了抱怨。我们谈论全球化，然而在过去8年里，国会在贸易问题上主要选择的是一条保护路线。与此同时，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推动了有利于硬通货的政策，把华尔街的利益凌驾于当地居民的利益之上，从而引发了对“华盛顿共识”——即强调私有化、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的新兴市场改革办法——的抵触。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所谓的“华盛顿制度”指的就是富人的规则。（本书序言：“其实，本书的作者与那些流行的经济思潮争论的核心，在于应不应当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上，在于应不应当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上。笔者从来就以反对让少数人这样暴富而著称”）
我认为我们需要倾注最大关注的激进改革者非撤切尔莫属。她倡导了“股东国家”的思想。她就任英国首相时，英国有200万人拥有股票。当她卸任时，拥有股票的人数增加了6倍。这一改变使一个曾经自认为陷入停滞和沮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创新方面领先世界的国家，不管执政的是什么政党。
这正是近来大多数改革的不足之处。这正是资本主义使大多数新兴市场失望的地方。这正是美国最有可能招致愤怒和抵触的原因。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其他鼓吹者前往世界各地，宣扬急需进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但它们没有着手解决困扰大多数新兴及欠发达经济体的中心问题：所有权。（在整个这篇文章中，这是笔者最不能同意的两段话。本书第六章第六节已经说明，平分公有企业产权、“让人人都持股作股东的计划最后必定会变为幻想”，这样的私有化也会增大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东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此。）
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而生活在绝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状态下的人数明显增加。于是，民粹主义者的呼声再一次不绝于耳。（本书第四章第五节：“暴力革命情绪已经在1999年末以来的历次反‘全球化’的国际性行动中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本书第八章作了全面的论述。）
问题是：我们是保持现状，希望美妙动人的美国经验能够打动那些认为它不过是遥远的电视图像的人们？还是承认我们面临的挑战？当然，共产主义的幽灵不再困扰我们了。只有生长在遥远田野中的种子，在被忽视时会茁壮成长（为）邪恶（的）种子。
我们必须从承认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让公司消亡，而是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入手。民主同样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已经使美国式资本主义在这里生了效，使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生了效。（本书第五章已经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哪些与美国不同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模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接近于完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当地的制度，造就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参与者，这样，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才能获得资本、教育、法律制度、市场效率，以及其他只有在精英阶层放松对有限的国家资源的控制并真正提供拥有和增加财富的机会时才能出现的好处。（本书第四章第五节：“ 这是产生了一切革命武装组织的那个老故事：贫困和社会特权人物的为所欲为，迫使下层民众加入了武装的革命运动。只要一方面的极度贫困与另一方面的奢侈豪华还在并存，只要下层人民还被富人和有权势者‘自由地’摆布，就存在着产生和发展革命武装组织的肥沃土壤。”“只有通过这种武装革命的威胁，最下层的那一小部分民众才能对‘控制政府的利益集团’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他们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让步，取得更为平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地位。”）
过去200年里一直困扰我们并促使冷战出现的问题依然存在：怎样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本书第六章第七节：“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不仅没有消除产生公有企业的那几个原因，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使新世纪对公有企业的需要更为迫切。”“私有化浪潮不仅在东方国家中，而且也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发达国家的人民对经济不平等的忍耐程度降到了空前之低。”“只有将私有化教条变成了成见的人才看不到今日的现实：产生和存在国有企业的原因不仅一个也没有消除，反而有增大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宣扬私有化教条，才是真正的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寻找这样的答案是人类的天性。经验告诫我们，要么承认寻找这些答案的责任，要么把这种责任留给其他人。（本书第四章第五节：“公平和平等的要求是不可超越的。”“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和平等的任何政策都必定会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本书的读者可能会问笔者：你是否想作“下一个马克思”？我的回答是：人类社会需要“下一个马克思”，但我的学识和能力都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我的这本书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马克思”登上历史舞台的铺路石之一，因为本书的历史性质就在于，在一个经济自由主义横行的时代让一切有思想的人明白：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来自现代社会的本质；只要现代文明还存在，平等的要求和正义的声音就不会消失。
误导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十大信条
左 大 培
石油工业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一本书。我本来给这本书起名为《误导的经济学》，可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把书名改成了《混乱的经济学》。这也无所谓。不管书名是什么，反正这本书的主题是清算20年来有关经济问题的种种错误思潮，这些思潮都曾经在最近的20年中流行过，而且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生过重大的有害影响。
这些思潮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们又有着共同的特征。该怎样概括这个特征呢？我思来想去，觉得最恰当的概括，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说它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首先是因为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当多的共同之处，从外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师们那里搬来了数量可观的名词概念。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有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造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色。不客气的说，这些中国的特色在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观点或政策主张。不过，这些观点和主张倒是满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特色，往往充满了贪婪、残忍的精神和对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的无知。
大概说起来，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些年中散布了危害中国经济的十大信条：
一曰只讲效率，只讲个人发财致富，不讲公平和平等。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上的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地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在这方面，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当然是最极端的代表。谁一讲公平和平等，他们就说人家要降低经济效率，并且还要给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在这种思潮帮助下，许多人在没有任何公平和平等的环境下致富，结果是加剧了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
二曰不要任何秩序。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外国不同的一个重要特色。西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否认秩序的重要，它一直很关心如何能产生一种有益的秩序。而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却接近于一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还没有哪个“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公开鼓吹不要任何经济秩序，但在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想把任何秩序都破坏无余。
秩序的反面是混乱。20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过的混乱可谓多矣。诸如“全民经商”、“全民炒股”、人人吃回扣、个人随意侵吞他人和公共财产、走私盛行、大肆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或者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规则，或者破坏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都是这种破坏秩序的混乱现象。但是那些经济自由主义的卫道士们却从来不肯对这些混乱现象作点批评。相反地，倒是经常有人出面颂扬和提倡其中的某些现象。象“全民炒股”、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之类的事情，都曾经得到某些人公开的大力提倡，反对这些东西的人则被扣上“保守”“反改革”的帽子。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借此提倡的，是所谓“搞活经济”。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了秩序的时候也就是“搞活”了的时候。哪里在进行整顿以建立秩序，哪里就“不活”了，经济就搞糟了。
三曰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
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更走极端。在西方有许多社会各界公认的应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如行医卖药必须有执照，必须有许多法规以防止欺诈等等。而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心目中，这些都成了不许政府插手的事情。
任何人都会感受到，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秩序以至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近年来竟达到欺诈公行、贪污受贿普遍化、黑社会开始形成、许多地方已经无法无天的程度。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机构的不作为，许多该作的事不作，该管的事不管。我们应当指责政府机构的，是它们没有履行其维护秩序的职责。而使它们这样作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听信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放任主张。每当政府要对某一方面进行干预时，不管这种干预多么合理，抱经济自由主义态度的人总会出来指责这种干预“破坏自由”、“反对改革”“经济因此而不能搞活”。
四是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
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率性，主张尽可能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作得特别彻底。虽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但是一讨论起具体问题来，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总是强调要“实行市场化改革”，从来不提要加强政府的执法、规制以致管理。可以说，对任何具体问题，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只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灵丹妙药——“解决问题靠改革，实行改革就要市场化”；除了市场化和“民营化”（即私有化），他们再提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别的方法。本来中国的银行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其主要原因是有关方面特别是政府机构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但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几年鼓吹的却只是“银行业要市场化”、“要民营化”，你在他们那里根本就听不到一句要加强政府监管或社会监督的话。按他们主张的去作，中国的银行业只能越搞越坏。
五是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的行为；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哪怕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不要制止。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限制了这样作的自由的地方，就鼓励人们大胆地去作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行贿受贿，走私卖淫，只要能“搞活经济”，使人们发财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应当让人们放手去干。
当然，中国还没有哪个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公开鼓吹纵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纵容违法违规行为的态度：他们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放开搞活”，用“放开搞活”的名义来纵容违法违规行为。在他们当中的流行态度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对那些违法违规泛滥的地区、领域和时期，他们高度评价为“放开搞活”了的“改革开放典型”；只要政府一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他们就说这是“对改革开放的倒退”，是违反了“放开搞活”的宗旨，是把经济搞得“死气沉沉”；而谁如果敢于主张扩大法律涵盖的范围、严格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就马上会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放开搞活”的帽子。这样作的后果，就是促使各级政府放手纵容各种违法违规的行为。
六曰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贯致力的目标。他们要搞的私有化，并不是简单地要发展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要将原国营或集体企业无偿地变成少数富豪的私人企业，以此来快速地制造富裕程度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家。
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在前苏联东欧推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战略，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灾难。而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则想走一条“渐进”的私有化道路，他们一方面主张“渐进地”发展私营企业、实行私有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各种非法的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方式来将现有的公有企业私有化。
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鼓吹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进行了一场“悄悄的私有化”，逐步地将原有的公有制企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斩尽杀绝。这种“悄悄私有化”的战略是一步一步来，先小后大，先集体后国营，不搞“一刀切”，而是打着“企业改制”、“产权改革”的旗号。对亏损的公有企业，他们说这种企业的资产反正也在亏损中流失，因此“宁可（白送给私人而）流失，不可（继续亏损）‘坐失’”；对盈利的公有企业他们却又变了个腔调，说是要“靓女先嫁”，“乘还卖得出去的时候先赶快卖出去”。总之是要卖光（其实是送光）公有企业而后快。
在作法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耍了一个大花招：他们先是主张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旦这种改制得到认可而广泛铺开，就进一步鼓吹“让经营者持大股”，从而使原国营或集体企业很快就无偿地变成了少数个人的私人企业。在形势允许的地方，他们主张由政府官员以合法赠送的方式将公有企业白送给少数的所谓“经营者”个人。当然，这样白送的企业也是以“卖”的名义私有化的。可是在“卖”掉原国营或集体企业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进行的是有系统性偏向的批评，他们总是抱怨政府或企业员工在出售公有企业时向私人购买者要价太高，而从来不提要价太低的情况。结果是将“卖”公有企业变为接近于白送。
而在私有化不能取得合法地位的地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就袒护以致鼓励各种腐败行为，支持实行“贪污腐败的私有化”。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积极呼吁修改宪法，要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却从来不提反腐败和制止侵吞公有企业的必要。背后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先违法地将公有企业侵吞为个人私有，然后再用法律把侵吞来的个人财产保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七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本来这种观点重视的是增进出口，它更象一种现代的重商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是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种种因素的作用，一国绝不可能在较长的时期中只增加出口而不增加进口，因此尽可能增加出口的结果，是扩大整个的对外贸易规模，形成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别有用心地为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叫好。
70年代之前，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地向日本学习，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把它们当成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榜样，我国自1978年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时起，就开始动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来增加出口。从那以后，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越好、特别是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就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各级政府官员中占了统治地位。直到今天，还几乎没有人敢对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说一个“不”字。而在实际上，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不可能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优的。在今天的中国，再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实际情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那就要遭受极大的损害。
八曰外国投资越多越好,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被这种信条控制了头脑的人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许多地方政府更是争相给予外资特殊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对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某些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待遇比大多数本国企业还要优厚。而在近20年的中国，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质疑的教条。
严格地说，不惜一切代价地引进外资的主张并不是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投资问题上，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的是投资完全自由化，主张的是给予一切投资者以完全同等的政策待遇。但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出于其特殊目的，倒是极力赞成这种不惜一切引进外资的作法。
许多中国人之所以认为“外资越多越好”，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均资本太少，发展经济需要资金。他们没有看到，今日中国的国内储蓄远大于投资，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中国的资金实际上在净流出。在这种背景下，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只是让外国企业夺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自己的资金，而让外资来控制中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