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实际上是在威胁要抵制麦克米兰公司的这次出版行为，普特纳姆回信写到他不相信出版《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会影响到早就已经声名在外的麦克米兰公司所进行的科学出版业绩。沙普利当天就回信了，他说普特纳姆会被麦克米兰公司开除，如果有一天他在纽约碰见遇到维里科夫斯基，他会“到处看看，看他身边是否有个管理人”。
但是麦克米兰公司的总裁乔治布勒特（George Brett）被吓坏了，他写信给沙普利表示他将会在出版前，再安排一组独立的学者对这本书进行重新评估。最终这组学者赞同了维里科夫斯基的研究，认为它是诚实的，是符合科学的、公共的、总体的利益的。因此，布勒特授权出版了《碰撞中的世界》。
——对伊曼纽尔维里科夫斯基的审判：维里科夫斯基出版旷世巨著《碰撞中的世界》所引发的战争（2）
这样的结果让沙普利和他的哈佛的同伙们更加愤怒。作为科学管理机构的主管，沙普利管理着一个叫《科学通讯》的杂志，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攻击和诋毁麦克米兰和维里科夫斯基，他甚至花了大量的钱到《纽约时报》上买广告来宣传他写的攻击文章。他告诉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的人，维里科夫斯基是个怪物。他的书“是最成功的骗术，严重误导了美国的出版业”。他把这本书和一直以来很流行的“平面地球”（19世纪的进化论者为了侮辱对手而编造的神话）的文章相比较，抱怨着当下的科学正处于一个“堕落的时代”，同时宣称维里科夫斯基是固执和疯狂的好朋友，他的观点是天文学领域的一场闹剧。他还把维里科夫斯基和参议员麦卡锡（Senator McCathy）相比较，后者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在政府机构里寻找苏联间谍。这个比较暗示着维里科夫斯基的俄国血统，这更是毫无必要而且相当奇怪的。
沙普利的这些愤怒的行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碰撞中的世界》出版于1950年的4月，立即就冲到了畅销榜的顶端。沙普利不可能像中世纪的教会威胁伽利略和其他人的那样，威胁要烧死维里科夫斯基，但是科学——本来应该是公正和开明的——很快就证明它就和最狂热的宗教组织一样独断专横，因为沙普利已经开始宣称他们有能力打击报复这些“变节者”。
第一波的攻击瞄准的是戈登阿特沃特（Gordon Atwater）——海登天文馆的馆长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天文学中心的主席。在被要求承认他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忠诚时，阿特沃特非常英勇地回答道：“这种科学必须要用非传统的冷静和虚心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的这一答复招来了他的一个同事和他的老板的指责，他们冲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同事当面和他争吵，他的老板则立马宣布开除他，并要求他马上清理好他的办公室。
最后我们得知，沙普利，正是博物馆董事会的董事之一。
除了笼罩着海登博物馆的“可怕恐怖和恐慌”之外，《一周要闻》杂志也迫于压力取消了一篇原定发表的阿特沃特的论文。这一努力成功以后，沙普利开始专注于将关于《碰撞中的世界》的正面书评替换成他的朋友们写的书评，这种策略首次运用于《先驱导报》，然后蔓延到了全国其他的杂志。但是据我们所知，很少有天文学家愿意写评论来指责维里科夫斯基是骗子、是疯子，是对文明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在经过七个星期的连续攻击后，麦克米兰的总裁布勒特认输了，他向维里科夫斯基要求停止麦克米兰和他的合同，因为麦克米兰四分之三的生意，都是来自于出版教材，而这全部面临着危机。
维里科夫斯基欣然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将合同转到了更加大众化的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这一次他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而且还同时出版了他的其他六部著作。麦克米兰公司以为自己所遭受到的惩罚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这件事的难以容忍的详细报道后，他们才发现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根本无惧于媒体对这件事的负面报道，沙普利得寸进尺的进一步要求麦克米兰公司“忏悔”，于是詹姆斯普特纳姆的上司，在辛辛苦苦地为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之久后被开除了。
记者们，在目睹了沙普利等人严重损害了美国出版行业的自由后，试图为沙普利的动机和行为找出原因。讽刺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也已经身不由己的加入到了这个攻击当中，成为了这个号称要将人性从真正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科学团体的蝎子尾巴。比如《纽约客》的文学评论专栏，没有任何幽默感地宣称，《碰撞中的世界》是一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可悲的、不详的、迷信的书”。
还有一些评论称这本书是“预言、无知、占卜师”混合成的空话，是伪科学，只有一半是真的，或者，更重要的，“完全的废话”。这些杂志所使用的形容词可谓多姿多彩。“自从哈森普菲尔船长被报导说他带着一船的地铁和自流水井进入了纽约港，P·T·巴纳姆1的名人馆再没有过这么好的候选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无聊、愚蠢的思想的最无耻的合集”（《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维里科夫斯基应该被指责，他竟然没有把以下的故事放入他的著作中：“棉尾兔的传说和小母鸡潘妮、胖矮人，或者是保罗班杨，以及他的蓝色的斧头3，宝贝！”（《多伦多环球邮报》）；“一本不负责任类出版物的光辉典范”（《星期六文学评论》）。
为了夺得优秀的科学舆论的称号，那些“认真”的科学仆人们频繁地使用着不是那么科学的艺术写作手法，因为他们都同样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形容词和毫无意义的论点，其中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很糟糕的。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组织了一个关于出版有责任感的出版物的小组讨论，当然，这是由哈洛沙普利发起的。在这个讨论会上，麦克米兰的代表坦诚了他们的罪孽，乞求得到宽恕。AAAS的这个会议与科学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它更多的作用是保证所有的科学组织都能够看到他们是怎么处罚那些敢于与主流科学对着干的人。
对维里科夫斯基的反应是正常的对待科学和宗教的“叛变者”的反应，比如在望远镜的时代，那些无法证明一个爆炸产生了物质的愚蠢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科学从业人员，都会被取消掉他们的资格。同样的，持有相同立场的杂志都拒绝打印任何批评主流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只要被认为是超出了限制领域的任何知识全都是不能出版的。
大肆向公众传播实证主义的科学已经是很难容忍的了，但是他们最新的策略则是尽量避免出现像维里科夫斯基这样的不能容忍的例子，所以简单而粗暴的宣称那些所有可能产生矛盾思想的领域全都已经成了定论，不用再讨论了。“我们距离其他星球的距离，”他们说道，“已经测量过了，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所以我们应该讨论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测量在大角星的另一边的那个黑洞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
维里科夫斯基面对这些攻击，调整了齿轮，开始玩起了实证主义科学的游戏。他根据他的理论得出了几个预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木星会发出无线电信号（后来，这个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还预言金星上的温度非常高，他所推测的温度后来也被证实为金星的真实温度。这些都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团体的嘲弄。为了掩盖实证主义的科学对金星的发现落后于维里科夫斯基的理论，在NASA开始金星探测计划之前，卡尔萨根被允许写了一篇先发制人的文章。但是这一计划并没有奏效，在60年代时，太空计划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的注意，维里科夫斯基就变得流行起来。
因此，70年代初期，AAAS又开始了一次周期性的“驱魔行动”，他们组织了一场号称“客观公正”的讨论会，名字叫做“维里科夫斯基对科学的挑战”。这次讨论会，维里科夫斯基非常天真的出席了。会议的主席是萨根，虽然并不是他所策划的这次会议，但他裁决维里科夫斯基在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会议的结论是：维里科夫斯基是个文人，他所说的任何东西都是非科学的。他的预言，尽管是正确的，但是同样是非“科学的”。这种伎俩会继续使用下去，直到主流科学的终结。让我们看看当下对人工智能设计的讨论吧。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1）
弗兰克·约瑟夫
德瑞克J德索拉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1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震撼，当他正在清洗的一块人工制品终于将它的真实身份显露在他面前时。那个谜一样的东西躺在雅典博物馆里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它是在1900年复活节前后从地中海东部的120英尺海底里被打捞上来的。这个东西是由伊利萨斯达迪阿托斯（Elias Stadiatos）发现的，他是一个采集海绵的潜水师，当时正在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小岛安提基瑟拉（Antikythera）的海岸上工作，他发现了一艘古罗马失事船只的一部分，这艘船里还载着其他年代的物品，据测定大约是在公元前80年失事的。
1902年5月17号，希腊考古学家瓦莱诺斯斯特阿伊斯（Valerios Stais）在检查这艘船只时，他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东西镶嵌在一块看上去像是岩石的东西里。实际上，那是一个已经严重硬化、并且被腐蚀得非常严重的机器的三个主要部分，以及它的很多小的组成部分。
他把它叫做安提基瑟拉装置，在其后的四十九年里它始终是个秘密。直到耶鲁大学的科学史教授普赖斯发现了它的真实身份：它是一台机械模拟式计算机，它的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
“那就像是在图坦卡蒙法老墓里发现一台涡轮式发动机一样，”普赖斯在发表在《美国科学》1959年6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一台古希腊的计算机。”他指出安提基瑟拉装置所使用的是非常复杂的差动齿轮技术，到了公元16世纪中期这种技术才又被重新发明出来。它能够计算月球运转的周期，通过在月球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中减去太阳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从而计算出行星和恒星的运动轨迹。这样的功能使得它比16世纪的差动齿轮都要先进得多，像是进入了太空时代。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多次检测后，这台先进机器的功能逐渐显露了出来。当把过去或者未来的日期输入它的曲柄后，它能计算出那个时候太阳的位置、月亮的位置，或者告诉我们其他天文学的信息，比如其他星球的位置等。差动齿轮的运用可以使这台机器能够加减角速度2。它前面的刻度盘可以通过以埃及日历为基础的黄道十二宫图显示出每年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过程。它前部后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四十年的周期，相邻的刻度盘则显示了相等的235个月的默冬1日历，这基本等同于十九个阳历太阳年。低一点的刻度盘显示了一个单月的运行日期，同时伴随着一个辅助刻度盘显示了阴历的十二个月。
安提基瑟拉装置的主体由青铜做成，外部配以木质的框架。它有13英寸高，6。75英寸宽，但是只有3。5英寸厚，上面还刻有两千多个字。其中大多数的文字已经模糊了，所以完整的翻译还在继续研究当中。这台复杂的机器目前存放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青铜收藏馆里，但是美国的游客们可以在蒙大拿博兹曼的美国国家计算机博物馆里看到它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复原品。
安提基瑟拉装置本来的用途应该是作为一件非常实用的航海工具，帮助罗马货船成功地完成从希腊跨越大西洋到美国的路程，这比哥伦比亚要早了十五个世纪。再者，毫无疑问的，安提基瑟拉装置并不是第一件类似的工具，它的产生应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不断发展，远比它在公元前80年沉没于地中海里要早得多。
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曾经写道：马赛琉斯（Marcellus）领事从被占领的锡拉库扎城带了两个仪器回到罗马。其中一个仪器在一个球上画上了宇宙的地图，另一个仪器则用来预测太阳、月亮、行星的运行状况。他的描述很像安提基瑟拉装置，更有趣的是，锡拉库扎刚好就是阿基米德抗击罗马侵略的地方。这个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天才曾经用一排镜子将阳光反射到敌人的船上，导致了他们起火燃烧。虽然现代的怀疑主义者们认为这个故事纯属传说，但是麻省理工的一组人员经过研究得出结论：阿基米德的这一军事行为的确是可行的。已经逝去的漫长的时间消除掉了阿基米德的原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痕迹，像安提基瑟拉装置这样的发现非常罕见。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原始时期的科学技术比今天的主流科学家们想让我们相信的程度要发达得多。
在我们的祖先使用的所有先进技术当中，最让人惊讶，同时也得到了最有效的证明的是——潜水艇。关于潜水艇的微弱的记忆一致持续到了中世纪，但是以中世纪的普遍观点来看，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语手稿叫做《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La Vrai Histoire d‘Alexandre），这本书描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乘坐一个“玻璃桶”完成的航行，那个玻璃桶让他在他自己的舰队眼皮底下，从希腊的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而丝毫没被发现，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32年。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对这个潜水艇的表现非常满意，他下令要为他的海军大量生产。如果《亚历山大的真实历史》是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个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也曾经在一本书里记载过，在抗击泰罗斯的战役里，希腊海军在同一年使用了“可以潜入水中的房子”。当这个潜水艇被偷偷的放置到水下后，它成功地阻碍了对方的进攻。
在薛西斯一世1进攻欧洲的时候，一个名叫西斯里斯（Scyllis）的希腊战士，在夜间从波斯国王的舰队中浮出，用刀在码头系船处切断了各个船只。西斯里斯的“潜水艇”使用了一根导管，这个导管是一个中空的、可以呼吸的管子，它仅仅露了一个头在水面上。在搅乱了敌人的舰队后，西斯里斯又航行了九英里回到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在那里他和其他希腊同伴们汇合。类似的行动也被其他一些古典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们记述过，比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60）和老普林尼2（公元77）。
在公元前200年时，中国的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的活动，这个机器成功地将一个人带到了海底，又将他带回到了海面上。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过原始的潜水艇，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给了我们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原始科学技术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先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加州大学验光学院的杰伊伊诺克（Jay Enoch）和密苏里大学验光学院的瓦苏迪万拉克什米拉瑞亚南（Vasudevan
Lakshminaryanan）考察了一个早期王朝的人体雕像上用石英晶体做成的眼睛。他们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一是这座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制作的拉赫特普王子塑像的石英晶体眼睛那复杂精致的结构；二是一座来自埃及塞加拉第五王朝时期的墓穴的一个抄写员塑像，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现代光学技术来重塑后者。复制者们发现这些古埃及的晶体切割术对他们来说都太高级了。伊诺克和拉克什米拉瑞亚南得出结论：“古埃及人用石英晶体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眼部结构，它的表面的美和它的复杂精巧的技术，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晶体了，虽然这就已经够古老了，都是4600年前的事。”
他们的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后，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名为《澳大利亚的黎明》的杂志中写道：“我发现的最早的晶体是水晶的，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第四王朝。它们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发现的，另外有两块是在巴黎的罗浮宫。但是考古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在晚期埃及的阿比多斯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一个王朝的国王墓穴里，还出土了一个象牙刀柄，上面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雕像，这个雕像只有可能是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想要看见也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行）。”
坦普尔把法罗斯灯塔3的镜子和金字塔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少可以向后推到公元前3300年，实际上应该更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判定那个象牙手柄是第一次那样高科技的生产物，而事实上，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必定是要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才能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放大技术在埃及得到运用，是在公元前3300年。金字塔的这一情况接近于地理学上的罗盘，没有人能够搞清楚罗盘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古埃及的技术。所以，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金字塔如此精确的结构是怎么可能产生的？”
英国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惊奇于“埃及金字塔的许多精巧的工艺已经等同于很多现代光学技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彼得勒梅热勒（Peter Lemesurier）考察了金字塔外围二十一亩的精致的石灰岩之后，他说道：“这些石灰岩都根据现代光学技术中的普通精确性标准来进行过水平测定和打磨。”主流学者至今仍然很难接受，古埃及人自己的文献里已经记载了他们使用的一系列光学反射技术。在埃利奥波利斯1的高60英尺，重121吨的方尖碑，是公元前1942年为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的庆典而树立的，它是我们所能见的最早运用这种光学技术的建筑，在它上面有一段象形文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巨大的金子做的镜子面前，有1万3千个祭司在祈祷。”
在《法罗斯灯塔的电子镜》（The Electric Mirror of the Pharos Lighthouse）这本书里，作者拉里布莱恩拉德卡（Larry Brian Radka）明确地说道，早在法老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电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罗斯灯塔。点亮灯塔所需要的大量燃料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果要依靠进口的话，一个是价钱会非常昂贵，二是即使倾尽国力引进了，也会在第一年里就被全部消耗掉。根据这些，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考虑，拉德卡认为法罗斯灯塔形似一种碳弧灯，这种灯的亮光来自于两根分别是正极和负极的电棒在接触时所产生的闪耀的电光。他宣称这种能量来自于一堆液态的、初级的电池，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拉兰得电池（Lalande Battery），这种电池后来在19世纪被费利克斯拉兰得（Felix Lalande）和乔治斯夏普隆（Georges Chaperon）发明或者说是再发明出来。埃及人使用了所有的材料（玻璃、铜、水银、碱液）来制作这种电池的古老的前身。正如拉德卡解释的那样，“几个大型的拉兰得电池按顺序并列地排在一起就能产生足够的电压和电流，足以在他们的原料需要更换之前支持灯塔照亮许多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电池不需要任何外部的电能来使它充满活力。在它被消耗完毕以后，它只需要更换内部的两个组件，就能重新具备能量。”
这种电池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还有一种更为小型的，但基本相似的在古近东地区被发现的电池支持它的存在。后一种电池也许更加有名，它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考古学家威廉柯尼格（Wilhelm Koening）于1938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发现了它。巴格达电池是一个陶制的罐子，它的口子用一种沥青样的东西塞住了，瓶塞中***了一根铁棒，铁棒的底部环绕着一个铜制的圆筒。当向罐子里倒入普通的果汁时，这个设备就会产生两伏特的电力。1940年时，柯尼格教授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人工设备最初是在巴格达附近的库居拉布（Khujut Rabu）被发现的，它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年，比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andro Volta）在19世纪早期发明正式的电池早了两千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高压电实验室的威拉德FM格雷（Willard F。 M。 Gray），自己复制了几个巴格达电池，并且进行了实验，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电池产生的都是同样的的电子功率。另一个德国学者，阿恩埃格布莱切特（Arne Eggebrecht）则发现他的复制品能电镀特定的物件。电镀的情况发生在用小型的电流来融化一个金属表面时，它可以吸附这个金属的薄膜层，比如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另一种金属的表面上去，比如银。根据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埃格布莱切特认为很多我们认为是纯金的古雕像或其他物品，其实更有可能是镀金的。
巴格达电池的存在证明了，即使是在公元前3世纪文化相对闭塞的库居拉布地区，远古居民至少已经理解并运用了基本的电能知识。那时候的伊朗处于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采用的是军事***，并非因为其成熟的科学技术而闻名。无论如何，在这里所发现的电池证明了即使之前没有，但是那时已经存在着电力知识了。通过一个具有揭示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巴格达电池代表着科技的开端，不如说它更有可能是以遥远历史为根基的发展的终结。法罗斯灯塔高达280腕尺，或者说481英尺，和金字塔一样高。这种非常明显的联系并不是巧合，它显示了这两种结构，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建造差异，但都是根据同样的几何原理来修建的。
这种有组织的统一开始于吉萨高原的三座金字塔1，它们根据黄金分割率联系起来。黄金分割率是由莱昂纳多达芬奇发现并命名的，这是一种古代几何学规则下的曲线，用于神像的设计绘制。黄金分割因为表现了自然形成的模式，因此被评价为最完美、和谐的形式。它包括了宇宙的星云形状、行星运行轨道的比率、动物的号角、海洋软体动物、人类婴儿的形成、孟德尔遗传规律、向日性（花儿依据太阳的方向转向）、水的漩涡等等，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得到的例子。鹦鹉螺的外壳也呈现了黄金分割的特点，它从外到内都呈螺旋式。这就是玛雅人的库库尔坎（Kukulcan）和阿兹特克人的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也就是“羽蛇神”1所佩带的个人标志——“风宝”（wind jewel），传说他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将文明的法令从已没落的王国穿过大西洋带到了墨西哥。
坦普尔第一个注意到了：“在11月21日傍晚时，第二座金字塔，也就是海夫拉金字塔会投射一道阴影到第一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上……如果再截取胡夫金字塔南面中间垂直下来的线，就会形成一个金三角。经由皮特里检测发现，在金字塔的这一面上有一个有意凿就的几英寸的凹口。几何学家把这条垂直的线称为’箴言‘，它所形成的角度将冬至的阴影转化成了一个完美的金三角。”每年冬至的时候，海夫拉金字塔都会往胡夫金字塔上投射出阴影，从而形成“完美的金三角”，这很难被看做是巧合。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模拟图像可以显示这三座金字塔都是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同时开始修建的。
证据是很明显的：在很多实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所掌握的技术等同于，或者有时还比我们现代人自以为是的科技更加高明。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2）
在薛西斯一世1进攻欧洲的时候，一个名叫西斯里斯（Scyllis）的希腊战士，在夜间从波斯国王的舰队中浮出，用刀在码头系船处切断了各个船只。西斯里斯的“潜水艇”使用了一根导管，这个导管是一个中空的、可以呼吸的管子，它仅仅露了一个头在水面上。在搅乱了敌人的舰队后，西斯里斯又航行了九英里回到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在那里他和其他希腊同伴们汇合。类似的行动也被其他一些古典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们记述过，比如希罗多德（公元前460）和老普林尼2（公元77）。
在公元前200年时，中国的史学著作记载了一个类似潜水艇的机器的活动，这个机器成功地将一个人带到了海底，又将他带回到了海面上。
虽然我们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过原始的潜水艇，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器给了我们充足的证据去证明原始科学技术远比我们知道的更为先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加州大学验光学院的杰伊伊诺克（Jay Enoch）和密苏里大学验光学院的瓦苏迪万拉克什米拉瑞亚南（Vasudevan Lakshminaryanan）考察了一个早期王朝的人体雕像上用石英晶体做成的眼睛。他们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一是这座埃及第四王朝时期制作的拉赫特普王子塑像的石英晶体眼睛那复杂精致的结构；二是一座来自埃及塞加拉第五王朝时期的墓穴的一个抄写员塑像，科学家们正试图用现代光学技术来重塑后者。复制者们发现这些古埃及的晶体切割术对他们来说都太高级了。伊诺克和拉克什米拉瑞亚南得出结论：“古埃及人用石英晶体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眼部结构，它的表面的美和它的复杂精巧的技术，很难不让人怀疑这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晶体了，虽然这就已经够古老了，都是4600年前的事。”
他们的发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后，终于在2001年出版了。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名为《澳大利亚的黎明》的杂志中写道：“我发现的最早的晶体是水晶的，属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第四王朝。它们是在开罗博物馆里发现的，另外有两块是在巴黎的罗浮宫。但是考古学家的证据显示它们在晚期埃及的阿比多斯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差不多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一个王朝的国王墓穴里，还出土了一个象牙刀柄，上面有一个非常微小的雕像，这个雕像只有可能是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当然，我们今天想要看见也必须通过放大镜才行）。”
坦普尔把法罗斯灯塔3的镜子和金字塔的结构联系了起来：“建造金字塔的技术至少可以向后推到公元前3300年，实际上应该更早，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判定那个象牙手柄是第一次那样高科技的生产物，而事实上，像这么复杂的工艺，必定是要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才能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放大技术在埃及得到运用，是在公元前3300年。金字塔的这一情况接近于地理学上的罗盘，没有人能够搞清楚罗盘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它的精确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的古埃及的技术。所以，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金字塔如此精确的结构是怎么可能产生的？”
英国著名的埃及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惊奇于“埃及金字塔的许多精巧的工艺已经等同于很多现代光学技术”。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彼得勒梅热勒（Peter Lemesurier）考察了金字塔外围二十一亩的精致的石灰岩之后，他说道：“这些石灰岩都根据现代光学技术中的普通精确性标准来进行过水平测定和打磨。”主流学者至今仍然很难接受，古埃及人自己的文献里已经记载了他们使用的一系列光学反射技术。在埃利奥波利斯1的高60英尺，重121吨的方尖碑，是公元前1942年为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的庆典而树立的，它是我们所能见的最早运用这种光学技术的建筑，在它上面有一段象形文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巨大的金子做的镜子面前，有1万3千个祭司在祈祷。”
在《法罗斯灯塔的电子镜》（The Electric Mirror of the Pharos Lighthouse）这本书里，作者拉里布莱恩拉德卡（Larry Brian Radka）明确地说道，早在法老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电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法罗斯灯塔。点亮灯塔所需要的大量燃料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果要依靠进口的话，一个是价钱会非常昂贵，二是即使倾尽国力引进了，也会在第一年里就被全部消耗掉。根据这些，以及其他同样重要的考虑，拉德卡认为法罗斯灯塔形似一种碳弧灯，这种灯的亮光来自于两根分别是正极和负极的电棒在接触时所产生的闪耀的电光。他宣称这种能量来自于一堆液态的、初级的电池，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拉兰得电池（Lalande Battery），这种电池后来在19世纪被费利克斯拉兰得（Felix Lalande）和乔治斯夏普隆（Georges Chaperon）发明或者说是再发明出来。埃及人使用了所有的材料（玻璃、铜、水银、碱液）来制作这种电池的古老的前身。正如拉德卡解释的那样，“几个大型的拉兰得电池按顺序并列地排在一起就能产生足够的电压和电流，足以在他们的原料需要更换之前支持灯塔照亮许多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电池不需要任何外部的电能来使它充满活力。在它被消耗完毕以后，它只需要更换内部的两个组件，就能重新具备能量。”
------原始人的高科技：我们是否已经遗忘了我们曾经知晓的秘密？（3）
这种电池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还有一种更为小型的，但基本相似的在古近东地区被发现的电池支持它的存在。后一种电池也许更加有名，它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考古学家威廉柯尼格（Wilhelm Koening）于1938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发现了它。巴格达电池是一个陶制的罐子，它的口子用一种沥青样的东西塞住了，瓶塞中插入了一根铁棒，铁棒的底部环绕着一个铜制的圆筒。当向罐子里倒入普通的果汁时，这个设备就会产生两伏特的电力。1940年时，柯尼格教授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这篇论文中写道，这个人工设备最初是在巴格达附近的库居拉布（Khujut Rabu）被发现的，它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50年，比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andro Volta）在19世纪早期发明正式的电池早了两千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市高压电实验室的威拉德FM格雷（Willard F。 M。 Gray），自己复制了几个巴格达电池，并且进行了实验，他发现所有的这些电池产生的都是同样的的电子功率。另一个德国学者，阿恩埃格布莱切特（Arne Eggebrecht）则发现他的复制品能电镀特定的物件。电镀的情况发生在用小型的电流来融化一个金属表面时，它可以吸附这个金属的薄膜层，比如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另一种金属的表面上去，比如银。根据他自己的实验结果，埃格布莱切特认为很多我们认为是纯金的古雕像或其他物品，其实更有可能是镀金的。
巴格达电池的存在证明了，即使是在公元前3世纪文化相对闭塞的库居拉布地区，远古居民至少已经理解并运用了基本的电能知识。那时候的伊朗处于帕提亚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采用的是军事专政，并非因为其成熟的科学技术而闻名。无论如何，在这里所发现的电池证明了即使之前没有，但是那时已经存在着电力知识了。通过一个具有揭示性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与其说巴格达电池代表着科技的开端，不如说它更有可能是以遥远历史为根基的发展的终结。法罗斯灯塔高达280腕尺，或者说481英尺，和金字塔一样高。这种非常明显的联系并不是巧合，它显示了这两种结构，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建造差异，但都是根据同样的几何原理来修建的。
这种有组织的统一开始于吉萨高原的三座金字塔1，它们根据黄金分割率联系起来。黄金分割率是由莱昂纳多达芬奇发现并命名的，这是一种古代几何学规则下的曲线，用于神像的设计绘制。黄金分割因为表现了自然形成的模式，因此被评价为最完美、和谐的形式。它包括了宇宙的星云形状、行星运行轨道的比率、动物的号角、海洋软体动物、人类婴儿的形成、孟德尔遗传规律、向日性（花儿依据太阳的方向转向）、水的漩涡等等，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得到的例子。鹦鹉螺的外壳也呈现了黄金分割的特点，它从外到内都呈螺旋式。这就是玛雅人的库库尔坎（Kukulcan）和阿兹特克人的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也就是“羽蛇神”1所佩带的个人标志——“风宝”（wind jewel），传说他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将文明的法令从已没落的王国穿过大西洋带到了墨西哥。
坦普尔第一个注意到了：“在11月21日傍晚时，第二座金字塔，也就是海夫拉金字塔会投射一道阴影到第一座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上……如果再截取胡夫金字塔南面中间垂直下来的线，就会形成一个金三角。经由皮特里检测发现，在金字塔的这一面上有一个有意凿就的几英寸的凹口。几何学家把这条垂直的线称为’箴言‘，它所形成的角度将冬至的阴影转化成了一个完美的金三角。”每年冬至的时候，海夫拉金字塔都会往胡夫金字塔上投射出阴影，从而形成“完美的金三角”，这很难被看做是巧合。实际上，还有更
证据是很明显的：在很多实例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所掌握的技术等同于，或者有时还比我们现代人自以为是的科技更加高明。
--------一个科学家眼中的大金字塔1：曾经因为重新界定斯芬克斯的日期而震惊世界的地质学家（1）
在新的著作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个相近的难题上
罗伯特·M·肖赫博士
顺着几个绑在一起的快要散架的木头架子往上爬，我必须亲眼看一看用来证明胡夫金字塔仅仅是法老胡夫（希腊名：基奥普斯）的墓穴的“明确的证据”。沿着金字塔南面的大走廊（the grand gallery）底部的上坡通道爬了接近三十英尺后，我手脚并用的钻进了一个只有两英尺宽的入口，这个入口通向一个水平的大约二十英尺长的隧道，穿过这个隧道后，我爬上了一组小型的梯子，尽量设法让那些可怕的灰尘不要进入我的眼睛和肺里。
我现在正顺着一条通道笔直的往前爬，这个通道是1837年时一个替英国探险家霍华德维斯上校（Howard Vyse）工作的人用火药炸出来的。我爬过了一个天花板非常低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小，仅仅够一个人蹲坐。然后我爬过了另一个类似的房间，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最终抵达了第五个“密室”，这一个房间也被维斯上校命名为“坎贝尔的房间”。它的房顶像其他几个房间一样，既低又不平。但是在这里，你还是可以在一个角落里直立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毕竟挤压着你的胃部、像蛇一样的爬过维斯用***炸开的这些狭窄的通道不是一件舒适的事。
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并不是单纯因为无聊的好奇心，虽然确实大多数的埃及古物学者都没有看到过这些房间。我是在寻找金字塔意义的真相、存在的原因（法语：the raison d’être）。这些简单的“结构
屋”（chambers of construction）或者说“减压屋”(relief chambers )是否就是用来支撑重量巨大的所谓的“国王殡室”(king‘s chamber)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在“王后殡室”(Queen’s chamber)或者大走廊的下面没有这些屋子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后面这两个部分因为处于金字塔更低的部位，承受的重量更加巨大。或者这些是回声房间，金字塔是一个大的机器，而这些回声房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像1895年时W马萨姆亚当斯(W。 Marsham Adams)所推测的，以及其他许多原始古老文献里所描绘的一样，是用来代表阿曼尼大厅（Halls of Amenti），也就是“隐蔽的神”（Hidden God）的隐蔽的居住地？
霍华德维斯据说发现了在这些房间的最顶部都用花饰潦草的刻着国王的名字——即“胡夫”，这些字是被一些古时的人用红色的墨水非常简单地画在天花板上的。胡夫这个皇室名字的发现，成为了更加确凿的许多古埃及古物学者一直以来就希望能证明的金字塔的真实用途的证据——金字塔就是一个在公元前2550年为极端***的第四王朝法老胡夫所修建的巨大的陵墓。我用一个维斯亲手画的线路图为向导，沿着不平整的砖块铺成的坎贝尔房间的地板里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发现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花饰刻字，这个刻字被极其难看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涂鸦围绕着，但是这个花饰刻字确实是在那里，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是“胡夫”。所以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的探险结束啦？传统的古埃及古物学家们所宣称的金字塔就是法老胡夫的一个巨大的陵墓是正确的啦？也许不是。实际上，在看到这些花饰刻字后，我知道这仅仅只是我的探险的开始。
很奇怪的是，这些特别的花饰刻字是在坎贝尔的房间尽头的地方发现的。很快，我发现在其它房间里也有很多这样的红色的刻字，只不过其它房间的有些刻字方向是完全颠倒的。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当金字塔完工以后，通向这些房间的通道都被关闭了，这些刻字并不是为了给什么人看到的。维斯推测这些刻字都是一些“石场的记号”，是那些挖掘、搬运、放置石头的工人们画上去的。但是维斯是否是完全诚实的呢？会不会是那些帮维斯炸开并凿出通道的人他们自己画的这些粗糙的古埃及语的字呢？这些字是否是伪造的呢？我仔细查看了这些字，它们确实看上去挺古老的。我能够看见后来形成的天然水晶沉淀在其上，这个过程需要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形成，这些刻字仍然静静地躺在砖块上面。但是在这些房间里并不是只有胡夫这一种字样。
我继续进行着我的工作，浑身都是汗和污垢，我最后检查了旁边尽头的一个房间——“***罗特女士房间”（Lady Arbuthnot‘s chamber）。这里有最多的，也许并不是保存得最好的刻字，而且其中没有一个写着“胡夫”，相反的，在这里我发现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刻字。
其中一个完整的刻字，我可以读到：“库努姆-库夫”（Khnum-Khuf），其中“库夫”（Khuf）或者胡夫(Khufu)的意思是“他保护我”，而“库努姆”这是神的名字，所以这整个个词的意思应该理解为：“库努姆神保护我。”但究竟是保护谁或者保护什么呢？是法老胡夫吗？或者说是库努姆神实际上在保护着金字塔？另外一个刻字的意思可以简单的解释为神的名字——库努姆。
谁是库努姆-库夫？或者什么是库努姆-库夫？早期的埃及古物学专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在1883年时推测也许胡夫和库努姆-库夫是当时埃及王位的联合执政者。更为彻底的是，还有的推测认为这些刻字既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神的不同名字或者几个不同的神的名字。探险家威廉姆菲克斯（William Fix）假设道1：根据不同的神各自的属性、他们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们词源上的相似性，那么“库努姆、库劳姆（Khoum）、库夫、索菲斯( Souphis)、库劳毕斯（Khnoubis）、库劳菲斯（Chnouphis）、托特（Tehuti）、托德(Thoth)、墨丘利（Mercury）、以诺（Enoch）、赫尔墨斯（Hermes），甚至是奎斯托（Christos）都是同一个形象的不同名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