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就如马萨姆亚当斯（Marsham Adams）所主张的那样，金字塔就是一本用石头来做的纪念托特神的书呢？最初进入金字塔的那些志愿者和后继者们是否接受了对身体和灵魂的审判？最终走向了死亡、重生和启示？金字塔的这些密室是否最初就是给祭祀的人们使用的呢？就像丹德拉哈索尔2神庙（Temple of Hathor at Dendera）的地下室和通道一样？或者就像几千年后的奥西里斯3的神庙（Temple of Osiris）一样？
我离开了金字塔的隐蔽的高度，决定去探究它最深的深度。我要去的地方是金字塔地底的，深埋在岩石下的房间。
首先，我还是要再一次地经过神秘的大走廊。在埃及的其他金字塔里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结构，当然世界上的其他建筑也都没有。许多探险家都为大走廊提出过假设，以及金字塔内部复杂的几何结构。它是一个古老的动力装置吗？或者是一个巨大的水泵？或者所有的这些设计都是在制造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可以用来连接或者说转化法老们从生到死，再到永恒的死后世界的整个过程？或者金字塔是古代埃及人重视天文的产物？或者这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前的一个天文装置？大走廊所在的地方是否曾经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文装置用来观察夜晚的星空的？或者它就是一个陈列着神和法老们的画像的走廊？它是不是一个用来评选神职人员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那条狭窄的通道和另外那两个房间，只会更加想不明白。在大走廊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房间，就是过去我们分别称为“国王殡室”和“王后殡室”的地方。国王殡室里的石头全是沿着尼罗河从阿斯旺（Aswan）运过来的花岗岩，所以它在视觉上是非常壮观的，但同时它对我们的耳朵来说也是一次震撼。房间里声音和回音的质量，实际上，整个金字塔在这一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在国王殡室里唱诵和冥想是一次非常有力的内心经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拿破仑的经历。据说这个***者，曾经把他的副手赶走，自己一个人单独留在了国王的殡室里，他呆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重新出现时，他既苍白又在颤抖，并且直到去世他都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他那一晚上的经历。
在国王殡室的尽头坐落着一个巨大的、光滑的、坚固的花岗岩“石棺”，或者叫“保险箱”。这个东西证实了很多传统埃及学学者们所认为的：这个房间就是存放法老尸体的地方。但是，唯一的问题是：这个金字塔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财宝，以及尸体。游客们可以在国王的殡室里沉思或者谈话，如果有机会，还可以轮流躺在花岗岩的石棺上试试。这样的经历是很难用语言来描绘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起死亡来说更像是重生，那个花岗岩的盒子更接近于洗礼时的圣水器，而不是石棺。
在国王殡室的北面和南面的墙上有一些小的洞口，这些洞口连接着狭窄的向上的隧道，穿过这些隧道就来到了金字塔的外面。有时因为这些隧道很像通风管道或者空气流通的烟囱，所以长期以来他们都被简单地认为是将新鲜空气带入到室内来的通道。但是如果这就是一个墓穴的话，为什么死了的人会需要新鲜的空气呢？那么这些房间是否实际上居住的是活人呢？——也许是为了宗教入会或者其他的仪式？但是为什么这些管道要如此精确的、完美的正对着北方和南方的天空呢？四千五百年前，北面的通道正对着天龙星座，而南面的通道则正对着猎户座的腰带（古埃及人认为这个星座与奥西里斯有联系）。
接着我向下穿过大走廊，来到王后殡室，它比国王殡室小一些，也更奇怪。王后殡室有一个尖顶、山形的墙，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壁龛，这个壁龛非常神秘，好像在反射着大走廊的横截面。在金字塔的这个中心位置是否放置着一尊雕像或者是一个木乃伊呢？它是否是用来放置摆钟，一个在滴答滴答的声音中流逝着永恒瞬间的摆钟呢？或者它就是空的，就像佛教的佛塔一样，仅仅是用来强调它的神圣，强调它既是全部又什么都不是，完全超出任何普通人的理解范畴？在王后殡室的北面和南面的墙上有两个通道，南面墙上的通道明显的指向远古时期天空中的天狼星（古埃及人认为这个星座代表着女神伊西斯），而北面的通道则指向我们称之为小熊座的星座。就王后殡室的情况来说，毫无疑问的，这些通道从来没有被当做普通的通风管道来使用过。这些通道在1872年以前都没有被发现，它们深藏在墙的里面。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人们将带有摄像头的机器人放进这些通道里，它们探测到了一道小门堵住了通道。后来一个机器人打穿了这道门，但是却发现前面还有另外一道门。
然后我又向下爬行了几百英尺，穿过下降通道（Descending Passage），来到混乱的地下室（Chaotic Subterranean Chamber）。这个地下室镶嵌在金字塔的地基底下，看起来真的挺混乱的。一进到地下室里，面前就会出现一大堆巨大的石头，同时在房间的尽头同样有着一个奇怪的“井”，或者说是“坑”。许多传统的埃及学专家认为这个地下室是没有修完的墓室，或者是说被放弃了的墓室。但是为什么一个没有完成的墓室有着全世界都很难再找到的最为精确和工整的建筑结构？我在这个地下室里感觉到一股很奇怪的力量。其他人也在这个房间里感觉到了强有力的能量，就好像是一架无生命的机器一样。
从1979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的奇异工程研究实验室就开始了一系列很严肃的实验，这些实验针对的都是某些人眼中不正常的事物，比如超感知觉和意识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精密的、尖端的、高灵敏度的和精心校准的电子随机事件发生器（REGs）——通过机器选择出不正常的非随机的倾向——可以测量出我们的心灵对物质的影响，也就是人的意志力和意识反映对物质的作用。罗杰纳尔逊博士（Dr。 Roger Nelson），是使用这种电子随机事件发生器的专家，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将这种机器带了一个去埃及，结果他在很多各种各样的古代寺庙的密室里都发现了异常的反应。他也参观了大金字塔。在国王殡室和王后殡室里，纳尔逊博士都发现了一些小的异动，但是在地下室里，这个机器变得非常“兴奋”。
有些研究认为大金字塔是共济会1或者蔷薇十字会2的圣殿。也许入会的仪式“小死亡”就发生在这个地下室了，入会的人要在三天时间里不吃不喝呆在完全的黑暗当中，经历另类的精神体验。纳尔逊博士令人吃惊的REG实验既在某一方面符合这个假设，在另一方面也符合罗伯特鲍瓦尔（Robert Bauval）的主张。罗伯特鲍瓦尔的看法我也曾经不约而同的想到过。那就是：也许地下室和它里面的那个天然石头堆——现在这个石头堆在金字塔里被单独地封闭和保护起来了——比大金字塔本身的历史要更加久远。它有没有可能在大金字塔被建造的几千年前就已经被看做是神圣的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金字塔的管理员希望我能够离开大金字塔。于是我向上穿过下降通道，来到了金字塔外面的黑夜当中。这是一个清凉的夜晚，远处能依稀看见开罗的灯火。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于是我重新开始想到我第一次来到金字塔脚下的那个下午。在进入金字塔内部之前，我仔细查看了金字塔曾经美丽、光滑、接缝精美的外部遗迹。金字塔的四面都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指向了同一个基点，即使是在今天也几乎不可能按照同样的精确度来重建这么庞大的建筑。许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金字塔的四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实际上，它们中部都有轻微的凹陷，这只有在特殊的光线条件下才能被发现。这些凹陷可能是古埃及人用来测定二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二至点（夏至和冬至）的精确时间的，他们通过观察大金字塔表面上阴影的变化来进行推测。对于一个占地十三英亩、高四百五十英尺的巨型建筑来说，这种精确度和高度复杂的测量方式简直太令人吃惊了。
第二天在从开罗飞往纽约的旅程当中，我的脑海里一直缠绕着古老的梦，我想着我的埃及朋友埃米尔沙克尔（Emil Shaker）告诉我的话。看一看埃及的地图，你会发现整个埃及的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人，更具体的来说像是复活的奥西里斯，他伸展着双臂。奥西里斯的头就是大金字塔，他的身体和腿是从北到南的尼罗河，而三角洲则是他伸向代表着天空的地中海的手臂。奥西里斯伸展的双臂既欢迎着，同时又拥抱着他的孩子们。大金字塔则召唤着世人。埃及吸引着每一个人，探寻之路早已开始。
一个不算结尾的结尾：我以前去过埃及，自从我在上文中描述过的这次旅行后，我又去过埃及许多次。我的探索还没有结束。经过许多严肃认真的研究后，我得出结论：金字塔的建造时间比我们普遍认为的还要早，对那个遥远的时间来说，我们还缺乏相应的知识。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追溯金字塔的历史和它建造的意义是我们理解人类文明起源的关键。大金字塔不仅是一堆静止的远古石头，它更是人类灵魂的象征，它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岁差的悖论：牛顿错了吗？
沃尔特·克鲁特顿
遍布全世界各地的远古神话和民间传说都充满了关于“分点岁差”1的故事。在具有革命创新意识的著作《哈姆雷特的石磨》（Hamlet’s Mill）中，作者乔治德桑提拉纳（Giorgio di Santillana）——麻省理工的前科学史教授和赫莎范戴程德（Hertha von Dechend）——法兰克福沃尔夫冈歌德大学的教授详细分析了古代神话关于“分点岁差”的描述。这是一项非常彻底的研究，它显示出史前时期的人类不仅仅是追踪了天体划过天空的运动，而且还将这种运动和年岁的起落流逝联系了起来。即使是伊萨克牛顿爵士也写过一本有名的小书——《古代王国修正编年》（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在这本书里他试图重新编排西方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和顺序。为什么我们的前辈们都如此着迷于这样一个很难看清的天文学运动？今天，只有一少部分的天体物理学专家还在试图弄清楚岁差的理论和动态过程，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于任何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解释。
“分点岁差”指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春分点所在的位置会以每年接近55角秒2的速度沿着黄道带十二宫向后运动（也就是每72年一度）。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观察者站在春分点的位置（一年当中白天和黑夜等长的那一日），仔细地观察天空，他会发现后一年星星们所在的位置和前一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春分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再加上春分点向后移动的速度非常微小，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很难发现，但是如果根据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测量，则是显而易见的。
哥白尼在1543年时试图解释这一神秘的运动，以及其他两种运动，因为他认为地球同时有三种运动。首先，他认为太阳每天在我们的头顶上像是从东到西运动，实际上并不是太阳在动，而是我们地球在自转。其次，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时（在以太阳为中心的系统中）不仅改变了季节，同时改变了日夜的长短和吸收太阳光的数量。但是他需要第三种运动来解释“分点岁差”的现象。他假设地球在水平摆动或者“晃动”。他认为正是这种晃动改变了地轴的角度，然后引起了春分点的移动或者迫使它靠近恒星。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地球会晃动。
一百年以后，牛顿才解释道——他刚刚确定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唯一有足够的力量或者说足够大到引起地球晃动的只有月球和太阳。从这里开始他的“日月岁差”理论（Lunisolar Theory），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了“分点岁差”的现象。
日月理论的疑问
“日月”理论认为地球向着恒星改变运动方向（即分点岁差的首要现象），主要是由月球（月）和太阳（日）对地球赤道隆起部分（地球中部最大的一个圆）的引力导致的。这两个物体被认为制造了足够大的反作用力和扭转力缓慢地改变了地球按顺时针方向运动的自转轴。所以在经过了一个接近于25，770年（按现代的纪年方式）的周期后，地球会在它自己的轴心上完成一个逆向运动——形成一个逆行轨道。在这个理论当中，地球被认为是在做圆锥运动。
这是一个观察得到的事实：地球的自转轴，以及春分点，确实改变了与恒星的距离。几千年来人们注意到春分点在黄道十二宫之间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是“宝瓶座的开始”。在春天的第一天里，我们会发现春分点现在正在离开双鱼座，进入宝瓶座。在我们以恒星为背景观察时，这个关于春分点移动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地球轴线的这个运动与太阳、月球、金星或者其他任何太阳系里的星球有关。关于地球轴线的位置与这些星球的关系的研究，最近才刚刚结束，它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地球的运动如果与太阳系的物质都没关的话，那么它又怎么会和太阳系外的物质有关呢？这就是“岁差”的悖论。
还记得哥白尼告诉我们地球在晃动，但是却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吗？是牛顿假定地球的这一运动和太阳系以内或者太阳系以外的物质有关，但是他却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正如我们所知的一样，牛顿的力学公式计算出的数据并不吻合我们观察得知的进动率，所以后来让莱霍德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就像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继续试图将牛顿的公式运用于观察得到的数据。讽刺的是，他也没有质疑过牛顿最基本的假设（在科学界里，人们一般不会质疑牛顿）。所以也没有人重新去考虑也许地球的“晃动”可能只是一个明显的运动（不用我们太阳系的坐标系统去衡量）。到了今天，天体物理学专家们继续在根据岁差运动来修改数据，现在已经包含了许多超出“日月理论”的因素（包括其他行星，小行星，以及地球软心轴可能的椭圆形运动等等），这些努力都更好地预测了岁差率。对我来说，这些努力看起来都很可疑，像是“填坑”一样，用新的或不同的数据来回答事先已经确定了的问题。在岁差公式里，目前的答案是地球每年以大约50。29角秒的速度向惯性空间运动，这是可以测量估算的。因此，科学家输入了大量的新的因素用来符合这个答案。但是所有的这些“填坑”永远都不太符合答案，如果答案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话。
使用力学方式（严格的运用万有引力力学）来考虑岁差的最大错误在于：它假设了地球的轴心晃动是由太阳系内或太阳系外的物体所引起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它不仅模糊了我们对岁差的理解，也模糊了我们对地球运动的理解。幸运的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如金星凌日1的时间、月球的自转和地球的运转与太阳系其他物体的关系（比如英仙座的流星雨）等，都显示了地球的运转与太阳系的物体无关。
尽管有这些依据，但是牛顿关于岁差的解释仍然广泛传播，并且被广为接受，以至于当我提到地球并非因为太阳系的物体的引力而运转或晃动时，大家都以为我疯了。这就像是在托勒密的时代告诉人们太阳并不是围绕着地球转的一样：他们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于是说你大错特错。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晃动”主要是由于一种还不知名的运动所造成的几何效应。这里有一个未能加以说明的坐标体系——太阳系在宇宙中曲速移动——产生了我们叫做岁差的可见现象。
重新审视
在双星研究所2里，我们发现月球的自转并不支持日月理论，地球与周围物体的关系也不支持这一理论。就以我们当前所遭遇的最大的流星雨来做例子吧。
就像你可能知道的那样，一年当中最固定会出现的流星雨就是英仙座的流星雨。它由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引起，当这颗彗星的运行轨道和地球的运行轨道相交时，它遗留在轨道里的残留碎片就会被地球重力吸引，进入地球，所以每年8月11号至12号（根据最近的一个闰年来调整时间）它都会出现。很早以前，英仙座的流星雨就成了一个标志，标志着它与绕日运行的地球轨道的相交。历史上记载英仙座流星雨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1582年格里高利历改革3——就是从这时开始我们有了高度准确的日历系统（每320年才会出现一天的错误）。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根据日月理论，在一个回归年（tropical year）或者分至年（equinoctial year），地球绕日的旋转不足360度——它还缺少55角秒的距离，因为这就是我们可以根据遥远的恒星推算出的岁差。因为回归年与普通的日历年非常接近，太空中的物体看起来就好像在以每72年一天的速率缓慢的划过日历。如果岁差是由近地物体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英仙座的可测速率会同地球相对于太阳系以外的恒星运动的速率一样的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像黄道十二宫的位置相对于春分点每72年移动一天或者说一度——自从格里高利历以来已经移动了整整一个星期——英仙座（它也绕日转动）也应该发生同样的变化（相对于地球的晃动来说）。这意味着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应该发生在8月5号或者更早。但是事实却是，在过去的整整423年里英仙座都很少有变化。这个流星雨甚至被称作“圣劳伦斯的眼泪”，因为它总是发生在圣劳伦斯节的后一天。为什么它不像太阳系以内的其他所有物体一样发生改变？
也有可能是这个彗星的残骸以和岁差、月球自转、金星凌日相同的速度朝一个相反的方向漂浮，这种解释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一个更加具有逻辑性的解释是：我们不能只在太阳系内部来测量岁差，因为岁差（观察得到的岁差显示地球是向着惯性空间改变方向）并不主要是由近地物体的作用导致的。当然，近地物体确实对地球的晃动产生了一些小的影响，比如钱德勒颤动1，或者类似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岁差这种主要的方向改变（至少是与恒星相对来说），则不可能是由大的物体的引力摇晃了地轴。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整个太阳系（它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组织）在太空的曲速运动而导致的。它在完全不需要主要行星的引力下制造了岁差现象。这是我能够想到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会不根据太阳系内部的行星来改变方向，但是却根据太阳系外的恒星系统改变超过每年55角秒的唯一方法。
除了英仙座流星雨的例子外，我们还发现岁差现象更像是一个符合开普勒定律2（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的加速运动，而不是一个正在减速的旋转的陀螺。而且，至少还有六个旁证显示了岁差并不是一个由太阳系物体的引力引起的现象。
我们不是唯一在做这些实验的人。许多完全独立的组织，包括加拿大天狼星研究小组的卡尔海因茨（Karl Heinz）和乌维霍曼（Uwe Homann）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日月理论解释不通岁差现象。他们对金星凌日现象的研究表明，不仅金星的运动并不刚好符合岁差的速度（一个不太可能的推测），而且地球的晃动也与金星无关。地球与月球运动的关系的研究同样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地球的岁差现象与月球无关。
如果这是一个很容易就能理解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它早就已经被修正了。但是试图去测量地球运转方向的任何变化与太阳系其他星球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因为地球周围的所有物体都具有这么高的相对运动——所有的东西都在动！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在测量地球运转的方向（岁差）时都用其他星系的类星体为参照的缘故。但是像这样的测量永远不会显示地球的自轴线的改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太阳系的星体有关——所以一直以来只是假设所有的变化都是一样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如果岁差现象是由于太阳系在太空的曲速运动而导致的，而不是一个太阳系内部的轴线运动，那么，另一个大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太阳或者说太阳系在太空中的曲速运动？
双星假设
如果我们的太阳属于某一个双星（或者说聚星）系统，那么它会和一个伴星相互吸引，这会造成太阳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引力中心在太空作曲速运动。这就是我们已知的双星系统的运行模式：两颗星互相吸引，它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引力中心或质量中心相互环绕运动。
这种运动，由一个扁圆的球体和一个比它还要小的距离较近的球体构成（二者之间的引力效果类似于日月引力作用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它会导致这个球体，与它的双子星以相等的运动在惯性空间里持续的再定位。所以，如果双星运动导致太阳在24，000年里围绕着一个质量中心运动，那么地球地轴在同样的周期里也会重新调整自己到惯性空间去中（再加上或减去任何纯粹的近地星球的作用力）。这个原理有效的原因是双星运动对于本地运动的限制导致了双星运动可以改变任何本地运动产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岁差现象就可能主要是由于太阳系自身在太空中（围绕着双星系统的引力中心）的曲速运动而产生的几何效应。在这里，太阳系表现得像一个遥远的坐标系统，它包含了行星和它们的卫星的所有运动，同时轮流保持了它们自身的引力关系，就像一个在惯性空间里作统一的螺旋运动的系统，类似于一个星系在惯性空间里像是一个整体在运动一样。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至少在太阳系的坐标系统里，其实地球并没有怎么晃动。它只是同太阳系以外的恒星相比看起来像是在晃动，但其实这是由于整个太阳系都在动——另一个坐标系统在起作用。
到处可见的双星系统
我们必须指出：在提出当前的日月模式之前，西方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关于双星系统的知识。即使在我还是小孩子的50年代和60年代，双星系统都被认为是少数的例外，而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现在的研究表明，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星体可能属于一个双星或者聚星系统。很显然，星星们就和人类一样喜欢相伴相随。再加上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星体类型，比如黑洞、中子星、褐矮星（甚至银河中心的红矮星）等都不可能用肉眼看见，而且通常也很难用仪器发现。所以聚星系统的数量可能远远高于我们对可见星体进行的统计。所以，如果外面的那些星球都有一个伴星，那么我们孤单的太阳和它的太阳系就会看起来像个异类——当然，如果太阳真的是一个孤单的星球，而不是一个聚星系统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
假设我们处于一个双星系统，牛顿的理论既适用于太阳系内部，也适用于太阳系外部，那么这个太阳的伴星很有可能是一个暗物质，比如一个褐矮星，或者理论上的老中子星，甚至是一些大型的同样具有一个非常长的轨道周期的类星物质（这让我们很难去发现它的存在）。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并非很遥远的黑洞，它还没有开始吞噬物质，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最后这种情况还是具有高度的可疑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牛顿引力动力学修正理论（MOND）1或者是一些本地的引力动力学变化在银河系之外远距离发挥作用。当然，这就增加了太阳有一个可见的伴星的可能性（同时也可以解决大多数暗物质的疑问）。当然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重大研究发现，我们不能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完全排除它，因为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有一种比任何银河系的运动都更加紧密的力量把太阳系放到了一个椭圆形的模型中。我有一种大胆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对于万有引力和引力潮都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目前，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新研究正在进行中，它们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双星系统的可能性。
所以，牛顿错了吗？
哥白尼和牛顿都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如果考虑到他们工作的时代，连日心说的接受都还很成问题，那么他们不能发现地球的第三种运动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如果让哥白尼先说太阳在地球的第一种运动中是不动的，然后再说太阳制造了地球的第三种运动，这似乎是要求太高了。同样的，如果让牛顿去推测整个太阳系都在太空中作曲速运动，同时意味着推测太阳在动，这在他还没有接受任何恒星都可动之前，完全是一种妄想。而且，在那个年代，任何人都不知道双星系统的普遍存在，以及各种形式的恒星动力学。所以，牛顿不应该被指责。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天体物理学家来说，继续去假设地球以太阳系的物体为参照系来说没有改变方向，和以太阳系以外的物体为参照系来说改变了方向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不能接受的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工具去做区别了，而且也是时候去进一步的研究地球的运动和所有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
远古时期的人在他们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暗示了一颗失落的星星，他们认为正是这颗星星决定了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确实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双星系统中，正受到另一个星星阴阳消长的影响，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刚好证实了古人的正确。
----这些神秘的非洲人的符号是否显示了理论物理学的知识呢
莱尔德·斯克兰顿
自从罗伯特KG坦普尔（Robert K。G。Temple）发表了他的著作《天狼星的秘密》（The Sirius Mystery）的这几十年里，关于马里多贡人部落宇宙观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过。这种争议的关键集中在这个原始部落对天狼星系统看上去很不正常的详细知识——有的人认为这种知识显示了这个部落曾与外星人接触过，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充其量只是证明了他们从一些更先进的外来者那里获得了这些知识。试图去否认多贡人与外星人的联系的努力现在越来越激烈，很多人甚至产生了对法国人类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列（Marcel Griaule）和乔迈狄泰伦(Germaine Dieterlen)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质疑，这两位人类学家已经研究多贡人部落长达数十年了，正是他们的研究激起了坦普尔对这个部落的最初的兴趣。
多贡人部落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造成了天狼星问题的持续热门。比如，包括尼古拉斯格里马尔（Nicholas Grimal）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多贡人的神话包含了大量的符号和故事，这些符号和故事与古埃及人的宗教具有强烈的相似性。同时，多贡人的宗教仪式还包含了许多早期犹太教的外部特征，比如施行割礼和每隔五十年举行一次大赦年庆祝的传统。这种相似性使得一部人开始怀疑：多贡人的知识是否可以解释为一种非常古老的知识传统流传下来的遗迹？或者仅仅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知识入侵的结果？
现在，可以用来解释坦普尔秘密的答案，已经不能再在天狼星自身的特征中去合理地推论了，因为对天狼星系统的争论已经成功地让坦普尔的大多数主张成为了质疑的焦点。但是，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天狼星的光芒使得他们忽略了多贡人宗教和宇宙观的许多其他有意思的部分。这些部分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多贡人用来理解事物的结构的符号。
多贡人的神话，就像许多其他古老的神话一样，把宇宙最初的形成想象为一个包含着所有物质的种子或者符号的巨大的蛋。这种描述很像经典科学对大爆炸之前的宇宙的最初形态的描述。多贡人认为一种不断旋转的力量使得这个蛋打开了，释放出旋风，并最终产生了在银河系中不断旋转的行星和恒星。这个风本身就是多贡人的真正的神——阿玛（Amma）。阿玛所完成的第一个创造物是一个非常小的叫做“波”（PO）的种子。多贡人描述这颗种子的很多特征都让人联想到原子——他们认为阿玛创造所有的事物都从相似元素的积累开始，而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波”。
多贡人认为组成波的成分是一种叫做舍那（sene）的种子。多贡人所描述的舍那令人联想到质子、电子和中子。这些舍那在波的中间聚合到一起，就像是质子和中子在原子核里，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核从各个方向交叉穿过，从而形成波，使得波可见，这个过程则类似于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多贡人用了一个图形来描述舍那，那图形看上去像是一朵花的四个椭圆形的花瓣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X的形状。这个图形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很接近于电子围绕着原子作轨道运动时的一个最常见的形状。
多贡人探讨了舍那自己的形成——舍那的发芽——多贡人用另一个图形来反映了这一过程。这个图形由四个基本的圆圈所构成，每个圆圈上都有不同数量的“旋”（spines）突出在外面。一个圈上有四个旋，一个有三个，另一个有两个——这些旋都呈对称状。最后一个圈则包含了一些随便组合在一起、并没有形成任何特别形状的旋。要理解这个图形，我们首先得对量子粒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量子粒是电子、质子、中子的组成部分——以及了解现代科学是怎样对量子粒进行分类的。每一个量子粒都有一种特性叫做“自旋”（spin），这个特性可以告诉我们量子粒从不同的方向去观察时的形状。科学家根据量子粒的自旋，把它们分成了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粒子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一样的，就像是一个圆球形。第二种类型的粒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箭头，它只有旋转360度时才能看起来是一样的。第三种类型的粒子像是一个双箭头，它们必须旋转180度才能看起来一样。第四种类型的粒子是最难去归纳的。与逻辑相反，它们必须旋转两次才能看起来一样。显然的，多贡人所画的舍那发芽的形状非常接近于粒子的四种自旋形式。
因为大多数现代量子科学还停留在假设阶段，还在实验证明的过程当中，因此没有人敢明确地肯定到底有多少数量的量子粒可能存在。但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估计是有超过两百种的基本粒子存在。相对来说，多贡人的神话则反映了一个更加精确的理解：他们界定了266种基本的种子或者说符号。
要理解量子粒的内部结构，我们还必须先了解弦理论科学。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直到现在，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证实。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闭弦比现在的科学技术能够观察到的最小的粒子都还要小很多倍。
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也认为这些一维的弦可以聚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二维的“膜”。
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266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但这个图形被画好的时候，多贡人就说种子已经得到了。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
对于多贡人来说，这266个基本的符号是舍那的工作的蜘蛛，它们吐出来的线——很像弦理论的弦——据说这些线用符号“编织了语言”。与弦理论的闭合弦不同的是，多贡人认为这些线都是一圈绕着一圈的，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星星。多贡人也同样认为这些线能够形成一个薄的皮肤或者说膜——多贡人自己比喻说就像大脑外面所覆盖的那层薄膜一样。这个线也同样会产生四种不同的种子，这与粒子的四种不同的作用力类似，它们在多贡人的语言里的意思分别是：“拉拢到一起”（重力）；“颠簸的”（电磁力）；“强壮的”（强作用力）和“低头”（弱作用力）。
大体上，多贡人的宗教神话看上去准确地描述了物质真实的潜在结构；用了恰当的序列来组织它；正确的用图形来表达了它，而且还赋予了它的每个组成部分以正确的属性。因为这些符号都属于一个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古老的非洲部落的神话，所以过去也没有一个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
讨论多贡人的符号和物质结构之间的关系比起那些对天狼星的研究要简单得多。只因为一点：我们可以将这些符号与一个已经确定的标准相比较——它们要么符合科学的物质结构，要么不符合。而且，这里也没有是否是植入知识的疑问，因为大部分能够理解多贡人图形的深度科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都甚至还没有进入现代科学的意识当中，所以当然不可能是几十年之前由格里奥列和狄泰伦传播到这个部落里去的。
对多贡人神话的仔细研究，与马赛尔格里奥列和乔迈狄泰伦的人类学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洞察力，可以洞察多贡人可能存在的潜在智慧，他们的表述大多数都具有完全的科学意义。当我们更进一步地熟悉了这些表述以后，我们会发现多贡人的创世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和符号体系，它表现了宇宙的产生、生命的产生，以及文明的产生。我们不应该用假设的外星人接触的原因去理解它，也不应该用任何植入知识的想法去解释它。更进一步地说，正如多贡人符号和物质的构成之间的相似性是可能的一样，那么多贡人符号与遗传结构之间、与人类复制之间的相似性也同样可能。
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多贡人的符号和故事里可能隐藏了许多的暗示，它们很好的暗示了一些最古老的原始宗教符号和原始神话故事的起源和意义，因为它们是如此的相似。比如这种平行线就可以划在许多多贡人最重要的概念和埃及宗教早期的形式之间。举个例子，“波”这个词——多贡人的原子——听起来非常像埃及的象形文字“波”（Pau，埃及的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神），也很接近埃及的另一个字“波提”（Pau-t），“波提”的意思是“事物或者物质”。所有的这些都支持了一种地观点：对多贡文化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板，供我们去理解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以及宗教。
------布塔布那亚的天文学家们——新的发现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史前知识
马克·H·加夫尼
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说法，西方文明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最早开始的是伊拉克南部突然繁荣起来的苏美尔文明，和不久以后埃及的法老文明。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教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说的。但是，逐渐的，这种观点开始遭到质疑。近来的一些发现***了我们以前所知的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1973年，一队考古学家在穿越埃及南部一个十分偏远的地区时，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当时正靠着指南针在一个名为纳布塔布那亚的人迹罕至的荒野里行驶，当他们停下来喝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脚下发现了一些碎的陶器片。频繁出现的陶器碎片暗示着这是一个值得挖掘的考古对象，所以不久以后这个考古队就回来重新开始调查。在经过了几年的挖掘后，他们最终意识到纳布塔布那亚并非仅仅是另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场所。突破性的发现来自于他们看到了一个好像是露出地表的岩石，但是最终证明那其实是一个挺立的巨石建筑。
他们还发现了绕成一个圈的小一些的石头，在照片里这些石头看起来像是荒废的岩石。在这些岩石的不远处，就是庞大的巨石建筑群，它们挺立在一个非常开阔的平地上。这个被狂风吹袭的地方在今天已经是荒无人烟了，但是在几千年之前，这里水源充足，绿茵满地，四季分明，至少，应该有很多人曾生活在这里。
今天我们只知道纳布塔布那亚的巨石阵是一堆胡乱摆放的石头。很久以前，有些人把它们从我们仍然不知道的采石场里搬到这里来——但目的是什么呢？由弗莱德温多夫（ＦｒｅｄＷｅｎｄｏｒｆ）——纳布塔布那亚的发现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领导的考古小组后来发现了非常多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都可以根据其中碳的放射情况来得知它们出产的年代。它们有的出产在公元前一万年，有的是公元前三千年，但是大多数集中在公元前六千年，那时候的天气比现在要湿润很多。纳布塔布那亚是一个盆地，现在它布满了季节性的湖泊。通过对沉淀物以下八到十二英尺的地方进行挖掘表明，有些巨石可能是故意被掩埋的。考古队还发现在沉淀物之下的床岩上有一些奇怪的雕刻——这是伟大的古老历史的证据。
考古学家利用地图和全球位置测定系统（GPS）测定了一个包含了二十五个独立巨石的地区。其他的巨石阵还在继续的测定当中。幸运的是，这个地区的偏远性保护了它，使得它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虽然测绘的数据暗含了一定的天文学特征，但是温多夫小队还是在寻找可以解密这个区域的关键问题上一无所获。2001年的时候，他们在一本书里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这本书是由温多夫编辑的，名为《埃及撒哈拉沙漠的全新世1沉降》（Holocene Settlement of the Egyptian Sahara）。这本书长达两卷的研究内容读起来都很有趣，但是它的作者却很少能给出答案。
然而，就在温多夫的书还在审稿的时候，一个前美国NASA的物理学家托马斯布罗菲（Thomas Brophy）就悄悄地开始了他自己对纳布塔布那亚的天文学研究。布罗菲已经查阅了1998年在《自然》1杂志上发表的比较贫乏的数据，等到温多夫更加翔实丰富的数据出版以后，他那还不太成熟的理论就开始成形了。2002 年，布罗菲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原始地图》（The Origin Map）一书中。因为现有的天文学软件不理想，布罗菲还特意订制了一个他所需要的专门软件。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追踪了纳布塔布那亚上千年的天体运行情况，而且成功地解密了巨石阵附近的那些石头圆圈。这个“日历圈”有一条内置的经线和一条可视线——二者都非常明显——这让布罗菲意识到这个圆圈是古人观察星象时使用的一个简陋的观测台。它的设计是如此的简单，甚至是一个新手也可以使用它。一个公元前6400年到公元前4900年的夜晚观察台屹立在子午线轴的北部尽头，使得他可以将他脚下的三块石头按头顶上猎户座的样子排列起来。地上和天上的呼应是一目了然的：这三块石头和它们外部的圈摆放的形式，反映了夏至前猎户星座那条著名的腰带上的星体的准确位置。一旦熟悉了这种对应模式，一切就都很明了了。
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部分里，布罗菲认为罗伯特鲍瓦尔（Robert Bauval）和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an Gilbert）在他们1992年的著作《猎户座之谜》（The Orion Mystery）里，至少有部分结论是正确的。这两位学者认为在吉萨有着类似的建筑设计。鲍瓦尔和吉尔伯特认为吉萨的金字塔群建筑就反映了天空，它们同样在地面上反映了猎户座腰带上的那三颗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