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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生只能做到一日不违背仁德，而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可以做到 “三 月不违仁”，故而颜回被列为三千弟子之冠，七十二贤之首，德行科第一。 颜渊是其学生中最杰出、最富有智慧者。但他的智慧不是雕虫小技，不是小 聪明，不是权谋，而是一种实践仁德的智慧，我们可以称他为 “圆而神的智 慧”，孔子认为，智慧有利仁德的实现，而学习又能增进智慧，故他要求弟 子 “博学于文”。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就是说爱好仁德， 然而不爱好学习文化知识，就容易被人所愚弄。 “博学于文”正是进德修业 的必要手段。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博学大师。至到晚年，他仍然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地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修道的实践。 对于勇，孔子论述很多。他曾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可能是见 义勇为一语的来源。孔子的勇，是让人们勇于义，勇于道德实践，而不是走 马斗鸡的匹夫。因而勇敢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事，接受礼的约束，如不接受 礼的约束，勇敢就可能盲动闯祸。 “勇而无礼则乱”。只有加强道德修养和 文化知识的学习，才能克服勇敢的负作用，使勇敢真正归于中正而成为美德。 他说：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爱好勇敢和刚 强，而不爱好学习，就会胆大妄为，甚至捣乱闯祸。据说孔子的父亲就是一 位有名武士，在春秋时代，以勇力闻于诸侯。孔子本人，身长九尺六寸，勇 力过人，且精于射箭和驾车，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称赞勇敢，而是主张勇于 义。在他看来，仁德是勇敢的主宰，在仁德支配下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 才是君子之勇。君子要 “以义为尚”，既知勇，又知畏。即“畏天命，畏大 人，畏圣人之言”。孔子指出：仁人一定具备勇敢的品质，但勇敢的人并不 一定就是仁人。 仁、智、勇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在仁人那里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 一。孔子理想中的人格是智、仁、勇三者兼备的人格。 4．仁的境界 在孔子那里，仁的觉醒就是人的觉醒，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范畴， 而人是孔子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仁是人的基本标准，又是人的最高追求。作 为基本标准，孔子认为仁就是人，人而不仁，礼乐就无从谈起。这是说仁是 人的内在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失去了这个本质，人就会沦为禽兽。 同时，仁又是孔子对人的理想要求，或最高要求，是人生的理想境界， 而真正能达此境界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相当难能可贵了。孔子本人在当 时虽具有很高威望和影响，但他也没有自称圣和仁。孔子弟子三千，贤达之 士也有七十余人，孔子认为在其数千学生中也只有颜回可以做到 “三月不违 仁”，其余的人只能 “日月而至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孔子称“如其仁，如其仁。”这只是称颂管仲的事业，并非称其人品。 仁人、圣人是孔子追求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的圆满实现尽管很难， 但决非是虚无飘渺的。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就可望成为圣人，而小人则绝对不 能成为圣人。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他对君子的论述。 谈及君子和小人，必然涉及圣人。孔子沿用了他以前的传统看法，将人 划分为小人、君子、圣人三类。一般说来，君子与小人对举。君子原是指统 治者，当权者，小人是指被统治者，劳动人民。 《国语·鲁语》言：“君子 务治，小人务力。”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这一政治范畴道德化了，使其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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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道德含义。他说： “君子关怀的是道德修养，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君子 关心仁义，小人关心物质利益。君子能反省自己，小人则怨天尤人。君子不 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小人则不断走向沉沦。”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君 子主要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小人是指缺乏道德修养的人，而圣人则是指对道 德理想充分实现的人，是人格的圆满实现。不过孔子说过，他并没有见到过 圣人，能见到君子就足够了。足见小人为孔子所不齿，是其指责的对象，圣 人是一种人生理想，现实中难以见到，因而君子就成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 君子是仁义的体现者。他认为君子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是道德意识 觉醒了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他是道德的体现者，是仁义礼的载体和承担者。 他一再说君子不能须臾离开仁，更不能违背仁，即使是在颠沛流离、艰难困 苦之中也应该这样。君子要“以义为上”，“见得思义”。决不能贪得无厌， 一味追求物质的享乐。 君子 “谋道不谋食”。孔子认为君子应将自己的精力用于追求真理上， 而不是用于物质生活上。他说：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为追求济世救民方 略而奋斗了一生的人，至到晚年，他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地勤奋工作着。 他所关心的是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而不是物质生活。对那些能不以衣 食为怀、而追求道德修养的好学之士，他大加赞扬。如他的首席大弟子颜回 生活很穷，但他并不为此而忧愁，依然乐道不倦，孔子连连称赞： “贤哉， 回也。”正是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富贵与贫贱，孔子主张君 子应以道得之、以道去之。君子不应终日为衣食而奔波，相反应为追求真理 和道德修养而竭尽全力。他甚至认为，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坦坦荡荡，里表如一。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坦坦荡荡，里表如一， 光明正大的人。他说：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胸怀坦荡，仰不 愧于天，俯不惭于地，不忧不惧，内省不疚，谦虚乐和，泰而不骄，里表如 一，正大光明。 君子言行一致。孔子一再申明：君子 “言之必可行”，“耻其言而过其 行”。主张 “讷于言而敏于行”。这里的言具有诺言、言论之意，它主要是 指有关政治、道德、人生方面的言论。行主要是道德践履和政治社会活动。 言与行的关系就是知与行关系，也就是今日哲学教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孔子主张，言之必可行，实际上是承认了理论对实践，言对行有规范、 指导的作用，承认了理论、计划、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当然正确的理论计划、 政策、法令有利政治活动，会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而君子有意义的议论、 名言警句亦有利人生修养，有利于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反之则会给社会带 来灾难，给自己带来耻辱甚至灾祸。故而孔子要求君子 “讷于言”，“慎其 言”，再三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对言之无物，说而不做，或言过其实的行 为应感到羞耻。相反他主张君子要 “敏于行”。“敏于行”即身体力行，切 实去做。不过孔子所讲的行亦有偏颇之处，它主要是道德实践和政治活动， 并不包括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这是他的行与我们今天所讲的行的重大区 别。但他反对说大话、说空话，主张言行一致的思想，至今也不过时。 孔子认为君子应文质彬彬。孔子主张一个君子不但要有良好的内在品 质，而且还应有良好的礼仪教养和举止风度，做到内在的美和外在的美相统 一。他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主 要是一个人的内在品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在修饰和言谈举止。这是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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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只注意外在的修饰，或者视外在修饰重于内在品格就会流于虚浮而徒 有其表。相反，一个人虽有良好的内在品格，结果不太注意外在的表现形式， 也会显得粗野。他认为只有 “质”与“文”配合得得当，才无愧于君子的称 号。有些人仅仅将孔子的质和文理解为天生的容貌和外在的服饰，是相当偏 面的。因为孔子认为只有以义为质，依礼节实行它，用谦虚的言语说出它， 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才是真正的君子。可见孔子所说的质主要是道德品格， 是仁义，文则是行义的外在行为表现。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良好的 品德而失去了恰当的表现方式，是得不到好结果的。而一味追求文雅的表现 形式，以致于冲淡了内在品质的修养亦不会得到良好结果。文质彬彬才是君 子应具备的人格标准，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大诗人屈原在《离骚》 中就曾表露过这一思想。他说：“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 句诗的大意是说：我已经具备了内在的美德啊，同时又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 孔子本人也是一位既注重内在品德的修养，又注重出处进退的礼节、举止言 谈的风度的人。中国人 “儒雅风流”与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恐怕也不无关 系吧。 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坚决反对那种不分是非，不讲原则，一味追求他人 喜欢的乡愿。所谓乡愿就是四面讨好的老好人，他认为乡愿是对道德的残害。 一个真正的君子既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喜爱，也不可能被所有人反对，因为 人群中有笃诚的君子，也有品行恶劣的小人。不过君子与人相处，一定要做 到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子要“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原则地讨好、奉迎他人，他主 张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不丧失原则地同他人讲统一。孔子所 倡导的这一原则应当成为全民族的共识，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 则，使那些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滑头老板无存身之地，树立民 族精神的正气。 最后，君子在必要的时候愿为行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生与死、灵与肉 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能反映和体现一个人的 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在孔子那里，仁与生的冲突就 是灵与肉、生与死的冲突。他明确表示：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一个仁人君子在生命与道义 发生冲突的时候，毫不含糊地为道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的这一思想曾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为保卫疆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前仆后 继，英勇献身。如宁死不屈的文天祥，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等， 都深受孔子杀身成仁思想的影响。 孔子对仁人君子的规定是多方面的，以上所言并未能涵盖其仁人君子的 全部属性。如他要求君子 “反求诸身”，“笃于亲”，“畏天命”，“畏大 人之言”等等。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仁人君子呢？这是孔子平生所关注， 所研究的重大问题。 5．仁的实现 仁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仁人或君子是仁的具体实现。因而在现实生 活中，如何才能成为仁人和君子是孔子哲学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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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人就其本质而言，都具有成为君子或仁人的潜能，这种潜能 就是人们的相近之性。然而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后天的努力不同，从 而导致了人的道德修养的差异，这就是 “习相远”。而在何种情况下和经过 何种努力，才能实现仁德，才能成为一仁人君子，孔子对此作出了可贵的探 索。 其一 “博学于文”。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仁人或君子，必须广泛地 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与道德知识。其中包括文、行、忠、信。他认为只是爱好 仁、智、信、直、勇、刚等美德，而不注意学习，就会出现种种弊端，最终 难以达到仁、智、信、直、勇、刚。因而学习是增进道德修养，提高道德的 阶梯。故而他主张 “下学而上达”。下学就是不耻下问，努力于各种基础知 识的学习，上达，即上达天德。下学上达合而言之，就是说学诗、学道、学 礼的目的在于超凡入圣，成为一仁人君子。当然孔子所谓的学，并不仅仅局 限于书本的知识，它还包括向他人学，即所谓 “见贤思齐”、“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这是所谓的身教重于言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孔子所树立的榜样就是 “贤者”。大家知道，孔子本人就是 一位十分好学的人，他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了30岁就学成了，到了 50岁，才体悟到天命，到了晚年，仍然发愤忘食地学习，进入70岁，就随 心所欲了。孔子认为博学于文、有利于提高道德修养的思想，可以说是自己 的切身感受。 其二约之以礼。孔子认为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以礼行事是成为君子的 基本条件。孔子说： “不知礼，无以立。”这样看来，以礼行事是做人的基 本要求，不接受礼的约束，连合格的人都称不上，更谈不上君子了。因而一 个君子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决不能违反礼。把接受礼的约束 完全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不仅要知礼，而且还要好礼，乐礼。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进入了好礼、乐礼阶段，也就 是超越了利仁，进入了 “仁者安仁”的境域，就成为一仁人君子了。 其三践履笃行。孔子认为，仁德的实现并不表现为一个人如何说，而是 看他如何做。践履笃行是实现仁德，完成一个君子的重要条件。孔子一再主 张 “言必信，行必果”，反对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要求讷于言而敏于行。 他认为做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君子远比掌握书本上的学问难。他自称自己的书 本学问差不多了，然而 “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种躬行君子能“修 己以敬”，乃至“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道德修养，在古代称之为内圣， 安百姓是外在事功，古人称之为外王。 “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内圣外王一 贯之道，与孔子倡导的践履笃行相适应，历代儒学者大都主张学问要切于实 用，有利于经邦治国，百姓安宁。 其四克己自省。自我省察是孔子的重要修养方法。曾参是孔子晚期的重 要学生，也是孔子内省德的实践者。他自称一天总是反覆地反省自己，检查 自己，对他人是否做到忠诚，是否做到守信了，对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温习 了。孔子也说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就是说扪心自问，没有干对不住 自己良心的事，也就无忧无惧了。他又告诉人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就 是看见比自己品德高尚的人，要努力赶上他们，看见品德不端的人要反省一 下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过错。孔子的这种内省理论为孟子等人发展为“慎独” 学说，使它成为儒家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五知耻改过。在学习上，孔子主张不耻下问，但在道德修养上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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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君子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耻，这就是博学于 文，行己有耻。后来孟子将孔子知耻发展为人先天就具有的 “羞恶之心”。 孔子还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改正，仍不失为一仁人君子， 错而不改，才是错上加错。正是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 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他对善于改正错误的大弟子颜回常常是赞不绝口， 认为他不迁怒，不贰过，是一位可堪造化之才。孔子不仅是一位知过即改， 能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人，而且他还把他人对自己错误批评当作人生的幸 事。这是何等的胸怀！人们反映古代生活的影视艺术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台 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些台词实际上是孔子改 过知耻思想的另一说法。我们通过分析了孔子的哲学知道：即使圣贤，亦难 免有过，过而能改，方为君子。 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仁人君子的潜能，只要他能做到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践履笃行，克己自省，知耻改过，他就一定能将自己的潜能发挥 出来，实现仁德，成为一仁人君子。仁作为一理想的境域，人们无法穷尽它 的意蕴，但人们通过自强不息，进德修业，可以不断地上达天德，就能实现 仁。仁的实现，既无需像佛家那样逃之深山，隐遁空门，也不必如耶稣教那 样，走进教堂，面对圣灵祈祷、礼拜。它就在人们现实生活之中，在人们的 洒扫应对之间。所以儒家的学问是入世的学问，孔子的理想人格是现实具体 的人格。总之，儒家的学问，孔子的学问 “极高明而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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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的发现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中庸思想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它反映 和体现了孔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孔子观物看人、处理问 题、权衡问题的方法和尺度。中庸哲学是孔子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贡献。 1．何谓中庸 众所周知。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上下、左右、前后之间都有中，每一 个具体事物，每一现象都有中心、中点或中间。大至宇宙，小到微尘沙粒， 何者无中？中又有正中和偏中之分，如圆的圆心就是正中，而只要在圆周之 内的任何一点亦可称在圆之中。这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中。那么孔子所谓的中 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让我们看看 “中”的沿变。 在甲骨文中，中字已出现。 《尚书·大禹谟》已将中提升为重要观念。 所谓 “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意思是思想要精诚专一，办事要掌握中道， 不得偏颇。 《易经》爻辞里，中字已多次出现，如“中行独复”，“中行无 咎”等等，意思是说只要行中道、由中道而行，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西周的 统治已有 “中德”之说，这就把中字引入了政治和道德领域。可见“中”的 思想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了。 但是，孔子以前，人们只是视“中”为一具体范畴，中也不过是“用中”， “行中”，“中道”，适度之意，尚不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中庸连 用，始于孔子。孔子继承了 “中”的传统思想，把它升华为观察问题，处理 问题的普遍方法，使它成为一无所不在的哲学范畴。 根据前人对中庸的理解，孔子的中是中正、中和、中行之意，庸是用、 平常之意。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这就是说中庸是一种至 高的德行。在孔子那里，至高的品德也就是平常的品德，愈是平常，愈是人 人可实践的东西，则愈是高明的东西，愈是难以真正实行的东西。孔子有弟 子三千，他只称颜回的为人，能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至于 丧失。可见贯彻中庸之难。总之，中庸就是一种平常之道，正是因为它平常， 所以也不容易实现。 2．过犹不及 有一次，孔子同弟子们谈话，其中子贡问他：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好 些？孔子回答说：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则有些不及。子贡马上问：那么， 子张好些吗？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过分和不及一样，都不是理 想的要求，都不好，中正才是人应追求的目标。 在这里，孔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重要理论——度，过是超过了度，不及 是低于这个度，超过了度和低于度都违背了适中的原则，都不符合中道。度 是保持事物的量的状态，一旦达不到这个度和超过了这个度，都会改变事物 的质，使一事物变成他事物。就孔子所论及的子张和子夏而言，子张之过， 子夏之不及，皆不符合君子的理想品格。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办事情要讲 究 “分寸”，掌握“火候”，这个火候，这个分寸就是度。在经济建设中， 我们既要反对冒进，又要克服保守，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也是要求人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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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经济建设的最佳速度。所以，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处理问题，解 决矛盾的基本方法。 过与不及实质上是矛盾的两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 “两端”。《中庸》 引孔子话说：舜是何等的富有智慧啊！他喜欢多方面的寻问、分析，考察各 种意见，压抑恶人而褒扬善人，抓住事物的正反两方面，以中道的原则治理 人民，这就是舜。这就是孔子 “执其两端，用其中”的思想。所谓“两端” 就是矛盾的两方面，如和与同，周与比，善与恶，贫与富，贵与贱，宽与猛 等等。执其两端，就是认真地掌握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析事物的两个方面， 以中道原则解决矛盾，反对走向任何极端。这就是以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反 对片面性。 孔子又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 两端而竭焉。”这句话是说我并没有多少知识。有一个普通人问我问题，我 也知道甚少。但我从他提问的反正两面去盘问他，然后再回答他的问题，问 题就解决了。可见，孔子不仅是两端思想的理论解释者，而且他还是这一理 论的具体执行者，应用者。他正是运用这一思想获取了大量的知识，解决了 许多难题。 由是孔子说：“攻其异端，斯害也已。”对孔子这句话有多种解释，关 键是如何理解 “异”字，有人认为异就是错误的意思。我认为这里“异”就 是不同之意。因而孔子的这句话是说认真地研究矛盾的不同方面，这样祸害 就会消除了。这是孔子对其两端思想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孔子对这一思想的 信心。 我们说过，孔子哲学是一种哲学的人学。两端思想体现在人生态度上， 孔子既反对冒进的人生态度，也反对保守的人生态度。他说： “得不到与言 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那一定要交结狂者和猖者。狂者不顾一切，一意进取， 狷者顾虑重重，有时能为亦有所不为。”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很高的品德， 一般人是难以达到的。在他三千弟子中，只有 “三月不违仁”的颜回，才能 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焉。而其他人不是一意进取的狂者，就是有 所不为的狷者。可以说中庸之道既是孔子的一贯之道，也是他人生实践的理 想目标。 “两端”思想是孔子思考问题和解决矛盾的重要原则，是其哲学方法论。 这一原则和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明时代，无论是张载的 “一物两体”，还是朱熹的 “一分为二”，抑或方以智的“合二而一”，都 与孔子两端思想存有某种联系。时至今日，他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的思想 仍然有启发意义，仍然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一种有效原则。不过时代毕竟在不 断发展中，不同时代的人仍对于“中”的标准会有不同理解，孔子所谓的“中” 与“不中”的标准是周礼，合乎周礼即为“中道”，反之，就是不中。张载、 朱熹理解的中是三纲五常等封建名教。我们所谓的中是人民的利益。所以创 造地继承孔子执其两端而中用的这一宝贵思想，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3．和而不同 如果说过犹不及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解说中庸之道的话，那么，和而不同 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阐发中庸思想。 在孔子以前，和、同作为哲学范畴就已出现，且被思想家们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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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所说的“和” 就是不同质的物的相互协调和结合，如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 成百物”，有如 “和五味以调口”，“和共律以聪耳”等等。所谓“同”就 是同一性质事物的增减。如同一声调，同一颜色，同一味道等等。史伯认为 和就能产生新的事物，同则使事物呆板，以至灭绝。和则有前途。同则无前 途。大约与孔子同时的齐国之相晏婴则系统发挥了和同理论。晏婴所谓的和 是指由许多性质不同的事物所构成的一个新的和谐的统一体。如厨师做菜， 将水、火、醋、酱、盐、梅等以烹鱼肉，使之成为一道味道鲜美的菜。同则 是绝对等同，即同一性质事物的相加。如 “以火济水”、“琴瑟专一”等等。 晏婴认为不同性质的事物乃至对立性质的事物，具有互补、协调的功能，只 有这种互补和协调，才能产生事物的新形态。他认为像清浊、大小、长短、 刚柔、高下等等，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相反相成。故而运用于政治，他主 张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 以去其否”。这样就能克服君主决策中的失误，使政治清明，人民归附。同 时相反，君曰可，臣亦言可，君曰否，臣亦言否，结果导致君主决策的失误， 使政治昏暗，人民离心。晏婴的和、同观看到矛盾对立两极的互补性，将和 同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孔子继承了前人的思想传统，明确指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这就是说君子能以自己正确意见来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恰到 好处，小人则一味附和、讨好他人，不肯提出不同意见。孔子明确表示，对 君主应采取“勿欺也，而犯之”的态度，就是不要为讨君主的喜欢而欺蔽他， 而应以诚实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哪怕是冒犯君主。孔子认为，人与 人之间就本应当相互督责，相互启发，向对方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帮助对方的 一种方式。孔子本人就是一位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是其弟子们的意 见。他在谈及颜回时说： “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就是说， 颜回不是在帮我啊，对我说的话虚心接纳，从未提过反对意见。他公开主张： 学生应当仁不让于师。当仁不让于师，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 “吾爱吾师，吾 尤爱真理”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不过二者角度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从学生 的角度讲的，反映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决心。孔子是从老师的角度说的， 反映了他对后辈的期望和鼓励，也反映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宽广的胸怀和 非凡的气度。 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因而他坚决反对与世俗同流合污。他说： “君子矜 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庄重而不固 执，团结而不结党营私，小人则结党营私，同流合污。所以君子中庸，小人 反中庸。反中庸，就是不愿表示自己的意见，不分是非曲直，一味与世俗同 流合污。孔子怒斥这种作风，认为这是对道德的践踏。所以孔子并非是一位 不分是非的调和主义者、折中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位很讲原则的人，是一 位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又能虚心接受他人批评的人。 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闪光的思想，它闪烁着人生的智慧的光芒。它 告诉人们如何对待不同的意见，怎样看待他人批评，时至今日，仍发人深省。 4．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一切事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应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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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问题，解决不同的矛盾。事物变化了，矛盾转移了，人们处理问题，解 决矛盾的方法也应变化，这就叫“时中”或权变。孔子说：中庸在君子那里， 又体现为时中。时中就是要时时处处坚持中道，不违背中道。这就要求君子 审时度势，灵活多方。所以孔子坚持绝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即不要悬空揣度，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不化，不要自以为是，一句话要 有灵活性。 孔子指出，在历史上既有那种为了不辱名声而宁肯饿死亦不动摇自己意 志的人，也有为了语言合乎法度、行为规矩而不惜屈辱自己的身份，降低自 己意志的人，还有为了证明行为廉洁而放狂直言，遁世逸居的人。他认为这 些人都不合时宜，亦不懂时变与权变。只有他本人，才克服上述几种人的缺 陷，才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才能贯彻 “时中”的原则，即“无可 无不可”。 春秋时代，卫国大夫史鱼，临死嘱咐儿子，不要为他 “治丧正室”，以 劝告卫灵公启用贤人蘧伯玉，斥退小人弥子瑕。孔子只是称其 “直”而已。 然而对于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的蘧 伯玉则盛赞其为君子。可见孔子所向往的是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 似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人生态度。他说：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总之，得志则兼善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审 时度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孔子不仅在政治仕途中追求时中，而且在礼俗上也追求时中。他说，礼 帽用麻料来织，这是传统的礼俗，今天大家都用丝料来织，这样更省俭些， 我顺从大家的做法。不过孔子的时中是有原则的时中，孔子的权变是坚持常 道的权变。季孙氏是个大夫，然而他却演奏天子的八佾舞，孔子认为这是绝 对不能容忍的。春秋时代，臣子见君上都免除了堂下磕头的礼节，只升堂磕 头，孔子认为这是臣子们倨傲的表现，他宁可违反大家的习惯，也要坚持堂 下磕头。可以说，孔子是一“无可无不可”的人，也是一非常注重原则的人。 一涉及周礼、古制，他是寸步不让，十分固执。如对于 “三年之丧”，许多 人在他面前表示异议，甚至连他的学生也认为 “三年之丧”时间太长，影响 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议他是否可以改一改。他断然否定，并且严肃地批评 这位学生不仁。当然，他这种顽固态度与其 “毋固、毋我”的提法并不相容， 他所坚持的所谓原则，也未必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反映出他对“常”与“变” 关系的看法，变中有常、常中有变，在某种程度上，他认识到了常、变的对 立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也灵活地运用了时中原则，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因材 施教的思想中。他能针对不同学生的天赋、性格、才智的差异，施予不同的 教学方法。如性格鲁莽、直率的子路问他： “听到了就干起来，行吗？”孔 子回答说： “有父兄还活着，怎能听到了就干起来呢？”后来，性格温和、 遇事退缩的冉有也问他这一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就应该立即干起来。” 一个问题，两种回答，似乎是矛盾，然而知道了提问者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 这种矛盾也就消解了。前一种回答，孔子旨在压一压子路的盲撞，后一种回 答，孔子意在壮一壮冉有的胆量。这就是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 退之”。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人的才智有高低，悟性有迟速，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予以施教。这是孔子 在教学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如不同的学生问仁，他就对仁作出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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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让弟子们去领悟。学生问及其他问题，亦复如是。正因如此。他才赢得 了学生们的尊重和信赖。颜回曾高度评价他的教学方法，说他是 “循循然善 诱”。可以说因材施教是孔子对中庸思想的成功运用，是时中、权变思想在 教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中庸”是孔子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他对许多问题的处理都贯 穿了这一原则，在对待天的问题上，他既继承了殷周以来知天、畏天的传统， 又承认了自然之天的存在，在对于仁，他一方面肯定了仁的客观性，同时又 承认了它的主观性；对于礼，他一方面认为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要恢 复秩序和安定，人人都需做到依礼行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礼可因可损。由 此可知，只有理解了中庸，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及孔子的思想。 众所周知，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思。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 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篡小家，屡见不鲜，社会陷入 了极端混乱和无序状态。礼乐征伐不仅不自周天子出，乃至不自诸侯出，大 夫出，陪臣执国命。孔子认为只有以中道为原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恢复 社会的秩序。 当然，究其实质，中庸是人的一种品德，是人生实践的常道，是人自我 修养的原则。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高尚的品德，老百姓很少具备了。中庸 是一种平常之道，它的实现并非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手段，然而真正实现它， 将它贯穿到人生实践的一切方面，则并非易事。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许多缺乏 应有道德修养的小人 “反中庸”，以至于肆无忌惮。这些人的行为完全为生 理欲望、自然本能所驱使，以致使他们失去了道德的节守。而社会现实又给 人们布下了种种陷阱，诱惑与压迫，使许多人无法抗拒对富贵利禄的追逐， 从而与世俗同流合污。孔子说：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 者能之。”小人之反中庸，就在于他们无力摆脱社会及政治的诱惑，从而急 急乎求见知于世。故而中庸这种平常之德，这种人人可实践，人人应当实践 的生活准则，在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望双重诱惑下，成为一种 “唯圣者能之” 的品德。这也告诉人们，中庸的实现决非易事，它需要在一种坚韧不拔、锲 而不舍的精神。孔子说：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这是说颜回为人处世，以中庸为原则，获得了一种良好的品 德、持之以恒地坚守下去，而不让其丧失。颜回，在孔子的心目中，具有很 高的修养。他称赞颜回，在道德修养、学业上，只见其天天进步，从未见过 其停止不前。由此可见，中庸之为德是平凡的，然而终生实践中庸，则又是 极其难能可贵的。 孔子的中庸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辉。这里的辩证思维不仅仅是理论 的辩证思维，也是实践的辩证思维，也是生活的辩证思维。它注意了保持事 物界限的原则，注意到了对立面的两端互补及相济，这些对于推动人类辩证 思维的发展和克服极端主义以及片面性，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孔子 本人就是中庸原则的实践者，它把这一原则贯彻于其道德教化、处世应事、 治国立政等等各个方面。总之，孔子的中庸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实践的 智慧。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当指出：突出中 和，强调对立面的互补和协调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孔子的中庸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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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己爱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之学是人学，是如何成人之学，是伦理道德之学。 孔子认为天下失序，礼坏乐崩，人心不古，世俗日下，关键在于人们丧失了 美好的道德。天下之人，从君主到公卿大夫，乃至平民百姓，如果都注意修 身，加强道德意识的培养，成为仁人君子，天下就太平了，国家就安宁了， 人民就好过了。道德是孔子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他解决问题的入手 处，也是他的理想追求。孔子的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 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从三纲五常说起 一提孔子，人们自然想到孔孟之道，一谈孔孟之道，人们又会联想到三 纲五常。几千年来，中国深受三纲五常之害。冲破三纲五常之网罗是近代以 来的先进中国人的追求。有些年轻朋友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有时由恨三纲 五常转而恨孔孟之道，复由恨孔孟之道转而恨孔子，这实在有些冤枉了孔子。 那么三纲五常与孔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 所谓三纲五常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一般是指仁、 义、礼、智、信。有时它也指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纲 是说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妇女也要绝对忠于并 服 从 丈 43 夫。这就彻底泯灭了作为臣下，作为子女，作为妻子的个性自由，完全被置 于奴役地位。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并不完全如此。 孔子主张臣对待君上要忠。君上使用臣下要讲究礼仪，父母要慈，子女应孝， 并提出了 “正名”理沦。所谓正名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的言行都应合乎其应有 的社会身份。所以君要像君，臣应像臣，父应像父，子应像子等等。可见孔 子并没有将臣、子、妇置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也没有给君、父、夫以绝对 的支配权力。但是他亦流露出向君、父、夫的方面倾斜的趋向。到了西汉时 代，出了一位大思想家，叫董仲舒。他根据阳贵阴贱理论，全面论证了三纲 五常的合理性，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使三纲五常具有了绝对地位。 南宋时代，又出了一位大思想家，叫朱熹，他说纲常经过万年，都是不可磨 灭的，进一步论证了三纲五常的永恒性，绝对性。 近代以来，谭嗣同以其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气魄，猛烈抨击纲 常伦理，认为它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 吴虞等人，将矛头直指孔子，喊出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在其《狂 人日记》中大胆揭露仁义道德吃人的本质。自此以后，孔子与三纲五常就有 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事实上，孔子本人并未明确提出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 系统论述是后来的事情。但孔子的确也将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了，使道 德与政治不分，这一思想是为三纲五常的提出者们所充分发挥了。 2．由王祥卧鱼说孝 山东南部有一临沂城，城北有一河名曰孝母河。此河中心有一处三九寒 天不结冰，而且冰水界线划出了一个人形。据传说这就是王祥卧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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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西晋时期，临沂城住着一户人家，家中有一血气方刚少年，姓王名 祥。这年冬天，他妈妈生病了，十分想吃鱼，可是时值数九寒冬，到处冰天 雪地，哪里有卖鱼的啊？王祥十分着急，毫无办法。一天他突然想起：天这 么冷，鱼肯定也怕冷，也想向暖处去，我用自己的体温去融化开河的冰冻， 鱼就向我这里游来，我也不就捉着鱼了吗？于是他就飞奔河边，脱下衣服， 扒在寒冷的冰上，冰被融化了，鱼也捉着了，妈妈吃了鱼，病也就好了。这 就是著名的王祥卧鱼的传说。 这位西晋少年的故事十分感人。王祥成为中国历代孝子的典范。这个故 事告诉人们：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就是完全为父母着想，甚至不 惜以生命去回报父母。 当然最早倡导孝的人并非是孔子。在孔子以前，孝的观念已经存在了。 但是孔子则是系统阐发孝道的第一位思想家。他首次将孝纳入国家安定、天 下太平的角度加以考虑，认为一个人如果能遵守孝悌之道，也就不会犯上作 乱了。并且认为孝是仁之本。一个人不能做到孝，就绝对不是一位仁人。孔 子用这一思想教育学生，故而他的学生中也有以孝著称的，如闵子骞就是其 中一位。 闵子骞，山东人，相传他幼时与父一同驾车，穿着后母刚做好的棉衣， 仍然冻得哆嗦，父亲认为他是有意不好好驾车，大怒，举鞭就抽，结果棉衣 被抽破了，露出了芦花，而不是棉花。父亲明白了，决心休掉这位虐待儿子 的妻子。但闵子骞跪在父亲面前，哀求父亲不要休掉其继母。他说如果休掉 继母，弟弟也会落到这样下场。父亲觉得有理，就答应 45 了他的恳求。闵子骞在孔门弟子中是一位仁德高尚的人，是一位孔子孝道思 想的具体实践者。 孔子对其学生所讲的孝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无违，即绝对地服从父母 的意志，即使知道父母错了，也要好言相劝，劝告而父母不理，仍然要和颜 悦色的顺从父母。其二是 “敬而能养”。孔子认为只是在生活上赡养父母并 不是孝。他说：像狗和马人人都能喂养，对父母只赡养而不敬就像对待犬马 一样了。所以敬才是孝的本质。其三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孔子的孝体现着 仁，贯穿着礼，他要求人们对待父母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由上可知，孔子的孝既有古典人道主义的因素，也有愚孝的成分， 对它我们应当批判地加以继承。 孔子关于孝的理论被其以后的学者发展了。秦汉之际，中国出现了第一 部关于孝的理论著作—— 《孝经》，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以后历代 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孝道的理论贯彻。自晋代起，不少封建统治者还打出了“以 孝治天下”的口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像孔子孝的思想本身具有先进性和滞后性一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家庭团结和睦，起到了其他理论不 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父慈子孝的良好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他强 调子绝对孝敬父母，甚至要求子女守三年之丧，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则成 为束缚子女的精神枷锁，极不利于个性的伸展，以致为后儒发展为 “吃人的 礼教”。故而公正地评价孔子的孝道思想十分有意义。 3．从孔融让梨说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