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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出来，但不是为了自己。图谋不轨和偷盗作乱之事亦从未发生过。所以 夜里人们也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在大同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 没有欺诈，没有私有财产，这是一公正的社会，一真、善、美充分实现了的 社会。大同是小康的对应语，是孔子对远古社会的美化，是其政治理想的最 高境界。 孔子十分婉惜和感叹，因为他没有生活在大同时代里，更使他深为感慨 的是，他连文、武、周公时代的小康也未赶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心 目中的小康。他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 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 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 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其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 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小康社会里，大道隐而不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私有观念也出现 了，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财产据为己有，劳动是为自己。为适应这种 “家天下”的要求，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规范。政权由尧舜 时代的禅让，演变为世袭。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建立了城郭，开掘了沟池， 设立了礼仪，以使君臣定位，父子笃亲，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并划分了田 界，以赏勇敢和聪明的人。人们建功立业也是为了自己。这时候，图谋不轨 的现象出现了，战争也发生了。这就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 王、周公时代的景象。这六位君子当权，他们都谙于礼乐，讲求“信”、“义”、 “仁”、“让”，这还不失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一和谐的社会就是小康。 大同是无争斗的社会，小康则是有争斗的社会；大同是平等社会，小康 则是不平等的社会；大同是赏贤与能的社会，小康则是 “大人世及”即世袭 社会；大同是公天下，小康是私天下、家天下；大同社会没有阴谋，没有战 争，没有沟池，小康社会则出现了阴谋，发生了战争，设立了沟池。因而大 同社会是最完美、最公正的社会。小康社会虽没有大同社会那样完美，但它 著义考信，崇仁讲让，人们尚有正常的生活，仍不失为一和谐之社会。 大同社会是孔子对远古时代的追述和美化，而小康则是其对夏、商、周 三代社会图景的描述。在他的心目中，大同社会是尽善尽美的社会，是人类 最理想的社会，小康社会已远不如大同社会那样真纯和完美了。而三代以降， 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诸侯之间争城夺地，相互攻杀，与小康社会亦无法比 拟。人类社会由大同到小康再至春秋时代，是大道由行而至隐，由隐而至无 的时代，是人类步步下降、沉沦之时代。孔子一生奋斗之目标，就是要扭转 这一下降为提升，重建西周时代的小康社会。 《礼运篇》对大同、小康社会的设计是借孔子的口说出的，但它是否为 孔子所作，是否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思想，历代学者争论不已。不过多数学者 认为， 《礼记·礼运篇》显然是孔子以后的作品，但它依然能体现孔子的思 想，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趋向。我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论语》是孔子一生言行的真实记录，对此历代学者并无异辞。在《论 语》中孔子竭力赞美 “尧舜之世”，十分向往西周的社会生活，并把重建西 周的人文秩序作为自己的近期的奋斗目标。 他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战！吾从周。”意思是说西周的礼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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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然后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周朝的。 他认为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礼乐文化是不断完善、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他说商礼是继夏而来的，对夏礼有因袭，有抛弃，周礼是继商礼而来的，对 商礼有因袭，有抛弃，礼乐文化发展到西周已臻成熟，周代文化是集中国文 化之大成。但东周以后，周礼遭到破坏，斯文扫地，因而恢复周礼就是使中 国文化拨乱反正，故而他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 有一次，孔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途经一个叫匡的地方，当地群众 误以为他曾暴虐过他们的鲁国季孙氏家臣阳虎，把他拘禁起来，形势十分严 峻。在这种情形下，他说： “自周文王死后，一切的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 吗？天若是要消灭这些文化遗产．那为什么又让我掌握了这种文化；天既然 不想灭亡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充分展现了这位伟大文化传人 对自己事业的自信。 孔子在理论上盛赞周礼，在实践上也为 “行仁”和“复礼”、为重建西 周的人文秩序奋斗了一生。在鲁国他仅当了几个月的大司寇 （相当于现在的 司法部长），就发动了旨在弱私门、强公室的 “堕三都”运动。不过孔子的 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但他并不失望，毅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带 着学生去寻找实现愿望的明君。虽然他到处碰壁，但他依然知其无可奈何而 为之。无沦孔子的活动是否合乎历史的发展潮流，他那种为自己的理想百折 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都是令人起敬的，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重建西周的人文秩序只是孔子的近期目标，而由西周重现 “尧舜之世” 则是他的最高理想。他说： “齐国一变革就达到了鲁国的状态，而鲁国一变 革就达到了太平盛世了。”齐国是东方大国，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且工 商业发达。自管仲为相，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以来，齐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与孔子心目中的传统国家已有很大差别。而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 周公虽未亲临就封，然其子伯禽却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大量诗书典册。故当 时人有 “周礼尽在鲁也”的感叹。可见鲁国是保持周礼最好的国家。孔子的 “齐一变至于鲁”就是春秋之世达到小康，而“鲁一变至于道”就是由小康 进入 “尧舜之世了”。 孔子对 “尧舜之世”称颂不已。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 不与焉。”意思是说：舜和禹真崇高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点也不为 自己。他称赞尧说：“尧真是了不起，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大最高最大，只 有尧能学习天。他的恩惠是无比的广博，老百姓简直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 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太完美了。他还盛赞大禹的自苦利民的 品格，说他自己吃的很坏，但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自己穿的很坏，却把祭 服做得极华美；自己的房舍很坏，却把自己的才能完全放在水利事业上。尧、 舜、禹是孔子心目中的三位圣王，这些人不仅是道德的化身，还是杰出的政 治家。据传说，尧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号陶唐氏，史称 唐尧。据说他曾制定历法，并命羲氏、和氏以历法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 以确定民间播种的季节。也曾任命大禹的父亲鲧（gǔn）治理洪水。他首开君 位禅让制的先河，并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核，最后将君位传给了舜。 舜，史称虞舜，名重华。其父叫瞽叟。据传说小时不为父母所喜，成人 后，其父母连同弟弟曾几次想杀死他，但都没有得成。由于他信守孝道，对 狠心的父母忠心不改，20岁便以孝闻于四方了。四方部族选举他为尧的继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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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史称大禹或夏禹。虞舜时洪水滔滔，泛滥九州，其父鲧治水无功， 被杀于羽山。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外奔走达13年之久，三过其门而不入， 脚上的毛都磨没了，终于以疏导之法，开沟修渠，治服了洪水。由此他被舜 选为君位的继承人。然而其子启为争夺王位杀死了伯益，继承了王位。这样 由尧、舜、禹以来的禅让制就变成了世袭，由公天下变成大人世及的私天下。 用现代的眼光看，尧、舜、禹的时代只是原始氏族公社制的社会，那时 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过着平均劳动共同分配的生活。孔子 赞美这样的社会是囚为孔子充满了对人间公正、平等的向往。当然孔子所描 述的大同图景与真正的氏族公社有所区别，孔子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大同社 会予以追忆的。 子路曾向孔子说：愿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告诉他： “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怀之。”意思是说我的志向是使老年人生活安逸，朋友们信任我， 青年人怀念我。孔子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真诚、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追求 一种人格平等、安定的社会生活。他曾说：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75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家庭，不担心财产少 而担心财产分配和占有不均匀，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孔子认为财产均 等了，就无所谓贫穷，人际关系和谐就无所谓财产少，社会安定就无所谓倾 覆。可见，财产均等，人际和谐，社会安定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一理 想的实质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现代社会中不利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有不可克服的负作用。但在严刑峻法、等级森严、财产为极少数人占有的春 秋时期，无疑是一种来自下层社会的正义呐喊，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现 实极度不平等的强烈控诉，代表了下层民众的希望和要求。 综上可见，孔子思想与 《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大 同小康的确代表了孔子救治社会的愿望和理想。尽管人们可以说大同小康是 孔子以后的提法，但其思想实质在孔子那里就已潜存了。因而将 《礼记·礼 运篇》作为研究孔子政治思想的资料是有道理的。 当然，大伺、小康这一范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几经变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炮舰将国门打开，先进的中国就踏上了向西方寻 求真理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小康、大同的意蕴又有了新的 含义。康有为可以说是改造孔子大同、小康思想最为得力者。早在维新运动 时朗，他就对大同、小康重新作了规定。后来他又写了 《大同书》，对未来 的大同社会作了系统的构想。在他看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未到真正实现 过太平盛世，而由封建社会向君主立宪制，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的过渡就 是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君主立宪代表了小康，而 民主共和则代表了大同。在大同社会里，国家不存在了，私有财产不存在了， 人种差别也不存在了。夫妻之间也没有必要再登记结婚，组合家庭，只要订 立一个长则一年，短则数月的婚约就够了。妇女一怀孕就入胎教院。小孩一 出生就入了保育院，以后便是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大学院毕业就可以 参加工作。人人都不知其父，也不知其母。那时的社会采用大机器生产，人 们吃美食，穿美衣，居美室，游美国，生活在极为幸福、极为温馨的社会之 中。故而谁也不愿死，但愿长寿。为了长寿，大家都专练精气，以便成为“天 游化人”。 孙中山先生亦向往大同社会，追求 “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但他心目 中的大同社会，且不说不同于孔子，就是与共同时代的康有为的设想也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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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别。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大同主义，又叫共产主义。他认为大同主义 在政治上是一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域， “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 操作，各得其所”。在经济上，实行真正的均产主义，即贫富均等，不允许 富者压迫贫者。这时候，国家为人民共有，政治为人民共管，利益为人民共 享。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同小康，又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标志着社会主义 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面谈到时下的报纸、电视、广播经常使用的奔小康、达 小康、提前入小康之小康，按照一般的解释是指人民在解决温饱以后，过上 比较富裕的生活，它是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而大同则是共产主义，是 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近代以来，思想家、政治家们争言大同、小康，然而他们都只是借助了 孔子之名言，就思想实质而言，已与孔子心目中的大同小康大相径庭。如果 说尚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近代思想家们同孔子一样，都把小康和大同视 为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视小康为近期的奋斗目标，而大同则视为奋斗理想， 然而这种相同依然是形式的。如果问近代思想家们同孔子相比最大差别是什 么，很显然，孔子的小康大同的实现是由今而古，而近代思想家们的小康大 同则是由今而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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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与学的智慧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上，他开私人办 学的先河。其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据说他培养了3000多弟子，其中有名的就 有70多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和学习智慧。直 到今天，这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1．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 “学在官府”是中国教育的基本情形和格局。“学在官府” 是说学校在官府开设，专门教育贵族子弟，平民并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愚民政策。在贵族们看来，平民阶级、尤其是奴隶阶层根 本没有资格接受教育，更不能让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因而那时文化教育作为 贵族的专制被严格封锁在贵族集团的手里，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一些受过教育、有文化的贵族没落了，《诗》、 《书）、《礼）、《乐》等礼乐文化由官府垄断开始向民间散落。孔子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例。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首次提出了 “有教无类”的思想。“有教无类” 是说不分贵贱、不分种类庶鄙，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思想是中国教 育史上的一次富有革命意义的突破。孔子曾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 诲焉。”意思是说只要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孔子所 要的那点薄礼，就是十条干肉。十条干肉在当时是很菲薄的。孔子办学并不 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他之所以要收束脩之礼，只是要学生主动地向老师表示 一种敬意。 孔子从青年时代起就收徒讲学，教育了3000多弟子，其中身通六艺者就 70余人。他凭着自己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德行，感召了他的门徒，使其私学 愈办愈兴盛。有的学生才比他小几岁，如颜回之父颜路只小孔子6岁；那位 “君子死，冠不免”，后被人砍为肉酱的子路小孔子9岁；楚人秦商只小孔 子4岁，而曾参则小于他46岁，颛孙师小他48岁。还有许多弟子小他50 岁，公孙龙甚至小他53岁。这一方面说明他收徒不分老幼， “有教无类”， 另一方面说明孔子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 孔子不仅是 “有教无类”的倡导者，更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他招收学 生，不受出身、贵贱、贫富、国籍的影响，从而使许多出身贫寒的青年有了 按受教育的机会，如颜回，住在简陋的巷道里，箪食瓢饮，生活十分贫穷， 13岁从孔子学，以其高崇的品德，闻一知十，知微知彰的聪慧，深得孔子之 爱，并为三千弟子之首，七十二贤之冠。 子路是野人，生活十分辛苦，边学习边养家。仲弓出身贱人，家无立锥 之地，然经过发愤学习，孔子称他有才干。 闵子骞，冬天甚至没有御寒的棉衣，以芦花当棉絮而用之，以德行显。 曾参，家境贫寒，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手足都生出了老茧，常常三天不 煮饭，十年不添衣，絮衣破衫，面色虚肿。经过刻苦学习，成为孔门后起之 秀，为传孔子之道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孔子学生中也有生活比较富裕，出身贵族阶层的人。如子贡就是 当时著名的富商，孟懿子、南宫敬叔就是鲁国贵族孟僖子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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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 ‘有教无类”不仅体现在社会身份的类别上，而且还体现在学生 们的天生禀赋、性格特征上，也就是说他不分智愚、狂狷一并教育之，如他 的学生高柴据说就很愚笨，曾参也不算聪明，子张性格怪偏，难于接近，子 路则性情粗野……但他们经孔子精心的培养都成为学有所成的人。 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未能贯彻到底，他一生未收一位女弟子，这 样，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就被他排斥在受教育之列外。 2．因材施教 高明的教师教育学生并不拘泥于一种程式，而是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 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授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孔子从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一 点，并贯彻于其教学过程的始终。 众所周知，人之才智有高下，性情有文犷 （guǎng），悟性有先后，反应 有迟缓，故而深入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因其所氏而启导之，以其所短 而补救之，是教师搞好教学的前提。孔子说：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就告诉所有的施教者面对才智在中等水平以上 的人，可以向他讲授高深的学问、深奥的道理，面对才智在中等水平以下的 人，不可以向他讲授高深的学问、深奥的道理。这是孔子施教的基本原则。 他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去了解弟子们的智慧、能力和兴趣、然后施以教育的。 在 《论语》中，我们经常发现孔子对同一问题具有多种回答。如鲁国大 夫之子孟懿子问孝，他回答说： “不要违背礼节。”就是说父母活着，要依 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也依礼的规定来埋葬他们，祭祀他们。而孟懿子 之子孟武伯问孝，孔子答，应为父母之疾病而考虑。子游问孝，孔子答：“仅 仅能够养活父母并不是孝，孝是对父母人格的一种尊敬。”子夏问孝，孔子 回答，仅代父母操劳，有酒让父母先喝，有肴让父母先吃，并不就是孝了。 孝是指在父母面前经常显露出愉快的容色。所有这一切，也许是孟懿子对父 母未能曲尽其礼，孟武伯对父母之疾省察不周，子游能养父母而庄敬不够， 子夏服劳父母而色未尽善。孔子正是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当下点醒，让他 们立即领悟到孝的含义，并能马上用于生活中。对于 “仁”，孔子的解说与 回答就更多了，悟性最强、德行最好、闻一知十的颜渊问 “仁”，他回答克 制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符合礼为 “仁”。能言善辩、聪明机智、事业顺 利的子贡问 “仁”，他答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身微贱、 意欲从政的仲弓问 “仁”，他答以出门好像去接近贵宾，役使百姓好像是承 当庄严的祭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位工作劳顿不怨恨，在野无事 也不怨恨。而多言性躁的司马牛问 “仁”，他竟答以言语迟顿就是“仁”。 司马牛不服，反问言语迟顿就是 “仁”了吗？孔子解释道：“做起来是很难 的，难道说话能不迟顿吗？”才学平平的樊迟问 “仁”，他回答“爱人”， 而 “爱人”是当时对“仁”的通常解释。当樊迟业有所长进，而再问“仁” 时，孔子回答： “平时态度端正，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就是‘仁’。”孔子 是教书，更是育人，他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理论、是知识，更是实践的智慧。 故而，他对 “仁”的解答或是纠偏，或矫枉，或是点醒，或是诱导，总之， 他不仅仅是答疑，更是培养和造就 “仁”人。 孔子教育学生，不仅仅注意学生们的才智，而且还注意学生们的性格特 征、心理状态，以便使学生成为一道德上的完人。 《论语》曾记载了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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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故事：子路问孔子： “听到了就干起来，行吗？”孔子说：“有爸爸和哥 哥在世，怎么能不请示他们就干起来呢？”而冉有也问这一问题，孔子回答 说： “听到了就要干起来！”公西华大惑不解，忙问孔子：“您怎么对子路 和冉有两个人的同一问题，作相反的回答呢？”孔子回答： “冉有平日遇事 退缩，所以我告诉他，听后就干，以给他壮胆，而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那 么大，敢作敢为，所以我告诉他遇事要请示父兄，以压压他的莽撞。”这是 孔子因材施教的绝好说明。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充分显示了孔子在教学 活动中的灵活原则和聪明智慧。这一方法主要是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愤不启，不悱 （fěi）不发的启发式教学原则是要 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可以说孔子是中国教育史最早使用启 发式教学的人。 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 思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 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推知西、北、 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今天，人们在教学活动中常常使用启发式教学，要 求学生对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殊不知这一思想最早导源于孔子。 人贵立志，志贵有恒，孔子教导学生，常常让学生谈谈自己的志向。如 颜渊与子路，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于路说： “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同朋友 们共同使用，坏了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颜渊说：“愿不夸耀自己的好坏， 不表白自己的功劳。”于路说： “愿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说：“我要使 老者安逸，朋友信任，青年怀念。”还有一次，孔子已近暮年，子路、曾皙、 冉有、公西华侍坐，大家谈笑风生，各言其志。孔子说： “你们不要因为我 的年纪大了，就有什么拘束，望你们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吧。假若你们被国 君赏识并起用你们，你们会怎么样？”子路抢先回答： “拥有千乘兵车的国 家，夹在几个大国之间，外有敌兵犯境，内有天灾饥荒。只要让我治理三年， 这样的国家可以人人有勇气，个个懂得道义。”孔子只笑了笑，接着问：“冉 有，你呢？”冉有答道：“只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方圆的国家，让我治理， 三年时间，人人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那应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 “公西华，你呢？”公西华说：“我能力不行，但愿学习。但穿着礼服，戴 着礼帽，在祭祀或与外国的结盟中做个小司仪，还可以。”孔子又问曾皙， 曾皙弹琴正近尾声，用力一拨琴弦，铿的一声，将琴放下，站起来说：“我 愿在暮春三月，穿上新做的衣服，带上五六位成人朋友和六七位小孩，在沂 水里洗洗澡，在舞雩 （yú）台上吹吹风，一路高歌地走回家来。”孔子长叹一 声：“我赞同公西华的主张啊… … ”孔子与学生不仅仅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 关系。他和学生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开怀畅谈。这说明学生们十分了解孔 子，贴近孔子，孔子亦十分了解学生，关心学生，师生平等相处，其乐融融。 因而各自都能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 “各言尔志”，实际上是一种平等 的感情交流，孔子作为老师，并不把自己的意志、愿望灌注给学生，更不强 加给学生，学生在人格上完全是自由的。这样就能使其学生根据自己的才能 和专长，充分发展，从而使其学生在当时都名震一时。据司马迁 《史记·孔 子世家》载，楚昭王因孔子有治国之才，想以七百里地方封给他，楚令尹子 西说： “大王之使臣，有像子贡那样有才干的吗？”楚昭王说：“没有。” 又问：“大王之辅相，有像颜回那样忠诚的吗？”又回答：“没有。”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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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之将帅有像子路那样勇敢的吗？”又回答说：“也役有。”又问：“王 之官尹，有像宰予那样能干的吗？”复回答：“没有。”子贡、颜回、子路、 宰予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如子贡就是春秋时代著名 的外交家。司马迁评论他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 十年之中，使春秋时代的五大国各有变。这充分显示了这位外交家的高超的 外交艺术。颜回虽终生未仕，身居陋巷，但其才能远胜子贡。故而子贡说， 自己仅“闻一知二”，而颜回则能“闻一知十”。子路为人耿直，勇力过人， 十分忠于孔子。孔子认为他的才能可备大臣之数。宰予白天听课睡觉，曾被 孔子目为 “朽木不可雕也”的人物，然而他利言能辩，是与子贡并列为孔门 言语科的优秀学生。足见在孔子周围，荟萃着一大批青年英才。这些青年英 才连楚昭王这样的大国之君都深感其威胁，暴露出他既赏识孔子，又害怕孔 子的二难心态。 孔子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才，是其因材施教的结果，是其启发式教学的 结果。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良好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天赋才能的发展， 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反之，则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对一位合格的教师来讲， 他不仅要解答学生的疑惑，传授给学生知识，还要了解学生，也让学生了解 自己，做学生的知心朋友，以便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一方面使学生学 到知识，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学会做人。这就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教学成功奥 秘，是他贡献给人类的一大精神财富。 孔子启发式教学不仅注意同学生交流感情，而且还十分注意调动学生在 学习中的积极性。其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曾深有感触地说： “老师的学问与道 德，越抬头看，就越觉其高远，越用心钻研，就越觉其深邃。看着似乎在前 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 富我们，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们，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尽了 自己的才能，似乎能独立工作了，但想再跨越一步，又不知该怎么着手了。” 孔子善于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 足见孔子教学方法之高明。学习是退步，还是进步，关键在学生本人，衡量 教师教学水平之高低亦在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大小。但老师 之 “循循善诱”，启发鼓励亦十分重要。无孔子之“循循善诱”，亦无颜回 “欲罢不能”之叹。可以说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之目的也是为了调动学生学 习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学思并重 孔子有句名言叫做：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 只知读书，却不会用脑进行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而不去读书，就会 缺乏信心。就是说读书与思考二者只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果。 西方近代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学思关系时曾打了一个著名的比 喻。他说社会有一种人好像蚂蚁，只会堆积和利用它们的贮藏品，还有一种 人好像是蜘蛛，只知道自己吐丝织网。他认为二者各有偏颇，都不好，而真 正的哲学家应该像蜜蜂那样，先从花园和田野里，采来花粉，然后用自己的 力量改变和消化这些材料。可以说蜜蜂就是学思结合的典范。人们应该向蜜 蜂学习。培根的这个比喻，形象地向我们阐述了学与思的关系，这个比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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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可以用做孔子学思并重的注脚。 在读书学习与分析思考中，孔子首先要学生们博学多识，他说： “吾尝 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意思是说，我曾经整天不 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思考，没有什么益处，不如学习。这就告诉人们不去 读书学习，只是在那里凭空乱想，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读书和学习是思考 的前提和基础。孔子十分注重学习。有一次孔子独自一人站在庭中，其儿子 孔鲤从其身边走过，他问道：“学诗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便说： “不学诗，无以言。”孔鲤便退回去好好学诗。又过了几天，孔子又问他： “学礼没有？”他回答： “没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把 学习看作是立身处世的必要条件。他曾说： “一个人好仁德而不好学习，就 会被人愚弄，好聪明而不好学习，就会变得放荡，好诚实而不好学习，有时 会害了自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就会变得尖刻，好勇敢、好刚强而不好学 习，就会捣乱闯祸，胆大妄为。”在孔子那里，学习不仅仅是获取文献知识、 道德教义的手段，而且是一个人成为仁人君子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一个人 只有在学习中，才能不断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陷，长养自己的美德，成为一 道德上的完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下学上达”。“下学上达”是说学习的 目的是要上达大德，成为一参天地之化育的人物。 孔子要求人们学习的东西十分丰富，而 《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是其教育学生的基本教材。这些典籍是孔子以前中国 历代文献的汇集。在贵族垄断教育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作为教育贵族子弟 的一般教材。用六经来教育学生是孔子对其以前教育内容的肯定。他曾说 《诗》可以使人温柔敦厚，《书》可以使人疏通致远，《乐》可以使人广博 易良， 《易》可以使人洁静精微，《礼》可以使人恭俭庄敬，《春秋》可以 使人属辞比事。在孔子看来，六经不仅仅是文献典册，更是培养人、提高人 的道德意识的良好教本。用现代的眼光分析， 《书》、《春秋》实际上是历 史教材， 《诗》可以说是文学教材，《易》是哲学教材。孔子教授学生的六 经是经过他的加工整理过的 “六经”。而且他要求学生对这些东西应灵活掌 握，活学活用，随机应变，也就是说 “六经”不是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不 是教条，是治国之道，是立身处事的原则。 《论语》曾概括孔子的教育内容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文章，行是行为处事，忠、信是道德品行。 《诗》以教文，《礼》以导 行， 《乐》以养性，“六经”概而言之，都有益于道德品性的陶冶。 当然，这些并不能全部概括孔门弟子所学的内容，孔子还要求学生学习 射、御、数。孔子时常带领学生们学习礼仪，演奏音乐，学习射箭，进进驾 车。孔门弟子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而且还要身体力行，进行实际的操作。 孔子认为一个人既要博学，更要好学。一个人一旦好学，学习就不再是 一种负荷，一种压力，一个迫不得已的事情，而是一种需要，一种乐趣，一 种自愿的活动。孔子对好学的颜渊大加称赞，常夸其贤。 孔子重学，也十分重思，一个人只知学习而不会思考就会陷入困惑．就 会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思考是一个人驾御知识的一种本领。大家常看到这 样一副勉励学习的对联，上联为 “书山有路勤为径”；下联是“学海无涯苦 作舟”。这里我想告诉大家，这副对联写的虽好，但并不能完全代表学习中 的真理。其实，在学习中只是苦，只是勤，并不一定就能学好，还必须掌握 为学之方，这个方才是真正通往知识之山的径，驶向知识彼岸的舟。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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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发现和掌握决不能离开思维，所以我们说思维才真正是书山之径，学海 之舟。思维是驾御知识的才能，是消化知识，创造新知识的有效方式。西方 哲学家康德有言： “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我们亦可以说思 而不学则空，学而不思则盲。孔子说：“遇事而不会思考，不思量‘怎么办’ 的人，我对这种人也无可奈何。”他要求学生多听、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 么，即“多闻阙疑”。当然孔子主张思维要纯正（思无邪），反对胡思乱想。 他虽提倡思考，但井不主张思考过度而贻误时机，多谋而无断。季文子做事 三思而后行，他却说思考两次就行了。遇事今天研究研究，明天商量商量， 再过几天考虑考虑，是十足的庸人作风，貌似慎重，实则妾妇，这种人连季 文子也不如，因为季文子三思而后尚行，而他们则只思而不行。 孔子认为博学、慎问、近思是人的美德，是仁德的一种表现形态。当然， 孔子所谓的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大道之学，成人之学，躬身修己之学，是仁 学，其所思之事，成人成己，成圣成贤之事。他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 而内省也。”意思是说看见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就想法向他看齐，看 见品德不端、才能平庸的人，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不足。曾子也说： “吾日 三省我身。”即一天三次反省自己，这些思和内省都是思考，但这种思考是 德行范围内的思考。孔子说：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用今天的文字表达 就是： “君有九方面的思考：看的时候，思考看清楚了没有；听的时候，思 考听准确了没有；脸上的颜色，思考温和了没有；容貌态度思考庄恭了没有； 说话的时候，思考忠恳了没有：办事的时候，思考态度敬重了没有；遇到难 疑，思考请教了他人没有；将发火了，思考有什么后患没有；看见获取了， 思考合乎义了没有。”这九方面的思考，全是言谈举止，出处进退，洒扫应 对，全是生活。所以我们说，孔子之学是生活之学，孔子所思是生活之事， 孔子就是让人们去学习生活，了解生活，适应生活，创造新生活。他要求人 们在学与思的辩证思维中，去增长生活的智慧、做人的智慧。 4．不耻下问 孔子曾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说知道的就 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才是对待知识的态度。孔子这一态度是诚 实的态度，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应取的态度。 孔子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学者，是因为他对 学问怀着这种客观的态度。他曾把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 “困而知之者”，“因而不学者”。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天才，他说： “我并不是生来什么都知道的人，只不过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去追求学问 的人。”他甚至认为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就有位像他那样的人，不过不如 他好学罢了。他不同意学生们把他当作圣人。他也瞧不起那种自己什么也不 懂而凭空造作的人，要求人们 “多闻”，“多识”。 他曾说：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意思是说三个一起走道，就有一个 值得我取法的。当然孔子所谓的取法是正反两方面吸取教训，选择他们的优 点加以学习，知道了他们的缺点加以警戒。善良的人是我们正面老师，邪恶 的人是我们反面的老师，二者对我们有益。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甘当学生，才能成为先生。一个诚实的君子应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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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架子，应 “不耻下问”。“不耻下问”是说要不耻于 向比自己的社会地位低，在学问上不如自己，甚至自己的晚辈请教他所专长 的问题。唐代文学家韩愈其名垂千秋的 《师说》一文中，对不耻下问作了精 辟的说明。他说：比我年龄大的人，他懂得的道理自然比我早，我应向他们 学习，而年龄比我小的人，其懂得的道理比我早，我亦应向他学习。我是追 求真理和知识，何必计较其年龄的大小。所谓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 所存。师之所存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韩愈甚至认为学生未必就不如 老师，老师未必就高明于学生。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最好注脚。 孔子不仅是不耻下问的倡导者，更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青年的孔子曾 “入太庙，每问事”。就是说一进入周公庙，就向人们问这问那。他的这种 勤学好问的态度曾一度受到人们的怀疑，人们怀疑他是否知礼。而孔子多问、 多闻、多见正是孔子成为博学之士的前提条件。据史书记载，孔子曾向郯国 的郯子请教历史知识，也曾不远千里，西去雒邑，问礼于老子，还向鲁国的 乐官师襄学琴。所以孔子没有固定的老师，以能者为师，博采众家之长，从 而使自己成为一伟大的学者。 不耻下问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具体贯彻，其本身就是一老 实的态度。这态度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在等级森严的西周时代 乃至秦汉以来的一切封建社会中，这一学习的态度很难得到具体的落实。因 为不耻下问的背后，意味着在道的面前，在真理面前不分贵贱，不分长幼， 不分贫富，人人平等，能者为师，所以 “不耻下问”是孔子光辉思想的组成 部分。 孔子还提出了 “温故而知新”的光辉命题。大家都知道，《论语》的第 一句话就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说学的东西时常加以温习， 不是很愉快的事吗？孔子要求学生对学过的知识，时常加以温习，以做到“温 故而知新”。 “温故”是要求学生不要忘掉了已学的东西，“知新”，是说 要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在学习的道路上，不要固步自封，不知长进。 “温固 知新”还有一层含义是说在重温已有知识的同时，不断发现新思想，增加新 的领会。 “温故”是继承，“知新”是创新，“温故知新”是继承中创新。 孔子关于学习的许多命题，揭示了学习过程中的规律，具有超时代的理 论价值，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光芒。今天，我们重温这位先哲的教 诲，对于我们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无裨益。 5．为己与为人 孔子认为学习有两目的，一是为己，一是为人，与这两种目的相对的亦 有两种学问：一是为人之学，一是为己之学。这里所谓的为己不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个人打算；为人也不是为他人服务，为别人着想。 孔子所说的为己是指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使自己成为一完美的人。为 人是说自己的学习知识及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赏识，都是为了博 取别人的好感，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种为人才是现在意义的自私自利。 孔子曾说有为人之学，为己之学，古代学者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现代 的学者学习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赏识。孔子一生追求为己之学，坚决反对为人 之学。孔子之学归根到底就是一 “为己之学”。“为己之学”归根到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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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身修己，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的学问，就是内圣成德之学。 孔子认为古代是一美好的时代，那时大道通行，天下为公，人们没有自 私观念，更没有欺诈和图谋不轨的行为。德大者居上位，德小者居下位，尧 舜等人既是道德上的完人，也是天子，所以古代的学者为己。而春秋时代， 礼坏乐崩，天下失序，人欲横流，这时的学者学习知识的一切目的都是为满 足自己的私利，为获取高官厚禄。可以说，孔子的为己之学就是后来孟子所 说的 “修其天爵”，而“为人之学”则是“修其人爵”。“天爵”，就是人 们与生俱有的，先天的爵位，即道德仁义， “人爵”是人们后天获取的公卿 大夫，即社会地位。 孟子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 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己矣。”意思是 说人有自然爵位，有社会爵位。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自然爵位；公卿大 夫，是社会爵位。古代的人修养其爵位，社会爵位也就随之而来了，现在的 人修养自然爵位，是为了获取社会爵位。已经得到了社会爵位，便丢掉了自 然爵位，这太糊涂了，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孟子这段话是对孔子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的最好说明。修天爵，就是为 己之学；修人爵就是为人之学。在孔子和孟子看来，仁义忠信，是人先天赋 有的，是人的本质，是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人区别于禽兽同时又高于禽兽 最根本的东西。而公卿大夫是人后天获取的东西，是人为的东西，是身外之 物。因而它与仁义忠信相比，并不是 “良贵”。他们认为，一个人只知追名 逐利，而不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就是舍本而逐末，就是放弃其最宝贵的东 西而追逐下等之物。孟子曾言：一般人丢掉一只鸡，一条狗，尚知道寻找回 来，而仁义道德这样的本性丢失了却不知道寻找回来，这是相当悲哀的。 孔子等儒家学者视德行高于一切，一视人格高于一切。孔子之学就是为 己之学，就是内圣修己之学，是大道之学。孔子一生所亲授之学，是这种学， 颜子所好之学是这种学，三千弟子所学之学也是这种学。孔子从事教学活动 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授文献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人才， 为了培育真正的人，完善的人，纯粹的人。这种人在孔子的心目中就是君子、 圣贤。 孔子的为己之学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某一项实 际活动，并不是为取得别人的认可，也不是为追名逐利，更不是为了获取权 位，而是为增进自己的道德水平，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一真正的君子。至 于我们的成就和功业能否为社会所认可，或者说我们是否能成名，那不关我 们自己的事，也不要关心它。相反，如果人们学习知识，从事研究，或做某 一实际工作，仅仅是为自己出名，为了高人一等，甚至是为了获取自己的权 位，一句话是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就是为人之学，孔子认为这种为人之学是 相当可耻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到头来，人们会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的私利， 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最后沦为一无耻的小人。 6．一代先师 孔子一生，积极入世，追求救世之道，然而他彻底失败了。教育学生， 本来是为了培养实现政治理想的人才，也就是说是其政治活动的辅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