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灵顿公爵对滑铁卢之战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称“这将是你一生中能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战争”。在经过一天的艰难冲锋与反冲锋以及英勇防御之后，姗姗来迟的普鲁士军队最终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威灵顿公爵来讲，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并非如此。毋庸置疑，内森?罗斯柴尔德能提前得知拿破仑军队溃败的消息是件欣慰的事情，这归功于他的信使的速度比给英国内阁传递战况的威灵顿公爵的官方信使亨利?珀西少校快将近48小时。不论内森多早收到滑铁卢之战的消息，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不希望战争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和他的兄弟拥有一大笔钱，战争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没有人需要为战争筹款了。随着和平的到来，战胜拿破仑的伟大军队将会被裁减，战时联盟将会解散，这一切意味着士兵不再有工资，不再需要为英国的战时联盟支付津贴，战争期间飞涨的金价注定要下跌。内森面临的不是传说中的巨大利润，而是惨重并在不断加大的损失。
英国统一公债的价格（1812~1822年）
但是，内森面前还是有一条可能的出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债券市场上用他们的黄金做一次大规模、高风险的对赌。1815年7月20日，伦敦《信使报》晚间版报道说内森“大量买进债券”，即政府债券。内森的赌注是，英国取得了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政府借款预期会减少，英国的债券市场价格会飞涨。内森不断买进，英国政府债券适时开始上涨，而内森继续买进。尽管他的兄弟苦苦恳求他卖出变现，内森还是鼓足勇气一直坚守到第二年。到1817年末，债券价格最终上涨超过40%后，他才卖出。算上英镑的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内森的利润在今天价值6亿英镑。这是金融史上最大胆的一次交易，也是从拿破仑军队的溃败中侥幸夺取的金融交易的胜利。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似性对当代不会没有影响。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劲敌—巴林银行的一个合伙人的话来说：“坦白说，我没有勇气去完成这样的交易。他们计划周密，富于智慧，执行敏捷—他们长于金钱和基金的运作，而拿破仑长于战争。”奥地利首相普林斯?梅特涅的秘书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简直就是“金融波拿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罗斯柴尔德就是金钱的先知。”
在某种程度上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讶的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统治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当代人来讲，他们经常从神秘的角度，寻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非凡成就的解释。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一则记录，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拥有巨额财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神秘的“希伯来法宝”，这个法宝让伦敦分行的创始人内森?罗斯柴尔德成为“欧洲货币市场中的大人物”。19世纪90年代，类似的故事在俄罗斯犹太人聚居区中流传。正如我们所知，纳粹倾向于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归结于操纵债券市场的消息以及其他精明的举措。即使在今天，罗斯柴尔家族的神话仍在流传。根据2007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宋鸿兵的那本畅销书《货币战争》的说法，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所谓的对美联储的影响，继续控制着全球货币系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发迹，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扮演了主导角色。他们通过建立资本金基础和情报网络—比其劲敌巴林银行要先进得多，在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据估计，从1815年到1859年，他们设立的伦敦分行发行了14种不同的主权债券（sovereign bonds），面值总计将近4 300万英镑，是伦敦所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尽管英国政府债券是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最主要的债券，他们也出售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那不勒斯和巴西的债券。另外，1830年后，他们独家发行比利时政府的债券。特别要指出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用现金从政府那里购买新债券的发行份额，然后把这些债券分销到他们遍及欧洲的经纪人和投资人网络中，从中收取佣金。只有当从买家那里收到所有的分期付款后，它们才会把债券款项汇给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付给君主借款人的价格和他们卖给投资人的价格差很大（在首次公开发行后，再设定一个价格）。当然，正如我们所见，以前就存在大规模的国际借款，尤其是在热那亚、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但不同之处在于，自1818年以后，伦敦债券市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天下，他们坚决主张大多数新的借款国发行债券要用英国货币标定，而不是本国货币，并在伦敦或其他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机构的市场支付利息。随着1818年收益率为5%的普鲁士债券的首次公开发行，一套新的标准确立起来了。经过漫长而不断反复的商讨之后，这些债券不仅在伦敦，同时在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发行①。德国法律专家约翰?海因里希?班德在他的著作《论国家债券交易》（1825）中指出，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任何政府债券的持有人……选择就近的分支机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取利息”。可以肯定的是，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生意，他们同时是债券交易商、套汇商、黄金交易商和私人银行家，也是保险、矿山和铁路投资商；不过，债券市场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与弱小的竞争对手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投资于那些用现在的说法来说就是具有“投资等级”的证券上。到1829年，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发行的证券没有一家出现违约偿付情况，尽管在那个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次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多次危机中的首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当内森在1836年去世的时候，其个人财富相当于英国国家收入的0.62%。从1818年到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5处分支机构（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总资产从180万英镑上升到950万英镑。1825年，他们的总资产是巴林兄弟银行和法国银行的9倍多。到189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产达到4 100万英镑，超过德国最大的5家股份银行的资产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日益发展成跨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管理各处分公司的资产。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不断增加。为了维护家族事业，他们对5个分公司的契约定期进行修订，并严格执行堂表亲联姻制度。从1824年到1877年，内森的父亲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对新人结为连理，其中不少于15人是近亲联姻。此外，家庭都统一虔诚信奉犹太教，当其他犹太人家庭发生背教或混婚情况时，都会进一步加强他们作为“高加索王族”（即犹太）的观念。
老梅耶?罗斯柴尔德反复告诫他的5个儿子：“如果你不能让人们爱你，那就让人们怕你。”他们作为债券市场的统治者，凌驾于19世纪中期的金融世界之上。人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恐惧超过对他们的热爱。与欧洲老牌贵族阶层的土地资产相比，具有更高收益率和更多流动性的新式财富的兴起令右翼反动分子哀叹不已。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金融系统具有某种深刻的变革意义：
债券体系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靠他们债券的利息生活，靠他们便携的资产生活，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生活，并成为首都城市的中坚力量。当各种不同的精英聚集生活在一起，知识分子、社会当局和债券高度集中，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海涅看来，作为“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三大恐怖人物”之一，罗斯柴尔德是与黎塞留①、罗伯斯庇尔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物。黎塞留摧毁了旧权力，罗伯斯庇尔消灭了旧势力的残余，而罗斯柴尔德为欧洲造就出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
把政府债券体系提升为至高无上的权利……资助从前的特权阶级。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组建了新的贵族政府，但这一切都是基于最不可靠的东西—金钱……金钱比水更具流动性，比空气更不稳定……
同时，左翼激进分子对政界涌现出的一股新生势力表示不满。这股新生势力拥有对政府财政和大多数政策否决的权力。鉴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发行债券的成功，有人把内森作为保险经纪人“无价值的联盟”画成漫画进行讽刺，帮助欧洲平息自由主义政治之火。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因为“他和外国势力的联系，尤其是协助奥地利，帮助该国政府反对欧洲的自由”。自由主义史学家朱尔斯?米舍莱1842年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罗斯柴尔德先生认识很多欧洲国家的王子，以及不计其数的交易所经纪人。他把所有经纪人和国王的名字记在心中，甚至不用看通讯簿就能和他们谈话。他曾对其中某人这样说道，‘如果你任命这个人当部长，你的账户将出现赤字。’”可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在19世纪30年代，密西西比州州长一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到美国，就讽刺“罗斯柴尔德男爵”“体内流着犹大和夏洛克的血，品行如同他的这两个同乡”。19世纪末，平民作家哈维把罗斯柴尔德银行描述成一条巨大的黑章鱼，触须延伸到世界各地。
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允许或制止战争，这引来了大众的强烈不满。1828年，普克勒尔–姆斯考（Pückler-Muskau）指出：“如今在欧洲，不管是谁，好像都没有能力去发动战争。”20世纪早期的一位评论家①曾尖锐地提出：
大家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同盟反对的话，任何欧洲国家或任何大国通过国家债券认购，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吗？
我们不妨假定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战争，战争毕竟让内森?罗斯柴尔德们完成了一桩最大的买卖。如果没有战争，19世纪各国对发行债券的需求会很少。正如我们所见，战争加大了风险，会打压现有债券的价格（像16世纪的威尼斯），债务国一旦战败或者丧失领土后会无力偿付利息。到19世纪中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已从经纪人变身成基金经理，专注打理他们巨大的政府债券投资。现在战争冲突对他们来讲将会得不偿失。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统一。也基于这种原因，他们不忍看到美国陷入两败俱伤的内战。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英国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决定了拿破仑战争的胜负结果。现在，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决定美国内战的胜负结果。
1863年5月，美国内战已进行了两年，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攻下了美国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迫使南方邦联军队在约翰?C?佩贝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向西撤退到密西西比河畔的维克斯堡。佩贝尔顿将军的军队击退了联邦军队的两次进攻，最终在联邦军队的重重包围下，弹尽粮绝。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佩贝尔顿军队投降。从此开始，密西西比河牢牢地掌握在北方的手中，而南方却被一分为二。
维克斯堡之战被视为美国内战伟大的转折点之一。然而，从金融层面来看，那并非决定性的战役。在那一年多以前，维克斯堡下游200英里处—密西西比河在此处流入墨西哥湾—就发生了决定性的战役。1862年4月29日，海军上将大卫?法拉革特攻破圣?菲利普的堡垒，从而控制了新奥尔良。这场战役相对于一年后的维克斯堡之战而言，伤亡不大，战时不长，但给南方带来的损失惨重。
南方邦联筹措资金的方法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因为归根到底，南方邦联的产业能力或者人力资源如同他们的资金一样匮乏。他们在军事方面付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懈努力。在内战刚开始的时候，经验不足的南方邦联财政部在没有现成可用的中央税收系统的情况下，通过向其市民出售债券支付军费开支，并筹集到两笔巨额贷款，分别是1 500万美元和1亿美元。但是，在南方自给自足的农场和规模相对较小的城镇中，流动资金很有限。为了渡过难关，据说，南方邦联声称，他们已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希望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家族王朝能帮助他们打败北方军队，如同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曾帮助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军队一样。
上述想法也不完全是空想，在纽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对美国陷入内战感到惊骇。作为民主党的全国主席，他一直是史蒂芬?道格拉斯最重要的支持者。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史蒂芬?道格拉斯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竞争对手。贝尔蒙特强烈抨击林肯的“没收充公和强制解放”政策。詹姆斯的第三个儿子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在战争开始前，在家信中表达了对南方邦联的同情。于是，北方的某些评论员就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南方邦联。“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的犹太人……都一直在购买南方邦联的债券。”这一消息刊登在186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上。一位林肯的支持者谴责“犹太人、杰斐逊?戴维斯（南方邦联总统）以及所有的魔鬼”是邪恶的群体，反对联邦政府。当贝尔蒙特1863年访问伦敦的时候，他亲自告诉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很快北方军队将获胜”。（不过有人怀疑就是此人说服英国帮助南方邦联的。南方邦联部长犹大?本杰明本身就是犹太人。）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选择支持南方邦联，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喜欢奴隶制度。南方邦联的信贷风险较高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毕竟，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在他是参议员的时候，公开主张拒绝偿付州债务）。这股猜测之风弥漫整个欧洲。当南方邦联在欧洲市场试图出售传统债券的时候，投资人表现出的热情并不高。但是，南方邦联有别出心裁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通过棉花。这是南方邦联经济的支柱产业以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他们的办法是，不仅把南方棉花的收成作为出口换汇的资源，而且把棉花收成作为发行一种新债券的后盾。当法国埃米尔厄兰格公司代表南方邦联发行棉花支持债券（cotton-backed bond）时，来自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反应更为积极。这批英镑债券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们把棉花以每磅6便士的战前价格出售。这批英镑债券的收益率是7%，20年到期。尽管南方军队受挫，这批债券在战时也下跌不多，最简单的原因在于债券价格是以棉花做担保的。由于战时棉花需求增加，棉花价格也攀升。实际上，这批债券的价格从1863年12月到1864年9月已经翻倍。尽管南方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被击败，但棉花的价格在上涨。而且，南方邦联处于优势地位，通过控制棉花供货量的方式，随时可以进一步提高棉花的价格。
1860年，利物浦港是英国纺织行业进口棉花最重要的港口，而纺织行业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经济的重要支柱，其80%以上的棉花进口来自美国南部。南方邦联领导人认为，利用这一点能帮助他们迫使英国在战争中站在他们这边。为了给英国制造压力，他们对所有出口到利物浦港的棉花实施禁运。这一举措的实施效果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棉花每磅价格从6?美元。上涨至27?美元。从美国南方进口的棉花数量自1860年的260万包锐减到1862年的不到7.2万包。英国曼彻斯特南部地区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棉纺厂，雇用了大约400名工人，而这个数字只是位于兰开夏的国王棉纺厂的一个零头。国王棉纺厂总共雇用了30万名工人。没有棉花供应，工人也就无所事事。到1862年末，半数的工人不得不被解雇，兰开夏总人口的1/4处于穷困潦倒等待救济的状态，他们称此为“棉花饥荒”。这只不过是场人为的饥荒。那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当然，棉花禁运不仅仅导致英格兰北部人们的失业、饥荒和暴乱。棉花短缺也拉动了棉花价格上涨，由此提升了南方邦联发行的棉花支持债券的价值。对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来讲，这是一种无法抵挡的投资。《泰晤士报》编辑约翰?德莱恩曾提到，后来的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就购买过一些这种债券。
然而，南方邦联操纵债券市场的能力依赖于一个条件：如果南方邦联最终无力偿付利息的话，投资人有权拥有棉花实物。如果抵押，只有货物在债权人手中才可以实施。这就是1862年4月新奥尔良的陷落成为美国内战的真正转折点的原因。随着南方邦联的重要港口被联邦军队攻占，那些想把南方棉花作为抵押的投资人不得不突破联邦海军的封锁，这种封锁不是一道，而是两道。鉴于驻守在密西西比河周围的联邦海军实力不断增长，投资人的前景黯淡。
如果南方邦联能设法坚守住新奥尔良，直到收获的棉花装船运抵欧洲，他们就可能在伦敦售出300万英镑的棉花债券。或许，一向规避风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有可能冲破各种融资阻力。不过，他们解除了厄兰格贷款①，因为他们认为“这笔贷款投机性太强，会引来更多疯狂的投机者……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名望的人做过这种交易。”南方邦联过于自信，他们停止了棉花供应，直至无法挽回。到1863年，兰开夏郡已从中国、埃及和印度找到了新的棉花来源。此时，投资人对南方邦联棉花支持债券迅速丧失信心，这严重打击了南方邦联的经济。
随着国内债券市场的枯竭和仅有的两份无足轻重的外国贷款，南方邦联被迫通过印刷没有后盾支撑的美元钞票，以满足战争及其他方面的花费—总价值达17亿美元。美国内战中的交战双方都不得不印刷钞票，这是实际情况。但到内战结束后，联邦政府的“绿背”美元按照金价仍然约值50美分，而南方邦联的“灰背”美元仅值1美分—在1864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枉然。南方各州和市当局纷纷印刷自己的钞票，这使情势进一步恶化。再加上南方邦联的纸币印刷技术低下，导致钞票很容易被复制，伪币泛滥。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的物价飞涨了大约40倍，而北方的物价仅上涨了60%。在1865年4月，也就是南方邦联军队将领投降前夕，南方的经济正走向崩溃边缘，恶性通货膨胀就是南方战败最明显的预兆。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对的。那些投资南方邦联债券的人最后损失惨重，一无所有，因为获胜的北方联邦政府不承认南方邦联的债务。最后，南方邦联除了印钱筹措战争经费之外，别无选择。历史上抵制债券市场的企图，最终都会在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和军事屈辱中结束，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
19世纪，被南方邦联债券搞得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在美洲，让这些债券投资者大失所望的远不止南方邦联，因为这只代表了最北边的欠债情况。在里奥格兰德河①南部地区，拖欠债款和货币贬值的现象相当普遍。发生在19世纪拉丁美洲的种种迹象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暴露了20世纪中期即将到来的最普遍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些最有可能投资债券并能从即息偿付中获利的社会阶层，在当时最禁不住打击。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拉丁美洲共和党人较早地发现，如果债券持有者大部分是外来者，那么拖欠造成的伤害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拉丁美洲早早地发生了债务危机也就并不意外了。1826年9月，当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同时拖欠早些年在伦敦发行的债券时，第一次大规模的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了。
在诸多方面，债券市场还是很有威力的。到19世纪晚些时候，拖欠债款的国家面临着许多风险，如经济制裁、财政制约，甚至是军事干预 （至少来自五个方面）。格莱斯顿在1882年威胁埃及，如果埃及政府不能对欧洲（包括他自己）持债人兑现还款承诺，英国将对其发动进攻。从投资者的考虑角度来说，大英帝国对于“新兴市场”的大力支持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政治保护，排除了许多风险。在大英帝国之外，也有国家因拖欠债款而受到军事威胁。比如在1902年，由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临时组建的海军舰队对委内瑞拉的港口进行了封锁。而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对其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了强有力（和有效）的保护。
但从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来说，债券市场存在着很多漏洞。在伦敦城这个19世纪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富有的投资者还是少数。19世纪早期，英国持债人的数量不足250 000人，仅为当时该国人口的2%，而他们拥有的财富则是该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还多，他们的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左右。1822年，来自国债的利息收入大约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公共开支的一半，超过了该国非直接消费税收的2/3。直至1870年，上述比例仍没多大变化，分别为1/3和超过一半。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税收制度：许多常用必需品需要征税，用以向少数人支付利息。难怪像威廉?科贝特这样的激进派会奋起抨击。在1830年创作的《骑马乡行记》一书中，科贝特这样写道：“所有的国债、税收和赌博都是导火索，民众很自然地被激怒了……为了人们那点可怜的收入。”他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整个国家都会毁在“那些向民众放贷以维持这个罪恶社会体制的人们……包括借贷股票经纪人和储蓄经纪人……犹太人和所有征税者”的手里。
如此激烈的言辞并没有动摇那些人（在法国，像食利者这类人，他们从政府公债中获得“年金”收入）的地位。相反，1830年之后的几十年成了这些欧洲食利者们的黄金年代。拖欠变得不那么频繁了。由于金本位制，纸币变得更加可靠。暂且不谈日益普及的公民选举权，食利者们的成功引人注目。储蓄银行（政府经常要求储蓄银行发行公债作为其本金）的日益崛起，真正将社会间接地纳入到了债券市场中。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尤其当与经济生活交织在一起时，这些食利者们依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巴林银行、格莱斯通银行的中坚力量。最终将这一切结束的并不是民主制或社会主义的崛起，而是由那些欧洲精英们导致的一次财政货币灾难，这个灾难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对通货膨胀给出的著名解释中说：“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这样一种现象，即它是并且只能是一种货币的增长量超过产出量的货币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发生在交战国各国内部的现象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高通货膨胀率现象的出现需要五个基本的条件①：
1. 战争导致物品短缺；
2. 战争导致政府从中央银行进行短期贷款；
3. 政府进而将债务有效变成现金，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量；
4.公众通货预期转移，货币平衡需求下降；
5. 进而商品价格上涨。
但是，纯货币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胀过程在一国要比在其他国家更能快速深远地发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导致的结果会各式各样。如果把1914年到1918年主要交战国的所有公共花费汇总，就会发现英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德国，法国的总花费远远超过俄国。以美元为单位，在1914年4月至1918年3月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共负债额的增加值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事实上，1913年到1918年间，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上涨百分比（1 040%）远高出英国（708%）或者法国（386%），但是该百分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分别为1 116%和961%。与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品批发价格要远远高出德国。1918年德国柏林的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2.3倍，这个变量在英国则为2.1倍。那么，按照这些数字显示，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变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国马克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货币？问题就在于战时和战后的债券市场。
战争期间，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都被战争债券牵引着。那些之前从未买过政府债券的小额储蓄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开始投资战争债券。然而，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不同，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无权涉足国际债券市场（德国最初拒绝在纽约债券市场投资，之后一直被排除在大门之外）。而协约国则可以在美国或是富有的英帝国出售债券。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则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国家出售债券。柏林和维也纳虽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远比不上伦敦、巴黎和纽约。结果，德国及其同盟国在国内出售债券愈加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发行了过量的战争国债，超过了投资者的承受范围。很快，德国和奥匈当局就开始向其中央银行求助购买短期贷款，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中央银行购买的短期国债数额的上涨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到来，因为与出售公众债券不同，将这些票据兑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到战争结束时，差不多1/3的德意志债务都是“浮动的”或者说是未清偿的。而且德国政府发行了过量的货币，仅仅是由于战时价格管制，才未使整个国家陷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败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之前，各方都向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保证，只要战争胜利，敌人将会为这些债务买单。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国家的破产。那些先前投资债券的人本希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战败和革命意味着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德意志帝国的债权人不得不为这场灾难买单。比战败更严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间频繁爆发的革命，更让这些投资者难以安心。还有在凡尔赛召开的巴黎和会，让这个稚嫩的魏玛共和国背上了一笔数额未定的赔款债务。当1921年债务最终确定时，德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数额惊人的高达1 320亿“戈德马克”（一种战前马克）的外债。这笔赔款相当于国家收入的3倍多。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债务都即刻生息，但预计的偿付款占到了1921年到1922年间德国1/3以上的财政支出。那些寄希望于德国的投资者在1921年夏天对未来并不乐观。而战后流入德国的外资仅仅是一些短期的投机货币或“热钱”，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1923年的那次恶性通货膨胀看成是《凡尔赛条约》导致的恶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德国人愿意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通胀与条约的签订有很大关系。德国人一直声称，战后的巨额赔偿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除了印制更多的钞票以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去应对赔偿。通货膨胀是马克贬值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德国国内货币危机导致的国内政治隐患。魏玛共和国的税收系统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新生的政权对于那些拒绝纳税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与此同时，公共支出的开销没有合理的预算，政府尤其对公共部门的工资出手大方。远在与战胜国签订赔偿协议之前，税收不足加上过度开支，就导致了德国在1919年到1920年间巨大的财政赤字（超出国民生产净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国中止偿付战争赔款那一年，财政赤字已相当惊人。更糟糕的是，那些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在20年代早期就对稳定德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当机会摆在面前时也无动于衷。德国财政界精英们大都盘算着，在货币贬值失控的情况下，那些战胜国会被迫修订先前有关战争赔款的协议，结果会使德国出口的商品与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相比价格低廉。事实上，局势也是这么发展的，德国马克的贬值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德国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处于战后发展衰退期时，由这场通胀引起的1920年到1922年间的经济繁荣，导致进口需求大大增加，这样便消除了原来预期的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对局势做出错误估计。当法国从德国官方一心要还清债款的伪善承诺中醒过神来时，他们终于决定通过对鲁尔河流域工业区发动军事进攻来收回赔款。结果导致德国宣布总罢工（“消极抵抗”），用更多的纸币进行赔付。恶性通胀终于发展进入到最后阶段。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事实上，面对敌国战后日益减少的国内收入，确实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决德国国内和国外债权人相冲突的索赔要求。但是，许多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国内经济停滞和他国挑衅并存的状况下，最坏的结果终于发生了—德国自身货币和经济体系全面崩盘。到1923年年底，大约有4.97×1020德国马克在流通，每天大约有200亿马克在市面上流通，而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最高的百分之1 820亿。当时的价格水平平均是1913年的1.26万亿倍。但是，确实还有一些短期的好处出现。到1922年最后一个季度为止，通过鼓励消费、限制存款以及加速通胀，德国国内生产的总产量和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正如我们看到的，贬值的德国马克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但是，最严重的时刻直到1923年才到来。德国工业产量降到了1913年水平的一半；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工会成员中有1/4失去了工作，1/4的人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不过，这并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这场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打击，以及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创伤。艾利亚斯?卡内蒂后来在描述他年轻时在遭受通货膨胀打击的法兰克福地区的那段经历时写道：“严格而具体地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群体现象。这是货币贬值的一个‘安息日’，人与钱之间奇怪的相互作用—钱代表了人，人代表了钱，人们感觉自己和手中的金钱一样‘恶劣’，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糟。金钱和人都被局势摆布着，同样都感到毫无价值。”
“贬值”是通货膨胀的主要产物。这不仅仅限于货币本身，那些以该货币计算的一切形式的资产、收入以及债券，都会变得一文不值。对于德国来说，一场通货膨胀扫清了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堆积如山的内债，成功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经济灾难，但却难以逃脱战前就欠下的大笔外债。通货膨胀对于税费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影响，债券的持有人、拿固定工资的居民都会受到牵连，甚至还会影响到中上阶层人们的生活，包括那些食利者、高级公务员以及各类专业人才。唯一能够幸免的就是企业家们—他们调高价码、买进美元、投资实业（如房产、工厂），或者使用正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恶性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后果：银行受损、利率高企，再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并让经济蒙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对于德国来说，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都不可小觑。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发表了有关“食利者的安乐死”见解。他说，相比带来大规模失业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虽然让那些“食利者”大失所望，却更能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知道哪种结果更恶劣。但就在那之前4年，凯恩斯本人还曾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后果做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很隐蔽地没收公民相当一部分的财富，通过这种方法，政府不但可以没收，而且可以肆意地没收。这种手段使许多人变得穷困潦倒，但却为另一些人谋得了福利。关于这种对财富的肆意重新分配，不仅仅从国家安全和稳定性上，而且对于现有的财富分配方式的可信度也造成了威胁。对于那些得到横财的人来说……他们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抨击的目标。对于资产阶级，通货膨胀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绝不低于无产阶级对其的冲击。而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久的债务关系（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终极基础）全然变得杂乱不堪，甚至失去了效用……
“现在还没有一个巧妙、可靠、能够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法。”凯恩斯把自己的见解归功于列宁对他的影响。虽然没有记录表明列宁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他的同事博利舍维克?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印钞厂比做财政补给的机枪，把火药都射进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背后。
前苏联的经历提醒我们，德国并不是唯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衰退的国家。除前苏联以外，还有澳大利亚，以及当时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和波兰，它们在1917年至1924年间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在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拖欠了沙皇的全部债务之后，恶性通货膨胀随即而至。俄国的债券持有者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匈牙利和希腊所经历的货币、债券市场的陷落崩溃①。
如果说恶性通货膨胀与世界大战的失利息息相关这比较容易解释得通，但这一切仍然是个谜。在近些时候，也有许多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困窘拖欠了外债—要么直接拖欠支付利息，要么采用货币贬值的间接手段。然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子没能随着世界战争的结束而消散，究竟是为什么呢？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老板比尔?格罗斯是以在赌城拉斯韦加斯玩21点起家的。在他眼里，投资债券总是有那么点赌博的因素在里面，即通货膨胀的加剧并不会使投资债券年利率带来的收益缩水。正如格罗斯所说的：“当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而固定利率仅有5%时，这说明债券持有者的收益落后了通货膨胀5%。”正如我们所见，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削减了投资资本总额和应得利息的购买力。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市场上稍微有通货膨胀的风吹草动，债券的价格就出现了下滑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通货膨胀率的直线飙升，相对债券市场而言，美国内华达州的赌场成为了当时最佳的投资场所。格罗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美国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时的情景（1980年4月通胀率最高时甚至近15%）。他说：“那时的债券市场十分糟糕，当时的熊市不仅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历史上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更确切地说，20世纪70年代，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年收益率是负的3%，与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一样糟糕。而今天，仅少数国家的通胀率在10%以上，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还在遭受着恶性通胀带来的困扰②。追溯到1979年，全球至少有7个国家的年通胀率在50%以上，有60多个国家的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英国和美国就位列其中。在这中间，受到通胀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阿根廷。
阿根廷曾一度是繁荣兴旺的代名词。“阿根廷”的名字意为白银之地，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坐落于拉普拉塔河岸。拉普拉塔河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白银之河”。这个名字不仅仅指这条河颜色浑浊的河水，也指取自于河水上游沉淀的白银。根据近些时候的估算，阿根廷在1913年曾位于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国家之列。在非英语国家中，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从1870年到1913年之间，阿根廷的经济飞速增长，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德国。阿根廷的国外资金投资甚至与加拿大相比肩。世界上两个哈罗斯百货商店的位置也绝非随意而为之：一个位于伦敦的骑士桥，另一个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的佛罗里达大道上。当时的阿根廷有能力，也有志于成为南半球的英国，甚至美国。1946年2月，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裴隆将军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银行。裴隆对于自己的所见大为惊讶，他赞叹道“这里的金子实在太多了，过道都无法通行了。”
而整个20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史切切实实给我们上了一课—财务管理不当可能使一切资源归零。20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根廷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如其邻国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中六七十年代尤其不理想。到了198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回降到了1959年的水平。相比1913年，当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72%，而1998年这一数字则降为34%。阿根廷逐渐被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邻国智利赶超，这令阿根廷人难以释怀。而这一切究竟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一种解释是由于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52年、1956年到1968年、1968年到1970年以及1974年，阿根廷在这几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而在1975年到1990年间，年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三（甚至四）位数，其中1989年达到顶峰，高达5 000%。另外一种解释是由于债务的拖欠：阿根廷曾分别在1982年、1989年、2002年和2004年四次拖欠外债。但是，这些解释并非那么可信。在1870年至1914年间，阿根廷同样遭受了至少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通胀率均保持在两位数，同时也至少两次拖欠债务。要想真正了解阿根廷经济衰败的原因，从政治和货币角度观察通货膨胀现象是很有必要的。
土地寡头曾力图把阿根廷的经济建立在对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在大萧条时期曾遭受了重创）的农业出口上。大规模的移民（如同在北美）得不到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居无定所，这导致城市工人阶级人口过多，产生比例不均衡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30年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开阿根廷军事政变先河，随后军事对于政治反复不断的干预，为裴隆统治下新兴的准法西斯政治铺平了道路。表面上看，裴隆为人民提供了高额的薪水，为工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还为阿根廷的实业家们提供了保护性关税。而在1955年至1966年间，裴隆曾企图倚仗货币贬值来调和农业和工业的利益。1966年，另一场军事政变之后仍未能兑现原先的许诺，技术现代化的变革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货膨胀，货币再度贬值。1973年，裴隆再次当选阿根廷总统，恰巧世界通货膨胀来袭，这一次阿根廷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一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飙升至444%。又一场军事政变让阿根廷陷入了暴力的僵局，数以千计的人被蛮横拘押或者“失踪”。从经济层面上讲，发动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让阿根廷背负了快速增长的外债，截至1984年，外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0%（尽管这还不到20世纪初阿根廷债务顶峰时期水平的一半）。同样，在通货膨胀危机下，战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阿根廷内部有镇压颠覆分子的“肮脏战争”，外部有与英国关于福克兰群岛的争夺战，但都没能借通货膨胀的手扫清阿根廷的外债。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影响，包括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军事首脑、利益集团的发起者和工会，当然也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简单说来，他们中间没有谁能够避免价格的波动。投资者尝到了亏空和货币贬值的滋味，体力劳动者也习惯了工资的起伏波动。从国内融资向国外融资的逐渐转型，意味着债券的“外流”。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货币保值的种种计划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阿根廷最伟大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短片故事《小径交叉的花园》中，他虚构了一位中国作家崔朋的杰作：
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会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而在崔朋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未来……在崔朋的作品中，所有可能的结果都会出现，每一结点既是一个选择的结局，又是另一选择的起点崔朋不相信时间的一致和绝对，他相信时间是无限连续的，相信时间是一张正在扩展、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