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军回家发现刘红兰留下的这张字条时，内心“格登”一下，酸溜溜地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反正这滋味让他极其难受。毕竟当初是自己主动让人家来的，还让人家辞了工作，现在刘俊玲内心却又拒绝人家，怎么说他都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农村女孩。这么想着他内心火了，冲妻子大声嚷嚷，夫妻俩为此又吵了一架，都在怄气。但事已至此，张立军也没有要主动再找回刘红兰的意思，他觉得妻子这个样子，留是留不住人家的。他也想刘红兰也这么大了，在北京也都有过工作，现在又学了电脑，她不至于找不到工作吧？
自此以后，刘红兰没再回来过，甚至连电话也没打过。刘红兰的父母倒是给张立军来过电话，说要劝刘红兰回到张家。张立军回答说，她要有意回来就回来吧，不就添一口饭吗？从内心上讲，张立军是希望刘红兰回来的。毕竟，他们渴望着能有一个孩子啊！
刘红兰在张家的几个月，张家在刘红兰身上花了数千元钱，这数千元钱是张家为数不多的一点积蓄。虽说刘红兰自己说以后会还，但张立军并不希望这样，因为钱毕竟是自己主动为人家花的。
现在，下岗和提前退休的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都在外面找活路，打打工挣点钱。这一方面是为了糊口过日子，另一方面是为了再攒点钱，过些年干不动活了，生活能有所依托。经历了如此大的打击和生活变故，他们几乎已经一无所有。
对于能否再生孩子，张立军的态度是能有更好，碰上就要；碰不上，急也没用，一切顺其自然。至于收养，刘俊玲是绝对不要了。对此，张立军是一脸无奈：“认命吧，还有那么多人结了婚不要孩子呢！”说完，他苦笑，摇头。
让张立军和刘俊玲伤心的是，张晔车祸的赔偿金，法院判决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时至今日却仍未拿到。说到如今的法院执行难，张立军愤愤不平而且不以为然：“被判赔偿的车主真的找不到吗？他不是有身份证吗？他当地不是有派出所吗？公检法在中国难道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吗？”所以，他认为不是执行难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执行的问题。如此下去，中国的法律能有什么威信呢？
张立军的话当然是值得沉思的。执行难在中国如果任其成为顽症，且不说这样下去法律没有权威可言，对于像张立军和刘俊玲这样失去唯一孩子、生活遭受惨重损失的年已半百的夫妇来说，其打击却更为实际也可能极其致命。因为他们晚年赖以生存的根基异常单簿和脆弱，一旦他们没有足够的积蓄，谁来支撑他们风烛残年的晚年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