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生命曾经如此辉煌
在文学界，郭宝臣的名字许多人都不陌生，因为他是著名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的资深编辑。假如再追溯到文革刚刚结束之后新时期文学那一次次的轰动效应，你肯定会记住郭宝臣这个名字的，因为他与杨匡满合作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发表在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创刊后的第二期杂志上，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反映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为纪念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与“四人帮”的血星镇压展开不屈不挠斗争（后来被评反并称为“四·五运动”）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就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单行本一印再印。这部报告文学一举夺得1979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掌声与鲜花，名誉与光环，一下子从四面八方聚焦到两位作者的身上。
事实上，郭宝臣是一个平静的男子，平静得像一滴水，波澜不惊，泰然自若。这位上世纪50年代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男子，1965年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工作，不但成了令人羡慕的北京人，而且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的干部。不过从性格上讲，郭宝臣秉承了中国传统农民那种内敛、老实的基因。他身材不高，瘦削，戴一副眼镜，见人总是谦和地笑，一副与人为善、与世无争的样子。用他同事的话说：“他任何时候都不具攻击性，任何时候都不对人构成威胁。”即使他在国家机关当了“官员”、在名声显赫的《当代》当了大编辑、在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大奖之后，他仍旧没有改变他内敛、老实、谦逊的本色。当然，这些并非郭宝臣性格的全部，他的另一方面是勤奋、内秀，写作、书法、绘画他样样都会，而且大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
文革期间，郭宝臣跟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一样，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干了几年的农活。1972年返回北京时，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编辑小说、诗歌等书籍。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创刊之后，他到了《当代》杂志当编辑。
从机关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当编辑，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郭宝臣性格悄悄开朗起来，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多起来，他逐渐适应了办杂志当编辑所应有的工作节奏，看稿，编稿，接待作者或读者，与外界联系或找作家组稿。尤其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他与众多的国人一样衷心欢呼中国迟来的政治生活的春天、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与热情。他满腔热情地与同事们一同投入新的生活、新的工作中。
他刚到《当代》杂志的那一年，文革刚刚结束，拨乱反正成为当时全社会的主题。国人关注的目光，首当其冲地投谢到天安门广场——1976年清明节前后那场震惊中外的对已故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与反悼念、镇压与反镇压的“四·五”运动身上。那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人民就满怀信心地等待着，迫切盼着有一天能为清明节的那场血腥事件平反。两年多后的1978年初冬，中共北京市委终于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中国人民心头的闷气一下子吐出来了，无数的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无数人的笑声、泪水、喜与怒、哀与乐，一下子也都奔涌而出，纷纷汇聚到“四·五”运动的这个热点话题上。然而，“四·五”运动真正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样？“四·五”运动那无数的英雄是如何不畏强暴、与“四人帮”的极左势力进行抗争的？全国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们，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题材，决定派自己的编辑将这个题材采写成报告文学，这个重担落到了杨匡满和郭宝臣这两个中年男子身上。
从开始采访到完稿，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郭宝臣是如何投入到这项重大任务中去的呢？现在，我们不妨读一读他们在《命运》这部报告文学的《后记》中所写的一段文字——
在上海一家小厂积满尘土的防空室里，在北京一位青年画家拥挤不堪的斗室里，在南京的一座破旧得连厕所都没有的院子里，在科学院某研究所敞亮的会议室里，我们同许多素昧平生的被访者，像阔别的知己那样促膝长谈。不需要介绍信，甚至都来不及通报姓名，我们就受到热忱的款待。我们和被访者一起欢乐，一起流泪，一起思考，一起回首往事。就像当年一起走上广场一样。我们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变得更成熟一些的……
从这段文字的字里行间里，我们不难感受到郭宝臣和杨匡满在采写《命运》这部报告文学过程中的激情与激动、征尘与忙碌。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郭宝臣生命旅程中的黄金时期，是他内敛的性格中，看似平静的心灵与激荡的时代碰撞之后，迸发出生命的无限激情与热情的时期。也就是在这个以《命运》为开端和标志的时期，郭宝臣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年编辑，其激情与才华在20世纪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施展。
《命运》获奖之后，郭宝臣并没有更多地投入创作，而是甘当为他人架桥铺路的编辑，全身心地投入《当代》杂志的编辑工作之中，主要负责编发报告文学作品和诗歌作品。只要你留心一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杂志，就不难发现他留下的一长串闪光的足迹与业绩：《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家庭问题纪实》、《生死青藏线》、《悲剧的诞生》、《中国山村教师》、《平型关风云》、《走出老屋》、《为了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让生命更美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与他众多同事们的业绩相交辉映，从而铸造了《当代》杂志自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学中的辉煌。除此之外，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郭小川诗选》、《李瑛抒情诗选》、《田间诗选》、《适夷诗选》和《穆旦诗选》等名家诗选。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组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郭宝臣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多少甘为人梯的工作。
2002年5月10日晚，我是在翻阅刚刚寄来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002年第1期的《作家通讯》时，从《文艺报》著名女记者胡殷红写的一篇题为《我知道我是谁》的文章中，才无意间发现了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工作时，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去当好一个编辑的。胡殷红在这篇畅谈自己成长过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993年下半年第一次为写报告文学做准备状。采访，是我的强项，结构大题材我没有能力。我求教于《当代》杂志的老报告文学编辑郭宝臣。他为了让我这个门外汉弄懂一些文学写作的基本技法，说不明白的时候，竟“肢解”了几部作品，把书分线索撕开，分别剪贴，加上说明，一点点帮我分析、认识。在我写作前定好每一章节的基本内容，我写一章他看一章。1993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整整10天，我交出了4.5万字。1994年《当代》第一期报告文学栏目头条发表。发表后，一位资深的报告文学评论家打电话对我说：“作为题记的那几句话不错。”我听出了话外音，我一点不隐讳地告诉他，那是我的恩师、我的责编郭宝臣在编辑时加的……
后来我查阅了1994年第一期的《当代》杂志，知道胡殷红的那篇报告文学名字叫《让生命更美好》，写的是一位治疗烧伤专科医生在专心攻克治疗烧伤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这篇报告文学的题记这样写道——
谁懂得痛苦
谁才能懂得人生
谁理解痛苦
谁才能理解别人
谁能解除痛苦
谁就会成为人们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
这样的文字，对于《让生命更美好》这篇报告文学来说，当时算得上画龙点睛之笔。
当然，这仅仅是胡殷红对郭宝臣描述的一个小小侧面。作为一位优秀编辑，郭宝臣在组织每一篇作品、培养每一位作者的背后，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呢？性格内敛的郭宝臣不愿意向我讲述。但郭宝臣所有那些已为人知的业绩，已使他在同事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敬。这种认可和尊敬，使得他在1996年申请评聘编辑系列中的最高级技术职称——编审的申请中，获得了评审委员会的通过。作为编辑，这一年已经54岁的郭宝臣，眼看着就要走向本职工作的顶峰，完成此生业务工作中的一项宿愿。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完会时，评审委员中有人已先行向他透露了评审的结果并向他表示祝贺。郭宝臣也焦灼地期待着，尽管他对自己已充满了信心。
出乎意料的是，说不清是什么原因，郭宝臣最终却没有如愿。对此他没有料到，他的许多同事也没有料到。获悉此一情况，生性内敛的他从此开始郁郁寡欢，一蹶不振……
7·屋漏偏遭天不测
在北京，郭宝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芦秀珍在北京某绣花厂工作，是典型的北京人，她生性开朗泼辣，贤惠能干。也就是在郭宝臣编审职称的评聘被行政否决的那一年，女儿郭缨已26岁，早已参加了工作。
郭缨上的是中专，学的是机械制造。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她的性格像她的母亲，开朗活泼，干什么都不肯服输。中专毕业后，因为不甘满足于现状、为图谋更好的发展，她先后换了好几个单位，学过电脑，干过文秘。她最后选择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干的是推销。尽管她干得不错，薪水不菲，却还是不满足现状，她渴望继续深造，向领导提出要报名参加外语学习班，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不想这一要求得不到领导的认可。郭缨陷入了苦恼，一气之下，生性要强的她又辞掉了工作，在外面报了个英语培训班，专心学习起外语。
郭宝臣有两处房子，一处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近，是北京旧式的两居室，一大一小，没有厅，只有狭窄的过道，所以总面积不大，顶多只有四十来平方米。对于工龄很高、资历很深的郭宝臣来说，只居住这种面积的房子当然是委屈了他。按规定，出版社后来又在分配新一批职工住房时，为郭宝臣补了一间，格局也是两居室，但与别人合住，厨房、厕所与别人共用，地点位于朝阳区东二环路十条立交桥东北角的东中街。
有了这处房子，郭宝臣便将书房搬到了这里来，读书、写作、看稿、编稿、绘画和练习书法，这一切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与此同时，这里还成了与同事们聚会的好去处。闲暇时间，《当代》编辑部的许多同事总要汇聚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说笑打闹的，气氛十分融洽。同事们紧张的神经在这里得到了放松，思想与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交流。郭宝臣原本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潜移默化，稍稍地发生了变化，稍稍地活跃起来。他留恋这样的氛围，从中他充分享受到了工作之外的乐趣、感受到了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亲切与融洽。
可自打编审职称评聘受挫，郭宝臣的性格一如点燃的火苗突遭暴雨，刚刚活跃起来就被无情浇灭了。不是自己资历、业绩不够，不是职称评审委员会未获通过，仅仅凭某位领导的个人成见而被否决——郭宝臣对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于是，他由愤怒而苦恼，由苦恼而陷入沉默，原本高涨的情绪一落千丈，原本已经开朗的性格又回归沉默。他郁郁寡欢，自我封闭。他不再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了，他再也没有心情与同事们一起说笑聊天、打牌下棋了。除了按规定必须上班，其余时间他都闭门不出，将自己禁闭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距离单位不远处的那套旧式居民楼里，默默地品尝自参加工作以来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和由此所带来的苦恼。
这段时间，女儿郭缨要抓紧学习外语。她见父亲心情压抑、足不出户，便提出自己要到朝阳区东中街的那处房子去住。女儿的理由很充分：其一，那里安静，有利于专心学习；其二，我已经长大了，该有自己独处的地方；其三，反正现在爸爸也不去那儿。这三条理由，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否决。毕竟，女儿已经26岁了，而且已经有了男朋友，她当然不愿意总挤在家里这狭窄的空间里。
于是，女儿的这个要求，做母亲的同意了。做父亲的由于终日苦恼，自顾不暇，也没有反对。
于是，郭缨离开家庭，一个人住到朝阳区东中街的这处房子来。平时郭缨很少回家，至多是三天五天的往家里打个电话。一般情况下，她每周才回一趟家看看父母。
作为父亲，郭宝臣过去是很关心女儿的学习的。特别是她小时候，他教她写作文、辅导她学绘画，即使是她长大之后，他也时常与她聊天，过问她的工作与学习。女儿辞职学外语，也是事先征求了父亲人意见、并得到父亲支持的。但现在，因为职称问题受挫，郭宝臣自顾不暇，苦恼不已。此种状态，自然而然地使他在不知不觉中疏于对女儿的管理、很少过问女儿的事了。
问题偏偏就出在对女儿的疏于管理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郭宝臣对女儿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因为女儿长大了，潜意识中他对女儿也比较放心。何况女儿总是三头两天的打电话回家，询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现在这段时间，记不清是多少天了，却总不见女儿来电话，更不见她的人影。老伴芦秀珍觉得狐疑，她有些坐不住了，不断往女儿的住处打电话，电话却总没有人接；不断打女儿的呼机，也总是得不到回应。
一种不祥之兆倏忽间涌上心头，老俩口开始不安起来。
事实上，悲剧早已发生。时间是1997年3月25日。
自打郭缨辞职之后，她的心情也一直不舒畅。因为她本来是希望能在职学习的，现在辞职，她是被迫无奈、万不得已。毕竟自己已经长大了，辞了工作，自然没有工资收入。郭缨原本就有轻度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这种病不应该喝酒。但那一天，心情不舒畅的郭缨偏偏独自一人喝了点酒。然后，她独自一人进安装有煤气热水器的公用厕所洗澡（那时候合住的邻居也不在屋里）。迷迷糊糊的她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迷迷糊糊的她于是在热气、雾气和一氧化碳交织升腾的世界中，渐渐地丧失了知觉……
阳春三月，金黄的迎春花、洁白的玉兰花已经争先恐后地在北京的街头上稍稍绽放。可悲的是，北京女孩郭缨——这朵正芬芳四溢、灿然开放的生命之花，却在1997年这个春天到来的时节，永远地凋谢了！
悲剧发生之后，首先是同住一楼的居民发现的。最初是有人上下楼经过郭缨住的那套楼房时，透过虚掩的房门，发现衣冠不整的郭缨趴在房间的过道上艰难地蠕动。但由于是衣不遮体的女孩子，路过的人又不明实情，不便上前看个究竟。后来时间久了，郭缨却仍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不太对劲，才知道应该探个究竟。可惜一切都已晚了，当人们从发现到报警，进而将郭缨送进医院抢救时，所有的努力都已无济于事，郭缨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最初的时候，人们不敢将事情告诉郭宝臣夫妇，怕他们经受不了这种致命的打击。待到不得不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时，这个原本幸福安宁的三口之家一如天塌地陷天旋地转，老俩口精神和身体全线崩溃、瘫痪，一下子都不省人事。芦秀珍的亲戚、郭宝臣在《当代》编辑部的那些好心的领导、同事，将老俩口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精神受到高度刺激之后，压抑和痛苦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一种半昏迷状态。
没有经历过的人，当然是很难想像出人在遭受这种悲剧发生的惨痛打击之后精神上的那种惨状的。
汪兆骞是文学界知名的资深编辑、《当代》杂志原副主编，当时是他与《当代》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一同将郭宝臣夫妇送到医院的。说起当时的情景，比郭宝臣年长两岁、一直与郭宝臣在《当代》杂志共事的汪先生如今仍心有余悸。
汪兆骞说：“那情景确实太惨了，他（指郭宝臣）迷迷瞪瞪的，一下子变得谁都不认识了。而且不说话，我跟他说话他一句都不回应。虽然不回应，可我心想他不至于听不到我说话吧？于是我安慰他，跟他说你现在要紧的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搞垮了又会造成新的悲剧，毕竟事情已经改变不了……”这么说着，就听郭宝臣突然间“哇哇”地哭出声来，哭声异常凄凉，几乎是声嘶力竭。这么把年纪这么个哭法，汪兆骞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有些受不了。以致后来的日子里，汪兆骞都不敢去医院看他了，他承受不了那种凄凉的哭声。
哀莫大于临近晚年时丧女或丧子。
郭缨的死对郭宝臣夫妇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其精神上的惨状难以言状。那些日子，他们俩一直住院，而且一住就是几十天。后来虽勉强出院，但精神的支柱全垮了。
那年，郭宝臣55岁，远未到退休年龄。可他痛不欲生，精神恍惚，已经无法上班。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他提前退休。原本还有5年的工作时间，原本还有5年的创造与奉献，就这样随着悲剧的发生而宣告毁灭。
那年，妻子芦秀珍也55岁，刚好退休。原本她开朗的性格、硬朗的身体，使她打算再找份工作做。但突如其来的打击，却无情地将她美好的一切彻底粉碎。她一病不起，身体出现半身不遂，而且终日以泪洗面，时至今日，日夜唠叨着要见女儿郭缨……
8·风烛残年，谁解孤苦滋味
就像认识《当代》编辑部的其他编辑一样，我与郭宝臣的认识，其实也很多年了。当然论年龄，我同他是两代人，该称他老师的。那时候，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一次到《当代》编辑部串门，偶然间还见到郭宝臣的毛笔字写得很是悦目，便请其为《中国青年》杂志的标题题过书法。当然，后来我们之间联系也不多了。
及至从《当代》编辑部的其他人那里听到郭宝臣女儿出事的消息，我先是感到意外和震惊，继而是内心深处深深的同情与哀痛。无论如何，我是最听不得善良的人遭受不幸的，更何况是我原本认识的人呢？
可除了内心的同情与悲哀，我并未去看望郭宝臣，甚至连打电话都没有勇气。因为我除了能像别人那样说几句安慰的话，别的都无法给予。而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任何安慰的话对他（她）来说都苍白无力。与其给予他苍白无力的安慰，勿宁让其痛痛快快地发泄痛苦吧。所以，几年的时间，我未去打扰他。只是从内心深处给予他和他的老伴以默默的祝福。
2002年春节到来之前，我才决意要去探望他。因为我已开始了对这部关于独生子女意外伤害问题的报告文学的艰难采访。而且我已从《当代》编辑部的朋友们那里，知道郭宝臣经过几年炼狱般的情感煎熬，其情绪已渐渐从痛苦中走出，时不时的到编辑部来了。正巧那天给《当代》编辑部打电话时，朋友告知郭宝臣也在编辑部。于是我与郭宝臣直接通了电话说明意图，并约好上他家去看望他、与他聊聊。
冬日的下午，我提前离开办公室，前往位于朝内大街203号大院内南楼郭宝臣的家。
眼前的居民楼，约有六层楼高，虽然外面粉刷一新，却难以掩盖楼道里的昏暗破旧，像是五六十年代盖起来的。很显然，郭宝臣生命中的大部分历程，就是从这栋楼里度过的吧？
尽管是事先约好见面的，但敲门的时候，我还是有几分忐忑。因为我听说郭宝臣的老伴芦秀珍，至今仍未能从丧女的噩梦中解脱，而且身体异常糟糕。在我的想像中，她的身体也许就像年代久远却又遭遇一次地震打击的大厦，虽未倒塌却摇摇欲倾，经不起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惊扰与撞击。幸好开门的是郭宝臣，他动作敏捷，蹑手蹑脚地将我引入他的书房，然后一转身，迅速将老伴的房门关上，返身又将自己书房的门关上。在做这一连串动作的同时，他尴尬地笑着，并不断地向我摆手，示意我们所谈的话题绝不能让老伴知道，因为她实在不能再提女儿的事，她经不起打击。
尽管如此，我进门时还是见到了他老伴芦秀珍的身影。那是一位面容虽不瘦削、却满脸皱折与愁容的老太太。她身材不小，却浑身乏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其中的一只手还随着挪步的节奏不时画着圆圈。那样子，看着都让人揪心。
郭宝臣歉意地对我说：“她身体太糟了，不能……”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沙哑，令我感到他此时内心的苦楚。
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问：“她以前身体怎么样？”
“可硬朗了！”郭宝臣说，“以前家里的什么活都是她干，就连单位分东西都是她去扛回家的，哪儿用得着我呀？可现在，她的身体全垮了，右手都不能动。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什么的，全倒过来了，都得靠我。”老郭说这些的时候，蹙着眉，苦着脸，发音时不断地漏气。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年不见，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的他，门牙都掉没了，满脸皱纹与沧桑，比几年前显然老了不少。此时我不由地想起他的同事汪兆骞，虽然汪兆骞比眼前的郭宝臣还大两岁，但退休后的他至今仍少见皱纹，且谈笑风生活力四射，而眼前的郭宝臣却瘦小干瘪，虽只有60岁的年龄，却活脱脱已经变成一位风烛残年的小老头！
问及女儿出事时他们老俩口的情况，郭宝臣不断摆手，头摇得像货郎鼓。他苦着脸说：“唉，别提了，当时我们俩一下子都被击垮了！很快就什么都不知道，在医院的时候我都是糊里糊涂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能思维，真的不能思维……”
从他断断续续、语无伦次的讲述中，我慢慢了解到，他们老俩口得知女儿出事之后，精神和身体刹时间全线崩溃，很快便都被送进医院。郭宝臣住了一个多月，老伴芦秀珍住了两多月。好在芦秀珍是北京人，兄弟姐妹都在北京，一共九个，六女三男，芦秀珍排行第二，郭缨的后事和照顾郭宝臣、芦秀英夫妇住院的事，大都是芦秀珍在北京的兄弟姐妹和亲戚张罗着操办的。出事的时候，郭宝臣在石家庄市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全过来了，甚至连侄子也都过来了。
——真是患难之际，方显骨肉亲情！从这一点上讲，遭遇不幸的郭宝臣一家还应该算是万幸的。设想一下中国将来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吧：如果谁遭遇像郭宝臣一家这样的不幸，一人毙命全家瘫倒，那时候又何曾有什么骨肉亲情可以接济遭遇不幸的家庭呢？！
晚年丧女，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郭缨不出事，她现在也该结婚生子了（据说郭缨的男朋友很不错，而且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条件很好）。而郭宝臣和芦秀珍老俩口现在也该是帮助带带外孙子或外孙女、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谁曾想眼前的这老俩口，如今会如此孤苦伶仃？
事实上，郭宝臣这种年龄的人，当时还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是可以生两胎的。之所以没有生第二胎，郭宝臣说是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因为夫妻双方家庭和父母都需要接济。相比之下，他的同事汪兆骞就生了一男一女，而且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一家可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现在想来，郭宝臣当然是既羡慕人家，又对自己当时未能生第二胎不免后悔。假如有两个孩子，即使走了一个，但毕竟还有另一个——有了骨肉亲情的寄托，他们的晚年又何至于如此凄凉呢？
郭宝臣说，他们老俩口勉强出院之后，精神和身体一如被瘟疫所缠绕，一直陷入悲痛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可以说万念俱灰，而且总是浑身乏力打不起精神，甚至连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请来保姆，打理他们的起居饮食。
这样的时间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有一天，痛苦与沮丧的郭宝臣才忽然间猛省过来：“女儿没了，只有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了，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要倒下了就全完了！”尤其是看到老伴半瘫的身体，他开始感到后怕，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强迫自己，必须尽快从痛苦从解脱出来。
老伴仍卧病在床。他辞掉保姆，一个人打起精神去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他必须照顾身体已远不如自己的老伴。此外，他也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闲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写字、绘画，甚至开始看书、写作。他还走出家门，三头两天地到《当代》编辑部，看书看报，与原来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聊聊天。到了后来，他还在《作家文摘》报社找到了一份事做，帮助他们看稿编稿。主要倒不是为了多挣几个钱，而是想找一份精神寄托，让生活充实起来。他想以此种状态来延缓自己生命的衰老，更想以此种状态去影响精神和身体至今仍一蹶不振的老伴。
经济上，他们老俩口倒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双方都有退休金，虽然数额不大，但还是够养老的。毕竟作为老年人，他们生活简朴，没有更高要求。而且因为发生了不幸，双方单位对他们一直是比较照顾的，尤其是在医药费的报销上，仅芦秀珍一人，每次看病开药，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单位能给报销百分之九十。这一点，老俩口都感到欣慰，也感到庆幸。
如今最让郭宝臣担忧的是老伴的精神身体。虽然女儿离开已经满5年时间了，虽然郭宝臣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之后也不断地开导老伴，可老伴就是无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毕竟女儿是从这套房间长大成人的，半身不遂的老伴如今又无法走出这套房间。在自己这个熟悉的环境里，只要一闭上眼睛，女儿的音容笑貌，女儿的喜怒哀乐，便都会不约而来，历历在目。
提起女儿，郭宝臣又不禁满脸苦楚、连连摇头。他声音喑哑、语调低沉：“唉，在一块生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突然没有了，才觉得可惜。老伴做梦都在想她。平时只要是我跟她在一块，她都免不了要唠叨，说女儿怎么怎么的……”
不难想像，丧女的悲痛与绝望，已深深地刻进这对老年人生命的最后岁月，驱，驱不走；抹，抹不掉。尤其是芦秀珍，精神和身体都已一蹶不振的她只好每天蜗居在屋里，在生命的风烛残年中咀嚼着命运不幸所带来的无限苦涩……
好在郭宝臣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尚可，俩人平时的饮食起居都由他顶着。但假若有一天他真的老了，身体和精神也都垮了，俩人都双双活动不便甚至都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来支撑起他们的这个家？谁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亲戚？保姆？单位抑或是什么社会福利机构？
我不敢往下想。在与郭宝臣告别的时候，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愿这老俩口能平平安安、健康长寿，好好地多活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