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花季少女的她爱说爱笑，一双美丽聪慧的大眼睛凝聚着对生活与生命的无限憧憬与渴望。然而有一天，可恶的病魔却偏偏让她在劫难逃，她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到医院做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记者采访时的讲述。
15·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与凄凉的采访之后，我不得不把采访的目标对准另一种类型的家庭。与上述的家庭一样，他们原本也是一个温馨幸福的三口之家，他们也同样遭受不幸。但他们面对死神降临、以及面对丧女之后的冷静、坚强与达观，让我们对生与死、对幸与不幸，都有了另一种认识。
提起张穆然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
1999年新年伊始，这位北京女孩在与病魔和死神的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达观，经《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披露之后，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与观众。尤其是那期由崔永元主持、以《感受坚强》的题目命名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更是将张穆然的名字与“坚强”二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死神最终仍无情地夺走了这位美丽女孩的美丽生命，但相信这位美丽女孩美丽生命的流逝，如一道划过心灵上空的美丽彩虹，会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张穆然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几年，如今她的父母生活状况如何，膝下无儿无女的他们，又如何面对丧女之后的痛苦与孤寂呢？
2002年春节前夕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三元立交桥东北角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宿舍区，采访到了张穆然的父母。
这是一栋砖墙破旧的筒子楼。走进去，楼道里又黑又乱，到处摆放着零乱杂物，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小心翼翼地躲着一家家住户堆放在楼道里的杂物，在第二层楼道的最西面找到了张穆然的家。确切地说，是楼道里几声瘆人的狗吠将事先约好的张穆然的父母引出门来，再由他们俩将我迎进他们的家。像这栋楼里的其他住户一样，他们的家也就是唯一的一间房子，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厨房和厕所在楼道的东头，都是大伙儿公用的。这间房子大约十六平方米左右，面积虽然不大，但因为没有多少家具，里面并不显得拥挤，而且主人将整个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我走进去的时候，朝南的窗户也正将灿烂的阳光慷慨地迎了进来，屋里篷荜生辉，无限温暖。与主人寒喧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房间里的陈设。窗户下面，摆着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侧，一左一右各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靠门这边，是一个长衣柜，一台电视，一张当茶几用的方凳和几张矮凳。
见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洁净的单人床，张穆然的父亲平静地说：“那是然然生前睡的床。”我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的内心格登地一动，颇有些触景生情的伤感——这就是伴随着美丽女孩走完16年短暂人生的那张床么？16岁，虽然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她还来不及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就这样匆匆走了。她走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她的父母在她离开他们的几年之后，都不忍心在剩余的两人世界里撤去女儿的这张床。很显然，眼前的这张单人床，已成了他们这对年过半百的孤男寡女对女儿最近距离、最亲切的永久怀念……
以张穆然的单人床为开端，我们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他们的家庭。
张穆然的父亲叫张文良，生于1950年，北京人。1968年，初中毕业的他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到陕北延安插队。那地方苦啊，不但土地贫脊，而且长年干旱，庄稼生长都困难，人所遭受的贫苦更不必说。尽管年轻的张文良跟许许多多的知青一样也能吃苦，也没少出力，但依然食不果腹。那时，他挨过饿，要过饭，连轴转上过夜班，拉过车子，也救过人，几乎什么苦力都干过。干了4年农活之后，他又被安排到村小学教了4年书，先后带过百十来个孩子。因为表现不错，1975年12月23日，他被招工到了汉中地区的华县木业公司当了学徒工。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莫学云。
莫学云生于1952年，小张文良2岁，东北人。15岁的时候，她跟随父母从东北来到汉中，支援大西北的建设。1970年，同样是初中毕业的她作为职工子弟，被幸运地招工到木业公司当了工人。所以在工龄上讲，莫学云的工龄比张文良长，工资也一直比张文良高。
木业公司是一个国营的大型企业，有上万个职工，光厂区就长达14公里，设有采矿、机修、报社、学校、医院、机关等等机构。1980年，张文良与莫学云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张文良在机关，莫学云在机修厂。那年，张文良31岁，莫学云也已经29岁。
相恋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那时候，张文良的工资是41.65元，莫学云虽然高些，但俩人的工资加到一起也不足90元。没钱办婚礼，就再自然不过了。就连房子也没有，木条糊上黄泥搭就的库房便成了他们的洞房。
结婚一年之后的1982年5月27日，他们心爱的女儿张穆然呱呱降生来到了人世，两人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中国同时代最普遍也最稳定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三人之中的一个人，是另外两个人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唯一的延续。在这个唯一的下一代身上，寄托着两个男女结合之后无限的情感与期待。从此以后，他们这三个人之中，将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携手同走人生路，完成生命中承上启下的接力与轮回……
夫妻俩在女儿的身上，的确寄予了深情和厚望。只不过他们对女儿的要求，不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那样，仅仅一味地强迫她无休止地学习、考学，而更多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
“从小我们就教育她，做人首先一定要善良。尤其看到要饭的，一定不要歧视他，更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本身就很痛苦很可怜。就是到现在，看到残疾人，不管多还是少，我们都要给一点钱。如果有人眼睛坏了、看不见了，我们也绝不让孩子管人家叫瞎子。就说前两天吧，我在长椿街坐44路车，下车时看到有一个小孩一手拎着旅行包，另一个手提着塑料袋，上车时东张西望犹犹豫豫，我问他你上哪儿去呀？他说想上东便门。我说东便门不在这儿上车。他说我想过马路可过不去。我说我带你过去吧。我就搀着他帮助他走过马路并送他上车。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能看到的，就会尽量去帮。孩子很小时，我们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言教身传，一点一点地去影响孩子，做这类事情比多挣几个钱还高兴。
“我们的家庭跟人不一样，经济上从来就比较苦。我们不像人家总是嘻嘻哈哈到处串门，我们不是那种性格的人，我们做事情都比较谨慎。但在家里，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开朗，喜欢交流，思想上能跟上现实。然然在的时候她的思想是比较超前的。在外面接触到好多好的信息，她都会带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开始说。有时候晚上说到一两点钟她都不觉得困。她真的是没有一天不说话的，有什么事我们互相都得说。对于孩子考大学，我们也希望，但我们要求的方式不一样，我跟她说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就对了。人和人不一样，不能不顾实际地比都想上大学。一是招生数量有限，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得把自己看准了，只要用心就行。如果你已费了很大的力仍然做不到，那强迫也没有用。像然然这孩子，事情要做不好，她就会急，尿出的尿都是黄的。不过她的学习比较自觉，学习虽然说不上特别好，但她爱好多，看的书多，比较懂事、早熟。”
说这番话的，是张穆然的母亲莫学云。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年女性，外表并不起眼，相貌、穿着都很朴实平常，看上去不苟言笑，婉如百花园里那不起眼的米兰，但说起话来不但一板一眼，还蛮有思想，像米兰开花时吐露出来的那种淡淡清香……
与妻子相比，张穆然的父亲张文良性格显得更加开朗健谈。他结实的身材和黝黑方正的国字脸，使他说话时透着一种刚毅和炽烈：
“然然爱看书这一点，可能是从小就受我影响吧。爱看书，确实也是我的习惯。可过去并没有那么多书可看，我呀，逮到什么就看什么，连黄历都看。实在看不到黄历，我看字典，看毛主席语录。我自我总结，最好的书还是字典。为什么？因为它实用。一个字的意思，用法，都有了。这个吧，然然从小的时候我就想培养她自觉学习的习惯。而对于她的未来，我们的计划是顺其自然。”
“但做人方面，我对她的要求比较严。”莫学云说，“我要求她社会在变，但做人的原则不能变，应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我一直这么要求她。她确实很不错，很诚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长得虽不特别漂亮，但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在学校很打眼的。也有不少人追她，但她说我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她的确比较成熟，那时候她上初中。她是十五岁得的病，她的书基本都是在十五岁以前看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跟她聊天时都对她说，你看那么多书我都不如你看得多。所以她看的书比较多，她说她看后吸收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舍弃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这孩子成熟比较早，看问题也就比较尖锐，她认定的事情不会受别人左右。她平时跟我们交流，社会的学校的……什么都有。”
张文良接茬说：“我跟她聊天吧，她无所不谈，爱谈什么看法就谈什么看法。谈完我们要说话了，她马上能明白我的意思，马上会替你说了，不光用嘴说，还用眼睛说。所以谁跟她聊都是一种享受，她给你的感觉是聊的时候她总是带着一股激情。15岁以前她就爱看书，你看啊，《飘》、《安娜·卡列妮娜》、《牛虻》、《荆棘鸟》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名著，她基本都看过。她到北京时8岁，上小学二年级。她做作业时我们基本就不看电视，那时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她做作业时我就拿一本书，哪怕看不进去，我也要装模作样地看。她看我看书呢，她自己也能学得进去。教育孩子吧，家长就得以身作则。”
莫学云接着说：“然然长这么大没擦过雪花膏。她只买过一小袋天津产的儿童护肤霜，一块多钱。后来就不擦，冬天都不擦。她主张天然去雕饰，人长得什么样就什么样。这孩子呀……
唉！最让我痛苦的是当初我忽略了她的身体，这一点我自己都后悔过。”她说得动了感情，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张穆然是1990年跟着父亲张文良，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来到北京的。那一年，张穆然8岁，张文良整40岁。从18岁到陕北插队至返京这一年，张文良离开京城整整22年。返京后，他被安排到曙光电机厂工作。因为京城找工作难的原因，妻子莫学云暂时没能一块来京，她继续留在汉中的木业公司工作。
张穆然来到北京上小学二年级，饮食起居和上下学的接送，这一切都落在父亲张文良的身上。从此，父女俩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相依为命，感情笃深。
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张穆然在一天天长大，也一天比一天懂事。转眼间7年过去，她长到了15岁，已经在北京市第164中学读完初中三年级，眼看就要升高中了。
这一年，是公元1997年。
暑假到来的时候，张穆然已经参加完全市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也已经被北京市第169中学正式录取。但谁也不会料到，正当这位花季少女沉醉于对未来的憧憬时，厄运却悄悄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8月10号，张文良不小心扭了腰，动窝不了。张穆然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在家做饭照料爸爸。吃饭的时候，张文良发现这孩子不爱吃，问她怎么啦？她说我胃难受。
张文良一摸女儿，说：“哎呀——你的胃怎么这么胀呀？咱们上医院吧。”
女儿嘟囔道：“你看你，腰又动不了。”
从8月10日到8月16日共6天，张文良的腰是动不了。但到了16号这一天，他的腰好些了，就想无论如何得带女儿上医院检查。
父女俩于是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因为是想看胃，便挂了个内科。进了内科门诊，大夫一看，对张穆然说“你来一下”，把她招到别的屋里去做进一步检查，要求她做B超。张穆然便跟着上妇科照腹腔。
张文良一看女儿上的是妇科，刹时间满腹狐疑。女儿刚出了妇科的门，父亲就拉住了她，严肃地说：“然然，你跟爸说实话，你有男朋友吗？”
张穆然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没有！”
女儿说没有，张文良信，因为女儿一向是诚实的。但女儿说没有，做父亲的心情更糟，心想：坏了，这种事情还不如有男朋友呢。即使跟男朋友有什么事怀孕了，拿掉了就什么事都没有。既然没有的话为什么肚子大——凡是肚子长东西得癌症什么的肚子都会大呀！癌症这东西，然然以前已经充分接触到了，她脑子里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因为她爷爷得的是肺癌，她姑父得的是直肠癌。当时然然就问“癌”是怎么回事？张文良也跟她说了，就连良性和恶性之区分、区分在哪儿，张文良都给她说了。这回癌症要真是落到女儿身上，想瞒都瞒不住呀！
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偏偏出现了！B超照完之后，大夫找到张文良，说家长你来一下，说你的孩子得马上住院，已经腹水了。张文良拿着化验单，脑子“嗡”地一声，像要炸开一般，心却郁郁地往下沉。腹水意味着什么，他太明白了：破水出来肚子才大、才胀啊，腹水意味着女儿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张文良蹙了蹙眉，脑子在高速运转，竭力细数着女儿以往的生活和日子，寻找着以前可能出现的相关症状。他想起来了，就是在前些日子，然然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前的时候，她老说腰疼。她妈妈说查查吧，可然然说“没事，我的身体挺好的”。她老说她的身材挺好、挺美的。她有时到姥姥那儿去，姥姥摸着她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硬呀？那时候，张文良并没怎么在意，然然毕竟还是个孩子，做父亲的压根就不可能往坏处想。其实细想起来，然然小时候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可要说有什么毛病又查不出来，只是体质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然还曾经在学校晕过几回，当时她妈妈就带她到医院检查过，大夫还以为是孩子低血糖或没吃早餐……那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要到更大的医院检查呢？现在回想起来，张文良痛悔不已。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然然必须住院，必须做手术，这是大夫的结论。
“做手术会有什么结果呢？”张文良镇定地问。经过瞬间的惊恐，此时的他已经镇定下来。他觉得事到临头，自己作为父亲绝不能惊慌，更不能让女儿知道病情真相。自己必须处乱不惊，必须平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这一切。
大夫回答：“手术完了再看看吧。肿瘤是长在卵巢上，这是最难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分泌腺。”
很显然，大夫没有确切的答复，也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答复。但为了救治女儿，张文良别无选择，他只能听从大夫的安排了。无论如何，他首先得让女儿住院，做手术。
但住院做手术得预先交1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来说太大了！张文良知道，满打满算，自己的家里只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还是他和妻子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这点儿存款，是准备供给女儿上学的费用。眼下，他只能将这8000块钱拿出来了给女儿住院了。可这8000块钱，住院都不够，还差2000块。这2000块钱，他必须想办法到处去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工厂，可今天偏偏是礼拜六，休息日——他上哪儿去借呢？找亲戚朋友吧，时间都来不及了，妻子莫学云远在陕西，他自己一个人哪儿跑得过来？不行，事不宜迟，必须先斩后奏。
这么想着，张文良就对大夫说：“我回去拿钱，孩子先住下了，您把孩子给我看住了，该办什么手续先给我办了，我把钱给您带来。”
几乎是不由分说，他又扭转身急匆匆去安抚女儿：“大夫说你肚子里长了个瘤，拿掉就好了。咱们今天必须住院，我回去拿钱。”他见女儿并未惊慌，还比较镇静地点了点头，心想她并不知道内情，便放心走了。
等张文良从家里回到医院时，他对大夫说：“大夫啊不行，我就八千块钱，还差两千块。可我还就得让孩子住院！”大夫看他急得满头大汗，同情并宽容地看着他。张文良继续说，“这么着吧，八千块钱您看行不行？行我们就住下，不行我找你们领导。”不料大夫说“那就先住下吧。”张文良一听千恩万谢，接着就办了住院手续。然后，他又赶紧回家拿衣服呀洗漱用品什么的。忙完这一切，夜幕便完完全全地降临了。
晚上，张文良安顿好女儿，一个人走出医院，去邮局给远在陕西的妻子拍电报，叫她赶紧回来。
走出邮局大门，望着眼前美丽迷人的夜色，张文良却怅然若失。自打见到女儿的体检报告之后，他人在不停奔波，内心却异常压抑。尽管女儿已经住院，但他深知医学目前对癌症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医学能出现奇迹，渴望着能将女儿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为了女儿，他将不惜代价——他舍不下心爱的女儿啊！
他开始忙着通知亲戚，忙着四处借钱筹钱。岳父岳母来了，小舅子小姨子也都来了，而且都送来了钱。可妻子仍迟迟不见踪影。他急了，又到邮局拍了两次电报，叫她赶紧回来。待到妻子莫学云匆匆赶回北京时，女儿就要开始手术了。
女儿住院做手术的那些日子，张文良跑前忙后，一直在医院里守护着女儿。每逢女儿输液的时候，他更是几乎一刻也不敢离开女儿。连续几天，他都几乎没有认真睡觉。手术后的第二天夜里，女儿输完液，张文良也快支撑不住了，他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想回家睡上一觉。他将女儿安顿好，跟女儿说了声想回家睡觉，便一个人走出医院回到了家。
时值盛夏酷暑，小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到处弥漫着热气。进了屋，张文良洗了个澡，支起折叠床，便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眼皮困得直打架，却又放心不下女儿，七上八下的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便又一骨碌地翻身起床，匆匆地往医院赶。他急于见到女儿，因为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女儿的一声声呼唤。
夜已深了，张文良一看表，已经是午夜12点钟。医院的电梯都没人开了，他蹬蹬地爬上楼，发现病房已经上锁。心一急，便双手使劲，门一下被他晃荡开了。推开女儿病房，同屋的病友惊诧不已，女儿却在得意地笑。原来，张穆然在父亲到来之前就对病友说“我老爸来了！”不想说曹操曹操到，张穆然的父亲真的说来就来了——知父莫如女，张穆然深知父亲到底是放心不下她的。眼前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挚爱之情，让病友们感动不已。
张文良却没有为女儿和病友们活跃的情绪所感染，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只有对女儿无尽的疼爱与牵挂。
在病房里，张穆然常坐在父亲的腿上，父亲走的时候，俩人拥抱着拍拍对方的背。当然，张穆然与母亲也是一样的。张穆然的姥姥说他们一家三口总是粘乎在一起，总有话说。张穆然说这是她最大的幸福。
在医院的楼道里，张文良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很满意他的女儿，她毕竟才16岁。她说不是我们不理解她的痛苦，其实是我们不说，怕说出来会增加她的痛苦。说到张穆然的病情，张文良说化疗是很痛苦的，但这种痛苦能多换得一些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不过做父亲的为此也自我困惑：父亲想让孩子多受点苦，多换一些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而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想的。
张文良还说，我女儿做的许多事我都做不到。
16·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大家就放声哭吧
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当一个人被医学判定患癌症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便不可避免。
但凡事总有人会与众不同。面对癌症，有人会从绝望中逐渐冷静下来，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要全力珍惜为时不多的生活与生命，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发出光彩，他拒绝过多的无济于事的悲伤与怯弱，他要将微笑与坚强留给人间。
这个人不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而偏偏是身体纤弱的16岁女孩张穆然。
张穆然当然也有绝望伤心的时候，但那种伤心不是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出现，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讲述。很显然，张穆然这一次的哭，是因为父亲的感染，她是被父亲的爱女之情悲伤之情深深感动了。除此以外，医生、病友甚至是与张穆然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但难以见到她面对癌症时的悲伤与绝望，相反见得最多的，倒是癌症病患者脸上那难以见到的欢声与笑语。
“癌症患者的死亡，头一个是被吓死的，第二个是被治疗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这富于哲理又不乏科学道理的话出自张穆然这位16岁女孩之口，既让人禁不住惊讶，又禁不住佩服。
但张文良解释说：“这些话也恐怕不是她总结出来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在得知自己病情之后，她的心理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她说老爸，不要紧，以前得癌症的，吃夏不吃秋，吃秋不吃夏，也就能维持半年时间、六个月。现在呢？能活好几年，所以我会好好配合大夫治疗。我现在就是不行，将来科学发达了，我就去当那个垫路的，行了吧？去肿瘤医院，那里所有的药她都吃过了，可都没用。肿瘤几个教授一商量，用了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自己拼了一个方，要给然然治疗，便跟然然商量。然然说行，就算是给做试验吧。她是宁可用自己为大夫做试验，说试好了，赚了；试不好，也算给别人蹚路子！”
说起女儿面对癌症时的坚强，张文良与莫学云夫妇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感动、欣慰与自豪。
莫学云说：“然然病了之后，真的几乎看不到她害怕的心理，她总是跟病友谈笑，有时候说到晚上一两点钟，高兴得不行。病友得的都是妇科病。有一位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病友，年龄挺大的，一住进病房就开始哭，而且老哭。然然跟她说嗨，你哭什么呀，你的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结果看到检查结果，那个人很高兴，因为她身上长的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
那次丈夫给她拍电报，莫学云并未收到，最终是她弟弟给她打电话将张穆然得病的消息告诉她的。弟弟给她说“然然肚子长了东西，你得快去北京”。她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在单位她要不到车，从山里的单位到山外的县城那总共70公里的距离，她是求爷爷告奶奶搭人家的汽车，费尽周折才到了县城去赶火车的。
张文良说：“在病房里，别人哭呀闹的，她不，她说哭什么哭？病要能哭好咱就放开哭，说得那些大人病友都不好意思。她也难过过，但会很快过去，会马上笑。她的笑又特别好看，语言又与众不同，总能感染别人，表达能力强，废话少。她跟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她的同学来看她，来的4人都是团干部，那是然然快要走的前几天，她的话特别多。她越说越好、越说越流泪，可那是说话高兴的泪，那几个同学大受感染，都异口同声说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好。”
我禁不住问张文良：“张穆然那种坚强乐观的态度，是你带给她的吗？”
张文良说：
“我想有一部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有一部分性格是天生的。但天生的要看你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引导。社会教育和学校的正规的文字教育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接受的能力了。而家庭方面的教育就大不相同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家长的素质和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与孩子通气就硬逼着孩子去做什么，要我说这是家长的错误，不能怪孩子。孩子毕竟小，你是大人，她不懂你得叫她懂，她不明白你得叫她明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我现在说做事。一个事情发生了，不要考虑为什么发生、我怎么这样？主要应考虑怎么解决，要达到什么结果。如果考虑这考虑那，却偏偏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给忽略了，你还是解决不了。我跟孩子聊天就传递这个，正像她所说的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咱们都哭。但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么说大家都不哭了。相反如不这么说，你越劝她她越哭。病人嘛，她得了病心里就委屈、觉得冤，跟伤风感冒一样，老想我都得病了别人怎么不得病呀？要我说吃五谷杂粮的都得病，而且这生与死从来就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的然然明白！”
说到这里，他的一只手随着话音用力一挥，仿佛想进一步证明女儿的坚强。然后他吸了一口烟，悠悠吐着，接着继续说：
“然然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大夫当时断定她还能活3个月。可从做第一次手术到最后去世，她前后共活了17个月，为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坚强乐观，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给她活下去的信心。那时候，她虽然已经拿到了升入高中的入学通知书，但因为得了这个病，学是没法上了。可我还是去169中学给她办了休学手续，而且前后办过两次。第一学年是我去给她办，第二学年是然然自己去办。我去办是想给孩子一种信念。她去办是自己给自己一种信念。实际上她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再上学了，但哪怕生命只剩下几天也要给自己希望。好在学校得知然然的情况，还是挺通情达理的，本来要收学费却没收，入学费一千六百块钱呢！学校却给予免交，说交三十块钱保险费就行了。我知道交30块钱也没用，但还是交了。”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讲：“这17个月间，然然身体较好时也能出去活动，但一般得跟着人，或者她爸或者我。但那次去续办入学手续，她坚持要自己去。她病情的恶化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现在想来我特别后悔，我们不应该让她去。可那时她老觉得自己年轻，自己行。因为她爸先前去了一回说要交一千六百块钱，然然就说爸你别去我自己去吧，就一个人去了。她去了以后见到了校长，很开朗地与校长聊。校长对她很满意，就说你报上名吧，学费也给你免了。她很高兴，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那时我的户口还没回北京，她又自告奋勇要给我跑户口，一去把户口的单子就要回来了。但她回来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跟一滩泥似的浑身乏力，坐都坐不起来。可她情绪依然很高兴，说妈妈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感觉，我张穆然又回来了！她说我特别喜欢自己的这种状态。她比较爱说，爱与人交流，不然那种病怏怏的感觉就特别不好。所以她高兴，累得躺在床上，她也高兴。但没几天，她又得马上上肿瘤医院看病去了。”
我问：“她平时在家的时候需要有人陪吗？”
张文良摇头说：“不用。她明白到什么程度呀，冬天里家里还没有暖气的时候，我请假在家里陪着她。她说老爸，不用陪，我还能从窗户上跳下去呀？所以我就不陪，心里比较踏实。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号那天，是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来人采访，那天我正好加班，也没法陪她，她也很坦然。那时她很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活不了几天了，但她说我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情况如何呢？”
张文良指了指屋里的那张单人床，回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号晚上，她就躺在她的这床上，忽然坐起来，说我要死了。我们俩躺在另一张床上，就起来，过去看她，什么也没说。她说得很平静，我要死了。我们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心里都明白。由于病情继续恶化，十二号我们就送她进肿瘤医院，十五号又转到了原来就诊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十六号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然然就走了……”他有些说不下去，我发现他此时眼眶已经红了，情绪有些激动。
沉默。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时钟的秒针嘀嘀嗒嗒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灿烂地射进屋来，阳光所至，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现。透过远逝的时空，我竭力追寻着那位早已远逝的可爱女孩的灿烂岁月、追寻着她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能留下的点点滴滴。
莫学云接着讲：“十四号那天，她老糊涂、高烧，老睡觉。自己还强打起精神，对大夫说能用安乐死吗？大夫听后，说中国没立法，就没再搭理她。然然说我无所谓。当时听后我就觉得特不舒服，心酸得不行……”
她没有讲下去，但已趋于冷静的张文良接着说：“孩子当时肯定明白，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只能维持。还需要大量的钱，最后化疗打一针就是一万二呀！她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再为她花钱。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夫给她测心率的时候，她要看着那个表，看自己的心脏如何停止跳动。医生不让她看，将表给拧走了。她说既然不让看那就不看了。完了之后呢？我把表给拧回来了，我想看，也想让她看。因为看完这个，她能知道生命的延续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她老说我要了解我自己，我想都这时候了，你干嘛瞒着她呢？那时她的手全都冰凉了，可她还想看着表调节她自己。”
莫学云补充道：“这时候她还说老爸，给我翻翻身什么的，那时候她已经很难受了，满身都是针管。这孩子太明白了。做B超的时候，她可以说已经动不了了，很难受的。可她就墩在那儿忍着，我就想办法让她坐，照的时候她一看便明白了。完了站起来反安慰说，妈，多严重你都不要怕，我没事的。她说的时候我的心就跟刀割一样，而且我们在她面前谁都没哭，都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谁也不吱声。表面上看，我们平静得就像这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实际上内心比任何人都痛苦。”
张文良：“然然去世前说要回家，我说不行，看这种危重情况，肯定到家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行？首先一个，这孩子要走的话必须通过医院，不通过医院的话我到公安局备案都来不及，这我都明白。她老想回家，医院的环境她觉得不好，我给她讲不能回家，她也认可了。肿瘤医院已经不能留人了，不回家又怎么办呢？十五号那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忽然来了个车，随车来了个护士长和一个博士，把然然接到军区医院，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他们起的作用吧（自从他们给然然做了一期题为《感受坚强》的《实话实说》之后，他们一直关注着然然的病情）。到然然危急的时候，小崔问军区医院接收不接收，他们说接，这一点我们挺感动。军队医院比地方医院强，比较讲人道。地方医院可能顾忌死亡率，所以不愿接收下去。像然然这种危急的病人，地方医院一般是不接的。军队医院就不一样，甭管怎么回事，到了军区医院之后一人一个房间，将从来没有用过的软垫铺上，医院各科最好的医生都调来。到了然然走的那一瞬间，我们俩谁都没有哭，既然哭让人感到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俩都没哭。这一点让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们都挺敬重。其实我心想，要哭，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
我问：“她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吗？”
“没有。”莫学云说，“因为平时我们都聊得很开，但我们都不说病，不聊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说什么事也不背着她，比如看病花了多少钱，她自己也算。对生与死，我们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们觉得生与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说不清什么时候，每一个家庭也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自身的或者外界的，死亡的因素也许都时时刻刻威胁着任何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啥事都没有，但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好好过，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所以孩子病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哭过；孩子走的瞬间，我们也没有哭过。就像今天她爸爸接受你采访时眼睛红红的要流泪，这也是很少见的。然然十六岁的生命，活得挺坎坷，没少遭罪。小时候，她的眼睛不小心被玻璃边划伤了，当天晚上睁不开眼睛，没来得及上医院，痛得不行，她特别能忍。那时她才三四岁，她就能忍。直到她得这病，几次手术、无数次的化疗，她都忍，从来没有哭过，你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说到这里，这位失去爱女的母亲有些激动，这激动不是伤心，而是为女儿的坚强而自豪。
17·好好活着，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怀念
1999年1月16日，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普通夫妇来说，绝对是一个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下午5时45分，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心爱的女儿张穆然那年轻的心脏彻底地停止了跳动。这时候，张穆然还只有16岁。16岁，对一个人漫长的人生旅途来说，的确是太短暂了太短暂了！那斑斓的生活、多彩的人生、美好的前程，那血浓于水的父母亲情……这一切的一切她都来不及更多地享受和品味，可恶的病魔就如此残酷地剥夺了她年轻的生命，如花的女孩也就如此无奈地匆匆走完了她过于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死亡的来临，这位花样年华的女孩却偏偏用微笑和坚强的姿态坦然地接受了，而且是那样地无怨无悔、那样地缺少悲伤，让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灵都不禁为之震颤。或许正是这个令人揪心的原因，张穆然的离去不由得搅起了人世间的阵阵涟漪——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黑夜也同时降临，天地间突然黯然失色。北京城冬夜里那凄厉刺骨的寒风，似乎也因为这样一个如花女孩的不幸离世而呜咽哭泣……
这样一位坚强女孩如花生命的不幸凋谢，更是让敏感的新闻界为之动容。
《北京青年报》先后以《我不信这是生命最后一关》《张穆然留给了我们什么》等等长篇报道予以最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则以《感受坚强》为题做了一期专题节目，并在张穆然生命的最后日子给予了全程关注。那段日子，张穆然成了善良的人们最为牵挂的公众人物……
张穆然确实是优秀的，她虽然只活了16年，却有着连许许多多的长辈都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优秀品质。当她还活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逛街或者住院，不管到哪儿，只要看见水管子没拧紧而漏水，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拧紧。上公共厕所，有人便后不冲，臭气熏天，一般人都是骂几句换个坑，张穆然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冲了再用。邻居有个腿脚不便的老奶奶，张穆然每次只要看见她上厕所，都会跑过去帮助她拿凳子。张穆然患卵巢胚胎癌之后，每次都自己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洗。做化疗最常见的是埋针管，两寸多长的针竖着扎进去，再往里推。北京军区总医院经常给她埋针的汝大夫说，给你打点麻药吧。她说“我不用麻药，我要记住我每一分钟的痛。”做B超发现她的瘤又长了时，医生不让她看单子，张穆然说：“我的事情我一定要清楚，我才能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病。不管是天塌了还是地裂了，我得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得病以前，她说她看两朵花在一起像是在打架一样，是竞争的关系；可得病以后她的看法不一样了，觉得两朵花在一起很协调。“以前想着世界太不公平了，让我得病。现在看不过是生活拐了个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和心态，她才能够回到她初中的母校北京164中做题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报告，让母校许多的师生泪流满面，并被母校聘为“校外辅导员”。住院期间她还为医院出墙报。病榻上，她折叠了1000只纸鹤和999颗星星……
张穆然说：“生命的长短不是一个量词，活得有价值就长，没有价值就短。我现在躺在病床上，你说有什么价值？我觉得我战胜疾病就是价值。”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上，便在那荒芜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生前，张穆然把世界名著《荆棘鸟》一书中的这段话抄写了一百多遍。《荆棘鸟》一书的译者说：“它像是不折不扣地写给张穆然的。”
一位名叫陈方宝的北京读者于是感叹：“是的，张穆然就是一只荆棘鸟。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将死亡揉进了人类生存的链条，从而打破了现实社会芸芸众生面对死亡的恐惧；她用自己花骨朵一样的生命呼唤着人的尊严，体现着人的精神深度，这正是我们的民族大踏步走进新时代、迈向新世纪所最需要的啊！”
另一位叫蓝石的读者却以《感受坚强》为题，动情地这样为张穆然写诗：
一次次生与死的往返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分钟的痛
丈量十六岁花季的坚强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
有一种叫生命的力量正在悄然生长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
有个女孩正用每一个灿烂的微笑
传递她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这个平常的日子里
有一种叫做灵魂的花儿正在默默绽放
感受生命的光芒
从此不会因短暂黯然神伤
每一个生者的心房都都被敞开照亮
感受坚强的力量
从此不会因死神惧怕忧伤
每一个生者的思想都被荡涤震荡
过好每一个今天 珍惜每一寸光阴
这就是一个女孩走后的生命启示
记住每一次感动 期待每一种希望
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