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穆然的坚强离世，的的确确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媒体，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读者和观众。但感动与热闹之后，依然要回归寂静。
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是如何面对痛失爱女之后那可怕的孤寂的呢？
张文良说：“说实话，然然走的那一刻，我也有一种走到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没多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跟你这么说吧，走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如果走的人走了，活人还要跟着去，那是一种悲哀。一个人生下来不容易。一个人生下来，多难他都会生活下去，这个人就很伟大。如果一个人要是自杀死，要下很大决心，自己将自己消灭了，那就很不值得。人要活着，就要好好活。而且按大道理来说就是大家帮助我们了，我们更应该想办法帮助大家伙儿。所以我们很快就上班了。”
由于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更由于面对死亡张穆然令人感动的坚强，在张穆然病重和去世以后，的确有许多善良的人帮助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张穆然得病之后，共花了差不多15万元——对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平均工资还不到600元的普通夫妇来说，这简直是一笔相当于天文数字的巨款——他们从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
亲戚、朋友和单位的支援和借贷都是有限的。费用最紧缺的时候，是张穆然在肿瘤医院打着吊针医院却不给药，为啥？因为没能力付医药费呀！后来是张穆然的舅舅拿来5000块钱救急，才顶了下来的。直到有了媒体对张穆然与癌症作顽强抗争的报道之后，才让张家在得到善良的人们的部分捐赠或援助的同时，基本上筹够了张穆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所需的费用。为了全力救治并照顾女儿，母亲莫学云不得不提前从陕西汉中那边的单位退休回到北京，面临下岗的父亲张文良也不得已献了3次血。即便如此，那时候张家为此还背上了5万元左右的欠款。
张穆然去世之后，张家更是囊空如洗、连火化后保存骨灰的钱都没有了。又是媒体的记者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北京青年报》的一位记者给联系了位于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获得了一块价值近10万元的墓地的捐赠；北京电台的记者给火葬场联系了免费火化。在万佛华侨陵园举行的张穆然追悼会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人家也给免了……
所有的这一切，让失去爱女的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在悲伤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人世间的诸多温暖。所以，他们要好好活着，不仅仅为了让九泉之下的女儿放心，还要尽自己的所能回报社会和善良的人们。
张穆然去世之后，出于关心或被她病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所感动，有人前来看望她的父母，有媒体也继续前来采访。但前来看望或采访的人也都有相同的担心：悲伤未散的这对父母，肯接受外来的这种打搅么？
待见到张文良和莫学云，人们的这种担心不约而散：这对夫妇表现出了意外的坚强与坦然，一一接待了来访者，一一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坚强与坦然呢？
面对我的采访，莫学云沉思片刻，说：“因为然然在的时候，她躺在屋里的这张床上，病得已经不成人样。我多少次在心里问，这是然然吗？这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然然。到了这个份上，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想她这样活着也受罪，走就走吧。所以她走时我没有眼泪，只有痛苦。怎么办？来人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就像你现在来一样。”
张文良也说：“然然走了以后的确有人上我们这儿来，可也担心这个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不太恰当，我们说没关系。别人理解我们这种心情，怕勾起我们这种伤心来了。但我想该伤的心，我们已经伤了。到现在为止，想吗？想。但想归想，我们还得活着、活下去。”
为了救治得了癌症的女儿，这对夫妇所背的5万元债务至今仍未还清。想想吧，张文良每月工资才600来块，莫学云在女儿去世后已提前退休，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也就600多块，俩人的月收入加起来1200来块钱。掐指算一算，除去日常生活的必要开支，他们还能抠出多少余款还债呢？
但是，即使经济如此拮据，他们夫妇俩仍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坚定着还款的信心。
为了早日还清借款，莫学云决意到外面打工，而且同时打了俩份工：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搞卫生，同时还在一位澳籍香港人的家中当钟点工。
对于负债的莫学云来说，她太需要钱了，可莫学云却不因此而见钱眼开。在那位澳籍香港人家中干钟点工，干一小时主人给她10块钱，这标准在北京虽然高了些，但也是主人主动定的，把钱接过来装进兜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面对每小时10元钱的工资，莫学云就是不愿意接，嫌对方给得太高了。她说她哪里见过这么多的钱啊？那天，她给主人干了4个小时，人家给了她40块钱，她受宠若惊地连连摆手，连连说“太高了太高了，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她说的时候几乎是语无伦次。她说我在您这儿干您要是过意不去，每个月给我200块钱就行了。后来经再三推让，主人每月给她250块。
最初的时候，莫学云还经人介绍在位于东长安街的长安俱乐部找到了一份活，当清洁工。那里的工作环境、薪水都非常不错。可莫学云干活太仔细、太认真了，那么多的楼层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她一打上班那一刻起，就十分麻利地扫、擦、拖、洗、搓、抹等等，像绣花那样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如呵护自家的屋子那般分毫不漏地将其拾掇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可这么干一天下来，她腰酸骨痛浑身乏力。天天如此，工作量太大了！没几天她的身体就受不了。她去找老板辞职，满脸歉意地向对方说明原因。老板哑然失笑，末了大度地说：“你完全没必要那么认真，我们也没要求你每天都那么认真啊！”莫学云没有笑，她笑不起来。她说“要我干我就得认真。”老板鼓励她说：“你的活干得很好，我不希望你走。”莫学云听罢，不再言语。老板见状，以为她留下了。不想莫学云却不辞而别，连那几天累死累活应该领的工资，她都拱手让出，一分都不要了。
后来莫学云又找到了那家美国公司驻北京的代理机构，依然是当清洁工。为了全身心干好这份工作，她又将那位澳籍香港人的家政钟点工辞掉了。现在她就一心一意地认真干着这份工作。每天干4小时，每月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加上自己陕西汉中的单位还有她的退休金，她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
相比于妻子莫学云，丈夫张文良的工作却异常严峻。由于工厂经营状况的不景气，每天他早出晚归上满8个小时的班，每月下来却只有600块钱的工资。堂堂男子汉，而且已干了大半辈子，都五十出头的人了，如今却只有这么点收入，这让他多多少少都觉得有些愧对妻子。作为男人，他渴望肩负起养家还债的更多责任啊！他想到外面再打一份工，可白天的上班时间将他拴得紧紧的，他难以脱身。更严峻的是，眼下他还面临下岗的威胁。下岗与退休可不一样，退休了单位再困难还得按国家规定发给你退休金，下岗可就意味着单位从此不再管你了，从此你没有一点儿保障，什么都得靠自己。所以跟厂里的其他工友一样，张文良也渴望工厂能安排他提前退休，可他自己对此都不抱指望。他说等退休恐怕排不上队，最大的可能是买断工龄，叫违约补偿金。买断工龄的话是给你一点儿补偿金，从此与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了，你愿意干什么去就干什么去，再没人管你了。到那个时候，张文良就得到外面找活干，否则连饭都吃不上了。可像他这样已经年过半百的人，到外边又能找到什么活路呢？
说起这辈子的经历和遭遇，张文良连连叹气，感慨良多：
“我们兄弟姐妹仨都曾经到农村插队，后来都陆续回来了。我是按政策回来的。说句良心话，这批知青命运不好。虽然都回来了，但年龄、知识都处于劣势，偏偏又赶上改革大潮。你看现在失业下岗的，都是知青，而且这批人也都出去闯荡过，受过苦，也没少受累、没少出力，但到头来许多人都一事无成。老三届的学生现在都五十出头了，还能干什么呢？就说我现在这个厂，挂牌是北京曙光电机厂。我刚来厂时干计量，靠自学的。我现在干检验，把质量关。可眼下我们所在的这块地方已经进入开发了，四千多人的厂经过分流，现在还有一千六百人，到明年四月可能剩不了五六百人了。工厂按规定要搬出四环路，笨的重的落伍的设备，自然要淘汰。现在进的设备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电脑控制，自动化程度相当高，我们这些人都落伍了，都干不了，所以厂里每年都要进大学生。我们现在工资只发百分之九十五，对我来说意味着只能领到六百来块钱。可上班却不能迟到早退，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五点，人都不能离开。如不下岗，再干几年，等退了休，工资还能比现在多，不就什么事都安稳了？如果下岗，问题可就来了，因为我会的东西恐怕现在的社会已经淘汰不用。我本身是工人出身，看大门都打不过人家，所以挺难的。我本身学的是钳工，会电工、喷漆，能修点小毛病的汽车，会计量、检验。但我现在唯一干得动的是检验，你得识图，图纸得看得懂了、量对了。如果让我动手干体力活，我干不动了，岁数不饶人呀！其实即使干检验，我的眼睛也都跟不上了，视力下降，得戴眼镜，哪一天眼睛要不行了吧就什么都不行。
“有时我也想，老了怎么办？如果我们现在是三点支撑的家庭，那我用不着考虑我老了怎么办。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我考虑我老了动作不方便的时候，如果社会福利好，我凭我挣的工资，我上哪级的社会福利托老所。可事实上我没有这个权利进去，因为我挣的钱不够。我现在还在岗，如果按下岗的这批老三届来说，他们怎么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哪个家庭的问题。有些事情吧，当时也考虑一下，过后就不想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等到问题真的来了，那时候我再想。现在如果我储备点时间，比如说哪儿有老人行动不便了，我去照顾照顾，等我老了别人照顾我，也行。可是我现在没这个时间。我不能把这个工作扔了，因为我既然还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就应该力争把这项工作干好。但等我把这项工作干好了，退下去了，不是我去照顾别人，而是该别人照顾我了，这就是问题。”
18·相依为命，思念女儿到永远
在京城的东南方向，京郊房山区一处青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地方，有一座安葬逝者的陵园，叫万佛华侨陵园。这里葱松挺立，翠柏阿娜，空气清新，山静谷幽，鸟语花香，风光旖丽。仰望苍穹，辽阔的蓝天和悠悠的白云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来自京城以及附近乡镇或村落的许许多多逝者的灵魂，便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栖息地。
走进这座万佛华侨陵园，梯田式的山坡由下而上，一排一排，一座一座，整整齐齐地矗立着数不清的亡灵的墓地。
少女张穆然的灵魂也在这里安息着。
她的墓地，背靠山体，面向原野。墓地正面，浮现出张穆然的遗像、书包和一本书籍，都是用汉白玉雕塑而成的。底座则用花岗岩构筑，显得庄严、寂寞而又稳固厚重。墓地的两则，左右两边各矗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柏，日日夜夜陪伴着少女穆然的灵魂——这两棵松树，是少女穆然那痛失爱女的双亲的化身么？
我没有追问少女穆然的父母。
我只知道，自从女儿张穆然撒手人寰永别人间、离家出走来到这里之后，张文良和莫学云那不绝如缕的思念，从此便永久地被系挂在这块青春的墓地上。
女儿走后，张文良和莫学云这对经受劫难的中年夫妇，到底经受了怎样的一种情感磨难呢？除了“坚强”二字，他们内心深处对已经永别人世的爱女寄托着怎样的一种思念呢？
采访时，我想极力探究。我的探究由表及里，终于逐渐捉摸到这对夫妇的心灵深处。
面对我的询问，张文良刚毅的脸上出现了痛苦的抽搐。他低着头，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狠狠吐着。当他抬起头来回答我的提问时，我发现这位中年男子刚毅的脸上，肤色和眼眶都憋得通红通红。
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眨了眨眼，叹了口气，声音低沉、有力。
“实话跟你说吧，我现在是什么感受都有。比如说啊，想她（指女儿），贼想！你要说我承受得住，我也能。但承受得住不等于不想。我想她，想得相当厉害！比如说，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她，梦中的她总是与生活琐事有关的情景。比如说梦见起手来了——手有何关系呀？我想起来了，那天然然说，老爸你的手血管多清楚呀，我要有这么清楚的血管，何必扎那么多次针呀？反正，我特别容易想起她来。我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这么说吧，然然她不在家里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但心灵与我是相通的。只不过我没看见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当然白天工作时，我可以不想，我可以把想这块东西放在我的肚子里边。我不是说压制它，而是说先放在这儿，想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想到可以了又将它放回去，永远可以这样。我要是整天东想西想的话，那就乱套了。一件事情发生了，首先不要考虑它为什么发生，而要考虑它怎么解决……”
一直沉默的莫学云又将话题拉回到对女儿的思念上：“我每天几乎都得提起她，说一件事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要是然然在会怎么怎么样。”
张文良说：“现在我们提到然然的话，就和当初她在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没因为谁提起她而伤心，没有。就像回忆，美好的回忆，挺好。”
我注意到张文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渐趋平静。那样子，就像女儿还在世上，只是因为她出了远门，久久不能回家，因而勾起了他这位柔情似水、爱女心切的父亲的无限思念……
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周，现在是每隔两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都会一成不变地选择一个礼拜天，双双去看望他们那永远不能归家、长眠在万佛华侨陵园的女儿。每一次，他们都是天未亮就起了床，麻利地洗漱，简单地吃些早点，然后带上事先扎好的各色纸花早早出门。来到附近的早市，他们又花二三十元买上一束色彩斑斓、美丽香艳的鲜花，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布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小心翼翼地护着捧着，然后匆匆赶路。
从位于京城东北角三元桥附近的家，到位于京城西南方向的京郊房山区的万佛华侨陵园，总共有数十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俩必须先坐一段公共汽车去赶地铁，在地铁的苹果园站再换乘913路通往房山的公共汽车，单程耗时就得两个钟头。尽管如此，夫妇俩还是坚持每隔两周去看望女儿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不去，心里便闹得慌。去了，他俩内心又会舒坦个十天半月。看望长眠于另一个世界上的女儿，如今不仅成为他们俩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还成了他们俩如今唯一的一种精神寄托。
每次来到女儿的墓地，夫妻俩总是要先上上下下地到处拾辍拾辍，擦一擦，扫一扫，然后在女儿的墓前默默地坐上一段时间，默默地用心灵感受女儿的心灵，默默地用心灵与近在咫尺却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女儿交流、对话。这种无声的对话与交流，一般要持续一个来小时。在思念爱女之情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满足之后，夫妻俩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往回走……
自女儿离开人世至今已三年多的时间里，张文良和莫学云夫妇这每两周一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永不间断的对女儿的探视与心灵的交流，虽然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与财力，但却成为他们俩生活和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此生此世，他们只有唯一的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生命旅程在行将走完中年时代并将向老年时代迈进时，他们这唯一的一个孩子却被病魔如此残酷地夺走了，他们生命的延续和希望也就此戛然而止——工作之余，除了对女儿的强烈思念，生活中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另一种选择呢？
张文良说：“我不玩牌，以前爱喝酒，现在基本不喝了。喝也是在家喝，不到外边。基本上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这种轨迹。串门的时候很少，兄弟姐妹一般不来，来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有事。倒是她（指莫学云）那边的亲戚来往多些，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去她妹妹那儿，去的时候我骑车，她坐车。她的父母都从陕西那边过来了，现在都在北京这边她妹妹那里，都是快八十岁的人了，我们俩得多挤点时间去陪陪老人。”
问及女儿去世之后，是否曾有过重新要孩子的念头。夫妻俩都坚决否认。
莫学云说：“然然在病重期间，就曾经对我说老妈你还行不行，行你就再要一个。我当时就说，妈就要你一个。”
我问：“你心里真的这么想吗？”
莫学云答：“也这么想。”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文良抢着回答：“比较复杂，首先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茬：“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生活上。我不是说过那句话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是伟大的，但她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幸福吧，她什么都得遭遇——我们能给她什么呢？我们什么也给不了。就我来讲，我只能教她怎样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做父母的只能给她做一半的事，她自己要努力还好，要不努力，将在世上一事无成，像我们这样碌碌无为的就将度过一生。甚至，如果孩子不争气、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负担，那还不如不出生呢！”
我安慰她：“你说自己一事无成是过分了，孩子的培养也是你们作为父母的人生的一部分，你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努力与希望也会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体现。”
“这个呀，”张文良急着插了进来，对此进行了阐释。“本身我有这个孩子，虽然她不在了，但我不承认我失败，相反我觉得我成功了。当然，成功了不等于我一辈子成功，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也可能失败，我不找这个别扭，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按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有利的成长条件。为什么？因为前面的然然太优秀了！我再培养一个像然然那么优秀的，我要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从心理状态来讲，我孩子走的那年我五十岁，假设我能活七十岁，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再要个孩子，到时候孩子二十岁，是我照顾他还是他照顾我？他照顾不了我，我给社会增加了负担；我照顾不了孩子，我能放心地走吗？我这人现在就是个成功者，我干吗去找那份别扭呢？”
张文良的这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相比于那些同样遭遇不幸痛失爱子或爱女的父母，眼前这位饱经沧桑与磨难的中年男子，其情感是如此的炽热、真挚，其意志是如此的坚定和刚毅，其人生态度是如此豁达与开朗。我不禁对眼前的他肃然起敬。我默默地注视着他，少顷，又将目光转向他的妻子，我想知道妻子是否同意丈夫的这些看法。
莫学云看出我的心思。没等我开口，她就表示赞同：“我们俩的看法是一致的。”
张文良接着表述自己的观点：“现在社会竞争那么激烈，如果孩子保住了，将来的路在我们这儿，当然会由她接着走。但现在这一切已经不能。对于生育，我们现在的观念也转变。以前是人越多越好，养儿防老，他长大得侍候我，我有盼头。现在不是了，养孩子是一种需求、一种投资，用钱来培养孩子，但孩子长大成人是自己过自己的，能照顾我就照顾我，照顾不了还有社会呢。以前没这么高的认识水平，这是后来思考的结果。”
莫学云说：“一九八四年单位给了我一个生育指标，我都没要，还受到了表扬。当时然然的眼睛受伤，我心想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要。给指标的理由是孩子的眼睛坏了，挺严重的。那次是她爸爸干工匠活用刀拉玻璃时，在一边玩的孩子不小心撞到玻璃板的边上，眼睛被拉伤了，一直张不开。后来不得不送到西安治疗，才慢慢调理好的。”
“你为什么说如果然然的眼睛没了更不能再要个孩子呢？”
“因为我不能分散我的精力，我必须更全身心地爱护她。再说养两个孩子，经济上也不许可。”
“在然然没有生的希望之后，你们一点重新要个孩子的想法都没有吗？”
夫妻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俩人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阐述起理由。
张文良首先解释：“确实没有，老了怎么办我想好了。争取不下岗、有退休金吧，政府要能管养起来，也就罢了。”
莫学云则说：“自己先照顾自己吧，谁先走了由另一个照顾，没走的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吧。说实在我这一辈子也挺坎坷的，也挺苦的，所以对苦日子也不害怕，我们都能承受。”
张文良又说：“到时候再说吧，别想那么多，最好我们都多活几年。我把她照顾好，在照顾自己的前提下。我觉得我的生存能力比她强。如果剩下她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觉得我的心理都不太踏实。不过，她要一个人撂这个世界上的话，可能会比我少受罪，因为她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比较亲近。再一个她在家是老二，下边还有弟弟妹妹，都比她自己小，所以现在考虑老了怎么办这个问题，还太早点。”
“按你们当时的身体状况，再要个孩子没问题吧？”
张文良说：“没问题。可现在不行了，就没想那么多，而且我这个人吧，不后悔，什么事情都不后悔。不过也不能说没什么后悔。我后悔两件事，一是我没有和我媳妇说清楚孩子的病是没治了，我没有把工作做到根里头，她老是抱着孩子能活的希望。其实孩子是没希望活了，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的观点是能让孩子活一天算一天，能活一天就让她高兴一天。她将快乐传递给大家伙儿，大家伙儿也应该给她更多的快乐。我把大家的工作都做通了，唯独我媳妇这儿，她还老抱着希望，她不相信女儿没治了。有了这种想法，她对女儿的要求就高了。比如说吃饭，有些东西医生不让吃，她就绝对不让孩子吃。孩子想吃的东西，我媳妇不想满足她，我媳妇只想按医生说的办。要我说呀，吃这个和不吃那个，如果根本不影响生与死，那就应该让她吃，应该尽量让孩子在生命有限的日子里多吃些她自己想吃的东西。可我媳妇不，坚决按医生说的办。我们俩在这一点上确实意见不一致，没少争执。再一个让我后悔的是，对怎么治疗我们俩观点也不一致，比如说她太相信治疗，完全依赖治疗，明知道这种治疗对治病是没有任何好处，还损伤身体。尤其是化疗，要我说不要那么频繁，可以间断治疗。间断治疗，只要是不要打那些化学药物在身体里头，它就有个恢复期，跟连续治疗是不一样的。然然不是说吗，这得癌症者，头一个是治死的，第二个是被吓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我就要当那第三个——我后悔的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让她当第三个，太依赖治疗了！”
说完这番话，张文良狠狠地吸了口烟，那浓浓的烟雾，随着他的一声长叹被缓缓吐了出来。我注意到，此时他刚毅的脸却痛苦地扭曲着，在烟雾的笼罩下显得更加沧桑。显然，历尽磨难的这位年过半百的男子此时正陷入于对爱女的炽烈追忆和思念之中，同时也正在为自己身为父亲却没能在女儿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更多地呵护她并延长她的生命而深深自责。
屋子里于是安静下来。我将目光转向张文良的妻子，发现她此时也耷下眼帘，一脸静谧。乍看刚毅，却不乏无奈。
问及为女儿治病所背下的债务偿还情况，张文良的回答倒是一脸的坦然：“差一万多元，不多。”
莫学云补充说：“都是姊妹之间的，他们都说不要，但我们要还。这个月吧就还了四千，今年就够呛了。他每月才六百块，又面临下岗。我这边还得给我妈一些生活费。不过对目前的生活，我并没有怨言，我很知足的。”
我赞赏道：“你们虽然不富有，但你们有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这很重要。”
莫学云用自信的眼光注视我：“然然说过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妈你别看他们父母老给孩子钱，除了钱，他们别的什么都没给。然然病的时候很坦然，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的病人，没看低自己。化疗后她的头发全秃了，她光着头去上厕所，人家问她你是不是电影演员啊？她笑呵呵说是呀，演的是配角。人家又说配角还得剃头呀？然然说是呀！……”一不留神，这位年过半百的母亲又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对女儿的深情回忆之中。
是的，除了回忆，除了思念，除了想方设法让自己好好活着，这对孤寂的老夫老妻此生此世还能有别的什么快乐和奢望呢？
此时此刻，我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们。我当然也无能为力帮助他们，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他们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