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为忠对孩子的爱不仅停留在口头，很快还付诸于行动。价格高昂、月薪高达两千元的月嫂（妇产医院经过专门培训、具备相当的婴儿护理知识和护理经验的护士），一般人都请不起或不敢请，请了一般也只请一个月，林为忠却一请两个月。绝不是因为林为忠比别人有钱——他在单位的月薪只有两千多块钱，妻子的月薪则仅有一千多元——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新生儿健康情况并不正常，而妻子体质又过于虚弱、恢复得慢，护理孩子力不从心的缘故。仅就喂养孩子而言，由于孩子软颚裂的原因，吃不了母乳，必须冲进口奶粉。即使如此，正常的孩子可能十五分钟能够喂完，可这孩子却需要喂上一个小时。这一来累还不说，冲好了的奶粉喂着喂着一会儿就凉了，又得重新热一下再接着喂，反复几次。而妻子刘春华由于体质虚弱、手臂无力，孩子抱一会儿手就酸得不行，抱不住……如此的种种情况，不请月嫂显然是不行的。
不但请了月嫂，第二个月的时候林为忠还请来了保姆。因为月嫂只管孩子的护理，不管做家务。而买菜做饭搞卫生，尤其是给婴儿洗尿布屎布等等脏活累活，仅靠林为忠一个人显然也是不行的。即便如此，忙于上班的林为忠每天人虽然在单位，心却时常牵挂着家里的妻儿，一旦下班就急匆匆赶到市场采购，回到家里又忙里忙外地干活。以至于他对同事自嘲说：“我家里请了一个半保姆。”那半个保姆，指的就是他自己。
23·补生孩子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我大概是在2002年4月份、夏天到来之前采访到林为忠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向我引荐、帮助我联系到与林为忠见面机会的全国政协提案处的处长李蓉女士。由于工作关系，李蓉与林为忠认识并且还比较熟悉，而我与李蓉多年前住在北京三里屯的时候又曾经是邻居。
那一天，吃过午饭，我骑着车从自己单位所在的和平门来到位于西城区太平桥街的全国政协大楼，在李蓉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见到为了孩子而历尽坎坷和艰辛的林为忠。
时值中午的休息时间，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户，将明媚的春光带到了屋里，让那间本已明亮的办公室蓬荜生辉，温暖舒适，春光融融。
这是一个皮肤白净的中年男子，宽厚的脸已不乏皱纹，却依然饱满且充满光泽，一看便知道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善于自我保养的都市一族。只是他茂密的头发上黑白相间的发丝，看上去很不协调，那已经不容易数清的白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人生路上那刚刚经历过的沧桑。
因为事先我已经将见面的意图传真，由李蓉女士转交给了他。所以没寒喧几句，我们就进入正题。他坐在沙发上，面对透窗而进的和暖阳光，眯眼蹙眉，用一种缓慢、低沉的音调，将我和在场的李蓉带回他刚刚走过的那些沧桑岁月。
他讲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讲他如何在工作中与刘春华相识、相爱并顶着各方面的压力结为夫妻。他讲他的大儿子，讲他大儿子生前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描述大儿子生前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接着，他按照我的询问，讲了他大儿子出车祸时的详情以及善后处理的详细过程。再接着，他又讲了他与妻子如何商定要生第二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怀孕过程和生育过程以及生育之后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他讲这些的时候，情绪低落，表情凝重，而声音一直很低沉。他那白净宽厚的脸庞上，没有和风丽日，只有黑云压城般的那种沉郁，让人感觉人生的艰难与沉重。讲到伤心处，他停下来，竭力控制自己那已经哽噎的声音，待自己的情绪缓缓平静下来，再接着讲。
对于他重新得到的第二个儿子，我向他表示祝贺，并用我已经采访过的那些不幸家庭与其相比，告诉他：“相比之下，你和你妻子很幸运，因为虽然也历尽艰辛，但毕竟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面对我的吉言，他说了声“谢谢”，却没有半点的喜形于色，相反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样子如同刚刚完成了马拉松式的一次长跑。
林为忠向我细数起他第二个孩子的成本：
“你看，从一开始怀他时一次次咨询、检查、调理，光到佑安门医院看专家，每次光挂号费就得一百元；吃中药，一礼拜开一次，再有别人介绍的名医、专家，也都去看过，去的这些医院都不是单位的合同医院，所有医药费都得自理，到底花了多少我都数不清了。而且与生第一个孩子比，现在的各种费用都比以前高得多，就说配方奶粉吧，我现在的这个孩子嗫不了母乳，只能给买配方奶粉。可配方奶粉价格又高，我还没敢买桶装进口的，只买国产袋装的，一袋也得二十八元，吃三天，每个月就得花个三百来块，还不算别的。
“我们俩的收入都不高。她现在所在单位是我们部机关直属的幼儿园，经济上属于独立核算单位，她又不上班，一个月也就能拿一千来块钱。我呢，在机关里搞技术，不当官，满打满算每月也就是两千多块钱。那天我算了一下：一代奶粉吃三天，每月就得三百来块；请一个保姆，管吃管住还得给她五百块，这些加起来就已经小一千元了。水电费也高，因为有孩子，我们用得比别人都多，物业对我们都有意见了，尤其是电用得多。我说是啊，我电热水器老得开着，因为孩子随时都得洗呀涮的；空调也老得开着，尤其是冬天没来暖气或暖气不足的时候。
“经济上的就不说了，重要的是我们俩都这么大年龄，养这么一个孩子，身体和精力远不如从前。现在的这种付出，这种代价，都是年轻时所不能比的。”
要不是第一个儿子出事，他们当然不会再有这种艰辛的付出——这一点，林为忠自己没说出来，我却立即意识到了。我知道他们现在的这种付出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而无奈的付出，其代价自然更高。
林为忠说：“好在我爱人现在的心情不错。但为了孩子，她确实又付出、牺牲得太多。她半年的产假眼看就要到了，我已经跟他们幼儿园的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让她提前退休，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上班比在家里累，她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可人在单位心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活。对于提前退休，她也能够接受，因为一切都为了孩子。我跟她说咱们的乖乖交给保姆不放心，因为孩子软颚裂，喂东西怕呛，要是呛到肺里容易得肺炎、发烧，所以得当心、精心点儿，我又比较忙，所以为了孩子得有一个人牺牲自己的事业。这些我爱人都明白，也能够接受。”
林为忠说他有一个同事因为孩子的腿要做手术，情绪低落，他就劝那位同事：“我的打击比你大得多，且不说我那个已经失去的大儿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儿子乖乖身体也不好，五月份还得去阜外医院检查他的心脏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另一个手术是软颚裂的修补，一两岁会说话前得把修补手术做了，否则将来影响发音；再一个手术就是眼睛的肌无力。所以，我起码得面临孩子的三次手术，三次签字。谁都知道手术不都是万无一失的，尤其是婴儿，麻醉有可能醒不过来，输血有可能感染。这些你都没办法，可你也只能相信医学，你将孩子交给医生，要是赶上有什么不测，手术失败了，也只能算你倒霉，这东西就是这样。可你不做手术，也不行。毕竟现在绝大多数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你必须全力抚养他，因为你输不起、你别无选择。”
林为忠说，他大儿子6岁的时候，他爱人曾跟他开玩笑：“咱们再要一个孩子吧？”他也笑着响应：“那是不是要个女孩呀？”爱人只是会心一笑，不再言语。虽然这只是夫妻间一次不经意的玩笑，却反映了夫妻俩当时的真实心态：儿子已经6岁，相隔6年，时间很合适，要能让生第二个孩子，那该有多好！现在想来，如果那时候生第二胎，他们现在也不至于碰上这么多问题、受这么多的累啊！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虽然他们心里都想要，但毕竟政策不容许呀！
围绕只有一个孩子的问题，林为忠的话题很快落到当今都市人的生活压力上。
林为忠扳着手指，又列举起独生子女带来的诸多问题：
“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你只能把所有希望、尤其是考上大学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自己这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为什么大家打破头都想奔大学去呢？社会竞争逼的呀！平常我们都说农民最苦，没什么保障。其实城市里也一样，你说有什么保障？过去供应口粮，有各种定额的供应票，现在有啥？过去没考上大学也有出路，国家给安排工作，现在有吗？现在考不上大学几乎没有出路，因为招聘的工作多数都要求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凭，逼得家长只能逼自己唯一的一个孩子上大学。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不抢着上好学校，赞助费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八万十万。我儿子中考差两分可以上市重点，但儿子对我说‘爸，咱不花钱，咱上二类学校也行。我不会花这个钱的，考上什么上什么。’我儿子在小学一直是科代表，到初中时入团、当班干部。到高中也是班干部，是团支部书记，老师都很喜欢他。高一时他还交了入党申请书，参加过市里的团支部书记培训班。他属于比较懂事、心态比较正常的孩子。但有些孩子可不是这样，因为父母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可小孩压力越大，逆反心理就越强；他的成长没有宽松环境，就可能出现畸形，出现承受不了的心理变态、自杀或杀父母等等。过去有这种情况吗？没有。每对父母都有两三个孩子，将来孩子干什么、有没有出息，父母一般不急，豢养就行，他可以把尺子放宽，不会把所有精力、要求全放到一个孩子身上。东方不亮西方亮，反正几个孩子总会有一个两个能成气候。这种宽松的家庭教育环境，孩子反而学习更自觉。这让我受到启发，虽然只有一个孩子，我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所以孩子的老师有时说我，说你这个家长真怪，你没有鼓励孩子做什么事都要拔尖！我说没有，我比较放任，他反而也比较自觉。以前我们俩天天督促他，后来老师叫家长签字，可他做没做完作业我都签。我对老师说我的孩子很诚实，做完没做完作业都给我说了。但做完没做完是他自己的事，我签字是因为他的诚实。老师说那你不检查他做得对不对？我说他抄我都不管，我就是这样惯着他。你没看现在的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大都是他们的家长逼的。开始时我也一样，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可孩子喜欢的是数学，我就顺着他的兴趣，给他报了个奥林匹克数学班。孩子后来的学习很自觉，我们都用不着怎么操心。
“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早恋，许多人都说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早熟、从电视剧和电影里学的，可我不完全这么看。依我看，有一个原因一直被忽视，那就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压力大，与家长没有沟通甚至内心有对立，家里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怎么办？他们只有到外面找同学，找朋友。因为年龄、心理相近，又有共同语言，孩子与孩子之间能得到最好的沟通，甚至能从异性朋友那里找到一点儿母爱或父爱，找到爱抚。你说他们懂什么恋爱？教育其实是个大工厂，它跟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关系。学历至上，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所以家长一味逼着孩子考大学，省吃俭用也要挤出钱来上高价学校。孩子在学校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而家长也围着孩子的这一切转，千方百计地侍候他（她），长此以往，孩子将来到社会上的实际工作能力又如何呢？依我说，这也是只有一个孩子才会这样。
“独生子女还促进了高消费。举个例子，两个孩子时的消费、浪费程度反而不会那么大，如衣服，老大穿完可以老二穿；吃饭至多是添双筷添个碗，饭菜增加不了多少，孩子还不至于挑食。只有一个孩子，穿衣吃饭你可能都得惯着他，他的健康上你不敢有任何闪失，视若宝贝。我那孩子出事之后，影响可大了。我们住的那栋楼，所有孩子还有上学的家庭，家长都如临大敌，原本单独骑车上学的，家长再也不让了，再忙也要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还敢拿孩子的生命当儿戏啊？”
对于国家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林为忠表示支持和理解。但他又说：“应该适当放宽高素质的人的生育权。即使放宽，撑死了他也只生两个，多了养育不起，因为投资太多。可现在是倒着来，城市的控制死了，农村的许多地方却还是控制不住。我老家那边的农村，生得多的三四胎都有，超生怎么办呢？变通，民政部门办个手续，算你们抱养了一个孩子，给他们交点钱，其它关节都交点钱，最终都能办到户口。当地计划生育部门也愿意这么处理，因为这样做计划生育率并未超高，还能收到钱。所以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应该严格限制农村非法生育，同时建议国家为了提高人口的总体素质，生一胎还是生二胎也来个优胜劣汰。”
24·谁能感知生命中真正的疼痛与危机
林为忠与妻子痛失儿子，历尽艰辛又抢在妻子的生育年龄结束之前重新生下了自己的儿子，相比于我以前采访的不幸家庭，他们确实是幸运的。
但经历了太多艰难与磨难的林为忠，却并未在我的面前显露出丝毫的轻松，相反，此刻他在我面前显露出来的沉静与冷峻、伤感与无奈，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沧桑与无助、生命的苍凉与悲壮……
林为忠向我讲述了痛失儿子之后，生活中和心灵深处那难以抚平的创伤。
他和妻子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都有各种同事、朋友、同学，更有带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和各种近亲远亲，每每与人家见面，对方出于关心和同情，都要询问几句安慰几句，每每却都会勾起他们的伤感、对那已经一去不返的好儿子的无限思念。
即使是夫妻俩单独相处的时候，那已经永远失去的儿子其实也仍然永久地装在他们的心上。逢年过节，他们忘不了他。他的生日，他们也无法忘记。随着时间的渐渐推移，同事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一般都不会提林为忠那失去的儿子了，他们怕勾起林为忠的伤心……
林为忠接着向我讲起儿子后事的处理情况，声音仍然低沉、缓慢。
“孩子去世后，骨灰搁八宝山了。但有年限问题，只放三年，三年以后按要求必须找地方安放。我跟爱人商量以后怎么处理。我说现在咱们有乖乖，你要合力精心抚养他，不要再老去想大儿子。不是说咱们不在乎大儿子，绝不是，小宝是咱们永远美好的记忆，但现在先不要去想得太多，抚养乖乖要紧。每年清明节或节假日，咱们有时间去扫扫墓、看看他。我说我想他了，自己会抽时间去，跟他说……说点儿心理话……”说到这儿，林为忠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禁不住哽咽起来，泪水也夺眶而出。我的心也像被冷不丁撞了一下，只感觉内心酸溜溜的，有一股温热的东西在胸间涌动，我感觉自己的眼眶刹那间也温热了、潮湿了……
沉默。我将脸转向在一旁一直旁听的李蓉，发现这位全国政协提案处处长也正哽咽着，不时地用手抹着眼泪。
林为忠此时掏出手绢，擦着泪。自打我对他的采访开始，他一直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而现在，他内心深处情感的波涛显然已经难以抑制。
时间大约是过了几分钟——不，也许已经过去了几年——林为忠的情感恢复了平静。他清了清嗓子，眨了眨眼睛，说了声“对不起”，用喑哑低沉的声音，断断续续地继续讲：
“……男同志啊，有时有话，压在心底里太长了，也不行。有时礼拜六，我一个人外出，对我爱人撒个谎，说是单位加班，出了家门却独自坐车去八宝山看小宝……”他又哽咽起来，讲不下去。待强制自己平静下来，才继续说，“所以呢，我说我们现在身体还行，每年都还能抽出时间去看他，想看就去看，一般是他的生日、清明啊或是天气好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去得比较多，第二年少些。她去的时候我也去，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她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不让她知道，是希望她身体好，不分心，全力抚养乖乖。……我也知道她爱我，喜欢我。我的目的是倾心照顾她，让她精神愉快，其他的事，我自己承受。开始处理车祸时，我也是这样。包括法医鉴定完了，给孩子整整容，我都没沾边，全权委托我哥和我妹妹。我陪着我爱人，没让她去，坚决不让她去——为什么？我说咱们把宝宝美好的印象留在脑海……所以，儿子至今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他那天早上离家前同我打招呼的那个形象，留在我爱人脑海中的则是那天早上离家上学的形象……”
对于儿子骨灰的安放，林为忠也经历了艰难的选择和情感的折磨。
夫妻俩每次去八宝山看望儿子，都得尽可能不让双方的老人知道，否则老人会触景伤情，毕竟是白发人记挂早逝的黑发人，想起来都会令人伤心、唏嘘感慨啊！不仅如此，每次看望儿子之前，夫妻俩都一无例外地要到专门卖祭品的商店去买些祭品，每一次，卖主都要一无例外地热情推荐：“去看老人，买些寿桃吧！”这种招徕，虽是无意，却字字如针，针针扎在林为忠和刘春华夫妻的心上，令他们阵阵颤痛，令他们伤心难抑。每次如是，让他们疼痛不已，伤心不已。他们被迫无奈，开始考虑儿子骨灰到底该怎么安放，毕竟按照惯例，八宝山只能给存放三年。
夫妻俩考虑再三，觉得最佳的方式还是撒海。至于撒海怎么办理，林为忠都打听好了：目前北京市每年春、秋各有一次，费用是每去1人380元。
为什么要选择撒海的方式呢？
林为忠说：“这样以后我们在家里悼念他就可以了，这跟到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去悼念不一样。比如我母亲，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一次，但那是老人，心情不一样；虽然儿子也是亲人，但那种悲痛不一样，那种悲痛让你有些受不了，因为毕竟是非正常死亡。而且，随着我岁数的逐年增加，加上我本身的心脏病，我也越来越有些受不了。每去一次回来，我的心脏，我的心情，我的体力，都得缓和好几天才能恢复。每次去，我想得都很多，包括我自身的生命……”他的伤心又一次阻止他说下去。但看得出，他在考虑自己一旦不在人世、包括他的妻子百年之后，到那时候，如果儿子还是安放在固定的某一个地方，还会有谁再去看望他呢？儿子毕竟没有后续的生命啊……想到这里，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凄风苦雨、孤冢枯树的惨景，一种生命的无助和悲怆感瞬间攫住我的心头。
是的，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而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每一个生命又是那样一无例外地充满了艰辛与磨难。尤其是面对疾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之时，生命是那样地渺小、那样地孤立无助。
但经历了诸多磨难的林为忠，此刻在我的面前似乎已经少了一些悲伤，多了几分沧桑与从容。面对生活和磨难，他感慨道：“我之所以同意接受你的采访，是希望这事对你写作有用，能为你提供一点素材。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理历程，我经历过磨难，我希望我的处理方式能给别人带来一些启发、警示或者帮助。说实在的，人都是高级动物，许多东西都是后天学的，包括遇到打击之后，你应对打击的方法。不同的人采取的方法不同，各有利弊。还有，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如何对待打击，采取的方式当然也不一样。旧的困难克服了，新的问题可能又来了。只有生命终结了，你闭上眼睛了，你才会有安稳的时候。只要你活一天，几乎任何一天都会有新的事来打扰你……”
我发现林为忠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已经趋于平静，脸上真的是饱经沧桑之后的那种从容。他甚至还告诉我：“我不希望将我的经历写得那么悲伤，相反，我希望人们通过我的经过，能从容地面对生活和生命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磨难，要多几分信心，多几分坚强。”
这当然是林为忠对世人的美好愿望和善良之言。
但世间的许多事情，毕竟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面对灾难，生命中的危机、脆弱和疼痛，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坚强、从容地应对与承受呢？
我再一次审视眼前这位从磨难中走过来的、如今已满头白发的中年男子。
林为忠说，自己现在的满头白发，大都是孩子出事之后出现的。这些白发，似乎是在刻意记载刚刚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自我总结、同时又感慨道：“唉，人这一生啊，坎坷真是太多了！有时你真的是感觉自己快过不去（这道坎）了。生活往往是那样地无助，别人只能从侧面帮一点儿，但主要的你只能靠自己解决。”
我又一次安慰他：“你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我采访过的家庭中有的与你们夫妻俩的年龄相当，痛失孩子之后，他们也渴望能重新生一个孩子，遗憾的是已经生不了孩子。”
林为忠说：“这事只能顺其自然。我跟爱人说过，实在咱们要生不了，就想办法搞个试管婴儿，费用当然很高，得两万八千元。不管是试管婴儿还是用药物调理之后正常的生育，都应该有各种思想准备，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孩子，出现这些问题以前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孩子刚怀上时，我就考虑出生时要留脐带血，以备将来孩子万一身体不好时所需，孩子将来要没有什么事，脐带血也可以贡献。比如患白血病，治疗的最好办法是干细胞移植，而非血缘关系干细胞的合适配型机率只有十万分之一。脐带血中含有大量的干细胞，我的理解是留脐带血等于留了另一把生命的钥匙。这样生命就有了两把钥匙，万一其中的一把丢了，另一把还可以用上，生命还可以继续。留脐带血时，我找的是人民医院，他们在亦庄有一个内部血库。因为我爱人身体弱，只留了七十毫升，正常应该是留一百至一百二十毫升，检查合格才能留，每年需要给医院缴纳五百元的脐带血保存费。在我留脐带血之前，有人劝我说给孩子买保险，我说保险除了经济上的补偿外，其他无济于事。”
林为忠能留住孩子的脐带血，这让我感到很惊讶，觉得他很敏感、思想很超前。因为那一阵子，我刚刚组织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文学，题为《中国呼唤建立大规模的生命银行——一个为挽救千百万鲜活性命的艰难传奇》，讲的是中国目前千百万白血病患者由于国内干细胞严重匮缺所面临的治疗危机，呼唤中国建立大规模的干细胞血库。这篇报告文学，我正打算在我主编的《北京文学》杂志2002年第6期上发表。由于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我对干细胞和脐带血的重要性刚刚有了了解，而孩子出生时在医院的帮助下贮存脐带血，这种意识在全国来说还是很超前的，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全国也还很少很少。林为忠有这种超前的意识，非常之好，但很显然，他的这种意识是在他痛失孩子之后才有的，他已经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随时深藏着的巨大危机。而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他先于常人捕捉到了应对危机的方法，在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果断留下了新生儿的脐带血——尽管保存脐带血每年要付出500元的费用，但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为他的这明智决策感到欣慰……
然而，对于中国目前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没有遭受病魔和天灾人祸的侵袭的时候，在他们仍然尽情地、毫无危机感地享受着健康和平安带来的快乐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真正地居安思危？又有多少人会懂得在自己的孩子出生之时千方百计地留下生命的另一把钥匙？
没有。生活的绝大多数人在平安和健康的时候，是很难有这种超前的防患意识的。而只有在经历病魔或灾难之后，他们才可能忽然醒悟，并竭尽全力地亡羊补牢。
然而，世间的许多事情，偏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亡羊”之后也并非都可以“补牢”，比如生命的毁灭。
而像我等已身为人父或身为人母之辈，在按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没有经历生命的磨难但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保存孩子的脐带血、留下生命的另一把钥匙的重要性时，却已经失去机会了——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异常残酷！然而，我们除了徒叹无奈，除了感叹生不逢时，我们还能做何选择呢？唯一的选择，恐怕只能祈求上苍的保佑，让我们这些无辜的生命多一些平安、再多一些平安吧！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孤立无助，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对于我面前不幸之中又比较幸运的林为忠，我依然要发自内心地为他、他的妻子、他的新生儿李冬冉致以深深的祝福。我对他说：“你能够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我发自内心地保佑你和你的家人，从此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林为忠打断我的话说：“谢谢你，这都只是吉利话。其实，生命中的状态与祸福，绝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于命运，我迷信，但也不迷信。怎么说呢？我十几年前出差去无锡，对方单位是搞半导体的，他们的一个总工程师负责接待我。这位总工认得一个算命先生，闲谈中，他让那位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卦。那位算命先生说我这一生有几个坎，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说得有些对。他说我生命中有三个孩子，没有女孩，寿命活不过七十八岁，这当然还难以完全证实。但另一些地方他说对了：比如他说我三十二岁时要失去一个亲人，而我的确失去了母亲；再后面是我孩子，但我绝没有想到失去的是他——我那都已经十六岁的儿子；再后来我又失去了岳父……”
人在遭受失意和挫折的时候，往往会或多或少地追溯到命、相信命甚至认命，看得出，经历过磨难的林为忠此时也有些相信命了。只不过，他是用经历和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印证那位算命先生的推断。
痛失外孙的打击，夺走了姥爷的生命，剩下姥姥孤身一人，今年已经83岁的高龄了，现在不得已与一位远房外甥一块生活、让他帮助照应，以保证老人正常的饮食起居。林为忠说：“我们也常常去看他，有时老人也过来。自从有了乖乖，双方老人心情也都好多了，毕竟生命中又有了新的希望。但现在我们活得累啊，自从新的孩子降生，我们在孩子身上的劳累又得开始一个新的轮回。所以，现在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看得非常重要，不为别的，主要是为抚养孩子。要是小宝（指已经失去有大儿子）在，我即使倒下了也有人接班。所以我有时候跟我爱人说，咱们要都走了，那天可都就塌下了！为什么？我说，如果我走了，你孤儿寡母；如果是你走了，我一个人带孩子也承受不了。所以，为了乖乖，我们俩要相依为命……”看得出来，林为忠现在生命的危机感很强，而且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心灵深处。尽管重新获得了孩子，却时刻关心着孩子和家庭的安危和未来。
我关切地问：“你的心脏现在怎么样？”
林为忠抿了抿嘴，摇了摇头：“嗨，维持。心脏手术，我小的时候，成功率是十分之三，中国外国都一样。现在的成功率比以前高，但我也没有做，主要是考虑做完手术，自己的日常生活能不能适应？这一关你也得过。但没做手术，将来可能心衰，现在只能是自己多注意一些。”
“好在你现在的心态调整得不错。”
“我必须这样。我跟我爱人说，事情发生了，你自己难受，亲人更替你难受，而周围的人是麻木的——开始发生的时候，人家可能有同情心，可你自己老是悲悲戚戚的提不起精神来，人家也就麻木了。”
说到那些痛失独生子女的父母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有着相同遭遇和切肤之痛的林为忠提出了令人值得注意的设想。他说：“对于此类家庭，我个人觉得应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救济、扶助、抚慰痛失唯一一个孩子之后，其父母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因为这些父母响应国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做出了牺牲，国家应该对其造成的损失负责任，毕竟只生一个孩子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我问：“你的大儿子出事之后，责任方赔偿了多少？处理后事又花了多少？”
林为忠说：“交通大队最后判赔八万块钱，这笔钱是按高险种判赔的受害者的赔偿金。出交通事故后事处理费用，受害方按规定国家也给八百块钱。但这点钱怎么够啊？我买个骨灰盒就得一千二百块钱，还牵涉了那么多精力，光处理后事前后就花了二十多天。法医鉴定时，停尸每天费用就得八九十块钱；孩子整容是五千多块……等等，花费不少。当然，这些费用都是对方单位支付的，共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们用支票结的账。但我也原谅了对方，没让交通队给对方单位挂交通严重违规的牌。”
林为忠说的这些，当然只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类似他这样痛失爱子的父母，精神上造成的损失与创伤到底有多大？当然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对于痛失唯一的一个孩子之后，从此断子绝孙，风烛残年之时却无子女赡养、甚至没有子女看望的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所有困境，与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所以，林为忠关于国家和政府需要救济、扶助、抚慰这一类家庭的父母的建议，显然也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有其合理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