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王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002年12月1日，星期天上午。在姹紫嫣红的北京某花卉市场，一个叫“缤纷世界”的花店让我留连忘返：玫瑰，百合，菊花，兰花，郁金香，康乃馨……等等，各色花卉争妍斗艳，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我来到这里，其意却不在买花或赏花，而是想见到这家花店的主人，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板。我的一位朋友常到这里买花，慢慢地跟她混熟了，知道年轻的女老板是京城里的“二胎族”，生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今天我不约而来，想采访她。
这时候女老板还不在，两位外地的年轻姑娘正插花浇水，忙得不亦乐乎。我主动跟她们攀谈起来，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找她们老板。那位来自河南的小姑娘以为生意来了，二话没说便用花店里的电话机给她们的老板拨电话，朗声说“大姐，这里有人找您！”按照她“大姐”话筒中的旨意，河南姑娘让我接过话筒，直接与她的“大姐”说话。我自报家门，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她一下就明白了。因为我那位跟她认识的朋友事先已经跟她打了招呼，说我要采访她有关孩子的事情。由于事先有了心理准备，她一听满口答应，说“我马上就到。”
10点正，女老板应约而至。她叫王惠，后脑勺留着一根粗大的辫子，圆脸，略胖，肤色白里透红，显然是因为有足够的营养的滋育，看上去显得雍容富态。
王惠很开朗，一见面便笑得乐呵呵的，一脸的喜气。不难看出，她是个乐天派。王惠并没有把我领进花店，而是引领我到了这个大型花卉市场接近门口处的休息室落座，她很快毫无拘束地跟我聊了起来。
1968年出生的王惠是北京人，北京某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先是在北京大学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会计。没多久她就跟着丈夫一同辞职，下海经商。她丈夫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辞职前是海淀区某中学的物理教师。1991年，夫妻俩辞职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只做计算机销售，后来又拥有了自己的计算机流水线，组装、生产计算机。他们做得很顺利。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月工资顶多也就是五百来块钱，万元户在那时已被视为时代的骄子，可那时候他们夫妻俩的存款却已达到几十万元。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1994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相隔不到两年之后的1996年4月，他们又生下了第二胎——有了自己的儿子。
说起自己生下的这第二个孩子，王惠像打开了话匣子，话语滔滔不绝。
“当时怎么说呢？我们总觉得一个孩子有点少。不过说起来，怀这第二个孩子也真是有点巧。为什么怀这第二胎决定要呢？其实我这人命挺好，以前并不是特迷信。当时还没怀上时，出于好奇，有一次朋友带我一块去算命。那算命先生是个瞎子，他问我说你有孩子吗？当时我没有回答他。可他说你可是有喜呀！我说怎么啦？他说你今年有喜，有尊龙。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如果怀孕一定会生儿子。我就笑。他又批我八字。我说那我要是已经有孩子了呢？他说那你再怀孩子也一定是儿子。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怀孕，也觉得不可能怀上。那个月我刚来完例假，就去深圳我爱人那里，也仅仅是见了那么一面，又是安全期，所以我不相信会怀上。从庙里出来后，我还跟我朋友说这算命先生是骗钱的，净胡说。可一个月过去了，我该来例假时竟然没有来。我心想不可能呀！又过了好些天，我就跟家住清华的一位朋友一块去查，还真是！这一下我有些信那算命先生了。心想就信他一次吧，正好我已有一个女儿，我想再要有一个儿子更好。”
话虽然这么说，可一旦确定想留下这个孩子，却并不容易，因为这毕竟是第二胎，政策上不允许。家住清华、陪王惠一同去检查的那位朋友同样是怀孕了，她不敢要，很快便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可王惠却犯倔了，不知是出于对身上这个刚刚孕育的孩子的特别爱护，抑或是因为执意要印证那位算命先生的预言，反正平时性格温和的王惠这一回固执地想留下身上的这个孩子。她跟丈夫说了这个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既然怀上了，怕做手术会有问题，丈夫又特别想要一个儿子。夫妻俩一合计，心想养一个也是养，养两个也是养，而且双方老人都可以帮着带。夫妻俩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当然是因为已经相对殷实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已经从原单位辞职，属于自由职业者。于是王惠任凭身上孕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再一次想当母亲的强烈愿望，一如回春的大地滋滋孕育的绿色，使得这位年轻的母亲面色红润、喜悦飞长。
可没多久，王惠脸上的红润和喜色便被来自外界日渐沉重的压力不断驱赶，因为她怀第二胎的事被举报了。
“可能是我去清华医院定期做妊娠检查时说漏了嘴，让医生知道了我怀的是第二胎吧？反正我被举报之后，计划生育办和街道办的人带着派出所的人到处找我，甚至找到我妈那儿去，不定期地突查我家，还通知我们家属楼的楼长注意盯我，只要发现我的身影就跟踪。我爸那时住香格里拉那边，他们找我爸的单位，找党办，找居委会，也找了我们公司的上级挂靠单位和我公司租借的办公室的房主，天天找，可他们都找不着我。后来他们就扣了我公公和我婆婆的退休金，还要扣我父母的工资……反正压力挺大的。我又去找那瞎子算了一卦，问他我的孩子能平安生下来吗？他说没问题，能平安生下来。
“那时候我在离公司不远处的海淀太平沟那边的胡同里租了一套三居室房子，每天都猫在那儿。因为女儿不在身边，周边的人觉得我是北京人，虽然知道我肚子里怀着孩子，但谁都不会认为是第二胎。出于各种压力，公司挂靠单位跟我们脱钩了，做不了生意。我先生一直在外地，北京公司的房子还租着，但做生意签合同是以别人公司的名义在做，原公司的执照也还给了挂靠单位。受计划生育办和街道办的指派，公司办公室的房主也盯了我一个多月，虽然没盯着。但他们一直在找我，比如晚上到我婆婆家敲门，而且一直盯我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女儿已经上石油研究院的幼儿园，他们心想我不可能不见女儿吧？”
适逢周日，花卉市场的顾客越来越多，熙来攘往，噪声不绝。我与王惠的谈话时不时被周围的噪声打断。
“当时压力那么大，你和丈夫双方的家庭没做你们的工作吗？”我问。
王惠笑着，继续讲：
“我们家没做，他们家也没怎么做。但人家老来做工作，老找我婆婆，据说楼下还用大喇叭广播找她。老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经历过文革，都比较循规蹈矩。但后来他们也应付下来了，都说这事跟我没关系，是我儿子的事你们去找我儿子吧！他们没办法，就只好扣老人的工资或退休金，每月都扣一点儿。
“开始怀孕时，我也觉得哎呀两个孩子挺累的。最累的时候，头一年喂奶时，两个孩子都喂母乳，都喂到一岁。稍大一点儿，家里都有保姆。再到后来，奶奶觉得不放心，只让保姆干家务活，孩子自己带，怕嗑了碰了的，将来落下残疾。真的是好在后来有老人帮着带。女儿生下来后是我妈带，儿子生下来时是婆婆帮着带。虽然女儿和儿子是分开住，但关系还挺好，周末见了面都很亲热。儿子还很小、还兜着尿不湿时，我带两个孩子去啃德鸡吃饭、玩，别的孩子欺负我儿子，我女儿冲过去就打人家。但平时他们俩一块在家里玩，肯定也得打架。那时他们老不在一起，一个在姥姥家，另一个在奶奶家，但上学以后他们俩就住在一起了，都在石油附小上学，现在都挺好的。我天生喜欢孩子。没有孩子时我就喜欢别人的孩子，但跟自己有了孩子以后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是发自内心地爱。我带孩子外出唯恐他们碰着嗑着，看着别人的孩子满街跑满地打滚，脏不拉叽的，我就特恨他们的父母，心想怎么能这样带孩子呢？如果带不起可不养，反正特受不了。自从自己有了孩子，我也才真正喜欢别人的孩子。”
王惠的女儿叫润君，儿子叫冠林。女儿眼下上三年级，儿子上一年级。说起现在她的这两个孩子，王惠的眼神和脸上的笑，既显示出难掩的满足，更流露着母亲那无限的爱。
问及有两个孩子的感受，王惠如数家珍：“我的朋友绝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家庭都以唯一的一个孩子为中心。我两个孩子，都是中心，也就没了中心。首先是衣服不用多买，女儿不管买多好的衣服，穿不了都可以给她弟弟穿。所以我买衣服一般都买名牌，因为利用率高，不像别人只有一个孩子，老担心买那么好的孩子长得快会浪费。小孩子嘛，男孩穿艳点也无所谓，红的黄的都能穿。再有，两个孩子在一起有伴，不孤独，也不用老缠着大人，他们在一起能玩、容易沟通。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可能就不一样，会太过自我，太孤僻，两个孩子老在一起，容易团结协作，会比较融洽。”
“不管怎么说，你生二胎毕竟是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来有关部门对你怎么怎么处理？”
“生第二个孩子被罚了两万，今年儿子上学之前才上的户口。开始时他们狮子开大口，说罚十五万。其实国家规定最高就罚五万，最低是两千。他们说，你们情节恶劣，该重罚。我说太高了，没理他们，而且孩子上幼儿园又不需要户口。后来我一拖再拖，他们说罚两万吧，这才给上了户口。后来他们也说了：其实我们也想要两个，但政策严，我们不能要。”
王惠给我看了她保存的她在北京的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委员会发给她的《收取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通知书》及罚款收据。通知书上除了写着王惠和丈夫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和住址等款项，还清楚地写着这样的文字：
经调查核实，上列当事人原有一个女孩，未经审批，又于1996年4月12
日生育一男孩，属于超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违反了《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北京市违反〈计划生育条例〉限制与处罚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上列当事人给予收取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两万元的决定，限于2002年9月14日前交纳。
被收费人应当履行本决定。若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二00二年八月三十日
我问王惠：“明知是违反规定，怀孕时又面对那么多的压力，除了你天生喜欢孩子，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促使你那么固执地非要生下第二个孩子呢？”
直到这时，王惠脸色脸上的笑容才忽然间消失了，像被花卉市场大门外吹来的一阵寒风刮走了。她沉思片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讲起她的一段经历：“一九九四年年底，克拉玛依大火时我在新疆分公司，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带来的灾难。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场大火死了二百八十八个孩子，全部是生龙活虎的中小学生。那些死去的孩子大都是油田的职工子弟。石油城的油田管理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管得特别严，那些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多孩子死去之后，石油城后来都给他们的家长一定的补贴，还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家重新生孩子。可那些女职工大都是四十出头了，间隔时间那么长，子宫都退化了，生孩子谈何容易？都特别困难！我自己二十七岁时生第一个，二十九岁生第二个，所以比较顺利。油田那些女职工可就不一样了，有些后来虽然又生了孩子，但都历尽了千辛万苦；还有的根本就不可能再生了，从此不再可能有孩子，所以我特别同情他们，这样的事想起来也都让人后怕！设身处地地想，谁承受得了这样悲惨的遭遇啊？”
王惠说到这里，忽然沉默下来。尽管她歉意地朝我露着笑脸，但显然是礼节性的。因为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已有些红润，有些潮湿，明显地泛着泪光。此刻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遥远的克拉玛依，遥远的1994年12月8日那场深深灼痛国人的惊天大火。大火中那些惨遭不幸的孩子，他们那失去唯一亲生骨肉的父母，这么多年该如何咀嚼那场永远刻骨铭心的苦难呢？
大约是1995年，我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时候，来自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刘光牛送给我的一篇题为《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的长篇通讯，这篇对克拉玛依大火的后续报道，就曾血淋淋地揭示了大火给受害者家属乃至当地社会带来的巨大创痛，读来令人心悸。也正是因为公开报道这样的事实实在过于严酷，太让人承受不了，更考虑到当时的舆论环境，作者刘光牛后来主动打来电话，提出撤稿要求，而实际上编辑部当时也有类似顾虑，也就成全了作者的要求。尽管稿子没有编发出来，但那篇《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从题目到内容，至今仍一直搅扰着我的心灵。只要一提起灾难，我就不由得要想起克拉玛依，以及那篇《克拉玛依，我害怕走近你》的沉重文章。克拉玛依大火，似乎成了我心灵深处无法抚平的创痛。但很显然，这种创痛并非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所有经历过那场大火、或者关注过那场大火的人，否则眼前的王惠怎么会跟我提起克拉玛依呢？
不言而喻，谁都害怕灾难，尤其害怕灾难某一天会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因为害怕，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防范独生子女被意外伤害剥夺生命而造成生命绝后的办法，最好当然是每个家庭能拥有两个子女。这样，绝后的机率至少会减至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一点上，王惠说得并不明确，可我却已经明白她的意思。
王惠告诉我：“我周围也有些朋友生二胎，比如老在电视上做广告的某电脑公司的一位老总，有一天他高兴地跟我说我老婆怀孕了，我向你学习再生一个。他第一个孩子跟我的大孩子一般大，可前年才生第二个，年龄差距大些。他们夫妻俩是大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个还是研究生，两个人都是东北人。”
王惠说的这些人，当然都属于自由职业者，比那些传统体制中的公职人员，人身上相对自由，没有太多的约束和管制；而且经济上他们大都比较宽裕，多养一个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也愿意承担超生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罚款。所以，这类人是当今都市里二胎族中的主体。
采访结束，王惠让我回到她的花店，看看她那些正争妍斗艳、芳香扑鼻的花，一边兴致勃勃地大谈她的生意经。她说她曾经花上万元去学习插花艺术，也以高于别人更多的成本价去引进以色列的花卉品种。所以相比于这个花市中的其他花店，她的花更具艺术韵味，而且花期也长，虽然价高，可也质好。现在她还做花网，利用互连网的技术优势，开展异地花卉销售业务。她说她之所以不做电脑生意转而开花店，是因为她天生极喜欢花，而电脑生意眼下竞争过于激烈，不像早先那么好做了。她说花既是美的天使，又是生命的序曲，置身花的世界中，你会感受到花的芳香和生命的热烈，进而让你更投入地去热爱生活、创造生活。她说独花不成春，独木不成林，人又何曾不是如此？独生子女的孤独、孤僻、孤傲或自卑，乃至许多的心理疾病，何曾不是家庭生活中缺少童年伙伴、缺少童趣的结果？
王惠最后坚定地说：“当然，我知道生第二胎是违反政策的，可政策是人为制定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历程也只有一次，错失了就永远不可能重来，就像克拉玛依大火中的那结痛失孩子的不幸父母一样，除了一辈子守候悲哀、咀嚼苦痛，其他的一切都无法挽回。所以，我必须抓住机会生第二胎，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手足之情，我也不能将家庭的未来全押在一个孩子身上，那不跟下赌注一样吗？要赌输了谁为我负责？话说回来，二胎足矣，多了我养不起，也不需要。说心里话，我主张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但只生一个是计划生育，只生两个就不是计划生育了？当然，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那我就认罚好了。”
30·巴兰兰：我不忍心扼杀已经存在的生命
方军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刚认识他时，他与他年轻的娇妻依然是轻松快乐的两人世界，现在的他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正是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我决定无论手头的工作有多忙，都应该去他家串串门，因为我与他已经是多年不见了。
方军曾是某部队出版社的编辑，当然他也是一位舞文弄墨者，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等，他几乎不无涉猎。
或许是为了追求自由，也或许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上世纪90年代初，他跟着朋友一块下海了。他炒股，经商，折腾了好一阵，最终还是回到了写作上。他进入了影视圈，主要是写电视剧，有时也写写小说，但最主要还是写电视剧。因为写电视剧让他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一部电视剧完成之后，据说他往往能获得每集一万五千元的稿酬。而每部电视剧，高的时候得三四十集，少的时候也得二十来集。靠着影视圈的朋友，他每年都能承揽到写一两部电视剧的写作任务。写电视剧如此高的酬劳，使得如今的他虽然没有单位，却活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两年前，他不但搬离了原来在市区内那处狭小的老式两居室房子，住到了北京西郊某花园别墅区新买的宽敞洋气的房子，配备了家用的一辆捷达牌轿车，而且还供养了两个孩子。可想而知，这要花多少钱啊！
2002年12月1日，星期天。太阳很好。那天下午，我与妻子和女儿驱车前往京城海淀区的西北郊，因为路况不熟悉，加上沿途到处在修路、搞基建，我们费尽周折才终于找到了方军所在的那个花园别墅区。时令虽已是冬天，但别墅区里开阔绿茵的草坪和崭新漂亮的楼房，还是让人感受到了这里环境的悦目和生活的温馨。
方军的房子在其中一栋六层板楼的第二层，四室两厅，面积一百四十多平米。阳光透过明亮宽敞的窗户照射进来，使得宽敞的客厅里，家具的摆设及其他物品纤毫毕现、一应俱全：华贵的真皮沙发，典雅的茶几、书柜，宽屏的新式大彩电……一个普通富足的小康之家瞬间显露无遗。
“咦——你们的孩子呢？”我正在纳闷，一阵快乐的尖叫瞬间让原本寂静的客厅活跃起来，只见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从皮沙发的背后滚将过来，双双落在宽厚的皮沙发上咯咯笑闹，屋里一下子快乐起来。大人们前呼后拥地争着上前逗孩子。
方军的这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女的今年9岁，正在北大附小上小学四年级；男的刚刚5岁，目前还在上幼儿园。两个孩子都长得壮壮实实，虎虎有生，无拘无束的开朗性格此刻全映证在他俩各自那灿然绽放的笑脸上。再一细看，不难看出女儿长得像妈妈，稚气的脸上透着难掩的秀气；儿子则像爸爸，大大的脑袋，宽宽的脸，眉宇间隐约能让人联想到未来的一个男子汉形象。
两家人聚在一起，先是一番寒喧，一阵热闹，接着我们在客厅落坐。我女儿在两位小主人的招呼下，到另一间屋玩去了，四位大人在我的诱导下，则很快进入了谈话的正题。
方军夫妻俩生的第二个孩子，两三年前我就从我们的另一位朋友处得知了。那位在某大学任教的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说，方军这小子发了财，自己便给自己封侯加爵、晋升为队长了——超生游击队队长！他将老婆弄到山东老家农村去，偷生了第二胎……云云。
我把那位朋友的这番话向方军复述了一遍，问他生第二胎是否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方军听罢，哈哈大笑，大叫冤枉！
他说：“对生命的延续，我并没有看那么重，并不是非要生个儿子来传宗接代不可。你想想，唐代大诗人李白名气够不够大？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会背他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首思故乡’。可时至今日，人们记住的仍然仅仅是李白而已，可有谁去记得李白的后代？谁知道李白的后代是谁呀？”方军摊开双掌，声如洪钟，脸上的笑包含着委屈。
他的爱妻小巴此时也笑着频频点头，两人一唱一和，说起了这第二个孩子诞生的经过。
他们第二个孩子的降生，最初完全是因为妻子的意外怀孕。那时候是1997年，方军的岳父、小巴的父亲因患癌症，从哈尔滨来北京治疗。因为是异地治疗，医疗费大部分都得自筹，方军一下子付出了二十几万元，这二十几万元几乎是他那时候的全部积蓄。他们的家庭经济陷入了最困难的境地，那时的条件，根本就不容许他们去考虑生第二个孩子。然而，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妻子小巴却意外地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方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劝妻子去做流产。他把眼下家庭里的困难跟妻子一五一十，耐心地、细致地权衡了一遍。其实这些情况妻子心明眼亮，跟方军一样明白。那时候女儿刚刚4岁，小巴的父亲又正面临绝症，无论是经济还是心境确实都不允许她留下这第二个孩子。但面对丈夫的劝说，性格文静的小巴却不置可否。
小巴的父母也劝说女儿去做流产，女儿仍然不置可否。
方军的一位女战友从沈阳来北京出差，听说此事后自告奋勇，把小巴单独请到外面散步，她想动用自己平时能说会道、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才能说服小巴。这位女战友确实是优秀的，她口若悬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竟然让小巴频频点头。
回到方军家时，豪爽的女战友高高兴兴地拍着方军肩膀说，“放心，一切都妥了！”
方军将信将疑，见妻子一个劲地笑，便一个劲儿感谢女战友。
女战友走后，方军迫不及待地搂住爱妻子，关切地问：“怎么，你同意啦？”
“什么同意啦？”妻子一脸的不明白。
“嗨，还有什么？流产的事呗！”
妻子答：“同意，我怎么可能同意呢？”
丈夫急了：“我那位战友说的呀！”
妻子“咯咯”地笑：“人家苦口婆心的，我能驳人家的面子吗？”
丈夫一下子瞠目结舌。
父亲病重，母亲也住到北京来了。丈夫方军每天忙前跑后，要到医院去照看岳父。三十几平方米的旧式小屋拥挤不堪，人心惶惶。妻子小巴于是提出带女儿一个人到哈尔滨娘家去住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散散心。再说父母到北京来了，那套房子空着，也需要照看。与方军一样，妻子是天津某著名大学本科毕业的，她学的是生物，方军学的是中文。但她比方军低两届，本科毕业后又考到北京某研究院攻读生物化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工作了几年，后来因为丈夫下海，她也辞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她不用像千千万万的上班族那样，每天日出离家日落而归。现在，妻子执意要去哈尔滨，方军只好由着她，何况家里目前的这种环境，也不利于女儿的成长。至于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方军已经默认。因为妻子的理由令他难以辩驳：“你们的观点都对，但我肚子里的这个生命已经存在，我不忍心扼杀他。”
小巴的父亲是省政府机关的一位处长，他们的家位于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政府机关宿舍的一处楼房里。那可以说是一个特区，也可以说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上难以触及的盲点。宽敞的房子，清新的空气，优美的室外环境，使那个省直家属大院成了计划生育的避风港。那段日子，三十出头、充满母爱的少妇小巴，就这样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每天精心地呵护着自己和四岁的女儿，同时也任凭胎腹中的另一个孩子日复一日地孕育长大。她对自己胎腹中孕育的这个新的生命含情脉脉，充满了湿润而温馨的期待，就像大地期待着春天、禾苗期待着春雨。这时候的小巴完完全全是一个纯自然的生命的母亲，她的脑子里除了生命还是生命，除了孩子还是孩子，社会的因素、经济的因素以及其他的一切因素，如同那久远的记忆在她心灵的深处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呵护自己腹中的这个日渐长大的生命。她觉得这是她这个年轻母亲所应该做的，天经地义，自古而有，理所当然——母亲对生命的孕育和呵护，人类生命过程和历史不是历来如此吗？
1997年一个美丽的春日，在同样美丽的哈尔滨，文静温柔的年轻少妇小巴顺利地生下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第二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这个意外的爱情结晶，令夫妻俩和双方的父母亲人都喜出望外。
只是没多久，不幸同时降落在到他们头上，小巴的父亲虽经全力救治，却还是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儿子长到1
岁之后，方军兴高采烈地将爱妻和一双儿女接到了北京，安顿完毕之后，方军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到所在居委会去报个到，把超生的事如实告诉他们。毕竟，他不想让自己可爱的儿子永远充当没有户口的“黑人”。
居委会的几位老太太听着方军的这一番坦白，一如听着他讲述一次无比荒诞的生命传奇、抑或是阿里巴巴和十四大盗那样的《天方夜谭》，几个人的嘴张得老大老大，眼珠子鼓得差点儿没滚下来。居委会主任将信将疑地查阅了方军和小巴夫妻的家庭情况登记卡，刹时间气得七窍生烟。老太太把那看完的有关资料“啪”地墩在桌上——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夫妻俩到底干了什么好事！你们一个是作家，另一个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化你们比我们都高，可你们怎么能够置国家政策于不顾，偷鸡摸狗地干出这种超生的事哇？！”
面对对方的愤怒和无情指责，此刻的方军平静地望着对方，脸上带着友善和歉意。来居委会之前，他早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无论对方怎么发火，怎么生气，他都要尽可能坦然面对，毕竟超生了，违反了政策，他甘愿受罚。
方军的不怒不争，让居委会的几位老太太一时找不到吵架的对手。她们本来是群起而攻，现在转而是群起数落。
“你知道你们住的那个大院历来是计划生育先进大院吗？你知道我们居委会历来都是计划生育的模范吗？这一下全让你们夫妻俩给毁了！”
“你们真是太不像话了，还是什么作家、研究生呢！”
…………
待对方的怒气发泄得差不多了。方军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说的都对，确实是我做得不对，我到这里来就是来向你们承认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孩子已经出生了，这也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吧！”
“罚款，而且要重罚！”对方异口同声。
方军问：“罚多少？”
“五万。”有人说。
方军摊开双手，满脸为难：“这么多，我……我实在缴不起。”他说的也是实话。那时候的方军确实并不富有，而且为救治岳父已花光家里的积蓄，两个孩子更是“嗷嗷”待哺，经济上的压力咄咄逼人。他如实地将这些情况向几位老太太作了汇报。
居委会主任见他认错态度较好，口气逐渐缓和了下来。她说：“这样吧，给你减一万元，你缴四万。”
“四万我也缴不起。”方军说。
“不行你先缴一万元，以后每年缴一万元，四年缴清。”
方军还是一个劲说自己家里穷，没钱。但同时，他还是同意先缴一万元。
缴完那一万元之后，第二年方军并没有去缴钱。居委会每次来催缴罚款，夫妻俩都笑脸相迎，可就是一个劲推说家里实在太穷，孩子都快养不起了，哪有什么钱缴罚款呢。居委会的人见这两口子态度和蔼，两个孩子也确实可爱又可怜，也顿生恻隐之心，只好鸣锣收兵。而且经历几次交道之后，方军和小巴与居委会的几个老太太逐渐熟悉起来，日积月累，后来见了面也都会相互间打个招呼，关系也随之融洽起来。
到了第三年。有一天，居委会给方军家来了电话，让他到居委会去一趟。方军不敢怠慢，很快来到了居委会。
居委会主任说：“这样吧，看你家过得也不容易，你再缴五千块钱，也赶紧把孩子的户口给上了，以免耽误孩子以后上幼儿园和上学。”
方军听罢，心里一乐，千恩万谢。很快就从家里拿来了五千块钱，在居委会的支持下，总算到当地所在的派出所，把第二个孩子的户口给办妥了。
与此同时，方军所在的居民大院，所在的居委会和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也被取消了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的称号。对此，方军至今都心存内疚。他知道是自己给他们的荣誉造成了损失。于是他向居委会所有的人都拍胸脯保证：“以后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犯同类错误，绝不会生第三胎了。”
现在方军和小巴夫妻俩，一双健康活泼的儿女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快乐：两个孩子，相互之间嘻戏笑闹，无拘无束，谁都没有独生子女家庭那仅有的一个孩子的孤独，他们不会老缠着爸爸或妈妈陪着玩、或老是缠着爸爸或妈妈到别人家去给他（她）找小朋友玩，孩子间两小无猜、天真无邪的笑闹声，让这个四口之家平添无限乐趣和勃勃生机；玩耍和学习的时候，他们互助合作又相互配合，既有竞争又懂得相互兼让，谁也不是家庭中的绝对中心，谁也没有过分的自我；男孩和女孩性格的互补，既让两个孩子都能在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环境中茁壮成长，也让这样的家庭生活的色彩更加丰富，更加美满。
当然，两个孩子的存在，也使他们的父母更加劳累，生活的压力更大。比如，吃饭、穿衣、上学……这一切都比独生子女要多一份投资、多付出一份精力。
好在这种“多一份”的付出也不是成倍的付出，比方穿衣，大孩子长大了，衣服穿不了，小的还可以接着穿，因为小男孩和小女孩之间的衣着毕竟没有绝对的界限；再比方上学接送，女儿现在上小学，儿子上幼儿园，但女儿的小学和儿子的幼儿园都在同一个方向，而且相距不远，如今的小巴每天开着自家的捷达轿车，早送晚接，并没有比别人的独生子女多花多少精力。
所以，尽管儿子的出生有些阴差阳错，但如今的方军对自己的这双儿女心满意足。每每看着儿女嘻戏时那灿烂如花的笑靥，听着儿女玩闹时那小鸟般清脆的欢叫声，夫妻俩便会不约而同相视而笑。这种笑包含着这对美满夫妻之间的无限爱意、对家庭生活的无比满足和对生命对未来的无限眷恋……
方军同时也坦言：“我现在的责任重大，我必须对两个孩子负责，所以我必须努力写作，尽力去挣更多的钱，才能保证让两个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而且要让他们尽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尽可能让他们成材。”
所以，如今的方军写作上以电视剧为主，而妻子小巴也不当全职太太了，而是在中关村的一家高科技公司上班。家里雇佣的小保姆，则为他们料理着家务……
31·都市里什么人在生二胎
就像采访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一样，采访都市里的二胎族，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说采访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异常艰难，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有着太多的悲伤，那么采访都市里的二胎族，则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有着太多的敏感。因为生二胎毕竟是违反政策的，虽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这样的事也不能张扬，往往只能偷偷摸摸进行。要想采访他们，接近他们，不能直来直去，只能讲究策略，采取迂回战术。
我的一位老乡，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曾是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年薪20万元。20万元的年薪在美国可能不算什么，但几年下来，在中国可就是富裕阶层了，虽然还算不上锦衣玉食，但如果按照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准，他们那个三口之家，当然是绰绰有余，没有任何忧愁了。
我们的家乡广东潮汕地区，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异常浓厚，“上有健康父母，下有活泼儿女，则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景，至今仍然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富裕起来的总经理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父母希望他再生一个儿子，与父母血脉相通的他当然也渴望再生一个儿子。
可再生一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怎么办？
总经理的妻子也是潮汕人，当地的一个教师。总经理让妻子辞职，当起了全职太太，并如愿以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儿子。花了几千块钱，他们没费多少周折，就疏通了当地的干部，在家乡买下了第二个孩子的户口。这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步，总经理将第二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了深圳。那时候，总经理还在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任职，小家庭已经安在深圳，妻子及第一个孩子的户口都已经安在深圳。虽然这第二步相对来说要难得多，花费也要多得多，但孩子随父母、户口也迁到一起，似乎也天经地义，只要你肯花钱，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障碍。这一步跨过来了，原本的三口之家也就成了四口之家，身边原本的一个孩子便变成了两个孩子。没多久，因为工作调动，这个四口之家又搬到了北京，虽然他们全家四口的户口至今还未随之迁入北京、还留在深圳，可户口并未影响到他们全家在北京过上幸福的生活。
刚过而立之年的总经理对此非常满意，一男一女的一双儿女，让他继续了上一辈那种理想的家庭生活。每当在京的几位老乡在一块聚会，只要一谈到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那双儿女，年轻的总经理脸上总是掩饰不住脸上的得意……
十岁的女儿正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一脸惊奇地告诉我，说他们班同学李××的妈妈又生了一位小妹妹，末了还加了一句：“真好玩！”
是的，对于女儿他们这一代独生子女来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者表哥表姐、表弟表妹，或者堂哥堂姐、堂弟堂妹，这一切的称谓和血缘的关联，仿佛像早已被遗弃的历史尘埃一样，显得是那么的陌生和遥远，以至于他们的同龄伙伴家里出现了一个同样是自己的母亲生出来的妹妹，他们是那么好奇和兴奋，仿佛家里忽然间长出大西瓜或者荔枝树一样，会被作为新闻拿到同学中间四处传播。
女儿说，那位有了妹妹的女同学的爸爸是总经理，妈妈也是总经理，他们是两年前刚刚从河北唐山搬到北京来的。
知道又一个二胎族在京城出现，我很想采访女儿那位同学的家庭，可又碍于话题的敏感，怕引起人家的反感。于是，不时怂恿女儿从那位同学处打听点什么，但小孩终究是小孩，女儿理解不了我的心思，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听。我当然是一无所获。妻子倒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有一天女儿放学时她去接女儿，碰见了女儿那位同学的妈妈。妻子便抓住机会，与她寒喧、攀谈，终于获得了一鳞半瓜的信息：女儿这位李姓同学的爸爸妈妈的确都是总经理，都从事着电器销售。之所以生了第二胎，是因为两位同是总经理的夫妻都喜欢孩子，尤其希望生个儿子。可惜上帝不开恩，生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仍然是女儿。妻子说女儿不也很好吗？对方笑答：“嗨，他爷爷奶奶，还有她爸爸，希望有个儿子来继承家业。”对方说完这句话，拉起女儿，开着车，一溜烟跑了。但不难想像，希望有个儿子继承家业的人，家里的富裕程度已经可想而知。
后来，女儿曾经应邀到那位李姓同学的家去玩。他们的家住在朝阳区的某花园小区。那天，女儿从李姓同学的家回来之后，大呼小叫地冲我嚷：“哇噻，爸爸我告诉你吧，李××的家可豪华可漂亮啦，大大的客厅，还有楼梯，楼上楼下都可以跑，可好玩了！”没过几天，女儿放学回家又一次冲我嚷：“哇噻，爸爸我告诉你吧，李××家太有钱了，她说昨晚他们家停电，全家人都住宾馆去了，你说那要花多少钱啊？”
不难想像，女儿那位同学的家的确是很有钱的。他们可能是当今中国真正的有钱阶层，这种阶层的人想多生一个孩子、多养育一个孩子，经济上当然毫无问题。至于孩子的户口，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微不足道，只要有钱，户口能干什么用呢？户口当然是阻挡不了他们生第二个孩子的愿望的。只不过，仍没有儿子的他们，不知会不会再生第三个孩子，要那样似乎太不应该了。因为你不能保证再生一个就一定就是儿子啊！再说人家只生一个，你却生了三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到底该不该控制呀？
忽然间我想起我过去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的一位女同事，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请原谅我不能说出她的真实姓名，这里权且称其为叶兰吧。叶兰生于1962年，她的婚姻经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人婚姻状况带来的另一种现状。
叶兰离过婚，我与她同事的时候，她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某小区的一套宽敞的单元房里，家里雇有一个小保姆。
原本，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地位显赫、令别人羡慕的丈夫。她的丈夫出身高干家庭，是她大学时的同学。他比她高两届，但年龄可比她大得多。他是文革后考入大学的78级大学生，上大学时，他已经是一个有妻室的中年男人，女儿都十几岁了。而叶兰却是经历单纯、正含苞待放的年轻女孩，不但容貌清秀，而且还是1979年浙江省文科的高考状元。上大学时，俩人同在学校的学生会当干部，她被他的才华与男人的成熟征服了，俩人很快热恋。
大学毕业，他离了婚，与叶兰结了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一心欢天喜地地沉醉于幸福生活的她却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儿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丈夫又离她而去，那时候他已经是南方某省政府的秘书长。纯真痴情的叶兰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受书本的影响，少女的时候她就满脑子的浪漫，对真挚的爱情笃信无疑。自己与丈夫是在浪漫的大学时代相识并相爱的，真正的情投意合；自己不但才貌出众，而且年龄比丈夫小了十好几岁，这样的结合，丈夫怎么还不满足呢？
无论如何，叶兰怎么也想不通。每天晚上，女儿进入梦乡之后，叶兰一个人却时常辗转反侧，泪流满面。因为她少女时曾经有梦想，曾经的美好，包括现在的情感和生活，都被那个自己曾经把一切都托付给他的男人那么轻易、那么无情地撕碎了。原本她那如花的笑脸，随之变换成了阴沉的色块。她那道原本俏丽的细眉，扭结成一个大大的问号，深不见底的黑亮瞳仁里时时掠过道道疑问：他为什么要离我而去？爱情到底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丈夫第一任妻子的女儿与叶兰无意间见面，一句话便道破了天机：“你当初要是生个儿子，他怎么也不会离开你！”丈夫第一任女儿那时候已经上了大学，性格泼辣，思想活跃，她的这句话让年已35岁的叶兰恍然大悟：自己原来只是那个无情男人的生育机器呀！
叶兰想起来了，女儿刚生下来时，丈夫表面上虽没说什么，得空的时候也偶尔逗逗孩子。但回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对自己的感情也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丈夫提出离婚的时候，正沉浸于与女儿的嬉戏中的她还天真地以为是丈夫在开玩笑。直到她确认那真不是玩笑，叶兰首先意识到的是丈夫是不是有外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