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002：涟漪阵阵说二胎
2002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则不知从何而来的新闻通过互联网以及海内外的一些媒体的广泛传播，很快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的眼球，这则新闻的标题尤其令人瞩目——《中国拟放宽生育政策 有条件下可两胎唯限制三胎》。
这则新闻的内容照抄如下：
国务院正研究放宽一胎政策，拟在有条件下容许两胎，但则限制三胎。
中国内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名小孩政策已有二十年，但碍于国际舆论压力及其他原因，一直是只由地方法规推行，却未有法例监管，为贯彻依法治国，国务院去年已组成专家小组草拟人口计划生育法。
参与小组的学者表示，法例将包含限制市民生育权，且国家需免费提供基本节育药品、工具和手术义务。
官员强迫市民中止生育的违章乱纪行为，更受到明文禁止。
在生育数量上，法例会订明提倡一胎，有条件生两胎并限制三胎，具体条件和办法则由省级人大通过。
他又指出，目前的情况是城市实行一胎，但农村则是胎半至两胎，即首胎为女婴的话可容许生第二胎。
立例后会进一步放宽、容许夫妇均为独生子女家庭可生两儿。按此计算，中国人口会由目前的十二亿五千万，至下世纪中叶增至十五亿。
同时，为避免性别失衡，法例也会规定禁止非医学的胎儿性别监测和堕胎，以免怀孕妇女只挑生儿子。
至于分娩后抛弃女婴问题，该学者称会另由刑法监管。
他解释谓，此项改变是由于一孩政策实施以来，已出现性别失衡、人口分布不均和不同社会问题。
该学者指出，上海市前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便是一个例子，透过立例改善已成必须。
一石激起千重浪。由于此一新闻的传播，“国家将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说法一时间流传于广大民众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之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2年4月16日，星期日，北京一家地方报纸用特大号字在头版以《夫妻均为独子，可生第二胎》为标题的报道，让这份报纸在一个本该萧条的休息日卖得格外火爆。
这一年，36岁的李运峰和比他小4岁的太太赵国红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为这则报道感到兴奋的人：“我俩都是独子，一直想再要一个小孩。”这对都在外企工作、已经有了一个5岁男孩的夫妇对前来采访的某报记者说。由于深知独生子的孤单和未来面临的抚养多位老人的困境，他们“奢侈”地希望再生一个孩子。见到报道的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到所在的北京双榆树街道计生办打听情况，得到的答复让他们觉得这项政策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女方年满28岁，与生育第一胎相隔4年，可以生育第二胎。”
“现在就剩下说服爷爷了。”由于夫妇俩在外企的工作很忙，孙子就是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好容易快上学了，听说儿子想再要个孩子，爷爷反对。“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考虑请保姆。”李运峰对记者说，“政策”都同意了，爷爷也一定会答应。
这位记者在随后的调查采访中发现，虽然符合生二胎条件（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很少，而实际上大多数父母都表示希望他们的独生子女要二胎，只有一个家长说随便。即使不做这样的调查也不难想像，希望能生第二胎的是这些盼望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的老人。
“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城市一孩户中有36%的家庭觉得孩子不够，他们当中90%的家庭表示如果政策允许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所生的孩子没有伴”，其次是想再生一个不同性别的孩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的规定让怀有两个孩子愿望的城市人看到了一点希望，尽管随即从各地传回的消息表明：从1980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夫妻均为独生子可生第二胎”的规定就存在，而且全国有27个省、市和地区一直执行这项政策，其中7个省、市和地区的规定更为宽松：“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
北京市计生委办公室一位姓贾的女士向媒体解释说：“这项政策一直没被‘发现’，是因为符合条件的人数极少，迄今为止，整个北京只有300个家庭符合规定可生二胎。政策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悄悄’放宽，我们只是在4月1日施行新修订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中，将放弃第二胎生育指标的奖励额度由500元至1000元上升为1000元至2000元，其中包括‘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这一项。正是担心出现这种误解，我们宣传的重点没有放在这里。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也是政策制定之初就早已定下来的自我调整。随着2004年，独生子女进入婚孕期高峰的到来，符合这项规定的家庭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北京市城区人口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这项政策的实施将不会对生育率造成太大影响。”
尽管符合生二胎政策的家庭的确很少，但人们在“发现”这项政策之后，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一些人的胃口甚至被吊了起来。
时隔不久，“硕士可以生二胎的”的提法与传说更是在新浪网等知名新闻网站搅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真是“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上述这一波又一波的新闻、提法与传说，一下子将关注生育的民众、尤其是渴望能够生二胎的人的愿望一下提得高高的，许多的人翘首期盼、纷纷将目光投向全国人大，投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们想知道上述的那些传闻与提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依据？
答案没有明确之前，人性化的欲望骚动与舆论都异常活跃。
围绕“硕士可以生二胎”而争论正酣的新浪网则趁热打铁，紧接着在网上设计了一项调查：在我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但据说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两胎。如果政策、经济条件允许，您会选择生几胎？
页面上的这项调查显示，此次调查已经有11362
人参加，票数的选项比例分别是：“一胎就好，掌中至宝”4997人，占43.98%；“两胎最好，好事成双”5601人，占49.30%；“三个以上，多多益善”
527人，占4.64%；“丁克家庭，终生不育”237人，占2.09%。
不难看出，在以上的各项选择中，“两胎最好，好事成双”比例最高，两胎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生育模式，拥有两个孩子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共同梦想。
然而，假若按照这大多数人的愿望制定政策，给大多数人以相对宽松一点儿的生育权利，是否会造成人口的急剧膨胀？
从上述调查中可以看出，选择“一胎就好，掌中至宝”比例的人所占比例其实也很高，仅次于想生两胎的人，况且还有2.09%的人选择“丁克家庭，终生不育”。而选择“三个以上，多多益善”的也仅仅是占了4.64%。可以说，中国实行了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成功地控制住了人口的继续膨胀，而且从根本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传统中“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一至两个孩子成为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理想选择，两者相加的比例达到了92.28%。
另一项调查也进一步印证了当代中国人生育观念的根本改变。
2000年5月，零点调查公司曾针对“如果夫妻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对京沪穗三市482户居民进行电话访问，三市中广州市民最希望在本市实施这一政策，政策支持者比例达到70．9％；上海、北京市民相对较为谨慎，希望在其所在城市实施“独生子女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人群比例均不足一半，分别为47.3％和40.7％。
在78户可能实施这一政策的受访家庭中（年龄在18－40岁，本人是独生子女或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49人（占62.8％）表示希望所在城市实施这一政策；28人（占49.7％）表示“不希望”，1人说不清。这表明符合政策实施条件的市民对这一政策的支持率仅稍稍高出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其他市民。
在谈到具体的支持或反对理由时，支持者更多的是从这一政策能够消除一些独生子女成长中的弊端方面说起，家庭生育的选择性、社会老龄化、提高整体人文素质等方面也都有人提及；反对者则主要从现有的人口数量压力出发（76.3％），认为由于人口基数大，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下人口压力就够大的，这一政策会使人口压力更大，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会带来居住紧张问题”、“加重污染”、“就业压力更大”、“交通问题更严重”等；也有人从家庭经济角度及花费精力出发（47.9％），如认为“两个孩子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家庭生活质量会下降”、“父母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孩子身上，影响父母的工作”等。
调查进一步显示，即便是具备政策实施条件的居民，实际上考虑只生一个孩子（46.2％）的人还是多于考虑生两个孩子的（29.5％），此外其中21.8％的人表示说不清，还有几个人说“不要小孩”。
2002年8月19日，中新社一则《拒绝生育者渐多，我国有60万“丁克家庭”》的电文，从更详细的层面反映了当代中国一部分拒绝生育者的生育观。
中新社的这则电文说：我国有越来越多女性拒绝生育。据统计，目前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丁克家庭”(DINK，DoubleIncomeNoKids的缩写，即夫妻双方都工作而没有小孩的家庭)。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丁克”一族人数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近70%的受访者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这个词已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时也是这对幸福夫妻生活中唯一的“缺憾”。专家认为，中国“丁克家庭”增多，未婚同居现象大增等一系列变化，显示中国人在爱情和婚姻中更具自主和选择性，也表明传统社会中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正变得相对脆弱。
零点研究人员认为，我国现代都市居民不再简单用“多子多福”的观念看待可以生育两胎的机会，基于对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弊端认识，二胎政策确有一定的支持空间。较多市民面对一个新的人口政策时，能够结合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利益与矛盾进行利弊权衡，在生育决策上更趋理性化。由这一点上看，人们似乎不必过分担心新政策的实施会带来该城市急剧的人口膨胀；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政策在缓解部分城市中连续几年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消除独生子女成长中的弊端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除了生育观念的改变，子女教育费用太高，也非常现实地制约着人们生子的愿望。
以上海的赵先生为例，身为外企雇员的赵先生2002年42岁，夫妇有一个6岁的女儿在上“全托”。孩子星期一早上去幼儿园，平时在那里寄宿，星期五晚上回家。除了约65000元的入学费和赞助之外，每月还有1500元的学费。这对月收入1500-2000元的上海一般工人来说可谓高价，但在很多父母都热心教育的上海，这种“全托”幼儿园竟有好几家。
上海人口信息中心主任张戒舟指出：上海育儿、教育成本太高，并提到年轻人的意识也在发生转变。他认为，“晚婚、未婚人数增加，年轻人的想法变得和日本一样，‘不要孩子也行’。尽管可以生第二胎，实际上想生的人并不多。”
2001年5月23日的《华西都市报》上，该报记者余星雨一则《四川省“独生”夫妇直面二胎生育权》的报道，同样印证了“即使让生二胎，城市里的育龄夫妻也并非会生二胎”的判断。
这则报道说：根据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于1987年通过的《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的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然而，当记者在成都锦江区妇幼保建院、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访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时，他们均一脸惊讶，纷纷表示都知道这个规定，但不愿意也不会生第二胎。其主要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和社会竞争压力过大。据初为人母的刘丽讲，一个孩子的话，父母能给予他（她）更充分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她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也符合生育二胎的政策，但从没想过要生第二胎。夫妇二人称，现在抚养一个小孩，夫妇双方月收入至少要在4000元以上，否则便不能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不愿意让孩子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巨大压力。
独生子女夫妇为什么不愿意生育二胎，记者余星雨还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成都市计生委有关人士。据计生委宣教中心处长刘沛介绍：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也是人们生育观念的一种转变。从计生委有关材料表明，一个小孩从生下来到18岁所需费用大约为16万余元，沉重的经济压力是许多独生子女夫妇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基本原因。余星雨就此问题又经多方调查，之后得出结论：成都人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市民不再用“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等传统观念来看待生育问题，大多市民面对新的人口政策时，能够结合个人、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来权衡利弊，在生育观念上更趋理性。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在生育的问题上，有愿意生二胎的，可也有愿意只生一胎甚至终生不生的，生与不生都各自有充分的理由，这反映出我国城市人口生育观正告别盲目性，生育观方面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
所以，即使适当放宽生育限制，中国像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人口并不一定就能迅速膨胀。
当然，农村就不一定了。所以在生育问题上，农村一定要更严格地控制。
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实行了二十几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极大地控制住了人口的增生，但主要是控制住了城市人口的增生，农村计划生育的执行状况却仍然是令人堪忧的。虽然多年来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农村人口增长的速度总体上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但这种控制大都是从农村各级基层组织所填写的计划生育统计表上体现出来的。
然而，众所周知，统计的数字不等于现实中农村人口的实际数字。“超生游击队”这个耳熟能详的特定名词，所指的“超生”基本上都在农村。因为中国的城镇尤其是大中城市有单位、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严格监督和管理，城市居民工作和生活的相对稳定、生活成本尤其是子女教育成本的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相对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早已经有别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在中国城市的居民中逐渐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农村却完全相反，变革时代民工的流动、生活的不稳定、社会保障的欠缺，尤其是中国几千年“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实际上仍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超生游击队”到底超生了多少？时至今日，没有人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统计，就连国家的权威机构也没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统计出来。但现实生活中农村局部的超生状况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2000年2月26日，发自新华社广州分社的一则电讯传遍全国各地报纸——
广东省湛江市和吴川市纪委、监察局日前作出决定，对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严重失职、弄虚作假的党员干部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经查，吴川市覃巴镇多年来在人口与计划生育中严重失职，弄虚作假，计划生育严重失控，超生情况相当严重。这个镇已婚育龄妇女中，生育两个孩子的有2931人，生育三个孩子及三个孩子以上的5646人，生育五个孩子也为数不少，新村村民小组有两人生育了十个孩子。党员干部带头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现象严重，而且未能按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1998年底覃巴镇共查出153名党员、干部违反计生政策，却没有及时处理，从1996年至1998年没有查处过一起违反计生工作的案件。新村村民小组党支部共有已婚党员25名，生三个孩子及三个孩子以上的有21人，新村村委会在8名党员干部中，生育四个孩子以上就有5人。
湛江市和吴川市纪委、监察局日前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处理，给予吴川市副市长姚华庚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吴川市计生局局长郑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原吴川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冯南清党内警告处分；分别给予覃巴镇镇委书记欧伟豪、镇长王土全、副镇长陈霞英以及该镇原任和现任的其他领导黎钦等12人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党内严重警告、警告，行政撤职、降级、记大过等处分；撤销覃巴镇1994年、1998年度“吴川市计生先进镇”和1998年“湛江市计生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现阶段各级中国农村各基层组织的通病。从上述电文中不难发现，像覃巴镇计划生育失控如此触目惊心的的地方，竟然还曾经被上级政府评为1994年、1998年度“吴川市计生先进镇”和1998年“湛江市计生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对中国基层组织现行的管理体制来说，真是一个带血而又绝妙的讽刺！面对这样的讽刺，作为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工作者，我的心在流泪和滴血的同时，不能不为中国农村计划生育的现状深感担忧！
中国的农村如此幅员广大，类似广东吴川覃巴镇严重超生的情况究竟有多少？我虽不得而知，却也绝不乐观。因为看看我的故乡，活生生的事实让我清楚地看到，像覃巴镇那样的超生镇，在中国绝非个别！
1979年，与我一同高中毕业的一位同学，现任某镇中学校长，如今却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自从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之后，每隔几年回家，我都要听到他家又添丁加口的消息。那时候他还不是校长，只是中学里的一名语文教师，他一边教书一边搞副业。他农村的家离中学很近，业余时间他养鸡养鸭，成群的鸡和成群的鸭叽叽喳喳，在他承包的鱼塘边四下撒欢，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饲养业带给他财富的同时，他和妻子的生育力也无比旺盛。他妻子生的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又是女儿，第三胎还是女儿。他不信邪，他不相信自己命中注定就没有儿子，更不相信妻子那块丰腴肥沃的土地就真的生不出一个男儿来！所以他在生育上无比努力，屡败屡战，他非要让妻子生出一个“带把”的婴儿，他一定要有一个儿子为自己传宗接代。妻子第四胎降生的时候，却还是女儿。他一气之下将这第四个女儿送给了外地的亲戚抚养，接着生。第五胎他终于如愿以偿，生下了一个儿子。
每次回家探亲，我都要为我这位中学同学如此无所顾忌的生育而惊诧。
我问他：“孩子户口的问题怎么办？”
他朗声一笑：“户口管X用？我又不是养不起他们！”
我又将他军：“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就没有人管你？”
他一脸坦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有什么事不能办的？”
我一时语塞，无以应对。
当然，自从如愿以偿生了儿子，我这位老同学的生育就此打住了。再说，他毕竟已经当上了中学校长，即使是为顾及上上下下的影响，他也不至于再生下去吧？
2003年春节，我携妻带女回老家探亲，又一次见到了我的这位中学同学。我们俩年龄相当，我的女儿刚刚上小学四年级，他的大女儿却已经上初三了，最小的儿子也已经上了小学。看着他成群的儿女，我调侃他：“你真是地地道道的超生专业户啊！”他自嘲地笑：“没错，没错。”我又关心起他那些超生孩子的户口，他说“早就给补上了，交钱就行。”
从我这位老同学那里，我又得知我中学时另一些同学的生育情况，他们大都是生三个孩子，多的四个，最少的也是两个，那些同学大都外出做生意或打工。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见得好，尽管他们的文化程度只是高中毕业……
我忽然想到新加坡的生育政策：鼓励高学历者的生育，限制低学历者的生育，目的是保证幼儿从小有较好的教育环境，从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而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高学历高文化素质的只生一个，农村大量低素质育龄人口却不断超生且似乎失控。按人口比例，中国计划生育的这种不平衡使得中国现今国民的总体素质绝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所以，适当放宽中国人的生育权利，不等于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等于不控制人口。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三胎应该绝对控制。在我看来，如果适当放宽生育权利（包括生与不生的权利），主要应该是中国大中城市的高素质人群，而农村不但要继续控制，而且应该更严格控制，否则在人口问题上就会重蹈覆辙，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说可以适当放宽大城市的生育限制而继续严控农村的生育呢？
理由显而易见：当代中国的生育现状表明，育龄夫妇的文化程度越低，生育的自我约束度就越低；相反，育龄夫妇的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的自我约束度就越高。
目前我国主要以经济上的鼓励与惩罚作为计划生育的实施手段。但按照妇女研究专家奥尔塔·切罗的观点，在使用诸如此类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手段之前，应先采取一些不那么限制性的措施，即“最少限制性手段”。这些“不那么限制性措施”包括提高妇女文化，增加妇女就业机会等等。奥尔塔·切罗认为，“只有在经验证据证明这些措施失败，才允许采用生育鼓励和遏制的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也同意切罗的观点。“与强制力为手段的生育控制相比，现代化生育观念产生的‘自发力’是维持低生育水平的最理想状态。在中国，妇女的学历水平每提高一个档次便可少生一个孩子。”周孝正的说法源自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资料显示如下表：
妇女文化程度 文盲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生育孩子数 5.86 4.80 3.74 2.05
可见，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是解决高生育率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妇女的平均文化程度是小学，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妇女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大专以上，所以靠提高妇女文化程度的方法解决生育问题对我国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周孝正说。
然而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新的现实问题是，在农村人口增长幅度相对较高的同时，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生育数量越少，或者不生，大量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周孝正指出，“人口学上这是‘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不是人口素质的‘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
2002年夏天，零点调查公司就京、沪、穗三地78户“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的调查结果，在一定要程度上证实了周孝正教授的忧虑：在可以生二胎的这78户中，46.2%的家庭只想生一个孩子，愿意生二胎的仅占29.5%，此外的21.8%尚未考虑，另外几户说“不要孩子”。
人口学家们希望依靠诸如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之类的政策对“逆淘汰”起到缓解作用，但他们也承认光凭政策恢复和重建健康、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难当重任，至少有些一厢情愿。周孝正说：“在广大城市，只生一个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秩序，更关键的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而显著的变化，‘你让他生，他还不一定生’。严格的人口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暂无可能立刻缓解或者消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穆光宗博士也认为，“事实上，木已成舟，也许我们已经在一开始就丧失了某种时机。”
实际上，能否承担生育和抚养成本已经成为决定家庭是否生育和生几个的前提。在城市家庭中，有意愿、有能力生育二胎的人与同时符合政策可以生二胎的人——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人其实少而又少，尽管依旧存在着超越政策的界限实现生二胎“理想”的现象，但有资格生育二胎的年轻夫妇们往往面临来自经济压力和生育改变以自我为主的生活方式的考验。显而易见，这一并存的源自政策与观念的冲突，在“谁去生两个”这样的现实问题上表现出怎样的难以协调！
所以说，适当放宽并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条件已经成熟，即使真正放宽到允许生二胎，人们也未必都去生二胎。
33、“独生子女”政策回眸
“独生子女”是中国的一项政策，更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在世界上也几乎绝无仅有的名词。所以“独生子女”无论是政策还是这个特定名词本身，其产生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缘由。
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生活的日趋稳定使中国从战乱时的高生育高死亡逐渐转向高生育低死亡。1953年到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这一高增长率很快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1957年3月5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呼吁节制生育实行避孕的社论。而几天后，一个避孕展览会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只是好景不长，在该年，当“反右”运动开始后，人口领域的学术讨论被作为政治问题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而下一年开始的“大跃进”所带来的短暂的“繁荣”泡沫，更造成了中国人力不够用的假象。一时间，“人多好办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等错误口号广为流传。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生育高峰期。1962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又上升到27.14‰；1963年，全国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33.5‰。1964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中国内地人口已达6.94亿。
人口数量的剧增引起了决策者的关注。1962年12月18日，中央要求“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率”，甚至提出“绝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部分观点。
1968年，毛泽东指示为群众搞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于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们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1969年初，该小组成功研制出复方甲基炔诺铜，这是中国首创的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
也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条进口的避孕套生产线在天津乳胶厂正式投产。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工业。
“文革”对计划生育的破坏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显现。全国人口总数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至1971年的8.52亿。严峻的人口形势使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调整计生政策。
就是在1971年这一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低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低到千分之十五以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规划。
1972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方针，并在1973年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此后所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都包括了人口增长指标。但具体到单个家庭，应生多少为好呢？
在1973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有关部门提出了计划生育要“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但后来发觉这样力度不够大，于是又讲“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但一般是将两个作为目标。
1973年，科教片《计划生育》摄制同时完成。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全面铺开。
然而，此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在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4个孩子。1964年，中国到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了9.75亿。
为此，1979年这一年，国务院在第五届全国人代会上提出要将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左右。从该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分别制定了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的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中国人口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
这一消息发布后，引起起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曾有人一度主张“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使每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5‰之内，低于目前人口死亡率的6-7‰，进入人口的负增长。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按照这一主张，意味着中国每年2000万进入婚育年的人口，抛开其他育龄人口不算，单是这批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每年也将出生1000万人，要想人口进入负增长，就得有一半左右的夫妇终生不能生孩子或至少20年内不能生孩子。这等于说要把几代人种下的苦果让一代人吞下去，于情于理都行不通，因此响应者不多。
当时，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几位科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
这个“一胎化”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5‰，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
为统一政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5日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即著名的“9?25”公开信。这被认为是新中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9?25”公开信明确提出，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2年，正是马寅初去世的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同时对计划生育的意义、方针政策、目标等作了详细的说明。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是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然而实行计划生育群众尚可接受，但在全国推行“一胎化”却遇到困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等地区。抛开观念上的问题不谈，仅就农村目前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而言，对家族成员的依赖也使只生一个、尤其是只生一个女孩，成为一件不可能接受的事。因此，1984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搞“一刀切”，对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等地区，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在若干年后生第二胎等等。从而形成了普遍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以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人口政策。
中国在经历过一个人口无限制快速增长的误区之后，终于执行了“急刹车”。
回眸二十多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1982至2001这20年来，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平均每个家庭少生0.74个孩子，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6万亿元，节省物质技术装备费5.9万亿元。
1982年中国4口人及4口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总户数的比例为53.7%，2001年升至77%。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1982年为30%，截止到2001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3%左右。
据《人民日报》报道，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由1982年的22.28‰和15.68‰下降到2001年的13.38‰和6.95‰。
截至2001年底，我国女性从业人员占社会总从业人员的47%，高于世界34.5%的平均水平。
统计数据还显示，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20年，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教育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中，妇女家务劳动时间比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妇女少18%；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高出非计划生育妇女22.3个百分点。
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39‰，与1985年相比已下降了23个千分点；计划生育家庭中13岁及以上的孩子继续在初中学校学习的比重比非计划生育家庭高出近6%。
毫无疑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此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有效地、较大幅度地控制人口的持续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无庸讳言，无论从家庭和生育个体的角度讲，还是从人类生态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二十多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也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问题越来越困扰着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因而也越来越紧迫地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得严肃对面对。
34、“独生子女”问题种种
假如将时间倒退推移十七八年，那时候一篇署名涵逸、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就因首次及时、准确地揭示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而震惊社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议论。自此以后，独生子女问题成为青少年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的课题，独生子女问题长期以来更是困扰着独生子女的家长和他们的家庭。
资料显示，中国现在大约有3亿多个家庭，其中有7000多万独生子女。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皇帝”们已经逐渐成年，有的已经参加工作走上社会，独生子女们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要想详尽地描述当代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以及由于“独生”的环境所造成的性格缺陷，那不是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同时也不是我这部作品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了的，如要展开描述，起码得写成另一部同样篇幅的长篇。所以，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我只能对相关存在的问题作一些简略的概括和描述。
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大都是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比经济相对宽裕，这样的家庭有可能为孩子提供较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即使经济相对较差，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家长也会竭尽全力。但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独一无二，若教育不得法，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心理偏差，这些心理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只有一个孩子容易使父母和祖辈对其溺爱娇宠，使孩子变得自私，凡事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从不知为别人着想。
其二，只有一个孩子，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对孩子这根“独苗”百般袒护，从而使孩子在家庭这个最早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只习惯于别人对其服务和侍候，家庭生活中往往是大人围着孩子转，孩子难以能养成尊重长辈、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而是任性骄横，家庭成员关系颠倒，走向外部社会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其三，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在家庭里很孤独，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为伴（潜意识中甚至连兄弟姐妹的概念都没有），幼时缺少与小伙伴一起游戏的集体活动，童趣既受到天生的扼杀、个性中不易养成与人协同合作精神，又缺少竞争性，所以社会适应能力差，容易形成孤僻、缺少热情的个性倾向。
其四，只有一个孩子，使得孩子在家里许多本应自理的工作往往由其父母代劳，久而久之容易于形成依赖性，自主精神和自主能力都差，也缺少劳动自觉性。
其五，只有一个孩子，使得家长更急切望子成龙盼女成凤，不得不将对下一代的所有希望全寄托在自己唯一的一个孩子身上。他们竭尽全力为孩子请家庭教师，买钢琴，成天逼孩子认字、作文、弹琴、习画、学外语，没完没了。孩子缺乏应有的玩耍和游戏时间，天性严重压抑，会产生厌学情绪甚至在心理上仇视父母对抗父母，难与父母沟通。
…… ……
如果说枯燥的概括难以说明问题，那么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走上社会之后暴露出来的活生生例子，会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的严重缺陷。
也就是今天我正在继续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的时候，也即2003年4月17日，当天出版的《北京娱乐信报》上一则《论文被贬，研究生跳楼》的新闻正进一步印证着当代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心理缺陷。
报道说，4月16日，某大学正在读研究生的男生刘某从四层水房跳下当场死亡。他在遗书中说，硕士毕业论文的开题做得不理想，学习压力太大，所以自杀。刘某是某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据他的同学介绍，近两年来刘某一直和其他专业的同学住在六楼，他在宿舍和同学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前天，他刚换到四楼本专业的宿舍。刘某平时和大家联系很少，性格上也有些孤僻，前一阵，刘某的硕士论文被导师指出了几点不足之后，回来就闷闷不乐。半个多月前，他回到内蒙古的老家呆了几天，本以为他是调整好心态才回来的，没想到他仍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刘某的一位王姓同学感叹“他死得太可惜了，系里的老师都说刘某很有才，不就是老师说他的毕业论文选的题不好吗，这么点小事就自杀，太不值得！”
对于刘某的跳楼自杀，海军总医院心理科的一位专家分析认为，刘某首先是认知上的错误，把有些事情看得过重；其次是他对待挫折的解决方式过于极端。不过刘某自杀的原因不能单纯地归结为论文题目不理想，这和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也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