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现在的独生子女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无论是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价值多元还是互连网所带来的信息时代，都为这一代年轻人智力的开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这当然是众所公认。然而，独生子女成长中家庭不良的生态环境（只有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心理偏差和性格缺陷，其普遍性和严重性是否又被我们的社会所忽略呢？在没有独生子女的年代，许多家庭的孩子的成长为何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1984年至1985年的文集《中国的前途》一篇题为《沒有兄弟姐妹的社会》中作了这样的分析：
在一家有多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家长一般不会勉强，因为老大不爱读书，多半老二爱，一家总有一个爱读书的。同样的道理，家长希望孩子做医生，但是孩子想做演员，家长也不会过分勉强，那么多孩子里总有随家长心愿做医生的。因为孩子多，所以家长的选择就多，安排就多，可以让这个走读书的路，那个走经商的路；这个平平淡淡，那个波澜起伏。但是当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家只能生一个以后，家长就没有了选择，孩子读书不好也只能逼他读书，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其他的选择。同样的道理，如果家长希望孩子里有搞学问的又有搞文艺的，那就只能强迫自己的孩子既读书又搞文艺，一专多能。而这样的情形就是明明孩子不适合读书，或者不是又读书又搞文艺的材料，但是因为家长的强迫而被迫去做，其效率必然是低的，不但浪费了家长的教育投资，更有可能埋没了孩子本身的天赋。
从这一点来看，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分析是极其正确的。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要求家长因材施教固然是办法，但是你却无法强迫家长这么做。只有一个孩子，不但造成了家长心理的失衡，更由此而进一步造成独生子女在家长失衡心态下孩子心理和健康人格的缺陷。要命的是，独生子女的这种心理和健康人格的缺陷，还会一直伴随着他（她）走向社会。
2002年9月4日，《21世纪人才报》一篇题为《独生子女就业综合症开始发作》的调查报道，明确指出独生子女就业综合症正在悄悄露头，给管理者们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也给传统的管理机制带来了巨大冲击。
独生子女就业综合症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独生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骄娇”二气异常严重。
据广州一家媒体报道：某媒体2001年招了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批生力军刚被分配到各个部门，新闻部主任就发现了头疼事。
一天，主任翻看报纸，发现本地各大媒体都刊登了一则重要报道，唯独自己的编辑部没有收到有关稿件，立即追查漏稿原因，结果发现是因为新来的记者睡懒觉，错过了会议，从而造成无法补救的后果。
后来将这位记者调回编辑部，结果没过几天问题又来了，上班时间过去好几个钟头，都要清样了，还不见其回来上班，派人不断呼她，也不见回话，只好临时找人替班。第二天见着她，主任马上将其叫到办公室问询是不是身体不好，结果发现她是因前晚上上网时间太长，耽搁了休息。
同样的问题发生了好几次，主任们第一次遇见如此漫不经心的新员工，心里很诧异，一翻档案，发现她是个独生子女。
广州某杂志总编曾表示，他在招聘的时候，尽量不招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方面他们没有经验，另外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管理起来非常困难。“身上有很多的怪习惯，做事很随意，对工作也缺乏激情，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谦虚，还不愿意学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培养和管理，干脆不用。”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纪律的观念和集体的观念。而且独生子女都很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批评稍微重点，就会引起他的反感，产生一种抵触情绪。以前的大学生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都很谦虚，也肯吃苦，很多都是从基层踏踏实实地做起。现在的大学生，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对工作的要求很高，一定要一切都符合自己的要求才肯去做，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可能卷起铺盖走人。
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独生子女工作以后，因为环境对责任心和协作精神的要求比做学生时严格，这两个特征便更加凸显出来，不但是独生子女，就连企业管理者们都会感到严重的不适。
对《独生子女就业综合症开始发作》这篇报道所披露的问题，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共鸣。《21世纪人才报》记者王英在随后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很多已经走上社会的独生子女都能心平气和地坦言独生子女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缺点，其中表现比较集中的是：
第一，独占欲比较强，协作精神较差。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独生子女都不讳言这个问题。刚刚参加工作的王威对该报记者说，他虽然没有女朋友，但就是觉得和同事住在一个宿舍不习惯。而已经参加工作五年的谭浩仍然抱着同样的心态，每次出差，宁可自己搭钱，也要一个人住。
第二，不愿意屈就自己，不顺心的工作给多少钱也不做。毕业于天津某名牌大学的彭映很坚定地对记者说，只要工作不顺心，他一定会立刻辞职，绝对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不过他也坦然承认，正因为自己如此率性，毕业于名校的他到现在失业时间还是远大于就业时间。
第三：眼光比较高，自信心过足。这在名校毕业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毕业于北方某著名高校的独生子蒋晰自认为能力和工作都应该比较出色，能够胜任比较高的职位，刚刚毕业的他也被当地一家网络公司委以重任，全权负责网站各方面的工作，然而几个月过去之后，他却主动离开了，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胜任，尤其是销售方面，完全摸不着门道。已经在外企工作了五年的独生女小黄说自己刚毕业时也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才逐渐能给自己比较准确的定位。独生子女在工作中自尊心特别强，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还有一些独生子女则比较懒散，依赖性比较强。
广州市某公司的一位总经理也这样评价他们单位的独生子女职工：“身上有很多怪习惯，做事很随意，对工作也缺乏激情，喜欢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谦虚，还不愿意学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培养和管理，干脆不用。”
“海外独生军团”传回来的信息，同样让我们的内心无法轻松。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掀起少年留学潮，一些家长不惜血本，将在国内高考无望的孩子纷纷送到国外留学，这些大都是80年代出生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家中的独生子女，他们有高中毕业证书，没有接受或仅仅接受很短期的高等教育便依靠家里的支持，跨出了国门。出国之后这些少年留学生的状况如何呢？
2003年4月14日的《文学故事报》转载自《现代女报》的一篇题为《“海外独生军团”大揭秘》的报道，就披露了这一代少年留学生身上暴露出来的几种症状——
症状一：总认为自己有理。“海外独生军团”的孩子们在国内一般都“凡事不操心，凡事不动手”。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挫折，他们很少想到是不是自己能力欠缺，总认有自己有理。
症状二：应变能力差。有一种说法，考不上大学或是考不上好大学的才出国，不能说这种说法绝对有道理，但一些事例表明，“海外军团”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基础知识不牢固、外语能力不高、应变能力差。
症状三：总认为自己是孩子。在西方社会，一名18岁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留住在父母家中的，他们大都外出租房，经济上独立，很少依赖父母。而中国这批年龄相当的留学生，出国时连学历证明等文件的公证程序都不清楚。家长们觉得出国留学是孩子的事，而做留学准备工作则是家长的活，因为毕竟只有一个孩子，于是家长们都代劳了。可仔细想想，你的孩子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独立办事能力都没有，又如何能适应国外的生活呢？
症状四：什么知识都“恶补。如果说，挣脱家长束缚的年轻留学生刚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时，表现得还比较好奇和含蓄的话，那么随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连西方人都瞠目结舌，比如启开性的禁果，比如吸烟等等。
症状五：缺乏自制能力。出于出国懵懵懂懂，不知道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许多留学生学习缺乏动力，生活中缺少自制能力，处理不好自身与周围的人的关系，容易冲动，动辄打架斗殴。
在国内，军营纪律严明的生活更能检验这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的缺陷。
2000年9月29日的《成都商报》一篇题为《学生军训遗憾多——一些独生子女怕艰苦令教官担忧》的报道，更进一步印证了人们对独生子女人格和品质的担忧。
报道说，9月27日下午，四川某中学1000多名同学终于结束了为期10余天的军训启程返回到了学校。望着学生们远去的背影，负责此次军训的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军官们心里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一位教官面露难色地告诉记者，因为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今的军训课比以前更难带了，究其原因，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家长不放心。
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凡新生入学都要参加军训。该职业学校是在17日开始到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军训的。据一位老师说，军训第一天，有很多家长亲自把子女送到学校来，并一再询问老师军训苦不苦？会不会累着孩子？还有一些家长竟在军训中途把子女接回家休息；也有家长跑到军训住地给学生送吃的；有的甚至去医院给子女开假病历以逃避军训。
第二，学生耍性子。
军训期间有的学生因吃不惯食堂的饭菜，便悄悄翻围墙跑到外面去买食品，有的甚至就赌气不吃饭。有一个高一的男生为了逃避军训，竟采取在地上打滚的方式“要挟”教官同意他休息。还有两个学生在同学中调皮捣蛋，鼓动大家不去参加训练、晚上不睡觉。当然，这些学生终因严重违反“军规”，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这位老师无奈地说，一些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连被子都不会叠、衣服也不会洗。一旦被教官批评，还会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社会和家长们的重视啊！
第三，教官很无奈。
武警成都指挥学院从1987年开始接受学生的军训任务，一直以其较高的军训质量赢得很好口碑。但随着军训中独生子女的增多，给教官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军训团副团长曹光建介绍说，学生军训时都是按照军队的正规要求进行的。比如早晨6：40起床，然后自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早操，自己洗碗、洗衣服，每天8小时训练，晚上还要“加班”。训练内容包括队列、擒拿格斗、匕首操等，此外还有思想教育课。这些内容都是根据学生的特点进行安排的，训练强度并不大。可个别学生及家长的做法使教官们很为难，毕竟这些孩子参加军训都是暂时而短暂的，教官们只能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而不能像对军人那样严厉……
仅仅是短短十天的军训，就暴露出独生子女心理和品质上的多种缺陷，同时也暴露出独生子女家长的诸多牵挂和不放心。如果是正式服兵役呢？如果是独生子女服役期间发生战争呢？独生子女的家长放不放心、支不支持？假如法律规定所有的独生子女都必须服役，那么独生子女能否经得起部队的考验尤其是战时的考验？
这是一个令人不得不担忧的大问题。很难想像，意志脆弱、生性懒散的一代独生子女该如何支撑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而即使这一代独生子女经过锻炼和培养最终能承担起这保家卫国的重任，一旦发生战争需要参战，他们的父母和他们自己能没有后顾之忧吗？一旦独生子女战死沙场，他们那从此断绝后代的父母谁来赡养？
记得多年以前曾有一位部队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21世纪谁来保卫中国》的报告文学，文中作者所描述和担忧的，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之后国人奉献意识的锐减和国防意识的削弱。显而易见，如果从独生子女家庭的实际生活状况讲，尤其是如果国际上霸权主义所带来的战争日益威胁中国的安全，如果我们的兵源大多数都要依靠独生子女家庭，我们有没有理由为中国的兵源和国防建设担忧呢？
独生子女上述的种种人格缺陷在他们步入婚姻之后同样显露无遗。
2003年夏天，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传出的信息是：独生子女婚姻不稳定、年轻人离婚率已经超过中年人！
该会副会长何立婴教授向媒体披露说，目前年轻人“草结草离”现象比较多，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婚姻寿命还不到一年，最短的只有一个小时。“独生子女不成熟、任性、依赖性强和不懂得忍让使他们难以维持长久的婚姻。”
何教授举了几个她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例子，比如：现在社会上流行年轻女孩嫁给四十多岁的成功人士。这除了因为一些女孩希望通过婚姻迅速改变自身的处境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找个年龄大的男人来照顾自己，独生子女们把对父母的依赖带到了婚姻中。再者，一些年轻人结婚后常常抱怨自由受到约束，小两口一拌嘴，都觉得自己是个宝贝疙瘩，“谁让着谁呀！”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此外，由于不懂得婚后的调试，当恋爱中的光环退去之后，一些年轻人认为了激情，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因此后悔结婚。对此，何教授告诫年轻夫妇，研究表明，激情最多只能维持1000天，婚姻的长久根本上是要靠责任来维系的。
何教授表示，针对我国正面临着独生子女进入婚龄的形势，让独生子女们早早接受婚姻教育、学会如何建设家庭已经迫在眉捷。
问题不仅仅如此。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多年来还造成了全社会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2002年9月25日年４月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6．86，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16．86个男婴，而国际惯例的出生性别比，大多在103—107之间，一般取中间值105，即每100个女婴对应105个男婴。也就是说，我国新生婴儿男多于女、比例失调的现象正日趋严重。国外舆论称，中国将在若干年后将出现50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尽管中国的人口专家认为，此种断言是过于耸人听闻了，但也承认，中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的确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因为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以及随后各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共同决定了一个人口群体的性别构成，直接影响着婚姻、家庭的形态和结构，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来的人口性别比的突出问题，也惊动了中央并开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11部门很快联合发出《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并呈蔓延之势。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08，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111，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已达到117。除少数地方外，我国大多数省（区、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正常范围（103-107之间），有的地方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到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已刻不容缓，任务十分艰巨。
《意见》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实施综合治理；要加强宣传教育，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要加强基层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工作管理，积极开展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服务；要努力提高妇女地位，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要制定和完善法规规章，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要制定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重点治理，加大投入，健全基层计划生育、卫生管理和服务网络，完善各项管理和保障措施，严厉打击违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违法行为，有效遏制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
《意见》还进一步明确了各相关部门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中的职责。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居高不下的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呢？
专家归之为社会管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两方面。
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生物学因素主要是指运用Ｂ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性流产、引产，还有轻视女婴造成的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部分地区的生育政策强化了这种生物性因素。如海南省生育政策规定，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居民，一对夫妇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汉族农村夫妇可生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夫妇最多生3个孩子。政策规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妇们获得生男孩的机会越小，他们想生一个男孩的意愿就越强烈。
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婴儿出生性别比越高。在海南，“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口群体，婴儿出生性别比越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这种现象表明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
现代医学、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技术条件。羊水胎儿脱落细胞培养染色体核查、羊水胎儿脱落细胞Ｘ染色质检查、手指血杆状细胞鼓体检查等技术，均可早期鉴定胎儿性别，进行性别选择；用碱性溶液改善阴道环境则可提高男婴受孕比率。以Ｂ超为例，虽然Ｂ超设施由各级计生委控制安排到各级医疗机构，但是，不少地方花万把块钱就可以很随便地买到一套Ｂ超设备，一些乡村个体医生便借此大敛其财。浙江就有一个这样的“医生”，他为一位孕妇鉴定一次就收取500至1000元不等的费用，“生意”非常火爆。海南省有关部门曾经对2000年海口市、三亚市12家医院人工引产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女婴占68％，男婴占32％。这就是海南近年出生婴儿性别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性别比男多女少日益严重的症结，归根结底主要还在于群众的观念，在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的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色彩。
广东省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研究员担心，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如果因为新生儿出生比失调而造成类似难题，则是我们的自我惩罚！
35、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
冬去春又来。
每年的3月，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并非因为北京已经春光明媚，而是因为每逢3月北京都要召开事关中国新年发展大局的两会——全国政协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发出的信息、形成的决议，既集中地反映着国人的意志，又预示着中国新一年的发展走向。
因为职业的缘故，身居北京的我说不清什么时候起，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每年召开的两会。
2000年3月，我以采访两会的记者身份奔走于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之间，也调动着全身所有的敏感，不时地捕捉着来自两会代表的各种信息。
这一年的政协召开的是第九届三次会议，有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立即引起我的关注。
来自天津市儿童医院的黄敬孚委员，提交的是《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的提案》，内容如下——
计划生育是国策，但包括很多方面内容。目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但权宜之计已经实行了二十年，已达五分之一世纪，再延续下去将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包括如下：
1?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将来一对独生子女要关照4个老人，无论从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达不到，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细胞，不可能全靠养老院。青年人减少的老龄化社会也降低了国力，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国家发展。
2?独生子女政策延续时间太长，造成男女比例失调，也给社会带来严重问题。
3?目前独生子女政策贯彻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教育水平高的地方，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差的地方是教育水平差的地方，这样长期延续下来，会影响人口素质。
4?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严重，近几年大学校园自杀率上升也说明这一点。目前，独生子女人群已进入大学年龄，其生长环境带来的影响必定暴露出来。
5?允许二胎后（特别是城市允许二胎后），将会扩大内需。目前内需不足不仅表现在商品方面，也表现在小学校，托儿所、幼儿园也开始空闲。城市里具备对二胎进行培养的物质条件。
6?中国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从全世界来看是很低的（低于世界平均值），人口平均密度111人/平方公里，低于欧洲国家，更远远低于大多数亚洲国家，选择二胎、维系生态平衡，从理论上讲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威胁。
7?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病死率，我国小儿病死率高于发达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很多疾病也对儿童造成生命威胁，也有相当的病死率，如白血病、肿瘤等。独生子女家庭的独生子女患上这些疾病病死后，父母亲已达四十多岁，难再生育，给家庭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打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对这样的家庭，出现这种悲剧将无生活质量可言。
8?社会上，从社情民意看，很多家庭愿意生二胎。
9?有的家庭生二胎后，母亲可以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减少了就业压力。
综上所述，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长期（五分之一世纪）“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在近一、二年内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
无独有偶。同是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何竹康委员与黄敬孚委员一样，不约而同地提交了《关于研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内容如下——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下策是符合国情、完全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成绩卓著，已经抑止住人口继续膨胀的势头，这是必须肯定的。随着独生子女大批进入婚育年龄和老龄人口数量与占总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又由于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人口性别比呈男多女少的趋势。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农村妇女头胎生女的，隔几年可再生一胎，实际超生的情况不属个别。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何时可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实行这一政策，在宣传上更易为人接受。从实践上看，可使人口在总量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促进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结构大体合理。而如果长期只生一胎，将会产生的问题将是不可忽视的。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两位全国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地对长期以来计划生育上的“一胎”政策的忧虑和关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该是重视“一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上述两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是否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不知道他们的提案是否在政协的会议上引起反响。我只知道两年之后、即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上，黄敬孚委员再次提交了《建议从更全面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内容如下——
建议从更全面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效果，人口控制保持低增长。但是目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持续20多年了，已经快接近1/4个世纪长，这样使负面作用增大。建议考虑近期将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为允许二胎的政策。
（1）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已经超过人口的10%。但独生子女政策使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将来把老人全部推向社会，社会是承担不了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结构和观念应保持，才能使社会协调、减少矛盾。
（2）长时期（1/4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减少国力，降低综合国力。
（3）男女比例失调的年度太长，引起社会问题。
（4）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教育成长问题日益突出。
（5）现代医学不能保证每一个独生子女健康成长，虽然小儿病死率逐年减退，但仍有一定的病死率，包括年长儿童。年长儿童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的死亡给独生子女的父母带来不可弥补，无法形容的损害。
（6）父母双方为独生子女才能生二胎，而父母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不能生二胎，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上都讲不通。
（7）计划生育不能单从数字上看问题，不能把人看成机器人而统计。要考虑社会、家庭、人文、中华民族各个角度，使我们的社会、家庭生活更丰富，更完美。
（8）广大群众有生二胎的要求。本人曾到河北省一个县短期工作，当地人就第二胎问题说“有权明着生，有钱买着生，没钱跑着生”，说明上下都有生第二胎的需要。
（9）市场情况（城市中的衣食用品和教育市场，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等）均供大于求，允许城市二胎会扩大内需，有利利推动经济。
综上所述，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尽快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独生子女下策改为双胎。
不难看出，黄敬孚委员的提案与两年前的提案内容基本相同，此次再提交此提案，可见他不改初衷，可见其执著，也可见他提案中的内容完全是有感而发、绝不是空穴来风。
就是在黄敬孚委员再次提交此一提案的同时，也即同是在2002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来自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的王继孝委员，同样对独生子女问题忧心忡忡，只是他将关注的视角集中在独生子女的教育。他提交的提案是《深度忧虑——当代中国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内容如下——
2002年2月23日，世界著名的清华学府，出现高材生刘海洋伤害黑熊事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切与震惊。这是一起典型的举止唐突，行为乖戾，手段凶残的个别案例。姑且不谈“事件”本身如何依法处理，仅就伤熊事件，使我反思我们的教育上出了什么问题；反思一下当今的教育状况，那种只强调学习成绩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高分低能的学生，不仅仅是刘海洋同学一人。能考上清华大学，政治学分数不会低的，但高分又有什么用呢？尽管理论上讲，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行不悖；尽管谁都知道分数高低不能表征学生的素质和操守，但在学校、家长普遍关注的还是分数。俗谚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极度而言之，一分之差，将决定能否跳过“龙头”，而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在乡村的贫寒学子，更是靠考分拔出身，是进城市的最佳途径。有人总结，在城市的家长主张“学而优则仕”，在农村的家长也主张“学而优则市”。如此诱惑，怎能消弭以分取人之弊端？
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下，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学生家长们，望子成龙心切，只知盲目溺爱，多方迁就，甚至学生不能自理生活。不仅在精神文明上疏于管教，甚至边做人的基本准则，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不懂得适应社会，只要求社会像家长一样适应自己；独生子女只知道接受别人的珍爱，并视为当然，这种背景下培养的学生，易形成冷漠、残忍的情感，对生命不珍惜、形成不良性格。试问这些“小皇帝”们，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前几年中日青少年在中国举行野营训练，中国孩子在团队精神和生存能力方面，惨败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联想到党和国家一再强调的素质教育，必须突出德育教育的《决定》，将如何全面落实？试问哪一个学校，在寒暑假日为孩子补习德育，开办精神文明辅导班，如真有这种班又有哪位家长肯出钱为孩子补习？单纯说教育的失败是不客观的。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有鉴于此，现提出如下不成熟建议，供参考：
1、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新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形成，经济结构变了，生活方式变了，价值观念变了，这种变化来得太快，这个民族原有的一些优良传统道德操守，价值理想，又在文革中扫荡殆尽。在转型关头，深幸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及“以德治国”方略，这是我们建立新道德观的理论基础。建议在中小学增加“修身”课程，要使当前中小学的德育工作加强实效性，切实使我们的德育工作有良好的收效。要强调德育工作的针对性，从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如何做人抓起，从一点一滴的细微处抓起，细致耐心，春风化雨式地滋润学生的心田，要不厌其烦，孜孜不倦，使我们的中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树立为祖国、为人民、为建设四化而学习的志向，作四化的合格接班人。
2、在大学，把参加军训作为必修主课，参加正式军队预备役训练，为时6个月（因提前高考挤出3个月，加上大学课程完成后挤出3个月）。此举，既有利于大学生接触工农子弟兵，受到纪律教育，增强集体观念，又可以学到保卫祖国的本领。必须再加一条，凡军训不合格的，不发大学文凭，考核期再延长6个月；如再不合格，说明情况，以肄业处理。
3、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素质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应该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生抓起。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全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这一工作。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召集教育专家和有识之士，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如何加强德育教育，如何做到齐抓共管，落实行之有效的措施。
王继孝委员这份提案内容虽然大部分涉及到独生子女的教育，但透过这份提案，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他对当代中国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深度忧虑。这里我们丝毫不会否认王继孝委员在如何对待独生子女健康教育方面所提出的建议，但他这份建议是否能得到广大独生子女家长的响应？我看理论上看可以，但实际可能行不通。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而全社会又都那么看重分数，为了这唯一一个孩子的成材，他们除了分数第一，还会顾及那么多吗？
只有一个孩子客观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里充分体现，你想消弭，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却很不容易。
36·中国人口结构的困境，人口学者的说法
他们是一对90高龄的老俩口，为了下楼这件事已经商量了好几个月了。5层的楼梯，对他们就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就被禁锢在家中的小天地中，日复一日，他们只能互相面对，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那台电视。他们太想去晒晒太阳、听听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太平常了，而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唯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他们是活着，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在国外。因为住在5层楼上，他们平时很少下楼，靠着儿媳的姐姐每周为他们买一次菜和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冬天，他们终于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下楼计划。对两位高龄的老人来说，下这5层楼，无异于一次探险，也许一脚站不稳，就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了意外，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可他们总得去晒晒太阳啊，要不，骨质会更加疏松，会连路也走不了了。于是俩人搀扶着，如履薄冰般一点一点走下来，没想到当他们刚走到阳光下时，两人同时感到天旋地转┅┅
当居委会主任从院内花坛经过时，看到这两个老人紧紧地挤靠着一起坐在花坛边上，冻得浑身哆嗦。一问方知，他们因无力上楼而回不了家，又冻又饿地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天了！主任连忙叫了几个年轻人把老人背上了5楼。
下楼的远征终告结束，从此他们再也没走到过外面那个世界。
中国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但假若长寿的你子女不孝或者不在身边，而年迈多病的你又疾病缠身行动艰难以至饮食起居都成了问题，孤苦无助的你此时还希望长寿么？也许不，因为这时候生命的延长已经成为对你的残酷折磨，越长寿，你的痛苦就越沉重。
一个风烛残年的独居老人，由于体力不支不能下楼购买食品，不得已只好将每天三餐减为一餐，生命只能是苟延残喘；另一个气若游丝的垂暮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也不“常回家看看”甚至也很少打电话问候，以至于死后尸体的腐臭四下飘散惊扰了邻居，其子女才闻讯姗姗而来……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有后”不孝，又怎么样？他们撇下自己的亲生父母终日忙碌，对年迈的父母亲不闻不问，更不屑于“常回家看看”，这样的子女于你又有何益？
“儿女就是长大飞出巢的鸟，老人只能独守空巢。看看周围那些老人，不也都像我们这样寂寞地过着么？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个老人这样感慨。
要说儿女们有本事是好事，可惜忠孝不能两全，越有本事，他们也就走得越远。剩下巢里的两只老鸟，也就只能终日与电视为伴了。他们的生活如此单调，内心该是多么孤独、苦闷啊！然而，在当代中国，苦闷的老人究竟有多少呢？
我国社会正在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这种老龄化现象有一个很学术的名词——“少子老龄化”，即父辈多子辈少。据有关部门调查，目前我国老年人已经达到1.26亿，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则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
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穆光宗博士研究后提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有可能达到四亿左右，届时平均每四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老人。穆光宗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增长，现在至少已有10个省市进入老年型人口的行列。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占亚洲老年人口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老年人中，特别是“空巢”家庭的老年人——也即那些身边无子女的老年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活照料问题。有的老人在意外死亡很长时间才被人们发现。
这是我国当今家庭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的老龄化与家庭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是中国“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据统计，我国独身老人和身边无成年子女的老年家庭已经占老年人总数的确25%，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据预测，到2005年，空巢家庭将占老年人的一半以上。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社会，其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在全国也处在了前列。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市老年夫妇户占了27%，老人独居户占了7%，合计为34%。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北京老人生活在空巢家庭之中。另外一项调查说明了，这一比例可能有普遍意义——根据1995年对北京、上海、苏州、广州和香港等城市新城区老年人家庭的研究，结果发现：生活在单身家庭中的独居老人已经占到10.4%，只与配偶一起生活的老人高达25.9%，两者相加的累计百分比为36.3%，占全体老人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加上“准（或者类）空巢”的老人家庭，那么比例就会高出许多。所谓准（或者类）空巢，是指子女工作或者出差期间老人孤独在家的情形，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际分居所造成的空巢家庭，而是因为时间的不能共享所造成的更为普遍的空巢家庭。譬如，北京市中青年家庭养老状况典型调查曾经发现：255位中青年人中78.4%白天上班，其中55.3%的人中午不回家，这种白天空巢的情况使很多做子女的对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感到忧虑。如此看来，空巢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与儿女同住，还要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儿女是否能伸出援手。一般情况下，儿女越少，老年父母受到照顾的机会自然就越少，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的老年父母来说，随着年纪的增大，生活和生命中的潜在危机自然也日趋强烈。
疾病，如今几乎是每一个超过50岁的人都会日渐恐惧的事情。人们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可能过去人们更多的是恐惧“没什么别没钱”，现在生活富裕了，开始恐惧“有什么别有病”了。一旦“有病”，也就“没钱”了，再富裕的日子也会黯然失色。尤其是如今处于“空巢”家庭中的老人们，普遍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意外死亡的恐惧，对丧失劳动力后收入下降的恐惧……
一位独生子女的母亲坦言：“我们这一代人对晚年的恐惧就更深一些，因为我们似乎更靠不上什么人了。何况自古就有‘儿孙满堂，不如半路夫妻’一说，即使儿孙满堂，也难说有一个孝顺子女能让我们晚年无忧！在我们的一生中，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段时光，大概就要算老年了——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安全感？什么时候才能不在恐惧中度过我们人生最后的时光？”
一般地，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也都有几个怕：一怕生了病怎么办？二怕日常生活无法自我料理时怎么办？三怕精神上孤独寂寞时怎么办？生活在准空巢家庭的老人，子女依然有这样那样的担心——譬如，老人突然发病，万一摔倒致伤，老人自己倒水、吃饭时烫伤或出现其它问题，用火发生意外造成火灾，吃错药剂或者用错药量，等等。而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上辈的怕和下辈的这种担心自然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