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我国的家庭功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家庭规模在缩小，3口之家，单亲家庭增多，甚至1口之家者也不在少数；家庭结构在改变，别说四世同堂了，就是三代人同居的家庭也很少了；由于上述两种改变导致了第三种改变，就是家庭功能的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外移给社会。目前我国各种养老设施也确实建了不少。但据统计，我国住在各种养老设施中的老人不足100万，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而我国目前8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900万。另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不愿意进养老院。还有一个数字更令人寻味：在各种养老设施中，最好的入住率也只有30%。
——为什么？
不言而喻，血浓于水，绝大多数老年人离不开骨肉亲情、离不开子女，“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与儿女子孙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既是大多数人割舍不下的生活传统，也是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理想。
然而，即使老人们回归家庭，即使他们的独生子女也还孝顺，“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独生子女夫妻、一个孩子）模式的家庭，那上有四老下有一少（或者两少）的中年夫妻，该如何能够承受起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又该如何尽孝呢？
难怪人口学家、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理论教研室主任穆光宗博士对孝道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想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有的老人长期生病，需要人照顾，这样独生子女们可能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做孝子，还是牺牲前途？
是的，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赋予了人们只争朝夕的使命感，现代社会的时间资源和精力资源是稀缺的，人们都在紧张的奔忙中为生计而忙碌。那些已经步入社会的独生子女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角色困境，要同时扮演好成功人士的角色、合格父母的角色和孝顺子女的角色往往是勉为其难的。
早在1993年8月，北京市老龄委在西城区开展了“中青年家庭养老状况典型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青年人士将供养、照料老年人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实际生活中还是存在着不少的困难。譬如，从总体上说，中青年人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供养老人有一定困难，表现在无法购买市场上提供的有偿服务，承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甚至影响到了对子女的教育以及正常的生活开支；照料老人的精力有限，调查发现：255位中青年日平均的劳作时间为14个小时，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反映工作太忙照料不了老人，而且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普遍的感受。如果是独生子女，那他（她）的感受无疑将更加强烈。
但如果是多个子女，中国的人口压力又不堪重负，显然又不可取。
“其实，每个妇女最佳生育子女数为2个，这样生育出的孩子人数正好替代母亲的人数继续完成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任务，即‘更替水平’。”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家穆光宗博士早就对于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低于这个水平，人口的再生产能力就会萎缩。”
实际上，从70年代始中国城市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2.1)，90年代一直稳定在1.3左右的超低水平上。“为了把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迅速膨胀的人口规模尽快减缓下来，80年代开始中国执行提倡‘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急刹车似的‘独生子女政策’是牺牲一代人的政策。”穆光宗指出，20年前“夫妇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的允诺正在进入兑现期，这不仅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一种补偿，“而且也是政策自身预设的自我修正。”
“或许更重要、也更有社会意义的是，我们希望这项政策有助于调整和优化越来越多的‘四、二、一’的脆弱的家庭结构。”穆光宗的同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周清教授说。普通家庭还侧重于考虑独生子女的孤独问题，人口学家和官员们则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给国民年龄结构上带来的迅速变化：老龄化和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匮乏问题。2002年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迈入老年社会行列──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数的7%──实际上，如果不计农村而只关注城市的话，老年社会早就来临了，北京和上海已经分别达到了14%和13%。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更是双向加速进行的老龄化，在人口金字塔图式中，既在金字塔顶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所致)，也在金字塔底部造成了老龄化(由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少儿人口的稀少所致)。
这种倒金字塔的年龄结构对一个社会而言显然是不可取的。即便是对一个家庭而言，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时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负担繁重得可以压死人。
穆光宗博士在《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文中还指出：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
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中国的人口学家与官员们的无奈和面临的判断。这家机构一方面不断高度评价中国人口政策行之有效的成绩，另一方面，正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亚历克斯·马歇尔在纪念2002年的第30个地球日时所说的：“生育不是控制。你应该允许人们自己做出抉择。”世界银行在一项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中说，“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显然是合理的”。
近年来，中国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月5日至7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妇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在《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中也这样描述：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人口增长的速度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特别是1998年，人口增长率首次下降到了1%以下。但勿庸讳言，严格的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已经或正在不同程度上显现。这些问题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问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代际关系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出生性别比问题、婚姻市场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生育健康问题、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少数民族人口问题、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问题、人口统计数字问题、生育权和人权问题以及计划生育的国际形象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出疑问：（1）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幅度降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低生育率国家之一，中国是否仍然要坚持严格的生育政策？（2）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底为中国人口数量的减少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严格的生育政策，而坚持当初的“晚、稀、少”方针，中国今天的人口状况如何？（3）在承认计划生育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计划生育有哪些消极的作用？（4）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给中国带来了哪些社会、心理、伦理以及经济问题？（5）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调整吗？如果要调整，如何调整？
可以说，于学军所上述所列的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在人口政策方面所面临的需要回答的课题，也是所有中国人所面临的亟待认真思索的共同课题。
与此同时，另一位学者张纯元在1999年则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
（1）政策规定的最高生育数量过低，绝大部分农村群众接受不了。政策要求和人们意愿之间在生育数量上有相当的差距，这是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事的主要根源。
（2）加剧了出生性别比和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政策规定的生育数量极限过低，从而加重了人们的男性偏好，这种倾向在二胎以上孩次生育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其结果必然加剧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
（3）加速老年型人口到来的进程，提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现行生育政策执行结果会使人口老化进程加速，使老年型人口提前到来，造成少儿人口比重过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老少比失调，人口年龄结构出现畸形，给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人口再生产本身都会带来许多难题和不应有的损失。
（4）加速家庭规模缩小的进程，引起家庭结构的畸形。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家庭规模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有缩小的趋势，但现行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这一进程。
（5）现行生育政策引起了党群干群关系紧张。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强迫命令、方法过于简单、有时甚至侵犯人权的行为，有的并不是干部自愿所为，也是迫于无奈，其深层次原因是现行生育政策本身；群众也不愿意违反党和政府的生育政策，而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或需求，守住生育的最低极限，顶风冒险而行，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也与现行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6）现行生育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其一表现在城乡间存在人口质量逆淘汰现象，城镇的素质和抚养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只能生一个孩子，而乡村中素质平平和抚养条件相对较差的人却可以多生，这种逆淘汰现象长期存在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高的。其二表现在人们生育最低极限内的计划外二胎为政策所不允许，人们为达到生二孩的目的，担惊受怕，心理负担很重。在这种人口再生产环境出生的孩子的素质状况就可想而知。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学者于学军在《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中最后指出：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和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形势，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在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尽管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已经相当低，但生育问题包括数量问题、间隔问题和性别问题仍将是人口学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综合过去几十年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人口学界在生育的研究上似乎应强调如下一些领域：
第一，生育的理论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发展经历了丰富的历程。生育率由高到低速度极快，被称为人口控制的奇迹。但是，我们对中国人口转变和发展的分析研究，主要是沿用古典的西方人口理论。中国的人口学界极少对有关人口理论进行总结，更没有多少创新，这正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缺乏理论基础支持的根本原因。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要求我们有新的人口理论。我们习惯于“计划思维”，却不习惯于“市场思维”；我们习惯于如何将生育水平降下来，却不习惯如何将生育水平稳定下来；我们习惯于使用数量指标，却不习惯于使用结构指标；我们习惯于宏观研究，却不习惯于微观研究；我们习惯于实践总结，却不习惯于理论归纳。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位研究。中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20年，除了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学者们在欢呼计划生育的成绩外，其他领域的许多学者并不买账。一些人坚持认为，人口问题是发展问题，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一样可以控制好，而且可能更好。某些体制、制度和结构的调整比计划生育的威力更大，而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贡献微乎其微。人们对“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而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的说法也颇有微词，认为这是计划生育行业人士自吹自擂。如何让更多的学者和决策者正确理解计划生育在人口生育转变中的地位，是人口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也是人口学能否继续繁荣和计划生育事业能否稳定的要求。
第三，人们常问：如果70年代初至今始终坚持“晚、稀、少”政策，中国的人口形势会怎么样？有人指出，倘若如此，数量上会多一些，但结构会合理得多，矛盾也会小得多。为此，有人说我们20多年的计划生育是在人为地制造问题。实际情况如何呢？人口学界应尽快给出答案。
第五，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例外。不同的生育政策将决定中国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而是要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适时地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纳入到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中，调整计划生育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在稳定现行政策的前提下，认真研究21世纪人口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而将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显而易见，中国当今人口上的突出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平衡公民个人的生育意愿同政策所容许的生育标准之间的矛盾。而公民个人的生育意愿向来是受个人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准和社会综合环境所影响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力的极端斧低下、物质生活的极度匮缺，与人口极度膨胀所形成的双重压力，使决策者们不得在人口政策上来个急刹车，每对夫妇从多胎到二胎甚至最终的只允许生一胎，这确实也是无奈之举，此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原因，这当时说也是大绝多数人都可以理解的。而在如今，二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市场经济背景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潜能和日趋平衡的物质供求杠杆，使人民群众追求理想生活、恢复正常生育的意愿成为可能，这同样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现有的物质条件到底允不允许多养一个孩子呢？现实中的最好例证，恐怕是如今方兴未艾的养狗热了。
现如今，富裕起来了的中国居民目前到底养育了多少狗呢？不得而知。因为中国历来只有人口普查，却没有狗口普查。但从各地新闻媒体有关养狗方面的报道中，不难知道早已经丰衣足食的中国居民对养狗的热情日益高涨。
2001年2月，受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对北京市八大城区及四个城乡结合部宠物狗饲养及管理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对养狗的热情有增无减。调查显示2000年北京家庭养犬总数为16.36万，比限1995年制养犬规定刚颁布时的7.5万只增长了一倍多，年增长率为8.4%。工薪阶层是养狗的主流，48.5%的养狗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为500元及以下，属于北京市的低收入阶层，只有3%的养犬户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另据人民网2003年初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犬类管理科科长刘卫民也透露：“近几年，北京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1995年的时候，全北京市有21万条狗，2002年数字达到了60万条，每年平均增长率都在3万条左右。在今后一段发展时间内养宠物还会有热度。”
根据刘卫民的估计，以后北京养狗的数量每年还会增加4万条左右。现在有证犬接近14万条，有46万条无证犬。
据新华网云南频道８月２２日电：如果单以养狗人数作为衡量标准，全国狗市桂冠很可能落到沈阳、北京和成都三者中任何一个城市的头顶；如果以宠物犬密度作为指标，平均每２０个市民中就有一人养狗、宠物犬总数已过２０万只的昆明却足以抢占全国狗市的头把交椅。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狗市升温的强心剂，昆明市民日益提高的消费能力为狗市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狗民刘杰承认：过去养不起，现在养一条狗就简单得多，一条好狗也容易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昆明狗市近年来也冒出一批敢于放手一搏的死硬玩家。陆发昆本人就在２０００年从美国花了近２０万元购得一条血统纯正得可与赤金媲美的松狮犬超超，一时间轰动全城狗界；热衷狼犬的２９岁青年窦俊从德国购回一条３２万元的纯种德国狼犬哈斯，更是成为狗界长期的谈资；不久前昆明狗市又爆出大冷门，一个暂时不愿公开姓名的玩家花２００万元巨资弄到一条"更好"的德国狼犬，这一回，全国狗界也不免为之心惊肉跳。而随着两位狗市老大：陆发昆的松狮犬超超在２００１年广西南宁的国际名犬展上一举夺得全场总冠军以及倪浩东专饲的昂贵雪橇犬一路热销，昆明的狗市在２００１年之后被搅得风生水起，大有将全国各大狗市取而代之之势。
沈阳宠物狗总数位更是雄居全国榜首。在一九九三年以前，沈阳市内是禁止养狗的。自1998年开始，养狗在沈阳迅猛发展起来。到2001年沈阳市内养狗总数205000只，在全国特大型城市中位居榜首，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毫无疑问，养狗热在中国如今的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再算一算，养只小狗到底需要多少钱？
养宠物可不是一次性投资，无论你拥有的是一只珍贵的名犬，还是一只平凡可爱的小狗，当它开始在你家安家落户，把你看做它的主人的时候，你就得开始为它付费，就如你养孩子一样。
一件小小的狗夹克，动辄开价就是百八十元。仅非赢利性动物保护组织“北京人与动物环境保护教育中心”一家，每年花在动物食品、医疗、解决就业、水电等的费用就高达近８０万元。
养狗每年必须要为小狗打防疫针，否则小狗时刻受到狗瘟、狂犬病等恶性疾病的威胁。50天以上的小狗需要注射4针防疫针、3针六联苗、1针狂犬疫苗，90天以上的小狗，首次免疫需注射两针六联苗、1针狂犬疫苗，每三周打一次，每针60至65元。以后每年注射1针六联苗和1针狂犬疫苗。养狗需要办理证件，比如北京市八个重点限制养犬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第一年注册费为5000元，以后年度登记费为2000元。这两笔钱是您每年必须要花费的，但是并不包括小狗生病的花销。一般来说，人得重感冒吃100元的药能治好，小狗至少要花200元以上。这对普通家庭来讲，着实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为了小狗能更加健康地生活，你可能还会给它们准备狗粮、专用浴液、玩具、狗专用钙粉等一些营养添加剂，算算一年下来也得花上1500元以上。看出来了吧，对住在重点限养区里的人来说，养狗是一项经济投入很大的事情，同时也是需要很多感情和时间投入的事情。
买一只宠物狗，便宜的几十几百，稍贵点的几千几万。养一只宠物狗，扣门的少说一年也要花300元，平常的一年要花3000元上下，阔绰点的人家养一只宠物狗一年花30000元不算多。
花钱养狗，可不像养育孩子，长大了孩子能承上启下，往小说养家糊口、延续家族香火；往大说成家立业、将来大多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养狗可没有这种回报，它除了能给养狗人带来一点乐处、填补养狗人精神上的空虚，同时还给人们带来扰民、狂犬病等各种威胁和烦恼。
沈阳是在1996年开始实行城市养狗许可证制度的，但迄今只有不到7万头狗办理了《养狗许可证》，还有13万多头狗没有获得合法证件。如今，狗叫扰民、狗粪熏人、狗嘴伤人已成为沈阳市内养狗的三大弊病。仅在2001年，沈阳就有13000多人被狗所伤。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市内设立了5个为被狗咬伤居民提供狂犬疫苗的门诊点，这些门诊点平均每个月要接待200多名被狗咬伤的居民，高峰时一个月能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仅2002年6月一个月里，就为405名被狗咬的居民注射了疫苗。
有人总结了沈阳市内养狗的“六大患”：凌晨犬吠、猛犬当道，随地便溺、传播疾病，溜狗不拴缰绳、擅闯公共场所。在沈阳经常可以看到人与狗的不雅“镜头”：有人带着狗到市场买菜，有人带着狗到饭店吃饭，有人把狗带到公共浴池给狗洗澡，有人带狗乘坐公交车还给狗占座位，有人把狗放到大马路上被汽车撞了还居然状告司机，等等。
资料显示：1998年以后，全国范围的狂犬病的发病人数就开始持续上升。2000年是500多人，2001年全国发病人数是800多人，2002年全国发病人数是1122。
说了半天，狗还仅仅是众多宠物中的一种，众所周知，除了狗，如今已经富裕的中国人还有猫啊鸟啊鱼啊等等数也数不清的其它宠物。目前，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并列为全国五大宠物城市，据统计全国至少有宠物１亿只（头）。
养宠物的费用也不比养孩子低。目前全国每年养宠物的总费用到底是多少呢？当然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的统计。但已经有人根据资料从宠物市场的角度作出测算，目前我国宠物经济的市场潜力至少能达到１５０亿元人民币。
在北京街头，与宠物相关的用品专卖店、裁缝店、美容院、医院正在大量涌现，仅在北京市宣武区从事宠物医疗业务的单位就有十余家。
尽管宠物医院各类收费不菲，但是生意却很“火”。粗略计算，一家中等宠物医院每月纯收入大约在１．５万元至６万元之间。
业内人士把与宠物有关的产业分成了“宠物赚钱”和“赚宠物钱”两个部分。“宠物赚钱”主要是指卖宠物以及为卖宠物而买、为卖而配种和繁殖等过程，此外还包括出租宠物。“赚宠物钱”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包括制造业，如宠物食品、药品、用品、玩具、服装等的生产；服务业，如宠物医院、驯犬学校、寄养宠物、护理咨询等服务。宠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个环节都有文章可做……
不言而喻，中国人如今有这么多的闲钱去养如此多的各种宠物，多养育一些孩子自然不像二十几年前物质严重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那个年代，经济上那么艰难了。设想一下，如果不养宠物，而用专家估算的每年150亿养育宠物的资金去抚养孩子，中国能多养育多少人口呢？
当然，这样的估算不但不恭、而且是有些想当然了，因为毕竟现行政策不允许多生育人口呀！但或许正因如此，人们只好掉转方向，用多余的钱去养宠物、并到宠物身上去寻找精神寄托了。
然而对于当今的中国公民来说，政策的不允许他（她）多生育，不等于他（她）没有生育意愿。
那么，当今中国公民个人的生育意愿普遍如何呢？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学者于学军在《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生育意愿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是生育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何时生孩子、生几个孩子、孩子质量是高还是低、孩子是男还是女并非总是与生育意愿相符。也就是说，在生育决策过程中，不仅仅有生育意愿在发生作用，而且还有其它诸如政策、社会、经济、文化、生理、心理等复杂因素在同时发生作用。但无论如何，生育意愿反映的是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时间、数量、质量和性别的一种愿望和需求。
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前人们的生育意愿多数为2个以上，而且最好为一男一女。依中国国情而言，人们的这种生育意愿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因为即使在日本和台湾这样社会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期望的子女数也在两个以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落后”或“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传统”。
进入90年代后，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2.0以下。在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尚未发现平均生育意愿子女数超过更替水平（即2.1左右）的结果。从以下两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略见一斑：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
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
尽管广大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与政府要求的政策生育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从整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看，人们意愿的生育水平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与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在逐渐接近。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低于实际生育水平，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育龄妇女中非意愿生育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育龄妇女并没有完全掌握自主的生育权利。帮助广大的育龄妇女实现避孕节育选择的权利，避免非意愿生育既是1994年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宗旨，也是中国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和优质服务的重点。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多次抽样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比上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有所下降，而且对于生育子女的预期数量和性别选择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这或许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随着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大多数公民的生育观已经发生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正在淡化、与生活质量同步的子女培养质量正日益受到重视，这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比上一代平均期望生育孩子数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公民这种生育意愿的变化，正好为中国的城市里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呼吁提供了现实依据，因为即使在城市里允许一对育龄夫妻生二胎，每一对育龄夫妻也未必都会去生足二胎，不同的家庭状况将决定着他们是否在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再生一胎方面的自主选择。而且，即使是对希望生第二胎的夫妻，政府也可以考虑限制他们生育的时间，即尽量拉开两胎之间生育的时间间隔，比如限定这个间隔时间是10年；对于双方同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虽然他们从法律上已经获得生第二胎的生育权利，但同样应该规定他们拉开两胎之间的生育时间。这种安排，也将可以避免一段时间内人口的迅速膨胀。
然而，无论公民个人的生育意愿如何，中国都必须维持一个相对合理的生育率，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中国现今的生育率究竟多少才相对合理呢？
学者于学军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中又这样描述：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37·计划生育不等于只生一个孩子
黄敬孚，男，名片上标出的一系列身份是：天津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天津市儿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儿科学会常委；中华儿科杂志编委；全国政协委员。他的职称是儿童伤病急救的主任医师。
我是在2000年3月以记者身份采访两会期间，知道他提交《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的提案》时，开始注意并在三年内两次采访了他。
第一次采访是2000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地点是在位于北京南城的大观园饭店。
他的外貌与我的想像大致相同：五十出头的年龄，不胖不瘦，不高不矮，长脸，言谈举止不急不躁，不温不火，一副普通的医护人员模样。唯使我略感意外的是，像他这样的主任医师，怎么会提出“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这样重大的建议？一见面，我就开门见山对他提出这样的疑问。
黄敬孚温和地笑，说这与自己的工作环境有关。作为儿童医生，虽然他竭尽全力救死扶伤，挽救了数不清的伤病儿童，但一些严重伤病的救治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年来他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惨剧、太多的生离死别。尤其是在当今，都市里的夫妇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当他们忽然间痛失独生子女的时候，那种痛不欲生、惨绝人寰的景象，常常令他不寒而栗。而更致命的是，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这些独生子女夫妻原本在孩子身上付出太多太多的爱，这种爱的突然断裂和失去常常令他们猝不及防，他们无法承受这种过于惨重的骨肉分离的打击，精神大都濒临崩溃，他们自身的原气和原本幸福温馨的生活几乎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生活往往难以恢复正常。而且，他们大都已经接近中年，大都难以重新生育。而那些不能再育的夫妻，他们就更难以医治心灵深处的创痛，外人的同情和慰抚往往无济于事，他们会陷于痛失独生子女的悲惨之中久久不能自拔。而这样的夫妻，他们的余生大多数就只能是孤独与凄凉的……
黄敬孚接着围绕他的那个提案，一一阐述起他那个提案的缘由：
“在我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对减少当时高度增长的人口只是权宜之计，这个政策确实也对抑制人口的过度膨胀起到了不容否认的作用。但这个政策延续的时间太长了，长达五分之一世纪——二十年！这么宏观这么长时间实行此一政策肯定会有副作用。比如说全社会的老龄化，相反青少年人口减少，这对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均不利。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有效需求不多，虽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加拿大吸收移民，就扩大了内需，今年朱容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说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从就业的角度看，如果许多家庭有两个孩子，相当一些妇女就可以像一些外国妇女一样不工作了，在家里带孩子，不会被认为是下岗，这对整个社会有利。
“允许生二胎以后，对社会物资的供求关系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我们习惯计算人口的总数，然后计算人均GDP，我觉得这些东西只是理论上的计算，生活水平不是简单的吃、穿，更在于综合的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包括家庭生活质量。比如有的家庭就认为两个孩子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副作用就少，两个孩子对老人对孩子健康成长等什么都好。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那个连温饱都未解决的年代不同了，那个时候要考虑吃穿问题，可现在吃穿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已不成问题，现在主要是考虑提高以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生活质量。像独生子女意外伤害带来的打击，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就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了。所以从许多角度来说，我觉得国家都可以考虑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如果不调整这种政策。按照现在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两个独生子女长大后结婚后也允许生两胎，但这样的家庭将形成上面4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的格局，负担太重，加上繁重的工作，这样的夫妻将不堪重负！”
黄敬孚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虽然声音并不宏亮，却如涓涓溪水，流畅清澈，源源不断。
虽然他谈兴正浓，我却仍不由自主地打断他的思路，问道：“允许生二胎，是否会造成一些人还得寸进尺、想再多生的局面？”
他略作沉思，思想的清流又继续流淌：
“虽然不排除还会有少数有钱人多生，但这样也提高不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做。有人说老龄社会老人的生活可以靠养老院，可以多建些养老院，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养老院代替不了家庭的温暖。像日本，是有各种各样的养老院，但孩子们忙于工作、上班，每周甚至每月才接一次老人回家，所以日本的老人特别孤独。
“独生子女政策实行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就像1998年长江大闹洪灾之前上游林区的大砍大伐一样，其副作用到一定时间会集中暴发出来。所以人口的控制绝不能只从理论上控制，如果一味看人均GDP，忽视别的因素，这不但不是实事求是，而且早晚会造成不良后果。就说土地吧，实际上咱们人均土地在世界并不少，人均土地面积是大于欧洲的，更比日本、新加坡、文莱等国大，丹麦、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人均土地面积都不如咱们大，我给你看一个表格——”
黄敬孚说着，从他的公文包中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表格，在我们面对面谈话中间的茶几上铺开，指着上面的表格给我讲解。这是一张他收集并自制的关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口、土地资源等项目的表格，从表格上面各个国家计算出的人口密度（即每平方公里居住的人口数）来看，按照1995年的数据，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126人/平方公里）比亚洲的日本（331人/平方公里）、韩国（454人/平方公里）、新加坡（4443人/平方公里）、以色列（264人/平方公里）、香港地区等都还小，比欧洲（1990年的数据）的英国（245人/平方公里）、德国（230人/平方公里）、丹麦等国家的人口密度也要小，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却比我们发达，生活水平比我们高。
即使是中国大陆地区人口密度和经济状况分析，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东部地区（11 个省、市）人口密度为 392.0
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区（8 个省）为 241.4人/平方公里，西部地区（12 个省、区、市）为 52.5
人/平方公里，而经济发达程度也众所周知：人口密度最高的东部最好，中部居次，人口密度最低的西部反而经济发展最落后。上海和江苏人口密度居全国之首，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却居全国前列。
可见以前一谈人口问题，就说人口多会侵占土地资源、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理论，在现在看来并不是客观、全面的，毕竟过去是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经济和计划经济，而现在是商品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模式都大不相同，仅仅用人均土地面积少来为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作理论支撑，已经难以令人信服了。这个自制表格也让我看出，黄敬孚委员提出的《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的提案》，绝非信口开河，而是确实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细致的准备之后才提出来的。
从表格中抬起头来，我不经意地扫视周围，发现其他的政协委员此刻正利用开会间隙你来我往地忙着什么。我们谈话的地点，是大观园饭店大厅的楼梯上面二层的咖啡厅，这样的谈话环境也并不安静。所以我与黄委员谈话时只隔着一只小茶几，面对面地挨得比较近。而且我还时不时竖起耳朵，力图减少周围的干扰，我采访用的录音机也尽量对着黄委员。
望着附近来来往往的其他委员，我忽然问：“您这个提案提出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黄敬孚说：
“1998年3月，我刚当选上第九届政协委员、刚刚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过有关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很快得到其他委员的响应。北京儿童医院院长樊寻梅也是政协委员，在我发言之后她就立即发言。她也是搞急救的，与我一样深有感触，她也结合自己的工作环境谈出了独生子女的许多负面作用（包括当今的大学生自杀、心理疾病等等），所以她赞成我的提案。樊院长还着重谈了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并与世界各国的男女比例进行了比较。你问我交提案之后有何反响？那次开完会，我正起身准备去吃饭呢，大会一位女秘书拿着我的发言后她们整理的文字资料，找我签字来了，说是要写快讯，给中央的快讯，她认为我的发言很重要。”
回答完我的提问，黄敬孚继续打开思想的溪流，继续阐述有关他的提案的观点：
“上次开会，我还没有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谈，现在也不是说要拿这个来扩大内需，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允许育龄夫妇生二胎起码不存在物质生活不足的问题，相反是农民目前的粮食老卖不出去，其他的农副产品也时常积压，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产生出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就提高不了收入。所以，如果老单纯讲人均GDP，不是衡量生活质量提高的办法。所以，现在应尽快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再晚有些妇女就生不出来了，得搞试管婴儿，但也不一定行了。
“西部大开发，依我说也不要像人口控制一样单纯从数字上衡量。我记得还是在赵紫阳当总理的时候，那时候计划经济还没有转轨，提高生活质量还得建多少个养鸡场、养猪场，鸡、鱼、蛋人均的标准都定得很低，照这个说法全国每个城市都要建多少个养鸡场、多少个养猪场啊？可现在粮食都吃不完了，各种农副产品不但供应充足，甚至是供应过剩。那时候的计算更没有考虑什么老龄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