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搞的专业是急救，每天都见到重病的孩子。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统计，婴儿死亡率在我国是千分之三十三，儿童、少年的死亡率在世界是比较高的，占前三、四位，这其中包括意外事故，如车祸、溺水等等，这样高的死亡率带来的社会后果、给当事家庭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有多大？我们不能不重视！我在提案中提出，独生子女是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个环节，不代表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部，生两个也是计划生育。有的政协委员提出要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也需要依法治国，需要法理。生两胎就要罚款、开除公职，凭什么？要有法可依。
“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发生意外时，急救时家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四年前一次‘六一节’，我去参加孩子节日庆典，有的孩子说我最想坐飞机；另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他的爷爷是个教授，孩子当时说想戴博士帽，他爷爷果真就给他找来了一顶博士帽，给他戴上，可第二年那孩子死了，他爸爸妈妈是否还能生孩子？这不好说。当然，也有的孩子能救活的，有的是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长大了结婚的也有，但毕竟仍有相当的一些孩子夭折了，这给相关家庭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更何况像车祸之类的意外事故比生病带来的打击更突然、更难受，要是家里多一个孩子，死一个毕竟还有别的孩子作依托呀！据我所知，在许多计划生育的官方会议和一些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已经有相当不少的人提出这个问题。现存就业压力大，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黄敬孚的这一席话，他对独生子女问题溪流一般的思想，清新独特。虽然个别观点正确与否，仍有待探讨。然而总体上讲，他是有感而发，有备而来，让人在这些问题上多少有些顿开茅塞。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斟酌、体味，更来不及与他再作进一步探讨，他就起身告辞了，他还急于去参加会议。我只得留下遗憾，与他握手道别，内心却期望还能有机会就独生子女的问题与他见面、交谈，没想这个愿望一直持续到了两年之后。
第二次与黄敬孚见面，是2002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的第五次会议上。
那天下午大约4点钟，按照事先电话的约定，我驱车来到黄敬孚参加此次会议时下榻的中土大厦，在一楼大厅的咖啡厅，我再次见到了他。
与两年前一样，黄敬孚的外表没有多少变化。提起他有关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他依然思路清晰，所不同的是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更加执著。
一见面，他就一再强调：
“现在就业压力大，不是因为人口的原因，那是经济转型期造成的后遗症！现在扩大招生，比如春季高考，比如小学入学，招的人数比报考的还多，尤其是小学生入学，生源严重不足。所以现在要正式研究此问题，不要老认为是禁区，老不敢谈。这个问题我已经提过几次了，第一次是1998年政协九届第一次会议的一个发言，很快被大会秘书处写成一个剪报和快讯；然后是两年前的2000年政协九届第三次会议，我写了一个正式提案。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当时全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情况下制定出来，是非常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从1980年到现在，城市里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将近二十二年，这个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生活物资严重紧缺，城市居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等，都只能定量供应。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果再实行下去，由于时间过长，势必会有副作用。我深有感触的是，自己从事儿童伤病急救，面对并亲眼看到许多重病或发生意外而难以救治的独生子女惨状，比如白血病呀，恶性肿瘤呀等等，发达国家都治疗不了。此外，儿童死亡率较高的还有意外事故死亡，在有的城市里占前几位，比如车祸，这些事故如发生在年龄大的儿童身上，他们的父母都已四五十岁了，那么对相关家庭的损坏和打击都是极大的。所以在实行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中，随着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人口素质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独生子女成长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出现，人口素质会下降，负面影响也会逐渐凸现。
“另外，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少男孩多。现在从零至十岁的儿童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以后造成男大于女大得很多，短时间内问题还不大，长时期问题就将越来越多。
“再有物质生活，城市里已经不是供不应求的问题，而是供过于求。目前经济上政府又希望拉动内需，许多厂店都由于内需不足关闭了。像上海市人口连续几年负增长，大城市许多城区人口都是负增长，这对拉动经济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一二年内有必要在城市里将独生子女政策放宽。
“当然有这么一个问题，放宽可能会带来人口升值，因为生二胎会影响原来的比例，但韩国与朝鲜比，人口密度与经济状况的关系如何呢？两者面积差不多，一个人口密度大，经济却发达；另一外人口密度小，却吃饭都困难。所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应该重新审视。人口多一点关系不大，尤其是对每一个家庭来说，至少能减少独生子女的负面影响。假如一对夫妇都只生一个孩子，那将来的老人全部推向社会，社会是承担不了的，养老院代替不了家庭原有的那种温馨。
“不要单纯地把人口问题看成机械的数字问题，而要从社会、家庭的角度，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人文等角度看，考虑怎样才能使全体公民的生活更协调、更美满，当然这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许可的情况下，应考虑在城市里适当将生第二胎的政策放宽。理由是：第一，原来规定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第二胎，这批独生子女最大的是二十多岁，距离生育还有四五年时间，离生育第二胎还有七八年时间，从计划生育的历史上看，这样的时间太长；第二，城市里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二胎，不然就不能生二胎，这个道理从何说得通？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逻辑关系。
“最后我想说，计划生育政策是应在控制人口总数的情况下，考虑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如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等，适当在两三年内允许城市里的一对夫妇生二胎，以减少独生子女带来的副作用。”
黄敬孚还进一步介绍了他此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说：
“我这次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同志也作了解释，但其说法与我对不到点上。他说也知道老龄化什么的，他说上海人口负增长，但国家可以从西部地区引进好多人到上海工作——这是纯粹的经济观念，不解决人文方面的东西，还是机械地从纯数字来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提的这个问题包涵有人文的、家庭的、社会的等因素，就好像长江上游大量开荒种粮食，虽然会增加粮食产量，却造成水土流失并破坏了生态环境。所以我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的提案，要从人文等角度几个问题来综合考虑。你要单纯从数字考虑的话，咱们搞计划经济的时候，说要多吃蛋白质、要增加多少个养鸡养猪场却仍吃不上鸡蛋，可市场经济的今天物资丰富，鸡蛋都卖不出去了，所以不能单纯从数字上看。你要从单纯从数字上看，咱们从人均资源也不比日本差呀！
“这么多年来，计划生育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这个政策是否该有松动、有所调整。我这次在那天的联组会上提出我的提案和观点之后，许多代表都很理解。卫生部长、计生委等方面的领导都在场，社会保障等相关的一些问题他们也作了一些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这几年，西部、东部农村两三胎已经生了很多了，城市里是负增长，意思是现在政策已经放宽了的。但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样，造成人口素质进一步降低，尤其是西部农村已经生了那么多二三胎，现在不能松口。
“那天的联组会谈了社会保障等方面许多问题，其中有计划生育。我一看有计划生育，就谈了我以前的提案和观点，他们回答说最近开的全国计划生育会议再次明确了对人口的控制。这一点我没异议，但就是说在具体操作上，差不多两三年之后适当放宽，城市里面能拉动经济，没有太大的害处。他们说几年前也有人提出此问题，也有专人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但现在还不能松。虽然他们这么回答，但我还是觉得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前瞻性、思考性，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咱们国家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容易说过头走极端，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就是想提醒一下，我完全是有感而发。话说回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实行二胎、不批马寅初就好了。”
黄敬孚说完这一席话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样子如同刚刚进行完了一次长跑，这时候他不大会去理会裁判给出的成绩和外界的反应，而只顾大口大口地喘气以图恢复元气，他只感觉到自己尽力了。无论是作为一位共和国公民还是一位参政议政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想说和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匹夫之责。至于他的建议最终是否能被重视，是否能被采纳，那已经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了。此刻我从眼前这位外表儒弱、温和的中年知识分子眼中，读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内涵，那里面既有坚定、又有无奈，既有期待、又有那么一些茫然。
然而，无论如何，相比于马寅初所处的那个严霜酷雪的年代，我还是要为他、也为我——不，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庆幸的，因为我们毕竟欣逢盛世，经济发达，民生兴旺，政治开明，文化宽松，黄敬孚乃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真知灼见，应该像盛开在春天的花朵，无论鲜艳与否、芳香与否，皆是真诚的、坦诚的，而且也将会受到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雨露所爱抚与拥抱，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政府，有理由相信我们所处的时代，更有理由相信我们祖国的未来。
38·计划生育的法制化与中国公民的期盼
穿越了春天和盛夏的议论与期盼，到了2002年的9月1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宣布从这一天开始实施第一部关于计划生育的法律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时表明中国将通过法律的形式稳定现行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所有的期盼和一对夫妻是否允许生二胎的猜测，在这部新出炉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终于得以释疑：政策目前并没有松动，舆论与猜测都只是一厢情愿。
未来几年里会不会有所松动？现在仍不得而知。这样的这种结局，对于希望生育第二胎的育龄夫妇来说，不免会有些失望。
然而，站在决策层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此重大一项决策，没有经过方方面面长时间的科学论证，是不可能会有实质性变化的。人口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它将牵一而动全身，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当然，现阶段人们都希望知道，面对二十几年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利弊得失，中国的领导层将如何审视和评估？他们会何时审视和评估？面对中国目前八千万至一亿个独生子女家庭业已存在的生存现状，面对众多遭受意外伤害面临人生困境的独生子女家庭，面对那些随时都可能遭受意外伤害威胁的独生子女家庭，我们的政府又将采取何种措施去关爱他们？
然而即便如此，《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其意义还是不容置疑的。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中国一项长期、基本的任务。目前有13亿人口的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已近30年，但除了宪法中的原则规定外，一直没有具体的法律来规范。“新出台的法律将结束中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策和地方法规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称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意义非凡。
据悉这部与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法律的出台，实际上历经了23年，前后起草、论证30余稿。最后通过的文本共7章47条，从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生育调节、鼓励与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对计划生育工作作出详细的法律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穆光宗博士对此作出了积极的评价：“这将是中国人口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已经开始从行政强制为主导向以群众的满意程度为第一标准的新阶段转变。”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健民也说：“这部法律无论从制度完善还是从制度关怀的角度，都能明显感觉到一种非同小可的进步。”
这种“非同小可的进步”体现在哪里呢？
李健民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仅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还明确规定了公民应享有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方式和途径。强调“以人为本”，禁止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滥用职权、违法行政，不准强迫命令，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
“生殖保健权、避孕的知情选择权、健康与安全保障权、社会福利权、受教育权等的保护都在新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李健民说，“这是新法的一大特点。”
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给予奖励，那些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公民，将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从过去中国长期实行的“超生罚款”到征收社会抚养费，这一点引发了人们的诸多关注。
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官员解释说，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因多出生人口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而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唯一手段，也不是最终目的。”现在，征收费用由原来计划生育部门收取变为统一上缴国家。社会学家认为，虽然结果都是让超生者遭受经济损失，但是，这一改变强调了对生育权的尊重，名称变化的背后，反映了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并非可以简单地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概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少、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此都有规定，如19个省区规定，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女孩的可以再安排生育一个子女；27个省区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安排生育两个子女；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规定，独生子女因残疾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等等。
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要给以奖励。这个法的第二十七条规定：自愿终身只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给予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的措施中由其所在单位落实的，有关单位应当执行。
而对于独生子女遭受意外伤害的家庭，《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更为重要。这个法的第二十七条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显然，在制订这部法律时，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家庭了。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或死亡，其父母是因为守法而只生一个孩子，这个法的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还是有些笼统，不够完善，这样的规定对受害家庭的扶持和支持力度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国家和政府有理由和责任对这样的家庭造成的损害、尤其是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负全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遵从国家的有关法规才只生一个孩子的，而只生一个孩子原本不是他们的生育意愿，他们为此作出了牺牲。可以说，独生子女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以牺牲一代乃至两代人的生育权利代价的。
如果国家不能对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给予具体的、充分的关照，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家庭的巨大伤害及损失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将对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不良的影响。而诚如新一任总理温家宝就职之后多次强调的那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会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穆光宗在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解读和分析中（见2002年9月9日新浪时评《〈人口计划生育法〉——总结但不是终结》），也明确指出：“要重点关注计划生育群体中的弱势人群——譬如少生但依然贫穷需要快富的人群，少生但遭遇了人生不幸(如孩子伤残、家庭残破)的人群，建构好法治时代计划生育的形象工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规定的生育权利和计划生育权益只有真正在公众中落实了、体现了、见效了，我们才能臻于‘德治与法治’完美结合的境界。”
人口发展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因为决定生育的是家庭，而家庭是一个消费单位，育龄夫妇主要是从自身目前生活水平和今后生活保证等角度来考虑生育子女数。因此控制人口的一切经济措施要能有助于家庭目前生活的改善，也要有助于无子女户、独子女户和有女无儿户克服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并应做到在长期生活中不因少子女而产生困难。为此要从经济措施上解决养儿防老和重男轻女问题。建议除了在就业、生活福利、假期享受、口粮分配、工资制度、奖金办法、医疗待遇、退休年龄、退休条例、托儿、上学等等方面有利于计划生育外，还有必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社会保险，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同时大力发展生活福利事业，给无子女户、独子女户和有女无儿户以各种照顾和优待。
还应当看到，在现代社会，人的生育权利，不仅仅是关系到能不能养儿防老的问题，更关系到人的精神生活、人生是否健全和完美。尤其是人在步入老年之后，是极需要有精神寄托的，在这个阶段，骨肉亲情尤其是子女的关爱极为重要。我们都应当设身处地地想：没有亲情和儿女关爱的老年人，即使有来自社会的关爱，他们的内心深处难道能真正排除孤独么？风烛残年之际，夜深人静之时，打量茫茫人海、回眸漫漫人生，他们的心灵一隅难道真能排遣人生的凄凉与孤寂么？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继续控制人口的膨胀，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如果政府执政为民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公民过上幸福富裕的日子，要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安居乐业享受亲情，那么政府在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就理应高度重视公民因为少生而又横遭不测时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人生伤害，并尽最大的努力对这样的家庭予以精神上的关心、生活上的扶持和帮助，让他们真正免除后顾之忧。唯有这样，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不失信于民，才能真正体现温家宝总理上任时所强调的“我们的政府是一个高度负责任的政府”，才能真正体现“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体现作为执政为民者所应有的人道关怀和人文关怀。
尾声：保佑生命，祈祷健康
真是世事无常、命运难料。
2003年春天，就在我这部关于人生，关于命运，关于心灵创痛的长篇伤心采访即将杀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席卷中华大地，短时间内，疫情迅速扩展，波及全国除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之外的全部省、市、自治区，这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疫情。截止5月16日10时，报告有疫情的省份为25个。而在这些报告有疫情的省、市和自治区中，广东和北京疫情最烈。
中国的SARS疫情最初起于广东珠江三角洲，首例患者发现于广东河源。春节刚过，珠江三角洲一带闹得正凶的疫情却没有引起广东之外的省市的应有警惕，记得那个时候，北京人在谈论广东的SARS疫情时表情轻松，那神态一如在谈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没多久，当北京出现SARS病毒的初期疫情时，我们的一些领导者还在通过媒体安抚公众和外国友人：“北京现在是安全的。”然而，当凶恶的SARS病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数天之后迅速蔓延时，我们才真正如梦方醒。但梦醒之时，北京累计确诊并收治的SARS病人直线上升，没几天就超越广东原有的一千多例，并且比广东还翻了一番、达到了两千多例。截止5月16日10时，北京累计收治SARS病毒感染人数达到2405例，死亡141例，疑似病例1265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首屈一指的重灾区；广东居次，同样的截止时间，广东累计收治SARS病毒感染人数达到1515例，死亡56例，疑似病例320例。
北京，海淀区的皂君庙一带一度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在这里的中央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在4月下旬双双成为SARS重灾区，两个学校都经历了典型的SARS袭击全过程。从4月9日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的近40户人家共90多位居民陷入了一场噩梦。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去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8日，家人将他送到北大第三医院急救，10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曹教授症状很像SARS。经过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SARS。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
教授的儿子(中财后勤集团总经理)、儿媳(中财投资系教师)都是中财教工。教授去世后，同事们纷纷前去慰问。
那是北京的SARS疫情看去并不严重的日子。4月2日，卫生部宣布北京已不再是疫区。4月8日，卫生部公布北京至6日的发病人数是19人，“全部都是输入型病例”。4月10日，北京报告的患者仅上升到22人。北京市长孟学农对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的社长说，22个病例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诊断的结论，外部的环境，都让教工们觉得不必有什么担心。
此时，曹教授的儿子也发烧了。因为忙于准备后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特殊异常。
然而到4月12日下午，校领导接到医院的消息，得知死者的妻子发烧住院后，诊断为“印象：非典”。
4月12日之后，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子媳妇的同事，还有曹家的邻居——这三条传染链全部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在曹家，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后，其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前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此外，还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内的一批相关家属染恙，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
就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因为封校传言而发生混乱的第二天晚上，与中财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嘉园15层一个宿舍出现集体性发烧。
第一个病例是交大计算机系2002级的孙某。孙某4月1日在军训时得了感冒，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4月17日，他被确诊为非典。到4月18日，其隔壁宿舍又有8人发烧。
4月19日，由于坐电梯时的交叉感染，该楼12层一个宿舍又出现发烧症状。到4月20日，疫情更是聚集性爆发，发烧学生一下子涌现出20多人，有12层，也有15层，还有邻近一楼的。到4月25号为止，一共出现了65例发烧者，确诊10个，疑似9个……
地处中国东北的吉林省虽然不是重灾区，但疫情的典型个案却让世人瞠目结舌：该省省会长春市市民张景芳和几位亲人在住院时不幸感染非典，但由于其家族部分成员拒绝流行病学调查，失去了对密切接触者的最佳控制时机，导致其家族在长春的17人被隔离，其中7人为临床确诊非典病人，3人死亡，另有与该家族有过接触的200余人被隔离！
4月6日，81岁的张景芳因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住进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在张景芳住院期间，除居住在北京的长子张炳横外，其他三女二子都曾到病房陪护或探望。4月11日，张景芳转入长春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进行治疗，4月16日，她的次女张春莲因发烧也住进同一医院。
长春市南关区疾控中心4月19日11时许接到张春莲为非典疑似病例的报告，立即派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消毒处理。调查中了解到张景芳曾与聂华住同一病房，而聂华在4月19日当天被确诊为吉林省首位非典患者。于是要求对张景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遭到张春莲和其丈夫隋光志的坚决反对。隋光志态度蛮横地说：“我不管什么法不法，最多坐几年牢，我认了。”张景芳三女儿张春荣声称：“我们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用你们管。”他们还拳打脚踢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最终采取强制措施将张景芳和张春莲二人转运到市传染病医院。
在随后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张景芳、张春荣、隋光志和张景芳的三子张炳信都否认与他人接触，在提供亲属自然情况时也故意谎报，致使调查受阻。直到九天后的4月28日，流调人员才得到张氏家族的详情。至5月2日，所有流调工作才基本完毕，此时与张家亲属有过接触的人已将近200人。
4月22日，一直隐瞒与母亲接触的张景芳长女张春英发病，但她没有及时到定点医院就诊，而自作主张到长春市二道区医院打了四天点滴，接治医生诊断她为非典疑似患者后，立即上报并要求将她隔离。但张春英表示坚决不同意。4月26日，张春英自己打出租车到传染病院就诊，但她事后未提供出租车号及出租车所属公司，至今无法找到那位出租车司机。
张春英在入院隔离治疗后仍拒绝提供自己的家庭住址，致使直到四天后的4月30日，疾控中心才找到她的丈夫卢继海和儿子卢雨。同日，张景芳的次子张炳善一家也被隔离，而此时与张炳善妻子毕贵荣有过接触的长春第七印刷厂的职工多达40人，这些职工全部被隔离观察，使工厂的正常生产大受影响。
由于张家拒不配合流调工作，致使张春荣的丈夫王景顺漏查，而王景顺在4月26日发病前，曾与长春133厂69名同事以洗澡、开会、就餐等形式接触。
由于耽误了早期治疗的宝贵时机，张春荣、隋光志和张春莲先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SARS病毒的肆虐，更是让人口密集的地区危机四起。
在香港，淘大花园300多例的集中感染，让这个高尚住宅区风声鹤戾，人们纷纷逃离家门（而后被强制隔离），以致香港特区政府最初疑是恐怖分子暗中施放了生化武器，原本人气旺盛生机盎然的淘大花园一时间成为令人恐怖的死城……
——SARS病毒何许物呀？它到底是从哪里冒出的杀手？它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危害？所有的这一系列问号短时间内成为全人类亟需面对的共同课题。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以前没有在人体发现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一种传染性强的呼吸系统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RS。
SARS是指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肺炎，在家庭和医院有显著的聚集现象。起病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体温一般高于38度，偶有畏寒；可伴有头痛、关节酸痛、肌肉酸痛、乏力、腹泻；可有咳嗽，多为干咳、少痰，偶有血丝痰；可有胸闷，严重者出现呼吸加速，气促，或明显呼吸窘迫。SARS不同于一般感冒，一般感冒的病症包括发烧，咳嗽，头痛，可在数日后转好，并且一般没有肺炎迹象。而SARS患者发烧时用一般的抗生素和感冒药都难以见效，迄今为止全世界也尚未研制出医治SARS患者的特效药，所以SARS患者如果发烧时间过长，会导致肺功能衰竭而窒息死亡；要不则引发患者其他疾病的并发症，最终也导致死亡。
中国疾病控制系统的有关专家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非典患病人群相对集中在20至50岁年龄段。
5月10日电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10日对目前我国“非典”疫情的人群分布情况进行了权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青壮年易得“非典”，医务人员发病最高，其次是离退休人员；在“非典”病例中年龄越大病死率越高，学生与儿童病死率很低，至今儿童病死率为零。
专家表示，4月26日-5月8日，从现在掌握的数据看，我国“非典”发病率以青壮年居高，30岁-39岁、40岁-49岁发病率较高，其中20岁-29岁发病率最高，达百万分之29.2，这可能与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工作生活负担较重，接触病源较频繁有关。19岁以下青少年发病率低，9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更低；专家认为这个年龄组发病率低的原因可能有接触传染源少、预防措施到位、有对病毒的交叉免疫力等诸多原因。
4月17日，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在对有关资料分析后又指出，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的职业分布中医务人员比例最高，占15.2%，其次是工人，占10.7%，再次是学生，占10.4%。
从上述的综合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大规模的SARS疫情中被感染的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20—29岁发病率最高；从职业的角度看，学生占10.4%，感染居第三位。这样的一些信息说明了什么呢？只要稍作分析，不难看出，第一，SARS感染率最高的这个年龄段，要么刚刚走上社会不久、要么是即将走上社会的在校学生；第二，这个年龄段中年龄偏低者大都是独生子女。虽然现在还没有准确的资料可以反映出SARS感染者和死亡者中到底有多少独生子女，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每天扑面而来的新闻中，我永远会记住北京的电视新闻中一位非典患者、一位年方18岁的女孩在重症病房中的那个画面：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求生的欲望使得她在离开人世时一遍遍地乞求在场的护士和大夫——“求求你们，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好害怕……”是的，年仅18岁的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由于她患的是传染性极强的非典，住院二十几天，她的父母和其他亲人没有能够前来探望，她在可怕的病房里孤苦无助，她被隔离在茫茫的人世之外，此刻举目无亲的她只能用绝望哀求的眼神祈求大夫和护士的帮助。尽管大夫和护士一直在全力抢救她，在她弥留之际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求援之手，然而此刻对年仅18岁的她来说，死神是那样地难以抗拒，她那双抓着白衣天使的手还是在绝望中由松紧到松，她那本已微弱的呼吸终于渐渐停止。18岁，18个春秋，正是花季年华的她还未来得及尽情享受人世间多姿多彩的生活，便如此匆匆而又寂寞凄苦地告别了人世。她甚至连自己那亲爱的父母亲也没能看上一眼，而那句“求求你们，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好害怕……”的绝望呼救，竟然也成为这位18岁花季女孩生命中的绝唱。而她那失去爱女的父母，他们此时所遭受的心灵创痛和生活的打击，又有什么尺度可以度量？又有什么代价可以挽回？
没有，绝对没有！
在这次大规模疫情中，到底有多少独生子女遭受SARS病毒的摧残甚至于生命被彻底毁灭？我们无法知道。
然而，独生子女的生命在这次SARS病毒中遭受最大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尽管20—29岁的年龄段中，年龄偏高的患者可能并非独生子女，但不难设想，假如未来社会还有诸如SARS病毒之类的疫情发生，假如20—29岁的这个年龄段依然是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假如现代医学对类似的病毒和疫情依然难以绝杀，那么在中国未来社会中，独生子女生命危险的基数无疑加大，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保证独生子女们的生命能在高度危险病毒又难以绝杀的疫情中逃离劫难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大可不必因为这次疫情中“19岁以下青少年发病率低，9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更低”的信息而津津乐道，因为大龄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比低龄独生子女的意外伤害，给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所造成的损失更大、更难以挽回。
对于人类、尤其是对于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历史会记住2003年这个黯然失色的春天——SARS的温疫，面目狰狞，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凶神恶煞般虎视眈眈，它张着血盆大口、咄咄逼人地无时无刻不威胁着新世纪里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准备一心一意奔小康的中国人。
2003年的春天，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间搅乱了我们原来祥和平静的生活，让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国人一时间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正常的社会秩序失去平衡：健康被一个个击倒，欢乐被恐慌代替，孤寂取代了热闹，按部就班的人们忽然间似乎乱了方寸。
在这段非常时期，我的手机不断传递着朋友们有关非典的各种短信，这些短信中有互致问候的，有敬告的，有祝福的，甚至也有苦中作乐调侃的，但大都带着生命的关注，对友情和亲情的呵护——
（短信一）：
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当月光洒向地球的时候就有我默默的祈祷，当流星滑过的刹那我许了个愿：祝愿正在看短信息的人远离非典！
（短信二）：
请尽快告诉您所认识的人：每天上班前午休时下班后喝点盐水，比板蓝根更有效，因非典病毒由嗓子进入，此方来自一有效治疗非典的病理医生。
（短信三）：
预防非（肺）典秘方：甘草，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冰糖各40克，加水煮沸后饮用，祝你全家安康！
（短信四）：
“非典”在作怪，病毒传播快，通风勤洗手，口罩择情戴，重视不恐慌，健康好心态，我有一份关爱，您健康常在。
（短信五）：
为防非典你要多吃胡萝卜，香焦、洋葱、辣椒、南瓜、山楂、梨等，最好每天喝酸奶多喝水！注意保暖，每天用热水泡脚！不要去娱乐场所！
（短信六）：
你好吗？非常时期，请多保重，少出门，多看碟，少熬夜，多锻炼，少见面，多想念。
（短信七）：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戴着口罩吗？坐车开门买东西，回家之后要洗手，远离非典，你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祝愿！
…… ……
的确，SARS的肆虐让原本一心忙于生计和生存、甚至是争权夺利的人们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令他们不得不在终日的忙碌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命和生活，也重新审视亲情、友情和友谊，它让人与人走得更近、心与心贴得更紧。因为面对灾难、面对人类的共同敌人，团结也许正是人类自身的本能。
非常时期人们心理的特殊变化，正如这个时期流传于网上的幻灯卡通所写的那样：
以往，我们总觉得（生命的）“离去”距离自己很遥远，至少在七十岁以前的每一天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一辈子”要走。
其实，佛经上说，“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即使没有SARS，我们中又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有明天？生活就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怪兽，会突然扑出来告诉我们“你该下场了”。
在这个大背影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许多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一一些琐碎的东西去伤害或者追逐，我们不停地推迟幸福为未来去积攒什么，我们把对别人的爱隐藏起来不去表达，因为“未来还有的是机会”，我们拒绝原谅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熟人是一种态度，对陌生人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同我有什么关系”……
SARS告诉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号称能够“征服自然”的人类却面对一个疾病束手无策……
就在SARS疫情疯狂攻击我们的时候，其他的灾难也通过媒体磨肩接踵地继续给我们施压，而且在不长的时间内不断暴发，让人更加强烈地感慨命运的乖戾和生活的不可预测——
3月22日,山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87人正在井下作业、救出15人,其余72人全部遇难。
4月17日，山西临汾市古县古阳镇地区突发山洪，洪水冲垮矿区防洪堤坝，冲毁排水涵洞，冲断道路，将位于古阳镇老牛沟的江水坪村东煤矿淹没。当时井下作业人员20名，其中6人脱险，其余11人死亡，其余3名矿工失踪；
5月2日，发自新华社的电讯：据海军提供的消息，近日，我海军一艘常规动力潜艇在内长山以东我领海进行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官兵不幸全部遇难；
3月5日凌晨，贵池区六峰山铜矿发生重大透水事故，5名矿工被困井下。抢险指挥部虽竭尽全力组织抢险，但由于井下情况复杂，加上其时连降大雨，抢险工作难度很大。最终5人全部遇难。
5月13日下午4时13分，淮北矿务局芦岭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86名矿工全部遇难；
17日16时30分左右，辽阳市一家私营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到18日中午12时止，共造成7人死亡，4人受伤；
5月20日7时左右，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永泰煤矿井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当时井下当班共32人，7人升井，还有15人下落不明；
5月21日，云南省丽江地区华坪县永兴煤矿有限公司基佐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截至22日中午12时，已救出3人，有18人遇难，还有6人生死不明；
…………
数字是抽象的，事故和灾难对于外人来说，即使一时震惊，也仍将会成为稍纵即逝的社会新闻，然而对于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伤痛也将永远刻骨铭心，即使是领导层和外人一时的慰问与救助，也都不可能长久，更多的常常会是过眼烟云。世俗和历史早已证明，在灾祸面前，外界没有什么救世主，长久地抚舔家庭自身的创伤的，只能是自己；支撑自己的家庭继续生活下去的，不可能依靠别人。所以，假如遇难的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将如何面对不可弥补的创痛？他们又将如何面对人生的前路和未来的生活？假如未来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选择就业时又将如何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危险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