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摩斯利医生的研究正是进行了随机的、双盲的、具有安慰剂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且成果发表于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医学杂志之一。该项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得到改善仅仅是因为他们内心相信自己得到了手术治疗。
这项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心理力量可以对身体症状产生明显作用，这是我对此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真实证据。摩斯利医生的研究使我对安慰剂效应产生兴趣并对其展开研究，这种效应可以复现，仅通过假治疗就能使患者获得如同真正治疗那样的效果，它是如此地神秘而又成效斐然。
有效的安慰剂
如同每一位科学家那样，关于安慰剂效应，我早有耳闻。虚假治疗，例如糖药片、生理盐水注射和假手术，在现代临床试验中通常被用来检测某种药物、手术或治疗是否真实有效。安慰剂的英文单词“Placebo”来源于拉丁文“我会感到愉悦”（I shall please），早期在医学术语中出现意为保守治疗，通常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抚慰。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医生们虽然开具处方对患者进行治疗，然而并没有任何临床数据能够证明这些治疗具有真正的疗效。没有任何人对医生的处方提出质疑，也没有人进行实际研究以证明处方中是否具有任何有效的成分。医生只是把一些补药混合起来，对患者进行治疗，然后总有一部分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再不然就是医生在患者身体上进行手术，病人的病情要么缓解，要么没有。
直到19世纪末，采用安慰剂的想法才开始出现于临床研究中。195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医生的研讨文章“有效的安慰剂”（The Powerful Placebo）。文章指出，如果对病人采取药物治疗，很多患者的病情都会明显好转；但如果仅采用纯盐水或非药用成分进行治疗，约有1/3的患者仍会被治愈，这种疗效不仅仅表现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同样如此，这是可以通过身体机能得到证明的。
转瞬间，“安慰剂”的概念成了当代药物学的主流，并由此诞生了现代临床试验研究。目前，成功的医学研究必须能够证明该药物或手术在临床中的疗效明显优于安慰剂的疗效。只有当一种药物或手术能证明其疗效比安慰剂更强时，方能视作具有真实的疗效。否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不会批准该药物的申请，人们对该种手术也会兴趣大减，而这种治疗方法也会如同摩斯利医生的手术那样被视作无效。不能表现出优于安慰剂疗效的治疗方法被认为违背了医药学的循证原则，这也是区分神医和庸医的直接依据。
我大约是被指教了。
它使我不断思考，安慰剂效应究竟是什么？直到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我都没能终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都知道，在临床中，仅仅采用糖药片对患者进行治疗都能使其病情缓解，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当我在寻找心理能够影响生理的证据时，我意识到我找到了安慰剂效应的起源。如果临床中相当一部分患者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得到了有效治疗就能够使病情得到好转，那么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应就是由他们的心理力量触发的。这种认知让我陷入了混乱。
积极信念能够减轻生理病症的证据
回到前文中提到的医学杂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信身体得到有效治疗的念头已经足够使生理病症产生切实的缓解。我发现近半数的哮喘病人能够通过假的吸入器或针灸治疗使病情减轻，约四成的头痛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后能够缓解病症，约一半的结肠炎患者在进行安慰性疗法后病情好转，安慰剂能够使大多数的溃疡患者减轻疼痛。假针灸能够为近五成的病人缓解潮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针灸仅对1/4的患者有效。此外，多达四成的不孕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助孕药后成功怀孕。
事实上，与吗啡相比，安慰剂对于镇痛几乎同样有效。许多研究表明，患者在服用抗抑郁剂后产生的几乎全部愉悦反应均可归功于安慰剂效应。
并非只有口服或注射的安慰性药物令人好奇药物何时开始缓解病症，摩斯利医生的膝盖手术研究已经证明，假手术也许更为有效。在过去，乳房内动脉结扎被认为是心绞痛的标准疗法，其基本思路为，如果阻断了动脉内的血液流动，更多血液将流往心脏，从而缓解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病症。数十年来，外科医生们一直这样进行手术，几乎所有患者的病情在治疗后都得到了好转。
但这种病情的好转真的与乳房内动脉结扎有关吗？还是说病情的好转其实是由于患者认为手术有效，从而使身体对这种想法产生了应激性反应呢？
为了究其原因，在一项研究中，心绞痛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患者接受治疗；另一组患者仅接受胸部开创，而并未进行乳房内动脉结扎。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71%接受假手术的患者病情明显好转，而在真正接受乳房内动脉结扎治疗的对照组中，这一数据仅为67%。目前乳房内动脉结扎不再用于临床，而仅仅存在于医学史中。
上述我所收集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排除了那些临床试验中减弱安慰剂效应的因素，这些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如果研究人员认为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积极因素，也许我们会在临床试验中看到更高的百分比，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如此。相反，临床试验的组织者和医学研究人员[3]在否定安慰剂效应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毕竟，一种药品需要使患者获得优于安慰剂对照组的药效方才能被批准投放市场。为了筛选出那些具有“极度安慰剂反应”的药品，临床试验对象均服用惰性药剂作为对比，只要有人获得了明显疗效，该药品当即被从研究中剔除，就这样，许多随机、双盲、具有明显安慰剂性质的药品被当作“失败品”而提前出局。
因此，如果大部分新药的研究人员没有与大型医药公司串通，在临床试验中我们会看到更高比例的安慰剂反应比例。
是否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在我考虑安慰剂效应时，我发现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疑虑：若我是一个临床试验的患者，我拿不准自己是否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毕竟，我是一名医生，且在临床试验中，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自认是个明白人，所以我认为自己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如果我怀疑自己服用的是安慰剂，那么它应该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帮助，难道不是吗？
这使我开始思考：是否有特定类型的患者比其他人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是否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客观上存在能够描述患者对安慰剂响应情况的经典模型？是否有些性格特点或智力因素可以预示哪些人在接受安慰剂治疗时能够获得更显著的疗效？是否高智商人群对安慰剂的响应率更低？是否有些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科学家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最初假定能够对安慰剂产生明显反应的患者为低智商人群或更加容易“神经过敏”的人群，但接着他们就发现，只要条件适合，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我们都是易受影响的，即使你的身份是医生或科学家。事实上，某些研究表明，高智商人群甚至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我把这一结果当作喜讯，其原因在于，若积极的信念能够治愈身体的创伤，每个人就拥有了同等的机会从中受益。并不仅仅只有易上当的人们是这样，机智的人同样如此。
安慰剂产生的疗效是否仅仅存在于脑海中
随着研究的继续，我已经不十分清楚我到底在研究什么。很明显，我所收集的证据看上去很可信。当患者——不仅是那些易上当的人，而是所有患者——相信他们能够好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体验到了明显的病情改善。
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症状的缓解仅仅存在于你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不是思维感知，那么什么是痛苦？如果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什么是抑郁？即使对于某些确定的病症，如哮喘和结肠炎，你也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能够呼吸更顺畅或认为你的肠胃不适有所减轻。也许你的内心感受已经改变，但身体上并未产生任何可测的生理反应，也许那仅仅是你认为如此，这已经足够使你感觉好转。
若心理力量确实能够治愈身体，一定会有某些途径能够证明身体确实产生了反应，并不只是症状的减轻，而是通过生理可测的方法，并能够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的下一阶段研究任务是探寻足够的证据证明安慰剂效应并不仅存在于脑海，而是能够切实改变身体的生理状态。
已发表的受安慰剂影响的临床试验成百上千，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要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研究中，那些病症，如头痛、背痛、抑郁和性欲减退等都难以定量分析。当患者感受到上述病症的好转时，不得不说，他们的主观性太强了，并没有客观的测试证明这些结果的正确性。
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证据来证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身体会对安慰剂产生响应，从而产生切实的生理变化。当患者接受了安慰剂治疗，一系列变化产生了：血压降低，病疣消失，溃疡治愈，胃酸改善，结肠炎症消失，胆固醇下降，经过牙科处理后下颚肌肉放松且肿胀减弱，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的脑部多巴胺指标上升，白细胞活动增加，脑部病痛患者的病灶区域可以通过成像手段观测到明显的好转。
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安慰剂并不是仅仅改变了人的感官，它们同时改变了机体的生化系统，使得整个研究变得越发有趣。
安慰剂效应对于生化系统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使我们质疑关于疾病的整个研究体系，但在我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之前，我试图研究，是否存在其他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病人会对安慰剂同时产生生理和心理反应。是否真的是积极的信念使身体产生变化，还是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了患者的结果？我所探寻的下一阶段将引导我走进理论研究。
安慰剂效应的五种解释
当临床研究人员谈到安慰剂效应，他们通常指的是这样的整个系列事件：将患者置于特定临床环境，对他们进行治疗处理，且患者了解他们所接受的要么是目标研究治疗方法、要么是安慰剂，再对患者进行制定时间范畴的观察。现在让我们弄清楚安慰剂有哪五种解释说法，进而从中选取合适的角度来对之前所了解到的现象进行解释。
最明显的解释——也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种——就是，患者之所以能够产生病情缓解和生理变化，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将如此。根据知情同意原则，病人知道他们有可能接受安慰剂治疗，但很多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认为他们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期待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换而言之，使你产生不同感受的信念真的能让你感受到不同。
但是积极的信念也许并非产生生理变化的唯一原因。第二种解释是条件反射。我们对于巴甫洛夫（Pavlov）[4]的经典狗实验[5]都知之甚详。巴甫洛夫的狗并不只是在看到史酷比美食[6]时会分泌唾液，当它听到伴随的铃声时同样如此。安慰剂效应也许遵循着同样的工作规律。如果你习惯于从某人那里得到包着白色糖衣的真正药片，并因此而病情好转，那么即使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包着白色糖衣的糖片，你也许会习惯性地感觉到好转。
第三种解释是，临床试验的患者接收到了情感上的支持。研究安慰剂效应的哈佛大学教授托德·凯普查克（Ted Kaptchuk）经常在期刊和媒体采访中表明观点，他认为，受信赖权威机构的悉心照料才是安慰剂效应等同于乃至更甚于积极信念的原因。临床试验的患者不仅仅接受治疗，同时还会感受到来自于白衣天使们的关注和支持，有时还有抚慰，而白衣天使的形象一直以来代表着健康和康复。我们都渴望被关注、被倾听以及被爱，仅此即可使病症缓解，并刺激身体产生生理反应。这再次验证了心身的联系。
人们能够对安慰剂产生反应的第四种解释是，一部分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偷偷地寻求其他的治疗方式，使得试验数据产生混乱。如果安慰剂组的患者病情好转，很可能他私下采用的其他治疗方式才是真正的原因。
第五种解释是，某些患者病情好转是因为病情的自愈。毕竟人体是一个具有自然康复能力的机体，一直努力达到整个生化系统的动态平衡。即使患者被遗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其中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也可能自行好转。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情的自发缓解现象是安慰剂效应的唯一解释。阿斯比约恩·罗加森（Asbjrn Hróbjartsson）博士和彼得·葛采（Peter Gtzsche）博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标题为“安慰剂是否无能为力？”（Is the Placebo Powerless?)的文章，指出除非研究中还存在对未治疗对照组[7]的观测结果，否则安慰剂效应并不能被直接证明，而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在上述研究中，他们发现，当对未治疗对照组进行研究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有指向性的安慰剂效应，这就意味着，病情的好转并非是积极信念或悉心照料的结果，而是由于病情的自愈。然而，这一结果因其设计缺陷而备受指责，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在研究不同种类疾病的众多不同类型的报道中，进行安慰剂对照组的对比，相当于将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比较，试验数据很容易引起误解。
无论如何，病情自愈理论在临床研究中的确能够说得通——即使在没有安慰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但这难道不是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人体是能够自然康复的吗？如果未治疗对照组都能够观察到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好转，难道这不是证明了人体知道怎样进行自我治疗吗？即使我们坚称安慰剂不存在作为还击[8]，我们不能否认，未能解释的病情自愈现象发生了。鉴于那些临床试验外自愈的患者并未被医疗保健系统所关注，这一现象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频繁。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安慰剂引起的生理变化并不仅是积极信念的结果，但安慰剂效应无疑证明了心身的联系，说明人体具有天生的自愈能力。
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学机制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安慰剂确实能够起作用，但应当怎样解释人的想法、感受和信念转变成生理变化的生理学机制呢？
研究人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尚无定论，但目前已提出了几种假设。病情好转的积极想法可能会刺激内啡肽（endorphin）的产生，这种物质是人体内产生的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激素，能够促进病痛缓解、提升情绪状态。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当对安慰剂产生积极反应的患者服用能够阻碍内啡肽生成的烯丙羟吗啡酮（naloxone）[9]时，安慰剂突然变得不再有效。
相信病情会变好和接受医疗人员的悉心照料能够缓解心理压力，已知其能预防疾病、放松精神，而这些对于人体自然康复机制的正常运转非常必要。正如初次报道这一论断的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加农（Walter Cannon）博士所言，人体具有一套应急机制，他将其命名为压力反应，也被称作战斗或逃跑反应，当大脑感受到威胁时，这一机制随即启动。当大脑里产生的想法或感受，如害怕，刺激这种激素分泌时，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轴（HPA）激活，进而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超速运转，从而提高人体的皮质醇（cortisol）和肾上腺素（adrenaline）水平。实践证明，这些激素长期存留在人体内会产生一些生理学体征，使我们更易受疾病侵害。
但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讨论的那样，正像压力反应是我们面对紧急情况的应急机制，人体同样存在反平衡的放松反应。当放松反应被诱发时，压力相关激素指标下降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使人放松的激素开始分泌，副交感神经系统接替工作，使人体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状态。只有经过这样的休息和放松过程，人体才能够自然康复。任何能够减小压力、产生放松反应的事情不仅能够减轻压力反应产生的症状，还能够放松身体，使其自然而然地开始自愈。
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同样能够影响免疫系统。当人们接受安慰剂治疗时，由于脱离压力反应并开始了放松反应过程，有可能出现免疫功能的提升。安慰剂也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抑制。在一项研究中，大鼠摄入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后[10]，环磷酰胺会被自动排出，而后大鼠仅被喂食糖水[11]。你瞧，即使不再摄入免疫抑制剂，大鼠的免疫系统仍持续被抑制，说明即便是老鼠也会对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产生可测的生理免疫反应。
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还可能使人体减少急性反应，这是一种炎性反应，会诱发疼痛、肿胀、发热、昏睡、冷淡和食欲不振。
前额叶皮层的执行功能也会促成心身的联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紊乱的安慰剂反应明显证明了这一理论。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能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证实脑部的特定区域与信念的产生有关，而脑部的这一区域有可能因神经疾病而受损，从而影响患者对安慰剂的表现。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声称，大脑近期的期待会影响其生理状态，他还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之所以不能产生安慰剂效应，是因为他们不能预期未来，因此无法从生理上为其做准备。
安慰剂效应同时还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12]中多巴胺的激活有关。科学家对人们被给予钱财后伏隔核区域的多巴胺分泌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伏隔核对财物奖赏的反应越大，患者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进而使病情好转的可能性越大。
不管其工作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心理与身体通过激素以及脑部的神经传递来交流，然后由脑部释放信号使身体的其他部位做出反应。因此我们的所思所感能够转化为身体其他部位的生理变化也就不足为奇。
但其实这还是有些令人吃惊，不是吗？我们并未讨论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怎样影响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对进入脑海的东西更加慎重呢？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如何保持思维和身体的健康。
是否所有的疾病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同等程度的响应
我研究安慰剂效应的下一个问题是，安慰剂是否对于每一种疾病均能起效。是所有的病症都能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还是只有特定类型的疾病能够如此？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临床试验都被证实存在安慰剂效应，但某些情况相较于其他情况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安慰剂效应。安慰剂对于免疫疾病，如过敏、内分泌紊乱（如糖尿病）、炎症（如结肠炎）、心理疾病（如焦虑和抑郁）、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综合征和失眠）、心脏疾病（如心绞痛）、呼吸道疾病（如哮喘和咳嗽），对于疼痛障碍尤为见效。
但是安慰剂能否用于治疗癌症、心脏病发作、中风、肝功能衰竭、肾病？
在研究中，我并不能找到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在临床试验中，对上述病症的治疗采用安慰剂会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对于这些谈之色变的疾病，新的治疗方法通常与已有的标准治疗方法对比，因此很难去探寻对安慰剂产生反应的极限条件。
通过我的研究，我本能地感觉到，安慰剂效应仅仅是心理与身体联动系统的冰山一角。它让我逐渐走上心理研究的道路，并不断产生一些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在临床试验中，对于那些已被通知可能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有时他们会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对他们撒谎，又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我们进行一项不人道的研究，声称每名患者都在接受当前最有效的新药治疗，却仅仅给他们提供一些安慰剂，又会怎样？当然，公共监管机构永远不会允许进行这种研究，因为它违背了患者的知情同意原则。但如果我们可以进行呢？我怀疑结果会给我们重重一击。为什么？因为就像赖特先生的克力生物素那样，当我们疑虑尽去、坚信病情会好转，并得到医护人员积极的支持时，这些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并对病情产生明显的作用。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但我逐渐相信，安慰剂效应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不得不对此产生思想上的跳跃，问自己一个更重要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自我治疗？
揭开自然康复的神秘面纱
在我参加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Petaluma,California）思维科学研究所的假日鸡尾酒会，一边啜饮、一边与该所主任玛里琳·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畅聊我的研究时，我找到了问题的部分答案。我告诉了她我遇到的难题，玛里琳笑着瞥了我一眼，说道：“没问题！”然后向我展示了由卡莱尔·赫什伯格（Caryle Hirshberg）和布兰登·奥雷根（Brendan O'Regan）编辑的名为“自然康复项目”（The Spontaneous Remisson Project）的在线数据系统。这个数据系统包括一个附详细注释的资料目录，内容囊括了从超过800份期刊中摘录的3500条参考文献，还有对未能解释的自然康复疾病案例的整理归档。他们将自然康复定义为“疾病或癌症，在未经医疗治理，或治疗手段被认为不能产生相应后果时，病症或肿瘤的完全或不完全消失”。
这份目录包括了某些令人大吃一惊的案例：一个艾滋病阳性患者成功变为阴性；一位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女士原本在乳房、肺部以及股骨部位长有肿瘤，在未经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自然康复；一位男士原本被血小板堵塞的冠状动脉也成功不药而愈；另一位男士的脑部动脉瘤消失了；还有一位男士脑部的枪击伤口未经治疗而自然治愈；一位女士的心力衰竭症有所好转；另一位患有甲状腺疾病的女士自然康复。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两本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书籍。二者具有相似的书名，分别是博伊德（Boyd）的《论癌症的自然退化》（The Spotaneous Reggression of Cancer）和艾弗森（Everson）与科尔（Cole）合著的《癌症的自然退化》（Spotaneous Reggression of Cancer），这两本书引起医学史上类似报道的数目激增。
当我纵览关于疾病自然康复的诸多案例报道后，我感到内心无法抑制地兴奋。大部分报道并未提及自然康复是怎样进行的，也并未采访患者是否相信自身的病症会好转，以及是否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来进行过自我治疗。
但是这些研究为我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几乎没有哪种疾病是真的“无法治愈”。在以往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很多患者都已达到病患的末期，且无法治疗，但他们最终自我康复了。很明显，我一直被教错了。
我的大脑保持着高速运转，我经常神经质地发抖，因而我几乎无法下咽。几周之内，我瘦了10斤。从这一点来看，我有目的地改变了自己。
毫无疑问，我已经向自己证明了心理能够疗愈身体，我甚至能够按照逻辑来从生理学角度解释它是怎样发生的。但我知道，我只是刚开始了解心身联系的复杂体系，我仍然无法理解怎样利用心理力量来帮助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因此，我选择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 * *
【注释】
[1] 译者注：罗夏墨迹测验著名先驱。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心理学的个性测试，让被试者通过一些对称的不规则墨迹建立自己的想象世界，在无拘束的情景中，显露出其个性特征。
[2] 原注：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
[3] 原注：这些人员通常受聘于医药公司。
[4] 译者注：1843-1936，苏联生理学家，曾获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5] 译者注：即经典条件反射实验，通过在狗进食时摇铃使其形成条件反射。
[6] 译者注：最初售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地区的一种汉堡包，是学生中广受欢迎的速食产品。
[7] 原注：既没有接受药品、也没有接受糖片。
[8] 原注：多数专家认为其确实存在。
[9] 译者注：一种吗啡拮抗药。
[10] 原注：与水混合摄入。
[11] 原注：作为安慰剂。
[12] 原注：脑部参与奖赏机制的特定区域。
Chapter2
肯定能让自己生病并且阻碍自然康复的方法
永远不要确认或重复你所不愿意让其成为现实的健康状况。
——拉尔夫·沃尔多·川恩（Ralph Waldo Trine）[1]
在了解了诸多安慰剂效应的好处之后，我对于其反面效应是否成立充满了好奇。如果积极信念和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能够使身体康复，那么消极想法和医护人员的粗心应付是否会对病人的身体有害呢？
首先，我想验证消极想法对于人体生理机能的影响。人们是否具有使自己生病的精神力量？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圣地亚哥（San Diego）的研究人员勘查了近30000名美籍华人的死亡记录，并将其与超过40000名随机选择的白种人死亡记录进行对比。他们发现，若美籍华人身患疾病，且其出生年份在中国历法和中医理论中被认为是不幸的，那么他们明显比常人去世得更早[2]，而白种人并非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美籍华人越是受中国传统民俗影响，他们的寿数越短。当他们对数据进行分析时，他们认为，这种影响并不能归因于遗传、生活习惯、医疗水平或是可能存在的其他因素。
为什么这些美籍华人去世得更早？研究人员推断，他们去世得更早不在于华人基因，而是由于其所拥有的华人信仰。这些华人认为人的命运是由星宿支配的，因而他们会更早去世，这种消极的想法最终表现为提前终结的生命。
更多相关研究表明，消极想法会影响健康。一项研究证明，79%的医学生表现出了他们所研究疾病的症状。由于他们偏执地认为只要接触了这种疾病就会得病，最后他们“得偿所愿”。
我之所以了解这些是由于个人经历。当我是名一年级医学生时，我学习了人体可能失控的诸多方式，不断挑灯夜读来记住连篇累牍的病理学过程，从卟啉症（porphyria）到登革热（dengue fever），从成骨不全（osteogenesis imper-fecta）再到嗜睡症（narcolepsy），这些病案设计了数以千计的不同病症。
突然，我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我的皮肤下爬行。我认为那一定是麦地那龙线虫（guinea worm）[3]，在我的皮下不断穿行，随时准备破皮而出，露出它的小脑袋。我同时留意到，那天早上醒来时，我感到脚部发麻，我百分之百地肯定这是麻风病（leprosy）的前兆。我手掌上出现的斑点是传染性红斑（fifth disease）的症状。当晚使我睡衣湿透的盗汗，只可能是染上疟疾（malaria）的结果。
在我接受医学教育的过程中，我深受被诊断出的多种慢性病困扰，我将在第9章对其进行详述。因此我深深地怀疑，是我的那些消极健康理念影响了我的健康状况。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大量病痛折磨的医学生。事实上，校医务室对于我和其他学生患者的到来似乎并不吃惊，他们在我们不断抱怨和产生大量自我诊断之前显得相当散漫。医生和护士不但在长期对医学生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听到了相似的抱怨，他们还告诉我，这种临床综合征被命名为“医属病”（medstu-dentitis），或者更正式被称为“医学生专属疾病”。
想得病就能得病
不管你是美籍华人、医学生，还是过度将注意力集中在病症上的患者，这些都已被科学证实会使你患病。对于如何使身体罹患疾病了解过多会切实地对你产生危害，你越是将思想聚焦在使身体机能下降的无数种途径上，你越有可能产生生理病症。
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当安慰剂效应证明了积极信念、期待、希望和悉心照料的作用时，反安慰剂效应同样证明了消极想法的影响。当安慰剂通常被认为能够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时，反安慰剂（拉丁文意味“我会受害”）被引入临床试验中，以便将安慰剂的慰藉效果从无用治疗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中区分出来。
例如：如果在临床试验中，你告诉患者，他们会得到减轻病痛的药品，即使他们只是得到糖片，也有使病痛消失的可能。但如果你告知他们，该种药品可能会引起恶心和呕吐，即使他们从未接触到真正的药品，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产生此类反应。
在《关爱·治疗·奇迹》（Love,Medicine＆Miracles）一书中，伯尼·西格尔博士引用了一项研究结果，在该研究中，参与一种化学疗法新药试验的对照组患者被提供了盐水，但他们被告知提供的物品可能会引起化学疗法的不良反应，结果显示，30%的对照组患者出现了脱发症状。在另一项研究中，患者被提供糖水，并被告知可能会引发呕吐等不适，八成的患者出现了呕吐。
另一项研究针对哮喘患者，这些患者在被告知药品含有刺激性过敏原后，吸入了无害的盐溶液。此后，他们不但出现了喘息和气短，他们的支气管也开始收缩。但对于进行了同样剂量相同溶液治疗的哮喘患者，当告诉他们这种疗法会有帮助时，他们的病情真的得到了缓解。
在一项研究中，超过3/4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由于认为自己服用了抗组胺剂（antihistamine）而变得昏昏欲睡。当试验参与者被告知通常用来减缓病痛的麻醉剂氮氧化物会引起疼痛后，他们真的产生了疼痛感。
一篇发表于《巴甫洛夫生物医学杂志》（Pavlovian Journal of Biological Sci-ences）的文章指出，有34名大学生作为被试与监视器连接起来，并被告知将有电流通过他们的头部，由此可能会产生头痛的副作用。尽管并没有实际的电流通过，但超过2/3的学生反映出现头痛。
更为夸张的是，即使是想到死亡，效应似乎依然会奏效。哈佛大学教授、波士顿心身医学研究所主任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博士指出，外科医生对于那些坚信自己撑不过去的病人非常谨慎。诸多案例针对那些在手术中失去求生欲望的病人展开研究，在这种状况下，几乎100%的病人未能幸免。
那些对于手术抱着接近死亡态度的病人与另一组几乎不对死亡产生焦虑的患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当那些心态平和的病人继续笑对人生的时候，那些认为死亡临近的病人通常撒手人寰。与之相似，认为自己易受心脏疾病困扰的女性，其死亡率是常人的4倍之高。相较于常人，并不是因为这些女性的饮食更差、血压更高、胆固醇更高或是存在更严重的家族病史，而是因为她们的心理存在差异。
一个有趣的临床案例是关于一位具有分裂人格的精神病患者的。该患者的其中一种人格是没有糖尿病的，其血糖指标并不高；但当她转换到另一种人格时，她认为自己有糖尿病，紧接着，她真的表现出了糖尿病的症状，整个人的生理指标发生了变化：她的血糖升高，所有医学检测结果均证明她的确患上了糖尿病。当她的第一人格恢复时，她的血糖指标又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多重人格分裂症的治疗》（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一书的作者、精神病学家班尼特·布劳恩（Bennett Braun）介绍了几个相似的病例。例如：蒂米（Timi）能够正常地喝橙汁，但蒂米只是该患者诸多人格中的一种。对于其他任一人格，该患者都对橙汁过敏，即使只是喝小小一口，也会开始出现荨麻疹症状。但当该患者在表现出过敏反应时，若重新转换为蒂米的人格，荨麻疹便迅速消退，水泡症状开始缓解。
当病人期待一个消极的结果时，反安慰剂效应会引起疾病乃至死亡。在科学研究中，由于研究机构不可能有意进行使病人病情变坏的研究，因此反安慰剂的研究是对道德观念的挑战。鉴于此，能够证明反安慰剂效应的实验数据少于安慰剂效应。我们所得知的绝大多数反安慰剂效应，通常是进行包括安慰剂在内的临床试验研究时产生的副作用。
当进行双盲临床试验的病人被警告在服用试验药物后可能会引起副作用时，尽管他们只是摄入了糖片，近25%的患者会出现副作用，有时还很剧烈。这些仅仅采用安慰剂治疗的病人出现了疲惫、呕吐、肌肉无力、怕冷、耳鸣、味觉不调、记忆衰退以及服用糖片不应产生的其他症状。
有趣的是，这些关于反安慰剂效应的抱怨从来不是随机的：当病人得到对试验药物或治疗的副作用警告时，这些表现明显增加。告知患者一种药物（或是糖片）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导致预言自动实现。例如：你若告诉患者，对其采用安慰剂治疗可能会引起恶心，他很可能会感到不适；若你告诉他治疗可能会造成头痛，他也可能真的感到头痛。换言之，你所给出的建议是非常“有力的”。
反安慰剂效应在“巫毒致死”（voodoo death）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一个人受到死亡诅咒时，他接着就死掉了。巫毒致死的概念并不仅仅适用于部落文化中的巫婆。研究结果表明，当患者被错误地通知自己已到病情晚期，余寿无多时，他们往往在给出的时间段内溘然长世，尽管尸检结果并不能给出其过早辞世的生理学原因。
桑福德·科恩（Sanford Cohen）医生介绍了一名艾滋病患者的病例，科恩认为，他去世是由于偶然听到他母亲说希望他去世。患者的母亲得知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并染上了艾滋病，这使她蒙羞，因此在其重病监护室外公开地祈祷，希望他能够及早死掉。1个小时后，她的儿子让她如愿以偿。这非常出乎医生的预料，因为他的病情明显还未到晚期致死的地步。
有些研究者认为，那些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PMS）的患者很可能是受反安慰剂效应所害。由于她们认为生理期前会产生这样的症状，所以这些病痛如期而至。一项研究就此展开，通过给那些深受经前期综合征之苦的女性一些惰性药片，使她们改变行经时间。例如：一位女士的经期通常在月中，在行经前3天会受到经前期综合征的困扰。研究者告诉这位女士，她的经期将在月初到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使她的经期时间实际上并未改变，但她在月初出现了经前期综合征，仅仅是由于她认为她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样的生理病症。
反安慰剂症状在大量人群和个体中得以证实。例如：在2011年日本海啸引发的核泄漏事件后，远在美国、并没有证据证明遭受核辐射的人们被报道出现了核中毒的症状。与之相似，成千上万没有证据证明染上猪流感的人们，在包括电视、报纸和网络在内的媒体夸张渲染其流行程度后，被报道出了猪流感症状。相似的流行病出现在媒体对于工作场所、学校、居民区的气体泄漏、奇怪气味、蚊虫叮咬等情况的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有人在摄入生理盐水后开始脱发？为什么他们喝了糖水后会恶心？为什么他们会在人格变化后变成糖尿病患者或是对橙汁过敏？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究其原因，我就这些问题继续深入。
科学家认为，反安慰剂效应主要是由压力反应的激发造成的，同样地，压力反应还会削弱安慰剂效应。当病人被诅咒，无论这来自巫婆、家庭成员还是现代医师，坏消息带来的心理压力会刺激产生压力反应。例如：若病人被告知，他们可能产生病痛[4]，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受到刺激，皮质醇指标开始上升。然后患者感受到疼痛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过量刺激，安定（Valium）程度减弱，表明其处于压力状态。
有些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理论：患病也许是因为患者太过失望，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自我照料，并因此深受其苦。患者也许只是变得抑郁了，而抑郁和不良健康状况的联系非常紧密，我将在第7章对此展开讨论。
你并非基因的受害者
心理状态能够引起生理反应的进一步支撑材料来自于分子生物领域的相关研究，这一领域名为“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意为“基因层面之上的调控”。当谈到表观遗传调控时，究竟什么是“基因层面之上”？
是的，你答对了——心理调控。当你不能改变你的遗传基因时，你可以利用你的心理力量来影响你遗传基因的表现方式。发现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5]提出了传统基因决定论，指出人体是由基因决定的——本质上说，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自当是遗传基因的受害者。心脏病、乳腺癌、酗酒、抑郁、胆固醇过高等诸多疾病，你可以一一列举。若你存在家族病史，你基本上就不可幸免了。
基因决定论的规律，正如一直以来被教授的那样，是非常简单的。你的DNA伴随着你的出生，在转换为蛋白质前，其包含的遗传信息被复制到RNA中。但是表观遗传学的相关研究得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发现使基因决定论遭受质疑。
目前，科学家认为外界信号，如营养、居住环境乃至思维和情绪状态，都会对调控蛋白质产生影响，而调控蛋白质决定了DNA所包含的遗传信息如何甚至是否会以既定方式显现。换句话说，它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人体的生理状态，是你“相信自己会更好”与“认为自己会生病”这两种想法之间的博弈。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健康理念形成于孩童时代，那些负面想法已根植于脑海，不会轻易靠我们的心愿而抹去。
悲哀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形成积极的健康理念。相反，自儿时起，我们不断给自己灌输一些妨害身心健康的负面想法，如“我很容易感冒”“我总是饮食过量”“我可能不会高寿”“我的家族有癌症病史”等，这些想法触发了使身体变差的生理机制。
这些自儿时起便逐渐形成的想法不仅与生理健康有关，还会演变成更深、更广泛层次上限定自我发展的消极想法。[6]
走进表观遗传学
正如其表现的那样，转变观念确实能够改变人的大脑与身体其他部位的交流状况，进而改变人体的生理状态。并不仅仅只有大脑具有这种适应性。尽管人无法改变自己的遗传基因，细胞生物学家、作家布鲁斯·李普顿（Bruce Lipton）博士声称，你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信念转变遗传基因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