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遗传密码就像设计好的蓝图一样，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理解方式。在人体基因工程（Human Genome Project）开始之前，生物学家认为人体拥有至少120000个基因片段，每个基因片段对应人体的一种蛋白质。因此当研究人员发现仅仅只存在约25000个基因片段，且每个基因片段存在多种表达方式时，他们相当困惑。
事实上，如今我们已经得知，通过环境影响调控蛋白质，这25000个基因片段中的每一个都存在至少30000种表达方式。[7]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可以消除特定基因突变的影响，有效地改变DNA的表达方式。这些被改变了的基因能够遗传给后代，使其能够以更健康的方式表达，尽管突变的基因信息仍存在于家族的基因图谱中。
关于表观遗传调控的研究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基因是革命性的。我们过去认为某些人种具有“优秀基因”是得到上天眷顾的，而其他人种是被诅咒的，其中的一些被医学界冷血地称为“低劣的原生质（protoplasm）"。事实上，几乎没有疾病是单一基因突变的结果。少于2%的疾病，如囊胞性纤维症（cysticfibrosis）、亨廷顿氏舞蹈病（Huntington's chorea）以及地中海贫血症（beta thalassemia），是由于单个基因片段错误引起的，只有约5%的癌症和心脏疾病可归因于遗传。科学家认为，环境对于染色体组的影响要远大于遗传基因。这意味着，大部分病症能够用如营养、激素变化甚至是爱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来解释。因此，我们并非基因的受害者。
人体如同培养皿
李普顿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也让我对此越发好奇，因此我采访了他。他向我解释，作为一个细胞生物学家，他热衷于研究干细胞。所谓干细胞，是指能够发育成任一器官的细胞。他在培养皿中置入1个细胞，采用营养液进行培养，干细胞分裂为若干个相同的细胞。李普顿将所有的细胞分到3个培养皿中，各培养皿具有不同的营养液[8]。他发现，这些不同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干细胞是发育成为肌肉细胞、脂肪细胞，还是骨细胞。虽然所有细胞的基因相同，但是他们却具有不同的基因表现方式。相同的DNA序列最终被表达为各种不同的细胞。
是什么决定了细胞的命运？并不是基因，它们具有相同的遗传信息，唯一的不同在于环境条件。细胞所处的环境条件还决定了细胞能否保持健康。处于“好”环境条件[9]中的细胞能够健康成长，而处于“坏”环境条件[10]中的细胞则产生病态。
李普顿说：“如果我是研究细胞对抗疗法（allopathic）的医生，我会对产生病态的细胞进行诊断。当然，它们需要药物来恢复健康，但那并不是它们真正需要的。若你将病态细胞从坏环境条件中取出，放入好环境条件中，它们能够自然恢复，完全不需要任何药物。”
有一天，他正在实验室观察细胞，李普顿突然得到了灵感。他意识到，人体与实验室中的细胞并没有本质区别。李普顿说：“人体不过是由50兆[11]细胞组成的、有皮肤覆盖的培养皿。不管细胞是位于人体内，还是在培养皿中，其实都没有差别。人体内细胞的培养液是浸没细胞、为其提供营养的血液。如果我们改变血液的成分，就相当于改变细胞的培养基质。那么，控制血液成分的又是什么？大脑是改变细胞所处环境条件的总调控师。大脑与滴入化学物质的培养皿相似，可以分泌神经类多肽（neuropeptides）、激素、生长因子以及其他化学物质，从而改变细胞的生长环境。”
当我问到心理是怎样改变细胞生长环境时，李普顿解释说，大脑能够产生知觉，但心理才具有分析理解能力，这关系到人是怎样理解事物的。例如：张开双眼，你能够看到有一个人[12]，大脑接着通过血液释放催产素（oxytocin）、多巴胺、内啡肽以及其他能够为全身细胞提供健康基质的阳性化学物质。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张开双眼，看到有一个人[13]，你的内心若认为这个人很恐怖，大脑继而会释放压力激素以及其他产生恐惧的化学物质，从而危害到细胞的健康。李普顿说道：“当我们把对疾病的认识从害怕和危险转变为积极的观点，大脑能从生物化学的层面进行响应，血液就能改变人体内的细胞培养基质，细胞进而就能够提升其生理指标。”
当李普顿博士向我解释这些时，我的内心舒了一口气。出人意料地，之前的一切都能够解释得通了。心理层面的认知决定了我们将事物看待为积极的[14]或消极的（对于反安慰剂效应），大脑会据此分泌出激素和神经递质。当我们的想法积极乐观时，受副交感神经系统控制，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使人体处于生理上的休整状态，使人体的自我恢复机制启动，进而对人体的受损部位进行修复。
然而，当你心里具有消极想法时，大脑会将其解释为恐吓。就如同一头狮子在追赶你，你此时应当奋力搏斗并逃生。当人体的压力反应被激发时，人体便不再对保持细胞活力、自我恢复以及抗衰老等长远问题产生关注，因为仅仅是让你能够从狮口逃生已经足够繁忙了。在你即将被吃掉时，如何使你的免疫细胞吞噬掉癌细胞或是进行新的细胞生长，统统都是毫无意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激发压力反应的负面想法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细胞的生长环境会被压力激素毒化，因此身体患病以及在自我恢复上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子宫中发生了什么
环境因素对遗传基因表达方式的影响能够回溯到胎儿时代。很多成人疾病，如骨质疏松和抑郁，都与胎儿期和出生前后的发育情况有关。再一次，这使得基因决定论经受考验。
在《子宫里的生命》（Lifein the Womb）一书中，皮特·纳撒尼尔斯（Pe-ter Nathanielsz）博士解释了为什么存在众多证据表明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条件对于整个生命健康状况存在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即使不比一生中基因对于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更重要，两者的重要程度也不相上下。他将基因决定论这种不周全的认识称为基因短视。
我们在婴幼儿期间受到的影响会改变婴儿的大脑发育状况，影响脑部的感觉器官，会对成人阶段人体对于压力刺激的反应带来影响，并在之后的生活中转变为病患。事实上，早期阶段母婴联系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还会威胁到整个社会，使之向抑郁、激进和毒品泛滥的方向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文明的和平进程。
换言之，父母可能在一眨眼的功夫内就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深远影响。我们在胎儿期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会发展成为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诸多慢性病。
你的潜意识
我们的父母同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在年幼时所接触到的父母的消极观念会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潜意识，例如“你太弱了”“你长大后会迅速发胖并得上糖尿病”。你的潜意识从你的父母、师长以及其他影响你早期生活的人那里获得诸多观念，除非你学会如何管理个人的潜意识，否则这些他人的观点会逐渐成为你个人人生观的一部分。通常在6岁以前，这些就已经确定下来，很少人能够在之后再进行潜意识的检验和改造。鉴于我们在孩童时并没有对其进行有效控制，难怪大多数人在成年后一直与那些妨害健康以及生活各个方面的不良观点作斗争。
即使成年人的意识充满了正能量和希望，但在超过95%的时间内，依然是潜意识决定着你的行动。那些使我们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正能量上的习惯性负面想法，逐渐成了我们人生中的常态。它们存在于我们睡觉、工作，甚至未能刻意重复积极信念的任何时候。由于潜意识里我们认为自己会生病，大脑感受到这一威胁，触发压力反应，因此这些消极想法会激发反安慰剂效应。接下来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体再次忙于从你眼前的狮口下逃生，于是开始陷入疾病之中。
潜意识的力量解释了为什么积极信念能够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多少次你阅读了励志书、参加了讲习班、许下了新年愿望、发誓要改变人生，却在1年后发现人生依旧困于现状？由于我们的意识仅仅只在5%的时间内有效，所以它不足以克服潜意识对人生的重要影响。为了使思想能够切实得到长期转变，我们必须从意识和潜意识的层面同时进行改变。
你应当怎样去引导孩子的成长
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儿时就开始规划自己的健康理念，但少有父母教育我们，我们的信念具有治愈以及摧毁身体的力量。与之相反，我们通常习惯地认为，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心理力量无关，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帮助自己得到健康的体魄。
作为孩子，多数人被告知，当生病时，我们应当去看医生并获得治疗。当一个孩子跌倒了，磕破了膝盖，几乎没有父母会说：“宝宝，现在你的膝盖能够集中注意力到自我痊愈上。”并不是这样！我们会急忙去找药膏和创可贴。去找药膏和创可贴并没有错，但这样会给孩子错误的观点，让他们认为我们的身体依赖于外部的治疗，而不是人体所具有的自我恢复能力。作为成年人，我们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对于自我的健康状况无能为力，尽管事实上我们具有极其可观的力量。
我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自我规划的牺牲品。孩童时，嗜食过咸的食物而不是甜食，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喜欢喝汤，吃薯条、奶酪以及任何开胃菜，我妈妈经常告诉我，如果我吃太多盐，我长大后会得高血压。虽然事实上我并没有高血压家族病史，我的父母血压都相当正常，但我的潜意识逐渐习惯了我会在长大后得高血压。
因此，在我20岁左右时，尽管相当苗条，我还是被诊断出了高血压，尽管这对于没有家族高血压病史的健康女性并不常见。
数年后，当我开始研究积极和消极信念的作用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潜意识中产生了怎样的健康理念。这会是巧合吗？我会不会注定会得高血压？也许会这样，谁都无法肯定，但这会发人深省……
想象一下，如果父母有意识地引导你年幼的潜意识，让你相信人体具有超乎寻常的自我疗愈能力，而不是教育我们，一旦生病应该立马跑去看医生以接受治疗。想象一下，若是这样，我们的潜意识会是多么健康。
我开始用我所学来教导我的女儿锡耶娜（Siena）。当她三四岁时，我还未形成现在的健康理念，我的先生马特（Matt）会在锡耶娜生病或受伤时开玩笑。他会模仿急救汽笛声，抱着锡耶娜在屋里绕圈跑，并喊道：“赶快！赶快！有人呼叫急救！我们必须带锡耶娜去儿童监护室，帮她装上假腿[15]。”她会开始笑，然后我们用创可贴对伤口进行包扎或带她去看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向她的潜意识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你必须去儿童监护室才能康复。”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想让她接受人体是可以自我疗愈的无疑相当困难。
直到我开始研究人体的自我疗愈过程，马特和我对于我们可能在无意中对锡耶娜的健康和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无所知。当然，我的母亲也只是想让她的孩子能够健康和快乐，但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我们究竟向孩子传递了怎样的信息以及这些做法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现在，马特和我已经改变了对锡耶娜关于疾病、受伤和康复过程的说法。如果她起床后感到肚子疼，我们会提醒她，她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并给她安慰剂，如止咳糖浆、薄荷糖，有时是退烧药或顺势治疗药（homeopathic reme-dy）[16]。当我们给她药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只是帮助你进行自我疗愈。”
在我们开始这样做以后，她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谈论疾病和受伤。当她因摔倒而磕破膝盖时，她会迅速爬起来说：“别担心，妈妈，我的膝盖知道怎样自我疗愈。”
我的先生和我在此后再也没有在通常认为需要的场合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医学治疗，这也是我现在向所有人推荐的。如果锡耶娜被诊断出得了重病，我们还是会迅速带她去看医生。但我们发现，锡耶娜除了例行检查外几乎不需要看医生。再者，她现在如果在幼儿园受凉或染上流感，她会更快地康复。也许，当她再大一些，我们对于她潜意识的儿时培养会使她更加容易克服任何有碍于自我康复的想法。
那么对你而言呢？如果你的父母从未对你的潜意识进行规划，让你相信人体能够自我疗愈，你会怎样？如果你想要相信精神力量能够治愈身体，但事实上却做不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感到前途渺茫、倍受打击，也请你不要绝望。好消息是，会诱发反安慰剂效应、导致不良健康状况的消极观念是可以重塑的。[17]
医学的魔法
一旦我们从潜意识的层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就能够优化人体细胞的生长环境，进而改变遗传信息的表达方式。我们并不是基因的受害者，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现实结果是如此令人瞩目，但我对于不能早点儿获得这些认知感到愧疚。当我复诵希波克拉底誓言[18]时，我保证做到：“第一原则是，不准伤害。”但我时常感到愧疚，因为我可能无心中伤害了我的父母，因为我并没能成功地让他们形成正确的健康理念，同时把我的个人观点强加给他们可能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当我们告诉某人“九成类似的患者活不过6个月”或是“你有20%的概率存活5年”时，这难道与原始部落的巫毒做法差得很远吗？我们是不是在诅咒他们，这会不会触发他们的恐惧反应，从而在他们的身体需要放松的时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激发了压力反应？
当我们宣称病人“无法治愈”或是将其归为如多发性硬化、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或是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并告知他们这些疾病会伴随一生时，实质上我们是不是在害他们？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不是那些自发康复项目的一员，尽管染上了所谓的无法治愈的疾病，却能够沉疴尽去、安然痊愈呢？
在《自发康复》（Spontaneous Healing）一书中，安德鲁·韦伊（Andrew Weil）博士说道，医生可能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了他所谓的“医学的魔法”中。当我们声称病人染上“慢性”“无法治愈”或是“晚期”疾病时，我们也许对他们的潜意识进行了负面改造，激发了他们的压力反应，而这对他们弊大于利。将患者进行负面诊断分类，无疑剥夺了他们保持治愈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多一些希望，使他们增强求生欲望，从而刺激身体产生有益于健康的物质，来激发人体的自我康复机制，难道不是更好吗？
当我父亲被诊断出转移性黑色素瘤时，现实是残酷的。作为医生，我的父亲和我都知道统计数据：像他这种情况，少于5%的人能够熬过5年，大多数在3个月或6个月内去世。
回顾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情愿当我们发现父亲脑部长有黑色素瘤时，我们对于这些数据全然不知。只要看一眼数字，希望就全都破灭了——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从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幸存的那5%的人身上，谁说父亲不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所有我们想到的，都是那95%迅速去世的人们。
现在，在我了解到上述这些之后，我意识到，医生向患者告知那些统计数据事实上无意识地伤害了他们的亲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患者能够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哪些又会迅速与世长辞。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只是秉承着正直诚实的准则，按照病人知情同意原则，希望他们的亲人做最坏的打算，而不是在否认病况之后让他们陷入突如其来的打击而无法自拔。
但若患者是那1/10幸存者中的一个，我们是否告诉过他，尚存挽救生命的一线希望？我们是不是愿意通过全情披露来无情地粉碎掉病人的全部希望，从而使病人对其病情“认清现实”？
我并不是在建议我们回到旧时家长式的作风——“女士，不要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在20世纪早期的医学史上，医生通常会对患者隐瞒病况，因为当时认为“如果奶奶得知，那一定会让她悲痛欲绝”。
并不是这样。正直和合作是医患关系的里程碑，不容更改。教育、授权和全情披露是我的做法，但我对怎样传述信息保持质疑。对于所有人而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转变我们的想法和交流方式，使我们能够给身体最大的机会来康复，这样不是更好吗？
作为一名医生，我所了解到的是：只要能够做到满怀希望、保持乐观、悉心照料、通力合作和彻底信任，任何病情都存在康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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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译者注：1866-1958，美国著名哲学家，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于美国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新思想运动”中成就最大的思想大师。
[2] 原注：差不多要早5年。
[3] 译者注：常见于热带非洲和南亚，寄生在人畜皮下的线虫。
[4] 原注：但仅被提供惰性物质。
[5] 译者注：他们于1953年提出了描述DNA二级结构的双螺旋结构模型，1962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6] 原注：例如，“我没有钱”“我不够聪明”“我不会发大财”“我是个失败者”“我注定孤独终老”。
[7] 原注：自己算一下！
[8] 原注：不同的环境条件。
[9] 原注：健康的细胞营养液。
[10] 原注：不健康的细胞营养液。
[11] 1兆=1012
[12] 原注：这是你大脑的客观感知。
[13] 原注：人体感知。
[14] 原注：对于安慰剂效应。
[15] 原注：或嘴唇或鼻子。
[16] 译者注：顺势疗法是一种不同于中医和西医的独立治疗体系，18世纪由德国犹太医生哈尼曼发现，其药物是经无数次稀释和有规律地振荡配置而成，药物中已经不含原物质，剩下的是原物质在水分子中留下的分子记忆信息和物理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