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原注：对于怎样使潜意识由消极观念向积极观念转变，请看第10章。
[18] 译者注：立誓拯救生命及遵守医界准绳。
Chapter3
使事态全然不同的治愈因素
对病人进行护理的秘诀在于对他们进行悉心的照料。
——弗朗西斯·皮博迪（Francis Peabody）[1]
我记得有一天，我妈妈打电话给我，抱怨说她胃部非常不适。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就开始饱受胀气和腹泻之苦，但像肚子疼还是第一次。听起来她是被吓坏了，我在5000千米之外竭尽所能地安慰她。
我在脑海中不断搜索这些症状对应的各种可能的疾病。是胆囊出现问题了吗？存在出血性溃疡？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食管裂孔疝？还是反流？
我不断地询问她各种问题：她是否感到发热？恶心吗？最后一次肠道蠕动是什么时候？是否放屁？有没有饥饿感？
她的回答让我相信，这并不是需要去外科急诊的问题，于是我如实告诉她，但还是推荐她去看私人医生。几分钟后，她给我回了电，说已与医生取得联系，医生让她立即前去会诊。
去医生办公室需要长时间的驾驶——几乎要1个小时。在驱车前往的途中，妈妈打电话给我，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疼痛有所减轻。15分钟后，当她几乎赶到医生办公室时，她再次给我打电话，说：“你能够相信吗？这该死的疼痛几乎完全消失了。”
是的，在她赶到医生办公室的同时，疼痛完全消失了。
妈妈打电话说：“我发誓，这一直在我身上反复。我想让病情在会诊时更严重，以便医生能够清楚地了解病况，来帮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常常是在医生叫到我之前，不适症状就消失了。”
就是这样。
妈妈的医生从来没能查明她为什么会感到不适，但是妈妈和我的对话让我发展出一套理论。妈妈相信医生，她认为医生能够让她恢复健康。很多次，在她感到不舒服时，她去见见医生，立马能够得到好转。她从内心里相信医生能够帮助到她。由于她仔细地挑选了私人医生，因此对其相当喜爱，作为回报，她的医生也对她关爱有加。
但若她去看医生后所感到的病情好转其实只不过是自己的心理对身体产生的作用呢？当妈妈给医生打电话预约时，她的心里如果产生了放松、希望、乐观、亲切等想法，并认为立即可以得到治疗，又会发生什么？她的大脑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放松，她的内心阻碍了先前压力反应进一步发展，去看医生的想法激发了放松反应，让她的身体得到休息，她的自我恢复机制开始起作用。在她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她的身体已经开始解决那些问题，可不是这样，于是病症去无踪了。
在妈妈去看医生的途中，病痛消失了，但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她自己的心理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医生的作用。当我的先生失手用餐刀切掉了两个手指时，他的医生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博士利用先进的微创技术成功将其缝合，马特和我开启了彻底崇拜模式。医生在他下班后及时赶到，用显微镜将马特手指上的动脉、神经和骨质依次接合，使马特能够继续使用他的手指，延续其艺术家和作家的职业生涯。我对于这位医界同行是如此感激，于是我手绘了一幅画送给他，以此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其在手术过程中展现出的高超医术以及对我先生的关爱、承诺以及奉献精神令人敬仰。
尽管我对琼斯医生倍加感激，但我仍相信马特的自我恢复能力。从一开始，马特就相信他的手指能够被缝合，并成功恢复到受伤以前的灵活程度。他坚定地信任现代医学，即使在切掉手指之后，他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在整个事件中，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可能是因为他的体内充满了减轻疼痛的内啡肽。当我致电“911”，急救人员赶到家里时，马特表现出了明显的放松。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他的大脑分泌出了具有治疗功效的激素以及促进健康的化学物质，从而帮助他恢复，并让琼斯医生的工作更加顺利，但事实上，还是需要有人来将手指缝合回去，毕竟断指不可能自我再生。
当医生在救治我们，特别是面对危及生命及肢体安危的创伤或疾病时，需要我们对他们付诸全部信任。当然，有些医生特别有才华，他们能够加速病情的康复过程，使身体快速进入自我恢复阶段。但当医生割除肿瘤、开出抗生素或是进行断骨固定时，我们仍需要依靠人体的自我恢复机制。马特的身体必须使断骨、动脉及神经接合，琼斯医生的工作使其变为可能。
我希望说清楚，当我讨论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时，我并不是在建议说我们需要抵制能够帮助我们的现代医学技术。我相信人体具有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但我同时认为，我们的身体不应当超负荷运转；当我们将全部期望都寄托在人体的自我恢复能力上时，有时它可能会失效。
当我的母亲不需要医生的实际帮助就能治愈胃部不适时，马特很明显需要琼斯医生的帮助。有时我们必须依赖于先进的现代医学，而有时我们并不需要。但我能够向你保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找对人帮助你恢复健康都至关重要，我所研究的科学数据均证明了这一点。
医生即良药
患者病情康复，最起码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现代医学的力量，并期望在看医生以及他们所信任的医护专家后感到明显好转。我母亲和马特并不是唯二对医生高度信赖的人。很多人在看医生的过程中经历过类似的条件反应。病人开始习惯于看医生，并随之病情好转，因此他们的心理作用在进行真正的医疗处理之前就开始发挥奇效。
但是科学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
我在医学杂志中不断搜索，据我所知，在进行安慰剂治疗时，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患者产生积极反应的绝大部分原因。科学家认为，若没有医护人员的参与，仅靠患者自己摄入安慰剂，基本上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为了获得切实的疗效，必须有患者彻底信任的人给患者以强大的精神支持。
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一次采访中，哈佛大学安慰剂研究和治疗性接触（Placebo Studies and the Therapeutic Encounter,PiPS）项目中心主任泰德·凯普查克（Ted Kaptchuk）声称：“糖片本身并不起任何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治疗的环境、治疗的程序以及病人处于被治疗的关系中。但是安慰剂药片或注入的生理盐水是非常有效的工具，能够把体内生理环境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有效隔离，再通过药物和治疗将其彻底消灭。目前的研究仅仅集中在照料的举动上，我认为这是当我们研究安慰剂效应时正在做的事情。”
凯普查克接受的医学教育是中医和针灸，当他被问道，作为一名科学家，当大多数随机进行的临床试验中针灸并不能证明其除安慰剂之外的疗效时，他会如何评价针灸，他说：“因为我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治疗师，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你向我寻求帮助时，你就会感到好转，成千上万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毕竟，针灸的重点从来都不在于针本身，而是人。”
凯普查克的观点在他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一篇研究哮喘的文章所体现。哮喘病人分别进行沙丁胺醇吸入剂（albuterol inhal-er）[2]治疗、无效吸入剂（安慰剂）治疗、假针灸（安慰剂）治疗和无治疗处理。所有进行医疗处理的患者均有半数感到病情好转，包括接受真正及无效吸入剂治疗以及假针灸疗法的患者，与之对应的是仅有21%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患者病情有所恢复。
然而，与其他研究所发现的生理反应与病症同步减轻现象不同，当研究人员对哮喘患者的肺功能进行检查时，病人的生理状况与其主观感受并不一致。肺功能测试结果表明，对于接受无效吸入剂治疗、假针灸疗法以及无治疗的患者，其肺功能恢复情况[3]远低于接受沙丁胺醇吸入剂治疗的患者[4]。
为什么这些哮喘病人在生理状况并未好转时能够感受到病情的减轻呢？也许，他们所感受到的病情好转，并不是来自于吸入剂或针灸等医学治疗，而是在于他们感受到被人关爱。若患者并未接受医学治疗，而只是接受医学护理，又会怎样？也许接受治疗组之所以会感受到同等状况的病情好转，只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同等的关爱，这也许比他们所接受的药物或治疗更为重要。
哮喘也许与癌症有所区别。当你在与危及生命的疾病进行抗争时，症状减轻的情况不多，而多为病情的缓解。癌细胞到底还在不在？你无法准确得知。但若是症状减轻和疾病去除能与治疗体验及其心理感受联系起来，从而减轻压力反应，充分发挥放松反应的治愈能力，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怀疑，这中间存在着有效联系，但再一次重申，我需要证据。
悉心照料带来不同的确凿证据
研究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强烈怀疑，安慰剂效应的大部分效果都与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有关。我不由地偷偷怀疑，是由于缺乏关爱、过度信赖药物及治疗的功效，才会导致反安慰剂效应。但究竟这种联系到底有多紧密？是否存在证据可以证明，照料的细心程度以及陪护人员的健康理念会明显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情况？
劳伦斯·埃格伯特（Lawrence Egbert）博士在哈佛医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其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他将术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患者遇到了乐观而热情的麻醉师，他们向患者保证，手术只是小菜一碟，患者不会感到痛苦，所有的事情都会非常顺利；另一组不幸的患者[5]遇到的麻醉师则表现出匆忙易怒、没有同情心的样子[6]。第一组患者需要镇痛药物的人数只是第二组的一半，并平均早2.6天出院。
医生的乐观态度同样能够带来不同，这得到了如下评论的鼎力支持：“史密斯医生正是由于其积极向上的态度才能如此成功。"1987年，托马斯（K.B.Thomas）博士突发灵感，研究了医生的积极态度是否会对病人康复情况产生影响。他的研究在南安普顿大学进行，以200名感到不适却没有明显身体异常的病人为研究对象，其成果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这些病人被随机挑选以接受以下四者其一：“积极态度”的咨询交流并进行或不进行实际治疗，以及“不积极态度”的咨询交流并进行或不进行实际治疗。64%接受积极态度咨询交流的患者感到好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接受不积极态度咨询交流的患者中好转的仅为39%。该项研究发现，若病人得到如“病情将在几天内好转”等的积极建议，或是接受“肯定会使他变好”的治疗，患者的恢复情况明显加速。相反，若患者听到如“我不确定治疗是否对你有效”等字眼，则需要更长的康复时间。托马斯总结道：“医生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工具，也是事实上的安慰剂，在每一次与病人的交流过程中，他都会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鉴于乐观积极的态度是病情康复的关键，那么对于医生的信任就至关重要了。反安慰剂效应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病人对医生及其治疗手段的态度有所保留。我曾经在圣地亚哥的一所公共诊所工作，大部分病人都是索马里难民。由于与他们的医疗文化存在差异，很多病人很不相信美国的医生，也对所接受的治疗存在怀疑。在这些病人中，我观察到，很多看起来无害的治疗手段，如产前维生素的使用，都会对他们产生远高于常人的副作用发生比例。尽管我竭尽全力想去得到他们的信任，但我怀疑，之所以发生这么多的副作用，就是因为其中有部分人本能地认为我们是在毒害他们。
与此同时，医生的想法同样重要。在《柳叶刀》（Lancet）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安慰剂减轻病痛过程中内啡肽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尽管进行了双盲试验，但医生的预期效果还是会影响病人对于注射芬太尼[7]、纳洛酮或安慰剂等不同药剂的反应。若医生自己都保持怀疑，那么很可能会减弱其治疗手段的疗效。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将250名抑郁患者随机分为4组，每组均接受为期16周的不同治疗方法，具体方法包括：人际心理治疗、认知习惯治疗、丙咪嗪[8]治疗以及安慰剂治疗。作为这项研究的附属研究，乔治城（Georgetown）的研究人员对参与研究的医生与病人的互动情况进行录像，并请评估专家根据录像来预测哪组病人能够康复、哪组疗效较差。
出乎所有人预料，评估专家根据所显示的医患关系确实做出了正确的评估，而完全没有考虑实际采用的治疗手段。这并不仅仅是指医生与病人之间是否存在情感上的交流，医生对于其疗效的信任程度同样关键。与医生未能传播这种积极信念相比，如果医生相信患者的病情会有所好转，病人康复的概率大大增加。此后，关于医疗人员对疗效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很多其他研究中成功复现，不仅仅是在心理健康领域，在其他领域的医学研究中同样如此。
无须惊讶，医生的个性同样会对疗效造成影响。哈佛医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证明，当医生在患者治疗过程中表现得“温暖、专注和自信”时，安慰剂起作用的比例从44%上升到62%；而另一个对照组一直名列等候名单，而并未接受任何治疗，其产生安慰剂效应的比例仅为28%，这一成果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正确的支持和积极的信念甚至能够产生超越常规的疗效。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阿尔伯特·梅森（Albert Mason）医生在伦敦维多利亚皇后医院对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进行治疗。那个男孩的大部分身体都被厚厚的皴裂皮肤所覆盖，被诊断为严重的皮肤疣。催眠在当时被认为是治疗皮肤疣的有效手段，于是梅森医生真心地认为催眠能够治愈这个男孩的皮肤病，即使是在一个如此年幼的年纪。
由于坚信心理力量能够促进皮肤疣的自我修复，梅森医生决定就这样去做。在第一阶段，梅森医生仅仅将注意力放在男孩的胳膊，将其催眠后引导他认为其胳膊具有粉红的健康肤色。在进行重复治疗后，男孩胳膊上的皮肤基本恢复正常，这令医学界同行大为震惊，但梅森医生并不讶异，因为他始终坚信，心理力量能够治愈身体，至少对于严重的皮肤疣是具有疗效的。
当男孩再次到其外科医生处进行检查时，他的外科医生看到其恢复健康的皮肤大为不解。此前其外科医生试图通过皮肤移植进行治疗，但是没有成功，更重要的是，这位医生犯了一个错误，男孩的病情被误诊：他所患的并非皮肤疣，而是一种极为严重、可能致死的遗传病——先天性鱼鳞癣。
尽管并没有先例证明，心理力量能够治愈先天性鱼鳞癣，但梅森医生和那个男孩都相信，催眠能够治愈这种疾病。事实也雄辩地证明，确实如此。
当这一消息传出后，其他先天性鱼鳞癣的患者纷纷向梅森医生求助。但遗憾的是，他再也没能在其他患者身上重复这一奇迹。梅森医生将其归咎于自我的信念不坚定：他坚信催眠能够治愈皮肤疣，但对于催眠是否能够治愈病情更为严重的遗传病则保持怀疑，尽管事实上他已经成功过一次。
医疗的仪式化进程
不管究竟多么有疗效，糖片终究还是糖片，而不是魔法。有些情况必须采取某些治疗才能对人体进行修复——因为人体本身不能够单独完成这一过程——像我先生的手部手术那样。而其他疾病的治疗则只是通过强大的心理力量就能促进身体的健康水平，医护人员的支持也会为患者的病情带来明显的变化。
就如同托马斯的研究那样，有些研究认为，医生实质上是起到了安慰剂的效果，医生的作用能够刺激患者产生自我疗愈反应。就如同凯普查克解释的那样，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安慰剂效应，实质上是在将我们认为具有疗效的医学处理和药物（无论是抗生素、膝盖手术、抗抑郁药，还是镇痛剂、胸部手术）去除后，所剩下的与药物和医学手段无关的治疗方法。在剥离了药物的生化作用后，我们所使用的药品就变成了进行医学治疗的仪式，就如同在对马特进行手指手术前呈现的那样，我们所赋予医疗的内涵以及在此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来自于他人的关爱，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健康。
在现代社会，西方世界里医生的角色被赋予了太多含义，包括牧师、临床医学家、针灸师或其他富有爱心、具有治愈能力的存在。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并不是这样，最具治愈能力的人物可能是巫师、中医或是药剂师等。
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医生（不妨称其为M医生）曾说道：“我知道，我所能给予病人最多的就是关爱。”她告诉我了一个故事：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神经痛，身体的90%都罹受此厄，他尝试过众多治疗方法，但鲜有疗效。后来，这位病人遇到了M医生，M医生采用鱼油和B族维生素进行治疗。M医生向我坦白，由于并没有临床证据能证实这些药品对于神经痛有疗效，她也仅仅将其当作安慰剂使用。与此同时，她花费了数小时的时间来倾听这位患者的诉说，并进行了悉心的照料。
不久后，这位患者与一位男士陷入爱河；紧接着，她来到M医生的办公室，宣称病情痊愈。她还将B族维生素和鱼油奉为至宝，如获奇药。
但M医生告诉我：“我知道这并非维生素的疗效，我认为是那位年轻男子的爱情以及我的关爱让她痊愈。”
医疗护理机制
医护人员要进行怎样的医疗护理和信心传递才能让患者的病情好转呢？这一切都要回到病痛导致的压力反应和促进自我恢复的放松反应。当病人感受到医生所传递的积极信念，感到备受关爱、心有慰藉和悉心照料时，压力反应会自然消失，同时产生放松反应，然后病人就会感到身体的好转。
想象你被诊断出了癌症。当你听到癌症这个词时，你的“战或逃”压力反应机制开始疯狂运转。你的肾上腺分泌出肾上腺素，交感神经系统开始集中注意力。癌症一词在你的内心被理解为一种死亡威胁，即使这种威胁并不是在诊断时就已呈现。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身体并没有做好与癌症作斗争的准备；毕竟，身体还要忙于准备斗争，以求逃生。
接下来是与肿瘤学家的会面，这是一个具有爱心的、可靠的、善于给人慰藉的医生，他在你哭泣时抓住你的手、给你温暖的拥抱，并安慰你说，他已治愈过成千上万个相同病情的患者。他会用专业的词汇和温暖的态度向你解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会与你同在，陪伴你，并尽其一切努力帮你战胜病魔。他会为你制定治疗计划，给你他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最后再给你一个拥抱，温柔地拍拍你的背。此时，即使你正面对着一个大手术还有数以月计的化疗，你也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心理得到了慰藉，对癌症的恐惧得以减退，压力反应不再运行，身体得到了有效放松。医生成功地让你的大脑被说服，认为一切都会变好，至少是一切能够做的准备都会就绪。在这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下，身体就能够集中力量做它最擅长的事：全力备战以进行自我疗愈。
若是那些镇定、可靠的医生相信一切都会好转，并产生积极的心理作用，但可能无形中错误地使用了他们的超能力，我们会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事实往往是，他们不仅没能够为患者提供亲切和悉心的照料，甚至会因过于繁忙的超负荷运转使自己精疲力竭，从而直接危及患者的健康。
我的一个朋友在离开她医生的办公室后写信给我，内容如下：
“莉萨，即使这位医生在我离开大楼时打劫我，我都认不出他来，因为在会诊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正眼看我。当护士把我带到检查室后，所有操作人员都背向我而面向检查仪器，即使是在问问题时都在忙着打字。电脑为他列出了给我开的新药方，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和我商量。如果我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电脑程序来对我目前和长期的状况进行检测以及在药方上填空，为什么我要在等候室待上1个小时，无聊到只能盯住某个家伙的后背发呆？哦，还有，护士显然在电脑程序中写错了代码，因为最开始他准备给我进行乳房检查，而并不是为我的哮喘病症检查胸腔。我的反应是：‘先生，你在说什么？要么你搞错了信息，要么你搞错了房间号。’哎，我快要被气疯了，我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通过在线咨询系统，我得到了不少类似的反馈。在不少医护人员都感到因超负荷工作而精疲力竭且无法得到应有的肯定时，病人有时在看过医生之后会感到比未见医生之前更加有压力。如果你不得不在一个拥挤的等候室坐上两小时，只为了和一个无精打采的医生见上几分钟，而且这个医生还记不住你的名字、无法为你提供任何帮助，最后也只是提供了一个漠不关心的医疗诊断，反而增加了你内心的恐惧，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压力反应一定会被触发。
没有人愿意让这种状况发生。医护人员常常为其患者奉献和牺牲，但有时由于做的太多，以至于他们没有留意为什么他们会被要求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些奉献和牺牲已经证明了他们对病人的关爱，但只是这样还不够，而应该在照料的过程中体现出人性的关怀。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需要记住，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使患者得到的疗效最大化，特别是在事情出了差错时更应如此。
怎样告知不幸消息
1974年，克利夫顿·米德（Clifton Meador）医生告诉他的食道癌病人山姆·隆德（Sam Londe），说他病情已达致命的程度。在米德医生下达死亡宣判数周后，山姆就去世了。
但尸检结果出乎医生的意料，被发现的癌细胞数目极少，病情远未到致命的地步。米德医生告诉健康发现栏目（Discovery Health Channel）：“他因为癌症而死亡，但并不是死于癌症。”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也许那个坏消息使他产生了严重的压力反应，从而在他体内大肆破坏。他之所以会去世，是因为他被告知并相信他会死去，他的这种消极想法最终转化成了真实的生理变化。
几十年过去了，山姆·隆德的死亡依然困扰着米德医生，他说：“我当时认为他得了癌症，他自己也认为他得了癌症，所有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得了癌症……是不是我夺走了他求生的希望？”
我怀疑这种事情并不是少数。当然，医生从未有意图地谋害患者。大多数医生都抱着最单纯的意图，想要帮助患者得到康复。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有些好医生高调地宣布病人的坏消息，事情往往按照这样的进程发展：
1号门
恐怕你的癌症已经无法通过手术来治疗了，癌细胞发生了扩散。事实上，癌细胞出现在你的胃部、结肠、淋巴结并布满了你的腹腔内表皮。我们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研究，但很可能你的肺部、骨骼以及脑部同样出现了癌细胞。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进行化疗，但这仅仅只能缓解病症，并不能彻底治愈。我很抱歉告知你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会竭尽全力来帮助你缓解病痛，但你最好能够安排好后事。如果你还没有立下遗嘱，你最好提前准备，因为20个相同病症的人中只有1个能够活过5年，大多数人都在3~6个月之内去世。
我非常抱歉带来这个不幸的消息，等麻醉效果过去一些、你能够稍稍清醒时，我们再进行深入的探讨。
当坏消息以这样的方式传达给患者，这只会触发他的压力反应，对其身体的自我恢复带来障碍；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在没有明显病因时造成患者死亡。这些都是可能的，因为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我提出了一种告知不幸消息的新方法。对于上述的1号门后的患者，其被确诊为转移性癌症，只有1/20的生还希望。给她一些时间，让她从麻醉药效中清醒。让她在康复室中放松一下，通知她的家人，我们会在她彻底清醒后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进行如下的对话：
2号门
我同时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宣布，首先宣布坏消息。恐怕癌细胞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仅局限在一个器官部位。[9]
癌细胞扩散到了你的胃部、结肠、淋巴结以及腹腔内表皮，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是否扩散到了其他部位，这能够很快得到结果，以便于我们迅速制定下一步的治疗计划。希望你能够明白，你并不是孤军奋战，有我们陪你面对这一切。[10]
我知道，此时你一定有很多话想说，但还是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好消息。好消息是，一部分被诊断为相同病症的患者成功获救，而且发现存在一定的预兆来判断哪些患者可能摆脱病魔。人体具有自愈功能，在生病时能够进行自我修复，而且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那些关爱自己的身心和信念、保持积极态度、坚信能够康复的人们更可能被治愈。对于你而言，我们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你的身心需要尽可能放松，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你才能够战胜癌症。
我希望你明白，我相信你很有可能从癌症中康复，我也将陪你走过每一个治疗阶段。我们将在明天具体讨论治疗方案，并花上一些时间与你的家人进行探讨。在我进行下一个手术之前，你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想要问我？[11]
我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你探讨病情，如果在此期间你有任何紧急的问题，请直接给我打电话，不要感到有压力。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以便你需要联系我。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听到的，但请求你，千万不要放弃希望。我相信存在奇迹，你就很可能是下一个奇迹。
想象一下，你在进行了这两个对话之后感受会有多么地不同。第一个医生很可能让你有压力、心里没底、感到郁闷；然而第二个医生很可能让你感到备受支持、充满希望，他跟你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从而使你的身心放松。
作为医护人员，我认为，不断探讨怎样帮助患者保持积极信念、去除消极想法是我们的责任，因为这样可以限制压力反应、激发放松反应，帮助身体自我治疗，阻止疾病的进一步肆虐。也许这种关爱和人性的服务比药物或手术更具功效。也许只需要我们每天多花上几分钟，以一种帮助治疗的方式告知不幸的消息，但其结果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医者自医
当医护专家为照顾他人留下空间时，我们为患者进行自我疗愈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但通常情况下，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寄希望于从一个爱的耗尽区获得治愈的力量来为他人服务。作为医生，我们被教导要牺牲自己的意愿来服务他人。我们睡眠不足、饮食较差、无心打理人际关系、不会照顾自己，封闭了那颗进行自我关爱的心，最终在身体上、心理上都相当不健康。当医生或其他医护人员变得热情耗尽时，希望的甘泉逐渐干涸，真正的治愈也荡然无存。我们是如此精疲力竭，我们感到受到了迫害，最终表现得像坏人那样对待我们的患者，因为我们的身心都已被掏空。
如果我会魔法，能够改变医疗系统的一件事，我将改变这种疯狂的想法：为了成为好的医疗工作者，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当我们无物可给时，想对患者全身心地投入、向他们敞开心扉、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只是一句空话。如果医生能够成为自我关爱的典范，也许可以身体力行地教会患者，整个医疗体系也许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如果治疗师首先能够进行自我疗愈，使我们能够身心健康地提供服务和关爱，我们才有可能治愈全世界。
治疗师提升疗效的15种方法
进行自我疗愈不是一件容易事，没人应该独自面对这一切。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可以施以妙手、挽救他人生命，但我们若是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疗愈以便让我们能够全力向患者提供关爱，我们就会使患者缺少可持续的精神力量而无法求得彻底康复。
《解剖疾病》（Anatomy of an Illness）一书的作者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对此深有感触。他曾被诊断出患有退行性胶原蛋白强直性脊柱炎（degenerative collagen disorder ankylosing spondylitis），但他坚信，若他离开医院、大量服用维生素C、保持心情愉悦，而不是依赖消炎药、止痛药和麻醉剂，就能够阻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幸运的是，他的医生正是他相互尊重的合作伙伴，也对他的决定保持赞同。
在《解剖疾病》一书中，卡曾斯医生这样写道：“我敢说，我的医生在征服病魔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鼓励我相信，我在整个医疗过程中都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
补充和替代疗法的安慰剂作用
悉心照料解释了为什么患者在进行补充和替代疗法治疗时，常会感到明显的病情好转。所谓的补充和替代疗法方法包括：针灸、中医、顺势疗法、草药、脊椎按摩疗法以及其他形式的物理疗法（modality）。然而，这些治疗方法通常在对照循证医学原则时表现得“没有疗效”，换句话说，它们被认为是安慰剂。我相信很多这类治疗方法并未在存在安慰剂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中经受住考验的原因是，即使是假针灸，只要照料得当，也能够获得与真正针灸相同的疗效。这是因为，正如凯普查克在前文中描述的那样，针灸的重点并不“在于针本身”。这两种针灸治疗都能够触发放松反应，使人减轻压力。归根到底，这是一件好事！
若西药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按照相同的方式运行，会是怎样呢？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治疗“慢性”病时，我们所提供的关爱和慰藉对患者的身心健康的影响也许与药品摄入同样有意义。
请注意，在这里，我并没有讨论补充和替代疗法是否有效。若你的病患在采用顺势疗法后病症神奇地消失了，或者你是一个能量治疗师，观察到患者的自发康复，我并没有质疑这些疗法的实际功效。事实上，我认为，有很多妙手回春的实例目前尚无法解释，科学研究并没有弄清各种形式的医疗手段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与其对这些疗法嗤之以鼻，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非传统疗法之所以有时不起作用，可能是因为它们需要结合对疗法的积极信念、治疗师的悉心照料及其激发的放松反应，方能发挥出其既定疗效。也许这些疗法事实上是相当高效的，但并不是以我们通常所预期的方式达成这一目标。
现在我想提供的建议是，既然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促进患者的健康，不管是采用常规药物、手术或是补充和替代疗法，这些手段也许都需要通过心理作用来发挥疗效。我们已经证明，很多常规的医疗手段并不比安慰剂更具功效，当然也有很多证据证明其疗效显著。这表明，有些常规疗法相对于仅仅保持积极信念和进行悉心呵护，确实能够起到更显著的治疗效果。然而，大多数补充和替代疗法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似乎是因为积极信念、悉心照料及其触发的积极生理反应，即使这些不是其起作用的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因素。
这到底是真实的疗效还是治疗手段触发的放松反应
事实表明，真正的针灸不一定就比假针灸更有效。尽管有些临床针灸实例证明真正的针灸更具成效，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当患者被随机分组接受真正的针灸[12]或是假针灸[13]，很多接受真正针灸的患者感到好转，但接受假针灸的患者同样如此。尽管人们相信这与正确的施针位置有关，但若针灸起作用更大程度上是与针灸师而不是与针灸技术有关呢？
研究结果表明，顺势疗法也许并不比安慰剂更具疗效，尽管众多临床数据之间相互矛盾。顺势疗法的原理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若存在某种物质对应健康人体内某种疾病的特定症状，那么只需要很小的剂量，就能够治愈患者的对应病症。荷兰的林堡大学（University of Limburg）对107个顺势疗法临床案例进行了元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根据临床数据显示的趋势，顺势疗法也许比安慰剂更具疗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这一结果被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但是，一个更大规模、设计更加严谨的数据元分析对110个顺势疗法临床案例和110个对应的常规疗法案例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由瑞士的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主导，证明顺势疗法基本上没有超出安慰剂的疗效，这一结论发表于《柳叶刀》。面对这样相互矛盾的结论，我更倾向于这样的说法：具有治疗作用的并不是顺势疗法，而是顺势治疗师。
评论家对顺势疗法的元分析研究结果提出质疑，导致《柳叶刀》杂志发表声明，宣称这是“顺势疗法的末世”和“接近事实的真相”。但我还是想要指出，那些评论家提到这项研究，把它称为“为与补充疗法做区分而对数据进行扭曲的常规疗法实例”。若我们想要用经实践检验的医学体系来对那些不易采用常规手段进行分析的医疗方法进行评估，我们必须在分析结果时具有开阔的思维，尽管对于这些治疗方法，我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仅仅因为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生化体系运行机制，就对这些方法具存偏见，这种态度无疑是不科学的。
希望大家始终牢记，很多研究目前远未到完美无缺的程度。问题常常在于，有些人在进行研究时，想要进行完全双盲的实验，而这无论对患者还是实施者，都非常困难。尽管有些假针灸采用了足以乱真的“穴位针”，能够把针灸师都糊弄过去，但其他的很多对照试验也只能骗骗患者。
这样一来，事情就被糊弄过去了。研究表明，当医生得知病人接受的是哪种疗法时，他们会在无意中与病人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常规医学临床试验中都采用双盲设计，使研究人员和病人都不清楚究竟接受的是不是安慰剂治疗。这种区别使得对于补充和替代疗法的很多临床研究充满了偏见。
治疗的真实目的
我们不要被支离破碎的数据所迷惑。尽管目前尚不能对很多补充和替代疗法的机理进行生理学解释，但若我们能从生化体系的角度给出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否还有必要刨根问底、追究其中具体的工作机制呢？我们知道，当病人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中躺在手术台上，细心的医护人员专注于处理病情时，能够有效地减少病人的压力反应。因此我们习惯于每天散步，特别是在身体状况不佳时。我们同样知道，放松反应能够使人体产生有利的激素变化，进而恢复到其正常的生理平衡状态，促进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我们还需要知道更多吗？
在医学常识中，我们将那些功效不如安慰剂的疗法称为“庸医的把戏”，但我们是否忘记了治疗的真正目的呢？我建议我们在对疗效进行评估时需要重新审视评价标准。只要患者能够感到明显好转，不管疗效是否超过了安慰剂，这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吗？难道缓解病状、治疗顽疾不是其最终目标吗？我们究竟是怎样达成这一目标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知道这很激进，但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人。
在《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者评论中，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施皮格尔（David Spiegel）博士对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了批评，怀疑论者认为，若补充和替代疗法的功效主要来自于安慰剂效应，那么这些疗法就应该归入骗术的范畴；但戴维博士指出：“若那些替代疗法医学体系能够在既往发展中对病症的常规疗法及医患互动的仪式化规律有所认识，这是否值得现代医疗体系学习借鉴？”
心理疗法的安慰剂效应
并不只有补充和替代疗法所获得的疗效可能主要来自于积极信念、悉心照料及其产生的放松反应。研究结果表明，心理疗法可能是通过同样的方式使患者受益。当然，得到心理疗法治疗的患者比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康复更快，这已经得到了临床数据的验证，但这一结果是否真的是心理疗法自身的功效？还是说心理疗法产生的放松反应源自患者的积极信念以及治疗师给予的关爱和支持？在放松状态下，身心不是更容易康复吗？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对15名饱受焦虑和抑郁之苦的大学生进行治疗，其对照组接受的是大学教授的治疗，这些大学教授并未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培训。两组患者的病情改善情况相近，并未因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程度而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这一结果发表于《普通精神病学档案》（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医疗人类学家亚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博士认为，将心理疗法的成功归因于安慰剂效应并不是否定其实际疗效。他将其视作一种补充疗法：“心理治疗可能是一种放大的安慰剂效应……但即使如此，鉴于其开发出一种极具功效的医疗进程且在常规医疗康复中补充其不足，它也值得被肯定，而不是备受谴责。”
信仰疗法的安慰剂效应
尽管信仰疗法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我们对于信仰治疗师也许会存在同样的真伪之辩。好好地想一想，众人远道而来，只为相信有人能够治愈他们；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虔诚地朝圣，拥有相同的积极信念。信仰治疗师通过一些仪式化的程序和动作，如爱的拥抱、抚首礼、冥想、草药、圣水等来强化这种信念，就会激发人体产生放松反应和自我疗愈，科学家称其为“巨型安慰剂效应”
让我们以卢尔德（Lourdes）[14]的治愈圣水为例，看看这种巨型安慰剂效应。卢尔德为自我疗愈提供了完美的展现平台。朝圣的人们常常在抵达时已经精疲力竭，因而内心处于一种饥渴状态。在卢尔德的圣坛处，神圣符号分列其中，治愈仪式庄严隆重，朝圣之人虔诚肃穆。这种圣洁极具感召力，给人加倍的力量和希望。仅此一项——圣水必能驱走顽疾的信念——就足够激发放松反应，从而促使人体自愈。
天主教堂深谙此道，并致力于去除任何可能被认为是“狂热”的治疗手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这种疗效来自于神赐，而不是心理力量引起的自愈。为了万无一失，教堂请医生来判断各个自愈实例是否可以算作“神迹”。自1858年以来，只有68个病例严格符合他们的标准。
在1962年，臀部长有恶性肿瘤的维托利奥·米其林（Vittorio Michelin）被维罗纳（Verona）[15]医院接收。不到10个月，他的臀部几乎完全塌下去了，股骨历历可见，只留下了一些不牢靠的软组织，为了腿部支撑而不得不打石膏。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前往卢尔德进行了数次圣浴，他形容每次圣浴时都能感到一股热流在其身体内游走。1个月后，他如获新生，X光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明显减小，他的医生对其恢复过程倍感好奇。不久后，肿瘤完全消失，股骨也开始再生；没到两个月后他就能够再次直立行走。
安娜·桑塔里诺（Anna Santaniello）的奇迹是有记录的倒数第二个验证卢尔德圣水功效的案例。安娜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和风湿性关节炎，饱受气喘和风湿性心内膜炎之苦，使她难以开口且不良于行；她同时存在脸部和嘴唇发绀（cyanosis）[16]以及四肢肿胀。在别人的搀扶下，她艰难地没入圣水，结果症状消失了，一名医生为其检查，确认了其病情的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