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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字听起来很不一般。起初,这是由于他 避免好事者的觊觎而选定的名字。这就是诗人圣琼·佩斯。这个名字后来由 于文职生活中叫作阿列克西·莱热的那个默默无闻的人的缘故,成了蜚声国 际的鼎鼎大名。在公务生活的另一个领域里,阿列克西·莱热也赢得了巨大 的声望。如此一来,他的生活就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一个时期告一段落的 时候,另一个时期还在绵绵延续。也就是说,外交家的阿列克西·莱热,跃 身成为诗人的圣琼·佩斯了。 作为文学界人士,在许多方面他的生平部显得卓越非凡。1887年他生于 瓜德罗普岛一个法国家庭,这个家庭早在17世纪就移居该岛。安的列斯群岛 上,棕榈婆娑摇曳,他在这个热带乐园里度过了童年,11岁上随家人回到法 国。先后在波城和波尔多就读,决心取得法律学位,1914年开始了外文生涯。 最先被派遣到北京,尔后发觉自己受到信赖,被赋予愈来愈重要的任务。在 外交部任参赞级秘书长的几年里,肩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奏期间政治事件 中的重大责任。 1940年法国战败之后,他突然被中止了职务,过起了流亡生活,因为据 说他是维希政权的危险敌人,甚至被褫夺了法国国籍,在华盛顿避难,就任 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职务。不久,法国政府恢复了他的一切权利,但这位流 亡者坚决拒绝重入外交界。不过,近年来他曾多次因私人原因回到法国。 这就是他开拓的宏伟远景的生涯,也是他在众多不同情况下所获得的广 阔背景中取得成功的生涯。这种生活又杂糅着极为生气勃勃品格的精神基 调。在国际事务上的这种广泛才艺,是伟大旅行家的印记,另外也构成了他 的诗作中经常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他脱颖而出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题为 《童 年赞歌》(1910)的组诗。诗中光辉夺目的意象,唤起了对童年金色晨曦中, 瓜德罗普岛那富有异国情调的天堂,以及对它那难以置信的树木虫兽的回 忆。他从中国带回了史诗 《阿纳巴斯》(1924),它以含蓄的、冷若珐瑯的 形式,叙述了一次深入亚洲沙漠的戎马倥偬般的神秘远征。在这种不妥协的 密集形式中,诗歌与散文汇集成一条庄严的溪流,把圣经诗歌与亚历山大诗 体的节奏融贯在一起。这同一种形式又可见于后来问世的两部诗集,即在美 国写成的 《流亡》(1942)和 《风》(1946)。这些诗构成了亘古不断的衰 亡和新生循环在复的庄严陈述,而 《航标》(1957)则讴歌大海,那力量的 施与者,文明的最初的摇篮。 诚然,这些作品非凡奇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错综复杂,但创作这些 诗歌的大师却绝不是孤独傲岸的,如果人们把这理解成他将自己幽禁于自由 意志的满足,仅仅对自己感到兴趣的话。恰恰相反,他的占主宰地位的品格, 是表达羁缠于其全部复杂性、其全部连续性当中的人类事物的愿望,是描写 永远作为创造者,而世世代代与同样永远不甘屈服的自然力量进行斗争的人 的愿望。他跟曾经生活在我们风风雨而的星球上的所有种族化为一体。 “我 们的种族古老,”他在一首诗中唱道, “我们的脸不可名之。时间晓得不少 关于所有人们的事,我们原来就是那副样子……事物的海洋烦扰着我们。死 亡就在舷窗口,但我们的道路不在那儿。” 在对人类创造力量的赞美中,圣琼·佩斯有时可能记起德国诗人荷尔德 林的赞美诗。后者也是一个语言的魔术师,洋溢着诗歌职业的奇瑰庄丽。为 了小视诗歌,把对诗歌力量的崇高信仰当作一种诡论,是轻而易举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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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它似乎以与渴望人类交流的一种直接反应需求成反比的力量,来表明自 己权力的时候。从另一方面看,圣琼·佩斯还是孤独和异化的雄辩榜样,而 当诗歌追求高尚目的时,这种孤独和异化在我们时代又是诗歌创作的重大条 件。 人们只能钦羡他的诗歌立场的完整如一,他用以在那种唯一的表达方式 中,进行不屈不挠创作的崇高执著。这种方式使他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即 一种孤傲而又总是切中肯綮的形式。他叙事诗无穷宏富的别致风格,要求人 们在心智上付出很大心血。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厌倦,而诗人要求于他们的, 正是做出全神贯注的努力。他从一切学科,一切时代,一切神话,一切地域 撷取隐喻;他的组诗使人们想起仿佛弹奏出宇宙音乐的大颗海贝。他的力量 就在于这种浩瀚的想像力。流亡、隔绝等所唤起情绪的无声絮语,给了他的 诗以基本的格调;而且,通过人类力量和无助的双重主题,可以察觉到一种 勇武的呼吁。或许,这一呼吁在诗人最近作品 《纪事诗》(1960)中,得到 了更清晰地表达。在这首充满广阔瑰丽的诗中,诗人概括了那个时代末期的 形形色色,同时又依稀影射现今的世界状况。他甚至对欧洲发出了预言式的 呼吁,吁请欧洲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历史进程的转捩点。该诗以这些话结 尾: “了不起的时代,我们来了。测度我们的心灵吧。” 因此,可以正确无误地说,圣琼·佩斯在表面看来的深奥,以及往往难 以领会的象征背后,给他的同代人带来了一个普遍的信息。人们完全有理由 补充说,他以自己的方式,使法国诗歌艺术的壮丽传统,特别是从古典作家 承继来的修辞传统久存永驻。简而言之,授予他的这项荣誉,只是肯定了他 作为诗坛上的伟大先驱之一在文学界所取得的地位。 (李自修译) 1961年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给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在南 斯拉夫,他一向被认为是一名地位崇高非凡的小说家。在国外,因近年来他 的著作的各种译本的陆续问世,从而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读者。 安德里奇1892年生于波斯尼亚的一个工匠之家,孩提时代,波斯尼亚仍 然是奥匈帝国版图年的一个省份。当他还只是一名塞尔维亚籍的中学生时, 就已经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因受牵连而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 囚入狱。出狱后,他进大学深造,在转了好几所大学后,最终从奥地利的格 拉茨大学取得学位。以后在外交部为国效力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他出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就在他返抵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几小时之后,德 国飞机便已飞临该市上空进行轰炸了。在德军占领期间,安德里奇被迫过一 种隐遁的生活。他不仅保全了性命,还完成了3部出色的小说。3部小说具 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它可用两个符号来表示,即:回教的弯月和基督教的十 字架。除此之外,这3部小说便再无共通之处。不过,它们还是被一般人统 称为 “波斯尼亚三部曲”。在摇山撼谷的枪炮怒吼声中,在空前巨大的民族 浩劫的阴影下,这三部曲的完成实在是一项无比感人的文学成就。这3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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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直至1945年才出版。 这3部以小说面貌出现的 “大事记”,特别是其中的力作《德里纳河上 的桥》,均具有史诗般的特征,而且都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但安德里奇的创 作活动早在 “三部曲”之前就开始了。原先,他一直是以抒情诗人的观点、 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表达他那颗年轻心灵所承受的深沉悲观。尤为重要的 是,在狱中与世隔绝的几年里,他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找到了 最大的慰藉。然后,在经过艰苦而严格的自我磨炼之后,他发现自己应当重 返他所谓 “列祖列宗存留在我们潜意识中的那些永恒而又可贵的遗产”。于 是,他就开始运用史诗式的客观文体来写作,且从此耕耘不辍。这一连串的 小说创作活动使他成了民族自觉意识之源头——亦即祖先经验——的诠释 者。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篇英雄故事。书中那座著名的桥梁,系奥斯曼土 耳其大臣默罕默德·苏格利于16世纪中叶下令兴建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被炸毁。该桥位于波斯尼亚的维斯格拉德市附近,安稳地横跨在11道由 白色石块堆砌而成的拱柱上。桥身装饰得异常华丽,加以中央部分高高隆起, 仿佛自豪地在提醒人们勿忘它所目击的那多灾多难的几个世纪。那位土耳其 大臣当初造这座桥的目的,是要让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中心上,有一条联络东 西方的通道。军队和商队可经由这座桥跨过德里纳河。历史尽管几经波澜, 可这座桥却成了几世纪永恒与延续的象征。在世界的这一个奇异角落里,德 里纳河之桥是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于是,在德里纳河河水雄浑奔 腾声的伴奏下,安德里奇所描绘的地方性事件逐渐变大,最后终于成为世界 史上英勇而又血腥的一幕。 接下来是 《特拉夫尼克纪事》。它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从一个曾经是土耳其总督府所在地的衰败古城中,回顾了奥地利士兵与 法国士兵间的深仇大恨。我们发现自己正随着一连串的事件,向悲惨的命运 迈进:特拉夫尼克在窄巷市场争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农民的叛乱,回教 徒、基督徒、犹太人之间的宗教战争。这一连串事件所造成的诡异气氛,在 历经一个世纪的紧张之后,才被萨拉热窝的那声霹雳所撕裂。从这部小说宽 广的视野,以及对复杂主题的纯熟驾驭中,我们再度领略到安德里奇的功力。 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来自萨拉热窝的女人》,和前两部迎然不同。这 是一部纯粹的心理小说,从病理学及严重偏执狂的角度来探讨贪婪的问题。 书中叙述的是萨拉热窝一位独身女人的故事。那女人的父亲——一位破产的 商人——在临终之时告诫她:要不惜任何代价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因为,人 只有靠财富才能逃避现实的残酷。这本书尽管在人物刻画人极为成功。可是, 从整体上来说,由于题村本身的限制,安德里奇真正的才华——讲故事的才 华——并未获得充分的发挥。后来,在一部颇值得一提的中篇小说 《罪恶的 牢院》中,安德里奇终究将他的这项才华发挥到极点。那是一个以伊斯但堡 监狱为背景的故事,在风格上有东方故事多彩多姿的丰富性,而在写实的程 度上却又具有高度的说明力。 大致说来,安德里奇的作品糅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与 《天方夜谭》的 宿命论。他对人类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和爱护。他不曾在恐怖与暴力的面前退 缩,因为他认为恐怖与暴力足以证明邪恶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安德里奇 拥有一系列高度原创性的写作主题。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他多姿多彩的笔触 中,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重大纪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巴尔干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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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灵魂的深处,他对我们的良心作最忠恳的祈求。 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安德里奇透过一位年轻的医师,追忆20年代他住在 波斯尼亚的体验: “在萨拉热窝,如果你躺在床上,通宵不寐,那么你便可 以学会辨认萨拉热窝之夜的种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以丰富、坚实的 声音敲着午夜两点。悠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会听到,稍稍微弱些,但 带着颤音的东正教教堂的钟,也是敲着午夜两点。接着,稍稍刺耳,而旦比 较遥远的波格回寺的钟敲了11下,阴森森的土耳其式的11点。犹太人没有 钟可以用来敲击报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时候。只有上帝才知 道,西班牙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日历上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数目。就这样,甚 至于在深夜,当每一个人都在沉睡时,这个世界还是分割的。人为了要计算 夜里的时刻而将它分割这一富有暗示性的夜的氛围,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彻底 了解安德里奇作品中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以安德里奇在历史与哲学两方面的 造诣而论,他必然会质问:在敌对与冲突的打击、折腾下,一个国家、或者 一个民族究竟是由何种力量塑造成的?要了解安德里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就得先知道他的精神态度。在探讨这些敌对与冲突时,安德里奇的内心是宁 谧的,一种从磨炼中获得,复经深刻省察过的宁谧。在思索整个问题时,他 始终都是抱着一种客观而又富于人情味的态度,追究的最后,我们将可在安 德里奇的这一精神态度中找到他作品中最基本的一个主题。一如我们这一世 代的人所体察到的:该主题从巴尔干人那儿,将一项斯多噶派的讯息带给了 全世界。 阁下,您的奖状上写着,诺贝尔文学奖所以颁给您,是 “由于你的作品 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你的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来描绘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 运。”瑞典学院由衷推崇您,视您为尚未出过得奖人的南斯拉夫文学最适当 的代表。本人除代表学院向您致最真挚的祝贺外,并恭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 领奖。 (毛信德等译) 1962年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 小镇萨利纳斯,该镇在肥沃的萨利纳斯谷地附近,距太平洋海滨数英里之遥。 这个特殊的地区就形成了他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作的许多描写的背景。他 在小康之家长大,但是在这个相当多样化的地区里他却也与工人家庭处于平 等的地位。在斯但福大学上学时,他经常不得不在牧场里干活以维持生计。 他在斯坦福大学肄业,于 1925年去纽约当了自由作家。数年期间他为生存而 备斗,备尝艰辛,后又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海滨的一个孤独的农舍里成家立 业,在那儿继续从事创作。 虽然到1935年时他已经写了几本书、但他头一次获得普遍的成功却是由 于1935年问世的 《煎饼坪》。他向读者们奉献了一组描写一帮西班牙裔乡下 人的妙趣横生、滑稽好笑的故事,这是一些不合群的个人,他们在疯狂宴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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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乐的时候,几乎就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的可笑相似物。据说在美国,这本 书成了当时的大萧条所带来的意气消沉的一种受人欢迎的解毒剂。那种大笑 是站在斯坦贝克一边的。 但是他无意当一名不得罪人的安慰者和提供娱乐者。他所选择的论题是 严肃的,指责性的,例如在其小说 《胜负未决的战斗》(1936)中,他描绘 了在加利福尼亚的水果种植园和棉花种植园里所进行的痛苦的罢工。在这些 年里,他的文学风格的力量不断地增长着。那部小小的杰作《人与鼠》(1937) 描写了莱尼的故事,莱尼是一位力大无穷的低能儿,他单是由于温柔就把每 一个来到他的手中的生物的生命给挤出来了。旋即问世的是那些无与伦比的 短篇小说,他集为一卷,题为 《长谷》(1938)。现在那部主要地与斯坦贝 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巨著面前的道路已经铺平,那部巨著就是史诗性的年 代记 《愤怒的葡萄》(1939)。故事描写了向加利福尼亚的迁移,那实是俄 克拉荷马的一批人们由于失业和不堪暴政而不得不为之。在美国社会史上的 这个悲剧的插此激励着斯坦贝克,使他以辛辣的笔触描述了一个特殊的农夫 和他的家庭在其通往一个新家的永无止境、使人心碎的旅行中的经历。 在这个简短的颁奖词中,要想对斯坦贝克后来所创作的各个单独的作品 一一作出论述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有时批评家们似乎注意到了,有某些力量 枯萎、老调重弹的迹象可能说明创作力的衰退的话,那么斯坦贝克就以 《烦 恼的冬天》 (1961)最有力地说明这些批评家的恐惧是错误的。 《烦恼的冬 天》去年问世。这儿他达到了他在 《愤怒的葡萄》里所确立的相同的标准。 他再一次坚持了他的作为一名真相的解释者的立场,对真正美国的事物抱有 一种毫无偏见的本能,不论那真正美国的事物是好还是坏。 在这部近作中,中心人物是一位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一家之长。在战时服 役之后,他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遭到失败,最后在他的祖先的那个新英格兰 的小镇上被一家杂货铺雇用,干上了简单的店员工作。他是一位诚实的人, 从不无理抱怨,但是当他看到物质上的成功被购得时所必须仰赖的手段时, 他也就不时地暴露在诱惑之下。然而,这种手段既要求严格的审慎,又要求 道德上的冷酷,而这些品质他若不冒人格的风险的话也就不能够调动起来。 他的敏感的良心就像一个三棱镜一样被照射了出来,而在这良心上被显著地 展现出来的,又是与国家的福利问题有关的一整套问题。这一点的达到又丝 毫不带理论阐述,而是靠的是具体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日常情景,而这些日 常情景由于是用了斯坦贝克的所有的有力而又现实主义的神韵描述出来的, 也就依然令人信服。即使他拘泥于描写实际的事物,那些涉及到围绕着生与 死这个永恒的主题的白日梦亦即苯拙的沉思的谐音亦可见到。 斯坦贝克的近作描述了他对40个美国州所作的为期3个月的旅行中的经 历 (《和查利同游考察美国》,1962)。他驾着一辆小卡车旅行,车上有一 个小屋,供他睡眠和存放物品。他是隐姓埋名出游的,唯一的伴侣是一只黑 狮子狗。这儿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多么有经验的观察家和爱推理的人。在一 系列对地方色彩所作的令人钦佩的探索中,他再次发现了他的国家及其人 民。这本书写得不拘形式,也是对社会所作的一种有力的批评。他把他的卡 车命名为罗森南特。罗森南特里面的旅客表现出了一种赞赏旧事物、贬低新 事物的轻微倾向,旦说十分明显他确是警惕着这种诱惑。 “我不明白为什么 进步往往看上去像是毁灭”,他在书中某处说道,当时他看到推土机把西雅 图的青葱的森林推平,以便为疯狂般扩张的住宅区和摩天大楼留出空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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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这是一个最为有关时事的反思,在美国之外也是站得住脚的。 在已获得本奖的美国现代文学大师——从辛克莱 ·刘易斯到欧内斯特·海 明威——当中,斯坦贝克不仅仅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有着独立的见解和独 立的成就。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冷竣的幽默的性质,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 往往残酷而又赤裸裸的主题得到了补偿。他的同情总是给与被压迫者、不合 时宜的人和苦恼的人,他乐于把生活的淳朴的欢乐与对金钱的野蛮而又玩世 不恭的渴求进行对照。但是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那种美国气质,这也见于他 对大自然、对耕耘的田地、对荒原、对高山、对大洋沿岸所怀有的伟大情感, 对斯坦贝克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类社会之中和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用 之不竭的灵感的来源。 瑞典学院之所以将本奖颁给约翰·斯坦贝克,是因为 “他的现实主义的 同时又富于想像力的作品有着一种富于同情心的幽默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的 特色”。 亲爱的斯坦贝克先生——你并不令你的祖国的公众和全世界的公众感到 陌生,你也同样不令瑞典的公众感到陌生。你由于有你的最为杰出的作品而 成为一名友善和仁爱的教师,成为一名人的价值的捍卫者,这完全可以说与 诺贝尔奖的宗旨是相一致的。现在我请你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的诺 贝尔文学奖金,同时表达瑞典学院对你的祝贺。 (王义国译) 1963年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他 1900年生于斯 弥尔纳城,幼年随家庭迁到雅典。在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塞菲里斯的故 乡毁于兵燹之后,无家可归——这永远是一个被压迫和离散民族的命运—— 便在他成年时期以多种方式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塞菲里斯留学巴黎,然后 进入外交界服务。到1941年希腊被占领时他便随着自由希腊政府流亡国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国家。那时他为国效劳,先后 在克里特岛、开罗、南非、土耳其以及中东工作。他在伦敦担任了6年大使 之后,去年退休回到雅典,从此完全献身于他的文学事业。 塞菲里斯的诗歌创作并不怎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与风格的独特性 和语言的优美,它已成为希腊民族积极的生活态度中不可磨灭的一切的永恒 象征。如今帕拉马斯和西凯里阿诺斯已经去世,塞菲里斯便是今天有代表性 的延续古典传统的希腊诗人;他作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全国性人物,在国外, 凡是他的诗歌译本所到之处也备受赞扬。在瑞典这里,他的作品13年前就由 古尔伯格翻译了,其中包括著名的 《阿西尼王》,这个诗题与瑞典有关,因 为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当地作过成功的发掘。塞菲里斯以想像力为工具,试图 在这首诗中看遗一个只是在 《伊利昂纪》中提到过的名字背后的秘密。 我们在阅读塞菲里斯的作品时不能不想起一个有时忘记了的事实:希腊 在地理上不仅是个半岛,而且还是个岛屿遍布的水和海的世界,一个古代的 海上王国,时有风暴灾殃的水手之家。这个希腊就是他的诗的持久不变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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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它作为一个既粗暴又温柔的壮观的幻影时常在诗中出现。塞菲里斯以一 种罕见精妙的、格调优美而富含隐喻的语言写作。人们已作出公正的评价, 说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诠释了那些石碑、那些死去的大理石碎片、那些沉默 而面带微笑的雕像的奥秘。在他的感人的诗篇里,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 近代地中海血腥战场上的事件一起出现。他的诗有时显得不好解释,这主要 是由于塞菲里斯不想暴露内在的自我,而宁愿躲藏在一个无名面具的背后。 他往往通过一位中心叙事人物——一位从诗人青年时代业已沦丧的斯弥尔纳 的老水手处借来虚构而成的奥德修斯型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哀愁和痛 苦。但在他那沉重的声音中戏剧性地大量表现了希腊的历史性灾殃,它的遇 难和得救,它的失败和勇气。在技巧上,塞菲里斯受到T.S.艾略特的有力推 动,但底下的基调仍明显是他自己的,它往往带有来自一支古代希腊合唱队 的曲词的断断续续的回声。 塞菲里斯曾经这样描写自己:“我是一个单调而固执的人,20年来不断 地、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东西。”这一描写中也许有几分真实,不过我们 必须记住,他觉得自己应当传达的那个信息是同他这一代人的理智生活分不 开的,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古代希腊文明,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向它的落 魄后裔提出了可怕的挑战。塞菲里斯在他的一首最有意义的诗里描写一个 梦,梦中一个重得使他的两臂支撑不起可又推不开的大理石头像落在他身 上,他随即惊醒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歌唱着赞美死者,因为只有与那些 在常春花草地上交谈的死音相沟通,才能给生者带来和平、信心利正义的希 望。按照塞菲里斯的解释,阿耳戈英雄们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介于神话和历史 之间的寓言,一个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然会失败的水手们的寓言。 但是塞菲里斯以富于感染力的喜悦鼓舞着这个意气消沉、听天由命的背 景,而这种喜悦之情是由祖国多山的岛屿连同它们一层层矗立在蔚蓝色海面 高处的白垩房屋,以及我们在希腊国旗上重新看到的调和色彩所激发出来 的。在结束这篇简短的颁奖辞时,我想补充说明这一奖金之所以颁发给塞菲 里斯,是 “因为他在一种对于希腊文化的深挚感情的鼓舞下创作出了光辉的 抒情诗篇”。 亲爱助先生——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瑞典学院深感荣幸地向今日希腊 呈上献礼,这个国家的丰富的文学对于诺贝尔桂冠也许等待得太久了。谨在 此向您表达瑞典学院的祝贺,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受本年度的文学奖。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年,戴侃译) 1964年 由于获奖者萨特宣布拒绝领奖而未能举行授奖仪式。 1965年 瑞典学院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众所周知,授予了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 夫。他生于1905年,今年60岁。他的童年是在顿河哥萨克地区度过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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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当地人民的特有气质和那里的茫茫原野,正是这种感情使他和这一地区 结下不解之缘。他亲眼看到他的故乡经历了革命和内战的各个阶段。他在莫 斯科干过一段时间的体力活儿之后,不久就专门从事写作,写出了一系列描 述顿河流域战事的短篇。后来他成为写这一题材的名手。肖洛霍夫开始写作 史诗性小说 《静静的顿河》(1928—1940))的第一部时。年仅21岁,这足 以证明战争时期一代人的早熟。此书的英译名是 《静静地流吧,顿河》,俄 文原书名就是 《静静的顿河》,然而肖洛霍夫这部杰作中写的却是风雨飘摇、 动乱不宁的局面,因此,毫无疑问其中暗暗含有讽刺意味。 肖洛霍夫创作这一巨著,花费了14年的心血。小说以悲剧性的哥萨克暴 动为主线,囊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国内战争等各个时期。这一长篇 巨著的四大部,是在1928至1940年这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先后发表的,受到 苏联批评家的长期关注。这些批评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很难全盘接受肖洛 霍夫对待哥萨克起义反抗中央集权这一主题的客观、求实的态度,肖洛霍夫 如实地描述了哥萨克反对征服、维护独立的反抗精神,在客观上维护了这种 精神,对此,批评家们也不会轻易接受。 看到小说主题引起的争议,不难断定,肖洛霍夫写这部小说,就是迈出 了勇敢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说明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良心已经取得了胜利。 《静静的顿河》在瑞典已经是家喻户晓,在这里作介绍似乎是多余的。 这部作品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哥萨克特有的性格,描绘了既是骑 兵、又是农民,似乎互为水火、实则水乳文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 一种传统性格。书中没有对任何东西进行美化。哥萨克性格中粗鲁、野蛮的 一面,在书中也详尽无遗地表现出来,毫不掩盖,毫不矫饰,但与此同时, 又能感觉出作者对人的一切的尊重。肖洛霍夫无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但是他不在书中进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我们看到,他写的战争 血泪斑斑,然而是一幅笔力雄浑、气势磅礴的画卷。 哥萨克格里高里一再地队红军倒向白军,被迫违心地进行拼搏,这种拼 搏以绝望而告终,他既是英雄,又是受难者。他所继承的荣誉观念经受了最 严峻的考验。他被历史的必然所击败,历史的必然在这里起了与古典文学中 复仇女神一样的作用。然而,我们却同情格里高里,也同情两位令人难忘的 女性:他的妻子娜塔莉亚和他的情人阿克西妮娅。她俩都因为他而遭受灾难。 最后,他用马刀挖坟,埋葬了阿克西妮娅,回到自己村子里的时候,他已经 满头白发,除了一个年幼的儿子以外,他这一生中的一切都丧失了。 书中的人物或者置身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或者活跃在战争风云中,而在 整个人物画廊的背景上,展开的是一幅绚丽多采、气象万千的乌克兰风景画: 变化多端的草原四季风光,村庄周围草香四溢的牧场和吃草的马群,随风起 伏的青草,陡立的河岸和河水永不停息的歌唱。肖洛霍夫永不厌倦地描绘着 俄罗斯的大草原。有时候,他会中断故事的叙述,来倾吐自己的赞赏之情: “低低的顿河天空下的故乡草原呀!一道道的干沟,一带带的红土崖,一望 无际的羽茅草,夹杂着斑斑点点、长了草的马蹄印子,一座座古家静穆无声, 珍藏着哥萨克往日的光荣……顿河草原呀,哥萨克的鲜血浇灌过的草原,我 向你深深地鞠躬,像儿子对母亲一样吻你那没有开垦过的土地!” 可以说,肖洛霍夫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什么创新,他用的是使用已久的 现实主义手法,这一手法同后来小说创作艺术中出现的一些模式相比,也许 会显得简单而质朴。但是,这一主题确实无法用其他手法来表现。他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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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洋洋洒洒的如潮之笔,使 《静静的顿河》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长河 小说”。 肖洛霍夫后来的作品,如他的 《新开垦的处女地》(1932,1959年), 是一部描写强制性集体化和介绍集体农庄的小说,显示了肖洛霍夫喜爱充满 喜剧色彩和富有同情心的人物,这部小说也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但毫无 疑问,仅凭 《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肖洛霍夫获得这一奖赏就当之无愧。 直到今天才享受这一荣誉,实在过晚了。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将当代 一位最杰出的作家的名字列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册。 瑞典学院赞同这一评选决定时,指出了 “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 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 先生,这一奖赏是褒奖正直和表示感谢,感谢您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重 大贡献,在我国和在全世界都十分清楚这一贡献,请允许我代表瑞典学院向 您表示祝贺,并请您接受国王陛下颁发的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引自《静静的顿河》漓江出版社,1986年,力冈译) 1966年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两位杰出的犹太作家——施姆尔·约瑟 夫·阿格农和奈莉·L·萨克斯——因为他们俩都代表以色列给我们这个时代 带来了不寻常的讯息。阿格农的家在耶路撤冷,萨克斯女士则于1940年移民 到瑞典,现已加入瑞典籍。在此将两位获奖者相提并论,是对他们各自成就 的表示肯定,同时,本奖金由他们两位合领确实由其特殊原因:表彰这两位 作家,是由于他们虽然以不同的文字进行创作,但他们出于同一种精神,并 在继承犹太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的创作灵感正是他们俩不可缺 少的力量。 I 施姆尔·阿格农是以现代希伯莱文学最著名的作家的身份冲破了语言的 障碍来到此间的,而要把希伯莱文翻译成瑞典文那就更不容易了。现在,阿 格农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有了瑞典文译本,书名叫 《在海洋的深处》。阿格农 现年78岁,早年以意第绪语写作,不久改用希伯莱语。据专家论证,他的希 伯莱文的使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散文式的风格严谨、铿锵、丰富。 在阿格农还只有20岁时,就离开了故乡加利西亚,在那里他曾是一个古老的 望族的后裔,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当时他非常向往巴勒斯坦,而如今,作 为一名德高望重的经典作家,他可以在那儿回顾为了重建家园所进行的长期 斗争,以及文化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对他最美好的创造能力的支配作用。 阿格农创作生涯中独一无二的特征,便是以他的故乡布兹克斯镇为背景 的小说。布兹克斯曾是犹太人居住的重镇和犹太教传布的中心,如今已毁于 一旦。在阿格农的叙事艺术中,现实和传说交替出现。 《新娘的华盖》是他 最出色的小说之一,书中出现的纯朴而又别出心栽的幽默可以被看作是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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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的 《堂吉诃德》。然而,在他的作品中,也许还是以《宿夜的客人》 的成就最大。故事讲的是一位重返阿格农幼年的故乡小镇——布兹克斯的叙 述者,几次三番想聚集一些犹太教徒参加礼拜,结果都无法如愿以偿。从这 部小说的轮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精心的刻画:命运的变幻,人物的神貌, 世事的经历和往昔的沉思,祷告室里的钥匙本以为已经遗失,结果回到耶路 撒冷之后,竟然在旅行者的背包里找到。对阿格农来说,这把钥匙正是意味 着:除非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庇护之下,否则这旧秩序决不可能在犹太人分散 的年代里重新建立,阿格农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作品中总混有一些 神秘主义的成分,使那些最灰暗最普通的情景都笼罩在一层金黄色的如童话 诗一般的神妙的氛围之中,这就常常令人联想到夏加尔从 《圣经·旧约》中 汲取的主题。阿格农是一位超平俗凡的高度创新的作家,具有非凡的幽默和 睿智,敏锐而质朴的洞察力——总之,他是一位将犹太民族的性格特征发挥 得淋漓尽致的人物。 (毛信德等译) I 像许多犹太血统的德育作家一样,奈莉·萨克斯也遭到了流亡的命运。 通过瑞典的斡旋,她才幸免于迫害和驱逐的威胁而被接到瑞典。从此,她以 难民的身份在瑞典的土地上和平地工作着,并日臻成熟,达到权威的境界, 而诺贝尔文学奖便是对她的努力的肯定。近年来,德语国家认为她是最有说 服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虔贼的作家。她以动人心魄的情感张力描写了犹太民族 世界性的悲剧,而这表现在她那具有苦涩美感的抒情哀歌及戏剧性的传说 中。她的象征意味浓厚的语言大胆地融合了发人深省的现代语汇和古代圣经 诗歌的典故。她完全与她的同胞的信念及宗教神秘观认同,并创造出一个意 象的国度,不避讳死亡和焚尸场的恐怖真相,但又能超越对迫害者的仇恨, 仅仅表达出面对人类卑鄙行为所感受到的真诚的哀伤。她的抒情作品已收入 《无尘之旅》一书。这个集子包括她在21年中致力于创作而写成的6部相关 的作品。与此同样杰出的还有一系列戏剧诗作,总的标题叫《沙上的符号》, 其主题取自虔敬派神秘主义的奇异宝库,但萨克斯却赋予它们以新的活力和 深刻的寓意。在这里仅以神迹剧 《艾莉》为例来加以说明。此剧叙述一个小 男孩在他的父母被带走后,对着天空吹奏风笛,祈求众神的帮助,而一名占 领了波兰的德国兵却将这个8岁的男孩活活打死。睿智的鞋匠马可决心到邻 村去追踪罪犯。那名士兵懊恼万分,在林中相遇时,马可尚未动手攻击他, 他就完全瓦解了。结尾象征一种与世俗的因果报应完全无关的神圣公理。 奈莉·萨克斯的作品是今天描写苦难的犹太人心灵中最有艺术张力的, 因此,她的作品可以说真正符合诺贝尔博士遗嘱中确定的人道主义目标。 奈莉·萨克斯小姐,您在我的国度已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作为身 份不明的陌生人,继而成为荣誉客人。今天,瑞典学院对您 “杰出的抒情和 戏剧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叙述了以色列的命运”表示赞赏。在这个场合,我们 很自然地又想起您对瑞典文学的无价关注,瑞典作家也纷纷翻译介绍您的作 品作为对您的报答。谨向您致以瑞典学院的祝贺。现在,请您从瑞典国王手 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章国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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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决定授予拉丁美洲现代文学的卓越代表、危地马 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目前,拉美现代文学正经历着有趣 的嬗变。阿斯图里亚斯于1899年生于危地马拉的首都。和所有危地马拉人一 样,他自幼喜爱大自然和神话世界。这种强烈的民族传统和自由精神在他全 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阿斯图里亚斯攻读过法律和民间文学。20年 代,侨居巴黎,并一度在危地马拉外交使团任职。1954年危地马拉发生反民 主政变以后,他长期流亡国外,直到合法政府上台才返回祖国。现在,他是 危地马拉驻巴黎大使。 近年来,阿斯图里亚斯的主要作品被译为多种外语,作者也随之得到国 际上的承认。今天读者甚至可以读到他的作品的瑞典文译本。阿斯图里亚斯 最早的作品是一部危地马拉传说集。这本书以奇特的手法回顾了玛雅人的往 昔,书中的各种形象和象征性的东西不断激起作者的灵感,成为他取之不尽 的创作源泉。但是,直到1946年长篇小说 《总统先生》问世以后,阿斯图里 亚斯才真正开始了作家的生涯。这部宏伟的悲剧性的讽刺作品抨击了本世纪 初在拉丁美洲比比皆是、后来又一再出现的独裁者的典型。这些独裁者赖以 生存的暴政使老百姓生活在人间地狱。阿斯图里亚斯无比愤慨地揭露了毒害 当时的社会气氛的恐怖和猜忌,他的作品从而成为一种挑战、一种无与伦比 的美的体现。3年后,题为 《玉米人》的小说出版。可以说这部作品基本上 是个虚构的民间故事,但又忠实于生活。它取村于危地马拉这个热带国家的 神话。当地的居民一方面同神奇绚丽而又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另一方面又 同无法忍受的社会畸形现象、压迫和暴政作斗争。书中描写的大量的恶梦和 图腾式的幻影可能会过分刺激我们的感官,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为这种离奇可 怕的诗作所倾倒。 自1950年起,随着 《疾风》(1950年)、 《绿色教皇》(1954年)和 《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年)这三部曲的出版,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史诗般 的小说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反对美国托拉斯统治——集中表现为 联合果品公司及其在 “香蕉共和国”的当代历史上所起的政治和经济这两方 面的作用——的斗争。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作家由于积极投身于本国的 斗争而迸发出来的激情和鲜明的爱憎感情。 阿斯图里亚斯完全摆脱了陈旧的小说技巧。他早年就受到欧洲文学中处 于萌芽状态的新思潮的影响。他的爆炸式的风格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极为相 似。然而,必须指出,阿斯图里亚斯总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在他的优 秀的组诗 《春晓难眠》(1965年出版,瑞典已有评论文章)中,作者探讨了 艺术和诗歌创作的起源,他使用的语言好似神奇的格查尔鸟的羽毛一样光彩 夺目,好似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 今天拉丁美洲可以为自己拥有一批活跃的杰出作家而自豪。这些作家所 组成的多声部合唱中,个人的贡献是不易分辨的。然而,阿斯图里亚斯的作 品如此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以至超越了它所属的文学环境和地理疆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