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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阿斯图里亚斯提到过一个印第安传说。据说，死去的祖 先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后代受苦受难，奋力挣扎。直到恢复了正义、 恢复了被夺走的土地，他们才会在墓穴中瞑目安息。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民 间信念。我们不难想见战斗的诗人一定常常感到祖先凝视的目光，听到震撼 人心的无声的、象征性的呼唤。 大使先生，您来自遥远的国度，但请不要为此感到生分。在瑞典，人们 熟悉您的作品，称赞您的作品。我们以欢悦的心情欢迎您，把您看作拉丁美 洲的使者，看作拉美人民、拉美精神与未来的信使。我谨代表瑞典学院向您 表示祝贺，称颂 “您的文学作品充满活力，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民族气质和 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现在，请您接受国王陛下授予您的奖金。 （引自《玉米人》，漓江出版社，1986年，张庆年译） 1968年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工业城市 大阪市，父亲是该市一位具有文学素养的著名医生。由于父母早逝，川端康 成自幼失去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作为一个孤儿，川端康成被寄养在双目失明、 体弱多病、地处远郊的祖父家中。以日本人民强烈的血缘关系来看，他父母 双亡的悲剧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这个事实无疑影响了川端康成的人生观， 也是他后来研读佛教哲学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川端康成从一进校门就立志从事写作生 涯。他是一名朝着文学家必备的素质，不知疲惫、孜孜不倦地学习的典范。 他27岁时发表的一篇宜于青年人阅读的短篇小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描 写一个大学生，独自在伊豆半岛秋游时，遇到一个贫穷、受人鄙视的舞女， 与她发生了恋情：舞女敞开了自己纯正的心怀，为这个学生展示了通往纯真 的感情之路。犹如民间歌谣中的悲哀迭句一样，这样的主题，在他后来的作 品中反复出现。他展示了自己独具的价值规范，随着对日的流逝，他的声誉 远远越出日本疆界。川端康成的作品只有3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被译 成多种文字，显然是由于翻译他的作品难度太大，无法达到贴切的程度，而 且还要失去他丰厚的表现语言中的鲜明与细腻。但被译成别国文字的川端康 成的作品，依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分体现其个性的典型画卷。 与已经逝去的前辈同乡谷崎润一郎一样，川端康成也受到了现代西方现 实主义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与此同时，他的确以更大的忠 诚，继续涉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并且坚定了保留与繁荣真正的日本传统风 格的鲜明立场。在川端康成的叙事技巧中，仍然可以看到日本11世纪初的紫 式部描绘生活与风俗那样令人容易产生幻影的诗情。 川端康成特别被人誉为细腻描写女性的心理学家。在 《雪国》和《千羽 鹤》两部中篇小说里，他已经显示出优异的才能。在这两篇作品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写情诗的巨大才华，极其锐敏的观察力以及使用简洁而神秘的价值 观表现整个作品的技巧，往往使欧洲人的叙事才能暗然失色。川端康成的作 品是对日本绘画的怀旧：他崇拜脆弱之美，崇拜用于写照自然界生命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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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的忧郁语言。如果把所有外表行为的稍纵即逝比喻为漂浮在水面上的一 簇羽毛，那么川端康成的散文风格可以说成是日本纯正艺术——俳句的再 现。 实际上，即使我们不懂得川端康成采用了多少使我们感到陌生的日本古 代传统观念，以及他的以本能为核心所写的作品，但只要我们一读他的作品， 便可发现他与现代西方某些作家的性格颇有相似之外。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 是屠格涅夫。他是一个性格深沉的小说家，他以厌世主义的倾向，站在新旧 社会转折的关头，胸怀开阔地描绘了社会。 川端康成最新的一部小说 《古都》，也是他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完成于 6年之前，现在已经翻译成瑞典文。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千重子的女子， 她被贫困的双亲送进了育婴堂，然后被一个名叫太吉郎的商人领走，太吉郎 夫妇接着日本旧式礼仪把她抚养长大。千重子性情敏感，为人诚恳正直，她 常常暗察自己的出生之谜。日本民间传说认为弃儿终生会被苦恼所折磨，此 外，千重子又是孪生女，根据日本奇怪的传说，她更要背负耻名之烙印。有 一天，她遇见城郊山树村出身的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工，觉得这个年轻女工就 是自己的孪生姐妹。身体强健的女工苗子与身体纤细的千重子，超越了普通 劳动者与娇小姐的隔阂，亲密交往。但是，她们极为相像的容貌，引起了错 综混乱的局面。整个故事以京都为背景，描写了从樱花绽开的春天到大雪纷 飞的冬天，以及京都宗教节日祭典的情景。 京都本身是一个真正的主要人物。京都是日本的首都，曾是天皇与大臣 们居住的地方，千年之后，它仍旧是一个浪漫的圣殿，是美术与优雅的手工 艺术的发源地，现在为旅游观风光者所喜爱。京都是朝圣的美丽地方，那里 有神社、寺庙，有工匠居住过的旧区和植物园，川端康成在他的诗中以细腻、 谦恭、不加夸张的动人手法描绘了它。川端康成经历了日本的战败，毫无疑 义，他认识到日本的未来需要勤奋的进取精神，需要速度和活力。但是，在 战后强大的美国化的浪潮中，川端康成在他的小说中，诚恳地呼吁日本人民， 为了建设一个新日本，必须维护自古以来日本的美和个性中的一些东西。他 描绘京都的宗教仪式，那细致入微的程度完全与他从传统的纺织品里为女人 选择腰带图案一模一样。这部小说中的各个方面均有文献价值，然而，遗憾 的是一些读者只过分注意某些特殊的段落：中产阶级的人们参观植物园—— 因为长久以来，植物园一直关闭，作为美国占领军的军营——目的是要亲眼 看看美丽的樟树林荫道是否完好，是否还能令人赏心悦目。 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做这项决定， 是由于川端康成作为一名作家，以独特的艺术手法传达出伦理的文化意识， 并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东、西方精神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 川端康成先生，你获奖是在于表彰你的叙事艺术。你以极强的敏感性， 用小说技巧，传达了日本民族的灵魂。今天，你作为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站 在讲台上，与我们欢聚一堂，我们怀着满腔热忱向你祝贺。请允许我代表瑞 典学院，向你致以由衷的敬意，同时，请你现在从国王陛下手上接受本年度 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刘明正译） 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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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院常务理事 卡尔·拉格纳·吉罗 如果将敏锐的想像力和逻辑掺拌到荒谬的程度，绪果将是一种似是而非 的诡谲，或是一个爱尔兰人，如果是一个爱尔兰人，这似是而非的诡谲会自 动地包含于其中。诺贝尔奖确实曾有被分享的情况出现，有趣的是，今年正 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份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人，两种语言和第三个国家，而 且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萨缪尔·贝克特于1906年出生在都柏林，将近半个世纪后，他才在巴黎 扬名于世界文坛。3年之内出版的5部杰作立刻使他一跃成为文学界泰斗。 这5部作品分别是1951年出版的小说 《莫洛依》及其续集 《马洛纳之死》， 1952年出版的剧本《等待戈多》，1953年出版的《莫洛依》的第二部续集《无 名的人》及另一部小说 《瓦特》。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使作者在现代文学 中大放异彩。 上述的年份只是指这些书出版的时间，不同于其完稿的年代及写作顺 序。这些作品的雏形必须追溯到当时的环境及贝克特思想的早期发展。或许 只有求助于贝克特近年的作品，才能了解到他的文学起点及小说《莫洛依》， 以至作家乔伊斯、普鲁斯特分别在1929和1931年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这 位小说与戏剧的新表现形式的先锋，承袭了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文 学传统，而他早年的戏剧创作则植根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文学和阿尔弗 雷德·雅里的 《于布·王》。 从某种角度上说，小说 《瓦特》的非凡创作可以看作是贝克特文学生涯 的转折点。久居巴黎的贝克特于纳粹占领后设法逃到了法国南部，并在1942 至1944年间完成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告别了使用多年的英语而开始用 法语写作，由此使他成名。直至15年后他才恢复使用母语进行写作。他在完 成《瓦特》而着手开始另一部新作时，气氛也变了。他的其他成名作写于1945 至1949年间，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大战后他的作品已趋于成熟，展现出独 特的风格。 二次大战对贝克特的影响既不是战争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前线的战事或 是他自己曾参加的 “抵抗运动”，而在于重返和平后的种种：撕开地狱的帷 幕，可怕地展露出人性在强制命令下服从的本能，已达到了非人道的堕落的 程度，以及人性如何在这场掠夺下依然能残存不灭。因此，贝克特的作品一 再以人的堕落为主题，而他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更强调了生命存在的背景犹 如闹剧般地既怪异又悲哀，这可以说是否定论——一种在完成全部历程前不 能受干忧的否定论。它必须继续到底，因为唯有那样，才会发生悲剧思想和 诗境显示的奇迹。 这种否定一旦形成了，它能给我们什么呢？一种肯定的愉悦的意象—— 在其中，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它的名字是同情。 有着无数的前辈。亚里斯多德自希腊悲剧中发展出他的经由同情和敬畏的“净 化”理论。而否定形成的意象，不只是希腊悲剧中恐惧的积累。人自叔本华 深沉痛苦中得来的力量超过了谢林的爽朗天性。人在巴斯卡苦闷的怀疑中找 到的神的恩宠，胜于莱布尼兹盲目信仰理论上各种世界的美好。我们再度审 视爱尔兰文学遗产对贝克特作品的影响——他获益于狄恩·斯威夫特对人类 黑暗狂暴的描绘远远超过奥立佛·哥尔斯密斯苍白的田园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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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世界观的关键在于两种悲观的不同，一种是轻易的、不在乎思考 一切的悲观，另一种是在无法设防的悲惨境遇中、痛苦地面对现实而来的悲 观。前者的悲观在于凡事皆没有价值因而有其极限；后者试图自相反的观念 去解释，因为没有价值的东西绝不能再降低他的价值。我们曾目睹了前人所 未见到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 是如果了解了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认识人的真正价值。 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更有甚者，这种 悲观主义以其丰富的同情心，拥抱了对人类的爱，因为它了解剧变的极限， 一种绝望必须达到痛苦的顶峰才会知道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 贝克特的作品发自近乎绝灭的天性，似已例举了全人类的不幸。而他凄如挽 歌的语调中，回响着对受苦者的救赎和遇难灵魂的安慰。 这在贝克特的两大杰作中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 《等待戈多》和《啊， 美好的日子》都可被视为圣经的注释。例如在 《等待戈多》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是那将要降临的还是我们要再等待的另一个呢？”剧中两个流浪汉必须 面对的，是以野蛮方式残忍而无意义地生存着。这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富有人 性的剧本，没有法律比创造本身更为残忍。而人在创造中唯一占有的地方， 是出自他有心思意地将其他法律加诸其上的事实。但倘若我们想像有一个 神，一个创造了人类能忍受的、无尽的痛苦的神，那么我们正如剧中的两个 流浪汉一样，将以何种方式相会于某时某地呢？贝克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 是剧本的名字。到剧终时我们仍未弄清戈多的身份，就像我们到了自己生命 的最后一幕仍不明白一样。幕落了，我们深信眼前看过的残害的力量，但我 们明白一件事，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有一种东西是永远磨灭不了的，那就 是希望。 《等待戈多》中简单地描绘了人类面对永远的、不可料知的等待， 所作的形式上的抉择。 在另一剧本中圣经的引喻多和人的现实的选择相关，他们彼此的关系， 就像在旷野里听到了喊声。贝克特在剧本的解说中，针对了一个无望地坐在 沙漠中的不负责任的幻想加以说明，但主题则是另一回事。外在发生的是一 个与世隔绝的人逐渐被越积越多的沙子覆盖，直到他完全被埋葬在自己的寂 寞中。但一样东西始终矗立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那就是他的头和他在旷野 里的喊叫。人只要活着，就有一种不可磨灭的需求，在寻找自己的同类，和 他们说话，互通讯息。 瑞典学院对于萨缪尔·贝克特未能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深感遗憾。不过他 选了首先认识到他的作品的重要性的巴黎出版商林东先生代表他，前来接受 奖金。现在就请林东先生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取他所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 （毛信德等译） 1970年* 瑞典学院 卡尔·拉格纳·吉罗 I 像所有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无疑受到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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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索尔仁尼琴是在苏维埃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他的创作才能 的激发是跟他的祖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然而，他的作品却具有全球性 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 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个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 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 随着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 《伊凡·杰尼索维奇一生中 的一天》，1963）的出版，苏联和全世界都承认索尔仁尼琴已跻身于伟大俄 罗斯作家的行列。 《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 为他对 “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 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对非俄罗斯世界来说，这部小说以其对时 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而具有同等强烈的吸引力：对不可摧毁的 “人的尊严” 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 索尔仁尼琴曾对他的这种 “复调”展示方法作过重要阐释：个人不应作 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 “主角”。而“人 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1970年12月10日，亚历山大·索 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吉罗在受 奖者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此授奖词。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 人身上”。这是人道主义的精髓，索尔仁尼琴为此而被授奖。 （汪明河译） Ⅱ* 今天的这个仪式不仅对瑞典学院，而且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特殊的意 义：我们终于能够把奖赏的徽章移交给1970年的荣誉获得者。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先生，我已经向你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演讲你 没有能够倾听，因为当时有道需要跨越的边界，第二次演讲我不能够作出， 因为当时有道需要跨越的边界。你今天的在场并不意味着边界终于被取消 了，而是相反，这意味着你现在位于一道仍然存在的边界的这一侧。但是就 我的理解；你的作品的精神，你的作品的动力，就加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的遗嘱的精神和力量一样，是开放所有的边界，以使人能自由地，充满自信 地与人相会。 困难在于，这样一种自信只能够建立在真理上，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地方能使真理总是受到纯粹的愉快的欢迎。有一位严厉的古老哲学 家说，真理走遍家家户户，而狗则朝陌生人吠叫。但是愈加感到高兴和感激 的是那些人，他们认出了这位漫游的陌生人，于是邀他过夜，和他们一起生 活，并怀着深深的、甚至是绝望的希望，但愿边界仅仅是地图上的一道线的 日子不会太遥远，而边界本来就应该是地图上的一道线的，我们则可以越过 这道线去看朋友。围绕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繁荣而又备受折磨的星球的一切 都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也能够是这个样*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12月才领取 诺贝尔文学奖。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我亲爱的朋友，我用这寥多数语向你转达瑞典 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你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奖的徽章，你在本奖的价 值上添加了你的荣誉。 （王义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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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 瑞典学院 卡尔·拉格纳·吉罗 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非因为授予了伟大作家才享有崇高的声誉。诺贝尔 奖具有的殊荣，实在是得奖者本身带来的，无疑，它只有授予合适的入选时 才能显示出其价值，那么，具有这一资格的获奖者应该是什么人呢？ 诺贝尔曾留下遗嘱，此奖应该颁发给 “从理想出发”而写成的作品，这 一告诫由于未能用标准的瑞典文来表述，其正确的解释至今仍众说纷坛：譬 如，我们总是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写作……所谓 “理想主义”一句的本意应 该仅仅意味着，那些 “同人类永恒的期望保持一致的事。”然而，倘若持这 一观点来对待诺贝尔奖，或许，尚不能充分地领会到其蕴含的要旨；因为， 这句话在诺贝尔健在的年代，可能更富有哲理。 “理想”虽然能抽象地表达 事物的非本质的现象，但也意味着，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事。 如果把诺贝尔所期待的事同他的遗嘱中表达的思想进行比较，我们会更 清楚地意识到，获奖作品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幸福。不过，这一认识还不足以 能消除我们的困惑。因为一切堪称伟大的作品，或者说所有那些满怀挚诚之 心写成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能带给我们以开心的欢笑的作品，无疑都对人 类的幸福作出了页献，看来，遗嘱的要旨实在不很确切。然而，今年的获奖 者巴勃罗·聂鲁达先生，却是无须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引起争论的为数不多的 几位作家之一，这是因为，仅就他的作品本身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 能有助于人类的幸福。 此刻，我所要做的只是简捷地指出这一意义罢了。当然，要阐述他的作 品所具有的意义井非易事，因为试图扼要地来谈论聂鲁达先生，无异于是用 捕虫网来捕兀鹰；再者，把胡桃核限制于胡桃壳中也极不明智，因为正是胡 桃核致使胡桃壳的破裂。 尽管如此困难，我仍然不揣冒昧，试图来说明一下这一果核！聂鲁达先 生的作品所达到的极致，一言说尽，就是 “与存在相通”。结论似乎简单， 对我们却是极为棘手的一个问题。聂鲁达先生早在1956年出版的《新元素之 歌》中，就使用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句话来表达这一年涵。这部诗集的 标题极富于理想主义色彩，它说明聂鲁达先生从孤独、自省以及不协调的因 惑中体验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在有关青春和恋情的诗作中，聂鲁达先生，同样也沉浸于孤独、自省和 不调和的矛盾中。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最足以表明他的诗在西班 牙语中所产生的意义。这部作品数次被谱写成歌曲，广为流传，发行出版总 数打破纪录，早在十年前就已达百万册之巨，然而，伴随着这一朦胧而具有 诱惑力的美丽形象的却是置身于所谓的冷漠的失败阴影中的陌生人。在这本 诗集最后的一首 《绝望之歌》中，聂鲁达先生使用流行歌曲的叠韵手法，不 无悲哀地重复： “对你，一切都是挫折。” 接着，便这样结束： “该出发了，你们这些被抛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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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抛弃的人所指引的道路并没有能 “与存在相通”，反而与之愈来愈 远，继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后的另一杰作《地球上的居所》中， 他仍然经常 “孑然一身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生活”。其后，聂鲁达以在西班 牙的生活经验作为转折点，进入一个转变期，冲破孤立，摆脱了死亡的恐怖。 当他目睹朋友或其他诗人被押赴刑场时——其中就有他所爱的卡露西娅·洛 茄卡——他同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迫害的人之间息息相通的情感此刻便 油然而生。西班牙内战后，他返回曾被征服的，但对当今的征服者来说，虽 仍充满诱惑、却又无能为力的祖国时，这一共通情感又再次喷发。他由衷感 到已经无法割断同这块恐怖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为祖国大地的富饶及昔日的 伟大历史而感到光荣，更对具有远大前景又极为遥远的东方怀着梦幻般的希 望。聂鲁达先生的诗以这个时期为起点，明显地页对政治。他的诗歌，对现 在和将来所进行的斗争及其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且更着重于表达对 未来的憧憬。在他的主要作品 《漫歌集》中，他特别描写了这样一种人，他 们仅仅因为持不同政见，便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骑着马四处隐匿。他认为， 祖国属于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绝不能让任何人的尊严受到损害。 他的气势磅礴的诗集——共有 15章 250首诗——在他壮阔的诗歌大江 中，只不过是一点一滴。从他的诗泉中奔涌而出的诗，令人感到犹如涨潮与 退潮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此而言，另一问题便自然而来，即这部作品中的狂 放的节奏，是否有失于内在的稳定性或者缺乏缜密的构恩。如果真如此，灵 感以及情感的表白自然会受到阻碍，绝不可能如激流般涌出；再者诸如稳定 性以及缜密的构思此类要素，又怎样才算适当呢？聂鲁达先生的诗作中所涉 及的事物具有创造性。就此而言，总有一天，他的作品中的大陆会苏醒过来， 叙说一切，让一切真相大白。如果指望灵感可以用尺度或容积来衡量，这无 异是要在热带的原始丛林中，要求秩序与光明，要去阻止火山的喷发。 聂鲁达先生的作品甚丰，所以，政治和人生经历西方面的内容很难截然 分开，在他近期的诗作中，有一部题为 “埃斯特拉瓦卡里欧”，标题虽可理 解，但或许无人能够翻译出来。因为，这是作者创造的，其含义可为 “离经 叛道”、 “流浪”、“幻想”以及“不同于世俗”等等。之所以以此为作品 标题是由于继 《漫歌集》写作之后，诗人的生涯尚很漫长，而且又已经体验 到丰富而又痛苦的人生。它所揭示的是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同新生事物的联 系，以及人们追求的目标中对未来的期望等等，而且彼此已融为一体。他还 顿悟到，即使是在令人窒息的恐怖之地，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仍可寻觅：为 希望这一信念所鼓舞着的眼睛，会以难以庄抑的冲动，从远处去窥视那块恐 怖之地。昔日穿长统靴、蓄大胡子，以涂上漆的神像来表示备受赞美的偶像， 现在已从暗淡的光亮中逐渐显现出原形。他以 “胡须与小胡须”来象征体现 在服饰与举止两方面上的共同性。在诗人的经历中此时也能发现同女性之间 的新联系，它们既是生命的泉源，也是人生的维系。最近写成的另一杰作《船 歌》就形式美而言，堪称一绝。由此看来没有人能断言聂鲁达先生的路会通 向何地，不过，他本人已对此作出了回答，即通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因 此，我想要了解他的愿望与日俱增，不遗余力地阅读研究他邵美妙绝伦的作 品。这些作品犹如苏醒过来的大道，无论何时都充溢着勃勃生机，体现着力 量与自尊。它们仿佛是一条大江，愈接近出海处，愈加波澜壮阔、宏伟、宽 广。 你的 “埃斯特拉瓦卡里欧”（《怪异集》）已越过遥远的国度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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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带到了矿区城镇，生活在那已经真正成为你祖国人民的土地上的矿工们 曾这样向你致意： “您好！聂鲁达先生。” 这是备受不公正命运之苦的人对其代言人表达崇高敬意的话语。你的足 迹遍及世界各地，今天，你亲临你曾经歌颂过的，掩映于绿荫丛中，带有忡 楼塔尖的市街，我也要重复这句问候： “您好！聂鲁达先生。” 仅以此句来代替瑞典学院的贺辞。现在，敬请你从国王陛下手里接受本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引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聂鲁达抒情诗选》，文楚安译） 1972年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卡尔·拉格纳·吉罗 国王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谁若想为海因里希·伯尔的丰富多样的作品找出一个共同的公式，结果 就会得出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23年前即已开始文学的事业，在去年出版的 长篇小说 《女士及众生相》中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顶峰。他的作品包含了一个 不断重现的双重主题，可以说明这样一个综合的概念，即：无家可归者和人 道美学。但伯尔的无家可归者并非悲惨的个人命运，并非游离于社会的安全 避风港之外的个人破船。他讲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社会，一个脱出常轨、 误入歧途的时代，它在所有街角上都伸出手来乞求布施，乞求那种意味着休 戚相关和人类群聚的布施。这种情况就是伯尔的 “人道美学”的基础。 他描写每个人的需求，描写大大小小的事情，它们同属于一个具有人类 尊严的人： “居住、邻居与家乡，金钱与爱情，宗教与饮食”，为他自己的 列举服务。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美学，充满了讽刺、尽情的滑稽模仿乃至深 沉的痛苦，这也就是他的文学纲领。谁想描绘生活的疾苦，就得留在人世间。 可是，他有一次却表示： “我需要的现实不多。”别人都把他看成现实 主义作家，他自己或许也这么认为，有谁想到这句值得重视的话竟山自他的 笔下？其实，他所需不多的现实是19世纪古典小说的现实，是那种按照过分 精细的细节描摹、忠实反映的现实。伯尔运用这一方法极为熟练，但他每次 使用时却跟讽刺有关。多余的细节是数不胜数的，诙谐会成为一种比耐性的 较量，有时对那些不怎么有耐性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正是以这种认真负责 的记录技巧表现的诙谐说明，伯尔需要这样的现实确实甚少。他的能力，用 寥寥几笔、有时只是大致的轮廓就能生动地勾勒出他的环境及其形象的能 力，正是他的匠心独具之处。 然而，另有一种现实却是伯尔的创作始终需要的：那种衬托他的一生的 背景，他这一代人必须呼吸的空气，他们必须接受的遗产。这种现实是他的 全部创作的不断重现的、细致观察的素材，从一开始直到刚才提及的杰作《女 士及众生相》，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迄今全部作品的顶峰。在 1953、1954 和1955年，伯尔接连出版了三部小说，即 《一声不吭》、《无主之家》和《早 年的面包》.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尽管作者很可能井无此意，我们却可以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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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书名勾画出当时的现实，那种他一直锲而不舍地、全力以赴地描绘的现 实。其背景——是德国的饥馑岁月，是早年的面包，从来不够吃的常常缺少 的面包，要想活下去就不得不设法讨来或偷来的面包——以及这样一种食物 留在了记忆之中。他和他的同龄人不得不接管的财产是一幢无人照管的房 匡，是一种在虚墟中消磨光阴、前途渺茫的生活。他与同辈人被迫在脖子上 箍着暴政的铁爪呼吸生活的空气，谁也不吭一声，因为这种卡脖子的铁爪室 息了任何声音。 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之后，新一代诗人、思想家、学者如此迅速地挺身而 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肩起他们自身的重要使命，肩起他们的国 家的任务，这绝不是什么德国的奇迹。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为德国文学的 复兴提供了明证，他本人以卓越的表现亲身参加了这场革新，而这决不是什 么形式上的实验：快要被淹死的人决不会去表演花样游泳。这是为避免灭顶 之灾而进行的革新，为了重新唤醒的生活，为了一颗精神种子，一颗遭寒霜 侵袭，己被宣判死亡，却又重新发芽、生长和结果，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的 精神种子。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年认为，他的奖金正是应该用来奖励这种 精神的。 （裕康译） 1973年 瑞典学院 阿图·伦德维斯特 国王陛下，诸位亲王，女士们，先生们： 瑞典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在 像历次一样简短的奖状上，提到 “他以史诗般的和擅长于刻画人物心理的叙 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刃。在有些地区，这句话多少有点 彼误解了。其实，这句话的意图，只在于强调帕特里克·怀特在其祖国文学 中的突出地位；因此，不应该彼理解为除了他的创作以外；澳大利亚文坛上 就不存在一大批重要作品了。事实上，澳大利亚文学界已经拥有前后相继的 一长串作家、使澳大利亚文学明显地具有澳大利亚自己独有的特色。因此， 在世人眼里，澳大利亚文学早就不应当被看作仅仅是英国传统文学的一种延 伸。在这里，只要举出亨利·劳森和亨利·汉德尔·理直森的名字就足以说 明问题了。劳森是移居澳大利亚的挪威水手劳森的儿子，他在自己的短篇小 说中，真实地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澳大利亚的现实生活、而女作家亨利·汉德 尔·理查森，则在一系列重要的长篇小说中，翔实可信、规模宏大地追忆了 自己的父亲，通过其父亲作为代表，再现了残留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生活方式。 人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志向远大而有点晦涩深奥的诗人，他们提高了澳大利 亚人民对于本国的认识，增强了他们语言的表现力。 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尽管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不容否认，它们 同时体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某些典型特征，这主要表现在采用了澳大利亚的 社会背景，自然历史和生活方式。众所周知，怀特与西德尼·诺兰、阿瑟·博 伊德、拉塞尔·德赖斯代尔等杰出的绘画艺术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艺术 家以自己的画笔等创作工具，努力要达到怀特在作品中力求达到的那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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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怀特的影响日趋明显，好几个最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从不同的方 面师法他的艺术，成为后起之秀，也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然而，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怀特并不像他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同行 那样，只把目光盯在澳大利亚特有的事物上。虽然他的小说大多以澳大利亚 为背景，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写人，写那些超越地区和民族界线、其面临的问 题和生活环境都极不相同的人。即使在他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史诗 《人类之 树》中，尽管目然和社会扮疯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刻画人 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以其典型或不典型的移民生涯、不 如说是以其独特的个性而跃然纸上。当怀特陪同他的探险家福斯进入澳州大 防的荒野以后。那荒野就首先成了演出沉迷于尼采式意志力并为之自我献身 的戏剧的一个舞台。 人们会觉得特别的，是帕特里克·杯特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或多或少地 置身于社会之外：往往是些侨民、行动乖张或智力不全的人，更多的则是袖 秘主义者和狂人。看来，怀特似乎发现自己最易于在这些穷困潦倒、无依无 靠的人身上发掘出他所神往的人性。 《乘战车的人》中的人物就是这样一类 人，由于侨民的身份和与社会习俗相悖的行为，他们备受迫害和折磨，但从 精神上说，他们又是上帝的选民，是不幸中的胜利者。 《坚固的曼陀罗》中 的两兄弟亦是如此，他们具有矛盾的特性：很能应付自如而又精神空虚；举 止笨拙却资质颖悟。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的最新也是最长的两部小说中， 两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 《活体解剖者》中的艺术家和《风暴眼》中的 老太太——也非例外。在怀特笔下，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被描绘成一种诅咒； 这种创作激情使艺术家的艺术产生了毁灭一切的后果，使创作者和接近创作 者的人都沦为它的牺牲品。至于 《风暴眼》中的老太太，作者则以她在一场 飓风中的经历为神秘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得出人生的深刻见解，从而揭示出 她充满不幸的一生，直到她死。 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相当难懂，究其原因，则不但因为他有其特殊的 认识和特殊的题材，而且同样因为他别具一格地把史诗的真实和诗歌的感情 熔于一炉。在画面宽广的叙述中，怀特采用了高度浓缩的语言，锻词炼句， 哪怕是细枝未节也不例外，同时，以极度的艺术夸张和微妙的心理描写，始 终如一地追求最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使真和美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美，是 放射光华和生命、激发天地万物和各种现象的诗意的美；真，纵然一瞥之下 可能令人厌恶和惊恐，却是它自身的揭示和解放。 帕特里克·怀特是一位社会批评家，正如一切名副其实的真正作家一样， 他主要通过写人来批评社会。他首先是大胆的心理探索者，同时又随时准备 提出人生的观念，或者说提出一种神秘的信念，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他与 自身的关系，犹如他与别人的关系一样，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崇高的 企求和刻意的否定，激情热望和清教徒主义互相抗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他自己的高傲气质截然相反，他赞颂谦恭和自卑——一种持续不断的，要 求赎罪和作出牺牲的负疚心理。他在高尚地、孜孜不倦地追求理想和艺术的 同时，又疑惑两者的前途，因而不断地受到困扰。 由于他的文学创作，帕特里克·怀特已经名扬四海，并在这一领域年， 成了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代表。他在孤独中，在种种逆境中，无疑也是在迎 击强大的反对势力中创作的作品，已经逐渐地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取 得了永垂文学史的地位，尽管他自己或许还不太相信自己的成就。对于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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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怀特性格上极其顽强地表现自我、勇敢地攻击最棘手的问题的一面， 人们有所争议；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造就了他无可争议的伟大。不 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优郁中向人们提供这样的慰藉和信念：人生的价值， 必然超过当前迅速发展的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 瑞典学院对帕特里克·怀特今天的缺席深感遗憾。但是，我们竭诚欢迎 他的代表和挚友，杰出的澳大利亚艺术家西德尼·诺兰。现在，让我敦请您、 诺兰先生，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授予帕特里克。怀特的诺贝尔文学奖。 （引自漓江山版社《风暴眼》，1986年，佚名译） 1974年 ——致埃温德·雍松和哈里·马丁逊 瑞典学院常务理事 卡尔·拉格纳·吉罗 埃温德·雍松所受的教育，得益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这项教育在他13 岁时就结束了。他是在北极圈以北一个小村落的学校里接受幼年的培育的。 另一方面，在马丁逊6岁那年，他还是 “教区之子”的时候，一位在拍买时 以最低价中标的人士答应由教区基金支付最低的价钱以照料这个天涯孤雏。 像他俩这样，以这种方式起步的人生际遇，却能够有今日站在这个讲坛的成 就，足以证明目前还在世界各地逐渐推行的社会改革之有效。这种不知从何 时开始在瑞典人身上实施的社会改革，也许，就是我国的最大幸福，或者可 以说是千年以来最显著的成果。 无论是雍松，还是马丁逊，他们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因为他们所代表的， 正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和劳动阶级诗人。他们布下广泛的战线， “入侵” 我国文学界，但他们的行动，既不是为了破坏，也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 丰富我国的文学资产。他们的 “进攻”，意味着经验和创造性能源的流入， 其价值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我国文化领域再发生类似的全面 改变，他们也能代表。新的阶级已征服诗神的灵山帕尔那索斯，可是，如果 说征服者的伟大，是指征服行动后获益最大那一方的话，那么可以说，帕尔 那索斯征服了新的阶级。 评估一名作家及其作品之地位，归结于社会发展及政治环境等背景，在 目前几乎还成为一种时尚。但这种作法所指出的背景，真能被视为重要关键 的，却是少之又少。 “埃温德·雍松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能把全欧洲一个极为成熟、极为 丰富的时期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项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说 法并不是我的见解，而是30年前法国评论家吕西安·莫林索说的。当年离开 瑞典极北的小村落后，这个小学出身的少年，便成为一个经验丰富且充满自 信的欧洲人。关于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自传里己为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 永久记录。他似乎很少被人生起步的环境所拘限，也很少被禁令所束缚。国 际性的环视，是雍松后期作品的特色之一，对时间，对人类命运，对所经历 的时代，他都同样给予广泛的展望。对历史小说的改革，他都以独特的见解 为基础，然后加以深化，其实例当推大作 《殿下的时代》和《托温特·赛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