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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起步》。在这些作品里，不仅有广泛细致的考证观察，最重要的是有他 洞察万物之后所得到的独特观点。简言之，他认为眼睛所见的现象是会变化 的，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仅是过去未发生的，而过去世界上所发生的， 则仅在现在重演，当我们试图概括现在，或试图推测未来时，过去将提供给 我们唯一的智慧。这中间所显示的，就是所谓的 “时代不变性”。 尽管如此，假若我们要指出，使雍松的文笔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之特殊 局面及心理的特殊环境是什么时，则除了吕西安·莫林索发现的——在北欧 作家中拥有一位欧洲重要知识人士的那个时期以外，便再也找不到更贴切的 答案了。这位法国的时事分析家，将这个时期描述成一个非常成熟和丰盛的 时期。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个时期如此成熟和丰盛呢？那不是个顺境，而 是个抵抗各种因素的逆境。当时盟军尚无进攻诺曼第的前兆，而纳粹仍紧紧 扣住欧洲之咽喉。身处如此困境，雍松仍毅然产然地发言，他的态度充满了 火样的热情，这股热情似乎从此就再也无法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他虽然一直 保持着对欧洲的看法，但当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由。 他超越国境的界限来印证自己的信念。他和挪威方面的编辑人相互携手，在 挪威被占领期间：主编了一份主张斯堪的那维亚主义的报纸—— 《握手》。 今天，当年那份小报的两位发行人都已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而挪威境内， 雍松的共同编辑人维利，布朗德依然如故。与垛温德·雍松相比，哈里·马 丁逊与伊索有着更多的共通处。伊索是所有无产阶级作家中最早、最伟大的 一位，他独创语言难以明述的寓言，颇具魅力。马丁逊与伊索的相通点在于 他们两位都好比是一张张开的网，经常用超出字面的内容及似虚实真的话， 未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本年度文学奖的两位得主之间，其相异处毋宁是多 于相似处的。雍松的著作基础，大半都建立在自由社会那坚固不移的市民权 利上。与之相比，马丁逊无疑是与社会无关的人。他或许可看作是瑞典文学 中那无所羁绊的流浪者，任何人都不曾成功地抓住他的手，或是锁住他的心。 《道路》的主人公、那具有哲学气质的流浪者包尔，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作 者的化身。他并不是徘徊在门口、没有家的人，而是即使被四周墙壁所围困， 也一样没有家的那种人。他希求与社会无所牵连，并奉之为幸福的原则。他 依靠自我的自由意志，服膺生命的健全本能而生活，是一个对那些想扼杀他 本能的东西施以抗击的流浪者。目前，他已拥有自己的家；这个家，位于遥 远的外国，而他，则经常在通在这个家的途中奔波。假如换个角度说，犹以 这个道途为出发点，对于那艘在日益增加敌意的地球上寻求解脱之路，并以 与母港断绝了关系的宇宙之船阿尼阿拉号，它一旦失去了航舵又迷失了方 向。在我们脑海中立即会显示出一番悲剧性的景象。 “我并不因为拥有普通人在现实中所想拥有的东西而感到具有真实 感。”包尔如是说。这句话等于点出了马丁逊作品中的不少道理。在这部作 品中，所谓的实在论，必须牵涉到所谓的元素，也就是必须依据与四大元素 密切融合的关系方可言之。例如马丁逊在流浪时，是在风中走，陆上行：在 般上当伙夫时，是在火旁烤，水上行。而想像的世界对他来说，则比现实世 界更为重要，是更具实感的东西。当实在论很有秩序地一步步迈进时，他的 想像力就好比是穿着溜冰鞋的人，插翅疾滑而去。但这并不表示逃离真实， 而恰恰相反。 “我们应该明白，真实与事实就本质而言是相异的。”马丁逊曾这样说 过， “我们到处都遇到事实，事实就像砂粒般飞进我们眼里。”但跟我们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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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有关的是真实，真实与事实有别，它是在自然以及要接受真实的人的一种 状态。那就是： 凝视那内心的沉着及和平 属于意欲存在的善意 对哈里·马丁逊而育，事实与虚构是一回事，其整个人生观，并没有像 警句名言之类的可资利用，但却可用刚才所说的含蓄词句加以归纳。在这里， 所谓的 “存在”就是一向称作“有”的这种简单的动词，但改用“存在”这 个词，便加强了语气。不过，存在必须带来欢愉，才于人有益，也正因为这 样， “善意”和“凝视”更是不可缺少的。结果，这个流浪者在路上边走边 找而达到的真实，为他带来了充满试验、迷惑和欢快的海阔天空式的生活。 对这种生活，他无比感激，就像孩子一样，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以上用侧面的描述，概括性地勾勒了两位文学家的风貌，谨让我代表瑞 典文学院，向埃温德·雍松和哈里。马丁逊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恭情国王陛 下亲自颁发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毛信德等译） 1975年 瑞典学院 安德斯·奥斯特林 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来自意大利的埃乌杰 尼奥·蒙塔莱。他来自海滨胜地东利古里亚，该地粗犷严酷的地域特色，在 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的诗歌中，多年来回响着音乐上的汹涌波滔，使 他个人的命运与地中海那威风凛凛、美丽庄严的特色交相辉映。他于 1925 年完成的第一部成名作也起了一个奇特的名字 《乌贼骨》。显而易见，这部 作品浓墨重彩，渲染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利古里亚特色。 在他人生道路刚刚赵头的时刻，便遇上了法西斯专政压制言论自由、强 迫实行统一行动的环境。蒙塔莱拒绝奉命写作，因而逐渐变成了自由作家队 伍中的冒尖人物。这些自由作家们不顾一切，披着神秘主义的外衣却我行我 素。他的个性由于艰苦的经历而磨炼得坚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 为一名步兵军官在提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地一带服役，后来成了佛罗伦萨 市有名的维耶欧萨克斯图书馆馆长。1939年他被粗暴地免去职务；因为没有 加入法西斯政党，他竟不能彼视为意大利的公民。直到1948年，他才被任命 为米兰的大报 《晚邮报》的编辑。在这家报纸上，多年来他作为一名出色的 文化问题方面的作家，作为一名音乐评论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在这一时期，蒙塔莱逐渐确立了自己在意大利现代文学方面的重要地 位，不过在很多方面，只是对他的祖国而言，这一地位在许多方面具有强烈 的悲剧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说代表了这种黑暗阴郁的醒悟，探索着 对大众的悲痛忧伤和灾难苦恼进行个人独特的表现。作为一位诗人，他镇静 自若，高尚体面地解释了这种醒悟，毫无任何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企图。他已 获得了一群严肃认真、倾心于他的听众。鉴于他长期以来仅写了5部抒情诗， 这一点就更显得突出可贵了。其最佳作品无疑是1956年发表的《暴风雨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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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那谨慎孤寂、善于思索的气质，绝不会去哗众取宠。 蒙塔莱本人曾经说过，作为意大利人，他首先向往的是 “绞杀运用过时 的华丽语言的修辞，即使冒自己处于反修辞境他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实际 上，他已欣然冒了这种风险。在他的最新诗集 《诗钞：1971—1972》（1973） 中，后半部分收集的是嘲弄式的讽刺诗。在这些讽刺诗中，白发苍苍的诗人 放开手脚，几乎以违反诗歌趋向的手法，批判了当代的现实生活。他的诗兴 犹如一个永不安息的精灵，绝不安然稳坐在荣誉的宝座上。 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蒙培莱经过严格的锻炼修养，无论于自我还是 于客观，都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境地。他的选词用字，恰如其分，犹如 镶嵌在色彩斑烂的马赛克中的玻璃体一般准确无误。语言的简洁精练恰到好 处，一字不可多加，一字不可减少，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已一扫而光。譬如， 在那首著名的描绘犹太女人多娜，马科乌斯的诗篇中，当诗人想表现当时流 行的背景时，他只用了这样几个词： “居心险恶提取了纯净的毒液”。在这 类杰作中，无论是命运多舛的前景或者是凝练精巧的结构，都不禁使人回想 起T·S·艾略特及其在《荒原》中所采用的手法。但是，蒙培莱不大可能由 此获得了灵感刺激。如果说他受到了什么启发的话，走的却是一条并行不悖 的道路。 在他辛勤耕耘的半个世纪中，蒙塔莱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悲观厌 世主义，即沿着起自莱奥帕尔迪的古典主义道路发展的悲观厌世主义。这种 悲观厌世主义很少出自于纯粹的感情，而表现出深思熟虑，富有理性的远见 卓识，保留着既有质问，也可提出挑战的批判权利。他坚信：可悲的人类正 在滑向深渊，历史的教训毫无价值，世间的贫因日益严重。当对目砌的危机 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真正的邪恶在于另一个时代判断价值的 公正标准能够丧失殆尽，换言之，完全忘却了往昔人们奋力开发时的伟大精 神。人们凭藉这种精神曾建造了某些使我们能对现世的存在及其状况创造出 另一幅美景的东西。 但是，他的离职一事的确包含着信念上的飞跃闪光，他对人生要继续奋 斗、去克服坎坷不平的障碍的本性欲望深信不疑。他深信，诗歌——即使没 有大众传播媒介——在我们的时代也仍然是一种高雅感人的力量，在不知不 觉中起到抒发人类良知的呼声的作用，虽然仅隐约可闻，但却谁也否认不了， 谁也毁灭不了，谁也缺少不了。如果蒙塔莱没有这种信念，那他就不会像现 在这样成为一位天才的诗人。 亲爱的蒙塔莱先生！在我所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我已经尽力介 绍了您的诗歌，尽力阐明了我们给您授奖的理由。现在仅要我做的事，就是 向您表示瑞典学院的衷心的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受本年度诺贝 尔文学奖奖金。 （龚声文译） 1976年 瑞典学院 卡尔·拉格纳·吉罗 国王及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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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尔·贝娄的第一部作品问世的时候，美国的叙事艺术发生了倾向性 和换代性的变化。所谓的僵硬风格及其雄浑的表面形式和不连贯的文字，已 经放松成为自动涌出的日常习用语；那种呆板的简明手法不仅很少再说，而 且也大多感觉不出，体察不到了。贝娄的处女作 《晃来晃去的人》（1944）： 就是预示一些新东西即将出现的迹象之一。 就贝娄来说，从先前那种理想主义的风格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可分为两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回头求助于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找 到了它不朽的先驱，，也许主要是莫泊桑、享利·詹姆斯和福楼拜。贝娄所 仿效的大师们也是措词严谨的，和他所不屑一顾的那些作家们毫无二致。但 这不是主要的。赋予小说以趣味的并非戏剧性的情节和不时出现的激烈行 动，而是照进主人公内心的光辉。依据这一观点，就能使小说的男女主人公 得到尊重，暴露无遗，被人看透，但不是加以美化。现今的非传统英雄式的 主角已在成长，而贝娄就是抚育关怀这些主角的人们中的一个。 写 《晃来晃去的人》，即没有立足点的人，过去是，而且在不小的程度 上，到今天仍然是贝娄创作中的一条重要座右铭。他的第二部小说《受害者》 （1947）就遵循了这条准则，几年以后在 《且惜今朝》 （1956）中则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 《且惜今朝》由于模范地把握了主题和形式，被誉为当代 的一部名著。 但是，就在创作这一组风格连贯的作品的第三部时，贝娄就像是半路折 了回来，为了最终能表现他本人见到而放过的东西。在第二阶段，即决定性 的阶段，他超越了先前的那套写作方法，因为它那严谨的形式和受到限制的 结构，不能发挥丰富的思想、闪光的冷嘲、欢闹的喜剧以及明达的同情，而 这些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具备的，他必须设法找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就产生了 一种相当新颖的东西。贝娄以他独特的风格，把丰富多采的流浪汉小说与对 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融合了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与接连出现的 激烈行动和悲剧性的情节，其问还穿插着与读者之间富于哲理性的、同样十 分有趣的交谈，这一切又都通过一个评论员来进行，这个评论员言辞诙谐， 能够洞察外界和内心的一切复杂情况，而正是这些复杂情况驱使我们去行 动，或者阻止我们去行动，也可称之为我们时代的令人进退维谷的窘境。 这个新阶段的第一部作品是 《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书名的措 词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这是一部流浪汉小说，而小说本身也许最能说明这一 点。在这部作品中，贝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下列几部 主要作品中得到反复的体现：《雨王汉德逊》（1959）、《赫索格》（1964）、 《萨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以及 《洪堡的礼物》（1975）。这些作品的 结构显然是松散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使作者得以有足够的机会来到画不 同的社会阶层。这些作品充满活力，说服力强，云集着丰富多采、性格各异 的人物，不管是贫民窟和半贫民窟后院前面那个曼哈顿的宏伟外观，还是那 些与乐于助人的犯罪集团密切勾结的芝加哥官商所盘踞的闹市，还是非洲腹 地更接近字面意义的丛林，即雨王汉德逊进行作者最富有想像力的探险场 所，这些背景都是经过仔细观察，着意描写的。一句话，这些作品全是活动 着的故事，而且跟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一样，都是刻画一个没有立足点的人。 但是有必要指出，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一面漫游，一面不 断试图寻找立足之地的人。 按理只需花几分钟时间概述一下贝娄那些涉及面颇广的著作，就应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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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说出那个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没法指出这一点，因为他的那些主人 公没有一个找到过立足点。不过在采取大胆的冒险行动中，他们都在奔忙， 不是逃离什么东西，而是奔向什么东西，奔向某个目的地，盼望在那里能获 得他们所缺的东西——一小片坚实的立足之地。 “我要，我要，我要！”汉 德逊这样叫喊着启程前往一个未知的大陆。他要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所需要的是去发现，他所向往的是那个未知的大陆。奥吉·玛琪把自己的 目标称之为“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至于赫索格，这位坐立不安的真理追 求者，他曾再三试图阐明所谓的 “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有一次，他满怀 信心他说： “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这句话是随口说 出的，却值得我们深思。这话要是我们把它看作是贝娄本人的心声，那是很 有实质意义的。就文学而言，将价值标准与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相提并论， 是对现实主义的确凿无疑的背离。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是对决定论提出的 一种异议，决定论阻止人们去感知，去选择，去做人，从而必然使人们对自 己的行动不负责任，变得毫无生气，或者对生活怀有敌意。而意识到价值标 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肩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 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一向不过分乐观地看待事物的贝娄，实际上是 个乐观主义者。正是这句话里的信念之火，使他的作品闪闪发光。他的 “非 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些饱受挫折的受害者，他们生来就注定要遭受无数次 的失败，而贝娄则喜欢把他们所发现的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转化成极为精 彩的喜剧，他也有能力这样做 （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嫌过分）。然而， 这些非传统英雄式的主角是胜利者，他们还是英雄，因为他们从未抛弃使人 成为有人性的价值标准王国。正如奥吉·玛琪所说，一个人不管如何不幸， 随时都会认识到这一事实， “只要他能静静地等到最后”。 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这两个词的结合，使我们联想起哲学家沃尔夫 冈·苛勒的一本书。他起初在哥廷根，后来在柏林，最后到普林斯顿当教授。 他是从法西斯的屠刀下逃住普林斯顿的。苛勒的那本书的书名是 《价值标准 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几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诺贝尔讨论 会，曾经借用过这个题名。会上，由苛勒的弟子和年轻朋友E.H.戈姆布里奇 做了一次演讲。他曾讲到苛勒逃离柏林前最后一个晚上的情景。苛勒和几个 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消磨着这过得缓慢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等待，一边 演奏室内乐，还怀疑巡逻兵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内冲上台阶，用枪托砸门。 戈姆布里奇说： “这就是价值标准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 贝娄从来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的受到威胁的地位， 这正是也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是科学的突飞猛 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 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真实当然应该暴露，但真实并不总是充满 敌意的。正视真实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勇敢地迎接死亡。他曾经说过： “生活 中可能存在着种种真实，也许有些真实毕竟还是我们在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朋 友。” 在一次谈话中，贝娄叙述了他写作时发生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我们多 数人在内心都有一个原始的提词员或评论员，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断告诉我 们，真正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贝娄本人心里就有着这样的一个评论员，这 个人要为他打好基础，注意他说出的每一句话。这使我们想起另一个人，他 带着问题，走遍大路小径，倾听着自己的心声，这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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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这种反省式的倾听心声，需要僻静的环境。正如贝娄本人所说： “艺术 有些与混乱中的宁静相关，这是祈祷时特有的宁静，也是台风眼中的宁静。” 这就是苛勒在柏林的最后一夜里，一面明知灾难迫在眉睫，一面演奏室内乐， “静静地等到最后”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情景。正是在这里，生活和人类的价 值标准与尊严，找到了永远受到风暴侵袭的唯一避难所；正是从这种宁静中， 索尔·贝娄那些诞生于喧嚣的旋风之中的作品获得了灵感和力量。 亲爱的贝娄先生，我十分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您 从国王陛下手里接受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引自漓江出版社《赫索格》，1985年，宋兆霖译） 1977年 瑞典学院常务理事 卡尔·拉格纳·吉罗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位作品深奥的诗 人，并始终在人们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是因为难以理解，即使是那些崇拜 他的追随者，对他的作品的解释也是会各有不同的。此外，要想对诗人作品 的数目作一个精确的统计，也是十分因难的，他自创作以来50年笔耕不断， 其中1968年的 《终极的诗》和1947年的 《认识的对话》成为他创作生涯的 里程碑。 毫无疑问，阿莱克桑德雷在西班牙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 20年 代，他和他的诗友们便以雷霆万钧的气势闯入了西班牙文坛，在这班生龙活 虎的年轻人中，有一群被称作 “昂宿星座”——也就是俗称的七姐妹星座， 谁也无法用肉眼确定这群星座的准确数目，大体而论，在西班牙诗坛的天空 中闪烁的这群星星约有25颗，这些富有天资的巨星中，最灿烂、最长久的一 颗就数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他们的风格仿效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但这种仿效也许只是表象，何况他 们也不喜欢人们去强调相似之处，而是特别喜欢标榜自己的叛逆精神。可以 把他们的言论看作是西班牙文学的 “独立宣言”，但这一黄金时代的到来， 与长达百年之久的、带有巴罗克风格的黄金时代却依然有着密切的关联。当 这些年轻的 “卫道之士”们聚集一堂，以他们的标准来纪念贡戈拉时，首次 提出了他们的文学主张。贡戈拉是拘谨的 “夏日祭礼”派的创始人，他以第 一个黄金时代首席诗人的地位，创造了精巧而又带有夸饰意味的 “贡戈拉主 义”。浮艳的模仿和以田园为主题的民谣变调，就是20年代比里牛斯山脉南 方的文学特色，它与塞纳河畔的法国文学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群活跃的年轻诗人，以锐不可挡的力量向西班牙诗坛进军；阿莱克桑 德雷也不甘落后，那时他正在铁路局任职员，忙着为津贴、保险一类问题与 当局打笔墨官司。但在1925年，由于他得了严重的肾结石，不得不辞去原来 的职务，改而写诗。这件事不仅改变了他当时的生活状态，甚至一直影响到 他的现在。然而，那时他仅是加入了这一诗歌集团而已，连一本诗集也没出 过，至多在杂志上发表一两首。他被看作是最不关心这两个黄金时代的诗人， 正因如此，反而使他与巴黎的新学说显得比较接近，有一位他的诗友曾宣称， 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拥有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所一向缺乏的大诗人，这就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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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桑德雷而言。可是对那些文学上的论争，他却一向不予介入，他只是 走自己的路，始终申明他对创作意识的自我信仰。 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创作便从超现实的观点转变为严密的写实作 风，这可从他的一部重要诗集 《毁灭与爱情》中得到证实，许多研究阿莱克 桑德雷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是诗人引用了齐克果 《抑或—— 或者》里的话，如果没有爱，那么所有留给我们的东西部将毁灭。这个 “或 者”不仅可以提出两种相反的选择，而且也可以作为一种附加性的解释。这 个题目的意思似乎是说： “毁灭的另一个字眼便是爱。”从整体的比较中可 以看到，这些诗作表现了阿莱克桑德雷在描写中所下的功夫，这也是他自进 入创作 “轨道”以来不断地力争上游的结果。他自己曾说过：“人是宇宙中 的一个元素，在它的生命中已浑然一体而难以区别。”诚然，爱是毁灭，但 毁灭又是一种爱的自我否定的以及人类生来渴望从被割离与抛弃的状态中回 归世界秩序的行动的结果；因而人的躯体的枯萎只不过是有意义的生命和失 去意义的死亡之间的汇合而已，对此不必绝望，因为只有经过死亡的程序， 生命才会获得它的完整的意义，这一观念正好与诗人后期的一部重要诗集的 题目 《终极的起源》相同。阿莱克桑德雷并不怕把这一矛盾观点表现出来： 人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要他活着，实际上他还未诞生。 因为确信人类是整个宇宙发展的一个因素，同时又承认我们在世上的短 促生命仅是宇宙变化的渺小一角，于是阿莱克桑德雷甘愿返回到他所谓的“尘 世”，并继续以写作的方式来诠释生命，用他空前的明朗和直观的手段写出 了我们在一开始时所提到的那两部登峰之作。在 《心的历史》中，他又以一 首 《在黑暗之间的一道闪光》作为开头，诗中有人类、尘世，反正只要有它 们存在，生命就必然获得肯定。我们的天才诗人兼梦想家甚至有意无意地引 用另一段梦想性的文字作注脚： 我们是此番梦境的材料， 我们卑微的生命为睡眠所缭绕 阿莱克桑德雷在表面上似乎是我行我素，在西班牙内战中他饱受折腾， 眼前所见的都是烽火连天，洛尔加早已被杀，其他的诗友不是死于牢中就是 亡命天涯，跑不掉的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是阿莱克桑德雷在精神上并未屈 服，他仍以脆弱的生命继续握笔疾书，为那个被消灭了的政权留下正气，成 为西班牙民族气质的活水源头，这一点也成为我们在今天推崇他的主要原 因。 感到遗憾的是，阿莱克桑德雷先生由于健康原因今天未能亲自前来受 奖，我们只能拜托他的年轻的同事帕德隆先生，代为接受敝国皇上的颁奖， 并通过他向阿莱克桑德雷先生表示我们对他的最热切的关心与祝福。 （毛信德等译） 1978年 本年度因故无授奖词。 1979年 瑞典学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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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拉格纳·吉罗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同胞乔治 ·塞菲里斯1963年到这里来领受 同样的奖金时，他在飞机场献给瑞典学院当时的秘书和那年冬天的行政长官 每人一束风信子，作为向他们各自的夫人致意的礼品。那些花是他亲自从雅 典东边数英里的海米图斯山顶上采来的，那儿阿芙罗狄蒂拥有她的神奇的泉 水，而且自古以来盛开着风信子，使整个山区是一片芳馨。 此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插曲，因为我们十分欣幸在这里欢迎奥迪塞 乌斯·埃利蒂斯，这位在青年时期即以诗集 《风信子合奏曲》获得名声的希 腊作家。他在那个集子里对他的亲爱者叫道： “把风信于的光辉带在身边， 将它浸在白日的泉水中吧。”并且向她保证， “当太阳使水珠、不朽的风信 子和静穆在你身上溜滚，当你在太阳中发光时，我将宣告你才是唯一的实 体。” 但今天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令人想起在飞机场冷冷的雨雪中那种豪迈 的气派。塞菲里斯给我们的那束风信子一点也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一种。 它们虽然是新采来的，却不仅象征着采集者所在的阳光灿烂的南方与我们冰 天雪地的北方之间气候的差别。如果《风信子合奏曲》的作者奥迪塞乌斯·埃 利蒂斯也曾希望用这种花作为环境与感觉之间的一个类比 （这环境与感觉是 他的文化观的一个主要部分），他就会说我们的盆栽是西欧将他的国家的某 种野生物合理化了，从而得到了它的持久的美。对于这种美他已经奉献了自 己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流行于西欧的对构成 那个特殊的观念世界的全部事物的误解，而他是这个世界的合法继承人。 他已经在以批判的观点看待我们对于希腊的过分唯理主义的印象，他凭 自己对于西欧诗歌、艺术和思想方法的熟悉，把这个印象追溯到文艺复兴时 期的古代理想。这看来是自相矛盾的——一种他自己指出过的自相矛盾—— 因为正是这个因其呆板的唯理主义而被他打上烙印的西欧，突然给了埃利蒂 斯以刺激，使他解放了自己的写作：超现实主义，它不能说是在夸大理性。 这种自相矛盾如果并不怎么明显，至少也不完全是罕见的。超现实主义 像丰富生活中的一种反叛情绪，突破了僵化形态的坚固渠道。在法国之外， 诗歌也被一个自称 “帕纳斯派”的流派所支配，尽管它连帕纳索斯山脚也从 来没有到过，要是我们同意埃利蒂斯对于希腊今昔的看法的话。然而也是在 那个时代的希腊帕纳索斯山上，坐着那些同样的退化鉴定家，他们以华而不 实的辞藻宣布他们的悲观主义信念，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能够完全表达 自己的这种想法之外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这样一种气氛也可以称为有迷惑 力，超现实主义就是作为一种解放、一种宗教的复活而来的，即使那些到处 得救者的迹象只不过是用舌头说话而已。 但是一种艺术形式返老还童时所发生的最好事情往往不是由于有个明确 的计划，而是由于一种未曾预见到的交叉。对于希腊诗歌来说，与超现实主 义相接触意味着一次繁荣，它使得我们可以称过去50年为希腊的第二个黄金 时代。在那众多的创造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杰出诗人中，无人能让我们比在埃 利蒂斯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有力的交叉多么重要：那就是划时代的现代主 义与祖传的神话之间的激动人心的遇合。 要简短地介绍一位不易了解的诗人，便应当首先建立他与这两种成分、 即超现实主义和神话的关系。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我们可以引用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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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话。他一方面说：“我把超现实主义看作这个垂死的、至少在欧洲是垂 死的世界上最后可用的氧气。”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表示： “我从来不是个 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门徒”。他的确不是。埃利蒂斯同这个流派的基本诗作， 同它的以其滔滔不绝的偶然联想进行的自动写作法不会有任何关系。他在诗 歌表现手法上的探索引导他走向超现实主义的反面。即使它那些尚未证明过 的组合词的肆意展现使他自己的写作法获得了解放，他也仍然是个严格讲究 形式的人，一个用心创作的大师。 请读读被许多人认为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理所当然》吧。它以精 心的结构和庄严的辞藻使每个字都各得其所。或者举他的设计精巧的爱情诗 《花押字》为例，它在我们所知的文学作品中是少有匹敌的。这篇诗由7首 短歌组成，每首的行数是7或7的倍数，即7—21—35，直到当中达到高潮 的一首49行，然后反过来以同样的级差递减，即35—21直到最后一首7行 的短歌，与开头的一首相同。这样的结构当然用不着读者去多费心思，我们 也不必数这些台阶，但它确有自己的美。可是，带有这种像一个欧几里得线 形图结构的诗，并不是在模仿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 埃利蒂斯同另一种成分即希腊神话的关系，也要求我们加以说明。我们 看惯了那些业已熔毁并被改铸成当代西欧模式的希腊神话。我们有了一个拉 辛笔下的安提戈涅，一个阿努伊笔下的安提戈涅，而且今后还会有。在埃利 蒂斯看来这样处理是可厌的，是唯理主义者将野花改成了盆栽。他自己就没 有写布勒东笔下的安提戈涅。他从不模仿神话，而且攻击他的那些模仿的同 胞。在这个观念世界他也有他的一份责任，尽管他的作品不是出于希腊历史 上古代故事的复述，而是重新采用那种制造神话的方法。 他看着他的有着光荣传统的希腊：它的群山，那些以其高峰的名字使我 们想起人类精神是多么崇高的群山，它的水域受琴海，埃利蒂斯的家乡，它 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得以收集起来引以自豪。在他看来，这个 希腊仍是一个活生生的始终在起作用的神话，而他正如古代的神话作者那样 描写它，将它人格化，赋予它以人的形态。这给他的想像带来了感觉的亲切 性，而作为他的诗的信条的神话，也从那些在迷人的风景中嬉游的美丽青年 男女身上找到了化身，他们热爱生活并相互爱恋，在炫目的阳光下和在波涛 翻卷的海滩上。 我们不妨把这种态度称为乐观的理想化，而且，尽管它那么具体，也可 以说是离开眼前现实的一种飞翔。埃利蒂斯的十分严肃的语言经常在努力摆 脱琐屑的日常生活。这种理想化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诗既能使读者神往又 能引起他们的批判性思索。埃利蒂斯本人详细表明了他对事物所持的观点。 他说，希腊语作为一种语言不适于对生活进行悲观主义的描写，而且它没有 可以用来写诅咒性诗歌的措辞。对于西欧人来说，凡神秘主义都是与黑暗和 夜晚相联的，而对于希腊人刚光明才是伟大的神秘，每个光辉的白天都是它 的反复出现的奇迹。太阳、大海和爱，便是纯化一切的基本要素。 那些至今认为真正的诗必须反映它的时代和一种政治主张的人，可以引 用他写那位在阿尔巴尼亚战役中牺牲的陆军少尉的椎心之作。埃利蒂斯本人 也是一位少尉，而且恰巧是最先实施总动员密令的两位军官之一。他在前线 参加了抵抗墨索里尼优势进攻的激烈而残酷的战斗。他为哀悼那位体现着希 腊迄未完成的生存斗争的阵亡战友而写的诗篇，比起那种习惯于空喊文学任 务的人的作品，有着更为真实而惨痛得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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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蒂斯从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他 说诗人并不一定要表现他的时代。他也可以公开英勇地反抗。他的职业不是 要逐条记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个人的伤心事。相反， 他走的是 “从现实向可能”伸展的道路。因此，埃利蒂斯的诗本质上并不如 我们看来那么条理清晰，而是在一个背景的衬托下对现时进行透视，从中获 得光明。他的神话扎根于作为诗人摇篮的爱琴海边，但神话本身却是关于人 类的，它不是从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而是从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黄金时代 汲取养料。你说这是乐观主义或是悲观主义都毫无意思。因为，如果我对他 了解得正确的话，只有我们的未来才值得记在心头，只有那永远得不列的东 西才值得为之奋斗。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年，戴侃译） 1980年 瑞典学院 拉尔斯·吉伦斯坦 国王陛下，殿下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切斯瓦夫·米沃什生于立陶宛，成长在一个原始的民俗传统与复杂的历 史遗产并存的环境里。认真说来，似乎没有什么工业化。人民的生活与一种 尚未污染的自然密切联系着。这种文化及其大部分人民不再存在了。纳粹的 暴行和种族灭绝、战争和压迫已将它毁灭殆尽。 米沃什早年开始爱好文学，成为年轻一代的主要作家之一，他们想要革 新诗歌，积极参加反纳粹暴政的地下自由运动。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属 于新波兰知识界的名流，终于成为在国外代表他的国家的受信任的文化人 物。但是，冷战期间，政治气候沿着斯大林主义方向变换了。由于坚持要求 艺术的诚实和人的自由，米沃什不再支持这个政体。1951年，他离开波兰， 定居巴黎，做一名 “自由作家”——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名称。1960年，他 移居美国，在伯克利大学任波兰文学讲师。然而，他在波兰的根及其与波兰 精神生活的联系却始终没有割断。 米沃什的生活一开始就以分裂和瓦解为其标志。在外在和内在的意义 上，他都是一个被流放的作家——对于这个陌生人，有形的流放实际上是适 用于一般人类的抽象的甚或宗教上的流放的反映。米沃什在他的诗与散文作 品及文论中所描绘的世界，正是人在被逐出天堂之后所居住的世界。但是， 他所被逐的天堂并非任何一种哀诉的牧歌，而是 （不管怎么说）一个真正的 “旧约”中的伊甸，以蛇作为竞争霸权的对手。破坏的背叛的势力同善良的 创造的力量混合在一起，二者同样是真实的，现存的。 紧张和对比是米沃什的艺术和人生观的特征。据他说，作家最重要的职 责之一就是 “给读者创造出一个将日常生活变得极其惊心动魄的境界”—— “保护我们免害于巨大的沉默”，并且告诉我们“始终如一地做人是多么困 难”。他身上有不少传教士式的或者帕斯卡式的热情——力图使我们强烈地 意识到，我们四下散居着，没有什么天堂，只有邪恶和浩劫是需要对付的力 量。直面现实，并非把一切看成一团漆黑，屈服于阴郁与绝望之中，亦非把 一切看成通体光明，陷入空想和错觉。更不是模糊轮廓和焦点；以求便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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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紧张，激情，对比——既是自由地枝承认的又是被强制执行的向国外 散居——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的真实意义。 米沃什是一位非常理智的作家，在哲学和文学两方面均有修养。他的作 品富于语态和典据，戏拟和反讽，有意破坏风格和角色。它在结构上是复调 式的。 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作家。我们不可能希望韵律和语感确切地复现 在译文中。但是，内在的感性却可以充分地保存下来。他的形象比喻具有唯 独经验才能赋予的惊异的性格——那是在经验世界中，想像或回忆中所经验 到的惊异。米沃什身上的理智的特征正好为这种明朗风格的才能和这种对于 感性事物的被报答的爱所补充。他力图接近具体的现实，凭借人类的传统与 情谊，抵抗那些在我们违反本意而彼送到的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破坏力量。 他的作品使我们感到远在天边，同时又近在眼前。他对于他的新国家的关系 也可以这样说，在那里他是一个必须经过翻译才能被理解的作家，是一个被 理解而又受尊重的作家，虽然也许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是通过不完全的复 制品。他认为，事实上我们大家都会遇上这种情况，不论是不是作家。 强烈的情感，还加上严格的训练和确切无误的洞察力，使他的作品与众 不同。一种难以平息的热情决不让他安于人的无能为力，安于语言对幻想游 戏的癖好，安于麻木不仁，安于 “我们不曾以绝对的爱，超乎常人能力地， 去爱萨克森豪森的可怜的灰烬的那种悔恨”。他的这种热情结合着一个成熟 的经过痛苦考验的人的宽容精神，结合着一种对自我克制的追求和一种禁欲 主义的甚或享乐主义的英雄气概。我们经常遇见蔑视和愤怒的爆发，它们以 近乎尼采的方式，狂乱地反抗造物环境迫使人仅仅成为人，而不能像神一样 改变卑鄙和残忍的一切。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偶尔出现的一种对于眼前奇迹 般存在的简单事物的明朗的宁静心境。他的作品是多声部的，富于戏剧性的， 执着而又煽动的，在不同的基调和水平之间变化着，从哀婉到暴烈，从抽象 到极其具体，不一而足。 切斯瓦夫·米沃什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作家，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来说 ——需要认真阅读，不可等闲视之，其强烈的感染力决非由于他的错综复杂 性。 亲爱的米沃什先生！你有时说到，你的语言、波兰语是一个小民族的小 语种，不为大部分世界所知。我曾试图评述你的人生见解和经验，它们就是 用波兰语写出来的，而且是靠波兰的传统与文化培育起来的。我说话用的却 是一种更小、更不为其余世界所知而且与波兰传统颇为疏隔的谣言。而且， 我只能利用很短一点时间，来试图描述阅读你的作品时的一些体会。现在， 我愿用英语——一种既不属你也不属于我的语言来作结束，而且是在更短的 时间之内。当然，我不可能公正地评判你，一点也不可能。 目前的情况令人感到某种讽刺，一种在这一点上并非不相称的讽刺。你 常把人的环境说成基本上是彼此疏远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外国人， 彼此是外国人。但不仅仅是外国人。诺贝尔奖金对你还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国界可以跨越，理解和同情可以培养，生动的交往或一致可以创造。阅读你 的作品，面临它们的挑战，意味着因重要的新的经验而致富，尽管非常疏远。 我十分乐意表达瑞典学院的衷心的祝贺，并请求您从国王陛下的手中接 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绿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