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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 状态下被灌输进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 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 “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 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 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 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 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 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 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 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 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 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 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 而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 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 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 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 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体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 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 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 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 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 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 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 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 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 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 断，而从未按照仕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 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 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 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值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 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 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 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 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作更大的、更痛苦而又 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 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 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友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 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 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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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 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 （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 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 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 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 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 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 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一场殃及20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 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 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 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 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 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 25 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 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 又在边境遭到射击一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 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 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 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遥远的悲哀的这 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制成的。但是对被 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 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 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彼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 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 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五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 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 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 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 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 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 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 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未体验 到的种种方面和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仰、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 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 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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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 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 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 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 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 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 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 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 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 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 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 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炼，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兔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 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 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 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 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 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诋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 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 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 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 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 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 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 为它不仅仅是对 “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 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 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 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级戳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 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 生部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 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 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一种危险。 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当由于这样的笔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 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六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 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 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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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缨的诺贝尔奖 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 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 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 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 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 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 ——贡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 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 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 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 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 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 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20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50年 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彼贪婪、嫉炉、缺乏控制、相互的 故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 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 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 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 像不变的、普遍的良善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 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 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 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 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 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 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 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 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棵裸的暴 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蒲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 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恩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 —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魇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 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 们何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 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 采烈地重复着我们19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 新的东西。他们为中国的红卫兵的最近的可悲堕落喝采，把它看作一个愉快 的榜样。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 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 新的政府 （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 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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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 承，只要不显得“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19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 斯基将官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举动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 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20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 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 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 任何代价渴望得到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 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 退却，只是为了攸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 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 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 压缩的、彼妞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溶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 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 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 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悟住的区域之内 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 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 （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 区域就好像不是由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 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强的了解，他们抱 着他们是作为 “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 踏在脚下。 25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惜的是，在 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 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 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 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 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 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 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联合国组织并没有努力使其25年来 最好的文件 《人权宣言》成为每个政府所面临的要成为其成员的一种强制性 的条件，这样它就把那些谦卑的人民出卖给它们并没有选择的政府的意志。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 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 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 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 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 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 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 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其十次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 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毕竟，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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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 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 是给予世界我们的辛酸的、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 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 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 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饱和同时代人的超你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 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 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 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 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 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 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你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七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 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 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 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 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问的相互影响的总计。 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问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 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 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 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 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 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 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 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 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 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 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 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 一步的支持。在我50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著名的西方作家 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 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 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 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 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亲瓦·奠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 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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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 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 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 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 “内部事 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 “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 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 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 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 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 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 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 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助吧！自 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体所撕裂的国家 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从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 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 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 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 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 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 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 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 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 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 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 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 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 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 （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 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 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 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 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 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 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 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 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 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 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 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 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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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 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 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 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 多东西，但就是不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课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 ——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 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 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梧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 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 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王义国译） 1970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陛下！诸位亲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在这个大厅里曾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受奖演说，然而，大概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有一 次，可以说我曾经来过这里，尽管不是血肉之躯来过；还有一次，是最尊敬 的卡尔·拉格纳·吉罗先生已准备动身前往我国光临寒舍了；再就是这一次， 我终于亲自来了，不合时宜地占着多余的座椅。为了使我能够发表3分钟的 演说，竟需要经过3年多的时间，而学院常务秘书今天又不得不给我这样一 个作家第3次提供机会。 正因为我给你们大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麻烦，我在这里应该请求诸位原 谅，尤其应该对你们已故的前国王和你们大家于1970年在这里面对空坐椅所 举行的那次热情的祝贺仪式表示感谢。 然而请你们相信，一个获奖者要把4分钟的演说装在肚子里4年，这同 样是不轻松的。当我最初准备到你们这里未的时候，对于一生中第一次要在 这自由的讲坛上说些什么，我没有任何准备，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对一个下 自由国家的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次登台和第一次演说也就是讲世上的一切， 讲他自己国家里的一切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忘却授奖仪式的目的，给在座 诸位欢庆的酒杯里注入几滴苦涩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打从到这里未能成行 的那一年起，即使在自己国家里，我也学会了把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几乎全部 公开地说出来。而被驱逐到西方之后，我就更有这种畅所欲言的可能了，这 在你们这里是根本不在话下的。现在，我已没有必要使这简短的发言负荷过 重，何况在这种气氛中，那样做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不过，事隔几年再来对诺贝尔奖金的授奖致答辞，我倒觉得也有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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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越性。比如说，在4年的时间里，可以感受到这种奖赏在你的生活中已 经起到什么作用。就我来说，它在我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帮 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 几十年之中人们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也听见了。它从外部给了我支 持，没有它的支持我未必能够挺得住。 对于我，瑞典学院可说是作出了相当罕见的例外对待：决定把奖金授予 我的时候我还处在中年，而根据我的公开文学活动算起，我甚至是处在幼年 时期，总共才是创作活动的第8个年头。对学院来说，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冒 险性，因为当时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只是我创作的一小部分。 也或许，任何文学与科学奖金的美好使命都正体现在这里——有助于前 进中的发展。 我对瑞典学院表示由衷的感激，因为它以自己 l970年的选择对我的创作 活动给予了异乎寻常的支持。我敢于以人数众多的非官方俄罗斯的名义向学 院表示感谢，那里的这些人由于写书，甚至由于读书而遭到迫害，他们连公 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没有。学院由于自己的这项决定而听到了许多非 议，仿佛这奖赏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不过，根本不知道其他口的的那些嘶 哑的喉咙，也只能喊出这种调调来。 我限你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 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 （佚名译） 1971年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聂鲁达 我的演说将是一次长途跋涉，将是我在地球另一端遥远地区的一次旅 行，那里的景物和荒凉情状，并不因其遥远而与北方有多大差别。我说的是 我国的最南端。我们智利人相距真是远而又远，边界简直与南极紧紧相连； 在地理上我们同瑞典十分相似，只不过瑞典的头部贴近本星球白雪皑皑的北 极。 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件促使我穿过那里——我的祖国的那个辽阔地 区；因为只有穿越 （我当时是迫不得己）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我国与阿根 廷按壤的边界。大森林把那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覆盖得像一条隧道，而我们是 犯禁潜行，只能循着极难辨认的方向行走。那里没有足迹，没有路径，我同 四个骑马的旅伴在马背上颠簸着透迤前进——一面清除大树的障碍，越过难 以涉渡的河流，穿过宽阔的多石地带，走过荒无人烟的雪野，一面寻找 （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摸索）我个人获得自由的途径。我的旅伴们认得方向，知道 从繁茂的枝叶之间可能通往何方；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骑在马上还不 时用砍刀在左右的大树树皮上留下刀痕，以便让我独自去听凭命运支配之 后，在归途中可以辨认方向。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 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植上、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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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神秘的大自然，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已的威助。孤独、危 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向都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踏着也许是走私贩子的、也许是逃亡的刑事犯的十分模糊的 足迹行走，但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死于非命，因为安第斯山上寒 冬的雪崩和可怖的暴风雪一旦骤然袭来，往往困住过往旅人，把他们埋到深 达数丈的积雪下面。 在那荒野上的足迹两旁，我看到像是人类建造的某种东西。那是历经无 数寒冬堆起的一段段树枝，是千百个过往旅人的草木供品，是为倒毙者堆起 的高高的木坟头，它使人想到那些未能继续前进而永远留在那皑皑白雪下面 的人。我的旅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砍下一些树枝，这些树枝有的从参天的针 叶树上低垂到我们头上，有的从橡树上垂下来——严冬的暴风雪还没有来 临，它梢头的伎叶已经在颤动了。我也在每一堆坟头留下一件纪念品、一张 木质的名片、一束从树林里砍来的树枝，用以装点一个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坟 墓。 我们还渡过了一条河。这种源出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小溪，奔腾而下，流 势湍急恣肆，一泻而成为瀑布，挟着冲下险峻高山时产生的力量和速度，撞 开土地和岩石；不过，这次我们遇到的却是一条绥流，水面开阔，平静如镜， 是一处容易涉渡的浅滩。马匹下到河里，腿没在水里都够不着底了，便向对 岸游去。突然我的马快要完全给水淹没了，我失去支持，开始摇晃起来；当 我的马挣扎着把自己的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就使劲夹住马肚子。我们就 这样过了河。我们刚刚到达对岸，我的向导，也就是那几位伴送我的农民， 微笑着问我： “您害怕了吧？” “是的，我刚才还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我说。 “我们可都手拿套索跟着您呢。”他们对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又说： “我父亲就在这里落水，给急流卷走了。您倒不至 于发生这种事。”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处天然隧道，这也许是一条流向不定、水量丰沛的河 流在巨大的岩石上冲凿出来的，也许是一次地震把我们钻进去的这条花岗岩 隧道——受侵蚀的石块形成的岩石水道——设置在高山上的。马匹没走几步 就打滑，它们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稳住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铁蹄 上进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仰面朝天倒在岩石上。我的坐骑的 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在这条广阔、光辉而又艰巨的道路 上迈进。 在那莽莽丛林中，总有令人惊异的事在等待我们。摹地有如奇妙的幻觉， 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小块苍翠的草地；那里泉水清澈，绿草如 茵，野花遍地，流水潺潺，上面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任何枝叶挡住普照的 阳光。 在那里，我们有加驻足于奇幻的仙境中，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 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向导们各自下了马。如同举行祭祀 一样，在那块场地中央摆着一具牛的颅骨。我的旅伴们一个个悄然无声地走 上前去，把几枚钱币和一些食品投入颅骨的孔中。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 粗鲁的尤利西斯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这些人也许会从死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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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种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为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帕子， 跳趄一种古怪的舞蹈；他们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脚印， 单脚绕着摆在那里的颅骨蹦跳。在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隐约 约意识到陌生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界上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 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答复。 再往前走，已经到了越过边界的地点——从那里，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 我们是在夜间到达群山间最后的峡谷的。这时忽然看见了火花，这是有人居 住的确切迹象，我们走近时看到的是几所东倒西斜的房屋，几个似乎空无一 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棚舍中央燃烧着粗大 的树干，那些巨大的树身夜以继日地在那里燃烧，烟从屋顶的缝隙逸出，就 像一片厚厚的蓝色轻纱在夜幕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都是人们在 那一带高山上制成后堆起来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像一堆布袋似的躺着。 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的弦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来自炭火，也来自黑暗的地方， 是我们在路途中偶然听到的头一个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 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诉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 边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 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 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同吃饭， 然后又在黑暗中一起走向一些天然的房舍。温泉流过那些房舍，我们泡到温 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长途骑马跋涉而引起的疲 乏一扫而光。我们像受过洗礼一样，感到浑身清爽，充满活力；天一破晓， 我们就踏上了将要与我的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几公里行程。我们精神 焕发，勇气十足，唱着歌骑马离去，迈向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大道。我 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以报答他们的歌声、他们 的食物、他们的温泉水、他们给予的住宿款待，也就是说，要报答他们主动 给予我们的意外庇护；这时候，他们毫不动心地拒绝了我们。他们仅仅是帮 了我们一点儿忙，而在那个 “仅仅”里，在那个无声的“仅仅”里，有很多 不言而喻的含意：也许是感激之情，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里学到过任何写诗的诀窍；任何会让后起的诗人们从中得 到点滴所谓智慧的关于写作指导、方式和风格的书，我也决不会去写。我之 所以在这篇演说中讲到了某些在事，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在这个与事件发 生的地点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远难以忘怀的旧事，是因为在我一生中， 我总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我要寻求的明确无误的语言和方式，这不是为了固 执己见，而是为了表达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份。在那里，大地 利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 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 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致起 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现在以同样 的心情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在渡过湍急河流的时候，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