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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着牛的颅骨跳舞的时候,在高山地区清澈的水里洗澡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 感受,是日后要与许多人交流的发自我内心的愿望,还是别人传递给我的兼 含要求与召唤的信息。我不清楚,我当时体验到的诗意,我后来沤歌的感受, 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我写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记述还是创作的诗、 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朋友们,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决没有 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 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的地方,才到达那块 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 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 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确实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与人一 道坐到友谊和责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认为指责或辩解都不 是诗人的天职。总之,任何诗人都不是诗的主宰。如果有那么一个诗人一味 指责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认为可以浪费生命去针对合乎情理的或胡说八道 的指责进行辩解,我倒认为,只有虚荣心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如此极端的歧途 上去。我认为,诗的敌人不存在于写诗或爱诗的人之间,而存在于诗人自己 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 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 诗人不是 “小上帝”;不,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超越从事其他 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 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 炊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 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 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 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 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 进去,就是和全人关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 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 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 理都没有允许我 (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小崎岖难行 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划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 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 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 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 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 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 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份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 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 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 (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 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 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 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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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窒息。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 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 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 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 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 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 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作出这种设 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弛。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 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词、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 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 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 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 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不管我谈到的诗人的这些责任是否正确,我将格守不渝;我还决定,我 在社会上和对待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具有自己的倾向性。 我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光辉的失败、受人冷落的胜利、令人 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 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 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 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 (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 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 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 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 尊严,就必须像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承的是受了许多世纪磨难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们本是最欢乐、 最纯真、用石头与金属建造过神奇的塔楼、制造过光彩夺目的珍宝的人民, 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义时代迅速遭到摧残,变得无声无息,而殖民主义至今 依然存在。 我们灿烂的前途主要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绝没有互不相关的斗争和 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遥远时代、惰性、谬误、热情、当务之急、历史急这 变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说,如果我曾经为美洲这个伟大大陆的封建的过去 效过犬马之劳,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不是因为参加了我国当前改 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给予我的荣誉面前昂起 头来呢?必须看着美洲的地图,面对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和我们周围广阔的宇 宙空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拒绝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给予美洲 人民的耻辱与受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没有再把个人当作太阳系中心的太阳 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尽管它 不时会有失误,但它每天总是不顾那些不合潮流的顽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 之过急的人,不停顿地向前迈进。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 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些艰巨 的使命。 迄今恰好100年,一位才华出众的不幸诗人——一个极度绝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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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了这样一句预言: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 那些壮丽的城池。 我相信兰波这句有远见的预言。我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省份,来自一个 地处偏远因而与一切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我是诗人中最不走运的一个,我 的诗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区的局限性。但是,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 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才能带着我的诗,也带 着我的旗帜来到这里。 最后,我必须对善意的人们,对劳动者们,对诗人们说,兰波说过的那 句话表达了整个未*,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 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因此,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引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聂鲁达散文选》,1987年,林光译) 1972年 海因里希·伯尔 国王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瑞典国王陛下在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曾博学地回顾了我们生于 斯、住于斯的那块土地转瞬即逝的各个方面。这块土地并非处女地,更不是 清白无辜的,它从来就没有安宁过。这个为充满渴望的人们所居住、令人梦 寐以求的莱茵河畔的国度有过许多统治者,见过同样多的战争:殖民战争, 民族战争,区域战争,地方战争,宗教战争,世界大战。它见过大屠杀,见 过驱逐,总是有被驱逐者从其他地方来到此地,也有人被驱逐到其他地方。 这里的人说德语,乃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对内或对外显示。这样做的是其 他的人,他们不满足于软绵绵的d,他们渴望一个硬邦邦的t,特意志人。 从以往转瞬即逝的各个方面进入转瞬即逝的现代的道路上有暴力、破 坏、痛苦和误解。碎片、碎石和瓦砾,向东和向西的位移,都没有产生经过 这么多的、太多太多的历史之后所应期待的东西:镇静;也许是因为别人从 来没有让我们这样过;有的人认为我们过于西化,有的人认为我们不够西化; 有的人认为我们过于世俗化,有的人认为我们不够世俗化。在那些显示自己 的特意志人中一直还存在着怀疑,好像西与德意志这一组合只是这个已成为 不神圣的民族的一种假象。但是,有一点应当是肯定无疑的:如果这个国家 曾经有过像一颗心脏那样的东西的话,它就在莱茵河流过的地方。通向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小时候我在学校里也听到过 “战争是万物之父”这句体育格言;同时我 也在学校和教堂里听到,爱好和平的人、温和的人。亦即不使用暴力的人, 将会占有希望之乡。一个人大概至死也摆脱不了这一巨大矛盾:有些人被许 诺在天上和地上得到幸福,另外一些人只被许诺在天上得到幸福,而这是在 一块就连教会也渴望权力、取得权力并行使权力直至今日的地方。 对我来说,通向这里的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如同千百万人一样,我从战 场上归来,除了插在口袋中的双手以外没有多少其他东西,区别于其他人的 只是有一股渴望写作的激情。写作把我带到这里来。请允许我不把我站在这 里的事实完全信以为真,如果我回顾那个经过长期驱逐和漂泊后回到一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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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的家乡的年轻人;不仅摆脱死神,而且也摆脱死的渴望;得到了解放, 活了下来;和平——我生于1917年——只是一个词,既非回忆对象,也不是 一种状况;共和国不是外来语,只是被粉碎的回忆。我在这里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外国作家,他们成为解放者,把令人感到奇怪的和陌生的东西从封闭中 解放出来,这些东西由于其本身的物质性而回到自己的特性中去。在回到材 料中去,回到这种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难以把握和理解的材料中去的情况下, 剩下的事情就是征服语言。我也感谢德国朋友和德国批评家的许多鼓励,感 谢许多使人丧失勇气的企图,因为有些事情在发生时没有战争,但是在我看 来,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反抗的。 这27年是一次长征,不仅对作者,而且也是对公民来说的,穿过一座来 自想当然的复杂情况的食指密林。在想当然的情况下,打败了的战争变成其 实是打赢了的战争。甚至有些食指的火药味很浓,一触即发。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想起先于我站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在这种该死的想 当然情况下据说不再是德国人了。奈丽·萨克斯为塞尔玛·拉格洛夫所救, 死里逃生。托马斯·曼被驱逐和开除国籍。赫尔曼·海塞从这种想当然中移 居国外,当他在这里受到尊敬的时候早就不具有德国国籍了。在我出生前 5 年,即60年前,德国的最后一位文学奖获得者曾站在这里,他死于德国:盖 尔哈特·豪普特曼。他生前最后几年是在德国度过的,尽管存在着一些被误 解的地方,但他与那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我既不是想当然者,也不是别的 什么人,我是一个德国人,我的唯一有效的证明——不用任何人签发或延长 ——就是我用以写作的语言。作为这样一个人,作为德国人,我对这个巨大 的荣誉感到高兴。我感谢瑞典学院和瑞典国授予的这一荣誉,它不仅是给我 的,也是给我用以表达自己意思的那种语言和我身为其公民的那个国家的。 (裕康译) 1973年 获奖者怀特因病未出席授奖仪式。 1974年 埃温德·雍松 我谨代表哈里·马丁逊和我自己,就我们现在的观点,简单地说几句。 对于诗或散文,依照惯例都是以经历过的岁月为背景,对自己的往事作 一个回顾。一般的说,这些经验,有的可以肯定,有的则否定。经由这种自 我剖析,往往有助于我们看透人生。而对我们来说,这更能唤起曾给予我们 以巨大影响的老师的追忆,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加强。这些老师中,虽然 有的早已作古,但透过他们遗留下来的著作,分明感受到他们是至今仍活着 的思想家和诗人:有时,他们不分长幼,都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在引导我们 走上人生既定之路的领路人中,也包含了现代的作家。 另外,当我们孩提之时刚刚学会分辨字母后,就有人用石板教我们练习 字形和字母顺序,这也使我们以深切的感激之情,怀念起幼年时曾教育过我 的那些优秀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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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反映出他在其人生旅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他把这 些经验作为某一首诗或某一个故事的素材。诗人和小说家为了要产生实在的 或是对他们而言是实在的真实映象而创作。诗人从寻求灵感的痛苦及思考的 旋祸中,发现精确语言的本质,并加以提炼。因此,诗人和小说家在把自己 心中想到的,想把握的东西写下来时,就能深深地体验到自我意识的喜悦。 在过去和现在所有优秀的作品中,都包含有:人类社会、自然与技术, 以及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苦乐时所遭遇的暴力和同情。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 实世界中,我们所感受到的痛楚、郁闷,及灵魂与肉体之悲苦,似乎已深入 到人类史上来曾有过的程度。因此有不少的科学家及诗人,恰如其分地运用 各种方法和手段,或藉他人之协助,都想不断地努力,以创造出一个最适合 居住生活的世界。我们有希望,也有决心,做到接近于 “对万人行以正义, 而不对任何一人施以不义”的最终目标,这个希望和决心应该可以作为我们 的信条。 这回,瑞典学院让哈里·马丁逊和我有机会在此接受这至高无上的殊荣, 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同时,对推荐我们角逐文学奖的诺贝尔基金会的同仁们没有对我刚才的 发言显露不快之怠,我们表示崇高的谢意。 (毛信德等译) 1975年 诗歌还时兴吗?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没有错的话,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已经颁发了第 17届 了。如果荣获这一威望很高的褒奖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话,那么其中活在 世上仍然工作的人则要少得多了。他们中有些人出席了今天的盛会,我向他 们致意,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按照广泛传播的说法,即那些并非一贯 可靠的预言家们的说法,今年或者未来可望的几年中,整个世界 (或者说, 至少是世界上人们认为已经文明化的那个地区),将要经历一场异常巨大的 历史性转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关于神学上向来世转化的问题,也不是 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毁灭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出现新的社会和谐一致的问 题;这种和谐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浩瀚无涯的乌托邦的管辖领域中 才存在。到这一转折发生的那一天,诺贝尔奖将有100岁了。也只有到那个 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及其所颁发的奖金,在组成社会生活的新体制方面究竟 做出了哪些贡献的借贷对照表,才有可能完全制作出来。无论是普遍幸福也 好,或者稍有微疾也罢,但至少要做到将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类之间的猛 烈抨击,中止几个世纪——我指的是人类生活,而不是回溯到亿万年前的氨 基酸的出现问题,也不是指使人类在宇宙中起源的、或者说也许包含了构造 人类的那些物质材料的出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番寻踪追迹的推导 演绎需要多久的时光啊!不过,我不打算离题太远,我很想知道,诺贝尔文 学奖所根据的评判章程是否公正,即我想知道,各种不同水平的科学以及文 学作品,在广泛的 “人文主义”意义上,在推广和捍卫新的价值观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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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都做出了贡献。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些由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而获 得了诺贝尔奖这项人人羡慕的褒奖,其登记在册的名单会很冗长。但是,那 些在许许多多岗位上为人类工作的队伍,甚至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为人类工 作,还有从未奢望得到任何可能奖赏的队伍,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学位 论文或学术论文,从未想到——正像意大利人常说的那样要去 “让新闻记者 们开腔”,这样的大队人马则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认清他们。 无疑世上有许许多多纯洁完美的人,他们阻碍 (当然还不够)了功刊实用主 义风气的散布蔓延。这种风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助长了腐化堕落、 犯罪、种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和偏执狭隘。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院士们一向反对 偏执狭隘,反对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还有那种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压迫彼统治 者的迫害风气。特别是在挑选文学作品上,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也挑选那些 有时可能是厉害激烈的文学作品,但绝不会挑选像原子弹那样杀人致命的作 品,因为原子弹是永恒的罪恶之树上结下的最成熟的果实。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坚持不让,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 伦理学家。 我写过不少诗歌,为此我已经得到了奖赏。但我也是图书馆员、翻译、 文学和音乐评论家,甚至也是一位失业者,因为我被公认对一个我无法热爱 的政权缺乏尽忠精神。几天前,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她问道:您是如何 分配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的?如何花那么多时间来写 诗,那么多的时间来翻译,那么多的时间来做管理员的工作?又如何花那么 多的时间来安排日常生活?我尽力向她解释,就像人们计划安排工业上的工 程项目一样,那是个计划安排时间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大一部空余时间被用 来于那些无益的事情了。的确,我们时代的危险之一,就是对那些无用无益 的东西进行交易买卖,对此年轻人特别敏感。 不管怎么说,我来到了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诗歌是一种完全无实 用价值的产品,不过却也无害。这就是诗歌伟大高尚的特点之一。但这并非 是诗歌的唯一特点,因为诗歌是一种创作,或者说,全然是一种地域性的不 治之症。 我来到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除许多翻译文章和评论文章之外,有 6部诗集。人们说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产品,也许他们认为,诗人是商品 的生产者;机器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不幸的是,诗歌创作不是做买卖 搞交易。这是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现象。正如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克罗齐, 与罗马天主教徒吉尔森那样,他们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却一致认为: 写一部诗歌的发展史是不可能的事。就我而言,如果我将诗歌看成是一种客 观存在的事物,那么我坚持认为,由于最原始的部族音乐的简单敲击声响, 需要配上语言,便产生了诗歌。只是过了很久之后,语音和音乐才用某种形 式书写下来,逐渐又分化而相互区别开来。接着出现了书面形式的诗歌,但 与音乐所共有的关系已消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诗歇趋向于在结构形式上呈开 放型,于是便有了韵律、小节、以及所谓的固定程式。早在《尼伯龙根之歌》 中,后来又在中世纪传奇史诗中,真正的诗歌题材是实在的,健全的。但是, 致力于供人阅读的诗歌,不久也随着法国普罗旺斯诗人们的出现而出现了。 诗歌渐渐地成了可视的作品,成因为诗歌描绘了意象,但诗歌也是音乐作品; 诗歌将音乐和诗这两种艺术合成一体了。自然,诗歌形式上各种结构,是决 定诗歌成为可视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能将诗歌排字印刷成纵行格式,并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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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完全占满的情况下,诗歌就为新章节的创作和重复再现留有余地了。即 使某些空白间隔也具有某种价值。而散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散文占满所有 空白,并未表示出任何可发音的暗示。在这一点上,诗歌的韵律结构就可以 用作小说叙述手法的理解手段了。这是就八行韵节的叙述手段而言的。八行 韵节是一种19世纪初期就已陈腐的形式,尽管拜伦的 《唐璜》(一部仅完成 了一半的诗集)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固定的诗歌格式,不再使人们的视觉或听 觉感到满意了。观察英国的无韵诗以及对应的韵节格式,如含11个音节的自 由侍,就可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此期间,绘画在与自然主义分离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并在绘画枝法上立即得到了反映。于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 程——要在这里详述这一过程,则需要过多的时间——人们就得出如下的结 论:再现现实,再现真正的客观物体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只能创造出无用 无价值的复制品。但是,在玻璃试管中可显示和景物或人物同样大小的逼真 图像来。画家卡拉瓦吉奥或者伦勃朗本可以对此临摹一番,画一幅杰作的。 几年前在威尼斯的那次橱窗展览中,陈列了一幅黄种人的肖像画。这幅画的 模特儿本人俗不可耐,但为什么不可以呢?艺术可以为一切开脱,除非不断 靠近这幅画,否则人们不会发现,可悲的不是这幅肖像,而是所画的那位有 血有肉的人。这个实验后来被警察阻止而中断。但是,从严格的理论角度而 言,这幅画完全为艺术所开脱了。多年来,那些在大学里挂有头衔的评论家 们一直宣扬着艺术毁灭的必然性,等待着有位先知来宣布世界的新生或复 兴,但是新生也好,复兴也罢,人们却连一点征兆也觉察不到。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究竟可以引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艺术,一切视 觉艺术,从艺术这个字眼的最糟的意义上讲,正变得通俗大众化了。艺术是 消费品的生产,生产供人们在等待新世界的到来时使用和抛弃的消费品。在 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将能使自身从周围环境中,甚至从自身的意识中解脱出 来。我引用的例证,可以扩大延伸到那种专门产生噪音的音乐方面。这种没 有区别的音乐,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聚集起来收听的,目的是驱散他们因孤 独寂寞而产生的恐怖感。但是,已经文明化的人类,为什么愈来愈发展到竟 然惧怕自己的地步呢? 显而易见,我已料到会遭到反对,我们不可使社会病传播蔓延。也许社 会病一直就存在着,不过,因为从前的传播手段不大可能让我们了解并诊断 这些疾病,所以大家知之甚少罢了。我深为焦虑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末日 即将来临的气氛,却伴随着一种日益广泛的享乐自得的风气;同时也深感不 安的是,幸福 (存在幸福的地方,也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些地区)却带有 黑黄色的自暴自弃的特征。在当代幸福文明的黑暗背景衬托之下,各种艺术 有互相交错混合,丧失其同一性的趋势。大众传播工具,无线电,特别是电 视,试图灭绝各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沉思反省的途径,也并非没有取得成 功。时间加快了节奏,刚刚几年前创作的作品似乎已经 “过时”。听取艺术 家的呼声的事,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曝十寒的事情,既视时局风向的转换,也 看是否有立杆见影的功效而定。因而,我们时代的新艺术就是一种观瞻物, 不一定是将各种艺术的基本原理都包罗进去的舞台展览,只要对观众、听众 或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按摩作用就行。这种新的大杂烩的出奇制胜之处,全在 导演的回天之力了。他的目标,不仅协调舞台的布局安排,而且要为作品外 在地强加上意图,但这些作品本没有、或者已经包含了其它的意图。所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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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空洞无物,对人生极端缺乏信念。在这种疯狂的裸露癖盛行的境况下, 诗歌这门最为严谨认真的艺术会处于何种地位呢?所谓抒情诗是艺术品,是 独立思考和多次印象积累的成果。这一点今天仍然适用,但是其范围大大受 到了限制。然而,我们更多地遇到这种情况:俨然以诗人自诩的人,宣称已 经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接着诗歌成了追求音响和视觉效果的东西。诗的语 言,像手榴弹爆炸一样,杂乱无章地四处抛洒,毫无真实的含意,却似发生 了有许多震源的地震。诗的释义也就没有必要了,许多场合下只能靠心理分 析方法也许有所帮助。既然强调了诗的视觉效果,诗也就可以随意转化,这 例是美学史上出现的新现象。这并不是说新诗人们是精神分裂病患者。其中 某些人能写出空洞无物的古体侍以及伪诗。也有的诗是为聚集在广场上的狂 热人群面前呼口号而写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独裁者掌权的国家里。这类 注重诗歌发音效果的运动员们,也并非全无才气可言,我将引用这类例证。 如果这类例证仅与我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话,我希望诸位原谅。但这一事实— —如果真实的话——说明:到现在为止,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诗歌:一类 是供眼前直接消费的应景作品,一经使用立即消亡得无踪无影;而另一类则 能安静地长眠。但是,如果它有力量的话,总有一天会苏醒奋起。 真正的诗歌如同某些绘画,其收藏者鲜为人知,其价值也只有少数内行 人知晓。然而,诗歌的生命并非仅仅存在于书本中,或者存在于学校收藏的 文集中。诗人不认识,并且往往永远不会结讽自己的知音。我要给大家举一 个有关我个人的事例。意大利报纸的档案栏中,有时登载有仍然健在的人的 讣告。这些文章我们称为 “假死”。几年前,在那不勒斯《晚邮报》上我发 现了关于我的 “讣告”,是由评论家、翻译家兼通晓数国语言的陶勒诺·朱 伯提签署的。他写道,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读了我的一两首译成俄 文的诗歌后说道: “这就是我喜爱的一位侍人。我希望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 他的诗作。”这类小事件并不是不会发生的。我的第一部诗集是1925年开始 流行的,而马雅可夫斯基 (周游过美国和其它地方)于1930年自杀身亡。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善于在作品中真实反映生活,擅长传播人们呼声的 诗人。如果他能说出上面的那一番活,那么我就可以说,我的诗歌,经过曲 折而又预料不到的途径,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然而,请不要相信,我关于诗歌的观念是唯我独有的。为所谓幸福的少 数人写诗的观念,决不是我的观念。实质上,艺术总是为一切人的,而不是 为哪一个人的,但仍然无法预料的是诗歌真正的知音。观赏艺术,大众艺术, 向往对假想读者的身心进行按摩的艺术,其面前有无数条道路可通行,因为 世界的人口还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但是艺术涉及的范因是无止境的。可以把 一双拖鞋装上镜框,拿出去展览 (我个人已经看到过我的诗作被人这样处理 过),但风景,湖泊或者任何大自然的壮丽景象,是绝对放不进玻璃镜框中 去供人观赏的。 抒情诗无疑已经打破了束缚它的障碍。已经有用散文形式,用一切优秀 散文形式创作的诗歌。这些优秀的散文并非全是功利实用主义或空泛说教式 的;也有用散文形式,或者起码多少明显是散文的形式,来创作诗歌的诗人; 成千上万的诗人们写作了与诗歌无关的韵文诗句。不过,这一点影响甚少或 者毫无影响。世界在不断发展,谁也无法预言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但是, 我们不可相信,大众文化,由于具有来去匆匆和脆弱的特征,因而通过必然 的重复反映,就不会产生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进行深思反省的文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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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家可以为争取未来而齐心协力。但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世界的寿命 可能是无尽头的。 我曾思索过,给我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加上这样一个题目: “诗歌在大 众通讯工具的时代里能够幸存吗?”这也是很多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但是, 经过认真缜密的思考,就只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如果有人说,所谓诗歌意思 是指纯文学意义的诗歌,那么很清楚,世界的生产将继续过度增长。如果我 们回过头来限定范围,只是说,出于恐惧,诗歌拒绝描写生产,只是说,诗 歌的兴起几乎是一个奇迹,看来要为整整一个时代,整个语言文化界涂上防 腐剂,使之不朽,那么,就必然会说,对诗歌而言,绝不存在灭亡的问题。 人们常常观察到,诗歌语言对散文语言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 奇怪的是,但丁的 《神曲》开始并没有产生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散文作品。或 者说,几百年之后才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研究一番以龙萨为代表 的七星诗社学派前后的法国散文,就会观察到,法国散文已经丢掉了柔和纤 弱的风格——因此,法国散文彼鉴定为比古典语言相差甚远——并且在日臻 成熟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跃进,其功效异乎寻常。七星诗社并未 像意大利新快乐风格诗人们——无疑是其借鉴的来源之一——那样,创作出 风格题材同一的诗集,但是却给我们奉献了真正的 “古典主义作品”,完全 有资格收藏到可以想像得出的任何诗歌博物馆中。这是个关于审美鉴赏情趣 的问题,这一情趣可以归入新古典主义范畴,而几个世纪之后,帕尔纳斯派 诗人们经过努力也未能与之相匹敌。这向人们证明:伟大的抒情诗歌会消亡, 然后再生,再次消亡,但是将永远是人类心灵创造出的最杰出的精神财富之 一。 我们大家一块再来朗读若阿基姆·杜贝莱的一首诗。这位诗人生于1522 年,33岁时逝世,是位红衣主教的侄子。随红衣主教在罗马生活的好几年, 唤起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腐化堕落的极度憎恶。杜贝莱写作了大量诗歌, 在模仿追随彼特拉克派传统的那些诗人们的作品方面,或多或少取得了成 功。在纳瓦格罗所创作的拉丁文韵文诗的鼓舞之下,这些诗歌 (可能写于罗 马)证明社贝莱不负盛名,是他离乡背井时,对美好的卢瓦尔乡村痛苦怀念 向往的成果。从圣伯夫到沃尔特·佩特(WaltevPatev)的作品可谓是奉献给 若阿基姆·杜贝莱的值得永久纪念的献辞。可能的话,应按颂歌来朗读,因 为这是个关于一首重要的诗的问题。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 “这位簸扬麦 子的人”进入了世界诗歌的宝库。有可能的话,让我们努力再阅读一下这首 诗,因为这是个有关鉴赏力在诗歌中的作用问题。 给您这轻盈的脚步, 过客一般。 走过飞逝的人世间。 瑟瑟的微风, 摇动绿荫婆娑的树枝。 我献出这紫色的罗兰, 这百合,这小小的花盏, 和玫瑰, 这芬芳的玫瑰, 还有石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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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悄悄孕出花蕾。 您痛苦的气息, 吹拂着平原。 吹拂着日日夜夜, 而我在尽力劳动, 簸扬我的麦子, 在炎热的夏日。 这首 《扬麦农民》是否是在罗马时,在紧急处理烦人的公务过程中,忙 中偷闲而写的小插曲,我就不得而知了。这首颂歌能流传至今,应归功于佩 特。一首诗,即使经过几个世纪,也能找到自己的鉴赏者。 但是,现在为了结束我的讲话,我应该回答有关给这篇讲话所加的题目 一事。在经历了涌现出历史上许多新的国家,新的语言的充满消费风气的现 代文明时代,在出现了机器人的文明时代,诗歌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对这个 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从技术上讲,诗歌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有一张纸, 一支铅笔,人就可以写诗了。只是在第二步,才出现发表和发行的问题。亚 历山大图书馆的大火,使四分之三的希腊文学著作焚毁殆尽。 今天,即使不是一场全球性火灾,也可能使我们时代那滔滔不绝的诗歌 作品丧失殆尽。但是,确切地说,这是个关于作品的问题,即是个受审美意 识和风尚潮流制约的手工产品问题。暴风骤雨,暴乱骚动可以将文艺的殿堂 夷为废墟,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在我看来.同样确实无疑的事实是:许许 多多印刷成书的诗歌,一定能经得起时代的洗礼和磨难。 如果人们指的是古老诗篇在精神上的复兴,在当代的复兴,以及对其起 源进行新的评价解释,那么这个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最后,人们说到诗歌 时,其定义究竟限制在什么范围,仍然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现在的很多诗 歌是用散文形式表达的,很多韵文诗句是散文,而且是拙劣的散文。从紫式 部到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艺术,已产生了伟大的诗歌作品。戏剧又怎么样呢? 很多文学史甚至没有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而列出了几个天才人物,分别给予 论述。再说,又如何解释下面这种现象呢:中国的古诗,虽然经过各种翻译 解释,仍能保存流传下来,而欧洲的诗歌却何以受到原文的束缚限制?下面 的事实也许能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在阅读白居易的诗作时,我们确信是白居易的诗,但是,我们在阅 读那位技法超群的膺造诗人阿瑟·韦利的翻译作品时,情况又如何呢?人们 可以加倍提出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诗歌,而且整个的 艺术表现领域,以及自称是艺术表现的领域,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这种危机感与人类的境况密切相关,与我们作为人类的现实存在密切相关, 还与有关的信念或错觉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动物,自信是其 命运的主宰者和保护人;我们的命运是任何其它动物无法索取的。那么,对 艺术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感到团惑不解,是毫无用处的,这就像我 们们心自问下面这个问题一样毫无用处,明天的人,也许是不远的将来的人, 能否解决自从混沌初分之日以来人类一直陷入的各种悲剧性矛盾 (以及能否 将混饨初分之日说成是一个遥遥无尽期的时代)。 (龚声文译) 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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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 40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是个很不听话的学生。我总是选上一门课, 然后就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攻读另一门学科。因此,在我应当埋头钻研“货 币与金融”的时候,我却在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对此,我倒从来没 有感到后悔过。康拉德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也许是因为他像一个美国人— —他可以说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波兰人,终年漂泊在远离国上的海洋上,说的 是法语,写的是英语,而且写得非常有力和优美。在我这样一个在芝加哥移 民区长大的移民后裔看来,这样一个斯拉夫人——职务是英国船长,熟悉马 赛港的大街小巷,写一种东方情调的英语——当然是不足为怪的!可是康拉 德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特别。他的题材也是平铺直叙的——忠诚、统率、 海上习俗、等级制度、水手们在受到台风袭击时必须遵守的虚弱无力的守则。 他相信这些看未虚弱无力的守则的力量,他也相信他的艺术。他的艺术观, 在 《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的序言中作了简单明了的阐述。他说,艺术是给可 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 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作家获得本质的东西的方法, 不同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康拉德说,思想家和科学家是通过系统的考察去认 识世界的,而艺术家首先只是以他自身为对象,他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在这个孤寂的领域里寻找 “感人的言词”。康拉德说,艺术家所感动的“是 我们生命的天赋部分,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是我们的欢快和惊愕的本 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 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体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 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洁着的与将出世 的。” 这一热情的论断大约写于80年前,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接受起来不免会有 所保留。我属于这样一代的读者。他们知道一长串高尚的或者听来高尚的词 语,诸如 “不可战胜的信念”、“人道”等等曾经遭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等 作家摒弃的词语。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夸夸其谈的 政治家鼓舞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 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尸体来衡量。海 明威的年轻读者们深信:20世纪这些惨不忍睹的事件,以它们致命的辐射, 摧残和毁灭了人道主义的信念。因此,我告诫过自己,必须抵制康拉德的大 话。但是,我却又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错的。他的话像是直接对我而说的。富 于感情的人显得软弱——他总觉得自己满身全是弱点。但是,假如他承认自 己的弱点,承认自己的离群,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 的孤独感,那未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 现在我不需要再怀疑康拉德的话了。但对有些作家来说,康拉德的小说 ——所有那一类小说——已经过时了,完结了。例如,有一位叫罗伯一格里 那的先生,他是法国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实物主义”的代言人。他写道, 在萨特的 《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或者卡夫卡的《城堡》这些当代名 著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个体,而只有统一体。他说:“描 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个个人至 上的时代的特征。”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进步;罗伯一格里耶也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