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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是事实。个性被抹煞了。 “还不如说目前是一个行政号码的时代。对 于我们来说，世界的命运己不再与某些家族的个人成败共兴衰。”他接着说， 在巴尔扎克的那个资产阶级时代，姓氏和个性很重要；个性是为生存和成功 而斗争的武器。那时， “在世界上，有一定的个人面目还是重要的；因为在 一切探求中，个性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世界更加谦 虚，它抛弃了个人全能的观点。但它同时具有更大的雄心， “因为它的目光 放得更远。对 ‘人’的专一崇拜，已经让位给一种更为广泛的，不那么强调 人类中心说的意识。”可是，他又安慰我们说，我们面前有着新的途径和得 到新发现的希望。 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进行论争。我们都知道对 “人物”的厌倦意味着 什么。典型人物已经变得不真实，而且令人厌烦。D.H.劳伦斯在本世纪初曾 经说过，由于我们的本能遭到清教主义的损害，人类不再彼此关怀——而是 互相厌恶。他说：“同情心破碎了。”他接着又说：“人与人是掩鼻而过。” 此外，在欧洲，有好几个世纪，古典文学的威力竟大到使每个国家都有源自 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易于辨别的人物”。多么可怕的现象！ 这也许与一句极妙的法国格言有关： “一有个性，事情就槽了。”这句话使 人想到，喜欢模仿的人类往往从方便的来源获取需要的东西，正如新城往往 在旧城的瓦砾堆上建成。而且，根据精神分析的学说，本性的构成是丑恶的、 僵硬的——它，我们只能忍从以对，不是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东西。极权主 义思想也攻击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时还将人物的个性与阶级的特性等同 起来。罗伯一格里那先生的论证中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对个性、拙劣的假面 具、虚伪的存在的厌恶，有其政治上的后果。 但是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一个艺术家是否 必须从历史分析，从观念或学说着手，这样做好不好？普鲁斯特在 《过去韶 光的重现》中提到，年轻的、理解力强的读者，越来越偏爱具有高度的分析 性倾向、道德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倾向的作品。他说，他们喜欢自己认为较为 深刻的作家，而不喜欢伯格特 （《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小说家）。“但是，” 普鲁斯特说， “自从对文艺作品用推理作评价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是稳定或 确实的了。人可以证明他想证明的任何东西。” 罗伯一格里那的寓意并不新奇。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涤除资产阶级的 人类中心说，做适应我们高度文明要求的时髦事。人物呢？“病了50年，严 肃的论文家们已经多次签署过它的死亡通知书，”罗伯一格里耶说， “但自 从19世纪把它放上了受人崇敬的宝座以来，至今还无法把它全部推倒。现在 它已成了一具木乃伊，但仍然道貌岸然地——尽管很容易戳穿——和其他受 到传统评论崇敬的社会价值一起，蹲在宝座上。” 罗伯一格里那的文章题目是 “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我本人也厌烦陈 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 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 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 难道人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 种种如此 “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 为问题不在于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 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得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头脑。 “最严肃的论文家们已经签署过”人物死亡通知书一事，只不过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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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木乃伊，即知识界最受尊敬的人物，立下了这件法令。我感到可笑， 竟然容许这班严肃的论文家去签署文学形式的死亡通知书。艺术应该遵从文 化吗？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了。 一个小说家要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是不可以放弃 “人物”，但是 以标志个人至上的时代己成陈迹等等为理论根据而这样做，那是荒谬的。我 们不能让我们的知识分子支配一切。听任他们去操纵艺术，对他们自己也是 没有好处的。他们看小说的时候，除了赞同他们自己意见的东西外，从中就 什么也不找了么？我们在这地球上就为了玩这样的游戏？ 伊丽莎白·鲍恩曾经说过，人物并不是作者创造的。它们早就存在，必 须去寻找。假如我们不去寻找，假如我们不能重视他们，那是我们的过错。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人的状况也许从来没有像现 在这样难于明确阐述。那些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初期的人说得对。 我们可以说是过多地涌流在一起了，似乎正在经历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痛 苦。在过去40年里，美国几百万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在很多情况下说 不清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在 60年代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才首次感觉到现代的 学说、概念和感情的影响，以及心理、教学和政治观念的渗透作用。 每年都有许多书和文章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处境是如何如何不妙——其 中有的明智，有的天真，有的言过其实，有的危言耸听，也有的像是狂人呓 语。它们都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危机，同时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危机； 这些分析家正是他们为之处方的混乱和不安的产儿。我作为一个作家，正在 思考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道义的极端敏感，对完美状态的向往，对社 会缺点的不能容忍，他们那种感人的同时又是可笑的无止境的要求，他们的 优虑、急躁、敏感、脆弱，他们的善良，他们爆发性的情感，他们对待吸毒、 接触疗法和投掷炸弹的轻率态度。曾经是耶稣会教徒的马拉奇·马丁在一本 关于教会的书中，把现代美国人比作米开朗琪罗的雕像—— 《奴隶》。他从 雕像那一大块物质中，看到 “一场没有止息的斗争正在完整地显现出来”。 马丁说，这个美国 “奴隶”在其斗争中受到重重围困，这种围团来自“那些 自封的预言家、祭司、判官和他的苦难的制造者，他们对他做了种种解释、 劝戒、警告和描述”。 让我花点时间比较仔细地来看一下这种苦难吧。在个人生活中，是不安 或者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来说——是一片混 乱；在公民品行、个人忠诚和性生活方面 （我不愿列举所有的方面，对此我 们已经听腻了）——则更加混乱。而且，随着个人不安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因 惑。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过去经常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 — 《纽约时报》提到了死光和苏美两国的太空卫星战。在11月份的 《遭遇》 杂志上，像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那么稳重而又负责的一位经济学家， 竟然宣告英国由于政府的大量开支很快会步智利那样穷国的后尘。他被自己 的预测吓坏了。这可能吗？难道大宪章以来一直是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传统的 发源地将以独裁政治而告终？ “在这一传统中养育起来的任何人，几乎都不 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英国正处在失去自由和民主的危机之中；但这是事 实！” 我们正试着和这些把我们打翻在地的事实共处。假如我有机会和弗里德 曼教授辩论的话，我可能要请他考虑风俗习惯的阻力，英国和智利两国的文 化差异，民族性格和传统上的不同；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投入一场不能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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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论，而是请你们注意我们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可怕的预言、混乱的背景与 毁灭的景象。 你们可能认为在一期杂志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已经足够了，但是《遭遇》 杂志的另一页上，还刊载有休·塞顿一沃森教授对乔治·凯南的新作的论述。 凯南最近对美国的堕落及其对全世界的可怕意义进行了研究。在论述美国的 失败时，他提到犯罪行为，城市衰败、吸毒问题、色情文艺、轻薄无聊、教 育水平下降等等，他断言我们的巨大力量实际上毫无价值。我们不能领导世 界，而且由于罪恶的侵蚀，我们也许无法保卫自己。塞顿一沃森教授写道： “假如居社会顶层的10万男女，包括决策人和帮助形成决策人思想的人，都 决定投降的话，那就无法保卫一个社会。” 关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讲这些。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们又怎样呢？ 我在 《遭遇》杂志上又翻到剑桥大学英语讲师乔治·沃森先生写的一篇关于 左派种族主义的短论。他告诉我们说，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 非战争称作犹太人的战争；他说维伯夫妇有时表露了种族主义观点 （他们之 匍的罗斯金、卡莱尔和T.H.赫胥黎也表露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恩格斯曾把 东欧一些较小的斯拉夫民族贬为反对革命的种族渣滓；沃森先生最后引证 说，西德“红军派”的乌尔里克·曼霍夫，在1972年法院审讯她时，曾声明 赞同 “革命的消灭”。在她看来，希特勒时期的反犹太主义，从本质上说是 反资本主义的。有人引述过她的话； “奥斯维辛意味着600万犹太人被杀害 和彼扔到了欧洲的垃圾堆上，作为有钱的犹太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提到这些左派种族主义者是为了表明：对我们来说，在光明与黑暗的 追随者之间没有简单的选择。善与恶并不是对称地按政治路线来划分的。但 是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论点；我们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忧虑，我们天天为之担优 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衰退和崩溃，我们既为个人生活而不安，又被社会问题所 折磨。 还有艺术和文学——它们怎么样呢？是啊，是有一场激烈的骚动，但是 我们并没有完全受它支配。我们还能思考、鉴别和感受。更为纯正、精妙、 高尚的活动，并没有屈服于狂暴和胡闹。还没有。人们还是在写书和读书。 要打动一个现代读者混乱的心，或许是更为困难了，但穿过喧嚣到达宁静的 地带还是可能的。在这宁静的地带里，我们会发现他们正在热诚地等待着我 们。探索本质问题的愿望随着精神混乱的加剧而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无尽期的危机形成了这样一种人，他们经历过可怕的千奇百怪的事，在他们 身上偏见明显减少了，他们抛弃了使人失望的空洞理论，他们具有与各种愚 蠢行为共处的能力，并极其向往人类的某些水恒优点——譬如，真实，或者 是自由，或者是智慧。我不认为我是在夸张，证据是不少的。这方面的证据 是不少的。四分五裂吗？是的，不少东西是在四分五裂，但我们也正在经历 一种奇怪的精炼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很久了。我研究了普鲁斯特的 《过去韶光的重现》，发现他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他那本描写大战期 间法国社会的小说是对他的艺术力量的考验。他坚决主张：没有敢于正视个 人或集体的恐怖的艺术，我们就认识不了自己或别人。只有艺术才能穿透世 界的表面现实，这就是由骄傲、激情、智慧和习惯在各方面所建立的一切。 还有另一现实，即我们所忽略的真正的现实。这另一现实经常给我们一些暗 示：可是没有艺术，我们是无从领会这些暗示的。普鲁斯特把这些暗示称之 为我们的 “真实印象”。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见这种真实印象，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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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永远存在的直觉，而只能有一堆 “我们错误地称之为生活，而实际上只不 过是谋实利的代用语”。托尔斯泰就有类似的说法。像他的那本 《伊凡·伊 里奇之死》，也描述了 “谋实利”是如何使我们看不见生和死的。伊凡·伊 里奇只有在他最后的痛苦中才撕毁了种种伪装，看穿了 “实利”，从而成为 一个人。一个 “人物”。 普鲁斯特还能在艺术和毁灭之间保持平衡。他坚持认为艺术是一种生活 必需，是一种伟大的独立存在，一种巨大的魔力。可是长期以来，艺术已经 不但过去那样和人类的主要事业息息相关了。历史学家埃德加·温特在 《艺 术与无政府状态》中告诉我们：黑格尔很早以前就说过，艺术已不再吸引人 的主要精力。如今吸引这种精力的是科学——是一种从事 “理性探究的不懈 精神”。艺术已经退居边缘。它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宽阔而五彩缤纷的境界”。 在科学时代里，人们还在画画和写诗，然而，黑格尔说，在现代艺术作品中， 尽管神可以显得十分显赫，尽管我们会发现 “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十 分威严和尽善尽美，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再也不会顶礼膜拜了。虔诚 下跪的时期早已过去。独创性、探险精神和着意创新已经取代了“直接沟通” 的艺术。按照黑格尔的见解，这种纯艺术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它摆脱了过去承 担的责任，不再是 “严肃”的了，而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 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 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同时我也不敢断定，在当前，纯科学的理 性探究精神，是否确实吸引了人的主要精力。这精力中心，也许只是一时的， 似乎充满了我所论述的危机。 有一些19世纪的欧洲作家，确实不肯放弃文学和人类主要事业之间的联 系。单是这一提法就会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感到震惊。可是在西方， 伟大的艺术家和公众疏远了。他们对普通读者和广大资产阶级产生了明显的 蔑视。他们中的杰出人物看得很清楚，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文明。历史学家 埃里奇·奥尔巴哈告诉我们，这种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可也是不稳定的、脆 弱的、注定要遇到灾难的。他说，有的作家写出了 “怪诞而多少是骇人听闻 的作品，或者用自相矛盾的极端的言论使公众感到震骇。许多作家根本不想 让人理解他们的作品——不论这是出于对公众的蔑视，或者是出于对他们自 己的灵感的崇拜，还是由于某种可悲的弱点，使他们不能做到既简单而又真 实。” 在20世纪，他们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我们当代的人尽管有激进主义和 革新思想的表现，其实都是十分守旧的。他们追随他们19世纪的先驱，坚持 老标准，对历史和社会做出了与上一世纪基本相同的解释。假如作家们想到 文学可能再度吸引那种 “主要精力”，假如他们意识到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愿望，要求从边缘回到中心，要求既简单而又真实，他们今天又该怎么办 呢？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想回到中心就能回到中心；但是，我们不是 可有可无的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时，危机的力量是如此之 大，以致可能要求我们回到中心去。然而提要求下命令是徒劳无益的。人们 不能告诉作家该做什么。想像力必须开拓自己的道路。但是人们可以热诚地 希望他们——希望我们——能从边缘回来。我们作家并没有充分地反映人 类。美国人是怎样描绘自己的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 者或作家又是怎样描绘美国人的呢？根据一种合同式的宣传模式，他们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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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方法是我们十分熟悉而又无可奈何的。根据合同而加以宣传的这些形 象，起源于当代的世界观，罗伯一格里耶和我都非常讨厌它们。我们把消费 者、公职人员、足球迷、情人、电视观众都写入了我们的作品。在这种合同 式的宣传品里，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种死亡。但还有另一种生命，它来自一种 迫切的知我感，它不承认这一类公式化的宣传及其为我们规定的虚假生命— —也就是话着的死。理由是这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同时我们也无法 终止对它进行私下的、零敲碎打的抵抗，因为这种抵抗来自那种永远存在的 直觉。也许可以说人类经不住过多的现实，但同时也经不往过多的虚幻，过 多的对真理的践踏。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很高明，我们对自己也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9a7我们的集体成就是如此大大地 “超过”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指着 这些成就“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喷气机使凡人能在4小时内横越大西洋， 它就体现了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那种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听见有人说西 方的花园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就在眼前。几年前， 西里尔·康诺利写道：我们即将经历 “一场彻底的转变，它不能仅仅解释为 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卡尔·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未预见到的， 在现实性质上所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收缩得还不够；我们 必须准备变得更小一些。我不能断言这应该称为真知的见的分析还是仅仅是 一个知识分子的分析。灾难就是灾难。有的政治家想把它们叫做胜利，那真 是比便瓜还要傻瓜。但是我要把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知识界的 相当多的看法是受人尊重的——关于社会、人性、阶级、政治、性、精神、 物质世界和生命进化等等方面的种种见解。甚至在最优秀的作家中，也很少 有人自寻烦恼去重新探讨这些看法或正统观念。这些看法在乔伊斯或D.H.劳 伦斯的著作中比之在次要作者的书中更显得光焰四射，可以说是处处可见， 但也没有人认真地表示非议。20年代以来，哪里有多少小说家曾经回头再看 一下D.H.劳伦斯，或者在性的力量或工业文明对人的本能的影响等问题上力 主一种不同的看法？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使用了老一套的观念、神话、 策略。 “过去五十年里最严肃的论文家，”罗伯—格里耶说。的确如此，一 篇篇文章，一本本书，都证实了这些最严肃的论文家的最严肃的思想——波 德莱尔的、尼采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等等、等等。罗伯一格里那关于人物 的那些话，也适用于这些观念，坚持了关于群体社会、非人化以及其他等等 的所有习惯说法。这些观念是多么使我们厌倦！它们是多么拙劣地反映我们 人！它们的描绘根本不像我们，好比我们不像古生物博物馆里仿造的爬行动 物或其他怪兽一样。我们要灵活得多，能干得多，表达能力也强得多。我们 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还多着哩！这是我们都有同感的。 那么现在居于中心地位的到底是什么呢？眼下，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 学，而是人类在混乱与默默无闻中要决定究竟是坚持生存下去还是走向毁 灭。全人类——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卷入了这一行动。在这样的时刻， 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轻装上阵，放下各种包袱，包括教育的包袱和一切头头 是道的陈词滥调，就是要独立作出判断，就是要独立采取行动。康拉德求助 于我们的天赋部分是正确的。在各种学说的废墟下，我们要刻意寻求的也就 是这种天赋。由于那种种学说的破产，就有可能从各种公式，从反复被解释 而把人引上歧途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这真是一桩必要的、值得庆幸的事。在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把过去长期坚信的——或者自认是坚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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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仅仅值得尊重而已。同时，我要设法弄清，我究竟信奉什么，而别人 又究竟信奉什么。至于黑格尔那不 “严肃”的艺术，在边缘地位上放出光彩 的艺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的艺术，在 这场生存斗争中已经没有存身之地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参加这场斗争的人 们只具有不发达的人性，没有文化，对艺术一无所知。我们身上的邪恶，我 们缺臂短腿的怪模样，恰恰表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知 道得这么多。我们感觉到的甚至更多。我们所卷入的、使我们无比激动的斗 争，要求我们去简化，去重新考虑，去消除那阻碍作家——和读者——成为 既简单又真实的可悲弱点。 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公众对他们是非常宽宏大量的，继续 看他们的书，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总是期待着从艺术那里听到他们从神 学、哲学、社会学那里听不到的和不可能从纯科学那里听到的信息。从这中 心处的斗争，产生了范围宽广的、令人痛苦的渴望，要求能有一种更加广泛、 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 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在中心处，人类为取得自由而与集体势力 作斗争，个人则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非人化斗争。假如作家不能再回到 中心去，这并不是因为中心已被占据。不是的。他们可以随意进去，假如他 们愿意的话。 我们现实状况的本质，它的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在普鲁斯特和托尔 斯泰看作“真实印象”的暗示之中隐隐约约显露出来的。这本质露了一下后， 接着就又躲起来了。它的隐伏使我们重又陷于疑惑之中。可是，我们似乎从 来没有和那露过一下面的东西的深处失去联系。我们似乎从宇宙本身获得我 们的真正力量。有时我们能感到这种力量，有时却又感觉不到。我们不愿意 谈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什么也证实不了，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够用，还因为很 少有人敢侈谈它。他们只好说 “那是一种精灵”，而这话就是向人们发出的 禁令。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尽管几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 文学的价值在于这种不时产生的 “真实印象”。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 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表现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 这些 “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善——在 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 没有一个多年从事写作的小说家会对此一无所知。小说不能和史诗及不 朽的诗剧相比。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做到这样。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小 披屋，是一间在里面精神能得到庇护的小茅舍。小说的组成是不多的真实印 象加上众多的虚假印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它告诉我们， 对每一个人来说。存在都是多种多样的，而单一的存在，其本身就是部分的 幻觉；它告诉我们，这多种多样的存在有着某种意义，某种趋向，某种实际 价值；它使我们对于真谛、和谐、以至正义，有了指望。还是康拉德说得对， 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 本质的东西。 （引自漓江出版社《赫索格》，1985年，宋兆霖译） 1977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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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里，今天 我将竭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感想与谢意。我出 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感染到开放而自由的观念，奋进不懈的意志使我从 事于与自己的行业完全不相于的写作，我曾担任过商业法规的教员、铁路公 司的职员以及经济记者；在上述职业的过程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和写 作，成了我的一件乐事。18岁那一年，我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偷偷地练习着 毫不熟悉的写作。是屠弱的病体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染上慢性病，健康 状况很差，不得不脱离工作，隐居到乡间，空闲时只能按医瞩做一些轻松省 力的事，其中主要用来写诗，设想到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写诗竟成了我的生 命。 寂寞与沉恩的时刻是创作的最好时刻，寂寞与沉恩使我感到自己与世界 的联系，感到自己并未与世界脱离，也永远不会脱离；从那以后，我总是对 别人宣称，写诗的正确涵义是和人们沟通。 诗是把诗人多年来蕴藏于心中的一连串思索显示出来。每一首诗、每一 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获奖者阿莱克桑德雷因 病未出席授奖仪式，这是他书面的受奖演说。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 读中所赋予，所以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 话。 我很希望能找到妥当的字眼来形容诺贝尔文学奖对诗人的意义，可惜我 无能为力，我只能保证，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和各位在一起，而诺贝尔奖本身 也仿佛有感应——不是逐渐的、沉默的，而是突然的、集体的、同时的迸发 出一种综合的声音，这种全面性和奇迹性的声音，是用以回答我对世人永无 休止的问题，瑞典文学院则代表这种集体同时迸发的声音向我传达，因此， 我特别在此向各位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另外，我也从各种情况来衡量今天我所获得的奖，我相信这个奖是含着 和得奖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传统而发，我个人也不例外，因为诗与艺术总是、 而且特别是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 里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 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天生就是有完成这种使命的最高才智， 除了在此种使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诗人恐怕不会有其他更大的用处或 成就。反过来说，一个才气不高的诗人却常常可以在一个真正活泼而富于创 造性的文学运动中扮演成功的角色，这方面，我有率获得不少前辈的爱护和 引导，在我出生之前，西班牙文化曾经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革新过程，那 段光辉的史实是各位熟知的；小说家如加尔多，诗人如马凯悸、乌纳穆诺、 希蒙聂兹以及更早的贝奎尔，哲学家如奥特加，散文家如亚罗信与巴罗雅， 戏剧家加瓦勒·殷克伦，画家如毕加索和米罗，作曲家如法拉等人，既非无 缘无故出现，也非偶然的产物，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们这一代的人才有 如此丰饶肥美的文化土壤，如此温暖的环境，没有这种优裕的土壤与环境， 我们也许会一无所成。 站在此刻发言的讲台上，我不能不提到敝国前辈作家为我和友人们所开 辟的广大、肥美的土地，他们极尽可能地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栽培我们、哺 育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扬眉吐气，也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向世人抒发自己真正 的心声。 当然，我并不完全倚重上述这些直接促成近代传统的人物，他们只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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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显而易见、也比较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我也想提到别的传统，这个传统在 时间上虽离我们远些，但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密切，它是黄金时代留下来的古 典传统，像加西拉索、李翁、克鲁兹、龚果拉、奎夫铎和维加等人，感觉上 都和我们很亲近，也对我们产生过不少激励：西班牙得以复活与更生，前赖 加尔多那一代，后靠19世纪的九八年一代，她总是这样，时时敞开襟怀，表 现自己的活力，使得古代的血液能充沛地流到我们身上，当这些光辉活泼的 古代美突然在眼煎闪现时，1927年的这些人并没有拒绝它们；真的，除了平 凡与贫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拒绝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是主见和热情，绝 不会轻易怀疑或在沉戳中畏缩，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郁有兴趣，不管它 来路如何，如果我们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能革命，那是因为我们敢爱敢恨， 为了支持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如 果你看到一个最初信仰超现实主义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替传统辩护，请你不必 惊奇，因为传统与革命在这里是两个同义词。 最后我还要说，传统是平行的，而非垂直的。这个传统以友爱的竞争方 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逐的时候，它便在旁激励，这个年轻的团体始终 和我们一起竞赛着，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多可敬佩的诗人群中冶炼自己， 我深深爱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我爱他们是因为我正在追寻一些不同的东 西——这些不同的东西只可能在和那些诗人相异相反的关系下寻求。我们天 生只能在共同生活中或与邻人的较量中炼就自己真正的个性，而冶炼个性的 环境素质越高，对我们就越有好处，也可以说，能够在最佳的同伴所形成的 共同生活环境里走完自己的命运之途，是我最大的幸运。现在，我该把这群 好同伴的名字顺便说出来，他们是洛尔卡、爱伯提、盖尔伦、萨林那斯、艾 多拉奎尔、普拉铎斯、亚龙索、迪亚哥以及色努达。 我还要谈到共同生活的一致性与相对性，我谈这点，是因为它们老早就 深植在我的心中，从各种角度看来，它们都是我诗作中最主要、最清晰的血 脉，我认定侍与人性之间有根强烈的血缘。诗人，尤其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 诗人，往往是个真相揭发者，本质上，他就是个眼光锐利的、能预言的先知， 当然，他的预言并非专门针对未来，也许也针对过去，反正预言是没有时间 限制的；他也是个照耀者，能暴露黑暗、惩罚人类，虽然表面上青来，他只 能驱遣那些芝麻绿豆大的文字。 总之，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能力超过一个凡人。诗人充 满了智慧，可他不能以此自负，因为智慧也许不属于他自己，那是一种难以 解释的力量和精神，透过他的嘴讲出来，这种力量与精神是他在比赛中表现 出来的个人传统。他四平八稳地站在地面上，脚下聚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流量， 流经身体，然后才从他的舌头找到出路，那便是大地，深沉的大地借他的身 体散发出灼热的火焰。另一方面诗人正在朝高处成长，他的额头投入天际， 当他感到从星际吹来的风吹开他襟怀的时候，便以星星般的语言与宇宙的回 声对谈，那便是友爱与沟通，恰似小蚂蚁把脸颊贴在柔软的草叶上休息一样， 已经相互交融，分不出彼此。而诗人却总能觉察到它们，甚至能在隆隆的雷 声中侦听到它们微弱而秘密的声音。 我不认为诗人主要由他的作品锤炼所决定，在作品中逐步追求完美应该 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他只能为人类提供一些粗糙而不切体的表面东西， 那他所传达的讯息将毫无价值，不管他多么卖力，表面上的光泽永远无法掩 饰内容的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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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人是所谓的小溪——这无关乎表现，而在乎出发点，这些诗人由 于个性使然，把自己献身于高雅而有限的主题、以及精巧的细节，并从此种 努力中寻求趣味，这一点只要从马拉美刻画扇子的功夫便可窥见一斑。 另外有些诗人把目标转向人的持续力与恒久性，在这里，他们的规格并 不重要。他们注重的不是细微末节的差异，而在于本质上的一贯，仿佛他们 站在自己当时的文化气候中观察人，发觉人裹在破汗衫里那个纯粹的、赤裸 的灵魂永远散发着光辉，他们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这 些诗人虽然激进，却能讲到人的原始本质，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小诗人—— 我自己便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像我这样的诗人便是我所谓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 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是包含在这群体的声音中，也就是说，诗人 暂时把自己激情的声音加入千群体之中，因此，语言被了解与他本身被了解 完全是两回事，毕竟诗只有部分能经由翻译来表达，从这个信实的、可以表 达的部份，诗人获得由别的最适合被别的民族所了解的特殊体验，从而发生 意料下到的情况，读者被动地置身于异体的文化系统之下，奇迹般地听到自 己的心跳，使得两个不同的现实范畴获得沟通，一个是他自己原有的，一个 是他新接受的，上述情况不但对读者如此，即使对那个作品被译成外文的诗 人也一样，他越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一个穿着新的语言外衣出现，另一个 真正的自己伪然在前者的覆盖下活跃地发言。 归结起来，我以为诗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写作的时候， 内心里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而这一点，恰好也是诺贝尔奖当初创立的最高 旨意。 （毛信德等译） 1978年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正如以往任何时期一样，当今的小说家与诗人，不仅是社会和政治理想 的鼓吹者，而且必须是真真实实的精神娱乐者。沉闷的文学引不起读者的兴 趣，使读者感到厌烦，这是不能原谅的。真正的艺术家应当使读者的精神振 奋起来，使他们得到欢乐和解脱，然而同样无可非议的是：当代严肃的作家 必须深刻地关心这一代的问题。他不能不看到今天的宗教力量，尤其是对启 示的信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薄弱。越来越多的儿童在成长中 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他们不信赏罚，不信灵魂，甚至下信伦理的确实性。 真正的作家还不应遗忘这一项事实：家庭已失去了它的精神基础。奥斯凡·斯 彼格勒所作的可怕预言从二次大战以来都已变成事实。科技成就并不能减轻 现代人的失望感、孤寂感、自卑感，也不能减轻对战争、革命和恐怖统治的 恐惧。我们这一代不仅对上帝已失去信心，而且对人类本身，对他置身的制 度以及那些最接近的人也失去信心。 那些对政治领导者不再抱有信任的人们.在失望中把一线希望寄托于舞 文弄墨的作家：有才智有敏感性的智者也许有能力拯救文化，也许艺术家真 会有先知之明。 作为一个曾受到过人类的疯狂行为作出的最可怕打击的民族的后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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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以为自己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了。然而，新的希望还是时常浮现 在我心中，这告诉我：我们大家还有时间鉴别是非，作出决定。我受的教养 是：信汪自由意志。我对这些启示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不接受宇宙是物理或 化学元素偶然形成的说法，也不相信宇宙是盲目进化形成的。即使我已认识 谎言、陈词滥调以及人类思想中的盲目崇拜，我依旧坚信有些真理总有一天 会被大家所接受。人类必定可以得到应该得到的欢乐和大自然所赋予的力量 与知识，而仍然伺奉上帝，一个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语来表达的上帝，她就是 宇宙。 我从属于那种幻想文学能带来新的境界和新的观点的人——哲学的、宗 教的、美学的，甚至是社会的。我并不隐瞒这一点。在犹太的古代文学史中， 诗人与先知之间从未有过根本上的的差别，我们的古诗常常变成法律和生活 的方式。 在纽约 《犹太前进日报》附近的一家自助餐馆里，我的一些老友把我称 之谓 “悲观主义者”、“一个颓废派”，然而任何的消沉在它的背面总会有 信仰的远景。从波德莱尔、魏尔兰，埃德加·坡与斯特林堡这样的悲观主义 者和颓废者中间，我毕竟找到了安慰。我对心灵的研究所产生的兴趣，使我 从那些神秘主义者，例如贵国的斯咸登堡、我们自己的 “拉比”纳克曼·布 拉兹拉弗，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大诗人艾隆·扎特灵中找到了解优的方法。我 的朋友扎特灵已于几年前去世，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大部分是用意第绪 语写的。 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悲观并非颓废，而是对拯救人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 感。诗人在创作时，就是在寻找人类的不灭的真理以及它存在的实质。他在 试图寻找人类苦难的答案，试图在残暴与非人道的深渊中表现爱情的力量， 并用他独特的方式去解开世界之谜。我们时常会出现这样古怪的念头：当社 会濒临崩溃的边缘而战争与革命又使人类陷于极度的惶惑时，似乎幻想彼柏 拉图逐出他的 “共和国”的诗人也许会起来拯救我们。 （以下是辛格用意第绪语宣读的演说） 瑞典学院将这项崇高的荣誉颁赠给我，同则也是对意第绪语的承认。意 第绪语已失去了国土，也没有边界，它是一种流放的语言，得不到任何政府 的支持，它是一种没有军火、武器、战争一类词汇的语言，它是一种被外族 人与不愿受束缚的犹太人所鄙视的语言。然而在犹太人聚居的地区，人们仍 天天在使用这种语言，从真实的意识来说，他们是圣经的子民，他们在阅读 这些圣书时得到了最大的喜悦，他们把自己的读物称作为托辣、卡巴拉等等。 如今犹太人聚居区不仅成为受迫害者的避难处，也成了和平、法律、人道主 义的实验区。在那里，周围充满着暴力，但犹太人拒绝放弃，竟能继续存在。 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长大的。我父亲把家安置在华沙沙克洛玛那街，那 里是法庭、是教堂，不是讲故事的地方，而且还是举行婚礼和哈雷迪宴会的 场所。我小时候，曾从我的大哥，也是我的老师伊斯雷尔·约瑟夫·辛格那 儿，听到过所有的理性主义者，从斯宾诺莎到麦斯·洪道的反宗教争论。我 的大哥后来撰写了 《亚瑟肯拿齐兄弟们》一书。从我的虔诚地敬畏上帝的父 母那里，听到了所有对于怀疑和探求真理的人。在我们这类家庭和其他相仿 的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比意第绪语报纸上所刊登的最好消息来得更为现实。 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也不管我的主观意图怎样，我坚信各国人民可以从犹 太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学习他们教养的方法，学习他们从痛苦和羞辱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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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快乐的意志。 对于我来说，意第绪语本身和讲意第绪语的人是同样的含义。任何人都 可以从这一语言的古老作风中感受到虔诚的快乐。 以及对生活的渴望、对弥赛亚的期待和对整个人类的深刻认识。 意第绪语包含有含蓄的幽默，它对日常生活，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 每一次爱情的邂逅，都怀有感激之情，意第绪语并非是傲慢的，它不强求人 们，也不认为胜利是当然的，它在困苦中挣扎着，偷愉地流往别处，它懂得 上帝创造的计划不过是刚刚开始。 有人声称意第绪语是将死的语言，可是2000年来希伯莱语也一直被叫作 将死的语言，而它则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以惊人的方式和奇迹般的姿态流传 下来了。很久以来，阿拉米语确实成了一种死的语言，然而它却在卓越的神 秘主义著作——犹太经典里显现了。事实上，意第绪语的古典著作也就是现 代希伯莱语的古典著作。意第绪语还没有露出它的最后面目，它所含有的文 学宝藏还没有显露给世人看。它是殉教者与圣人的语言，它是梦想者与希伯 莱神秘哲学信徒们的语言——充满着人类永远不会忘怀的幽戳和记忆。象征 他说，意第绪语言是我们智慧而谦逊的语言，是一切受惊而仍怀希望的人类 的语言。 （毛信德等译） 1979年 奥·埃利蒂斯 无论我是否有权这样做，我都请诸位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因为这 两种状态概括了我的生活空间的特征和我所能达到的成就，同时我也渐渐感 觉到它们在我身上已同表达自我的需要融为一体了。 能把个人所赋有的经验和语言上的优越性升华为艺术，这是件大好事， 尤其是在需要将眼力大大扩展的年代里。 我指的并非那种人所共有的，能将万事万物一览无余的自然眼力，而是 能借比喻捕捉事物本质并置于一种纯净状态中，使之如启示一般显现其形而 上的意义的能力。 我此刻想起赛卡拉蒂克时期雕刻家们运用材料的方式，那才是达到了赵 越雕塑本身的境界。我还想到拜占庭圣画的画家们怎样仅以纯净的颜色便成 功地显示了 “神圣”的意念。 诗的崇高处在我看来也始终是这样一种对真实的深化和升华，它可以超 越其本身的局限竭尽所能地发展。当然，这种努力并非每次都受到尊重，这 或者是某些精神障碍不允许，或者竟是实用主义不让人们及时睁亮眼睛的缘 故。 美和光明有时会被看作不合时宜或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想要接 近天使形状的内心追求比起制造各种魔鬼的作用来要困难多了。 这里面确实有个谜，确实有某种奥秘存在，但它并不仅仅是要吸引注意 力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我们所说的美甚至在光芒四射中也能保持它的奥秘，而且唯独它具有这 种动人的光彩。美是在一瞬间——也许唯一的一瞬间——引导我们向未知领 域超越自我的道路。这也是诗的另一定义：使我们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