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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清的奥秘奇景使宇宙熠熠发光，同时构成了一种无名语言的音节， 这种语言要求我们选辞缀句，创造一种领我们向真理登堂入室的妙语。 归根结底，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是在我们周围每天体验到的磨损和死 亡中，还是在对永恒与不朽一厢情愿的信念里？聪明的人应当知道，无需赘 言，那些在时间之流里纷纷出现的天体学理论早已使真理消磨殆尽并变得荒 唐不堪了。它们自己也彼此角逐，各显身手，然后一一消逝。 然而本质仍在，屹立不倒。 于是，诗歌进入理性主义弃械的阵地，继续朝禁区向前挺进；事实证明 它是最耐磨损和坚韧不败的。它忠实地捍卫着生命的永久据点，使之成为一 件看不见的作品。如果没有它，没有它的警戒，这些据点便会在意识的黑夜 里丢失，犹如海藻在海洋深处变得一片模糊那样。 我们之所以要保持清澈，是为了看清楚这世世代代一脉相传使我们得以 立身于世的连环链条。 这些环节，这些联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从 柏拉图到耶稣，以下同的形式一直传到我们。它们令人信服他说明一个不变 的真理：来世包含在现世之中，正是现世的各种元素将重新组成另一个世界。 升华，这个超越于我们的自然生活之上的第二真理，是我们绝对有权获得的， 除非我们无能才不配享有这种权利。 意识在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而其混饨不清的部分随之缩小乃至消 失，这样留下的空白处（犹如在物理学定律中那样）又被反向的元素所填补： 从这个观点看来，在凡是健康的年代里，美与善——善又被看成与太阳是同 一回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这需要两个方面，即 “现今”和“超越”，赫 拉克狲特不就论证过相反张力之间的和谐吗？ 阿波罗或维纳斯、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人格化说明我们需要将直觉予以 实质化，但更重要的是不朽的气息由此渗入了我们。我以为诗应当超越一切 教派之争，让我们能够闻到这不朽的气息。 这里我得谈谈荷尔德林这位将奥林匹斯诸神与基督同等看待的伟大诗 人，他极大地巩固了这一观点，同时向我们显示了宽阔无边和令人惊异的眼 界。正是这种眼界促使他在那如今己淹没我们的邪恶刚刚冒头时便写下了：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 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而另一方面诗却从未忽视 过自己的任务。这两个事实始终与我们的命运结伴同行，二者又相互制约， 而且怎能不这样呢？靠了太阳，我们才看得见夜和别的星球。不过还是让我 们学习古代智者的谨慎吧！太阳如果更大、更重，它便会变成妄自尊大了。 我们为了使生命延续，不得不与象征的太阳保持适当的距离，似别的星球与 太阳那样。以前我们由于无知而没有做到，现在我们又因为知识泛滥而不能 遵守。我说这话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对我们的科技文明实行管制。一位和我的 国家一样古老的智者曾经教导我相信进化，并且把进步彻底干净地消化掉。 那么，诗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它在同样的社会又代表什么呢？对此我 得出这样的答案：诗是彻底地显示数字力量的地方。所以瑞典皇家学院今年 通过我来表彰一个小国的文学的决定，正好揭示了诗与纯艺术——这唯一能 与对价值作数量估计所形成的全能相匹敌的意念——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这里显然不该谈个人的境遇，更不宜赞颂我的国家，不过有时候为了 将事物置于某种环境中来加以检视，却有必要谈谈这些，而今天我所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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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就是这样。 亲爱的朋友们，我命中注定必须以一种只有几百万人在使用的语言来写 作，而这种语言又是2500多年以来从未中断过和极少发生变化的。这一时空 中的异端邪说显然十分惊人，也同样存在于我国的文化领域中。它的空间较 小.但在时间上却绵亘无穷。我之所以在此提到它，并非引以自豪，而是想说 明一个诗人企图以萨福或品达罗斯所用过的词语 （它们已不再有同样的听 众，也不再能达到整个文明人类）来描写他最珍爱的事物时所遇到的困难。 如果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思想的手段，我们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但有的 时候它还得作为一种魔术工具，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已获得某种存在的形 式，变成了一种崇高的东西，尽管这种形式又是受到约束的。同时请记住， 在这2500年的每一个世纪中都有用希腊文写的诗篇，它们形成了这一语言工 具所负荷的全部重量。现代希腊诗歌即确切地表现了这一点。 酿造这种诗的大气——我不妨这样说，像通常的大气那样体现着两个极 点。一个极点上是索洛莫斯，他在马拉梅还未出现于欧洲文坛时，便戍功地 以最高的精确与和谐及其产生的全部效果使纯诗的观念得以形成；他将感情 置于理性之下，以高雅的词句和调动语言工具的一切潜力去追求奇迹。另一 极点上屹立着卡瓦菲斯，他与T.S.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清除所有华而 不实的东西，达到了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 在上述两极之间，或多或少接近其中之一的，有我国其他伟大的诗人， 如帕拉马斯，西凯里阿诺斯，卡赞扎基斯和塞菲里斯。 这是一幅追溯现代希腊诗史的简略图表。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追随过他们的人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把传递给我们的 宝贵教诲继承下来，并使之与现代感性相适应。在技术方面我们得找到一种 句法，使之既能融合希腊传统的元素，又能表达社会的需要和我们时代的心 里。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抓住今日欧化希腊的现实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价值。 我不侈谈成功，只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必须研究文学史，因为明了它的发 展倾向是很重要的。 然而，当我们时代的生活环境在威胁创作者的存在时，创作又怎能自由 发展呢？而且，当各种语言的差异形成了无法突破的障得时，又怎能创造文 化的共同体呢？你我之间彼此依靠一部翻译后只得原意二成到三成的作品去 了解对方，尤其我们之中那些要继续索洛莫斯的耕耘，企图在诗歌写作上创 造奇迹，做到每个词语中有恰到好处的音韵从而发出灼灼火花的人，就更加 束手无策了。 不，我们只好保持沉默，无法沟通。 我们深以缺乏共同的语言为苦，而这一缺憾的影响所及，已经深入到— —我想这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共同的祖国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 我们说，而且每天都在证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混乱的环境中，同 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资又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高度系统化、甚至近乎军事化的 严密方法在控制和分配着。这个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当身体的两臂或两腿有 一条萎缩而另一条在畸形发展时，一种值得赞扬的倾向激励着欧洲人民实行 毕达哥拉斯式的团结，想成为一个有机体来克服我们文明的奏缩和畸形发展 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价值并不构成一种共同的语言。 对诗人来说——这看来像一种似是而非的反论，但确是事实——他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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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他的感觉。两个个体相互吸引和彼此接触的方式从未 改变过，而且它不同于那许许多多使我们的社会遍体血污、使我们沦于一无 所有的理论和教条，它从未引起过争端或冲突。 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的感觉，而是 指那些把我们带到自我极限的感觉，以及那些在我们的精神中形成的 “感觉 类比”。 因为一切艺术都凭借类比发言，一根线条，无论直的曲的，一个声音， 不分高低强弱，都传播某种通过视觉或听党的接触。我们都是凭借生活或推 理的得当与否而写出或好或坏的诗篇。当兰波说 “太阳溶入海中”时，荷马 诗中海的意象便完好地传到了我们心中，只不过兰波又加上了 “就是永恒” 这几个字。艾奇洛克诗中描述的那个手执香桃木树枝的少女在马蒂斯的画里 获得再生。至于地中海式的净化观念传到我们中间就更加微妙了。首先，难 道拜占庭圣画中的一个处女就与她那些异教徒姐妹那样不同吗？为了使世俗 的光明转化为神圣的光华，或者相反，只需一刹那的工夫就够了，一种传统 的古老感觉与另一种来自中古时代的感觉相接触，便能培育出第三种与它们 相同、如孩子酷似父母般的感觉来。诗能不能也这样呢？感觉能不能通过这 种永远持续的净化作用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呢？如果那样，感觉就会重新 变为类比而置身于物质世界，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把我们的梦幻化为诗句，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但要修饰我们的理论又显 得太过分了，因为物质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材料而已。建筑的优劣，天堂或 地狱的设计，成事在我，这就是诗经常向我们保证的事，特别是在这个贫瘠 年代，命运无论如何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我时常试图谈论形而上的太阳，但今天不想去分析艺术在这一理念中的 运动，只想把握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希腊语这一魔术工具与太阳保持着一种 现实或象征的关系。在这里太阳并不只是由诗最初显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 已，它还渗透于诗的组织结构中，并且，用一个现行的科学用语来说，它是 构成诗细胞的核心。不能说这种理论是重新回到纯形式的意念，因为形式的 意义，加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继承过来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积累，其中以三 四种模式为代表。可是，这三四种模式就能千篇一律地为那种最不合艺术规 律的材料进行加工吗？这在今天再也说不通了。我本人就是首先切断这种联 系的希腊人之一。 我感到兴趣的是按照不同的结构形式来处理题村，对此我最初只是模糊 地意识到，后来却愈来愈清楚了。要了解这一点也用不着每次都去请教古代 那些建筑诸神殿的先人，只需提到那些给我们建造房子的人以及建造圣堂的 赛克拉德斯人就够了，因为他们都曾为每一种环境找到最佳的建筑方式，这 种方式就连勒·古布希看到也会点头赞许的。 当我着手计划一部像 《理所当然》这样的大型作品时，大概就是这种本 能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觉悟到除非赋予作品结构以均衡和透视，不然它将 永远达不到我理想中的坚因程度。 我效法品达罗斯或拜占庭的罗·米洛多的先例，他们曾为每一首颂词或 诗歌创造一种历久弥新的形式。我注意到某些押韵处那种间歇性的重复，并 用来有效地赋予我的作品以多面体和对称的特点。 但我这不正好说明诗是怎样被四周那些演化着的因素所包围并且自我转 化为一个小小的太阳吗？我发现由此获得的完美契合是具有久经考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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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相信这是诗人的最高理想。 双手将太阳捧着而不为它所的伤，并把它像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 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须这样做。有朝一日当意识盈溢 于光明之中与太阳融为一体，并在人性尊严的领地与自由的理想汇合时。那 些使人类跌交的教条就得乖乖地让位了。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年，戴佩译） 1980年 切斯瓦夫·米沃什 我站到这个讲坛上来，对于所有认为人生无法逆料，而且复杂惊人，只 有靠天赐良机，并加以称颂的人们，应当是一个证据。我在学生时代，经常 阅读当时在波兰出版的一套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丛书”。我还记得那些字体 的样子和纸张的颜色。当时我这样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是些作家，即用 散文写厚书的人，甚至得知他们中间还有诗人时，我好久也不能摆脱那个观 念。当然，到 1930年，我在我们的大学刊物 《母校维尔嫩锡什》上发表最初 的诗作，并没有奢望一个作家的头衔。很久以后，我由于选择孤独，并给自 己一个奇怪的职业，即一面住在法国或美国，一面用波兰语写诗，也曾经试 图对诗人保持某个理想的形象，如果他要出名，也要在出生的村庄或市镇上 出名。 我在童年读到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相信她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我 的诗歌观念。那就是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 《骑鹅历险记》，一本我爱的 书，让主人公承担双重角色。他是一个既飞在地球上面从高处观望它、同时 又能够巨细兼察地观望它的人。这种双重眼界可能是诗人职业的隐喻。我在 一位17世纪诗人马什叶·沙尔比夫斯基 （他曾以卡西米尔的笔名闻名全欧） 的一首拉丁颂歌中找到同样的隐喻。他在我的大学里教过诗学。在那首颂歌 里，他描写了他骑在天马背上，从维尔诺到安特卫普去拜访诗友的航程。橡 尼尔斯·霍尔格逊一样，他看见他下面的河流、湖泊，森林，就是说，一幅 既遥远又具体的地图。因此，诗人有两个属性：眼睛的贪恋和描写所见一切 的欲望。但是，任何认为诗只是 “看见和拔写”的人应当明白，他是在同现 代性发生口角，后者正迷恋于无数种以特殊的诗的语言写成的理论。 每个诗人都依仗几代以本国语言写作的人，他从前人继承由前人创造的 风格和形式。虽然如此，他同时又觉得，那些古老的表现方法对他自己的经 验不够用，当他使自己与之相适应时，他听到身内有一个声音，警告他防止 假面或伪装。但他一有所反抗，转而又陷于依仗同时代人，各种不同的先锋 派运动。唉，实在够呛，他发表第一本诗，就发现自己堕入了陷阱。因为书 的油墨还没有干，那本他觉得最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就似乎被绊缰在另一个 人的风格中了。唯一防御一种朦胧悔恨的办法，就是继续探索，发表一本新 书，但那时一切又重复发生，看来那种追猎是无穷尽的。而且也可能发生这 样的事情，把书抛到身后，仿佛它是些死蛇皮，不断地逃脱过去所做的一切， 他却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不允许一个人安于现成事物的那种暧昧的冲动是什么呢？我想那是一种 对真实的追求。我赋予这个词以其朴质而庄严的意义，与近几个世纪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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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无关的意义。这就是尼尔斯从鹅背上、拉丁颂歌的作者从天马上看到的 地球。无疑，那个地球存在着，它的财富不可能为任何描写所穷尽。下这么 一个断语，意味着预先拒绝我们今天常听到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真实？” 因为这同庞帝乌斯·彼拉多的问题， “什么是真理？”是一样的。如果在我 们每天所用的成双对立物中，生与死的对立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同样的重要 性也应赋予真与假、真与幻的对立。 其著作使我受惠不浅的西蒙娜·韦尔说，“距离是美的灵魂”。但有时， 保持距离几乎不可能。我是 “一个欧洲的孩子”。正如我的一首诗的题目所 承认，但这是一种苦味的、讽刺性的承认。我还是一本自传的作者，那本书 在法语译本中有一个题目 《另一个欧洲》。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 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20世纪的“黑暗中心”。 我不知道怎样一般地谈诗。我谈诗，必然会谈到它与特定对空环境的关系。 今天，从一个透镜来看，我们能够区分一些大事件的轮廓，那些事件以其致 命的广阔范围超过我们所知的一切自然灾害，但是诗，我的或我的同代人的， 无论是传统风格的或是先锋派风格的，都没有准备来应付那些灾变。像瞎子 一样我们摸索走路，面临心灵在我们时代用以欺骗自己的一切诱惑。 区分真与幻是不容易的，特别当一个人生活在两百年前开始的大动荡的 时期，在欧亚大陆西部一个小半岛上，只为了在一个人的一生用对于科学技 术的一致崇拜来理解整个星球。在欧洲的那些区域，堕落的统治人的观念， 同统治自然的观念一样，导向革命和战争的不断爆发，使几百万人肉体上和 精神上遭到毁灭，要抵抗这里的多种多样的思想诱惑，是特别困难的。然而， 我们最有价值的收获，也许不是理解那些观念 （我们接触过它们最明确的形 式），而是对某些保护人们免于内心崩溃，免于向暴政屈服的事物的尊重和 感激。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某种生活方式，某种风俗习惯变成了恶势力的众 矢之的，首先是有机地仿佛独自地存在着的，由家庭。宗教、邻里。共同遗 产所维护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换言之，就是所有那种混乱的，无逻辑的人 性，它经常由于狭隘的依恋和忠诚而彼循病为可笑，在许多国家，国民性的 传统联系一直遭受逐渐的腐蚀，它们的居民们不自觉地被剥夺了继承权。不 过，在某些区域，那种联系的保护性的富于生气的价值突然在彻底的危险情 况下显示了自身，那里的情况却不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的祖国的情况。而且 我觉得提一提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我们这一部分欧洲所接受的赐予，讲一讲感 恩的话，这里倒是一个适当的地方。 山生于一个自然条件合乎人性的小国家，不同的语言和崇教相处几百年 之久，是有幸的。我想说的是立陶宛，一个富于神话和诗的国度。我的家庭 在16世纪就已经讲波兰语，正如许多家庭在芬兰讲瑞典语，在爱尔兰讲英语 一样，所以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一个立陶宛诗人。但是，立陶宛的景物， 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没有遗弃过我。在童年就听拉丁文圣餐祷词，在高中 就翻译奥维德，接受罗马天主教教义学和教义辩护的良好训练，是很好的。 命定在维尔诺这样的城市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是一种幸福。这是一个奇妙 的城市，巴罗克建筑移植到了北方的森林，历史写在每块石头上，有40座天 主教堂和许多犹太教堂。在那些日子里，犹太人称它为“北方的耶路撒冷”。 直到我来美国教书时，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我们古老大学的厚墙、从记住在心 的罗马法的准则、从古老波兰的历史与文学中吸收了多少东西，后者以其如 下的特征使年轻的美国人为之惊讶不已：一种宽容的无政府主义，一种使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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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口角罢休的幽默，一种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 在这样一个世界成长起采的诗人本应是一个通过冥想追求真实的人。家 长制应当使他感到亲切，还有钟群的音响，摆脱压力的孤寂，同胞的固执的 要求，以及修道院斗室的寂静。如果桌上长期放着什么书，它们就会是写上 帝所造之物最不可解的性质、即存在的书。但是，突然间所有这一切为历史 的恶魔般的行为所否定，历史取得了一个嗜血神祗的品质。诗人在飞翔中所 见到的地球从深渊中呼喊而出，不让人从上面来看它自己。一个不可解决的 矛盾出现了，一个日夜使人心灵不安的、非常真实的矛盾，不论我们怎样称 呼它，这是存在与行动的矛盾，或者在另一个水平上说，是艺术和与自己同 胞休戚相关的矛盾。真实要求一个名称，要求话语，但它又是不可忍受的， 如果它被接触到，如果它离得很近，诗人的嘴巴甚至不能发出一声约伯式的 喟叹：所有艺术证明都不能同行动相比。但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拥抱真实， 使它保存在它的古老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纷坛之中，只有通过一种距离， 只有翱翔在它上面，才是可能的——但这反过来又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背信 弃义。 这就是由20世纪所产生的、被一个为种族灭绝罪行所污染的地球的诗人 们所发现的冲突中心的矛盾。其中有一个诗人，他写了许多作为回忆、作为 证据留存下来的诗篇，他的思想是什么呢？他认为，它们是从痛苦的矛盾中 诞生的，他宁愿曾经能够把那些诗扔下不写，以便来解决这个矛盾。 所有流亡诗人只是在回忆中访问他们的城乡，他们的守护神永远是但 丁。但是，佛罗伦萨的数目增加了多少啊！一个诗人的流亡今天不过是一个 相当晚近的发现的简单函数：任何行使权力的人也能够控制语言，不仅利用 检查制度来加以禁止，而且还可以改变文字的意义。一个特殊的现象出现了： 一个被监禁的社会的语言竟获得某种持久的习惯，真实的整个区域不再存 在，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名称。看起来，在作为 “写作”的文学、以自身为生 的言语的理论和极权国家的成长之间，有一层看不见的联系。在任何情况下， 国家没有理由不容许创作 “试验性”诗文的活动，如果它们被设想为自主的 参照系，局限在它们的界限之内。只有当我们假设，一个诗人经常为了寻求 真实，务力把自己从借用的风格中解放出来，他才是危险的。在一间屋子里， 人们一致保持一种共谋的沉默，说一句真话就像一声枪响，天哪，要把真话 说出来的诱惑，有如奇痒，变成一种不让人想别的什么的强迫观念。这就是 诗人为什么选择内部或外部流亡的原故。但，倒也不一定是他格外为他对现 实的关心所激发。他也可能希望把自己从这种关心摆脱出来，希望在别的地 方，在另外的国家，在另外的海岸，至少短暂地恢复他的真正职业——那就 是沉思存在。 那个希望是虚幻的，因为那些来自 “另一个欧洲”的人，不论他们置身 于何地，都注意到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多么孤立于他们的新环境——而这可能 变成一个新的强迫观念的根源。我们这个每年越变越小的星球，及其宣传工 具的难以置信的激增，正好证明一个无从下定义的、使人不愿回忆的过程。 当然，几百年来的文盲，然后是大多数人类，很少知道他们各自的国家和文 明的历史。现代文盲虽然知道怎么读，怎么写，甚至在学校和大学里教书， 但在他们心目中，历史显得模糊不清，在奇怪的混乱状态中，莫里哀变成拿 破仑的同代人，伏尔泰是列宁的同代人。还有，近几十年来，具有头等重要 意义的事件，对它们知与不知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却被移开了，变巷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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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失去了全部连贯性，仿佛尼采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预言得到名符其实的 应验。他 1887年写道，“虚无主义者的眼睛，是不忠实于他的记忆的：它让 那些记忆凋落，失去它们的叶子，……他不为自己去做的一切，他也不为人 类的整个过去去做，他让它凋落。”我们今天为关于过去的虚构所包围，那 些虚构违反常识，违反善恶的基本概念。正如 《洛杉机时报》最近指出，用各种语言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说它不过 是犹太人的宣传，这样的书册数己逾100万。如果这样一种疯狂是可能的， 全部失却记忆成为持久的心灵状态不也是可能的吗？这难道不提供了一种比 遗传工程和毒化自然环境更其严重的危险吗？ 对于 “另一个欧洲”的诗人，称得上大屠杀的事件是一种真实，在时间 上那么近，他不能希望摆脱对它们的记忆，除非 （也许）让他去翻译大卫的 诗篇。虽然如此，他感到焦急，当 “大屠杀”故意义正经受逐渐的修改，以 致这一词专门属于犹太人的历史，仿佛在那些牺牲者中间另外没有几百万波 兰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俘虏。他感到焦急，因为他在这里感 到一个并不遥远的预兆，那时历史将简化为电视上的样子，而真实则由于太 复杂，便被埋葬在档案里，如果不是全部被毁灭的话。还有其它的事实，他 觉得很近而西方觉得很远的事实，在他头脑中增加了赫·乔·威尔斯在 《时 间机器》中所写的幻象的可信性：地球上住着一种白昼儿童，他们无忧无虑， 没有记忆，由于同样原因，也没有历史，一旦遇见往在地下洞穴的、吃人肉 的黑夜儿童，便觉得毫无防御能力了。 我们被技术变化的运动拖着前进，认识到我们星球的统一正在形成，我 们重视国际社会的概念。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成立的日子是值得记念的。不幸， 那些日期同另一个日期相比便失掉意义。那个日期应当每年援引作为举哀 日，虽然年轻几代人简直不知道它。那就是1939年8月23日。那时两个独 裁者签订了一个协定，包括一个秘密条款，借以瓜分他们邻近的有自己的首 都、政府和议会的国家。那个条约不仅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它还重申了 一个殖民原则，据此各民族不过是牲口，可以买，可以卖，全凭当时的主人 的意志。它们的边疆，它们的自决权，它们的护照不再存在了。今天人们还 以耳语的方式，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谈到那个原则在40年前就为独裁者们实 行过，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反人权的罪行，从来不承认，从来不公开谴责，乃是破坏民族间友谊的 可能性的一副毒药。一些波兰诗选发表我的故友乌拉季斯拉夫·塞比拉和勒 希·皮沃瓦尔的诗，刊出他们的卒年为1940。荒谬的是，竟不能写出他们是 怎么死的，虽然波兰每个人都知道真情实况：他们同几千名彼希特勒当时的 同谋者解除武装并加以拘目的波兰军官同一个命运，他们都长眠在万人坑里 去了。西方青年人如果读历史的话，他们难道没有听说1944年有20万人被 屠杀在华沙，被那两个同谋犯判决灭绝的城市？ 那两个灭绝种族的独栽者都不在了，恒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赢得了一个比 他们军队的胜利更持久的胜利？虽然有大西洋宪章，民族国家是交易物，即 使不是纸牌或骰子赌博的筹码，这个原则却由于把欧洲分成两个区域而确定 下来。3个波罗的海国家从联合国消失丫，这件亭永远使人想起两个独裁者 的遗产。在战前这些国家属于国际联盟，但它们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乃是 1939年协定的秘密条款的结果。 我希望你们原谅我把一段记忆像伤口一样揭露出来。这个议题同我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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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词的沉恩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词经常被滥用但永远值得尊重。人民 的牢骚，比我们在修昔底特斯的著述中读过的条约更其诡诈的条约，一片枫 叶的形状，海洋上的日出和日落，因与果的整个构造，不论我们称它为自然 或历史，我相信都指向另一种看不见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不可测知的，虽然 发挥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成为所有艺术与科学的中心推动力。有时我觉得我 猜透了落在 “另一个欧洲”的国家身上的折磨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使它们 成为记忆的承担者——而这时欧洲 （没有形容词）和美洲一代比一代更少有 记忆了。 可能除了伤口的记忆，再没有别的什么记忆。至少我们是从 “圣经”、 一本关于以色列的忧患的书中懂得这些的。那本书长期以来使欧洲国家能够 保持一种连续性——这个词不应与流行的名词、历史感相混淆。 在海外度过的30年间，我觉得我比我的西方同僚（不论是作家或文学教 师）更有资格说这些话。因为新近和久远的事件在我的头脑中具有一种轮廓 分明的准确的形式，西方读者面对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所写的诗 或小说，或者那里摄制的影片，可能直感到一种同样尖锐的意识，在一场经 常反抗书检所强加的限制的斗争中。记忆这样便是我们的力量，它使我们避 免采用一种像长春藤一样在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时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 言。 几分钟以前，我曾表示希望结束使诗人一面需要保持距离，另一面又不 得不与同胞保持一致感的矛盾。然而，如果我们把在地球上面的飞翔当作诗 人职业的隐喻，那么就不难注意到，即使在诗人相对地免于历史陷阶的那些 年代里，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矛盾。因为怎样才能既在上面，同时又巨细兼实 地看见地球呢？但是，在对立面不稳定的天平上，由于时间之流所引进的距 离，某种平衡还是可能达到的。 “看见”不仅意味着置于眼前，它还可能意 味着保存在记忆中。 “看见而描绘”也可能意味着在想像中重新构造。一种 由于时间的神秘而完成的距离，决不会把事件、风景、人形变成一团越来越 淡的影子。相反，它能把它们表现得一清二楚，以致每件事，每个日期变得 富于意味，而且永远能够提醒人们认识人的堕落和人的伟大。活着的人们从 永远沉默的人们接受了一项委托。他们只有试图准确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 目，把过去从虚构和传说中抢救出来，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 这样，两者——在永恒的此刻从上面来青的地球和在被恢复的时间里持 续下去的地球——才可能充作诗的素材。 四 我不愿意制造这样一个印象，似乎我的心转向了过去，因为那是不真实 的。像所有的同代人一样，我感觉到绝望的、迫在眉睫的末日的拉力，谴责 自己屈从于一种虚无主义的诱惑。但在更深的水平上，我相信，我的诗仍然 是清醒的，在一个黑暗世纪表现了一种对于和平与正义之王国的向往。有一 个教我不要绝望的人，他的名字这里应当提一下。我们所接受的馈赠不仅来 自我们的祖国，它的湖泊和河流，它的传统，而且来自人民，特别是如果我 们在少年时期遇见一个强有力的人格的话。我的幸运是，我的亲戚奥斯卡·米 沃什，一位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待我几乎像亲儿子一样。他为什么是一位 法国诗人，这可以由一个家族以及一个一度被称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国家的曲 折故事来说明。尽管这样，最近还可能在巴黎报刊上读到如下表示遗憾的字 句，最高的国际荣誉半个世纪以前竟并没有奖给这个和我共用一个性氏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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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使我对新旧的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 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要有一个严格的、 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在这些事物中，如果把二等品等同于一等品， 就是一种极大的罪过。虽然如此，我首先却把他当作一个先知来倾听，这位 先知如他所说，是 “以为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人民的， 并由于那个原故，试图向一个冲向灾难的疯狂世界发出了警告。我听他说， 那场灾难迫在眉睫，还听他说，他所预言的大火灾不过是终究会演出的大戏 的一部分。 他看出18世纪的科学所采用的错误方向、一个引起塌方效果的方向，是 更深刻的原因。正如同他前面的威廉·布莱克，他宣布了一个新世纪，现在 为某种科学知识 （但如他所信，不是为一切科学知识，至少不是为未来人所 发现的科学）所污染的想像的第二次复兴。我在多大程度上照字义听信他的 预言，这不关紧要：有一个总方位就够了。 奥斯卡·米沃什像威廉·布莱克一样，从埃曼努尔·斯维顿堡的作品中 汲取灵感，这是一位比任何人更早预见隐藏在牛顿的万有模式中的人的失败 的科学家。感谢我的亲戚，我后来成为斯维顿堡的仔细读者，当真，我不是 按照浪漫主义时期流行的方式理解他的，那时我没有想到我会在目前这样的 情况下首次访问他的国家。 我们的世纪接近了尾声，主要由于那些影响，我不敢诅咒它，因为它也 曾经是一个信仰和希望的世纪。一场深刻的转化已经正在发生，那种转化不 得不同 （我这里且用奥斯卡·米沃什的话） “比任何时候更生动、更活跃、更苦恼的劳苦大众的最深刻的秘密”发 生关系。他们的秘密，真实价值的一种未经宣布的需要。找不到语言来表达 自己，而这里不仅是宣传工具，还有知识分子。都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 转化正在进行着，不容作短期的预言，说不定尽管有一切恐怖和风险，我们 的时代会彼认为是人类上升到一个新意识之前所经历的阵痛的一个必要的阶 段。然后。一种新的功过等级制度将会出现；我相信西蒙娜·韦尔和奥斯卡·米 沃什这两位作家 （我在他们的学校里恭敬地学习过）将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一 份。我觉得，我应当公开宣称我们对某些名字有深厚的感情，因为这样我们 才能比说出那些我们宁愿大喝一声 “不”的人们的名字，更强有力地表明我 们的立场。我的希望是，在这篇演说词中，尽管我的思路散漫 （这是诗人们 的职业性的坏习惯），我讲清楚了我的是和非，至少在选择后继者这方面。 因为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演讲者和你们听众，都不过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 链。 （引自《拆散的笔记簿》.漓江出版社，绿原译） 1981年 艾利亚斯·卡内蒂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人们对自己所认 识的城市要感谢的地方很多，而人们对自己想要认识的城市要感谢的地方就 更多，如果他长久地向往这个城市而没有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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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有自己特别崇敬的城市，这是由于威胁、无法测度的 灾难或别具一格的风姿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美妙的反映吧。对于我来说， 有3个城市属于这种城市之列，这就是维也纳、伦敦和苏黎世。 人们或许会把这三个城市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吧，但是这种巧合穴该是欧 洲，欧洲要受到如此多的谴责，——因为欧洲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今天， 我们在它下面生活的呼吸之阴影沉重地压在欧洲大陆上，我们首先要为欧洲 担忧，因为这个大陆呈有许多可感谢之处，但它也有很大的罪过，它需要时 间来弥补自己的罪过。我们非常热忱地祝愿它获得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幸福的事业在地球上能一个接一个地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如此幸福的时代， 以致地球上再也没有人有理由诅咒欧洲了。 在我的一生中有4个人是属于这个姗姗来迟然而是真正的欧洲的人。我 跟这4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您们面前，要感谢这4个人。 我要在您们的面前说出这4个人的名字。第一位是卡尔·克劳斯，他是德语 区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他教会我如何去倾听各种声音，坚定不移、全力以赴 地去倾听维也纳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打了反对战争的防疫针，这 种防疫针当时对许多人是十分必要的。今天，自广岛挨了原子弹以后，大家 都知道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对，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人人都知道战争是 个什么东西。第二位就是弗朗茨·卡夫卡，他有着把自己化作无足轻重的小 人物的本领，并且使自己摆脱权力的束缚。我要向他学习一辈子，这是至为 必要的。第三位是罗伯特·穆瑟尔，第四位是赫尔曼·布劳赫，他们都是我 在维也纳时期认识的。穆瑟尔的作品直到今天还使我入迷，也许直到最近几 年我才全部理解了他的作品。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他的作品只有一部分公诸于 世。我向他学习的东西却是最难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 自己的创作，但却不知道这个创作是否能完成，这是一种由耐心组成的冒险 行动，它是以一种近乎非人道的顽强精神为前提的。我跟赫尔曼·布劳赫是 好朋友。我不认为他的著作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了 解他的那种才能.正是那种才能使他有能力从事自己的创作：那种才能就是他 的呼吸之记忆力。自那以后我对呼吸考虑得很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使我受 益非浅。 今天要我不想到这4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也许其中 就有一人站在我现在的位子上。如果我所讲的与人们的判断不符的话，请您 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我的傲慢。但是，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我想，只有我事先 公开承认我有负于这4个人，我才可以接受这一奖金。 （钱文彩译） 1982年 拉丁美洲的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一位曾陪同麦哲伦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 航海家，在经过我们南美洲时写了一本严谨的编年史。然而它却像一部凭空 臆想的历险记。他说他见过一些肚脐儿长在背上的猪，见过一些没有爪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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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母的卧在公的背上孵蛋，还有一些鸟儿像鲣鸟那样没有舌头，嘴巴像 汤匙。他说，他还见过一种怪兽，长着骡头骡耳，驼身鹿蹄，吼叫声像马嘶。 他说他们在巴塔哥尼亚遇到的第一个土著人面前放了一面镜子，那个容易激 动的巨人看见自己的形象后竟恐惧得失去了理智。 那本书很薄，但很迷人。书中已经依稀可见我们今天的小说的萌芽，但 是它还远非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的最令人惊奇的见证。西印度群岛的编年史 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些数不胜数的见证。我们那个如此令人向往的虚幻之 国 “黄金国”，在漫长的年代里曾在许多地图上出现并按照绘图员的想像改 变着位置和形式。为了寻找“青春永驻泉”，神话般的人物阿尔瓦 ·努涅斯·卡 维萨·德·巴卡竟然在墨西哥北部考察了8年。在一次古怪的探险中，队员 之间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在出发时的600人中，只有5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在那么多永远是难解之谜的事件中.还有一个11000头的骡子队。每头骡子都 驮着100磅黄金。有一天它们从库斯科出发，去交付阿培瓦尔帕的赎金，却 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后来，在殖民地时期，人们在卡培赫纳出售若干在洪 水淹没过的土地上伺养的母鸡，其鸡胗里居然包裹着金砂粒。我们的先辈们 这种关于黄金的连篇吃语直到不久前还缠绕着我们。就在上世纪，一个负责 研究在巴拿马地峡铺设一条洋际铁路的德国考查团还断言，只要路轨不用当 地缺乏的金属铁来制造，而用黄金来制造，计划便能得以实现。 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并没有使我们摆脱疯癫无知状态。曾3次对 墨西哥实行独裁统治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为了埋葬他那条在所 谓的糕点战争中失掉的右腿，他下令举行了极为豪华的葬礼。加西亚·莫雷 诺将军作为专制君主统治厄瓜多尔长达16年，他死后身上依然穿着他那身华 贵的军服和挂满了勋章的胸甲，坐在总统座椅上让人守灵。萨尔瓦多通神的 暴君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在一次野蛮的屠杀中竟然 剿灭了3万农民。而为了查验食物是否被下了毒，他还发明过一种摆锤，并 下令将全部公共照明灯具用红纸罩起来，以防猩红热传染流行。立在特古西 加尔帕大广场的佛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的纪念像实际上是在巴黎一家旧塑 像仓库里买来的奈伊元帅的塑像。 11年前，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即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已在他的讲话中 指出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关于拉丁美洲的那些子虚乌有的消息便以空前 猛烈的气势闯进了欧洲善良的、有时会是邪恶的意识里。我们那个幅员辽阔 的祖国，男子充满了幻想，女人足可以载入史册，他们那种极端固执的性格 常和神话传说混同一起。我们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一位合法的总统以他那 陷入火海的府第作堑壕，单枪匹马和整整一支军队作战，直到壮烈地死去。 两起可疑的、永远查不请的空难使另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夭折，使一名恢复了 本国人民的尊严的民主军人丧失了生命。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过5次战争、 17次政变，出现了一位以上帝的名义在当代拉丁美洲进行第一次种族灭绝的 穷凶极恶的独裁者。与此同时，有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便不幸死去，这 个数目比西欧自1970年以来出生的人数还要多。由于暴力镇压而死去的人几 乎有12万之多，这就如同今天我们对乌普萨拉城的全体居民今在何方毫无所 知。无数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里分娩，但是至今不知道她们孩子的下落 和身份，他们不是被暗中送人收养便是彼军事当局监禁在孤儿院里。为了避 免此类事情不再发生，整个大陆大约有20万男女献身，其中10万多人死在 中美洲3个极权主义的小国即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倘若此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