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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美国，按照比例计算，4年内死于暴力的人数可达160万。 在具有热情好客传统的智利，逃亡者多达100万，占本国公民的百分之 十。乌拉圭这个只有250万人、被认为是本大陆最文明的小国，每5个公民 中就有一个在流放中消失。萨尔瓦多内战自1970年起几乎每20分钟就多出 一个难民。如果将拉丁美洲的流亡者和被迫移居国外的侨民组成一个国家， 其人口总数将比挪威还要多。 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 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 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而属于这个源泉的我、这个流浪 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不过是被机运指定的又一个数码。这个非凡 的现实中的一切人，无论诗人、乞丐、音乐家、战士，还是心术不正的人， 都必须尽少地求助于想像，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为使我们的 生活变得可信而必需的常规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孤独之症结所在。 既然这些困难把属于它的精华的我们变得头脑迟钝了，那也就不难理解 世界这一边的理性主义的、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的天才们为什么找不到解 释我们的有效方法了。如果不提生活中的灾难并非同样降临在每个人头上， 也不提我们为寻求自己的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跟他们过去一样是艰苦的、残酷 的，那么，他们那般坚持用衡量他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便是可以理解 的。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得我们愈来愈不为人知，愈来 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令人尊敬的欧洲如果站在自己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 也许它会更能为世人理解。不妨回忆一下：伦敦为了建造它的第一道城墙， 花费了300个年头，又用了300年才得到了一名主教，罗马在混沌不清的黑 暗中争斗了20个世纪才由一位埃特卢里亚国王在历史上建立了该城；今天以 其松软的干酪和无敌的钟表娱悦我们的、和平的瑞士人却曾在16世纪作为碰 运气的战士血洗过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各帝国军队出钱雇佣 的1万2千个士兵还曾把罗马洗劫一空，夷为平地，砍死了8千居民。 我并非试图实现23年前托马斯·曼在此赞扬的托尼奥·克勒格尔那些把 纯洁的北方同热情的南方连结起来的梦想。但是我认为，头脑清楚、也曾在 此为缔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祖国而奋斗的欧洲人倘若彻底修正看待 我们的方式，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如果不具体地采取合法的行动支持那些 幻想在世界的分配中享有自己的生活的人民，仅仅同情我们的梦想不会使我 们对孤独的感觉有所减少。 拉丁美洲不愿意、也没有理由成为棋盘上的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相”， 也毫不幻想将自己的独立与独特发展的计划变成西方的渴望。然而，尽管航 海的成就大大缩短了我们美洲和欧洲的距离，但似乎扩大了彼此间的文化差 距。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 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 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 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 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 里 （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 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 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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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孤狐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 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 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 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 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 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 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 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 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 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 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 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 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 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 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 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 世的第二次机会。 （范宣译） 1983年 威廉·戈尔丁 那些对现在正在发言的人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正如英国新闻界知名人 士透露的，将要花半小时时间，屈尊地听一段竟然无味的老生常谈。确实， 我给你们的第一印象将是一个白胡子的古怪老头，他也许会在光大化日之 下，把大家引入昏暗、压抑的境地，这种昏暗是无可挽回的，月全蚀式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虽然是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老头，因而即 便是有点儿——让我轻声地说——轻浮，还请大家原谅。哦，希望大家不要 误会，我的身边没有伴舞女郎，我不打算为你们唱歌，也不想要把戏、扮小 丑——我怎么会想到耍把戏呢？真是怪事！一个被当作悲观厌世的人，怎会 在耍把戏这类的轻浮举止中寻欢作乐呢？ 你也能体会到，任何年龄的人在今天这样高层次知识界的聚会上发表讲 话，都将是一件难事。想到这一点，就使人畏惧。再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尊严呢？他们都说，没有比一个老傻瓜更傻的人了。 那么，也可以说没有比一个中年傻瓜更傻的人了。25年前，我不加思索 地接受了 “悲观主义者”这个浑号，却没料到这个诨号会一辈子跟牢我。就 某些方面来看，可以举一个另一种艺术形式的例子，拉赫玛尼诺夫那段著名 的《升C小调前奏曲》就始终伴随着他。观众每次非得让他演奏完这段曲子， 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让他离开舞台。与此相类似，评论家们总是一头栽进我写 的书本里，非找出些貌似悲观厌世的东西不可。我不知该作如何理解。我自 己并没有感到痛苦绝望。事实上，我曾竭力改变自己表达个人感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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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某些评论家的质疑，我只得把自己称作一个 “世界上头号的”悲观 厌世者，而不是一个宇宙的乐天派。我应该想到，任何拥有一定语言才能的 人，都懂得我在使用 “宇宙的”这个词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它的内在涵义， 而不是名称本身。尽管它的衍生词 “普遍的”也可以解释为同一意思，但我 选择 “宇宙的”则是更加含蓄。我所指的是，当我把世界视为一个由科学家 们构筑起来的、受一套套规章制度操纵、不断地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世界时， 我就成了悲观主义者，臣服在万能的 “熵”神脚下。而当我考虑到科学家们 永往直前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时，我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当诸位因我的作品 而将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与我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也 和大家纵情欢乐一番呢。20年前我试图把我作品中的某个角色在精神上所感 受到的两种不同概念作区别，结果是搞得一团糟。 他在狱中。 “火车终日在铁轨上奔驰。日食和月食是可以预测的。青霉 素治好了肺炎。原子在依次序裂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明白无误地解释， 驱散了神秘感，显示出一个实用的现实社会，易于理解，易于分割。手术刀 和显微镜已失去了作用。示波器在不断准确地显示人的行动。 “然而那时，一天到晚行动总是处于平衡状态，既无幸运可言，也不会 出现失误，不是善，就是恶。根据这个模式，我们认定精神存在于整个宇宙 之中却谁也没有触及过：已经接触到的只是被黑晴势力抓住的囚犯，囚禁、 审问、判决、宣布，等等。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没有过渡。” 使我感兴趣的是，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过渡这一想法，是否会有什么不该 发生的事发生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也有起源 （不错，作为开玩笑，我 要说我们是一直了解这一点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让，并且禁止大家 去检验它。一旦万物没有了起源，那么广邈的时间早已消逝，我们也就不可 能活到现在这一刻）我们还知道，或者说起码是科学地假设在一个黑洞的中 心，一切的自然法则不再适用。既然所有的科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 宗教色彩，而大多数宗教信徒都很少有完全不信科学的，因此我们发现人性 充满了整个宇宙。科学智者们相信黑洞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奇迹，而宗教领袖 们则认为黑洞的外面就有奇迹。事实上，这两方面部相信会出现奇迹。光荣 归于万能的上帝，你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悲观主义色彩并没有减弱。大家所 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一个古板的校长也许走了神，忘了他是在对一个班的 学生讲课。70岁的人也许容易这样认为，他什么都经历过，因此什么都懂。 他会认为寿命的长短就是智慧的保证，是发表高论的资本。在他看来，莎士 比亚和贝多芬正值五十二三岁的壮年就离开了人世，实在是太可惜了。像那 样的青壮年人能知道多少东西呢？不过到了午夜，当时钟敲响，新的一年又 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会一反常态，为自己年龄增大所带来的不便感到沮丧。 也许会对某一句被公认为富有诗意的句子、某个年轻人偶而想到的句子仔细 推敲，因为他从来也不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使他把生活的种种疑难问题解决 掉。他写道： “人们必须容忍/他们这样地走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回 头”。这种想法最能形容一个老人内在的欢乐本性。一个老人企图寻求愉快， 这与他的垂暮之年有什么不相宜之处吗？然而，一位英国诗人却对此进行了 责难： 大卫、所罗门， 花天酒地，所妾成群； 晚景凄凉，不堪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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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箴言，告诫世人。 诗的权威性，当是无可非议的，但对这一点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刚才我给诸位引证的，是几句普遍认为充满诗意的散文体法，现在我再给大 家引用我写的几句诗： 索福克勒斯，杰出的雅典人 临终时曾经说， 心中的爱已经覆灭， 好似逃脱猛兽之口，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他说这害己的是耄耋之年 可那位朗克洛 被问到同一问题时 却说不对，母亲虽高寿 她的慈样可亲却有增无减。 显然，岁月的流逝不一定能使我们的智慧之花枯萎，陈规陋习也无法使 丰富多彩的个性失去光彩。眼下，我们不必过分严肃，但须考虑周全。我个 人正面临着另一种危险，我不会说小部落的语言，而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 部落语言不下600种之多。当然任何一种语言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1979 年的希腊桂冠诗人埃利蒂斯曾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相对价值，是无法按赞成 人数的多少来计算的。这一点我相信，这是对评委会的最高颂词，他们不计 读者的多或寡，而是坚持不懈地发掘作品的内在价值。年轻的约翰·济慈曾 这样评论过那些希腊诗人： “他们安祥地长眠在茵茵的绿草底下，为一个弱 小的民族留下了伟大的篇章。”此话千真万确，弱小有时也是美丽的。再引 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虽然我只是个散文作者——这样大家就可以从中领略 到我此刻的心情——本·琼森曾写道： 这不是森森大树参天， 却叫人心旷神怡， 也不是三百年古橡树， 一朝被伐、干裂、枯萎。 五月多娇艳， 那一夜香销玉陨迅如闪电， 美妙绝伦恰似昙花一现， 美满的生活，寥若晨星。 我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使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家层出不穷，使用其他 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家，不论古今，相比之下从数量上来说就会相形见拙。然 而在今天，一种语言使用过于广泛，比起使用过于狭隘却是弊大于利——犹 似橡树而不似百合。它已传遍全世界，广告、导航、科学、谈判、讨论，不 胜枚举。每天总有上百个政治团体，用英语滔滔不绝发表议论，也许一种语 言被滥用至此，结果是被异化，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如果一个人用英语说 话，也许他会认为只是在对少数几个头面人物，或是家庭成员，或是老朋友 说话；或者是大声地自言自语，或者是在梦呓之中。可是，后来他却发现， 不知不觉之中是在对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里的人在说话。想到这些不由人心 惊。从今年的情况看，美国的桂冠诗人占压倒多数，而英国作家只有我一人。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母语被普遍使用，而且使甩的人数超过了远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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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的英伦三岛，然而他们所说的却仍是正宗英语的各种方言俚语。就我 个人而言，我无法确认这么多的语种，将会因为彼此间的距离变得不易理解， 这还是会因为电视和人造卫星的媒介而日益统一起来。但是，目前英语作家 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作品易于理解，避免使几亿读者处于一知半解的境 地。文学评论家的人数也会因为看懂作品的人数受到限制而发展困难，连他 们也逃脱不了变坏的境遇。不管他搜肚刮肠地写出来的文章多么晦涩难懂， 总会有记者——我们姑且称他为“X”——把文章和一份义愤填膺的评论一起 寄来，说他——“X”，曾经是一个活的靶子，如今成了死的靶子，竖在一排 排密密麻麻的射手前供他们任意瞄准。就是我那些最有声望，最杰出的同胞 和获奖作家，如温斯顿·丘吉尔，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当时针对丘吉尔获 奖一事有位评论家曾尖刻地评论过，说他获奖的事实 “不知是奖赏他的诗歌 还是奖赏他的散文？”确实，像这一类的观点我也听到过，对我来说，甚至 于更难想像，就是说写这篇演说辞，它比起我少年时代在学校老师规定的题 目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难。唯一的差别是。我今天是在一张大书桌上写，而 且获得的成绩将在更大范围年公布。 现在，人们也许会问：讲话的这个人什么时候谈到正题呢？他应该多讲 讲小说才是！当然，过会儿，只一会儿，我就会言归正传的。事实上，虽然 每一个获奖的作品都各有其独到之处，但绝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看待。即便 是小说，如果一登上象牙之塔，那么除了少许几个登峰造极的之外，则无读 者可言。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我过去一直认为小说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下回我再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 品。这一次讲的是男孩子们的成长——并不专指某个特殊男孩，而是泛指。 男孩子们不看重书本，他们往往把书本分成几类：有讲性欲的、战争的， 或是西部片、讲旅游的和科幻的。男孩子宁愿毫无选择地接受他所熟悉的那 一部分书，而不肯费心去尝试另一陌生的部分。他在瓶子上贴上标签，只有 确认它就是从前同样的这种合剂时，才会使用。必须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装 进一只绿纸盒里，否则就会可能要遭罪，误读一本毫无谋杀案的书。——我 总是在琢磨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我们中大多数是和蔼可亲、天分不 高、才智平于的庸人，好脾气，有修养，然而在一大堆未经分析的事实面前， 凭着手头一些零零碎碎的技术，就显得束手无策。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受欢 迎的程度，与那些无时无刻都在变换花样供人们消遣的娱乐方式是无法比拟 的。我看不出文学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些简单、不断重复的傻话， 只有当电视上没有西部片时，才拿出来换换胃口。毫无疑问，比起19世纪的 前辈来，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文明得多，他们不在盲从，他们不在恐惧。但 正如劣币驱逐良币，劣等的文化代替了优等的文化。随着作出各种价值判断 所必需的能力的一天天衰败、减弱，诗歌、纯文学作品、剧本和揭示新生活 的小说又会有什么远大前程呢？ 这段话是我在20年前写的，我认为，就小说而言，整个状况是发展了， 但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各种体裁、分类日益明确，来自其他媒介的竞争亦 愈演愈烈。总之，小说并无内在的永恒性。 当然，“故事”则是另一回事。大家爱听一连串连续故事，而且正如我 们一位新闻检查员所申明的，兴趣局限于这些事件的点点滴滴是否都是真 实，就如已故的山姆·戈德温想写一本有关地震的故事，然后逐步引向高潮。 大家都喜欢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但又都盼望有个大团圆的结局。最简单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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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当的是——当孩子们由于某些恶作剧行为而大哭大闹时，大人就立即把 他们拉到身边，先是大声斥责，而后开始讲故事 “从前如何如何”，这时他 们准能立刻安静下来，专心致志地听着。故事永远伴随着我们。但是书中出 现的实际故事，或是说西方人心目中认为的 “故事”又是什么呢？当然，如 果形式不当就不能算是。我们已经够麻烦的了，生活、艺术、文学，复杂纷 乱，无法把各种过时了的形式再包容下来，也无必要用拜占庭式古老而无味 的东西来麻烦自己。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让小说靠边儿站吧。但是会产生 什么后果呢？当然某种对人类精神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也许会随之而消失！ 一部小说，可以先看前面，也可以先看后面，各人可按自己的阅读速度从容 不迫地看，甚至读上一遍又一遍，前后来回跳跃。书中所叙的故事情节大多 朴实耐看，笔触友好，且有指导意义；不随意取舍，而是由低潮逐渐转向高 潮，步步发展，延续于整个生命历程。 倘若把小说简单地置身于我们和一个冷若冰霜的统计员之间，没有其它 任何东西能使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人可以长时期的、密切地相处在一起。这就 是小说的功劳。它的作用不在于挽救和维护一个人的个性和尊严，而是能保 持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各自特色。我认为，任何一种其它的艺术形式，都无 法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外表和内心，使他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小说起码 可以把一个人明显地从亿万民众中区别出来。 我曾说过象牙塔以及我们各项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关于小说我还想再 添上一句——这些研究都把文学与安逸撮合在一起。坦率他说我们面临着两 个问题——要么我们自己把自己从地球上消灭掉，要么一步步地蚕食地球所 赋予的财富，直至把它毁了。需要小说作者来向你指出这些冷酷的现实是如 何相互排斥的吗？对其中一个问题，一个不久即将发生的灾难，不打算在这 里讨论。假如我把这个讲坛变成为表演高谈阔论的反对核武器的舞台是不负 责任的，然而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避而不谈我们面临的危险同样也是不负 责任的。对这些危险大家和我一样清楚。往往当不宜谈论的事彼谈论，不宜 考虑的事正在考虑时，我就会转向莎士比亚，这里我只想引用思想巨人哈姆 莱特的一段话： 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这样垂头丧气了吗？现在你给我 到小姐的闺房里去，对她说，凭她脸上的脂粉擦得一寸厚，到后来总要变成 这个样子的；你用这样的话告诉她，看她笑不笑吧。 也许我对夫人有些不公道，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头脑，不同性别的头脑， 我又扯得太远了。引用世俗小说或是行情恃的某些段落，都无法揭示出问题 的实质。我必须对这种危险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已经说了，这是我力所能 及的事。现在从事物本身来看，我也算是尽了力。 难以克服的是另一种危险。引用另一位桂冠诗人的话来说，我们人类不 会一下子毁灭，而是将慢慢地无声无息地被毁灭。也许是在70年前而不是在 60年前，我第一次发现并置身于这个奇妙的土地上。它位于我的祖国的西海 岸，在犬牙交错的岩岸边，我忽然发现了地球、月亮和太阳，它们在奇妙地 相互影响着，为此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当我最后证实了从科学上来说无法使 某个行动在远距离之外受到影响，当月亮处在某一个特定的部位，海潮比任 何时候落得都低，海岸会露出一块凹陷，我记得那是一处洞穴。岩石中间的 积水潭里，常常聚集着这样那样的生命。但是这个水潭，位于特别低，看来 只在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才露了出来，这种情况在我度假时在凹潭边也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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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二次。在这个深潭里，曾有过别处见不到的许多奇怪的生物 （在游向深 不可测的大海之前），我现在可以清晰地记起并感受到这一切，可惜无法表 达那种特殊的吸引力，兴奋，而且不，不是同情心，也不是好奇心，而是一 种发现某种生物的全部秘密和它的奇妙之处时所引起的热情。它应该是或者 是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生命。似乎宇宙的中心就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仅 在数英寸以外的静水中，花开花谢，由绿变紫，不仅是一种乐趣、消遣，而 且是活生生的新的发现。它们是有生命的，我们彼此喜爱，直到海水的第一 层细浪将它们吞没。暑假一结束，我又回到了老地方，远远地离开了大海， 心中珍藏着对那个洞穴的美好记忆——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把那个洞 穴以及见到过的那些奇妙的珍品一起带了回来。我依靠回忆月亮在落潮时的 形状和那些在岩石草丛中蜿蜒爬行的小生命，来驱散心中的恐惧，度过了多 少个不眠之夜。我常感到虽身处异地，却好像仍站在洞穴前望看月光洒在落 潮上，波光粼粼，仿佛看见大千世界的绝妙之处而感到无比欣慰。 自那以后，我一直未再去过。那个积水潭——现在看来不过是个水潭— —如今仍在那儿，而且在水位较低的落潮时刻，如果把腰弯得低一点，仍可 望清里面的一切。可惜的是，里面再也没有什么生物了，只是一潭清彻见底 的积水。沙粒、岩石、积水，如此而已。那些生物曾经盘踞过的地方，已被 磨出了两个洞，就像两只眼窝，也许你会觉得在观察一个骷髅而伤感。生命 不存在了。 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吗？石油是这样形成的吗？难道是那些垃圾和化 学污物毁坏了我童年的梦境吗？我无法得到解释，也得不到解释。重要的是，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人类是如何在耗竭这个唯一赖以生存的 地球的。 如今，文学对此有何妙计呢？我们有计算机，有人造卫星；我们有最高 级的字宙飞船，可以把某种复杂的机器安放到遥远的星球上，以回收讯号。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一切诸位都知道，甚至比我懂得多。文学只有语言 词汇，一种类似开山斧、铜凿子这些人类第一次用来在岩石上雕琢自己的形 象时所使用的最原始的工具。这种工具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与硅谷生产的精 品相比，自然是相形见拙。但请记住丘吉尔，因为尽管文艺评论家的百般挑 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并不为诗歌也不为散文。他的获奖完 全是由于一页用词简朴的叙事作品。因为那些是真正能表达人类的战胜和藐 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词。那些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们，知道是丘吉尔的 诗一般的作为改变了整段历史面貌。 如此说来，那把黄铜凿子江不算太坏。文字，通过不断地发展技巧，赋 予热情和作家碰上的好运气，证明它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东西。它们 可以使人们相互交谈，某些文字不仅能表达作家的意图，还能传达世界上相 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文字使人们能主动与别人攀谈，大街上的人与他的朋友 谈话，直到细微的涟漪变成滔天大浪，冲击着每个民族——从常识上来说， 出于正常的谨慎态度，一股统治者无法否认的谈判潮流已经形成，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一国与一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有希望学会有节制、有远见，不向 大自然索取非分之财。书籍、故事、诗歌、演讲，这一切能使我们每一个关 心人类发展的人，逐步走向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有远见的理智世界。这一 切靠正面的宣传是无法办到的，至少我本人不行，无法即刻写出几个故事来 帮助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得当；但是有些人能行，这样的人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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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能人出现。人类需要更多的人性，更多的关怀，更 多的爱。有些人希望有某种政治制度来创造这一切；而另一些人则希望用爱 来创造这样一种体制。我的信念是：人类的前途在于这二者之间。因此我们 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谨慎从事，慷慨大度，十分明智，这样 就会发现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资源的无情掠夺是多么荒唐的事。 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奇迹，我特别怀念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距今 已经500余年的挪威人朱莉安娜。她曾被魔力所控制，魔鬼将一颗东西放在 他的手掌上，只有胡桃大小。魔鬼告诉她这就是地球。魔鬼把这个地球上所 要发生的所有千奇百怪的、惊天动地的和令人沮丧的事都告诉了她。最后， 有一个声音对她说，这些事都会过去的，所有的生物安然无恙，地球上的一 切将会变得更好。 现在，我们虽无鬼神附体，也仍在观察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父亲，我们 的母亲——大地女神盖雅，她就像浩邈宇宙中的一颗熠熠发光的钻石。我们 没有理由认为她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她的面积是漫无边际的。我们都是这 颗放射着蓝光的钻石的子孙，通过大地母亲我们都成为整个太阳系的一分 子，从而成为宇宙的一分子。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里，我们都是各个 星球的子孙。 我总觉得我还是下来的好。丘吉尔、朱莉安柳，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 士比亚了——天哪，这都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啊！声誉鹊起，名噪一时， 终于有了辉煌的一天。还有那位最讲实际的人，尤里乌斯·凯撒——我总是 想起他，内中的原因也许诸位能猜得着，因为陆军元帅凯撒大人——尤里乌 斯·凯撤据说是一直以带着桂冠来遮盖他头上的秃顶的。当人们认为应该以 桂冠来赞扬桂冠诗人时，诗人本人也许最清楚他的桂冠能遮盖什么，不止是 秃顶。这就是说，他决不能对自己的成就过分认真。好在总有某个神灵—— 我不想指出是那一位——提醒我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是 多么的渺小。就在得知自己成为1983年度文学奖得主的那大，我驱车来到一 个小镇，把车停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汽车在那儿只放了几分钟，可是当我 回来时却发现车窗上已贴了罚款单。一位女交通警察，面带怒容地站在车旁。 她指着对面墙上贴着的告示，说： “你看不懂吗？”我只得灰溜溜地钻进汽 车，慢慢地转过街角。我看见两名警察站在人行道上，就远远地站在对面， 取出塑料袋里的停车单。他们穿过马路向我走来，当我询问因有要事可否能 当场付清罚金然后直接去市政厅。其中一位警察说：“不行，不能这样做。” 他说这番话时面带微笑，这种笑容只有见到那些有点愚蠢但显然是无意犯了 过错的人才有的。他用手指指罚款单上那块标有寄车人姓名和住址的方格， 说：“你得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填在这儿，万一张10英镑的支票，按所写地址 付停车场管理员，然后在信封上注明相同的地址，在右手上方贴上一张 16 便士的邮票寄出。最后我们要衷心地祝贺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毛信德等译） 1984年 我为能够感到自由而写作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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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认为诗的使命是什么？诗应该是思想性的，还是艺术性的，抑或 是别的？ 答：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它首先应该是诗。 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 活中最微妙之处。 太讲艺术性，会导致矫揉造作，而另一方面，太讲思想性，又会失于浮 浅，与诗无缘。各色各样的思想毕竟太实际，太实用了。它们源于这个世界， 又运用于种种利益和冲突。然而，诗又不能完全没有思想性。它在诗中被运 用于另一方面了。 作为诗人，就是要采取一种态度：对某件事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就是思 想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问：您是否想在诗中表现出捷克民族的某些特点，您的诗里有这些特点 吗？您的诗里有没有捷克语的语调？表现在哪里？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因病未能出席领取诺贝尔奖，这是他获奖后对西 方报纸发表的唯一的谈话。 答：不错，是某些东西把我和我们的诗歌传统连在一起。不过很显然， 我并不是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并对此加以评论的人。 但是，我所自觉运用的，即你所说的调子，是捷克语的音律——我们那 歌唱般的音律。这种语音的音律在我的诗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许，我的诗难 译之处就在这里。 我所运用的带音律的成分，尤有很多东西是和诗与民歌相一致的。我所 努力为之的就是使它们更具风格，更加抽象化、从中找出我自己的格调。 问：您的诗常叫人们感到有某种即兴的成分，您试图达到什么效果呢？ 答：即兴创作给诗带来宁静和淡漠。它是有意识的，使我能给诗赋予某 些游戏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成分。我是热衷于即兴创作的。我并不想反对 它，相反，我把它看作一种偶然。 有时，是某个韵脚给了我即兴创作的可能。有时，又是一种联想，一种 毫不重要的联想使然。这些连续出现的思想，就是某一长斯构思和某一经验 积累的结果。 每当我写诗，头一句总是最重要的一句，是全诗的关键和中心。但显然， 这一点并不是我首先发现的。对大多数诗人这都是重要的。 问：您是否曾努力将您的诗与分析和理论相结合？我首先想知道，您是 否受过布拉格学派及其倡导的结构理论的影响？ 答：不，我的诗丝毫没有这种影响。我认识罗曼·雅科布森，至今还对 他保持着热情的回忆。但我从不关心文学理论，它讲的是应该怎样接触诗和 翻译诗。结构主义并非一种写作理论，也并不构成一种美学。相反，在我年 轻时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是法国现代诗：阿波利奈尔、魏尔兰、查拉等人。 问：您曾说过诗人应该是民族时良知。这话怎么解释？ 答：这就是说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听从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不要说假话。 您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是我在1956年作家大会召开时说的。显然，诗人和作 家，当他们用语言创作时，应该比画家和音乐家更多地运用真理，而且是一 种藏在表皮下面又超出表象之上的真理。 再说，作家的话往往被公众接受和信赖。读者确想相信自己将会获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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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他们想方设法地进入作家的话中。他们希望在文学中找到自身经验 的表现，而且希望看到这种经验为艺术家和待所丰富、规定和表达，从而使 之具有新的价值。 我希望把这种愿望扩展到一切涉及真理的事情上去。干脆一点说就是： 每个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对孩子们和社会负责。每个人都应 该看到自己生活在某个历史背景中，应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那样生活。 这不仅对于作家和诗人是实在的，对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实在的。我们的 生活应该与我们认识的现实、我们凭心发现的现实相一致：不要靠谎言生活。 “逃避现实，于诗人无益”。 问：近年来，您的诗有所变化吗？ 答：是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我都是写押韵的诗。我用复 杂和成组的形式进行表达。写过一些回旋诗和十四行诗。尽管形式是古典的， 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来自我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感情也刚好是那个时候的产 物。战后，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我才摆脱了那种严格的形式，开始写自由诗。 当我意识到这不过是个技巧问题时，我决定不停地写押韵诗。 比方说，如果把我的诗与诗人威尔特·威特门的自由诗作个比较的话， 我的诗之不同于他的诗，就在于我的诗形式上更加浓缩。我的诗的段落更加 紧凑，语言更加日常化。在我的诗里，没有那种深长的呼吸，我的诗句也不 那么讲究修辞和哀婉动人。我的诗的主题也完全不一样。 问：官方有人对您有不少指责，特别是指责您主观，是悲观主义者。 答：不错，这些指责时有发生。早在50年代，就有人给我扣上了这些帽 子。后来在70年代，当我国严格地定下了乐观主义的调子的时候，又是这样。 我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我长期被看作无产阶级诗人。不过，当人老了 的时候，还会发现其他的社会准则和其他的世界。对于我，那就是说，我发 现了感觉主义。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悲观主义的成分。 问：您在写作时，感到自由吗？ 答：我在写作时并不觉得自由，不过我是为感到自由而写作的。一切语 言活动都可以被看成一种为达到自由、为感到自由的欢乐和感觉主义而作的 努力。人们在语言中寻找的就是最基本的自由——能够道出自己最隐秘的思 想的自由。这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在社会生活里，它最终要形成一种政治上 的自由。 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 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 问：诗是否能够赋予我们以人生范围内最完全的图景？它是否因此而高 于其他认识形式，比如宗教或科学什么的？ 答，作为诗人，我可以说，诗，也只有诗，才具有必要机巧，使人能够 描绘出我们的人生经验。诗穿过人类的声音跟我们讲话这个事实，已经使它 个别地、直接地同我们接触，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全部生命尽包括在那里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诗人可以听任自己完全地钻进自己的通感之中，隔 绝于其他知识和其他价值。 我同意我们的大文学批评家F.X.萨尔达的观点。他认为，诗人和作家也 应该涉猎跟他们完全无缘的领域。应该认识各门科学所发现的新问题，使之 成为自己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并有助于人生经验的丰富。 逃避具体事物和当前的现实，无助于诗人。那会使他自己的人生变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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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和不自然。如果他用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否认他的实际生活的世界，他就 永远不能表达现实。 （引自漓江出版社《紫罗兰》诗集的附录，王自重译） 1985年 克洛德·西蒙 女士们，小姐们，先生们： 关于瑞典学院选中的桂冠获得者所能体验的感受，我的一位 “诺贝尔同 事”——安德烈·勒伍夫医生在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如此称呼我们——在他 的答谢词中有过精妙绝伦的表述： “研究是一种游戏，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可是学 者们 （作家们也是）有着某些孩童的特征。他们和孩童一样喜欢得胜，喜欢 得到褒奖，”安德烈·勒伍夫又补充道： “所有学者（我还要说所有作家）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承认”。 如果我试着分析一下这种童稚般的满足心理的多重成分，我要指出这种 满足还带有某种自豪感：除了对我个人的关注，整个国家也受到关注，这个 国家无论好歹总是我的祖国。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了解这一点并非坏事— —尽管有坏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某种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犹如一场坚持 不懈的抗议，经常遭受贬谪、嘲讽，有时甚至遭到伪善的迫害；这种除了本 身的存在之外别无目的和理由的精神生活使这个国家还保存着当今最受威胁 的某些价值观念和准则，它们面对各种权力的漠视和敌意泰然处之。 接下来，我想向贵院的全体成员致意，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作的选择非 常感激，谨向他们表示感谢，而这一举动并不仅仅为了履行一项仪式或者顺 应单纯的应酬惯例。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机构设在瑞典，更确切地说设在斯德哥尔摩，并 在那儿评奖，这决非偶然，斯德哥尔摩几乎是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四个国家的 地理中心和文汇点。从人口数量看，斯堪的那维亚是那么小，但就其文化、 传统、礼仪、求知欲及法律而言，它又是如此伟大，以致它成为处在我们生 活的这个铁血和强暴的世界边缘上的一个特殊的、典范的岛屿。 因此，我最新的一部作品 《农事诗》被首先翻译成挪威语、瑞典语和丹 麦语出版也不是偶然的；同样，去年冬季，在一个森林和湖泊环绕的偏僻村 落的一家书刊文具店的柜台上，人们已经看到 《农事诗》的芬兰语译本了， 这也不是巧台。然而 （我只提及两个以势压人的庞然大物中的一个），当这 次诺贝尔奖评审结果一揭晓， 《纽约时报》即刻向美国评论家们打听获奖者 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我国的宣传机构也焦躁地四处奔波，打听这位名不 见经传的获奖者的消息。各大报刊不发表对我的作品的分析评论，而登载有 关我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最荒诞离奇的报道，除此之外便是哀叹你们的决定 对法国来说是一场民族灾难。 当然，我还不至于妄自尊大或愚昧无知到如此程度，我深知在文学艺术 领域中，一切选择都是有争议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带有任意性 的，我第一个想到，在全世界，在法国，就有数位我最敬重的作家可能和我 一样，甚至比我更强，他们同样可能当选。 尽管我提及了报界广为传播的那些有时令人咋舌的惊人消息 （这些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