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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但是，你们应该发挥同你们地位相当的崇高作用。从你们的优越地位来 说，你们有责任关心动物和植物所遇到的失调，更不用说全世界每个角落的 人的境况了。我们对言词已感到厌烦。行动的时刻到了。消除盗贼和高利贷 者时代的时刻到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领导人负责地球事务的时代。拯救非 洲南部彼奴役的人！拯救非洲挨饿的人！拯救遭受枪击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 还有，拯救伟大的精神遗产受到亵读的以色列人！拯救那些不堪无情经济法 律的负债人！请他们注意，他们对人类所负的责任应该受或许已被时代超越 的科学定理的约束。 先生们： 对不起……我觉得我略略干扰了你们心境的安宁。但是，对于一个来自 第三世界的人，你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难道不是容器里装有什么就渗出什么 吗？ 此外，除了你们这片由服务于科学，文学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伟大 奠基人培育起来的文明绿洲，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人类的痛苦呻吟听到反响 呢？如同他曾把财富奉献给福利事业，希望得到宽恕一样，我们——这些第 三世界的儿女——要求那些精明能干的人，那些文明人士，都以他为楷模， 学习他的高尚行为和他的远见卓识。 先生们： 尽管我们周围发生了所有这一切，我将一直持乐观态度直到最终。我不 去像康德那样说善良只会在另一个世界获胜。善良每日都在获得胜利。罪恶 甚至比我们想像的要脆弱得多。在我们的面前有不容辩驳的证据：若不是胜 利总是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面对野兽、昆虫、自然灾害、瘟疫、走投 无路的恐惧和自私：我说，若不是胜利总在善良一边，人类就不可能不断繁 衍生息，没有能力组成国家，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发明，征服外层空 间，宣布人权。事情的结果是，罪恶是个胡搅蛮缠、大声喧哗的坏蛋，而人 类往往记得受苦而不太记得欢乐。我们的伟大诗人艾布·阿拉·迈阿里十分 正确地写道： 临终时的痛苦 数倍超过出生时的欢乐 先生们： 我再次表示感谢并请你们原谅。 （引自《世界文学》.郁葱译） 1989年 虚构颂 卡·何·塞拉 诸位院士先生： 我的那位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交兼师长——皮奥·巴罗哈 （幸运的烛 光并不总是照亮义人的头），有一座挂钟，钟盘上有几个意味深长的字，组 成了一句表明时光流逝的动人心魄的格言：每一下钟声都将你损伤，结束你 生命的是最后一下。这座不知倒退的时钟已在我的灵魂及心中敲响过多次： 今天，我一只脚踩着我度过的漫长岁月，另一只脚踏着希望，站在你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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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的言语讲话，尽我的努力，但愿也是成功地谈论自由和文学。我不知 道老年的王国会在何处放人入境，我只把堂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的话作 我的盾牌：谁都想活到老，但谁都不承认已经活到老。我很清楚，谁也不能 无视现实，而且明白岁月是无情的利齿，所以我打算说出我该说的一切，不 凭灵感，也不作即兴之谈，因我对此二者一向不以为然。 在孤独中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登上这个如此难登的讲坛向你们致词，我不免产生 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语言的光彩 （这一回是我的语言）使你们目眩，从而 对我的真实价值产生错觉？因为我自知才学甚浅，配不上你们授予的至高奖 赏。用西班牙语写作并非难事，这种语言是神的赐予，我们西班牙人其实知 之甚少。我感到欣慰的是，诸位所要褒扬的是一种辉煌的语言，而不是这种 语言的一个普通祭司，一个侍奉这一语言的种种表达手段的仆人。人们可以 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训的是，文学是属于所有人并为所有人享用的艺术，尽管 它不屈从于任何人，只听从我们自己的角落及我们时代的低沉和不知名的声 音。 我在孤独中写作，也在孤独中讲话。乌特奥·阿莱曼所著的《古斯曼·德 ·阿 尔法拉切》以及儿乎与此同时的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 《论孤独》，都说过 寻找孤独的人很像神或牲畜。使我欣慰的是，我并未寻找孤独，而是与之不 期而遇，我在孤独中——并且自认为是恬淡而心甘情愿地——思考、工作、 生活，也在孤独中写作和说话。始终与我的孤独作伴的是我的另一位故交与 师长毕加索的这样一个推断：只有巨大的孤独才能产生永恒的作品。由于我 以斗士的面貌游历人生，所以我能坦然地甚至带着某种感激和痛苦的梦幻来 谈论孤独。 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奖赏莫过于知晓我们能够说话，能够发出连贯的声 音，说出用来标明物体、事件及情绪的词语。 哲学家在给人下定义时，历来求助于邻属及种差这些手段，即指出我们 的动物特性及诸种差别的发端。从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动物”到笛卡尔的“理 性灵魂”，所有这些概念从来都是区别人与兽的必不可少的标志。我倒认为 不难找到足够的根据来论证人的本性的最终根源——使我们有幸和不幸地区 别于其他动物的这一根源——应追溯到语言这一特点，尽管品性论者对此深 表怀疑。 语言的进化 我们与动物不同，但自达尔文始，我们都知道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语 言的进化因而有了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基本方面。人类发展史包含了一种进 化过程，发声和识别声音的器官及使这些声音具有意义的大脑；在此过程中 逐渐形成。这是一个包括人类诞生在内的缓慢过程。其后发生的一切，无论 是 《熙德之歌》、《堂吉河德》，还是量子论，其意义都不能与首次给最基 本的事物取名这件事相比拟。但是，出于明显的原因，我不想从这个首要的 最基本的意义来谈语言的进化，而是从另一个也许是比较次要和非本质的方 面来谈，这些方面对我们生在一个有着千百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的人来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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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 一些有名的人类语言学家如A·S·戴蒙德，认为语言——所有语言—— 的历史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最早形成的句子全都是简单原始的句子，以 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句法及所能提供给我们的语义内容就变得越来越复 杂。从可由历史证实的趋势推断，在这个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中，交际的重 担起初大部分落在了动词上面，后来才发展成现在这样由名词、形容词和副 词来点染充实语句内容的情形。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稍微运用一 点想像力便不难猜到第一个词语是一个以其最直接、最急迫的形式出现的动 词，也就是用作命令式的动词。 很显然，命令式在交际中至今仍极其重要，这是一个应该小心对待的难 用的时态，要求我们详悉那些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游戏规则。一个不恰当的 命令式会给我们带来恰好相反的结果，因为约翰·兰肖·奥斯汀将语言分成 表现语、非表现语与高表现语的著名论断，已经十分机敏地指出，高表现语 是要在交谈者身上激起某种行动。如果被命令的对象佯作不知或照自己的意 思行事，那么下什么命令都是徒劳的。 畜与人 从 “社会动物”到“理性灵魂”的种种概念，足以清楚地界定畜与人的 范围 （二者分别在各自的领地吃草或歌唱——歌者的声音并不总是那么适 当）。 在柏拉图 《对话集》的《克拉底鲁篇》中，克氏将赫拉克利特罩在他的 衣袍中：而借克氏对立面赫耳摩革涅之口说话的则是创立 “实”与“虚空” 说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或许还有反原则学家普罗塔哥拉，后者甚至渎神地提 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盼尺度。 克拉底鲁关注语言问题——那个既是存在又是不存在的存在，并就此与 赫耳摩革涅作了饶有兴趣的谈话。克氏认为一切事物的名称都与该事物有着 天然的联系。万物一诞生——或创立，或发现，或发明——其生命中便蕴含 着标志这一事物并用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合适的名字。他好橡是要告诉我 们，所谓 “能指”即是生于每个事物的胚胎的特有的概念。除了词源学可以 大显身手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之外，在每种古老的语言中，自有狗的时候起， 狗就是狗；同样可以看到，自有爱情时起，爱情就是爱情。作为赫拉克利特 化身的克拉底鲁的思想矛盾就埋在对立不可分 （或对立统一）的榫接处，埋 在对立面 （如白昼与黑夜）的协调及其本质的互为依存的永久的运动中。词 语作为客体也是如此 （没有猫便没有狗，没有恨便没有爱）。 柏拉图的谨慎 赫耳摩革涅却与此相反，认为词语仅是人们为要达到相互理解的合理目 的而认定的。事物出现或显露在人面前，人便为这新生的事物命名。事物的 “能指”不是森林之泉，而是人工挖掘的井。以赫耳摩革涅的面目出现的德 漠克利特 （有时又是普罗塔哥拉）关于体验与表达的比喻在好几个地方过了 头：衡量万物 （并给与名称）的“人”是指人类还是个人？所谓万物的尺度 是否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 “万物”仅指客观存在的物体，还是也包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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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和概念？赫耳摩革涅把 “是”变成“似”，也就把真实扼杀在摇篮中了。 另一方面，把人自己提出的论断当作唯一可能的论断这一做法，又把真实和 非真实统统变成了真实 （并且仅仅是真实）。应该提醒的是，根据著名的维 克托·亨利限界，人给事物命名，但不能取消它的名字；人使语言发生变化， 却又不能随心所欲。 柏拉图谈到正名时也许过于小心，他虽然没有直说，却似乎同情克拉底 鲁的观点：事物叫什么名字，就因为它该叫这个名字 （一条几乎可以被当作 准则接受的天衣无缝且可敬的定理），而不是由人们根据风向的变化认定它 该怎么叫法 （这种认定不能持久，或更确切地说，会随着对每一事物当时所 作的——事先又无法预见的——不稳定的假定而转向）。 以贺拉斯为首的拉丁诗人们便是以这后一种有着浪漫本源却流为蛊惑性 的观点为依据的：我们从那时起在这一领域所不得不遭受而又无法补救的一 切灾难都由此而来。 《诗艺》第70至72行歌颂了 “习惯”在抗拒语言变化的较量中取得的 胜利 （这一胜利起码不总是有益的） 许多词汇已经衰亡， 但将来又会复兴； 现在时行的词语， 将来又会衰亡； 这都看 “习惯”喜欢怎样， “习惯”是语言的裁判， 它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 这枚表面上宽容因而讨人喜欢的 “定时炸弹”，产生了极其长远、复杂 的影响，其最近的结果便是臆断人民——而且糟糕的是唯有人民——造就了 语言，任何使语言服从于合乎逻辑的、纯正和合理规范的努力全都徒劳无益， 应该趁早打消此念。贺拉斯的这一大胆论断—— “习惯”是语言的裁判，给 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将小路上丛生的杂草除尽，使之拓为大道，人就在 这条大道上行进，高擎着迎风飘扬的语言自由的旗帜，固执地将这一胜利与 被胜利的外表遮掩着的不自由和混淆。 如果说贺拉斯有他的部分道理，也有他缺乏理性的一面——我们既无必 要在此贬斥前者，也不必避讳后者——，那么，我们也应在对克拉底鲁和赫 耳摩革涅的论据稍作调整之后，肯定他们的部分道理。克拉底鲁提倡的就是 人们一直所说的自然语、一般语或语言，是天荒地老的历史及心理历程的产 物；而赫耳摩革涅主张的则是我们称之为人为语、特殊语或专门语的语言， 它由人们约定而成，近乎规范，或以某种方式与规范相符，有逻辑基础，但 至少在其形成时，缺乏历史和心理传统。著有 《逻辑哲学论》的早期的维特 根斯坦便是赫耳摩革涅观点的人所共知的现代模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 “克拉庇鲁语”（或自然语、人类语）及“赫耳摩革涅语”（或人为语、副 人类语）这两个概念，大概不能说是不理智的做法。很显然，我是要像贺拉 斯那样谈论前者，即生活及写作的语言，既不作技术性修饰，也不作辩护。 舍累尔及一般的现象主义者在谈到语言的预示、提述及表达作用时，也 涉及我现在所说的 “克氏语”，而卡尔·比勒在列出语言的表达、称谓、描 绘这三种功能时，也牵涉到这种概念。 毋庸赘言， “赫氏语”理所当然地承认其根源的人为性，而“克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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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拒绝把它放在并非独具的摇篮里摇晃——这个摇篮里常常潜伏着有违某 纯粹精神的种种偶然现象。 人民与语言 一口咬定自然语 （即“克氏语”）产生于人民与偶然性的奇妙结合是有 风险的。不，人民并没有创造语言，而是制约了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民是 “悟出”了语言，“悟出了”万物的名字，但又使之搀和混杂 （虽然 我对这个提法不无保留）。如果人民没有受到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有违其精神 的偶然现象的影响，那么问题的表述就不这样绕弯子了。但是那个虽未提出 却隐藏着问题真实胚胎的题目却是不可分割和明确的，无论是我，还是其他 人，都无法将它更换。 “克氏语”、语言、索绪尔的结构或体系，是在人民中间（这里强调的 是 “中间”，而不仅仅是指出来源）产生，为作家们确定并承认，又在大多 数情况下经研究院调整并加以规范了的。然而，这三个层次——人民、作家、 研究院——并不总是各司其职，常常侵犯或插足别人的领地。似乎研究院、 作家和人民这三者都不安于自己的角色，偏要反串他人的角色，总是 （甚至 可能是不可避免地）将这角色弄得模糊、走样；而更糟糕的是，最终涂抹并 遮盖了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即语言——本质上必须是纯粹的语言，也可以说 是代数式的，并且照乌纳穆诺的 《爱与教育》的极端说法，是纯粹工具式的 语言 （以使用价值为其唯一的固有价值）。 最后的限定因素，即政府一这个既非人民，又非作家、研究院，却对所 有的人都起着制约和束缚作用的机构，通过成千种分散的渠道 （行政用语、 执政者的演说以及电视等等）干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通过制约，倒不如说 是用其坏榜样，使之乱上添乱，更其纷繁、复杂了。 对于大众、文学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的这种任意行为，谁都不置可否， 于是，语言不是顺着它所要走的道路一那倒是一条原则上合宜的道路——前 进，而是被会聚到它身上的各种对立的力量推着走。 听惯了贺拉斯诗句的民众，以为无处不是坦途，企图引入并非凭直觉或 下意识悟到的 （若是那样，也许倒是——或起码显得——可行和可以接受）， 而是有意生造的词语、词组或习语，更糟糕的是，还不合时宜地胡乱搬用外 来词语。 被牵着鼻子走的作家 作家们被包围着他们的常常是不恰当的 “习惯”牵着鼻有走（不排除随 处可见的例外），接受并认可与语言实质不尽相符或者干脆背离语言精神的 说法。这后一种情况就更其危险了。 研究院的问题则是在两根轴之间摇来摆去，那就是它的保守倾向及对于 遭受指责的恐惧。 “赫氏语”对“克氏语”的侵蚀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这就隐含了这样 的危险：活生生的东西会变得僵硬，自然的东西会变得做作。我要重复一遍， 这种危险是经由生造以及无端搬用，或通过再生及不合时宜的复古造成的。 似乎是一些不足道的政治原因促使或造成语言——所有的语言——在其 围攻者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赔着笑脸步步退却。我以为与那些不知何时方能 获得的乌托邦式的好处相比，所冒的风险实在大得不成比例。我全无语言纯 正痹，并非要从这个角度论事，但我的确想提请作家——首先是作家，然后 是研究院，还有政府的注意，要制止威胁着我们的那种混乱现象。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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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具有一种超越我们所要作的种种分类的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把语言的自然界线丢在一边。否则岂非等于不战而降？ 让我们想方设法捍卫语言 （我再重复一遍：是指所有的语言），并随时 记住，把法律程序混同于法律本身，就像把字面含义当作字句精神那样，只 会引向不合理的状况，这既是混乱之源，又是混乱造成的结果。 思想连同其形影相随的附属物——语言，以及可能同样与某些语言及概 念形式相联系的自由，组成了那种包容一切人类事业的大范畴，既包括那些 旨在勘明和拓展人性境界的活动，也包括其他那些截然不同的恰恰是要摈弃 人的属性的活动。思想和自由一视同仁地造就英雄与常人的精神，但是如果 我们必须最终弄清思想和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的话，那种笼统的界说却只会 帮倒忙。思想对于人来讲，如果就识别意识现象这层意思而言，原来就是“想 自由”。人们提出过许多论据，不是论证这种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实的东 西，便是论述它在何种程度上只不过是狡黠地在人的思想上打进楔子的又一 意识现象。但是这一争论也许是无用的。某位西班牙哲学家曾经一语破的， 指出由自的幻影及其真实影象其实是一回事。如果说人是不自由的，受到一 些因果链的束缚 （这些因果链植根于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所涉 足的那类物质基础之中），那么；作为人的属性。他又有自身自由的理念， 这种理念虽说虚幻，可人皆有之。而如果我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我们就 要像真的是自由的那样去组织我们的世界。我们赖以或好或坏地建造起我们 社会的复杂构架的那些建筑原理，确立了人类自由的基本准则，我们就是以 它的名义——把自由的光辉化作精神注入道德法则、政治原则和法律标准— —来评价、颂扬、诋毁、惩罚并受苦的。 我们知道我们有思想，而我们有思想，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实际上， 思想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好似一条咬自己尾巴的鱼，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条 拼命追咬自己尾巴的鱼，因为自由既是思想的直接结果，又是它的基本条件。 人在思考时，可以脱离自然的法则，愿离多远就多远；当然也能接受并服从 这些法则。冲破燃素说的限界的化学家大概就是以此为基础赢得了他的成功 与声望的。但是思想同时包容了逻辑的王国及虚妄的王国，因为人不仅能够 思索现实的与可能的事物的意义。人的头脑能够将自己的营造物打得粉碎， 然后出于求异之目的重建起一个畸变的影像。就这样，在自由的前提下，思 索者无论心血来潮生出什么念头。都可以加到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对于世界 的理性解释中去。在这个与经验世界相对的狭隘意义上，自由思想可以理解 成虚构。一向连胡言乱语都算不上的东西自从有了虚构，竟能登大雅之堂， 而虚构的能力也因此摇身一变，简直可与思想及自由并列为人的属性的第三 成员。 虚构的存在 通过思想，人可以逐渐发现踪迹不定的隐藏着的真理，但是虚构的存在 又攸人能够创造一个与其所处世界和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不同的世界。真实、 思想、自由和虚构，就这样被一种艰深的，有时是含混的关系及一条分出不 少歧路 （甚至有如迷官）的永远走不出的黑暗通道所联给。但是处境越危险 就越有理由去冒险，历来如此。 虚构与科学真实不是思想的两种形式，二者相互排斥，构成了不同质的 并且是无法相互比较的两种存在，因为二者遵循不同的规则，适合于截然不 同的方法。因此，即便在不得不以文学来抗拒科学的最新奴役之时，在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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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精神解放的事业中，也似乎不宜挥舞文学的旗帜。我认为恰恰应该极 其小心而认真地识别那种狼狈为奸将人禁锢于四堵高墙之内，并使一切自由 与意志的观念最终在那上面碰得粉碎的科学和文学，并敢于以另一种追随希 望的科学和文学体验与之抗衡。坚定不移地相信自由与人的尊严的最高意 义，不受那些最终消融在一大堆推论中的可疑 “真理”的影响，是在这条道 路上跨出了一步的明证。但这还不够。如果说我们学会了一点东西，那就是： 科学不仅无力为自由的要求鸣锣开道，相反倒要某他东西来作它的拐杖，只 有人类自由、人类意志这些价值观念的最根本的要求，才能支撑科学，并使 之利用上述武器摆脱陷于量与度的泥淖而无力自拔的功和主义。基于这一观 点，有必要承认文学与科学虽然是不同质的范畴，但绝不能采用划分势力范 围的 “预防性”做法彼此隔绝。之所以不能隔绝，是因为有双重的原因：一 是因为语言——这个思想的基本工具——的属性，二是因为必须逐步标定并 区分哪些事物值得褒扬，哪些应该遭到一切具有责任感的人士的谴责。 审美柱石与道德态度 我认为作为虚构机器的文学依靠两个柱石，那是使文学作品具有价值的 必不可少的支架。首先是审美柱石，它要求故事 （或诗、悲剧、喜剧）一定 要保持在最低质量标准之上，因为在那标准之下的是一个次文学世界，那里 的创作是很难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所谓实验主义 的形形色色的新名堂，因缺乏审美才能，使这种次文学变成了色彩单调的一 连串词语，无法称作有效创作。 但是对文学现象的衡量还有另外一个柱石，那就是道德态度，它是审美 品质的一个补充，与以上谈到的有关思想与自由的一切密切相关。不言而喻， 道德与审美这两个前提，意义既不同，价值也各异。文学可以保持一种以唯 一的审美尺度为基础的艰难的平衡——这一尺度使 “为艺术而艺术”得以成 立，甚至从长远来看，审美情感的品质还可能成为一种比道德责任更为持久 的属性。我们至今仍能欣赏荷马的诗歌及中世纪的史诗，却已忘却——至少 不能自动联想起——这些作品在古希腊城邦及欧洲领地的道德意义。但是“为 艺术而艺术”本身是一种高难度的游戏，始终受到一些足以歪曲其本意的冒 牌货的威胁。 我认为道德前提是使文学作品能真正与虚构的崇高职能相符的要素，但 是似乎应该正确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因为文学应构是人的思维能力与自由人 的或许是乌托邦的生活经历之间那些纽带的外化形式，并不能反映任意一种 道德责任。我认为文学作品只承认人，即作家对自己关于自由的直觉所负有 的道德责任。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包括最狡黠和最持重的文学作者，都 永远不能 （或更确切地说，并不永远能）超越他自己的人的属性；我的意思 是，任何人都有陷于盲目的危险，而自由的意义又是那么含混，足以在她的 名义下犯下一切最致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审美品质也无法凭教科书的指点 学到手。但是，文学虚构注定要同时射中道德直觉及审美责任之的，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具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不至于变成昙花一现的时髦或瞬 息万变的大杂烩。由于人类历史是曲折变化，所以无论道德直觉或审美意识 都很难超前于历史。有些作者捕捉集体情感相当敏锐，所以成了大众潮流的 杰出代表，这些作者赋予了他们的作品某种条件反射式的特征，另外一些作 家则与此不同，他们肩负起费力的而且常常是不太受欢迎的任务——沿着那 条或许同样走不通的道路，去进一步提高自由与人的创造性。毋庸赘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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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学才履行了它的职能——与它的带有人性标记的责任 完全合拍的职能。而如果我们必须绝对严格地对此作出判断，那么可以说， 只有这后一种文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文学。可惜人类社会不可能只依从 天才、圣贤和英雄。 乌托邦的旗帜 在寻找自由属性这一任务中，恰恰是文学叙述的内部可延展性赋予虚构 明显的优势。虚构不必受制于任何可能限制雄心和标新立异的外力，这样， 它就可以高高地举起乌托邦的旗帜，而这是任何其他思想方法所无法企及 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最明智的政治哲学著作家们才决定，给那些当时若不 披上杜撰的外衣就不容易被接受的乌托邦见解罩上文学叙述的假面。虚构是 乌托邦的自由天地，因为虚构本身必须泊干乌托邦属性的海湾内。 然而文学表现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容易阐释乌托邦的见解。叙述的内部可 塑性及场景、人物与事件的可延展性。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坩埚，可以用来不 冒什么风险地试办一个真正的工场，或者说是一个可以客人们在最好的实验 条件下检验其行为的实验室。虚构不同于说明乌托邦的主张，还能用创造性 思维所能提示的一切可能的手段 （从明智的预见到胡言乱语），仔细分析乌 托邦的发展变化与结果。 科学幻想和对未来时代的推测——我们后来恰好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无数次地突出了文学的实验室作用。文学批评曾不庆其烦地称赞一些小说 家的预见才能，这些小说家能够在他们的虚构作品中勾勒出一个未来世界的 基本座标，而这个未来世界后来果然遵循作品中阐明的准则。作为实验坩埚 的虚构的真正后处还不是技术性预测的碰巧应验，而是在于能够确切地、直 接地或是从反面描摹一个可能出现或可能存在的世界，并使之变幻各种颜 色。文学这个实验室从事的探索构成一幅宏伟画面，探索的对象是人类的责 任、悲剧性的体验及能够揭示我们的困惑的那些境遇，因为，面对周围世界 的诱惑，我们总是不知所措，作出盲目选择。实际上，文学作为人的行为的 一种试验，其价值与预见并无多大关系。因为人的行为只有特定和有限意义 上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反，我们的行为方式中倒另外有一些稳定得令 人吃惊的基本方面，使我们能因一个时间上与我们相距甚远的动人故事而激 动万分。赢得文学虚构的这种最高奖赏的是置身于既无国界、也无时间的实 验室中的 “世界人”。是吉诃德、奥赛罗、唐璜们向我们表明，虚构只不过 是用命运随时可能推到我们面前的棋子玩了千万次而变化无穷的一种棋。 似乎可以把我所鼓吹的所谓自由的实质理解为绝对独立的意志。要不是 有作家这个不完美的、反复无常和惶惑的角色———个既一般的又具体的人 ——参与其中的话，情况无疑会是这样。更洛克是因那位天才的诗人而获得 魅力的，而诗人不详的生平比起他所创造并使之不朽的那个角色来，当然给 人印象淡薄得多。更不要说那些不知名的教士和行吟诗人了。他们给我们留 下的仅是他们才华的结晶。毫无疑问，不管我们必须接受什么的社会学或历 史学的推论，有一点是应该提请注意的：到目前为止，包括在我们所能想见 的人类未来，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作者，一个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道 德和审美直党的个人源泉，由它过滤无疑是来自其周围整个社会的那股洪 流。也许正是人与社会的这种联系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人的这样——个固有 悖论：一方面人为自己的独立存在而深感骄傲，另一方面人又被裹在一个集 体的外壳中，不冒疯癫的危险便无法挣脱它。从这里也许能引出一个隐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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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文学的界促恰好就是人性的边界，它标明了神和魔鬼属性之外的天地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后两种属性又极相似）。我们的思维能够想像造物主， 人类文化轻而易举地创造了宗教这一事实便是一个明证，我们的虚构能力能 为阐明这些宗教提供有用的文学基础，从荷马史诗的时代起，我们就一直如 此行事。然而即便这样，我们也绝不会最终混淆了我们的人性，并把一个奴 隶内心深处跳动着的微弱的自由之火一下子扑灭——可以逼迫这个奴隶服 从，但不能迫使他去爱，可以使他受尽折磨而死，却无法改变他深层的思想。 当盲目骄傲的唯理论让圣经中的那一诱惑 （指许诺“你们便如神”）在 受过启蒙的人心中死灰复燃时，没注意到人类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超出这个目 标很远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为 “变作神”而奋斗，贫因和骄傲是其里程牌， 它们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努力与想像，人最终可以成其为人。我 不能不骄傲地宣告：在这个很大一部分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虚构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工具：它能够在通向自由的无尽的征途上为 人们指引方向。 （引自《世界文学》，1990年第4期，盛力译） 1990年 对现时的寻求 奥克塔维奥·帕斯 我用一个单词开始我的演说，从人成其为人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说过 它，这就是 “谢谢”。这个词在一切语言里都有相对应的词语。在所有的语 言中，这个词的含义都很丰富。在源于罗马语的各种语言里，从精神到物质， 从上帝为拯救人类于罪过和死亡而赐予的恩惠到翩翩起舞的少女身姿的优 雅，或是在草丛中跳跃的猫儿的体态的优美，都是它的语义。这个词的意义 是宽恕、赦免、恩赐、恩惠、名誉、启示、讲话或绘画风格的顺畅、礼貌的 举止，总之，一切表现心地善良的行为。恩赐是无偿的，是一种馈赠，接受 赠品者，受到奖赏的人，如果不缺乏教养，他就会由衷地表示感激，说声“谢 谢”。此刻我讲这些无足轻重的话时的心情就是如此。希望我的感激之情能 够为我的话增加些分量。加果每个字是一滴水，诸位就能透过它们看到我心 中的感激和谢意。同样也会看到，在这个既是瑞典文学之家也是世界文学之 家的地方，面对堵位我还产生了一种交织着惶恐、尊敬和意外的难以形容的 复杂心情。 语言是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与历曳实体更为广泛的现实。我们在美 洲讲的欧洲语言便是一个例子。对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文学来说， 我们的文学的特殊地位恰恰取决于这一基本事实：它是用移植来的语言写成 的，语言诞生和生长在一块土地上；共同的历史供给它们营养。欧洲的语言 离开自己故乡的土地和传统，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有待命名的世界上，在 新的土地上扎根，和美洲的社会一道生长并发生变化。它们既是原来的植物， 又是一种不同的植物。我们的文学没有消极地经历移植语言的种种变迁。它 们参预了变化的进程，并且加快了它。它们很快就不再是大西洋彼岸的单纯 反映：有时它们是对欧洲文学的否定，有时 （更为经常）则是对欧洲文学的 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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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生过这些变化，但是其间的联系却始终未断。我的经典作家们是 用我的母语写作的，我觉得自己跟任何一位西班牙作家一样，是洛佩和克维 多的后代……但我并不是西班牙人。我相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作家都会 这样说；而大多数美国、巴西、加拿大作家在英国、葡萄牙和法国传统面前 也会这样说。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美洲作家的特殊地位，只要想一想日本、中 国或阿拉伯作家同欧洲这种或那种文学进行的对话就够了：那是一种通过不 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对话。相反，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 的。我们是欧洲人，又不是欧洲人。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很难确定， 不过，我们的作品会为我们说话的。 本世纪在文学方面的伟大事件是美洲文学的崛起。开始是美国文学，随 后是20世纪下半期兴起的拉美文学。后者包括两大分支：西班牙语文学和巴 西文学。尽管这三种文学截然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在世 界主义倾向和本土主义倾向之间，在欧洲主义和美洲主义之间，思想性强似 文学性的论争。争论的结果如伺呢？论战烟消云散，作品留了下来。除了这 个总的相似之点外，三种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众多而深刻的区别。其中一个历 史性强似文学性的区别是：盎格鲁美洲文学的发展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历史 地位的提高相吻合；而我们文学的发展则同我们拉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的不 幸事件和动乱相一致。这是社会与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的新证明；帝国的衰 落与社会的动荡有时和文学艺术上的光辉作品与时期并存：李白和杜甫就是 唐朝衰落的见证人。贝拉斯克斯是腓力浦四世的画师，塞内加和卢卡诺是尼 禄的同时代人和受害者。其他区别是文学方面的，大多涉及具体作品而不只 是每种文学的特征。但是各种文学都有其特征吗？有一整套区分这种文学与 那种文学的共同特征吗？我不相信会有。一种文学不能由某种虚无的、摸不 着的特征来确定。它是一个由唯一的、凭借对立和近似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作 品构成的集体。 拉美文学和美国文学之间首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渊源不同。我 们和美国作家最初都是欧洲的反映。他们是一个岛的反映，我们是半岛的反 映。在地里、历史和文化上，这两个地区都是偏离中心的。他们源自英国和 宗教改革，我们源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反宗教改革。处在西班牙美洲作家的 地位，我几乎不用去提使西班牙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并赋予它一种明显而独 特的历史面貌和因素。西班牙的偏离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尽管偏离形式不同。 英国的偏离是岛屿性的，特点是隔绝：这是一种被排斥在外的偏离。西班牙 的偏离是半岛性的，特点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过去并存：这是一种包括在 内的偏离。在信奉大主教的西班牙，西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斯异教，更不用说 在阿拉伯文明、犹太人思想影响、光复战争和其他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支配 一切的那些世纪了。 在美洲，西班牙的偏离在重现，在变本加厉，尤其是在墨西哥和秘鲁这 样一些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的国家。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不但找到了一种地 理，而且找到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依然历历在目：它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拥有神殿和神灵的墨西哥是一堆废墟，但是使那个世界充 满生命力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它在用密写语言对我们讲述神话、传说、共同 生活的形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做一个墨西哥作家，就意味着听到了这 种现在——这种存在对我们讲述的一切。听它讲话，跟它交谈，解释它：说 明它……也许在讲过这短短的几句题外话之后，才可能看到那种既把我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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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统相连接又使我们与之分离的奇怪关系。 这种分离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史的永恒标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就像 一个伤口，于是它就变成了内部的裂伤，促使我们进行自我检查的痛苦的意 识；有时它则像一种挑战，像刺激我们采取行动，去和其他人及世界进行战 争的马刺。当然，这种分离感是世界性的，不是西班牙美洲人所独有的。它 和我们诞生在同一时刻：我们脱离了母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 验变成了一个永不愈合的脓疮。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一 切事业和行动。我们所做的和梦想的一切，都是为消除分离，把我们同世界 和我们的同类连接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的生活和大家的集体 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旨在恢复原状而做的努力，是对创伤所做的尚未结束、也 永远不会结束的治疗。但是对于这种分离感，我不想再做其他更多的描述了。 我想强调的是，在我们中间，它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方面。这样，它就变成了 我们的历史的意识。这种感觉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变成意识的呢？ 对这个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个人的证明。我倾向 于后者，因为理论倒是有不少，可惜没有一种完全可信。 分离的感觉同我那些最久远、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啼哭、第一次恐 惧，混杂在一起。跟所有的孩子一样，那时我也架设了把我同世界和其他人 连接起来的想像的、感情上的桥梁。我住在墨西哥城郊一个小镇的一幢破败 的老宅子里，宅子里有一座热带树林花园和一个藏满了书的大房间。那是我 进行最早的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藏书室成了使人着迷 的洞穴。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以及同学们的那里看书、玩耍。庭院里有一棵无 花果树，长得特别高大；还有四棵松树，三棵欧洲白蜡树，一深夜来香，一 棵石榴，几块草地，一些容易引起紫色擦痕的带刺植物。墙是砖砌的。时间 具有弹性；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都是此时此刻：空间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也是这里，一切都是这里：一片 谷地，一座高山，某个远方的国家，居民们的庭院。带插图的书尤其是如饥 似渴翻阅的历史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荒漠和丛林。宫殿和茅屋，武 士和公主、乞丐和君主。我们和辛伯达以及鲁滨逊一起遇难，我们和达达尼 昂一起战斗，和熙德一起攻占巴伦西亚。我多么希望永远留在卡吕普索的海 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动着所有的绿枝，树枝仿佛是一条三桅帆船或海 盗船的船帆，我在它那被风吹打的高桅杆上发现了岛屿和大陆——刚刚踏上 便消失的土地。世界没有边际，但它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展的 物质，一种没有裂隙的现在。 那种使人着迷的乐趣是何时彼打碎的呢？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碎 的。要我们接受朋友的出卖、亲爱的女人的欺骗，赞成绝对自由的思想是暴 君的面具，是困难的。所谓 “恍然大悟”。实际上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失和骗局的同谋。但是，我还能比较清楚地回忆 起一桩意外事件。此事虽然很快就被遗忘了，但它却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 大约六岁。我的一个比我稍大的堂姐让我看一本美国杂志。杂志上印着一张 士兵们在一条林荫道 （很可能是纽约）列队行进的照片。“他们是从战场上 回来的。”她对我说。这句话使我感到惊慌失措，仿佛宣告世界未日就要来 临或基督第二次降生似的。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几年前在远方某地结束了一 场战争，士兵们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而举行了游行。对我来说，那场战争是发 生在另一个时间，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那张照片使我如梦初醒，我感到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