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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自由主义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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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激烈的争论，但不得不诉诸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却只有一次，那就是由奴隶制引起的内战，这说明奴隶制确实是美国体制中唯一无法调和、无法妥协的异数。奴隶制直接违背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国价值，不可能被纳入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框架中，它在这一文化中毫无合法性可言，并随着时代的进步，日益成为美国人的难堪。
奴隶制最初并非南方所特有，但是南方天然的气候和农作物，以及殖民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在那片土地上历史地形成了以奴隶制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而南方人又是各殖民地中最英国化、贵族化的。如果说新英格兰清教徒是反对英国而来到美洲，准备着在另一种制度下过另一种生活，那么，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们正是为了到美洲来当英国绅士的，他们要将英国的一套照搬到北美来，这一当老爷的心态和奴隶制倒正相吻合。一旦种植园奴隶制正式形成，它就影响到南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围绕着奴隶制连成一体，形成僵固的传统，难以自我纠正。北方在独立后取消了奴隶制，奴隶制便成了南方的区域性问题，南方文化成了美国最特殊的部分。
如果美国维持在13个州而不曾向西扩张的话，奴隶制的问题也许不至于非得在血泊中解决。路易斯安那购地、兼并得克萨斯与俄勒冈、墨西哥战争，使美国的疆域成倍地扩大，新领地上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成为南北对抗的焦点。在自由主义占主流并且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北方看来，奴隶制早已变得无法容忍，如果再让它扩展到新领地，等于承认它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合法化，岂不成了历史的倒退?而南方也意识到，如果奴隶制不能扩展到西部，南方必将萎缩，建国初期的南北势力平衡必将彻底丧失。围绕奴隶制的南北对抗终于越出了妥协范围，南方惟有以独立来试图摆脱困境。但是正如林肯所说，联邦是不容分裂的，美国要么全部变成奴隶制，要么全部自由。
内战是两种制度的决战，自由主义的美国清理门户，一举摧毁了奴隶制——其体内的畸瘤。战后，南方完全统一到北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去，挣脱羁绊重归一体后的美国活力洋溢，生机勃勃。但对失败的南方来说，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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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理论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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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方的杰斐逊传统
南方虽然有摆脱不了的奴隶制，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形成和北方同样的自由主义传统。美国革命的成功是弗吉尼亚绅士和马萨诸2塞清教后裔联手抗英的结果，双方在共和立宪上也无分歧，他们领导新生的共和国长达半个世纪。更有意思的是，开国诸贤中最重要的自由民主代表杰斐逊正是一位南方人，整个南方都为他感到自豪，维护着他的传统。当杰斐逊领导他所称的“1800年革命”将美国引向更民主的道路时，南方正是他的老根据地。
为什么恰恰是一位大奴隶主成了美国民主的代言人?这若非虚伪，岂不匪夷所思?其实看来奇怪，却也不怪，事情毕竟就这样发生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奴隶，自由人才感到他们彼此间的平等，希腊城邦的民主也是与奴隶制并存的。在南方，奴隶主们以一种优越的主人心态表现得宽容大度，他们在主持大庄园的过程中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本领，庄园主之间有风度地平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同是社会中的上层，北方的富人必须面对一个心怀不满、易于骚动的底层。相比之下，南方绅士要安全得多，因此也容忍得多。奴隶是不容易作乱的，而下层白人由于种族优越论的安抚，也得到心理满足而与他们认同。在当时，相信白人优越与信仰人类平等似乎并不矛盾。
杰斐逊书写“人生而平等”时，也许就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心态中，他的民主理论不能以“虚伪”二字轻易处置。与其他革命领袖一样，杰斐逊并不赞成奴隶制，在《独立宣言》初稿中，他曾写了一段谴责奴隶制的话，但由于当时大敌当前，必须一致对付英国，大陆会议以团结为重而将其删去。奴隶制与独立宣言的自由平等理念相去甚远，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杰斐逊对此当然再清楚不过。但是对于一种如此深深编织进南方社会的历史产物，他也奈何不得。每当想起他钟爱的共和国里潜藏着这个隐患，他便惶恐不已，为他的国家感到战栗。也许他唯一可以庆幸的是，他总算没有活到大祸临头的那一天。
革命时期，美国政治人物无论南北，对奴隶制可以说基本上都持否定态度，视之为“不得已之恶”，虽容忍，却不为之辩护。制宪者们在合众国宪法中默认了奴隶制，因为他们不想冒新生联邦分裂的危险。倘若当时不容忍，南北肯定成不了一个国家。但是宪法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奴隶”一词，表明制宪者们耻于提及它，因为奴隶制与革命立国的精神完全不符。他们还在宪法中规定，奴隶的进口必须在二十年后结束。很有可能，他们是希望奴隶制在南方能像在北方一样自然消亡，因而暂且搁置，存而不论。
2卡尔洪维护奴隶制：强调州权和少数权利
到了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在美国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并且由于领土西扩，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南北关于奴隶制的冲突。虽然双方达成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和1850年的大妥协，但是问题仅仅被推迟和搁浅，从未得到真正解决。
南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前景暗淡，一是北方因为启动工业化而实力大增，二是庞大的西部已经崛起。西部由于地理自然条件和经济人文因素，更可能与反对奴隶制的东北部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南方已被逼向少数地位，再不可能与北方势均力敌，其社会结构也必将随之面临危险。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制度原封不动，南方在1830年前后开始放弃原先的立场，改变策略，为保障自己的未来作准备。
作为南方代表的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卡尔洪是美国内战前政坛三巨头之一，当时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北方，亨利·克莱代表西部。卡尔洪原本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后来由于充分意识到南北冲突的严重性和南方面临的险境，不得不改变立场，为本地区的利益辩护。他死于内战前的1850年，临终前不久，他在国会的发言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断言，联邦正在分裂，已经不存在全国性的政党了，连教会也成了区域性的，原因是北方的强大打破了制宪时南北的区域平衡。北方控制了联邦政府，将关税强加于无助的南方，还不让南方平等地进入新领地。他还抱怨，从1835年开始废奴主义者不断地攻击南方体制。然而和所有自知理亏的人一样，卡尔洪只是一味抱怨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却绝口不提奴隶制本身是否应该受到攻击。
卡尔洪指出，1790年宪法刚实施时，全国人口近400万，北方只比南方多45万人。当时共有16个州，南北各8个。由于奴隶按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所以北方在众议院和选举人团中略占优势，但仍在南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这种平衡是当时各州愿意加入联邦的基本原因。到了1840年，这一平衡已被打破，全美总人口达到1700万，北方将近1000万，南方只有700多万，相差约240万。北方有众议员135人，南方只有87人，相差近50人。北方在州数上也超过了南方，因此在参众两院和选举人团里都占绝对优势。由于他们左右着政策倾向，南方被排斥在公共领地之外，无法建立新州，照此发展，趋势只会越来越有利于北方。
更有甚者，北方仇视南方的社会组织和种族关系，视之为美国的污点，必欲消灭之。北方两党对废奴宣传不仅从未加以制止，反而逐渐受其影响，大众亦然，连强大的宗教体系也未能抵制，他们的这一仇视随时可能转化成行动。在北方的绝对控制之下，联邦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来为他们服务，而南方却完全无力阻止这个政府来摧毁南方的现存体制。联邦的纽带已然被削弱瓦解了，除武力外，将再无维系的力量，因此南方已经无法安全而有尊严地留在联邦内。应该说，卡尔洪的推理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准确地预见了事态的发展。南方确实只剩两条路可走——要么废奴，要么脱离。遗憾的是，他始终无反思之诚意，从不反求诸己。
诚然，卡尔洪本人还是想维持这个联邦的。他提出了几点要求，作为南方留在联邦的条件：1）满足南方对新获领土的平等要求；2）北方必须严格执行逃奴法；3）北方停止废奴鼓噪；4）修宪，以保障南方自卫权利。卡尔洪认为，美国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地区由于人数的优势而完全控制了全国政府和制度，少数沦为多数的牺牲品而无力自保，双方对立而仇视。针对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弊病，他提出“一致多数”（concurrent majorities）的理论，即全国立法必须取得各地区的多数，这是他从少数的利益出发，试图限制多数优势的策略。据此理论，他也曾建议过设立双总统制，一个代表北方，一个代表南方，各自有否决权。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如果现在不解决南北冲突，恐怕将来再无机会。如果北方不能答应南方的条件，请明说，让我们和平分手。他很无奈地表明,“我已经充分、自由、坦白地表述了自己的意见，可能的话，就挽救联邦，不行的话，就挽救地区。无论发生什么，我已经没有责任了。”
卡尔洪从制定宪法时的背景入手，强调南北势力的均衡，诉诸州权和少数权利。他利用宪法对奴隶制的默认，强调南方的宪法权利和南方作为少数的权利，以防止北方作为多数将其意志合法地强加于他们，但他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少数权利理论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即使在南方，拥有奴隶和庄园的人也只占白人的极少数，大庄园奴隶主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卡尔洪在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已经开始背离杰斐逊，他不再否定奴隶制，但也不肯定，只是说如若摧毁奴隶制，对南方的白人和黑人都将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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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理论困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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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权论的不彻底性
州权与联邦权之争是美国早期政治的一大焦点，长期骚扰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直到打了一场内战才基本解决此问题。州权的问题是美国先有州后有国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从13州联盟反英开始，就产生了各州和这个联盟的关系问题。1776年，当大陆会议准备将奴隶按人头包括在全部人口内来征税时，南卡罗来纳就威胁要退出联邦。在制宪会议中，麦迪逊也一再提请关注联邦瓦解的可能性，极力加以防范。
美国政府按宪法成立后，州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各州是否有权宣布联邦法律违宪?二是各州是否有权合法退出联邦?
南方动用州权来否决联邦法律的做法始于杰斐逊和麦迪逊。1798年，以约翰·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执政时，由他们控制的国会出台了两项法令:“客籍法”和“反颠覆法”，目的据说是为了准备与法国打仗。前者将移民归化为公民所需的最低居住年限从五年延长至十四年，并规定总统有权处置涉嫌危害国家的移民。后者更是明目张胆地限制任何反对政府与总统的集会和言论，直接侵犯了公民权利。当时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在许多问题上都与联邦党执掌的政府有分歧，并公开批评政府，而移民又大多支持共和党，因此这两项法令显然意在削弱共和党的地盘。
杰斐逊对此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但他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也难有作为，更不用说最高法院大法官多数是他的政敌。如何对抗一个合法选举产生的国会所合法通过的法律呢?杰斐逊决定联络南方诸州利用州权来进行对抗。很快，由他本人执笔的“肯塔基决议”和由麦迪逊执笔的“弗吉尼亚决议”相继发表。决议认为各州加入联邦并非无条件服从，而是通过宪法这个契约交出一部分州权给联邦政府，同时保留其余的州权。联邦政府的权力来自加盟之各州，并以宪法明文规定，它无权决定自己的权力范围。如果它可以不经各州同意自行其是，那就是篡改了立约时全体选择的政府形式。当这个政府在自行行使未被赋予的权力时所制定的法律是违宪而无效的，各州有权反对。思想言论自由是任何政府无权取消或限制的，人民自由交流的权利是其他一切公民权利的保障,“客籍法”和“反颠覆法”用意险恶，是违宪和无效的。
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显然认为一个州有权来仲裁联邦法的违宪，并可以自行宣布该法在本州无效。但如果这样的话，联邦的基础必将十分脆弱，可以说国将不国。这一点，杰斐逊和麦迪逊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在决议中虽然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却不谈州的主权。
此后南方又一而再地动用州权，主要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和抗议国会的高关税。征收进口税一直是联邦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来源，为了保护国内的制造业，从汉密尔顿任财政部长起，美国就实行保护性关税。特别是1812年战争后，关税一直在提高，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对此极为不满。1830年，针对南方“自由第一，联邦次之”的喧嚷，韦伯斯特在国会发表著名演说。他指出，创建联邦政府的不是州政府，而是人民。州权和联邦权彼此不是对方的源头，两者都直接来自人民，是人民将不同的权力交给了两个不同的仆人。宪法和联邦法高于州法，这是联邦存在的基础。如果24个州都有权决定联邦法违宪，那联邦就成了根沙绳，与邦联时没什么不同。制订宪法的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不必通过各州就能行使权力的政府，这个政府由于实行分权制衡，可以自己决定其权力限度。至于国会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只能由最高法院来裁决，州政府无权越俎代庖。即便联邦政府形成了压迫，人民也能自己保护自己，不用通过州政府。韦伯斯特最后坚定地表示,“自由和联邦，现在到永远，统一不可分!”三天后，杰克逊总统再次毫不含糊地强调,“我们的联邦——必须维持!”
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通过法令，拒绝执行联邦关税法，宣布该法在本州境内无效，并要求州的官员宣誓效忠本州与该法令。杰克逊随即向南卡罗来纳人民发布公告，坚决予以制止。他首先以宪法为依据，否定了州对联邦法律具有否决权的说法。他说，宪法乃全国最高法律，各州法律不得与之抵触，否则联邦政府不可能存在。如果法律的合法性由各州决定，那么每个州都可以将不利于自己的法律解释为违宪，这岂非大谬?宪法的制订就是为了“建立更完善的联邦”，用政府的形式来取代松散的邦联，宪法是维系联邦的永久纽带。如果上述致命的理论得势的话，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联邦也将被摧毁。他明确指出,“一个州僭取权力以否定联邦的某项法律，乃是与联邦之存在相违背的，是与宪法的内容明显地互相抵触的，是宪法精神所不容许的，是与宪法所根据的每一项原则不符合的，而且对宪法的伟大目标具有破坏作用。”
接着，杰克逊否定了任何州有退出联邦之权。持退出权的人认为，宪法是主权州之间的契约，各州保留全部主权。杰克逊指出，宪法建立的是一个政府，而非一个联盟，联邦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并直接向每个公民行使权力。从立约的那一刻起，各州就不再拥有任何退出的权利。退出联邦不是在破坏一个联盟，而是在摧毁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对此具有制裁权。联邦是为了所有各州的利益而组成的，是通过相互舍弃一些利益与意见而产生的，那些舍弃的东西也是可以收回的吗?各州不是独立自主的，任何一州无权解除其义务。南卡罗来纳要拒绝执行联邦法，威胁脱离联邦，甚至要招募军队来实施其脱离行动。他们的这个法令是非法的，旨在分裂，必将把他们引向毁灭和耻辱的道路。杰克逊警告说，南卡罗来纳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繁荣能否持续，自由政体能否立足，他作为总统一定要利用一切宪法手段来维护联邦。次年，杰克逊和南卡罗来纳达成折中关税，这才避免了一次不幸的摊牌。
但南方并未从此作罢，真可谓不见棺材不落泪。当共和党作为第一个地区性政党在1856年参加总统竞选后，南方就威胁说如果共和党赢得大选，他们就退出联邦。当林肯当选后，他们果真这么做了。林肯在首次就职演说中对州权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分裂已从威胁变成了行动，但联邦是永久性的，它甚至比宪法还要早得多，它在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联合条款时便已组成，1776年的独立宣言使之臻于成熟，1778年的邦联条款使它进一步成熟，当时13州宣誓保证邦联永存，1787年宪法宣布要使联邦更趋完善。所以，任何一州自行脱离联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样做将毁灭国家组织，毁灭美国的一切利益、历史和希望。
林肯还指出，分裂一旦成立，便不会停止在南北分裂，各州还有可能根据自身利益进一步分裂下去，最终形成无政府状态。他说,“一个多数派，被宪法的强制力和规范所约束，并能随着公共舆论与舆情的审慎变化而顺变，才是自由人民唯一真正的治理者。”否则，不是无政府就是专制。林肯作出最严肃的誓言，要“保存、保护和保卫”联邦政府。
其实，无论是提倡州权还是少数权利，南方卡尔洪之流仍然是洛克的信徒，因为州权仍未脱离政府契约的框架，而少数权利也还是源于天赋人权。对南方更不利的是，谈论天赋人权又必然会涉及到奴隶的天赋人权问题，因而卡尔洪的理论一旦深入，便会自相矛盾，缺乏逻辑上的一贯性和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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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理论困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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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盟国的内在矛盾
南方最终还是退出了联邦，组成了美利坚同盟国。他们自称是华盛顿和杰斐逊的传人，是为了捍卫传统的美国自由，反对又一个乔治三世式的压迫者而进行的又一次的脱离，又一次和美国革命一样的革命。
然而，当他们在试图与联邦对着干的时候，终究挣脱或超越不了自己自由主义的过去。他们像合众国当年一样，也签订了同盟国宪法。除了使黑奴作为财产合法化，并对中央权力有所削弱外，同盟国宪法基本上照抄了合众国宪法。同盟国是又一个契约立国的宪政共和国，尽管承认各州的独立和主权，其宪法仍然提倡人民主权，宣称“我们，同盟国的人民”，仍然限制政府的权力，仍然实行分权制衡，仍然有保障公民权的权利法案，它并没有挑战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更谈不上逆转。要说意识形态只是维护实利的幌子，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说到底，南方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在——主要是奴隶制，也有一些关税和国内建设方面的利益。他们和北方并无实质性的思想分歧，这就是南方所谓保守理论的虚伪性。
一旦如愿以偿，南方发现他们的理论并非行得通。由于信奉州权至上，各州视中央乃至上级为压迫者暴君，常以州权与之对抗。戴维斯总统缺少中央权力，致使人力和物质资源调度困难、无法保证，战争难以为继，来自佐治亚的副总统斯蒂芬斯甚至曾威胁要退出同盟。在极为艰难的四年中，南方饱尝了自己理论的苦果：其不切实际和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提倡州权的逻辑结论只能是退出联邦，但这样做也解决不了南方的问题，因为南方最大的理论困境就是如何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前提下维护奴隶制，而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是绝不能接受奴役制度和种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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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休：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真正的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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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茨休拒绝人类平等和社会契约
乔治·菲茨休在思想和逻辑的彻底性上无疑比卡尔洪高明，他明白光谈少数权利是回避不了奴隶制的根本问题的，于是他另辟蹊径，完全摆脱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返回欧洲保守主义。他反对洛克，否定启蒙时期，直接从旧约希伯来传统和希腊古典哲学中寻找奴隶制的依据，这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菲茨休于1854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南方社会学：或自由社会的失败》，受到相当重视。他的代表作是《全是食人者!》（1857），副标题为《没有主人的奴隶》，他说的奴隶是指北方的自由工人。从这两个副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菲茨休是多么针锋相对地批判当时北方引以为荣的制度——“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菲茨休在书中声明，南方不再为奴隶制道歉了，而是要证明奴隶制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制度。全书紧紧围绕两个要点展开：一是否定人类平等，二是批判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奴隶制才是天经地义的，不仅历来如此，而且还将永远如此。
人类平等的观念可以说自古有之，佛教、基督教等在创始之初便都以众生平等的理想吸引民众，但正式以此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却是随着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才开始的。
美国政治承继英国传统、诞生于启蒙时代、深受洛克影响，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它唯一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没有人比菲茨休更称得上异数。哈茨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称他是“美国唯一的西方保守主义者”，这里“西方”指的是欧洲。在美国思想家中，只有他公然否定历史进步，否定自由平等，否定社会契约。他贬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洛克、斯密、杰斐逊和《独立宣言》。他推崇的是承认奴隶制的亚里士多德和希伯来圣经，还有洛克的论敌——为父权与君权辩护的罗伯特·菲尔麦。
菲茨休首先要批驳的是人类平等，他的坦率令人开眼。针对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言“人生而平等”，他断然宣称，真正不言自明的真理是“人生而不平等”，在体力、智力等一切方面都不平等。他强调人的社会性，而非个体性。他说，鹰和虎是个体的，而人和蜜蜂蚂蚁一样，是社会动物，人类社会就是“人巢”。每个人根据生就的能力大小，有着天然的分工。他写道：
我们同意杰斐逊先生所说，每个人都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违反和无视这些权利就是反对天意的安排，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从物理界、动物界和人类社会所观察到的秩序和依附关系证明，贵贱生来有命，少数人是发号施令的，多数人则是服从。我们认为每二十人中，大约十九个有着要让别人照顾和保护的“天赋的不可剥夺之权”，他们需要监护人、丈夫和主人。换言之，他们有当奴隶的“天赋的不可剥夺之权”。二十人中只有那一个是生来或因教育而适合发号施令和自由的，不让他成为统治者和主人，犹如不使大众成为奴隶，是对自然权的极大违背。有那么一点点个性对社会是有用的、需要的，——太多了就会混乱、无政府。
照此逻辑，菲茨休认定等级制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和正常状态，奴隶制正是顺应了自然。在奴隶制中，能力低下的黑人奴隶就像没长大的孩子（实际上，菲茨休认为人类的一半都只是没长大的孩子），需要奴隶主的关心照料和管理控制。自由和竞争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奴隶制对黑人来说是最好的制度，使他们衣食无忧，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种植园是他们最好的家，最好的学校。这种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包括妇女、儿童、学徒在内的一切弱者，他们都需要保护者——主人。在他描绘的南方种植园里，主人辛辛苦苦地关照奴隶，奴隶心悦诚服地爱戴主人，好一幅人间友爱的景象，好一个美不胜收的奴隶制!
为了证明奴隶拥护奴隶制，菲茨休还专门引用了《爱丁堡评论》的文章，说的是卸任的麦迪逊总统有一次召集他的全体奴隶，表示要立即给他们自由。不料奴隶们却一口回绝，说他们出生在他的庄园里，无论健康还是生病，一直由他提供衣食。要是他们自由了，便将无家可归，没有朋友会来关心和保护他们。因此，他们宁可生生死死都是他的奴隶，而他一直是他们善良的主人。
如果人类社会是蜂巢一样的有机整体，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是彼此平等的个人，洛克等思想家将人视为具有天赋权利的平等个人也就居心叵测了。菲茨休上纲上线地批判道，这是意在瓦解人类社会，割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天然关系。因为人之间平等了就意味着将彼此视为对手和敌人，个个雄心勃勃，社会从此不得安宁。他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提倡平等的人后来也意识到社会还是需要的，于是他们又设立法郎吉、摩门教等各种组织，而所有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就是向群体回归。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些群体都只有在强人的独裁下才能维持，而强人统治显然又违背了他们当初人类平等的思想。所以一句话，人类平等根本是不可能的，惟有在历史中形成的等级制社会才是符合自然的，能够久远的。
社会契约论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人类平等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人间的平等，社会契约论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菲茨休反问道，父亲的统治难道还需要得到妻儿的同意?同理，统治者的统治也无需得到被治者的同意，双方之间从来就无契约可言。
菲茨休明确指出，所有这些奇谈怪论的根子还是出在宗教改革，由于宗教改革承认了个人判断权，才延伸出“个性”——以及旨在限制个性的社会契约论。宗教改革实在是走过了头，引起社会动荡，信仰沦丧，个人膨胀，政府衰败。启蒙运动也同样是历史的退步，人类平等的观念不仅虚伪，而且不道德、不可取。所谓人类平等的革命理论也只是在煽动革命时才有用，才有人听，实际上则是完全不可行的，直接与一切政府、财产和社会现实相冲突。
《全是食人者!》一书大概是内战前为奴隶制辩护的各式书刊中唯一仍在再版和有人阅读的作品。这本书可以说是美国思想史中唯一彻底背离自由主义的标本，如果没有它，美国将无真正的保守主义可言。菲茨休绝不从众，凡是公认为进步的，他都认定是倒退。他的思想对美国人来说可谓创见，但对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来说，却是最传统不过的——等级制、宿命论源远流长，一直是人类思想和社会组织的主流，而自由平等才是日光下的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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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休猛烈抨击资本主义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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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休用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在批判资本主义，其激烈程度大概只有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与之相比。他兴奋地宣告，自由社会失败了!西欧和美国北方的人都承认了，他们全在批评自己的社会，上千种的“主义”正在泛滥成灾，一致同意现状必须改变，区别只在于所开的药方不同。自由社会由于思想自由，必然缺乏共同信仰，没有什么原则对他们来说是绝对的和神圣的。思想不统一的结果是萌生各种“主义”，最后导致血腥的暴力革命，社会惨遭破坏。看看这些所谓的自由社会吧：西欧已经连续革命了二十年，北方在离经叛道上走得更远，现在正被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恋爱、女权、工运、摩门教、千禧年等无数“主义”所困扰。
菲茨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当深刻，并且情理并茂。他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剥削论，他认为唯一能产生价值的只有劳动，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不是来自劳动，因而是不公正的，是彻头彻尾的剥削。早在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三千年，摩西就反对高利贷，因为它将劳动者变成奴隶。资本家从劳动中榨取的利润使工人成为奴隶，但工人却享受不到奴隶的权利，资本家有当主人的一切好处，却不必承担奴隶主的责任。资本家是吸血鬼，工人是“没有主人的奴隶”，形容这种关系最确切的词就是“剥削”。不过，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将工人称做“工资奴隶”，认为这是对奴隶制的极大诽谤，因为工人根本不配与奴隶相比。他坚持认为劳动价值论是有关劳资关系的唯一正确理论，不仅资本，连技术产生的利润也被菲茨休列为剥削之列，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也就都在剥削者之列。他说，每产生一个百万富翁，就会产生一千个穷工人。资本家的利润大大高于奴隶主，这正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远远超出奴隶制。他一再重复的是,“劳动产生价值，而机智则剥削和积累这种价值。”自由社会的人们，你们不是在批判我们奴隶制吗?其实都一样,“全是食人者!”
菲茨休以对待平等的同样态度来嘲笑自由，认为没有任何人是自由的，尤其是那些没人雇佣的工人，生活都没着落，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当他们衣食无靠时，自由对他们又有什么价值?他在引用了孟德斯鸠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自由的分析后写道，他们都认为公民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只能做法律许可的事情，既然如此，又怎么叫自由呢?他的定义是，有政府就没有自由，有人管就谈不上自由。
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更是菲茨休批判的重点。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他看来不值一驳，什么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最后会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简直腐败透顶。自由放任不过是彻底的自私，是放手让强者和富人无节制地去压迫弱者和穷人。自由贸易就是放任工商利益去剥削农业经济——不论是南方还是海外穷国。自由竞争则是“人人为自己，落后者遭殃”。自由对弱者来说也是致命的，他们要的不是竞争而是保护，因而他们转向社会主义。当代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都是为自由社会辩护的，社会主义已经把它们驳得体无完肤。在自由社会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干坏事，三分之一的人在挨饿，怪不得暴民四起。自利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必然的，但它不应成为人类的唯一准则。菲茨休大声呼唤加强政府控制，政府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大大加强。政府要保护弱者，反对弱肉强食。他当然不会忘记提醒大家，当前只有奴隶制能实行最有效的控制，所以南方社会安定，舆论一律，既无主义泛滥，亦无暴民作乱。
菲茨休熟读包括论敌所办的国内外报刊，他列举了他所能收集到的揭露自由社会中工人和穷人惨状的报告，这类个案在自由社会的报纸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幅幅血泪场面，一个个惨绝人寰的悲剧，无不令人发指，无不令人确信资本主义之罪恶及其必败的命运，无不令人羡慕起当奴隶的安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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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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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休自己说过,“我们在文明社会前是没有听众的。”果然，以《解放者》报创办者威廉·加里森为首的废奴主义者似乎不屑答复菲茨休的攻击，在他们看来，难道连革命时期都没人理会的理论还想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来征服美国吗?菲茨休简直神经错乱，更值得同情而不是去嘲笑和禁止他。加里森在自己的报纸上大量转载菲茨休的文章，只想说明奴隶制的辩护士是如何冷峻冥顽。废奴运动所依据的自由平等理念自始至终贯穿着整个美国传统，现在只是要将它扩展到黑人奴隶身上，根本不需另起炉灶。难怪加里森只是轻蔑地说了声,“辩论，要我论证什么呢?”确实，这一传统是如此厚重，如此深入人心，他几乎没有再去论证的必要，而菲茨休也几乎没有颠覆它的可能。
菲茨休让自由社会回到奴隶制的建议实在是螳臂挡车，他的义愤甚至没有得到他为之伸张正义的北方工人的支持。乍听之下，他的揭露批判自然是感人肺腑，他们也许会被他打动，但再一看他所提供的替代物——原来竟是奴隶制，拉倒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方工人没有一个逃到南方庄园去享受他许诺的千好万好的奴隶生活。相反，他们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联邦军队，跟着林肯去消灭奴隶制。按菲茨休的理论，他们的阶级觉悟一定是出了问题，居然不意识到自己所受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要说嘛，当时北方的白人并不特别喜欢黑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和南方白人有同样的种族优越感，他们很不想让黑人到北方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对奴隶制的厌恶也是真诚的，不平等的观念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奴隶制使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人身自由，将他们视为财产和会说话的牲口，这更是违背了他们的人道观念。
资本主义如果只有菲茨休所说的弊病，就不会存在下去了，它之所以能成为最大限度激发人类潜能的制度，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它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理念，它们唤醒了每个人心中自由平等的愿望和行动的冲动。随着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庞大的等级制分崩离析，工业化随即又开始颠覆整个农业社会，当经济和社会处在这样大转型的时代，人类面临的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局面。原来牢牢地依附于土地和主人的中世纪农奴被释放到社会上，他们从人身依附中解放，没了主人，没了鞭子，但也没了面包，成了自由而流浪的个人、四处找工作觅食的游民。伴随着每一次解放，总有一部分人会失去原先的“安全”，人类为了摆脱野蛮的等级制也许不得不付出如此野蛮的代价。
工人们的处境固然悲惨，但也许并不比以前当农奴时更加绝望，他们并不想再回去当奴隶，这起码是事实。他们心中萌生了从未有过的希望和想象。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所谓的安全，也同样要付出代价。北方工人懂得当奴隶的代价，所以不假思索地选择了自由——靠自己生存，而不是选择安全——靠主人生存。他们要从自由平等中去求发展，在法律保护下去求安全。自由平等的理想掀翻了整个旧世界的秩序，自从人类平等的理论提出后，不平等的理论就再也没能统治过。普通民众一旦拥有了自由平等的概念，就再也无法放弃它。
奴隶制已经被彻底埋葬，它对任何人不再有吸引力。菲茨休谴责杰斐逊只破不立，但他自己谴责资本主义，提供的却不过是奴隶制，同样也是只破不立，甚至他的道德义愤也没有使他的论点更有吸引力。人类社会自然必须有道德，但是仍然存在着比日常所言道德更强的力量在起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许只能起一个纠正基础弊病的作用，很难完全阻挡其自身发展。菲茨休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资本主义调动人性的巨大威力，这是任何生物都有的自我保护本性。哈茨说过，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将工人农民纳入其中，使他们都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如果他们一个个都想成为创业者企业家资本家时，他们和资本家的区别不是就只在于成功和失败了吗?还存在什么截然不同的心理上的阶级区分呢?菲茨休发表《全是食人者!》时，离内战爆发只有三年了，尽管他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证奴隶制必将永存不朽，万古不变，但是事实毕竟是：他所抨击的制度在彻底摧毁了他所美化的制度后，越发迅猛地发展了。
菲茨休似乎非常同情弱者，口口声声为弱者穷人鸣不平，但他将人视为天生的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而又把自己归于天才，这岂非更加赤裸裸地蔑视弱者，自以为高贵?如果强弱贵贱天生注定，不是等于完全否定了人的后天努力和完善可能?更何况主人奴隶还是世袭!大概没有任何当奴隶的人会对这样的前景心生憧憬，也没有谁会稀罕这样得来的生存与安全。人毕竟不是蜜蜂，不分工蜂和蜂王。“人生来平等”的口号真是最生动地触及了一切“贱民”的内心最深处，不能不成为他们视为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
菲茨休对自由的看法也相当胡搅蛮缠，他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政府、自由与法律全都对立起来，显然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或从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说，受七情六欲束缚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但政治上的自由与专制之分还是有目共睹的。菲茨休的两分法是：奴役有饭吃，自由就挨饿。但是众所周知，没饭吃的不自由和没有政治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人作为生物所受的限制，后者是人作为公民所受的限制。其实，菲茨休也不反对自由，只是他将自由视为少数人的特权罢了。他写道,“模仿、规矩和奴隶制适合大众，自由和放任适合天才和生来就发号施令之辈……为确保进步，我们必须给天才松绑，将平庸之辈拴住。自由归个别人，奴隶制——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归大众。”
菲茨休的诡辩早就没人听了，不过有趣的是，他本人倒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他并不富裕，结婚后就“嫁”到女方，只有妻子名下的少许几个奴隶。他自学法律，偶尔接点活。他有儿女九个，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他私下也承认奴隶制的邪恶，只是不便在公开辩论中提及。他甚至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将黑人排斥在人类兄弟之外。战后，他在专门为解放后的黑人设立的“自由民局”中服务了一年多。在一片废墟中，他写道:“爱是比恨更美好的感情，过去六年我们恨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去寻找爱吧。”
以菲茨休为代表的南方奴隶制辩护家们早已彻底输掉了，他们没有在美国思想史中留下任何位置，即便是后来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精神后裔。但菲茨休的杰作却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上的坦率和彻底性，仍然能提醒读者去思考。他的写书与其说是剑拔弩张的辩论，倒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在测试自己驳倒对方的逻辑思维能力。虽然荒诞，倒也别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在推理辩驳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一些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政治哲学探讨的最终问题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构建形式，何种社会才最符合人性，最公正，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人类有无平等可言?平等的结果是好是坏?自由是否必须?限度何在?人类社会的争斗演进无不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菲茨休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人们继续去深思的。“John CCalhoun on the Slavery Question，185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DHeffner ed，New York：Mentor，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Inc，1999）p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