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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63
ibid，p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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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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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解决的奴隶制是一个由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历史问题，随着这个古老制度的轰然坍塌，美国可以说也同时告别了“古典”时期。美国在头一百年中完成了建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内战后几十年的工业化则使美国旧貌换新颜。到20世纪开始时，美国经济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一，进步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可是财富的增长从来都不是平均的，贫富悬殊凸现，社会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以往那种相对简单的生活、相对一致的思想被搅乱了，简直是一去不复返，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
但是与奴隶制相比，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虽然也伴随着暴力，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战争。这是因为工业化毕竟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处于经济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而他们在母国的生存状态也未必更好。因此大部分美国人虽然感到不安和不满，希望社会改革弊端，但并不想剧变，不准备革命。他们把激进思想视为欧洲专利，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传统在起作用。
改革的需要和愿望终于在20世纪初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是在两党合作一致基础上的一次进步运动，本质是借助国家的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私人经济权力，打破垄断，维护自由企业的自由竞争条件。工业化引发的问题暴露出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进步主义是美国首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尝试，其幅度不可能很大。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还是威尔逊的新自由，都试图维持经济发展和限制垄断之间的微妙平衡，因为他们都逐渐意识到工业大集团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摧毁它也就将危及经济本身。进步运动主要是反兼并反垄断，是理解和接受一种崭新的经济现实和经济概念，故而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进步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方面，美国人开始接受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某种限制，并且觉得政府有责任维护经济公正。
大萧条的爆发将美国推进深渊，如果没有这样的冲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在美国难以想象。新政时，大企业的经济现实已被接受，要解决的是紧迫而实际的民生问题，所以新政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在进步运动的基础上，新政大刀阔斧地再一次改革古典自由主义，其纠正力度之大足以改变其内涵。现在，政府不仅要担负起全面调节经济的责任，而且要对人民的生活福利作出一定的承诺。从新政到“四大自由”，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概念从消极的不受政府干涉演变到积极的指望政府扶助，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自由主义从此进入现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调节。设想，如果放任自由主义能够避免这样被改造的命运，那么现代自由主义就不会在欧美各国出现。变还是不变，这也许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随着政府功能的增加，联邦政府的规模也从新政开始不断扩大了。
在美国，“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到进步时代才被普遍用于政治的，它在20世纪初代表的是进步主义。也就在此时，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被反对派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接受。无论是实施新政的罗斯福还是反对新政的胡佛，都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虽然他们各自理解的自由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说明，“自由主义”这个词在进入美国大众政治后不久，就有了不同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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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运动：修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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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步的困惑
南北战争后，美国彻底摆脱奴隶制的羁绊，经济迅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大批移民涌入是这个时期改变美国面貌的三大要素。由于科技进步，劳力充裕，市场自由，产销两旺，美国经济一跃而为世界之首。
然而，任何进步的取得都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代价，在这几十年自由放任最典型的时期，财富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财富的高度集中。生产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都迫使经营者拼命压缩成本，提高产量，形成规模。如若不能适应，企业便将被迅速淘汰或吞并。工业兼并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进行，到1900年，美国的财富已经基本上集中到73个工业联合体，每个资产都超过一千万美元，其中许多联合体对本行业的控制达到50%以上，而仅仅两年前，这样的联合体还不过20个。到1901年，美国1%的公司生产了全国44%的制造品，铁路网也已经集中到五至六个经营者群体的手中。
更令人惊恐的是新形成的金融资本主义，华尔街所集中的资本是前所未闻的。仅摩根公司一家，凭它自身的实力就足以将全国陷入经济恐慌和工业萧条。1901年摩根公司买进卡内基的钢铁公司，组建成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15个亿。在世纪交接的短短15年中，美国总统在危急中三次求助于这位华尔街的上帝来挽救国家。1893年，克利夫兰请求他帮助维持黄金储备。1902年罗斯福在解决煤矿罢工时，找的不是矿主，而是摩根。1907年，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是摩根派人到白宫，建议由他的公司来拯救国家。
空前的财富带来了空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个别财阀拥有亿万资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笑话说某大亨扬言要买下一个欧洲小国，虽有点夸张嘲弄，但并非没有这个实力。另一边是无数穷人在贫困中挣扎，其生存条件之恶劣是美国人从未见过的，尤其是沿海入港城市里的贫民窟，境况惨不忍睹。由于美国的特殊国情，工业化不仅使大批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而且还吸引来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欧洲穷人，到美国来寻求生活改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逃避迫害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他们身无分文而来，不可能置地务农，而且美国在1890年边疆封闭后，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分给移民了。这些新移民大多只能滞留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入港城市，在血汗工厂出卖体力。移民中不是没有精明成功者如卡内基，日后成为钢铁大王，但绝大部分是一辈子苦于谋生，生活改善有待几代人的奋斗过程。
财富增长所凸现的社会冲突迫使许多美国人思考进步与贫困的关系。亚当·斯密等老一辈启蒙学者曾经相信，只要增加物质财富的创造，社会就会进步。现在科技突飞猛进，生产能力变得如此巨大，人类对自己新近释放出的能量简直有点目瞪口呆。在参观了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后，连孤芳自赏的亨利·亚当斯也不得不赞美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成就。谁能说这不是进步呢?一切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但是进步难道不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吗?现在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贫困反差如此之大，这到底算不算进步呢?这样的进步是福还是祸呢?工业进步真的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吗?目前的困境仅仅是进步过程中的暂时挫折呢，还是前途堪忧?是耶非耶?众说纷纭,“进步”这个概念成了那个时代的思考焦点。
亨利·乔治是1880年代美国名气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印数高达两百万册，在平民运动和劳工运动中影响尤为巨大。乔治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的进步给大众带来的只是贫困，原因是土地被垄断了，而没有土地的人无异于奴隶，甚至比奴隶不如。他的建议是将所有的税收合并为一项单一的土地税。当时很多无地的人都非常信服他，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能证实他的理论，于是他很快被遗忘了，就像他迅速成名一样。
卡内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承认美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但是他认为贫富悬殊是财富增长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前文明的社会才可能处于原始平等的状态。社会在进步，这点不容置疑。财富并不可恶，关键在于有产者如何处置财富。他反对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家人或留给社会，因为遗产到别人手里往往被愚蠢地浪费掉。花钱和挣钱一样需要智慧，会挣钱的人应该在生前就将财富明智地用于为社会服务，不是化整为零地广布施舍，而是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益事业，为力求上进的人提供阶梯。与清教领袖温斯罗普的观点一样，卡内基也认为富人拥有的财富只是临时托管而已，最终还是要归还给社会的。洛克菲勒在1907年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言称,“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财物，我因此觉得继续为公司的福利服务是我对上帝和公司投资人的责任。”不过要解决人类社会这么大的问题，仅仅诉诸于富人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对滥用权力的防范不能诉诸于掌权者的自律一样，更何况也不是每个富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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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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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前不久，法王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该做些什么能够使我的国家繁荣起来呢?”答曰:“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aissez faire（被译为“自由放任”）从此成为旧式自由主义的代号。自由主义确实是消极看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也并不是完全放手，很奇怪当初为什么不将它译为更加中性的“无为而治”?
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生产一旦获得突破和重组，财富来得太多太快，美国人的心理难以跟上。同时，农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也尚未准备充分来解决一个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面对一个似乎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陷于困惑迷茫，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是否合理明智提出了质疑。
其实，经济上绝对的自由放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这不能不说是旧式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必演化到现代自由主义了。这一缺陷源于自由主义两大理想——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所以仅仅攻击为富不仁解决不了问题。假设所有的富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听之由之，过不了多久，也必然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就像霍布斯描绘的政治上的无政府必然导致绝对主权一样。个中理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富的获得。除非人的才能完全一样，或者被限制得完全一样，才有可能达到结果的一样。但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对个人来说是否公平还是小事，可以想象，一个有才不用、甚至压制人才的社会将蒙受何种损失。麦迪逊认为，结果的一样是不足取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护个人发挥其才能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含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和阶级的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任何竞争中，有人胜出就必然有人落第，有人富也必然有人穷，再加上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再生能力，富者与穷者的距离拉大也就在所难免。有正常推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由于人在能力上生而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使之完全平等，所以只要有发挥各自才能的自由，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这听来很是无情，然而承认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及其后果，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物理中所包含的不合人的情理之处，人类社会不同于原始丛林也正在于此。人类产生平等的愿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合理，长治久安的，所以如何缓解贫富悬殊、纠正经济不公、维持社会和谐、保护自由民主，便成了美国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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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右的社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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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资本进入垄断的时代，人称“镀金时代”。在这个“强盗男爵”主宰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弥漫着庸俗的拜金主义气息，物质利益至上，精神空虚，政治腐败。到18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已经延续了相当时间，1893年的经济萧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浪潮迭起，劳资争端常常以暴力镇压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一向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如此史无前例的经济极权对他们是太大的冲击，反应和态度也就大相径庭，大致可以分为保守、激进和中间三类。
自称“老卫士”的保守立场是固守美国体制，坚持自由放任，欢迎新的经济形势，为财富的现状辩护，其理论基础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著书立说之时，在英国的自由主义内部,“有原则的干预论”似乎已经占上风，这使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强调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其实就自由主义理论而言，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个人潜力，本身并不排斥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执政的贵族不懂经济，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斯宾塞反对国家干预是立论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他将包括经济和各阶层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天然分工、有机发展的整体，而国家则是个外在的强制机构，国家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社会的发展，所以国家的干预通常是对社会自然发展的粗暴干预，结果是破坏性的。
斯宾塞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萨姆纳，从他的两篇代表作的标题就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观点:《社会各阶级之相互依存》（1883）和《重造世界之荒谬企图》（1894）。萨姆纳确信进化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最有能力者获得最大回报是天经地义。人类根本不可能违背这可以称作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法则。萨姆纳将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和进化论三相结合，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式的加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和加尔文主义一样具有宿命论倾向，认为人生本是一场奋斗，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一个人只有努力培养新教提倡的那种伦理和品质，才有望在社会竞争中获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进化论，进化是竞争的产物，而在生存竞争中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传统价值相违背，萨姆纳说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促使社会向前，并有利于其最优秀的成员；后者使社会倒退，有利于最次的成员。他反对使用国家权力来改变这一自然法则，坚决维护自由放任。
出于同一原理，他极力批评福利政策，理由主要有二：1）福利政策的本质是国家通过税收将一部分公民的财产拿来送给另一部分人，由于最富的人永远有办法不纳税，所以纳税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萨姆纳称他们为“被遗忘的人”，认为他们是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省吃俭用者。政府把他们稍微多余的资金用来分给最底层的贫民，等于判定生存竞争中的努力有成者欠了一事无成者，这就将自然形成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颠倒过来，完全颠覆了正常的自然法则，是不可能起好作用的。2）政府重新分配只会将更多处于中下层的中产阶级陷于贫困，成为潜在的福利救济户。福利国家一经启动就没有尽头，当中产阶级的剩余财富耗尽后，社会分化成两极，结果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萨姆纳反对一切强调国家中央权威的欧洲保守主义，反对国家大包大揽，败事有余。
在此时的美国，反对国家权威的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在对民众的看法上，他们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很一致。他们大多持性恶论，畏惧民众，轻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天生的狂热、偏执、愚蠢和平庸。在某些顽固者眼里，连教育也无法保证一个人的明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马萨诸塞参议员亨·卡·洛奇举例说，一个印度人是经过六千年造成的，就算去牛津读书，也不能使他就此变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许多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民主已经过头，经济精英不是民选的，所以最符合自然法则。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因为这会破坏经济运作的自然机制。他们认为即使真要有什么改变，也不可能通过一揽子的政治方案来实现。
激进立场提倡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他们强调物质环境和生产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将社会矛盾归结为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主张为弱者伸张正义。他们一般持性善论，认为一个人主要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即阶级地位所决定，只有彻底改变剥削制度，人类才有望得救。他们的言行具有抗议性和革命性，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深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在189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在美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还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在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颇有政治影响。
民众的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并不想一举推翻美国体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急盼改变现状。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普遍感到自己处于垄断资本和劳工运动的压挤之中，缺乏安全，情绪怨愤。他们极不信任工业兼并和金融寡头这些“大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但也十分畏惧贫民的暴力倾向，他们想回到内战前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重新享受那种熟悉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都采取居中的立场。他们想阻止工业集中，但又不想政府因此而集权。他们的人性论比保守派要乐观些，但也不赞同环境决定论，认为个人还是要对自己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人和动物不同，具有改变环境使之适应自己的能力。他们既想修补这个制度，也要求个人的自律。他们的核心观念是“进步”，但不是进化论者的进步，而是相信人的主观要求和能力可以改善社会，推动进步。这条美国中产阶级所持的中间路线最后获得“进步主义”的名称，而在美国，只有得到中产阶级的呼应，任何改革才可能见效。
进步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20世纪初兴起的实用主义具有反对保守的现实意义，因为实用主义认为世界是开放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演进不是自然结果，而是由人的智慧能力所推动。人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来检验自己的思想行为，完善旧的体制，发现新的真理。
民间的进步主义者首先从两个方面作出反应：第一是治标的，直接援助那些底层的贫困者，开设济贫院，帮助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如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会馆。这些努力大多属于私人慈善性质，所以他们也知道是治标不治本的。第二就是要从根本上来治。美国人以前警惕的一直是政府权力被滥用，对民主制度造成威胁。现在他们发现威胁更多地来自垄断资本，而能遏制这一巨怪的却只有政府了，所以不能不转向政府寻求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由放任到了必须遏制的地步了，必须实现权力的重新平衡。在这一背景下，改革者不分党派，逐渐聚集到进步主义的大旗下，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经济，遏制垄断。他们从地方和州的政治做起，一直扩展到全国。在这场20世纪初历时十几年的进步运动中，最能体现其精神的就是全国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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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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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莱总统的遇刺使罗斯福意外地继承总统职位，从而正式开启了美国的进步时代，民间的改革呼声在罗斯福领导的政府中得到呼应。
罗斯福出身殷实之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本人决非经济发展的受害者，原本也不激进。他既鄙视实利主义的富人，又害怕过激的下层民众，但最使他忍无可忍的是垄断资本对他心爱的国家所具有的潜在威胁。罗斯福上台后在民意舆论的支持下向托拉斯发起攻势，上任的第二年，他就以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连连起诉大公司，其中包括摩根等人掌控的北方证券控股公司、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这位第一义务骑兵团的斗士于是又赢得了反托拉斯斗士的美称，成为进步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还发起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目的也是为了防止私人牟利开发造成对大自然无可挽回的破坏。
罗斯福在两届任满后帮助塔夫脱竞选到总统职位，随后便去非洲旅游打猎，声称要退出政界。但是1910年他回到美国后还是积极投入了政治，并且出于对塔夫脱保守倾向的强烈不满，在1912年另建进步党参与总统竞选。他的行为最终分裂了共和党，导致民主党威尔逊的当选。但这时的罗斯福在思想上似乎比在职时更清晰明确了，在堪萨斯州举行的废奴主义英雄约翰·布朗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新国家主义”的演讲，集中阐明了他的政治哲学。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党派、阶级和个人的利益，联邦政府有权干预经济，规范经济，使之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罗斯福在阐述中着重分析了以下几对矛盾：
首先是人权和产权的关系，他借用林肯的话来说明自己是在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林肯在论及劳动和资本时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话，其中第一点是说给资方听的:“劳动先于资本，并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如果劳动不存在，资本就永远不可能存在。所以劳动高于资本，理应受到优先考虑。”第二点是说给劳方听的:“资本有自己的权利，和其他的权利一样值得保护……不能向有产者开战，财产是劳动成果……财产是大家都想要的，是世上的好东西。”第三点是劳资的统一:“让无房者不要去拆掉别人的房子，而是辛勤劳动，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这样就以身作则，保证他自己建的房子也不至于遭受暴力。”罗斯福引用林肯的话，不仅因为林肯的说法通俗而透彻，每个庄稼汉听了都能明白无误，而且可以说明自己是这位共和党先哲的传人。罗斯福声明，对人权和产权他都要竭力维护，但是如果必须面对选择的话，他一定会把人权置于产权之上。
第二是平等和特权的关系，也就是应得还是不应得。罗斯福说的平等是指机会平等，特权是指新生的巨富阶级。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是他挣来的，如内战将领获得功勋荣誉，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不是特权。但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就是一批人所拥有的多于他们付出的，而另一批人付出的多于他们拥有的，这就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为争取机会平等而斗争正是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机会平等一是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既不需要特权的帮助，也不受特权的阻碍。二是意味着社会能从个人那里得到他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所以机会平等不仅涉及到公平，也涉及到公益和社会发展。为维护机会平等必须摧毁特权，摧毁特权者不该拥有的那些特权。内战是摧毁棉花和奴隶主特权，现在是摧毁托拉斯和财阀们的特权。当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开路，渗入政治，钱权交易，施加邪恶影响时，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就更为严重。罗斯福坚决主张将这种威胁美国民主的特殊利益逐出政治，就像内战摧毁奴隶制一样。
为了维护机会平等，罗斯福提出对全体国民的“公平施政”，不仅要在现行规则下维护机会平等，而且不惜改变游戏规则，以保证更实质性的机会平等和同工同酬。罗斯福在论及机会平等时始终强调一个人自身的价值，无论法律和政府如何公平，归根结底还要靠个人的性格和努力。
第三是特殊利益和特权的关系。罗斯福很清楚，事情并没有简单到摧毁托拉斯便可使美国经济一劳永逸。企业的“大”乃是经济规律所致，改革掉这个“大”很可能会产生一个不想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经济丧失活力。他对民众解释道，工业联合乃经济规律所致，非政治立法所能取消的。每种特殊利益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不能享受特权。财产是公共利益的仆人，而非主人。他反对的不是财富而是不正当行为，是要对其控制而不是禁止。他代表的是道德，要使财富服从全社会的福利。为此，政府对资本加以监督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将走得更远，更积极地干预社会和经济，他赞成实施对高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征收遗产税等措施。
第四是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罗斯福明确表示，他不同情那些不关心财产的改革，指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思想。他说政府对经济的监督、整顿、干预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正，也是为了避免更激进的革命，他规范铁路系统的目的就是因为不想看到铁路的国有化。他一再强调他同时反对奸商的贪婪和刁民的暴力。他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弱势。他既不支持穷人也不支持富人，他支持的是正直的人，不管是贫是富。他一方面要严惩为富不仁者，抵制大公司的不正当影响，同时又要压制蛊惑民心的宣传和聚众闹事。
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一开始并不主张改革，本质上具有共和党大实业家的传统保守。有人批评他的反托拉斯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说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因为罗斯福作为总统面对一个本党占优势的保守国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罗斯福反托拉斯不能说是在作秀，不过他也说过，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净化，改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医治国家最明显的伤痛，即通过改革来避免革命。在罗斯福的心目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来损害他的国家，富人不行，穷人也不行。他是一个明智的保守党人，成功地将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将其愿望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他谙熟中产阶级的心理，明白民众对改革的需求，知道变通的道理，也真心厌恶庸俗的有产者的专制，尤其是绝对不能允许托拉斯比国家还要强大。国家主义既然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州、地方和个人的利益之上，这样的改革必然使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在这点上，他可以说与汉密尔顿很相似，都想用国家权力来影响经济，只是时代变了，具体目的也就不同，汉密尔顿是要鼓励经济，罗斯福则是要控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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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的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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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样都标榜“新”的20世纪初，针对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的对手威尔逊提出“新自由”。威尔逊也不反对财富，而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打破垄断，那就是保护自由竞争的格局。在解决特权扼杀自由的问题上，遏制特权与维护自由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威尔逊是个学者型的总统，在他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出过一位如此博学的总统。他是北方人，却在南方长大，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他本人也是天性敏感，善于反思，本能地倾向于将问题道德化。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是个多愁善感的传统主义者。他喜欢英国思想家那种有意识的保守传统，感觉上认同于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和柏克，反对法国哲学，因为他相信社会的渐变，讨厌革命。但他和罗斯福一样，也真诚地反对托拉斯，因为托拉斯使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威尔逊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联合企业的联合……在于同是这一群人控制了银行系统、铁路系统、整个制造业、大型采矿企业，以及开放本国水利资源的大型企业，把一系列的董事会的成员串联在一起的是比美国任何可以想象的企业联合更可怕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以他也要用国家的权力来对它们加以控制，他还将这一冲突视为贪婪与正义的较量。威尔逊在担任新泽西州长时便获得了改革者的名声，在总统任内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包括四个宪法修正案、建立联邦储备系统和实行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等。
要确切区分“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两者非常相近，又都是模棱两可，这是由于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想既不阻碍经济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安定。但顾名思义，罗斯福更强调国家的首要地位，尤其是总统的行政部门，威尔逊更强调恢复自由竞争。如果说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一致，那么威尔逊就是继承了杰斐逊主义，可以说是代表小资本在与大资本进行较量。他既不要大企业，畏惧大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权力，也不要大政府，畏惧大政府对自由的威胁。他指责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会引起政府膨胀，而他认为政府不仅要规范企业，还有责任维持自由竞争。
威尔逊清醒地看到，美国生活已不是二十年前，甚至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他说,“旧秩序变了，我们亲眼目睹这一变化，它不是悄悄地平等地进行，而是急风骤雨的重建，伴随着声响和热量。”新的经济制度已经出现，前所未有，一切都变了。美国人历来的自由丧失了，中产阶级被挤压，个人被淹没。原先的个体劳动者现在成了天天只和机器打交道的雇员，他们连自己的雇主也不认识，因为雇主是庞大的组织，是控制着一切的托拉斯。在新情况下，过去的旧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不再解决问题，必须改革，必须进行一场大动作的重建。一百三十多年前，美国的开国诸贤关注和改革的是政府的权力结构，要使之有利于全体国民，防止政治极权。但当时的社会简单，政府只要保证人民不彼此伤害就可以了，所以管得最少就是最好。现在生活变得复杂得多，政府仅仅无为已经不够，必须阻止强者挤垮弱者，所以需要重建经济结构，立法保护正在创业的人，而不是让已经创业成功的人独霸天下，这就是“新自由”，因为正在创业的人才是美国活力所在，生命所在。而在重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结构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进步运动的改革幅度之大，可以说是美国建国后的首次大调整。
与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也绝对反对诉诸武力。他说，只有改革才能防止流血的革命，而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镇静而清醒，靠的是理性而非激情。改革的目的是恢复以前的理想，重建一个为全体国民而非特殊利益服务的政府。
威尔逊同时反对大企业和大政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任内政府明显扩大了，美国参战后企业也扩大了。历史似乎向来有它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走向，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着神秘的距离，非人类所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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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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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历史真是很值得玩味，因为过程已经完成，谜底已经揭晓，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不可抵挡的时代潮流也就一清二楚了，曾经辩论不清的问题也已成了常识。就进步运动而言，它是美国人在试图纠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弊端，解决历史摆到他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它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顾名思义，进步主义和进步运动是相信社会的进步并推动之，但全是这样吗?事隔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步运动的某些要求掺杂着相当复杂的怀旧情绪，故而“恢复”是进步运动中常用的一个词。罗斯福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进步运动分成两派，并且正在危及运动的成功，是有其道理的。他说,“一半人乃是真正的农村托利党人，试图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经济状态退回到六十年前去。另一半人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承认企业联合的不可避免和必要，并以相应的扩大政府权力来控制大企业。但与此同时，这些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受阻，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对他们的同伴表达忠诚，而这些同伴从本质上讲不是进步主义者，而是退步主义者。”他还攻击威尔逊的新自由是农业反动，要回到19世纪去。
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候，人们往往头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过去，美化过去。他们只念着过去的好处，却未想到他们早已离不开现在的好处。很多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很难接受，因为他们的眼光还是19世纪的。他们有的将金融家，甚至整个银行业，等同于不生产、不制造、不劳而获的高利贷者，有的则一概否定企业的联合。他们不理解工业革命在改变生产的品种、速度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带来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工业化的联合体替代了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耕农、小手工业、小作坊和小工厂的个体化社会，这是人力难以挽回的，美国早年那种独特的个人自由随着环境的一去不复返而无法恢复了。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从心理上适应了大企业的事实。
进步运动的这类向后看的思想使它赢得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号——“除去草籽的平民主义”。（Populism with the hayseed removed）像威·杰·布莱恩这样一个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平民主义领袖为什么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他风云政坛几十年，却始终未能对症下药，总是想用农业社会的办法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纵然他占有道德优势也无济于事。他那不能与时俱进的思想最终在1925年田纳西的猴子案上成为笑柄。
进步运动虽然被一次大战的炮火打断，但这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运动还是取得很大成就的。在经济改革上，反托拉斯诉讼的成功导致数以百计的非法兼并被勒令解散，克莱顿法又进一步完善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2年，政府开始实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由政府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必须注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能管理州际贸易，现在介入私人企业，已经是迈了一大步。在劳资冲突中，政府也改变了19世纪末一味支持资方的做法，通过劳工法，支持劳工有组织地与资方协商的权利，还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废除童工等有利于劳工的法律。
在政治改革上，威尔逊任内通过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如此集中地修宪是内战后未曾有过的。它们包括国会课征一切所得税的权力，公民直选参议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其他政治改革还有文官制度改革，直接初选，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和罢免权等，这些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此前党魁说了算的政党机器政治。在党魁政治中，由州议会提名参议员的做法使美国的参议院成了百万富翁俱乐部，直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钱权交易。即使在所谓保守的塔夫脱的四年任内，他制裁的托拉斯比罗斯福任内还多一倍，这也说明大势所趋。遗憾的是塔夫脱不像罗斯福能既赢得改革名声，又得到企业支持，他无法保持共和党内两派的平衡。
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的评价是“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威尔逊则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两个原本保守的人被时势造就成了改革派。尽管党派不同，他们领导的进步运动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也就是都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改革。首先是只反对不公平竞争和不合法经济行为，而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他们恐惧的是经济特权。在代表资本反对特权这一点上，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二是两人都很注意有限地使用政府权力来管制经济，不采取任何极端措施。他们意在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扩大政府的规模来管制经济。在有限政府和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上，他们也基本上维持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三是两人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革命，避免社会主义。他们都不赞成城市劳工组织和农村平民党的过激做法，而要在寡头统治和社会主义两个极端间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仍然还是坚持自由主义。所以，进步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非革命，它和美国革命一样保守，它只是旨在纠正工业化冲击所带来的社会弊病，纠正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健康的环境。
但是进步运动毕竟走出了自觉依靠政府权力来遏制资本垄断的第一步，也就是走出了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过渡的第一步。它也许动作不大，但全社会毕竟形成了新的共识，其核心就是联邦政府的作用。美国人改变了以前消极的国家观，普遍接受政府有责任规范经济使财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看法。在美国早期的政治标签中，通常使用的是“民主派”和“共和派”，很少用“自由派”。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一派的共和党人在对抗塔夫脱时曾自称“造反派”或“反对派”，但罗斯福马上纠正了这一称号，坚持要用“进步派”。威尔逊也始终以进步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称。李普曼认为，正是在1912年大选中，罗斯福的进步党开始将“自由派”这个词引入美国的大众政治，随后威尔逊在1918年也用它来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自由派”一出现，它代表的就是区别于右派和左派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从这时起也就与自由放任划清了界线，美国人不再称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为自由主义者，而将他归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
进步时代可以说是现代美国的开始，这种政府和经济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罗斯福重申华盛顿的权力，威尔逊则进一步说,“国民政府对人民的服务必须范围更为广泛，不仅要保护人民免受垄断的危害，而且要便利人民的生活。”他还说,“我确信，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才相信这些。我认为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预示着政府对经济和民生更为积极的干预。从进步运动开始，美国人对经济民主有了新的意识和要求，对政府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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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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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佛的美国体制碰壁
胡佛的命运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他是美国总统中少有的理财能手，却在美国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中遭遇滑铁卢。他的前半生以人道主义的救济活动蜚声国际，他的名字象征着粮食和繁荣，下半生却成了饥饿和萧条的代名词。他是一个认真对待美国体制、坚守自由主义信仰的人，但美国人民却不认真对待他，最终遗弃和嘲弄了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发现他对美国体制的阐述十分本质，并无大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
一次大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20年代的繁荣。进步运动的成果虽然没有被否定，但一连三个共和党总统采取的都是亲实业的政策，柯立芝总统的表白最为直截了当，他的名言是:“美国的事业就是实业。”1928年，胡佛和民主党候选人艾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大选前夕他在纽约发表了题为“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说，集中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他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提高归功于共和党的领导，因为共和党在战后立即恢复了战时中央集权前的状态，在过去七年多的执政中坚持了美国体制和传统，拒绝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