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大时代
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讽刺杂志《笨拙》（Punch）有一名备受尊敬的政治漫画家——莱斯利·伊林沃思，他画了一幅色调暗淡且颇具预见性的素描画。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狂风暴雨，一名工人在工厂大门里盯着外面，神情焦虑。他一只手抓着一个小工具，另一只手攥成了拳头。他的目光越过泥泞的厂院，落在了工厂的大门上。在那里，隐约站着一个拥有宽肩膀的巨大的机器人，旁边立着“招工”的牌子。机器人的胸前印着几个字：自动化。
这幅画象征着那个时代，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蔓延的焦虑情绪。1956年，这幅画作为卷首插画出现在《自动化：朋友还是敌人》（Automation: Friend or Foe?）一书里，这本书不厚但是很有影响力，书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的工程学教授罗伯特·休·麦克米伦（Robert Hugh Macmillan）。在书的第一页，麦克米伦就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我们会被自己的发明毁掉吗？”他解释说，他指的并不是那场众所周知的“无法控制的‘按钮’战争”所带来的危害，而是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潜藏着危险的问题：“在和平年代文明国家的工业生命中，自动化设备的角色正变得日益重要。”就像早些时候那些“替代了体力劳动”的机器一样，新的自动化设备很可能会“替代人类的大脑”。它们已经从人们手里接过了许多高收入的工作，很可能还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失业，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就像一个世纪以前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
但是，麦克米伦还表示，这一切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如果“使用正确”，自动化能带来经济稳定，扩大繁荣并帮助人类摆脱繁重的劳作。麦克米伦警告说：“我希望这项技术的新分支最终能帮助我们卸下压在人类肩上的亚当的诅咒，因为机器会成为人类的奴隶而不是人类的主人，现在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些实用技术，用于自动控制机器。”无论最终自动化技术是福是祸，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工业领域和社会层面，自动化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同人类劳动力相比，机器人的工作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那么机器人就会得到这份工作。这符合现今这个高度竞争世界的经济诉求，具有必然性。
无法阻止的机械化大潮
技术历史学家乔治·戴森曾经说过：“我们同机器亲如手足。”但是，如何处理这种“同胞”关系一直困扰着人们。我们爱我们发明的机器，不仅因为机器的用途广泛，还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友善而美丽。一台设计精妙的机器可以实现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我们想要理解世界和世界的运转方式，我们想借助自然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想在宇宙中增添些带有人类特点的新事物，我们想让人叹服。一台设计精巧的机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美好的想法，让我们引以为傲。
然而，机器也有丑陋的一面。并且，我们发现，机器会给我们所珍视的事物带来威胁。机器可以传递人类的力量，但这些力量通常被拥有这些设备的工厂主和金融家而不是操作机器的工人利用。机器是冰冷的、没有思维的，它们遵照编写好的程序运行，这样下去，社会可能变得越来越黑暗。如果说机器给宇宙增添了人类的色彩，那么反过来，它们也为人类社会来带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4年的随笔中明确写道：“我们崇拜机器，认为机器美丽而有价值，因为它们是力量的象征；我们憎恨机器，因为它们可怕，我们厌恶机器，因为它们奴役我们。”
同罗素的观点一样，麦克米伦对自动化机器的认识也体现出一种紧张的关系——机器要么毁了我们，要么拯救我们；要么解放我们，要么奴役我们，而这种关系由来已久。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工业革命伊始，人们对工厂机器的反响各异，那时候就蔓延着这种紧张关系。有的人庆祝机械化生产的到来，将其看作进步的标志与繁荣的保障，但还有许多人对此颇感担忧，他们担心机器会偷走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的灵魂。从那时起，自动化技术开始快速发展，有时快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感谢发明家及企业家的创新与智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更精巧的、更有能力的新机器问世。但是，对于这种靠人类的双手和大脑创造的惊人事物，我们却一直怀有矛盾的情绪。看着机器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看着自己，我们并不是完全地信任它。
1776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国富论》，这本书为自由企业奠定了理论基础，该书作者亚当·斯密对制造商正在安装的各式各样的“漂亮机器”表示赞叹，认为这些机器会“推动生产并降低劳动强度”。亚当·斯密预测，机器“可以让一个人完成多个人的任务”，由此极大地提高工业生产力。工厂主会赚得更多的利润，随后他们又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业务——建更多的工厂，购置更多的机器，雇用更多的工人。虽然单个机器会降低劳动力需求，但事实上，从长远角度来看，机器的使用反而会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这对工人来说不一定是件坏事。
其他思想家也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预测，正是得益于这些节约劳动力的设备，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工作机会随之增加，工资上涨，物价下跌。工人的口袋里会有多余的钱，他们用这些钱去雇用他们的制造商那里买东西。这又会给工业发展提供更多资金。如此，机械化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加速了社会经济增长，扩大并散播财富，给人们带来亚当·斯密所说的“便捷和享受”。将技术视为经济的万灵药的观点要追溯到工业化早期，后来这一观点发展成了经济理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不仅对早期资本家及他们的学术同人颇具吸引力，许多社会改革者也对机械化鼓掌欢迎，他们认为机械化是将城市大众从贫困和苦役中解救出来的最有效途径。
经济学家、资本家及改革者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进行考量，但工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即便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只是暂时的，这也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活。工厂里的新机器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迫使部分人放弃了原来熟练、有趣的工作，转而去从事那些靠推拉杠杆和踩脚踏板就能完成的单调劳作。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的英国大部分地区，熟练工人毁坏机器，以此来捍卫他们的工作、谋生的手段和生存的家园。这些运动后来被称为“毁坏机器”运动，但这项运动并不是要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工人们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生活，保证经济自主权和公民自治权，因为他们的生活同他们掌握的技术紧密相连。结合当代工人运动的相关记录，历史学家马尔科姆·托米斯写道：“如果工人不喜欢某种机器，那么原因在于这种机器的用途，而并不是因为‘机器’的属性，也不是因为它是新事物。”
1811~1816年，愤怒的情绪遍布英格兰中部的各个工业郡县，在卢德运动期间，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高潮。纺织工人们担心当地的小规模家庭作坊会受到机器工业化的影响，他们组建了游击队，想要阻止纺织厂或工厂安装机械化的纺织机和织袜机。据传，“卢德派”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取自莱斯特郡的一名机器破坏者，其名为奈德·卢德莱姆。卢德分子经常对工厂发动夜袭，破坏新设备。数以千计的英国军人被召集起来，同叛乱者斗争，士兵通过暴力平息了暴乱，杀了许多人，也监禁了许多人。
尽管卢德分子和其他机器破坏者在阻碍机械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零星的胜利，但他们无法阻止机械化的大潮。很快，机器在工厂里越来越常见，成了工业生产和工业竞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对机器的抵制都是徒劳。虽然工人对机器仍有抵触情绪，但他们只能默默地顺应这个新的技术时代。
机器革命
卢德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对于社会各界对机械化的巨大分歧，马克思给出了最有力也最具影响力的解释。他在文章中经常表示，工厂的机器设备是邪恶的，是寄生虫，他把机器描述成“统治并榨干人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工人则成了那些“无生命机器”的“有生命的附属物”。在1856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表示未来并不光明，他说：“所有的发明和进步都将赋予物质力量以智慧生命，而人类生活却被愚化成了物质力量。”除了机器的“邪恶影响”，马克思还发表了其他观点。学者尼克·戴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解释说，马克思也表示“机器能解放人类”，并对此表示了肯定。马克思在同一篇演讲中提到，现代机器拥有“神奇的力量，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力产出”。机器将工人从职业狭窄的专属范围内解放出来，使工人有机会发挥全部潜能，成为“完全发展”的个体，能参与“不同活动”，进而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不从资本家的角度考虑，如果工人能利用好机器，那么技术就不再是压迫工人的枷锁。机器就像滑轮组里面的上升滑轮，将帮助人类完成自我实现。
随着20世纪的到来，机器在西方文化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解放者的形象。在发表于1897年的一篇赞扬美国工业机械化的文章中，法国经济学家埃米尔·勒瓦瑟（Émile Levasseur）列举了新技术给“劳动阶层”带来的好处。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减少了购买商品的开销，创造了极大的舒适。新技术还促使人们对工厂进行了改造，工作环境变得更干净、明亮，同工业革命早期那种典型的、黑暗的、地狱般的工厂相比，现在的工作环境舒适多了。最重要的是，新技术改变了工人的工作方式。“工人不再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是将需要大量体力的工作转交给机器来完成；工人成了监管者，靠智慧工作，而不是肌肉。”勒瓦瑟承认，工人仍然对操控机器怨声载道，“在操控的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机器的动向，这让工人们备感疲惫”，工人也谴责机器“将人转变为机器，使人退化，工人成了只需要反复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机器”。但是，勒瓦瑟认为，这些抱怨都是狭隘的。工人们只是没发现机器给他们带来的众多好处。
艺术家和学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脑力劳动要优于体力劳动，他们认为技术乌托邦正在形成。在卢德运动期间，奥斯卡·王尔德发表了一篇随笔，虽然面向的对象不同，但他同样预见到，总有一天，机器不只是能减轻人类的劳动负荷，而是能帮助人们彻底摆脱那些辛苦的工作。他写道：“所有非智力劳动，所有单一的、乏味的劳动，所有令人作呕的劳动，所有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都将由机器来完成。未来世界将建立在机器奴役制的基础上，人类将奴役机器。”王尔德认为，在机器奴隶的帮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这样一番景象：“毫无疑问，未来人们将奴役机器，就像大树在不停生长而乡绅却可以酣然入睡。人类将享受闲暇，提高自身修养，这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绝非劳动，而是创造美好的东西，阅读优美的篇章，或仅仅怀着敬畏和愉悦的心情认识世界，而机器会去完成所有那些必要但无趣的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抑制了这种高涨的热情。经济的崩溃让人们对20世纪兴旺的“机器时代”产生了强烈的抗议。工会、宗教组织、富有改革精神的社论家以及绝望的市民，全都开始抱怨那些抢走工作的机器和拥有机器的贪婪商人。畅销书《人类和机器》（Men and Machines）的作者写道：“机器并不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但它激化了愤怒的情绪，使之演变为人类的一大困扰，从现在开始，生产力越强，情况就变得越糟糕。”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市长给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总统采取措施抵御工业技术的“科学怪人”，他表示这是灾祸的源头，“正在吞噬我们的文明”。有时候，政府也会煽动大众的恐慌。联邦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将工厂的机器描述成“像野生动物一样危险”。报告的作者写道，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而社会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对其带来的后果猝不及防。
然而，大萧条并没有使王尔德的机器天堂梦想化为乌有。在某些方面，大萧条让人们发现，那个乌托邦式的发展愿景更加生动，更加必要。我们越是把机器看作我们的敌人，也就越渴望将它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写道：“我们正在被一种新型的社会疾病折磨，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听过它的名字，但在未来几年，这种疾病被提及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它就是‘技术性失业’。”机器接管了我们的工作，虽然社会经济也在创造有价值的新工作，但其速度远远比不上机器。但是凯恩斯向读者保证，这种技术性失业仅仅是一种“临时失调”现象，发展和繁荣将会回归，人均收入会上涨，得益于机器劳工的创造力和高效率，很快我们将不必再为工作担忧。凯恩斯认为，很可能100年后（也就是到2030年），技术的进步会将人类从“为物质奔波”中完全解放出来，并帮助我们最终到达“经济的极乐世界”。机器将承担更多的工作，但这不会再让我们感到担忧或绝望。到那时，人类会实现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们无尽的休闲时光——我们要学会如何“享受”，而不再是如何“争夺”。
我们仍在奋斗，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到2030年，“经济的极乐世界”还不会到来。但是，如果凯恩斯在1930年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提出的想法能实现，那么他对经济的预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大萧条确实是暂时的。增长回归，就业增加，收入上涨，公司继续购入更多更好的机器。虽然还存在缺陷和弱点，但经济恢复了均衡，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良性循环又开始了。
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宣告：“我们相信，如果人类有能力发明新的机器，将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有能力将这些人再带回到工作中去。”从句首的“我们相信”开始，整句话都凸显了典型的肯尼迪风格。简单的词语重复出现，引起人们的共鸣：人、能力、人、工作、能力、人、工作。句子的节奏像鼓点一样，步步推进，最后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回到工作中去”，带着必然性。对听众来说，肯尼迪的话像是故事的结局。但其实不然，这是一章的结束，也是新一章的开篇。
当机器人取代你的位置
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又有所加剧，特别是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时期，许多美国大公司，例如通用汽车、IBM以及波音公司，在大“重组”的过程中辞退了上万名工人，这激起了人们的恐慌感。人们担心新技术，特别是廉价的电脑和智能软件会将中产阶层赶出职场。1994年，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和威廉·迪法兹奥出版了《没有工作的未来》（The Jobless Future）一书，暗示“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变革”将“创造低工资的、暂时的、没有福利的蓝领或白领工作，体面的、长久的、在工厂或办公室内的工作会越来越少”。而后几年，杰米里·里夫金出版了《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Work），这本书的内容让人感到不安。里夫金宣布，计算机自动化的发展带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1] 。“在未来几年内，更复杂的新软件技术会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几乎没有工人存在的世界。”他在书中指出，社会已经到达了转折点。计算机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并导致全球性萧条”，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信条，计算机也可以“解放人类，让我们的生活更闲适”。这两本书同其他类似的书一起在社会上掀起了轰动，但和之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复苏加速，并借着网络的急速繁荣达到了顶峰，这转移了人们对可怕的大失业预言的注意力。
10年以后，伴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的焦虑感又回来了，这次比以往更强烈。2009年年中，美国经济从经济崩溃中逐渐恢复，重新踏上发展的道路。企业的利润开始反弹，商人的资本投资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股票市场回升，但是就业情况并没有好转。公司在完全恢复以后再招募新员工是很普遍的情况，但这次的雇佣时间差好像遥遥无期。就业增幅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了探寻原因并找到罪魁祸首，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惯犯”——劳动力节约技术。
2011年年末，两位受人尊敬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出版了一本电子书《与机器竞赛》（Race Against the Machine），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他们在书中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表达了些许不满。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没有注意到，技术可能会极大地削弱公司对新员工的需求。他们指出，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机器在近几个世纪以来推动了就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掩盖了一个丑陋的秘密”。“没有一部经济法指明，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可以从技术发展中自动获益。”虽然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并没有技术恐惧症——他们乐观地认为，从长远来看，计算机和机器人会提高生产力并改善人们生活——但他们确实举出了一个有力证据，证明技术性失业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波及范围很广，且未来可能会变得更糟。他们警告说，人们正在输掉这场同机器的竞赛。
他们的电子书就像是扔到干草地里的一根火柴，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尖锐的争论，这场争论很快就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在大萧条之后就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技术性失业”一词，又一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2013年年初，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单独划出一个时段，将其命名为“机器的行进”，调查了仓库、医院、律师事务所及制造工厂如何应用新技术来完成工作。记者史蒂夫·克罗夫特感叹道：“庞大的高科技产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给就业带来什么好处。”节目播出后不久，多名美联社作者组成研究小组，就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展开调查，并公布了一份第三方调查报告。他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技术正在消灭工作。”科幻小说家一直在警告我们，“未来，我们将被机器取代，机器将成为人类退化的罪魁祸首”。美联社记者宣告“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他们引用了一位分析师的预测，到21世纪末，失业率将高达75%。
人们很快不再理会这种预测。自18世纪以来，这种警告就时常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在每一个经济低迷时期，都会出现一个吞噬工作的“科学怪人”。然后，当经济走出低谷期，开始复苏，就业随之增加，怪物就又回到他的笼子里，人们的担忧也就消散了。然而，这次经济没有像以往那样回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也加入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队伍，开始质疑他们一直坚信的经济学假设：技术推动生产力提高，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他们指出，在过去的10年，美国生产力快速增长，其速度是近30年之最，公司利润达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对新设备的商业投资急剧增加。这些发展综合起来应该带来就业的强劲增长。但是，美国的经济总量并没有什么变化。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表示，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发达国家是背道而驰的”。斯宾塞还提到，技术是造成以下三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机器替代了常规的人工劳动；在制造业和物流系统，机器人的使用态势越发明显，且这一态势将持续下去并不断加快；同时，在信息处理方面，计算机网络正替代白领来完成常规工作。”
近几年来，对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大量投入可以反映目前的经济状况，政客和中央银行一直推行刺激经济增长的策略。低利率以及政府对资本投资采取的积极税收激励政策，很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鼓励企业购买劳动力节约设备和软件，如果没有这两点影响，公司可能会将这部分投资用于别处。但是，很可能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而且影响更久。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在2011~2013年间曾任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指出，即使是在经济萧条之前，“美国经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中产阶层职位，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工作总量正在快速下降，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从那以后，情况变得越发暗淡。人们可能会想，工作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到那些工资收入较低的国家去了，至少制造业是这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几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总产量在大幅上涨，但制造业的生产总量一直在下降，即使是制造业强国——中国也未能幸免。虽然经济发展给制造业带来了新的工作，但机器取代工人的速度更快。因为工业机器人成本低、技术高超，新增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差距必将拉大。虽然许多公司，例如通用电气和苹果，正在将生产制造工作迁回美国，但其实这种消息也是苦乐参半。工作回归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工作岗位大部分都可以借助机器完成，不再需要工人了。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表示：“近来，工厂几乎都没有工人了，因为由软件控制的机器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如果没有雇用工人，公司也就没有必要担心劳动力的成本问题了。
产业经济，也可以说是机器经济，是最近出现的新现象。这种经济模式才诞生仅仅两个半世纪，只能算作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秒。仅靠有限的经验就对技术和就业之间的联系得出明确的结论是很草率的。利用资本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也许能弄清楚为什么生产最终不再需要劳动力。机器同工人不同，它不会向资本家索要投资回报。机器人不会生病，不会要求带薪假期，也不会要求每年涨薪。对资本家来说，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劳动力的成本问题。在未来，人们对技术终将吞噬就业的担忧会变成现实，这并不是胡乱的猜想，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史纪德斯基表示：“终归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没有工作可做。”
这个“未来”有多远？我们不知道，史纪德斯基警告说，对某些国家来说，“这个未来可能很快就会到来，近得让人感到不安”。在短期内，现代技术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作分工上，而不是总体的就业数据上。在工业革命时期，人工劳力的机械化毁掉了一些好工作，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中产阶层职位。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市场规模会变大，覆盖范围会更广，公司需要雇用大量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设计师和营销人员。而教师、医生、律师、图书馆管理员、飞行员以及其他职业的需求也在上涨。劳动市场的构成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它随着技术及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变化。但是没人能保证这种变化始终对工人有利，或者总是扩大中产阶层队伍。现在，计算机可以通过软件程序完成原本属于白领的工作，许多职业因此由高收入工作转为低收入工作，或是从全职变成了兼职。
近来的经济萧条期间消失的工作大多属于高薪行业，而新增的工作中，有近3/4属于低收入行业。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对2000年以来美国“就业增长的异常乏力”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职业分布”，这造成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食品服务业和金融业都有大量的工作，但是中等收入的工作却很少”。如果计算机新技术将利润更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那么，贫富差距的趋势将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某些高收入行业从业者也会渐渐面临失业问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表示：“智能机器可能会促进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也会降低对人的需求——包括聪明的人类。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但所有的财富增长都归机器人的主人所有。”
也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2013年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某些行业的就业率也有所回升，例如建筑业及医疗保健行业。令人振奋的是，某些高收入行业的就业率也在上升。虽然劳动力需求和经济周期的联系不似往日那么紧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动性。计算机和软件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新工作，并创造了大量创业机会。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员工人数并不多。总的来说，私营部门创造了新的高收入工作，但其数量还不足以将传统工作淘汰下来的中产阶层工人全部消化吸收。我们不能全都成为软件程序员或是机器人技术工程师。我们不能全都逃到硅谷去，也不能全都靠设计开发精巧的智能手机应用谋生。 [2] 平均工资停滞，公司利润持续上涨，经济成果可能还是会流到少数的几个幸运儿手里。肯尼迪那振奋人心的话将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为什么这次会不同？是什么改变了新技术和新工作之间的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莱斯利·伊林沃思那幅漫画里站在工厂门口的机器人——那个叫作自动化的机器人。
按键式控制
“自动化”是最近才进入语言系统的新词。据我们所知，它最早出现在1946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认为需要创造一个新术语，描述安装在公司流水线上的新机器。福特公司副总裁在一次会议上说：“给我多点儿那个自动的业务。”“更多点——‘自动化’。”福特的工厂早已因机械化而闻名，所有工作都可以在一条设计精密的机器流水线上完成。但是，工人们仍需要在机器间手动运送元件和配件。这样一来，工人就控制着生产的速度。1946年，福特公司安装了一种新设备，改变了这一局面。机器接管了处理和传送原料的任务，整个装配过程实现了全面自动化。在当时，这种工作流程的变化对工人的影响还不大，但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控制复杂工业流程的任务从工人手里转交给了机器。
“自动化”这个新词很快传播开来。两年后，在一份关于福特机械的报告中，《美国机械工》（American Machinist）杂志的专栏作者给出了自动化的定义：“一种通过机械设备操控工件的艺术……同生产设备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样就能通过在主要位置上设置按钮，控制整条或部分生产线。”随着自动化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生产过程中得到普及，并且开始承担相应的文化寓意，自动化的定义也得到了扩充。一名哈佛大学的商业教授在1958年抱怨道：“近几年，几乎没有哪个词像‘自动化’那样，为了不同的表述目的或是用来描述人们的恐惧，而不断遭到曲解。”“它是技术回升的口号，是制造业的目标，是工程领域的挑战；它是广告标语，是工人运动的旗帜，也是技术进步的恶兆。”随后，这位教授给出了他对自动化的理解，非常具有实用意义的定义：“自动化就是指同工厂、行业或工作场所中原有的事物相比，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东西。”自动化不是一件东西或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力量。它更像是一种进步的标志，而不是一种操作模式。任何尝试解释或预测自动化影响的行为都只能算作初步探索。因为在所有技术潮流中，自动化既是新鲜事物，又有历史基础，在每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对自动化进行重新评估。
“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福特的自动化设备就问世了，这并不是巧合。在战争期间，现代自动化技术就已经成型。1940年，纳粹开始对英国进行闪电轰炸，这时，一个非常急迫且艰巨的挑战摆在了英、美科学家的面前：如何用地面上笨重的高射炮发射重型导弹，击落高空中快速移动的炸弹？要准确瞄准高射炮需要人们进行心理计算，并对高射炮的位置进行物理调整——要瞄准飞机下一步可能移动到的位置，而不是当前的位置，要在飞机还处于射程内时，就完成射击，这对士兵来说太复杂了。这不是人类能做到的。科学家发现，首先要借助雷达系统传回的追踪数据以及对飞机飞行线路的统计预测，经过计算机计算，确定导弹的运行轨迹，然后将计算结果自动传送给高射炮的瞄准机制，自动开火。此外，需要根据之前发射成功或失败的数据，不断对高射炮进行调整。
对炮兵来说，他们的任务变成了学会使用新一代的自动化武器。不久，炮兵就会发现，他们坐在昏暗的卡车里，面对着屏幕，从雷达显示器上选择攻击目标。他们的身份也随着工作方式一起发生了转变。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不再是“士兵”，而是些“技术人员，负责读取并操控客观世界的抽象符号”。
同盟国的科学家研发了高射炮，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动化系统的所有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系统的核心，是一台计算速度非常快的机器——计算机。第二个要素是传感机制（在高射炮系统里是雷达），用于监控外部环境——真实的世界，并将必要的数据传送给电脑。第三个要素是通信线路，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控制物理设备的移动，物理设备可以借助人类协助或独立地完成具体工作。最后一个要素是反馈方式——将指令结果返回计算机，调整计算结果，修正错误，应对环境变化。感觉器官，进行计算的大脑，控制物理运动的信息流，以及用于学习的反馈回路：这些就是自动化和机器人的组成要素，也是人类神经系统的核心。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为了取代人类，最初，自动系统必须模仿人类或者至少复制人类的部分能力。
自动化机器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是工业革命最初的原动机，蒸汽机内置了精密的反馈装置——离心调速器，能控制机器的运转。当蒸汽机加速时，调速器转动一对金属球，产生离心力，拉动杠杆，松开蒸汽阀，避免蒸汽机转速过快。大约在1800年，法国人发明了提花织机，这种机器用钢制打孔卡控制不同颜色线轴的运动，可以自动织出复杂的图案。1866年，英国工程师J·麦克法兰·格雷为蒸汽轮船的转向装置申请了专利，这种装置能记录船舵的运动轨迹，并通过齿轮控制的反馈系统调整船舵的角度，保持轮船的既定路线。但是，高速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传感控制设备的发展，开启了机器史的新篇章，大大提高了实现自动化的可能性。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曾帮助同盟军编写自动高射炮的预测算法，他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书。在这本书中，维纳提出，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使投资者和工程师不用再“设计某个单独的自动机制”。根据自动化武器的研发经验，人们开发出新技术，并创建了“适用于大多数自动化机制的一般性构建原则”。这些技术为“自动化新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除了对进步和生产力的追求，还有一股力量对自动化时代的到来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就是政治。战后几年，工人运动盛行。美国制造业的许多部门都经历了厂商同工会的斗争，而在联邦政府冷战时期建立的军备和武器等重要产业中，这种矛盾最为突出。怠工、罢工成了家常便饭。仅在1950年，匹兹堡的西屋公司就发生了88起罢工事件。在许多工厂里，在工厂运营的权利方面，工会代表的权力比公司经理还大——工人可以发号施令。军队和产业规划者将自动化视为恢复工厂管理者权利的途径。1946年，《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故事，名为“没有人类的机器”（Machines Without Men）。这篇文章指出，电子控制的机器“完全高于人类机制”，并且机器“总能适应工作环境，从不要求高薪水”。亚瑟·D·里特公司（领先的管理和工程咨询公司）的主管写道，自动化的崛起预示着商业世界将“从工人手中解放出来”。
自动化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此外，自动化设备还为企业主和管理者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手段，他们可以借助机器的电子程序以及完整的流水线，控制生产速度和生产流程。当福特公司采用新的机动设备控制流水线的生产速度以后，工人们丧失了大量的自主权。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会在制定工厂操作流程方面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这一变化告诉我们：在自动化系统里，权力集中在程序控制者手里。
维纳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清晰的预测。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小。电子通信及存储系统的速度和容量将会呈指数增长。传感器的灵敏度得到极大提高，能聆听、观察并感知这个世界。机器人所具备的功能就像“有双眼作为辅助的人类双手一样”，而生产这些新设备和系统的成本将直线下降。自动化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多，经济成本也随之下降。当计算机借助编程技术具备了逻辑思维功能以后，自动化就超出了人类的工作范围，进入了思维领域——分析、判断及决策的领域。一台计算机化的机器并不需要通过操控物理部件（例如：枪）来运转。它可以通过操控信息来运行。维纳指出，“从这个阶段起，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机器实现”，“计算机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没有偏好”。很显然，维纳认为，自动化早晚会造成“失业现象”，这使得大萧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看起来不过是个不伤大雅的玩笑”。
《人有人的用处》同维纳早期的技术专著——《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科学》（Cybernetics,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一样，都很畅销。作为一名数学家，维纳对技术轨迹进行了分析，这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在那10年间出现的关于自动化的书和文章，许多都是从维纳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和信息的，其中就包括罗伯特·休·麦克米伦的小册子。年迈的伯特兰·罗素在1951年的随笔《人类是必需的吗？》（Are Human Beings Necessary?）中提到，维纳的工作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改变自文明伊始就一直坚持的世界运转的基本假设”。甚至在库尔特·冯内古特1952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反乌托邦讽刺作品《自动钢琴》（Player Piano）中，维纳就以一位被遗忘的先知的形象露过一面。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对完全自动化的世界的反抗，最终机器毁灭，小说的结尾如史诗一般。
无孔不入的机器智能
在20世纪50年代，自动化技术尚处于雏形阶段，对于已经因炸弹而备感不安的大众来说，虽然机器人入侵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但也会对人类造成一定威胁。在推测性的小册子和科幻小说里，人们对机器人入侵的最终影响展开各种想象，但这些影响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为现实。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的自动化机器还是像“二战”后福特公司生产线上的原始机器搬运工一样，只能进行单一的重复劳动。它们按照仅有的几个基本电子指令调整动作：加速、减速、向左、向右、抓住、放下。这些机器的运作非常精准，但除此之外，也没什么能耐了。它们默默无闻地在工厂里劳作，还时常被锁在笼子里，免得有人随意扭动按钮或是猛拉操纵杆。这些机器看起来一点儿也没有将要接管世界的样子，它们就比听话的牲畜强那么一点儿。
但同之前那些单纯的机械设备相比，机器人和其他自动化系统具有一大优势：因为有软件控制，这些机器能搭上摩尔定律这条高速公路，它们可以从计算机进程的快速发展中获益——处理器速度、程序算法、存储及网络容量、接口设计及微型化等。这同维纳预想的一样。机器人的感官变得更灵敏，大脑更快更灵活，对话更流畅，学习能力更强。20世纪70年代初，它们接管了那些要求灵活性和灵巧性的生产工作——切割、焊接、组装。70年代末，机器人既能用于驾驶飞机，也能参与制造飞机。而后，机器人摆脱它们的物理外壳，通过大量专业的软件应用，以纯粹的逻辑代码的形式进入商业世界。机器人参与到白领的脑力劳动中来，大部分时间它们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有时也能替代白领工作。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机器人就已经出现在工厂的大门口了，但直到最近，它们才在我们的命令下，向办公室、商店和家庭进军。今天，被维纳称为“替代决策型”的软件从桌子上发展到了口袋里，终于，我们开始感受到自动化在改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方面的潜力。一切都在经历自动化。或者，就像美国网景公司的创始人、硅谷名人马克·安德森说的那样，“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这可能是我们从维纳的书以及劳动力节约机器那漫长而喧嚣的历史中最需要学习的一点。技术发展的速度比人类进化的速度快得多。计算机按照摩尔定律的速度飞速发展；而人类天生的能力则遵循着达尔文法则，龟速爬行。机器人可以有多种形态，从打地洞的蛇到俯冲过天空的猛禽，再到大海里遨游的鱼，它们可以复制一切，而我们则被困在古老的、叉形的身体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在进化发展上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头。即使是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也同锤子一样，没有意识。但在人类的指导下，软件和机器人将会继续发现新的方式超越我们——工作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并且，像“二战”时期的高射炮一样，我们将被迫调整工作、行为和技能，以适应机器的能力和工作方式。
[1]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杰里米·里夫金的另一本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概念，该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5月出版。——编者注
[2] 对于那些低成本的、通过个人行为来创造财富的人们，互联网为其提供了商机。他们可以通过eBay（易贝）和Etsy（一个网络商店平台）在线销售产品及手工艺品，可以在Airbnb（空中食宿）上出租闲置房屋；也可以通过Lyft（一款打车应用软件）将自己的私家车变成临时出租车。他们还可以在TaskRabbit（一家类似提供“兼职”服务的网站）上找到各式零活。然而，这种模式虽然可以轻松赚些小钱，却少有人能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中产阶层。大部分资金都流入了运营在线信息交换中心的软件公司手中，这些在线信息交换中心连接了买方与卖方、出租方与承租方，高度自动化，而其所需的运营员工却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