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只剩下屏幕
伊格卢利克小岛位于北加拿大努勒维特地区梅尔维尔半岛的附近海域。冬天的时候，这座小岛会让人迷失方向。小岛冬季的平均气温在–20℃左右，厚厚的海冰覆盖了周围的海水，长期不见太阳。虽然这里环境艰苦，但是400多年来，因纽特猎人总是会离开家园，冒险到这个小岛上来。他们横穿数英里的海冰和冻土，寻找北美驯鹿和其他猎物。1822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姆·爱德华·帕里在日记中提到，他的因纽特人向导具有“惊人而准确的”地理知识。从那以后，人们发现，因纽特猎人能够在广袤荒凉的北极地带行进，这里没什么地标，积雪带不稳定，足迹一晚上就消失了，猎人这种探路能力让许多航海家和科学家为之震惊，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强大的技术——他们不使用地图、指南针或其他工具，而是基于对风向、雪堆形状、动物行为、星星、潮汐和洋流的深入了解。因纽特人是洞察事物的专家。
或者，他们至少曾经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千禧年之交，因纽特文化发生了变化。2000年，美国政府撤销了多个对民用全球定位系统的限制。GPS设备的价格下降了，同时，精确性却得到了提升。伊格卢利克猎人已经用雪地摩托车替代了狗拉雪橇，开始依靠计算机地图和指引进行探路。年轻的因纽特人特别渴望新技术。过去，年轻的猎人必须拜年长者为师，作为学徒刻苦学习很长一段时间，培养探路能力。而现在，年轻猎人不必再接受训练，他们购买价格低廉的GPS接收器，将导航任务交给GPS仪器去完成。并且，在一些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如浓雾），他们也能出门打猎，这在以前是无法实现的。自动导航设备简单、方便、准确，这让因纽特人的传统技能显得麻烦和过时了。
但是，随着GPS设备在伊格卢利克普及，关于严重的捕猎事故的报道也开始出现，有些事故甚至导致了人员伤亡。事故的原因多归结于猎人对卫星的过度依赖。当接收器失灵或电池结冰时，猎人不具备强大的探路能力，他们很容易在茫茫荒原中迷路，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而遇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设备正常运转，也会给猎人带来危险。卫星地图详细地标注了路线，这会限制猎人的视野。他们相信GPS的指引，在危险的薄冰上快速行进，越过悬崖，或进入其他危险的环境，有经验的探险者会预料到这些危险，并有意避开。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导航设备或提供更好的使用说明来最终解决部分问题，但有一点无法弥补，那就是部落长者所说的“因纽特人的智慧和知识”。
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人类学家克劳迪奥·阿波塔多年来一直从事因纽特人研究。他在报告中表示，虽然卫星导航的优势颇具吸引力，但是，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人们的探路能力已经退化了，更广泛地来说，这项技术弱化了人类对陆地的感知。坐在装有GPS的雪地摩托上，猎人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计算机发出的指令上，他没有注意周遭的环境。阿伯塔说，猎人是在“蒙着双眼”前行。数千年以来，这项非凡的技能定义并区分了因纽特人，而现在，这项技能可能会在一两代人内消失。
真正的女神——GPS
我们的世界诡异、多变、危险。任何一种动物要在这个世界上行走，都需要在精神和身体方面付出极大的努力。多年以来，人类一直在创造工具，以此减轻旅行的负担。历史同其他事物一道记录了人类发现创造性新方式的历程，这些新技术可以使我们在周围环境内自如穿行，走得更远，可以跨越那些令人生畏的距离，而不会迷失方向，不会遇到危险或被其他动物吃掉。最开始只是简单的地图和标记，随后是星图、航海图和地球仪，再后来，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器，例如测深锤、象限仪、星盘、指南针、八分仪和六分仪、望远镜、沙漏和时计。灯塔沿海岸线分布，浮标散落在沿海水域。道路变得平坦，两侧竖起了指示标志，高速公路实现互联，并且不断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已经很久不用依靠智慧去探路了。
GPS接收器和其他自动化的地图和路线制定设备是最近才进入导航工具阵营的。它们给人类增添了新的担忧。早期的导航辅助工具，特别是普通大众能使用并负担得起的设备，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它们的设计初衷是让旅行者对周围的世界有更好的认识——增强方向感，对危险做出预警，突出周围的路标或其他方向标识，总的来说，无论是在熟悉还是陌生的环境下，旅行者都能泰然处之。卫星导航系统可以完成上述的所有工作，除此之外，还具有其他功能。但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了解周围的情况，它反而免去了了解周围情况的需要。我们控制导航技术，仅局限于遵照路线指示行动——在500码 [1] 处左转，下一个出口出去，靠右走，前方就是终点。无论是仪表盘、智能手机还是GPS专用接收器，他们上面搭载的系统都最终把我们同环境隔离开来。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有了GPS以后，你不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的目的地是哪儿，也不用注意沿途的物理路标，或者向车里或路上的人寻求帮助”。导向标识系统的自动性使我们不能再“在穿梭的过程中感受这个世界”。
各种各样的小设备和服务经常可以简化我们的生活，廉价版GPS设备的到来让我们欢欣鼓舞。《纽约时报》撰稿人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的专栏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外包大脑”（The Outsourced Brain）的文章，反映了大众的观点，他表示，新车上的导航系统让他倾倒：“我很快就迷上了我的GPS。我很喜欢她那冷静的带点英式发音的声音。看着她细细的蓝色线条，我感到温暖而安全。”他的“GPS女神”将他从多年的导航“苦差事”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也不情愿地承认，车载女神带给他的解放是有代价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我到哪儿都离不开她了。只要同平日的路线有些许偏差，我就会把地址输入到她的系统里，然后按照她根据卫星做出的指令，欢快地上路。我发现，我原来的地理知识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布鲁克斯写道，便利的代价是丧失“自主权”。女神也是个妖妇。
我们想把计算机地图看作具有交互性的高技术纸质地图，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是替代神话的另一种表现。传统的地图为我们提供背景环境。我们能对一个地区有总体的认识，需要自己找出所在位置，然后制订计划或在脑中设想到达下一站的最佳路径。是的，纸质地图需要我们费些工夫——好的工具总是这样。但是脑力劳动有助于大脑对某一地区形成自己的认知地图。研究表明，阅读地图有助于加深我们的地域感，锻炼导航能力——这样即使是在手边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我们也能轻松地穿梭往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某个城市或乡镇辨别方向时，我们唤起了对纸质地图的潜意识记忆，然后确定路线，以到达目的地。有一项实验揭示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发现，只有在面向北方时，人的方向感才最强烈——这同地图的指向一致。纸质地图不仅引领我们穿梭于各地，还教会我们如何对空间进行思考。
而计算机同卫星连接所生成的地图则大不相同。这类地图通常很少提供空间信息或导航线索。我们不用弄清楚所在位置，GPS设备将我们设定为地图的中心，然后让整个世界围着我们转。在这个前哥白尼宇宙观的小型仿制品里，我们不需要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之前到过哪里，或是将要朝着哪个方向前进。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地址、一个十字路口、某栋大楼或商店的名称就够了，然后设备依靠这些信息规划路线。德国认知心理学家尤利娅·弗兰肯施泰因研究思维的方向感，她认为很有可能“我们越是依赖科技探路，我们自身构建认知地图的能力就会越差”。她解释说，因为计算机导航系统仅仅给出“最基本的信息，没有整个地区的空间背景”，这样一来，大脑没有接收到原始资料，就无法形成丰富的场所记忆。“依靠有限的信息形成认知地图，就如同用几个音符创作乐曲一样”。
其他科学家也赞同她的观点。英国的科学家经研究发现，同依靠卫星系统获取全程路线指示的司机相比，使用纸质地图的司机对路线和地标的记忆更为牢靠。旅行结束后，使用地图的旅行者能更准确、清晰地勾画出路线图。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使用车辆导航系统会对司机形成认知地图产生负面影响”。犹他大学的科学家对司机进行了一项研究，证明GPS使用者存在“无意视盲”现象，这会影响他们的“寻路表现”和对周围环境形成视觉记忆的能力。使用GPS的行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日本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对象前往多个位于市内的目的地。一半的实验对象配有手持GPS设备；另一半则使用纸质地图。同持有GPS设备的实验对象相比，使用纸质地图的人选择的路线更直接，较少绕弯路，停下来的次数也较少，他们对所到之处形成的记忆也更清晰。在这之前，一项关于德国路人在动物园中探险的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艺术家兼设计师莎拉·亨德伦根据在某个陌生城市参加会议的经历总结道，现在人们非常容易对计算机地图形成依赖感——这会造成大脑的寻路功能短路，阻碍我们对某个地点形成地域感。她回忆说：“我发现，我每天都依靠带有语音提示的手机地图，按照同样的路线往返于宾馆和会议中心之间，而这段路只有5分钟的路程。”“原本在生活的大部分时光里，我都非常依赖自己的感知，但我却主动关闭了它：我不去记忆路标、路线、街道和路途中自己的感受。”她担心“将多模式的响应能力和记忆外包出去”，会“使自己所有的感官体验”枯竭。
迷失方向
乱了方向的飞行员、卡车司机和猎人的故事都证明，导航敏锐度的缺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就是开开车、走走路或是在附近转转，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身处危险的境地。这显然就会引出一个问题：谁会在意人类的导航能力？如果我们能够到达目的地，那么，是保护自身的导航意识还是将探路的任务交给机器，真的还重要吗？伊格卢利克岛上年长的因纽特人可能有理由认为GPS技术是一种文化悲剧。但是，我们生活的陆地上，虽然道路相互交错，但都设有清晰的标识，道路两旁有加油站、汽车旅馆和7–11超市，我们早就丧失了探路的习惯和非凡的探路能力。我们原本具有识别和理解地形的能力，特别是自然地形，但现在这种能力已经被大幅削弱。进一步弱化或完全丧失探路的技能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特别是作为交换，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更方便的方式进行导航。
但是，虽然在保护人类导航能力的问题上我们不再拥有文化筹码，但它仍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毕竟是地球生物，而不是计算机屏幕上沿着蓝色细线前进的抽象的圆点。我们是真正的人类，以真实存在的躯体生活在现实的场所里。虽然要了解一个地方需要花些工夫，但这个过程最终会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和知识。我们会获得个人成就感和自主权，不仅仅是路过某个地点，而是拥有家一般的归属感。无论是浮冰上的驯鹿猎人还是城市街道上四处寻找便宜货的路人，“寻路”都使陌生的地方变得熟悉。当有人说起“寻找自己”时，我们会嘲笑他们。但是，无论这种比喻多么苍白或陈旧，它都表明，“我们是谁”这个深深根植于人类内心的问题和“我们在哪儿”纠结在一起。我们不能把自己从周围环境中抽离出来，至少不能抛弃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GPS设备极大地简化了行程，尽可能减少了途中的麻烦事，让生活更加简单，可能正如戴维·布鲁克斯说的，我们沉浸在一种麻木的快乐中。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求助于GPS设备，它们将偷走我们在了解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感——同世界融为一体。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对这两种具有极大差异的出行模式进行了对比：徒步和借助交通运输工具。他认为，徒步“是人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方式”。徒步者融入自然风景，体验世界的本质和特征，在“移动的过程中，行为和感知紧密相连”。徒步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提升”。而相较之下，借助交通运输工具“从本质上来说，则以目的地为导向”。与其说是“沿着生命的轨迹”去发现的过程，不如说仅仅是“人和货物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过程，基本属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移动的过程中，人的移动没有任何意义。“更确切地说，身体是交通工具，人是自己身体里的乘客。”
同交通运输相比，徒步相对麻烦费事，效率比较低，这是就为什么自动化会把徒步作为目标。谷歌地图部门主管迈克尔·琼斯表示：“如果你的手机里安装了谷歌地图，那么，你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有信心，谷歌能为你提供前往目的地的安全、便捷的路线提示。”因此，他宣称：“人们不会再迷路了。”这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好像彻底解决了某些生存的基本问题。这符合硅谷对软件的迷恋心理：软件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生活的“摩擦”。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意识到，永不迷路是一种错位的生活状态。如果永远也不必担心身在何处，那么你也永远不需要知道你现在的位置。我们生活在一种依赖的状态下，生活在手机和应用程序的牢笼里。
各种各样的问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问题，但它们也是一种催化剂，让我们对自身的处境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2011年，作家阿里·舒尔曼在《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上发表了“GPS和路的尽头”（GPS and the End of the Road）一文，舒尔曼在文中写道：“有时，为了到达某一地点，我们需要自己探寻前进的路线。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逃避，不管是何种方式，我们都失去了到达目的地的最佳方式——由此可以推论，我们也封锁了到达其他地方的道路。”
这可能也会对其他事情造成影响。在理解大脑如何感知、记忆空间和地点方面，神经科学家取得了一些突破，强调了导航能力对人类的思维和记忆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伦敦大学进行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研究，研究中，约翰·奥基弗和乔纳森·陀思妥洛夫斯基（Jonathan Dostrovsky）将老鼠关在封闭的区域内，观察在移动过程中老鼠大脑的反应。老鼠对环境渐渐熟悉以后，每次通过特定地点时，海马体的个体神经元（大脑的一部分，对记忆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就会发生反应。科学家将这种位于关键部位的神经元称为“定位细胞”，在其他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内（包括人类）也发现了这种细胞，它可以被看作大脑用来标明领地的指示牌。你每到一个新地方，不管是城市的广场还是邻居家的厨房，大脑的这片区域都会通过定位细胞快速做出标识。就像奥基弗解释的那样，不同的感官信号（包括视觉信号、听觉信号和触觉信号）都会激活定位细胞，“当动物进入了某一环境，定位细胞就会察觉到这一点并进行标识”。
2005年，由爱德华·莫泽和梅·布里特·莫泽夫妇领衔，多名挪威神经学家组成了研究小组。他们研究发现，在制图、测量和空间导航的过程中存在另外一组神经元，他们将这组神经元命名为“网格细胞”。这些细胞位于内嗅皮质，内嗅皮质紧挨着海马体。网格细胞在大脑内形成精确的空间地理网格，由一组规则分布的等边三角形组成。莫泽夫妇将这一网格比作大脑里的坐标图，在上面可以追踪动物的移动轨迹。虽然位置细胞能绘制出具体的位置，但网格细胞可以形成更抽象的空间地图，不论动物走到哪儿，这个空间地图都保持不变。网格细胞为定位推测提供了内在感知。（许多哺乳动物的大脑里都有网格细胞。最近有些实验在人类大脑里植入电极，发现人类也拥有这种网格细胞。）定位细胞和网格细胞协同工作，从其他监控身体方位和动作的神经元获取信号，用科学作家詹姆斯·戈尔曼的话来说：“就像一个内置的导航系统，是动物知道现在所处地点、未来所去方向、过去曾到之处的关键。”
大脑的专用细胞可以用于定位导航，也能广泛参与记忆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关于事件和经历的记忆。事实上，奥基弗、莫泽夫妇和其他科学家已经开始创建相应的理论，证明记忆的“思维旅行”和在现实世界中行走这两种行为受控于同一个大脑系统。2013年，《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爱德华·莫泽和他的同事捷尔吉·布扎基提供了大量的实验证据，表明“神经机制通过进化发展，可以定义地标之间的空间关系，也能用于表示物体、时间或其他事实信息之间的联系”。我们借助这些联系，编织了对生活的记忆。很可能，大脑的导航感——测定并记录空间内物体运动的古老的、复杂的方式，是所有记忆进化的源头。
如果源头枯竭了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让人恐惧。我们的空间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完全丧失空间感。阿尔茨海默症起初最明显的症状之一就是海马体和内嗅皮质的退化，进而丧失对地点的记忆能力。患者开始忘记他们所在的位置。薇若妮卡·鲍伯特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研究精神病学家兼记忆专家，她通过研究证明，人们锻炼导航技能的方式会影响海马体的功能甚至大小，这可能会防止记忆退化。人们越是努力地构建空间认知地图，底层记忆回路就会越强大，这会促进海马体中灰质的增长——伦敦出租车司机就存在这种现象，这同锻炼身体以塑造肌肉群类似。但是，鲍伯特警告称，如果人类单纯依靠“机器人式的”全程指示，就无法“刺激海马体”，这样一来，出现记忆力退化的概率就会增大。鲍伯特担心，如果不使用大脑的导航功能，海马体就会开始萎缩，可能会导致记忆力大幅退化，增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她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弱化海马体，我认为，在未来的20年里，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年龄会越来越提前。”
虽然，在户外开车或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GPS设备，但是，在楼内或GPS信号没有覆盖的地方，我们仍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去探路。从理论上来说，室内导航这种思维活动有助于保护海马体和相关神经回路的功能。可能在几年以前，这会让我们备感欣慰，但是今时不同于往昔。软件和智能手机公司渴望获得更多行踪数据，根据人们的位置，极力争取更多机会发送广告和其他信息，因此，这些公司急于将计算机地图工具的范围扩展到室内，如飞机场、商场和办公楼。谷歌公司已经将上千份建筑平面图融入自家的地图服务，并派街景地图摄影师进入商店、办公室、博物馆甚至修道院拍摄图像，以此创制高度细化的地图和封闭空间的全景图像。2013年年初，苹果收购了室内地图公司WiFiSlam。这家公司发明了一项技术，不使用GPS传输系统，而是通过附近的无线网络和蓝牙信号确定位置，误差在几英寸之内。很快，苹果就将这项技术同iBeacon[2] 功能结合起来，内置到iPhone和iPad里。iBeacon发送端分布在商店里或其他地方，就像人工定位细胞一样，只要人一进入划定范围内，发送端就会被激活。这预示着，《连线》杂志所说的“微定位”追踪技术诞生了。
室内地图将会加深我们对计算机导航技术的依赖，并进一步限制了人类依靠自己的能力探路的机会。随着个人平视显示器的普及（例如谷歌眼镜），我们将可以立即轻松地获取全程提示信息。就像谷歌的迈克尔·琼斯说的那样，我们接收到“连续指令”，引导我们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谷歌和梅赛德斯奔驰已经准备好共同合作开发一款应用，将眼镜同司机的嵌入式GPS元件相连，实现汽车制造商所说的“门对门导航”。GPS女神在我们耳边低语提示，或是将信号投射到视网膜上，这样一来，我们几乎就用不着思维地图这项技能了。
鲍伯特和其他研究人员强调，还需要进行许多研究，才能确定长期使用GPS设备是否会弱化我们的记忆力、增加衰老的风险。但是，随着我们对导航、海马体和记忆这三者之间联系的理解逐渐加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对所处位置和目的地的无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未曾预料的影响，并危害健康。记忆不仅可以让我们回想起过去的事情，还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回应，并为未来制订计划，记忆功能的任何退化都将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
经历了数十万年的进化，我们的身体和思维已经适应了周围的环境。生活塑造了我们，正如诗人华兹华斯在这两行诗句中描述的那样：
日月变换间，我们在陆地上，
同岩石、石块和大树一起，循环往复。
探路功能的自动化使我们远离了塑造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观察并操控屏幕上的符号，而不是去亲身实地体验。数字之神乐于助人，让我们把劳动看成件苦差事，但这些劳动却可能是健康、欢乐和幸福的源泉。所以，“谁会在意”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想离这个世界多远”。
越来越聪明的计算机
多年以来，大楼和公共空间的设计师都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如果说飞行员是第一个实现全面计算机自动化的职业，那么，建筑师和其他设计师紧随其后。20世纪6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计算机工程师伊万·萨瑟兰发明了革命性的绘图软件应用——Sketchpad，这是第一个采用图形用户界面的程序。Sketchpad为CAD[3] 的到来做好了准备。20世纪80年代，CAD程序走进了个人电脑，此后，自动绘制二维图画和三维模型的设计应用得到了普及。很快，CAD软件成了设计师的必备工具，更不用说产品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和土木工程师了。但是，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已故院长威廉姆·J·米切尔指出的那样，到了21世纪末，“无法想象没有CAD技术的建筑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没有文字处理软件的写作一样”。新的软件工具改变了设计的流程、特点和形式，现在也是一样。从建筑业近几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化对创意工作的影响。
建筑设计是一项优雅的职业，它结合了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和工匠对功能的关注，同时还需要对金融、技术和其他现实约束具有敏感性。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表示，“建筑处于艺术和人类学之间，是社会和科学、技术和历史的交叉”。伦佐·皮亚诺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曼哈顿纽约时报大厦的设计师。“有时是人文主义，有时是唯物主义。”设计师的作品结合了想象思维和计算思维，通常情况下，即使不是完全矛盾的，这两种思维也体现出一种紧张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人类设计的空间里——此时，相比于大自然，我们更适应人类构筑的世界，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我们都会受到建筑的影响，虽然有时这些影响会被我们忽略。优秀的建筑师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拙劣或平庸的设计师则会降低生活质量，甚至贬低生活的价值。即使是一些小细节，例如窗户或通风孔的大小和位置，都会给建筑的美观、实用性和效率造成很大影响，还会影响生活的舒适度和居住者的心情。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建造大楼，然后大楼会反过来塑造我们。”
虽然在检查设计尺寸的时候，计算机生成的方案会滋生人们的自满情绪，但设计软件通常会提高建筑事务所的效率。CAD系统能提高建筑文档的生成速度，简化生成流程，方便设计师同客户、工程师、承包商和政府官员共享设计方案。现在，制造商可以借助设计师的CAD文件编写机器人程序，制造建筑组件，提供定制性更强的材料，也能避免数据输入、复核等耗时的步骤。借助CAD系统，建筑师可以对复杂的项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包括平面设计图、立视图、材料以及各种保温和智能系统、电力系统、照明系统和给排水系统。CAD系统可以立即体现出设计的波纹效应，纸质设计方案则无法实现这一点。计算机能够将所有的变量都纳入计算，利用这一功能，建筑师能准确地预测出不同情况下建筑的能效，现在建筑业和整个社会都对建筑能效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细致的计算机3D效果图和动画可以表现建筑的内外部设计，用处非常大。在开始施工之前，客户就可以通过虚拟化程序在建筑内部游走或是从空中俯视建筑。
除了这些实际的优点，CAD计算和视觉化功能具有高速和准确的特点，使得建筑师和工程师可以对新的建筑形式、建筑形状和建筑材料进行测试。原来只能想象的建筑物现在正逐步变为现实。弗兰克·盖瑞设计了音乐体验馆。这座位于西雅图的博物馆看起来就像是太阳下正在融化的蜡雕。如果没有计算机，这一设计方案将无法实现。虽然盖瑞用木头和硬纸板做出了原始设计的物理模型，但是仅仅依靠手工模型，无法体现建筑物那种复杂的、流动的外形。这就需要强大的CAD系统——CAD系统最初由法国达索公司开发，主要致力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这一系统可以对模型进行数码扫描，将设计的奇思妙想通过一组数字呈现出来。建筑材料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因此，材料的制造和装配也需要实现自动化。博物馆的不锈钢和铝制立面由数千张面板复杂相连构成，CAD程序计算出面板的尺寸，然后直接输入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系统根据这些数据切割面板。
盖瑞一直活跃在建筑领域的技术前沿，但是他的手工建筑模型开始略显陈旧。年轻的建筑师使用计算机绘图、制作模型越来越熟练，CAD软件从一个将抽象设计转变为具体方案的工具，发展成了自动生成设计的工具。参数化设计技术越来越流行，这种设计方法借助算法在不同设计元素之间建立起正式的联系，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作为设计的中心。建筑程序通过电子表格或软件脚本，向计算机内插入一系列数学法则或参数，例如窗户大小和房屋面积的比例、曲面矢量等，然后，让机器输出设计。这项技术最具冲击力的一点就在于，可以通过算法自动生成建筑形态，而不需要设计师手动创作。
同其他新的设计一样，参数设计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参数化主义”。“参数化主义”的灵感来源于数字动画的几何复合体和狂热的、冷漠的社交网络集体主义，它拒绝传统建筑的整齐有序，倡导自由流动的、具有巴洛克风格和未来感的建筑形态。一些传统主义者认为参数化主义只是一股品位极低的热潮，用纽约建筑师迪诺·马尔坎托尼奥的话来说，参数化主义的作品只不过是“不明形状的一团物体，通过计算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设计出来”。建筑作家保罗·戈德伯格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参数化主义”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批评。他指出，虽然“波形线条、弯曲和扭曲”的数字设计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除了自己（计算机产生的现实）以外，它们与其他所有事物都没有联系，是孤立的”。但是一些年轻的建筑师认为，和其他形式的“计算机设计”一样，参数化主义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特色，是这项职业的核心动力。在2008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著名的伦敦扎哈·哈迪德事务所理事帕特里克·舒马赫，发表了名为“参数化主义宣言”（Parametricism Manifesto）的文章，他宣称“参数化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以来最伟大的新的建筑风格”。舒马赫表示，正是得益于计算机，不久，建筑的结构将由“辐射波、层流和螺旋涡”构成，就像“流动的液体”，“建筑群”将“在景观中流淌”，和“动态的人类身体”相呼应。
不管这种和谐的建筑群落是否能够成为现实，对参数设计的争议确实引发了人们对CAD问世以来建筑行业发展状况的自我反思。从一开始，人们就对设计软件的热潮心怀疑虑和担忧。许多世界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学者都警告称，过度依赖计算机会限制设计者的视野，造成技能和创造性的退化。伦佐·皮亚诺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计算机已经成为建筑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他也担心，设计师交给软件完成的任务太多了。虽然自动化可以让建筑师快速地制作出精确、完整的3D设计，但是，机器的高速和精确性也会缩短麻烦、费力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通常会带来最具启发的、最有意义的设计。屏幕上显示的设计作品具有一定的魅力，但这种魅力可能只是个假象。皮亚诺表示：“你知道，计算机越来越聪明，这有点像钢琴，你按一个键，它就会演奏出恰恰和伦巴的曲子。你可能弹得很糟糕，但你觉得自己仿佛是个优秀的钢琴家。这一点在当今的建筑领域也同样适用。你可能发现，按个按钮你就能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建筑并不只是想象，有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计算机的缺点就在于它让所有事情都发展得太快了。”建筑师兼评论家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虽然赞扬技术的大飞跃，认为技术改变了职业，但是，雷布琴斯基认为“计算机强大的生产力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敲击键盘的时间越多，思考的时间就越少”。
设计师的忧虑
建筑师总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在CAD出现之前，建筑师的艺术源泉是绘画。徒手画的草图同计算机渲染的图画类似，两者都具有明显的交流功能。绘画为建筑赋予了强烈的视觉性，可以用于同客户或同事分享设计创意。但是绘图不只是表达想法的方式，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派建筑师理查德·麦科马克表示：“我无法想象，除了绘画，我还剩什么。我把绘画作为批判和发现的过程。”绘图在抽象思维和有形事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著名的建筑师兼产品设计师迈克尔·格雷夫斯解释说：“绘图不仅仅是最终产物，也是建筑设计思维过程的一部分。”“绘图体现了思维、眼睛和双手之间的互动。”哲学家唐纳德·舍恩说得再好不过了：建筑师同他的绘画作品进行“反省对话”，这一对话也具有物质性，也是同建筑材料的交流。双手、双眼和思维来来回回地相互给予和索取，最后形成了某种想法，创意的火花开始慢慢从想象领域进入这个世界。
有经验的建筑师拥有一种直觉，他们认为草图在创意思维中处于中心地位。这种直觉是通过对绘图的认知基础和影响进行研究后得来的。纸版草图能扩展工作记忆能力，有助于建筑师牢记各种不同的设计选择和变化。同时，绘图是一项身体活动，需要强大的视觉关注点和谨慎从容的肌肉活动，这也有助于长期记忆的形成。在尝试新的设计方案时，绘图可以帮助建筑师回忆之前绘制的草图，想起草图背后的创意。格雷夫斯解释说：“绘图的时候，我会记住所绘的内容，它会不断提醒我最初要通过绘画记录的想法。”通过绘图，建筑师可以在不同细节和不同抽象概念之间快速转换，同时从多个角度思考设计方案，并从整体上权衡设计细节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英国设计学者奈杰尔·克罗斯在他的《设计师式认知方式》（Designerly Ways of Knowing）一书中写道，通过绘图，建筑师不仅可以实现最终设计，还能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草图既绘制出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又融合了数字、符号和文字，设计师将他对设计问题的理解同可能的解决方案联系起来。绘制草图既能探索问题空间，也能一并拓展解空间。”克罗斯总结道，在天才建筑师手里，画板成了“智慧的放大器”。
绘图更应该算作是一种手动思考方式。它同大脑具有相同的感知能力，对双手和大脑都具有依赖性。绘制草图就像打开思维中存储着隐性知识的密室，这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是艺术创造的关键，仅通过深思熟虑是很难完成的。舍恩表示，“设计知识主要是隐性的，要在行动中获取”。设计师“能（或只能）通过实践出真知”。虽然使用软件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设计也是一种实践行为，实际上却大不相同，软件设计更侧重工作的条理性——对建筑的功能要求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探寻不同的建筑元素之间的最佳组合。计算机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工具中的工具”，它降低了手的参与度，限制了任务的物质性，使得建筑师的感知域变得狭窄。舍恩表示，CAD软件输出的内容是“符号化的、程序化的”，替代了笔尖或碳棒画出来的简单、具体的形象，“同真实的设计相比，可能会不够完整、不够充分”。GPS屏幕没有为因纽特猎人带来大量的感官信号，反而弱化了猎人的技能，让他们在北极迷失了方向。CAD软件也是如此，它限制了建筑师对作品物质性的感知和理解。世界倒退了。
2012年，耶鲁大学建筑学院举办了名为“绘图消亡了吗？”的研讨会。这个主题言简意明，反映了人们日渐加剧的担忧：计算机会淘汰建筑师手绘草稿的能力。许多建筑师认为，从画板到屏幕的过渡使他们丧失了创造力和冒险性。正是由于屏幕渲染的精确性和完整度，在电脑前工作时，设计师的视觉和认知很可能都被局限在设计的初期阶段。手工绘图具有试探性和模糊性，会带来很多具有启发意义和探索性的乐趣，但是使用计算机以后，设计师就无法体会这种乐趣了。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不成熟的定位”，其产生原因在于：“一旦CAD模型快速融合了大量细节和连通性，设计就会一成不变。”依靠计算机的设计师，也有可能牺牲表达性，而侧重条理性实验。迈克尔·格雷夫斯表示，CAD软件弱化了建筑师“同作品的个人情感联系”，其制作出来的设计“虽然具有自己特有的复杂性和趣味性”，通常也会“缺少手绘设计的情感色彩”。
2009年，芬兰著名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马出版了《思考的双手》（The Thinking Hand）一书，这本书极具说服力，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帕拉斯马认为，人们越来越依赖计算机，设计师很难想象出建筑的人类特性——设计方法同建筑建成后人类的居住方式相同。然而，手绘草图和手工制作模型“设计的建筑具有相同的物态——设计材料和表现形式”，计算机操作和图像只存在于“数学化的、抽象的非物质世界里”。帕拉斯马认为，“计算机图像的精准度具有虚假性，并且存在明显的局限”，会妨碍建筑师的美学感受，导致最后的设计虽具有炫目的技术，但情感贫瘠。帕拉斯马指出，用钢笔或铅笔绘图时，“手沿着物体的轮廓、形状和图案移动”，但若是用软件处理模拟图像，则“通常需要从给定的符号里选出不同的线条，这样就无法同物体产生触觉或情感的联系”。
关于使用计算机进行设计的问题，人们仍将争论不休，正反双方都会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和论证。设计软件也将继续发展，可能会解决现在数字工具存在的某些局限性。但是无论未来会怎样，建筑师和其他设计师的经历都已经证明，计算机不会成为毫无影响的中立工具。无论如何，它都会影响人们工作和思考的方式。软件有其特定的程序，可以简化某些工作，也可以加大一些工作的难度，而程序的使用者将渐渐适应软件的这些例行程序。机器的功能限定了工作的特点、目标和评判标准。只要设计师或艺术家（或其他人，在这一点上）对程序产生依赖性，就会对程序编写者形成先入之见。这时，她（他）重视软件已有的功能，并认为软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是不重要的、不相关的，或者直接认为软件是无所不能的。如果她（他）不能适应软件，就很有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除了程序特征以外，工作从人类世界向计算机屏幕的过渡也表明，人类的认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强调抽象性，而轻视物质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不断增强；人类的感知能力却逐渐下降。精确度和清晰性战胜了尝试性和模糊性。Arch11是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一家小型建筑事务所，其创立者E·J·米德高度赞扬了设计软件的高效率。但同时，米德也担心流行软件（如Revit和SketchUp）的规范性太强。设计师只需要输入墙、地面或其他表面的数据，点击一下按钮，软件就能生成所有的细节，自动绘制出每一块面板、混凝土块、瓷砖，还有各种支撑物、保温隔热、砂浆、灰浆等。米德认为，建筑师的工作和思考方式最终会趋同，他们设计的建筑物也不再会有什么新奇之处。他曾说：“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杂志时，你仿佛看到了每一位建筑师的双手。”现在，你看到的则是软件的功能，“你能从最终的设计作品中看到软件技术的痕迹”。
同医疗领域的人类同胞一样，许多有经验的设计师对此非常担忧。他们认为，人们对自动化工具和程序的依赖越来越严重，这样一来，学生和年轻的设计师就很难领略到建筑的精妙之处。迈阿密大学的建筑学教授雅各布·布里哈尔特认为，软件（例如Revit）会提供一些设计捷径，这会侵蚀设计师的“学习过程”。依靠软件填写设计细节，指定建筑材料，“只会导致乏味的、懒惰的、平庸的设计，缺少智慧、想象力和情感”。布里哈尔特还指出，同医生的经历一样，建筑界正在蔓延一种“剪切粘贴”文化，年轻的建筑师“从办公室的服务器上找到以往设计项目的细节信息、正面图和墙剖面图，将它们组合起来”。学习和获得知识之间的关系正逐步瓦解。
创意性职业面临着危险，设计师和艺术家被计算机超人的速度、精确性和效率所迷惑，最终，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动化是最佳创作方式。面对软件强加给他们的交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这条道路上，他们一路下滑，毫无抵抗。如果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抵抗或摩擦，也许都会让他们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肉体中的思维
政治科学家兼摩托车机械师马修·克劳福德曾说过：“如果要真正了解鞋带，你就得自己去绑鞋带。”这个例子非常简单，却体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2009年，克劳福德出版了《塑造灵魂的手艺课》（Shop Class as Soulcraft），书中提到：“如果思维和行动是相连的，那么要完全了解这个世界，理智点儿来说，就应该依靠切实的行动。”克劳福德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理论，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能获得的最深层的理解“不只是感性认知，而是操作、使用和处理事物，这些行为具有自己的‘知识’”。
我们可能会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不同的，或者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我承认在本书的前几章里我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但这只是人们自以为是的论断，毫无意义。所有的工作都是知识工作。木匠和保险精算师的大脑思维一样，富有生气且忙碌。建筑师对身体和感官的依赖程度同猎人一样。其他动物遵循的原理对人类也适用：思维不是封装在我们的头颅里，而是遍布全身。我们不只用大脑思考，也通过眼睛、耳朵、鼻子、嘴、四肢和躯干进行思考。并且，当我们使用工具扩展能力范围时，也可以借助工具进行思考。美国哲学家、社会改革者约翰·杜威在1916年发表言论称：“思考或获取知识的过程同不切实际的空想不同，通常需要借助双手、双脚以及各类设备和装置，同我们大脑内部的变化一样重要。”行动即是思考，思考即为行动。
我们的希望将大脑的思考从身体活动中剥离开来，这表明，笛卡儿的二元论仍然影响着我们。对思维进行研究时，我们会在大脑内部的灰质区内快速定位思维和我们自己，把身体的其他部分看作支持生命的机械系统，保持神经回路的正常运转。笛卡儿和柏拉图等先贤哲学家只是对二元论进行了猜想，但思维和身体相互分离、独立运转的理论确实对人类意识产生了副作用。虽然在无意识的阴影下，思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但我们只能从有意识思维开启的那一扇小而明亮的窗户，窥见思维的运作。并且，我们的意识一口咬定，它同身体是分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