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当局的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在
爱丁堡的学者……在国际遗传学大会会场上、在大会休息室里公开
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
苏联遗传学的命运深表关注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
席的座位从始到终都示威性地空着。
对于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国际学术界不可能袖手旁观。
1932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已经议决：下
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将于1937年 8月在莫斯科举行，并公推瓦维
洛夫为下一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主席，全权负责筹备工作。这既意
味着苏联的遗传学成就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同时也是瓦维洛夫
所享有的世界性声誉的无可辩驳的说明。事实上，国际学术界主要是
根据瓦维洛夫的成就来判断苏联遗传学的水平的；国际学术界与苏联
遗传学界的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与瓦维洛夫的联系来实现的。瓦维洛
夫遗传中心定律、瓦维洛夫关于野生植物培育的理论，都首先发表在
英国的学术刊物上；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格尔曼·米勒，英
国遗传学大师威廉·贝特森，还有英国遗传学家西里尔·达灵顿、英
国农学家丹尼尔·霍尔……都和瓦维洛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瓦维洛
夫的朋友遍天下，正是在瓦维洛夫的国外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1932
－1940年，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植物品种收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仅高粱一种就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样本；来自世界各地的小麦、蔬菜、
果树等等植物的种子，其数目更是数以万计，从而使全苏作物栽培研
究所成了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机构中植物品种收藏最丰富的研究机构。
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激烈冲突中，国际学术界旗帜
鲜明地站在瓦维洛夫一边，给了瓦维洛夫以最大限度的声援。1936年，
当没有一项由瓦维洛夫所主持的工作不遭到他的对手的辱骂时，德国
的保罗·帕莱出版公司却向苏联政府申请翻译出版瓦维洛夫的三卷本
巨著——《作物育种学的理论基础》——的许可……。
但是，瓦维洛夫在国际学术界所拥有的地位和他与国际学术界的
广泛联系，却是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所不能容忍的。瓦
维洛夫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因此开始被一次一次地切断。也是在1936
年，刚刚选举瓦维洛夫为自己的院士的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三次
邀请瓦维洛夫去布尔诺讲课，瓦维洛夫一再请求当局准予他应邀前往，
但都被当局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由瓦维洛夫主持的、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届
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也就不能不和瓦维洛夫一样遭遇不测了。
就学理层面而言，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苏联当局应该是乐观其
成——将充分展示苏联遗传学成就的这次盛会，无疑有助于改善苏联
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在这次盛会筹备之初，苏联当局也确曾表示竭
诚欢迎。但当筹备工作即将大功告成之时，当世界各地的1700名遗传
学家来信表示与会时，苏联当局的态度却突然变得暧昧起来。瓦维洛
夫对这次盛会本来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在他的想象中，当局不可能拒
绝这样的盛会；而这次盛会一旦如期在苏联召开，以他为旗帜的苏联
经典遗传学派一旦成功地主持了这次盛会，信守经典遗传学的国际遗
传学精英一旦汇聚莫斯科，那么，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实力、声望都
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苏联经典遗传学派将可以借此重整旗鼓，苏
联经典遗传学派与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的实力对比将可能发生根本
变化。但瓦维洛夫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恰恰是基于他所预见的那些
后果，苏联当局和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对这次国际学术界盛会愈来
愈深怀恐惧。1936年年底，瓦维洛夫在权威的《消息报》上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文章，说：“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尤其是象遗传学这样的科
学前沿部门的代表大会，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标志……。应当表现
出组织国际科学大会的能力。应当表现出苏联科学所处的高水平”。
倒是瓦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清醒一些，他们了解瓦维洛夫的处境，出于
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担忧，当然也是出于对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
大会的命运的关心，他们纷纷给苏联当局去信，恳请苏联当局对瓦维
洛夫的筹备工作予以支持，使大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一度模棱两可的苏联当局终于再没法模棱两可了。大会法定召开
日期的前三个月，莫洛托夫突然下令，筹备工作完全停止——因为苏
联当局已确定禁止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与此同时，
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接到了苏联组织委员会的一封信，
根据瓦维洛夫授意发出的这封信，言辞婉转地请求国际遗传学代表大
会常设委员会：将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推迟到1938年 8月举行。
另一封由苏联十二位知名遗传学家联名发出的信则向国际遗传学代表
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言之凿凿地担保：1938年 8月的国际遗传学代表
大会必将成功！
很明显，大局已定，但瓦维洛夫和他以往在面临绝境时一样，仍
然抱有幻想，他幻想通过推迟大会的召开，给自己一点回旋余地，使
自己有时间吁请当局改变决策，从而使莫斯科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能
够起死回生。但也与往常一样，苏联当局毫无通融余地，为了彻底击
溃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这个纯粹虚构的敌人，苏
联当局甚至完全不顾自我形象，不惜与整个国际学术界为敌——这是
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的。瓦维洛夫的幻想又一次化为泡影。
苏联当局在国际社会中改善自我形象的一个大好机会就这样坐失
了，瓦维洛夫和他所代表的苏联经典遗传学派的一次转机也因之坐失
了。结果，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表大会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英国的
爱丁堡召开。而且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没能与会——苏联当局
仍然不允许他走出国境半步！许多年过去后，瓦维洛夫已经不在人世
了。这时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事们才得到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代
表大会的报告集，读到了大会中间那些痛苦的声音。“你们请我担任
瓦维洛夫院士本可使它熠熠生辉的角色，”主持这次大会的英国遗传
学家克鲁声明说：“你们把他的长袍穿在我的没有期待过的双肩上。
如果我穿着它还不显得笨拙的话，那你们不应该忘记：这件长袍是为
一个更了不起的人缝制的。”
苏联当局的这些断然举措，激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愤怒。聚集
在爱丁堡的各国学者在会场上、在休息室里公开议论苏联当局对瓦维
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政治迫害，对瓦维洛夫和苏联遗传学的命运表示
极大的关切和忧虑；指定为瓦维洛夫专有的大会主席的座位从始到终
都示威性地空着。那些在苏联工作因而身临其境的外国专家对当局在
瓦维洛夫问题和遗传学问题上所表现的专横更是无法容忍。
第一个忍受不了的外国专家是格尔曼·米勒。米勒出生于纽约，
青年时代他就决定以遗传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为此在升学时选择了
生物系。由于他在专业上的突出成绩，很快就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
讲师。如果说德·弗里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遗传学家的注意力引到对
突变的实验研究方面的科学家，那么米勒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用
果蝇来系统地研究突变现象的科学家。1927年，米勒宣布Ｘ射线是强
有力的基因突变剂。当其他遗传学家还只能被限制在实验群落中所出
现的少量自然突变体上时，米勒在短时间内就能人工产生出几百个突
变体。他发现这些突变体的绝大部分“在遗传上是稳定的，并且其中
大多数都以一种典型的孟德尔染色体突变基因的方式进行活动，这种
突变基因在有机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报告迅速被斯塔特勒所证
实，斯塔特勒发现，用Ｘ射线对大麦种子进行照射可诱导突变。米勒
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人工诱变之父”的美誉，并使他
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在政治上米勒一度非常左倾，为此冲破了重重
阻隔，于1932年抵达他无限向往的红都，在瓦维洛夫旗下的苏联科学
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苏联的第一个人工诱变实验室，从而推
动了苏联遗传学一个新领域的发展。米勒与瓦维洛夫的关系非同寻常
——摩尔根是从贝特森手中接下孟德尔衣钵的，而瓦维洛夫和米勒则
分别是贝特森和摩尔根的嫡传弟子，所以他俩本来就是师兄师弟。苏
联讲学期间，米勒与瓦维洛夫过从更密，结下了深厚友谊。无怪乎直
到晚年米勒仍然声称：“我始终高度赞扬瓦维洛夫，并爱戴他”。正
因为他与瓦维洛夫非同寻常的交情，虽然他是共产党员——美国共产
党党员，而且到苏联后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列宁研究专刊上
发表过几篇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的文章。但他最终还
是不为苏联当局所容，只能拂袖而去。他没有想到，他的离去使他所
爱戴的瓦维洛夫的处境更加艰难——瓦维洛夫的对手们趁机提出了新
的指控，尽管米勒离开苏联后仍在为他的信仰而奋斗，却被定性为敌
对分子。一盆盆脏水向他和瓦维洛夫泼去，说瓦维洛夫所信任和重用
的人竟然对社会主义苏联怀有敌意，这位反动的遗传学家的逃跑，是
资产阶级遗传学在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无可争议的成就面前
的退却。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会议室里，研究人员们被迫对他们
从前的战友格尔曼·米勒进行缺席审判。在口诛笔伐之后，一位与会
者高声宣读了寄自西班牙的信——信是米勒写来的。当苏联同行们对
米勒进行缺席审判时，国际纵队成员格尔曼·格尔马诺维奇（米勒给
自己起的俄国名字）正在马德里浴血奋战。他在战斗的间隙致函他的
苏联同行和苏联当局，恳请把苏联遗传学的争论推迟到完全战胜法西
斯之后——“现在主要的任务是保卫马德里！”
象米勒这样本来热爱苏联却最终告别了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在
三、四十年代实在是所在多有。三、四十年代正是西方社会病最严重
的时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德国法西斯一党专政的确立，
都使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深感失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
的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当时他们并不清楚铁幕背后的东西，发生
在乌克兰的可怕的饥荒，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几十万所谓“富农”的
残酷迫害，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血腥镇压……所有这
些他们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看来，苏联是一片净土，是社会主义天堂。
同情乃至赞美苏联，在西方知识界也就成了时髦。在这方面，瓦维洛
夫的另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西德尼·哈兰德颇具代表性。
“哈兰德博士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遗传学家，他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
精通植物的进化和管理”--在阿塞拜疆小城冈察的棉花研究所，瓦维
洛夫这样向他的苏联同行介绍说。这是1933年9月21日的事。 两位遗
传学家，一个美国人，一个苏联人，他们一起乘火车、汽车，经南乌
克兰、北高加索和库班，千里迢迢地来到冈察。这天他们在研究所的
试验地里度过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办公室，给阿塞拜疆
的学者们讲演。
阿塞拜疆的学者们一个个正襟危坐，打开本子准备作笔记；瓦维
洛夫准备翻译。大家都以为哈兰德教授会给他们作一个精彩的学术报
告。谁也没料到，哈兰德教授谈的却是另一个话题。哈兰德本来正在
病中，此时他却一扫仆仆风尘和满脸病容，精神抖擞地面对他的苏联
同行：
同志们：
就象你们一样，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无产者。我认为，资本主
义在总体上说是文明的敌人。我已经访问了苏联的许多研究所，苏联
研究人员的年轻使我惊讶。在英国的实验室里，65－80岁的老家伙占
多数，大多数是用不着讲话的听而不闻的人：他们不会领悟你在讲些
什么，他们失去了对新思想的敏感。而你们年轻，充满了激情。我很
高兴和你们在一起。
但哈兰德的这一信念没能持久。持久的只是他与瓦维洛夫从那时
起开始的深厚的友谊。在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甚至这样说：“我是
瓦维洛夫的朋友，大概是瓦维洛夫在苏联国界外最好的朋友。”
在所有这些学者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应该是保加利亚学者顿乔
·科斯托夫。1932年4月， 科斯托夫从伊斯坦布尔乘船抵达敖德萨。
他来苏联寻找庇护所，因为无论在祖国，还是在危机重重的欧洲，他，
一个遗传学家都无事可做，不得不秘密离开索非亚，途经土耳其赴苏：
君主专制的保加利亚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一个月，瓦维洛
夫在介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这位未来的成员时，高度评价说：“科斯
托夫教授的著作表明，他在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方面都有着高深
的见解。他通过实验，成功地对烟草的一些品种进行了综合……。应
当明确地指出，他的工作的这一方面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示
出借助于远缘杂交可以获得新种的途径。”
当时的苏联是热切地期盼着这位怀才不遇的保加利亚学者的。尽
管如此，这位保加利亚学者的到来仍不免狼狈之极。科斯托夫既不了
解苏联又不懂俄语，所以他踏上苏联土地时惴惴不安、顾虑重重。后
来，科斯托夫在火车站又没有找到通往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方向的公
共汽车。那天正好下着大雨，一条四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科斯托
夫是步行走过的。到达作物栽培研究所时，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落汤鸡，
冷得浑身哆嗦。在前厅的存衣室旁边，他看到了纷纷攘攘的人群，但
他不认识他要找的瓦维洛夫。看门人指给他看：“喏，背对着你的那
位就是”。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转过身来：于是科斯托夫看到了一双深
棕色的、凝神专注的眼睛。那是瓦维洛夫的眼睛。瓦维洛夫听说站在
自己面前的就是科斯托夫，马上张开了双臂……俩人象老熟人那样手
挽着手地走进了大厅，再走上主席台。科斯托夫与瓦维洛夫的友谊就
从这一刻开始，持续终生。初次会面结束后，瓦维洛夫本来要安排科
斯托夫到招待所去住，但当他发现客人有些惶惶然时，当即改变主意，
邀请科斯托夫到自己家里，俩人朝夕相处了好几天，直到瓦维洛夫为
科斯托夫分配了一套很好的房间。
科斯托夫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如鱼得水，他不断取得的成果，
使他很快摘取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桂冠。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瓦
维洛夫的失势，与瓦维洛夫有着深厚友谊的科斯托夫愈来愈不安其位。
“我实在受不了！”终于有一天，科斯托夫这样告诉瓦维洛夫。瓦维
洛夫获知，他的又一位外国同行将要与他分别。瓦维洛夫和往常遇到
这种情形时一样地强装笑脸，认可了科斯托夫的选择。在莫斯科火车
站上，科斯托夫听到的瓦维洛夫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将不再能共事了。但我会时常想念着你们。希望不久之后我们就
能见面。”
但他们终于没有能够再见一面——保加利亚学术界后来向瓦维洛
夫盛情相邀，却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拒绝。战后，科斯托夫特意故
地重游。当他和他从前的苏联同事谈到瓦维洛夫——这时已不在人世
的瓦维洛夫——时，一件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人到中年
的、刚强的科斯托夫，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那白发苍苍的头埋
在双手之中，无声地长时间地哭泣起来……。
李森科：你不服从我，而这就意味着整个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都
不服从我……现在我要说，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
去……我必须依靠别人，采取另一条路线，即行政上服从我的路线。
摊牌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以下是一次会议谈话的摘要：
李森科：我根据你所写的东西理解到，你同你的老师贝特森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