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多么奇特的告密大军啊！它的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
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知识的富有并不等于人格的高尚！知识的
富有并不一定能够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软弱！知识的富有未见得能够拯
救人的心灵！瓦维洛夫固然是被当局打入地狱的，但如果没有那些犹
大教授、犹大博士的助桀为虐，当局的政治迫害怎么可能那样的得心
应手、那样的肆无忌惮！就这个意义又何尝不可以说：瓦维洛夫实际
上是政治强权和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
“您是作为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而
被捕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不，不承认。我从来不是间谍和反苏破坏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我始终忠诚地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而工作。”
这些对话是在1940年8月12日， 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
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侦察处副处长、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
·格里戈利耶维奇·赫瓦特与他的受审对象瓦维洛夫院士之间进行的。
在铁窗下，瓦维洛夫度过了整整1700个小时。
和几乎所有的苏联“国事犯”一样，瓦维洛夫也不能不以血肉之躯
去感受“无产阶级专政”——他受尽了各种刑罚的折磨。苏联美术协会
会员格里戈利·格里戈利耶维奇·菲利波夫斯基曾目击当时瓦维洛夫的
惨状。1941年春天，菲利波夫斯基也被打成专政对象，呆在一座古老监
狱的第二层的第27号囚室里。原来关押25名犯人的囚室，现在关押了200
多名犯人。没有一块空地，小小的通风窗几乎不透空气，拥挤和闷热的
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犯人的面孔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有人被拉
出去枪毙，不断地有新犯人关进来。但有些犯人在这间囚室呆的时间特
别长。如内战时期的骁将科热夫尼科夫、苏联主力舰的设计师布热津斯
基、蒙切戈尔斯克采矿联合企业创始人马尼扬等名流。小小囚室真是卧
虎藏龙。菲利波夫斯基被推进囚室时，从阴沉的光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
人身陷囹圄却仍然气定神闲，不失大家气度——他就是瓦维洛夫院士。
院士刚刚从夜间审讯室里回来；受审时，侦查员让他连续站了十多个小
时。院士的脸是浮肿的，象一个心脏病人。双足因为长时间地站立，也
肿得厉害，而且青紫斑斑。每天夜里，院士都要被带去受审，拂晓时，
看守把他拖回来，扔在门边。这时院士已经站立不住了，只好拖着双腿
爬到自己的铺板上，难友好不容易才从他肿胀得象紫茄子似的脚上脱下
鞋来，而他就靠背支撑着，半坐在木板床上。根据档案记载，在狱中的
1700个小时中，瓦维洛夫院士一共被这样提审了400次！
15年后，关于瓦维洛夫的侦察案卷终于公诸于世。直到这时人们才
发现，苏联安全机关对瓦维洛夫的兴趣由来已久——还在1931年，即当
局对瓦维洛夫推崇备至之时，瓦维洛夫正处于一生中的巅峰之时，他就
已经在苏联安全机关的“关照”之下了。这年瓦维洛夫刚刚创建了全苏
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全苏抗旱工作会议，组织了苏联地理学会，从美国
运回了苏联急需的大量栽培作物。而与此同时，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
第268615号秘密卷宗，就已经放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保险柜里了。
当瓦维洛夫在研究极地和沙漠地区的农业问题时，当瓦维洛夫在国际会
议上作学术报告时，有关他的第268615号卷宗却在悄悄地加厚，扩散出
一个又一个新的“病灶”。到瓦维洛夫被捕的那天，为他立的卷宗的数
量已多达十个。
总共十个侦察案卷，是由多少个耳目扫描出来的啊！这些耳目来自
秘密警察方面，毫不足怪；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些耳目竟然也有来自
学术界的。换句话说，瓦维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织成的罗网之中，而告
密者中竟然不乏他的同行——生物学家。
曾在莫斯科农业展览会上公开挖苦瓦维洛夫的亚库什金教授就是这
样的生物学家中的一个。
亚库什金教授供职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是一位著名的十二月党
人的后裔；那位十二月党人，用普希金的话来说，曾“拔出了杀死沙皇
的利剑”。亚库什金教授也拔出了他的利剑，但却不是用来反抗不义，
而是用来行刺自己的同类。他的利剑主要是——告密！
亚库什金教授的个人遭际堪称九曲十八弯。1920年，他因为与苏维
埃政权没有共同语言，而从沃龙涅什跑到克里米亚，后来又试图随撤退
的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一起逃跑。但在最后一分钟，他被人从驶往土耳
其的轮船上推了下来，国外定居的美梦因此化为泡影。他不得不在克里
米亚躲藏起来。直到二十年代末，估计当局已经记不起他这位当年的反
对派了，他这才走出隐居地，到拉莫尼的一个甜菜种植实验站找到了一
份工作。可惜他看错了气候，1930年大逮捕的“第一次浪潮”就把他卷
了进去。在那些年中，当局很喜欢抓农学家、育种学家，让这些“破坏
者”对苏联农业的破产负责。许多无辜的学者有去无回，亚库什金教授
却安然无恙，甚至在出狱时还受到了奖励。多年之后，他这样坦白：“
1931年，我在沃龙涅什被释放后，立即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雇为秘密工
作人员，一直干到1952年11月1日或者是1952年， 才从这种工作中解除
出来。”
但亚库什金教授并不完全是被迫的。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
秘密工作人员，亚库什金教授的主要任务是监视瓦维洛夫院士。他乐于
接受这样的任务。亚库什金教授自信他并非庸才，雄心勃勃，要在苏联
学术界出人头地。学术成就比他领先了十万八千里的瓦维洛夫，因此必
然被他视为天堑。这并不是故意将亚库什金教授漫画化——亚库什金教
授武大郎开店的专长，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无人不知。该学院的一个
研究室，他上任之前本来是人才济济，他上任未久，学术带头人便一个
个地调出，以至于该研究室再找不出一个能超过他的人。既是迎合当局，
也是出于嫉妒心，亚库什金教授把举报瓦维洛夫院士当作了自己的“第
二职业。”“作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工作人员，我经常往总局寄
送侦察告密信，尤其是关于瓦维洛夫院士的。”1955年亚库什金教授这
样对检察长说。第一封这样的告密信是在1931年9月份寄出的。 在这封
长达十页纸的告密信上，亚库什金教授逐条证明。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
是反苏活动的巢穴，而它的所长则是育种和良种繁育领域中反苏活动的
组织者。
亚库什金教授对他的“第二职业”固然是非常“敬业”，但他毕竟
未曾与瓦维洛夫朝夕相处，因而即便是削尖脑袋，也挖不出关于瓦维洛
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这就需要在瓦维洛夫身边安装“窃听器”。
头号“窃听器”非瓦维洛夫的老部属——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引种
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莫属。
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科尔，俗名“科尔”，比瓦维洛夫年长整整
十岁。和亚库什金教授一样，也自命不凡地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因而也对生物学界众望所归的瓦维洛夫充满了妒意。这位老资格的学者
因为学风上的不严肃，总是无法取得能够与他的资历相称的学术成就。
相反，倒是惹来麻烦。还在1924年，科尔就因此常常与瓦维洛夫发生冲
突——瓦维洛夫从遥远的考察地寄回的种子，一旦落到科尔的手上，就
很容易变成一堆废物——不是把种子的标签弄丢了，就是种子因保管不
当而发不出芽来。瓦维洛夫虽然以好脾气而著称，但也无法原谅这种对
事业极不负责的“散仙”风度，多次批评科尔。自视为瓦维洛夫的“老
前辈”的科尔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过失，而是坚信，瓦维洛夫是在小
题大做，是对他这位“老前辈”的“大不敬”。于是恼羞成怒，与瓦维
洛夫展开了几次公开“论战”；但每一次他都占不了便宜。他渴盼着复
仇的机会。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失时机地向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科尔怎么能够忍心放弃呢？便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老上级投井下石。关
于瓦维洛夫日常活动的大量情报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其得来在安全部门而言则纯属
意外。1937年9月3日，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普希金试验站的高级研究员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西多罗夫主动找到国家安全局驻普希金诺城
侦缉员，“我想报告有关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领导（瓦维洛夫、亚历
山德罗夫）的破坏活动的情况，由于这些破坏活动，区分抗病和抗害虫
的农作物品种的工作遭到了失败”。瓦维洛夫所谓的破坏活动当然是捏
造出来的，西罗多夫主动告密的真实原因在于，瓦维洛夫认为这位过去
的研究生业务算不上精通，因而没有为他开设专门的实验室。西罗多夫
的告密信在安全部门看来简直就是至宝，这封告密信因而被作为基本的
揭发材料之一，收入了关于瓦维洛夫的第268615号案卷；西罗多夫本人
也很快升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副所长。五十年代，西罗多夫的这段历
史被曝光，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当然再也容不下他——但是没有关系，
苏共列宁格勒省委马上为他在另外一个研究所谋到了一个相同的职位。
这样做是必须的——如果告密所得终究还是要失去，谁还愿意再向当局
出卖自己的良知呢？
出于同样的原因，瓦维洛夫身边的另一个"窃听器"在真相大白之后，
甚至未曾受到一点点报应。他是生物学博士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
什雷科夫。他的几乎所有同事都能背出他在1938年3月7日写给安全部门
的信。当时，曾经附和斯大林同志卖力地吹捧李森科的苏联农业人民委
员雅可夫列夫以及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鲍曼刚刚被斯大林同志投进大狱。
什雷科夫闻讯，立刻致函安全机关，控告他的顶头上司瓦维洛夫是雅可
夫列夫和鲍曼的同党。他振振有辞地说：
在消灭……雅可夫列夫、鲍曼之前，应当弄清楚，他们在破坏农业
科学的组织、试验站和进行新品种的试验方面干了些什么事情。我愈来
愈确信，这方面也有瓦维洛夫的一份功劳，他是我国作物栽培学领域中
科研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实在是很难想象，复辟资本主义的人们会绕
过瓦维洛夫这样在农艺学（尤其是旧的）的广大人士中有威望的人。我
不认为，瓦维洛夫作为一个以其右倾信念而闻名的人，一个出身于百万
富翁之家的人，会不参加他们的组织。
控告信通篇都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但有没有事实根据对当
局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封控告信被毫无保留地作为起诉材料，也收
入了第268615号案卷。什雷科夫为此深感自豪，在朋友们面前禁不住吹
牛：“啊哈，是我把瓦维洛夫送进大牢的！”象这样的犹大，在斯大林
时代结束之后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他仍领导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
的一个研究室直到垂暮之年。
并非所有的告密者都是象亚库什金教授、西罗多夫研究员和什雷科
夫博士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小丑。甚至于善良的知识女性，也要被
当局强迫加入“犹大”队伍，细胞遗传学专家叶连娜·卡尔洛夫娜·爱
梅博士就是“女犹大”中的一员。爱梅博士一时冲动，把她的几篇学术
论文寄给了几家境外学术刊物；还有人举报，她曾经与外国学者谈过话。
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足以使那些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
消失得无影无踪。爱梅博士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奇迹般地生还。其实并
没有什么奇迹发生，她之所以安然无恙，唯一的原因是当当局以暂不追
究她的“里通外国”之罪为条件要挟她定期密告瓦维洛夫的言行时，她
签字认可了。爱梅博士监视瓦维洛夫实在是太方便了——她与瓦维洛夫
的妻子亲如姐妹，常常去瓦维洛夫家玩。但善良的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折
磨着爱梅博士。在垂危之际，她终于向她的家人含泪自白：多年来她在
当局的胁迫下不断地作伪证，陷害她最敬爱的导师瓦维洛夫。
这是一支多么奇特的告密大军啊！它的成员的平均文化程度之高，
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知识的富有并不等于人格的高尚，知识的富
有并不一定能够克服人性的卑劣和软弱！知识的富有未见得能够拯救人
的心灵！瓦维洛夫固然是被当局打入地狱的，但如果没有那些犹大教授、
犹大博士助桀为虐，当局的政治迫害怎么可能那样的得心应手、那样的
肆无忌惮！就这个意义又何尝不可以说：瓦维洛夫实际上是政治强权和
文化败类合谋的牺牲品！
凡是对待敌人所能采取的手段，无论多么的残忍，赫瓦特上尉都不
愿意错过尝试的机会。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施刑对象是苏联生物学界、
苏联农学界、苏联遗传学界的首席科学家，是堂堂苏联科学院、苏联农
业科学院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算得了什么？两院院士算得了什么？在
赫瓦特上尉看来，他虽然不过是区区上尉，但他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
高于一切！
1937－1938年，针对瓦维洛夫的告密达到了高潮。但当局并不满足，
侦骑四出，广为收集和伪造给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须的“罪犯”供词。内
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省管理局局长，一个名叫斯特罗明的人在这方面
表现得尤为突出。1937年7月，斯特罗明审讯著名农学家图莱科夫院士。
图莱科夫与瓦维洛夫私交甚厚，起初还不肯认可那些子虚乌有的瓦维洛
夫的所谓“犯罪事实”。但在被打得血肉模糊之后，终于有求必应，在
对瓦维洛夫的毫无道理的指控上签了字。图莱科夫“揭露”瓦维洛夫和
布哈林的联系，甚至是与保皇党人的联系。几个月之后，斯特罗明局长
又接到新的命令：仅仅把瓦维洛夫打成布哈林分子和保皇党人还不够，
对瓦维洛夫的指控还必须升级。于是局长大人的审讯对象便都招认，瓦
维洛夫院士的反革命活动最集中的表现无疑是反对“米丘林生物学”及
其旗手李森科。“以瓦维洛夫、科利佐夫、迈斯特、康斯坦丁诺夫、利
西岑、谢列布罗夫斯基为首的科学院（即全苏农业科学院——引者注）
的著名院士的重大核心集团积极反对李森科的有关春化法和品种内杂交
的革命理论……”。1937年11月27日，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干旱研究
所所长鲁道夫·达维德在受审时供称，“对我来说已经十分清楚的是，
在我所列举的一组院士的发言中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路线为基础：一个统
一的反苏组织把他们无条件地联合在……我想检验自己的猜想是否准确，
就直接向迈斯特院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迈斯特院士在和我的谈话中
证实，有一个院士小组在攻击李森科和威廉斯，这个小组加入了右倾托
洛茨基组织……”。如此一来，瓦维洛夫也就不单单是一个“持不同政
见者”，瓦维洛夫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瓦维洛夫受颠
覆组织——“右倾托洛茨基中心”——遥控。瓦维洛夫犯下的也就是所
谓“颠覆罪”。这样的定性倒不是斯特罗明局长的发明，而是决策层制
造出来的，通过组织手段扩散出去的。此类供词，在萨拉托夫是从全苏
农业科学院院士迈斯特院士、在莫斯科是从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盖斯特、
在列宁格勒是从省农业管理局局长瑙莫夫那里取得的。取得供词的手段
则是千篇一律：严刑拷打！
到了1937年底，告密材料和“罪犯”供词已收罗完毕。瓦维洛夫院
士的“罪行”已再清楚不过了。各种侦察报告雪片般的涌进全苏作物栽
培研究所所长的侦察案卷。其中一卷于1938年12月编为第300669号；为
充分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在遗传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案卷名就干脆题为“遗传学”。所有这些案卷的主题莫不是：苏联首席
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如何不仅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而且在整个苏联学
术界，把有反苏情绪的科学家联合在自己周围；这个以瓦维洛夫为首的
反革命集团捍卫资产阶级反动的种族理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而
与“米丘林生物科学”及其传人李森科院士对抗，费尽心机损害李森科
院士在苏联学术界的崇高威望。1939年初，即在斯大林同志和李森科双
双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之后不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科
布洛夫显然是根据上级授意，作了一个《关于反动学者反对特·杰·李
森科院士的斗争》的专门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科布洛夫总结了多年监
控瓦维洛夫的行动，并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苏联科学界的泰斗。报告断言：
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科夫院士与瓦维洛夫是同党——这位普里亚
尼科夫，竭力排斥李森科对苏联遗传学的领导，千方百计贬低李森科院
士的伟大成就。其他如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罗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克
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尔别利等等，都被报告指为反李森
科同盟的干将。这个报告实际上是一次最高级别会谈的结晶。克里姆林
宫的这次最高级别会谈，是在火药味充斥的氛围中进行的。李森科向斯
大林同志汇报了他在苏联苏联遗传学领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努力，
揭发了瓦维洛夫一派的破坏活动——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苏联农
业、针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活动。李森科是个很好的演员，在需要的
时候，他可以完全进入角色，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情绪。这次汇报便
是如此。斯大林同志被感动了，当场表了态。斯大林同志的表态促使内
务人民委员部迅速作出“组织结论”，采取坚决措施以制止苏联学术界
尤其是遗传学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状态。瓦维洛夫的命运在这时就已
经拍板了，只不过是国际方面的原因把逮捕推迟了几个月。
所谓国际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在苏格兰召开的第七届国际遗传学家
代表大会。大会主席能否如期出席的话题会前国际传媒已经炒得沸沸扬
扬。同时从美国、从英国、从世界各地，敦劝瓦维洛夫出席大会的函件
雪片般的向瓦维洛夫飞来。苏联当局绝对不可能批准瓦维洛夫与会；但
在瓦维洛夫成为国际传媒报道的热点人物时，不惜在国际上引致轩然大
波而对瓦维洛夫下手，这样莽撞的事当局暂时还不会干。国际遗传学代
表大会闭幕后，瓦维洛夫话题在国外渐渐冷却，这时当局就再也按捺不
住了。1940年7月，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接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
员部的公函，公函通篇都是谈苏联生物学尤其是苏联生物学首席学者瓦
维洛夫的现状。公函通报说，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在任命特·杰·李
森科院士为农业科学院院长后，尼·瓦维洛夫及其资产阶级经典遗传学
派就在组织一场针对李森科院士的系统的破坏运动。因此，必须对尼·
瓦维洛夫采取行动，亦即逮捕尼·瓦维洛夫。但与李森科－列津特轴心
对瓦维洛夫的指控不同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公函没有给瓦维洛夫罗列
诸如反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帮凶、帝国主义间谍等等罪名，
而是直言不讳地说，瓦维洛夫的主要罪状在于反对李森科学派；实际上
也就是确认了瓦维洛夫案件的文字狱性质。瓦维洛夫案件的文字狱性质
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表达得尤为露骨，该文件声称：
兹查明：为了推翻苏联学者李森科和米丘林提出的春化法和遗传学
方面的新理论，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室，根据瓦维洛夫提
出的任务，进行了破坏李森科和米丘林所提出的理论的威信的专门工作
……。瓦维洛夫推行的分明是敌对的理论，以此来进行反对李森科、齐
钦和米丘林的对苏联农业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和著作。
但文字狱性质是只能内部认定而切不可外传的。在公开场合，对瓦
维洛夫的惩处和对所有当局所不喜欢的无辜苏联公民的惩处一样，必须
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这就需要从法律程序上认定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公函中未曾提及但却早已由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强加的诸如反马克
思主义、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帮凶、帝国主义间谍总而言之从事颠覆苏
维埃政权的地下活动这样一些十恶不赦的罪名，亦即从法律程序上认定
瓦维洛夫是“人民公敌”。
这个任务，当局交给国家安全上尉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赫
瓦特来完成。便有了本节起头的那一幕。
在狱中的1700个小时中，瓦维洛夫被提审了400次； 这也就是说，
平均每四个来小时，瓦维洛夫就要被提审一次；而每次的提审时间一般
都长达数小时，这也就是说，瓦维洛夫的狱中岁月，基本上是在提审中
度过的。为了显示自己对敌人象严冬一样严酷无情，赫瓦特上尉在提审
时从不给瓦维洛夫一张凳子；这也就是说，瓦维洛夫的这段余生基本上
是站着度过的。凡是对待敌人所能采取的手段，无论多么的残忍，赫瓦
特上尉都不愿意错过尝试的机会。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手段的施用对
象是苏联生物学界、苏联农学界、苏联遗传学界的首席科学家，是堂堂
的苏联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算得了什么呢？
两院院士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赫瓦特看来，他虽然不过是区区上尉，但
他代表的是政权，而政权高于一切！所以，当院士被带进来时，赫瓦特
都要这样开始他的审讯：
“你是谁？”
“我是瓦维洛夫院士。”
“你是个木头疙瘩，木头院士。”
必须这样居高临下地嘲弄院士一通，赫瓦特上尉才觉得充分体现了
专政机器的威严。
赫瓦特上尉费尽心机。但他没有白费心机。刚开始，瓦维洛夫院士
还充满了证实自己无罪的决心。他总是用坚定的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声调
反驳国家安全上尉：
“我声明，我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和其它任何反苏破坏活动。”
“我认为，侦察机关所拥有的材料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它们曲解
了我的学术活动……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诬陷，而不是别的什么。”
…………
但在经受了整整十二个昼夜的折磨之后，瓦维洛夫院士终于向威力
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低头：“我承认我有罪，从1930年起我就是苏
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右倾反苏组织的参与者，在反苏活动方面和
我保持联系的有……”。说到这里，瓦维洛夫开始招认，已被枪决的苏
联农业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切尔诺夫、艾赫、穆拉洛夫、
盖斯特等等，这些白骨已经腐烂的“人民公敌”都是他从事反苏活动的
合作者。他招认：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人，他以破坏为目的创建
了体系庞大的、不合实际的和专业狭隘的研究所；这导致科研力量的分
散和对国库的浪费——而实际情况是，科研机构的过度膨胀和诸如咖啡
研究所、大豆研究所、菊苣研究所和家兔养殖研究所等专业狭隘的研究
所的设立，都是苏共中央的决策。瓦维洛夫院士招认：他凭借自己手中
的权力，扩大了苏联的播种面积，以致国内没有足够是种子给这些扩大
了的农田下种，让这些农田长满了杂草，从而破坏了轮作制。这还不够，
瓦维洛夫院士还招认：1932年他赞同增加玉米种植面积，给祖国带来了
巨大的损失——而实际情况是，扩大播种面积的所有决策，仍然出自苏
共中央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瓦维洛夫慷慨地承担起“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一切愚蠢行为的责任。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自我诽谤，
赫瓦特上尉已经是足够了。
瓦维洛夫的这些招认并不出人意料。在经受了威胁、侮辱、不眠之
夜的熬煎和残酷的毒打之后，瓦维洛夫终于明白了过来：他的悲剧性命
运不是偶然的，不是以他的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对他的所谓执法过程
整个的是一场游戏、一出闹剧。当他被捕之初，赫瓦特上尉曾向他宣读
了几份供词，如前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的供词、在囚室里发了
疯的著名育种家迈斯特的供词、在三次被捕后终于不堪折磨而死去的育
种家塔拉诺夫的生前供词。所有这些供词没有一句是靠得住的，雅可夫
列夫对瓦维洛夫一直视若异类，俩人之间有的只是隔膜，何来勾结；对
迈斯特和塔拉诺夫这两位挚友，瓦维洛夫了解得更透彻，更不相信他俩
会卖友求荣——发了疯的迈斯特几次奉命指控瓦维洛夫是暗害分子，但
一清醒过来便又立即推翻自己先前的供词；塔拉诺夫则没有列举任何事
实。其实赫瓦特又何尝不知道瓦维洛夫会看出破绽，但他的目的本来就
是要瓦维洛夫看出破绽，从而让瓦维洛夫明白，当局已经铁了心要指鹿
为马；所以，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争取正义和要求公正对待自己的
任何努力非但不会有预期结果，反而会进一步激怒当局，招来更大的横
祸。只有认罪，别无选择。既然是游戏、是闹剧，既然不存在任何可以
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的社会性、制度性因素，既然这一切都已经是命中
注定，那又何必认真对待当局！也就只能奉陪到底，把这场游戏、这场
闹剧玩下去。当然，瓦维洛夫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玩的；玩一场血
淋淋的游戏、血淋淋的闹剧。
但即便是游戏、是闹剧，瓦维洛夫也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姑且承
认当局所强加的种种罪名——除开间谍一种（他固执地认为间谍是世界
上最不光彩的职业，承认自己是间谍则无异于自辱人格）；那些抽象的
内容空泛的罪名他是最早承认，而无论那些罪名听起来多么可怕。但有
一个界限瓦维洛夫绝对不肯逾越，那就是，无论自己遭受怎样的磨难，
也决不把别的人牵连进来，决不出卖自己的同类！所以，瓦维洛夫在自
我诽谤的同时，虽然也曾奉命指控已经作古的、不可能因他的供词而受
罪的某些“人民公敌”是自己从事反苏破坏活动的同党，但他始终拒绝
说出不利于健在的无辜苏联公民的任何供词。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如此惨酷的结局，瓦维洛夫仍不免悲从中
来。求生的本能使瓦维洛夫不甘绝望，他从血泊中伸出手来，伸向怒云
翻滚的天空，祈求上苍开眼，把他从万劫不复之地拯救出来……
但是，上苍没有开眼！
对瓦维洛夫的第一阶段审讯到1940年 9月结束。因为瓦维洛夫承认
自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者和“人民公敌”，所以终于可以从一些严
酷的刑罚中暂时解脱出来。他开始享受单人囚室，新囚室暖和、通风，
而且有电灯。瓦维洛夫甚至还可以在狱中写作。他曾给贝利亚一封信，
汇报说他已经在狱中写完了一本重要著作——《农业发展史》。但这种
平静是暂时的，是几场疾风骤雨交替的间歇。就在瓦维洛夫用铅笔埋头
撰写他的《农业发展史》时，侦查员赫瓦特上尉并没有闲着——为瓦维
洛夫完全定罪需要三个要素：一是所谓旁证材料，这他已经足够了——
即犹大教授、犹大博士们的告密信；二是瓦维洛夫的自供，这他也不缺；
但是第三项要素，即纯粹由安全部门炮制的“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
则大成问题——只有瓦维洛夫一个活口，因此还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瓦
维洛夫的“反革命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集团行为；因此也
就无法以瓦维洛夫案件为突破口，向苏联学术界纵深发展以扩大战果。
总而言之，赫瓦特上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法交差。
为此，从1940年秋到1941年春，根据赫瓦特上尉的策划，又逮捕了
五名瓦维洛夫的“同谋”。在列宁格勒，逮捕了大学时代就已经是瓦维
洛夫的朋友和助手的列昂德尼·伊帕季耶维奇·戈沃罗夫。据同时代的
人回忆，戈沃罗夫教授的外貌简直与照片上的契可夫惟妙惟肖。但可惜，
惟妙惟肖的仅仅是外貌，戈沃罗夫教授的遭际与契可夫大相径庭——没
能安度晚年，而是惨死在行刑队的枪口之下。戈沃罗夫——苏联最了不
起的豆科作物专家，对豌豆、大豆、菜豆、山黧豆等作物简直是无所不
知，因而在农学界享有盛誉。但戈沃罗夫从不恃才傲物，他的同事们公
认，他是一个性格平和宽容大度的老好人，谁也不记得他曾发过脾气——
只有一次例外，而这次少有的大发脾气，则彻底断送了他。事情发生在
戈沃罗夫教授得知瓦维洛夫被捕的那一天。戈沃罗夫教授闻讯当时就愣
了。好不容易缓过气来之后，他没对家人和助手们说一句话，便急匆匆
地赶到莫斯科请求斯大林同志接见。他是专业一流政治幼稚因而自投罗
网的又一个典型！他竟然相信，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公民，他有责
任提请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注意：苏联正在失去瓦维洛夫院士这样的科学
巨擘，而失去这样的科学巨擘对苏联来说，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卫士们当然不会让他见到敬爱的斯大林同志。但犯了
牛劲的戈沃罗夫教授，宁愿在墙上撞死也不愿回头。见不到斯大林同志，
他就到处去找也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马林科夫。当然还是毫无结果。
据说，为了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接见他，他一连好几天不吃不睡地守侯。
精诚所至，金石不开。筋疲力竭的戈沃罗夫教授，绝望的戈沃罗夫教授，
面容枯槁地回到列宁格勒，他不知道，作为对他“非法上访”的回应，
秘密警察正在他的家中恭候。他的前脚刚刚跨过家门，一副锃亮的铐子
就铐在了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上。
几乎就在同时，一副锃亮的铐子也铐到了列宁格勒年轻的遗传学教
授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佩琴科的手上。卡尔佩琴科是苏联
二十年代最有才华的遗传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
他从小受西方教育，其西化倾向早就引起非议了。但甚至是在审讯室中，
他的西化倾向尤其是西方式幽默仍然不时流露出来。他在第一次审讯时
就“承认”，他进行的把一组染色体增加一倍的实验具有……反苏性质；
他天真地以为，这种荒谬的声明会引起审判官的反思，从而看出他的案
子的破绽，为他洗冤……最终他当然只有失望。
这两位受难者虽然无辜，但毕竟与瓦维洛夫是私交，多年来有密切
过往。在瓦维洛夫牵连下陷入天网，也还算是事出有因。最莫名其妙的
是另两位学者的被捕——一位是基辅全苏甜菜研究所所长潘申教授，瓦
维洛夫并不喜欢他。所以被捕后潘申教授大叫活天冤枉。再一位是在莫
斯科郊区被捕的化肥研究所所长扎波罗热茨，瓦维洛夫根本就不认识他。
为了拼凑“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赫瓦特上尉真是抓红了眼，抓瞎了
眼。
五位“同谋”一一落网，严刑拷打之下，他们只好要什么就给什么
——卡尔佩琴科供认，是瓦维洛夫把他拉进反苏组织的；潘申则“作证”：
瓦维洛夫阻挠政府关于消灭“空白点”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在俄罗斯中部播种小麦。瓦维洛夫和他的助手皮萨列夫教授是这一计划
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该计划为苏联增加了好几百万吨粮食）。这样，
赫瓦特上尉终于炮制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瓦维洛夫反革命集团”。为瓦
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最后一个要素、同时也是决定性的要素现在已经具
备了，赫瓦特上尉已经足以为谋害瓦维洛夫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从当
局的角度来看，算得上功德圆满了。但赫瓦特上尉并不以此为满足，他
要精益求精——有什么办法呢？苏德战争已经爆发，上百万的苏联官兵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要么当了烈士要么就当了俘虏。这两种命运赫瓦特
上尉都不愿选择，但假若他的表现稍有不如人意之处，那么作为惩罚，
他随时都有可能被送上前线。要求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就必须干得最
好——最能揣摩和满足上面的心理。赫瓦特上尉为瓦维洛夫所布设的法
网因此也就是分外的密实。尽管为瓦维洛夫定罪所必需的三项要素已经
周全，但赫瓦特上尉觉得还不够，还无法确保万无一失。为此，他又打
开了算盘。
赫瓦特上尉一切准备就绪，瓦维洛夫在狱中的短暂的平静日子也就
到此为止了。
对瓦维洛夫的第二阶段审讯始于1941年3月。 在此阶段，赫瓦特上
尉最感兴趣的是创作瓦维洛夫的"外国间谍"故事，难题当然不会没有——
手中只有瓦维洛夫到访国家的名单和瓦维洛夫会见过的外国学者的名单，
从事间谍活动的所有证据均付阙如，比如，瓦维洛夫究竟送出了一些什
么样的情报？这些情报都送给了谁？以什么方式送出的？但所有这些难
题都难不倒赫瓦特上尉，上尉从卷宗里找出了瓦维洛夫会见过的一部分
人名，随便在他们中间物色了几个“间谍”，诸如丹麦某外交官、法国
“情报人员”马桑、德国农场协会领导人等等。地点就更好办了——瓦
维洛夫去过那么多地方，赫瓦特上尉因此有足够的选择余地。瓦维洛夫
至死都不承认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但这由不得他了。
尽管如此，赫瓦特上尉还嫌这一切太少。他还要象猎犬那样继续搜
寻。突然有一天，他拍案痛斥指控瓦维洛夫“在飞机场内种上了受到带
菌杂草污染的种子，致使列宁格勒军区的机降区遭到了破坏”。这种天
方夜谭令瓦维洛夫哑然失笑。1941年6月29日， 赫瓦特上尉又有了新的
发现，他在别的场合搜出了一份反政府的“大俄罗斯联盟”宣言和一张
克伦斯基的照片，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东西放进了瓦维洛夫的案卷中，
再以这些东西为证据，指控瓦维洛夫不仅是托洛茨基分子，不仅是外国
间谍；而且与保皇党人有过接触，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支持者。
赫瓦特上尉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他所提出的所有指控、所罗列的
所有证据都被当局接受——尽管破绽百出！赫瓦特上尉终于可以让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