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
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
科学巨擘，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
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
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曼格尔斯多夫
1942年11月，英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位新闻专员冒着萧瑟秋风，
来到阿拉木图市。当时苏联科学院的重要研究机构都疏散到了这里。
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这位英国外交官前来聘请两位最优秀的苏
联科学家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兴致勃勃，满以为他带来的是紫
荆花冠，岂料他给苏联当局带来的只是尴尬。
众所周知，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学术团
体之一。谁一旦入选，则不仅入选者本人，就连他的国家也会引以
为荣。当时英国和苏联是盟国，英国皇家学会派专使给苏联送去那
样珍贵的紫荆花冠，按说苏联当局应该加额称庆。但事实上并非如
此。那位英国外交官费尽周折，总算说服当局让科学院院长出面会
晤。但到了会晤的那一天，英国外交官大吃一惊——科学院院长符
拉基米尔·科马洛夫院士是在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的陪同下出面与他
会晤的。更令那位英国外交官惊讶的是，当他说出入选英国皇家学
会的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大名时，尤其是当他坚持要把聘书送交入选
者本人时，科马洛夫掩不住难堪，支支吾吾，莫衷一是；而陪同的
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则完全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那位英国外交官后来才明白，苏联当局不能不尴尬——两位入
选英国皇家学会的苏联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已被当局打成“人民
公敌”并已判处极刑的尼·瓦维洛夫院士。
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在尼·瓦维洛夫来说是实至名归。正如以
瓦维洛夫最好的外国友人自命的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后来
所写的：
“在1939年那场对瓦维洛夫学派的臭名昭著的围攻之后，李森
科派很快取得了独霸地位，而瓦维洛夫院士显然被解除了职务。尽
管作了很大努力，他的西方朋友仍然不可能与他恢复联系。他的助
手也差不多都被解雇了。但虽然苏联当局对瓦维洛夫竭力压制，瓦
维洛夫在国外的声望却不断地上升。”
即便是在战争之中，外国同行们仍在牵挂着瓦维洛夫。不断有
飞鸿从英国、从法国、从美国、从瑞典……从四面八方穿越漫天烽
火飞到瓦维洛夫家中，捎来外国同行们对瓦维洛夫的融融爱意。曾
有两位年轻的法国生物学家寄送自己的著作——《人和栽培作物》，
扉页上用俄文题辞：“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院士——
作者：安德列·奥尔里库尔和路易·安德里阿诺维奇·爱丁”。法
国作者按俄国方式给自己起了父名，是为了强调自己对瓦维洛夫这
位俄国导师的尊敬。可惜，身陷囹圄的瓦维洛夫再也无法看到这些
飞鸿、再也无法感受这些融融爱意了。
当局已经把瓦维洛夫打成“人民公敌”并已打入死牢。与此同
时，瓦维洛夫在国际上的声望却扶摇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现在
瓦维洛夫又当选为世界上最权威、最负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皇家学会甚至派专使前来主持受聘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感
觉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尽管如此，受聘仪式还是举行了。瓦维洛夫院士如期出席受聘
仪式并在受聘回执单上签了字。这些受聘文件都带回了英国大使馆。
苏联当局费尽心机，却非但没能让英国方面释然，反而激怒了
英国方面——苏联科学院很快收到皇家学会的公函，一种抑制不住
的强烈愤慨溢于字里行间。公函称：
“我们期待的不是谢尔盖·瓦维洛夫的签名，而是尼古拉·瓦
维洛夫自己的签名！”
原来，苏联当局开了个国际玩笑——派同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的谢·瓦维洛夫取代他的胞兄尼·瓦维洛夫出席受聘仪式并在受聘
文件上签字。但苏联当局出此下策实在也是无可奈何——除此而外，
苏联当局还能怎么办呢？要知道，对尼·瓦维洛夫的逮捕、审讯和
判决，全过程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对尼·瓦维洛
夫的“法办”，当局自己也觉得见不得人，因而是心虚的；尼·瓦
维洛夫案件也就成了“国家机密”。既不能让瓦维洛夫走出死牢亮
相以确保天机不致泄露，又不便拂却盟国的美意，当局也就只能偷
梁换柱了。但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并不高明——英国皇家学会从受
聘文件的签名上判断出不是尼·瓦维洛夫的手迹；经多方查证，出
席受聘仪式的此瓦维洛夫确非彼瓦维洛夫。堂堂皇家学会一片美意
竟被如此捉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遭。也就难怪温文尔雅的英国
绅士要怒气冲天了。
欲盖弥彰。苏联当局的偷梁换柱之计终于被识破，一直对尼·
瓦维洛夫的命运深为关注的国际学术界，更为尼·瓦维洛夫揪心——
真的尼·瓦维洛夫呼之不出，苏联当局究竟把他怎样了？1945年，
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此问题率先向苏联政府提出正式
询问，苏联当局无词以对，干脆就置之不理。这无异于承认瓦维洛
夫消失，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国的学者们纷
纷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全苏作物栽培
研究所和他们在苏联境内的所有朋友写信，打听瓦维洛夫的消息。
但所有这些信件都有如石沉大海。苏联方面可疑的沉默使国际学术
界不得不确信他们对瓦维洛夫个人命运的猜测。1945年12月，著名
美国遗传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尔·萨克斯致函最权威的国际学术
刊物——美国《科学》杂志，悲痛地向国际学术界宣布——
“尼古拉·瓦维洛夫死了！”
萨克斯教授当然不相信瓦维洛夫是正常死亡。他请求国际学术
界都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瓦维洛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
死的？！他呼吁国际学术界不要停止抗议，直到苏联当局作出令人
信服的解释时为止。
萨克斯对国际学术界的请求和呼吁立即得到广泛响应，追悼死
者的信件、文章潮水般地向各大报刊涌来。谁都不了解瓦维洛夫死
于非命的细节；但谁都知道，瓦维洛夫是科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
谁都知道，这颗灿烂巨星的陨落是强权肆虐所致。所以，国际学术
界在缅怀瓦维洛夫时，众口一词地赞美瓦维洛夫的崇高人格和他对
现代科学的巨大贡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哈兰德教授、秘鲁著名遗
传学家达林顿教授联名在牛津大学出版《尼·伊·瓦维洛夫教授》，
内称：
瓦维洛夫在理论上超过了杰肯道尔，而在实践上他为改进栽培
作物的所有的进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的日夜不息的头脑，
他的不知疲倦的身体，甚至他的激情和技巧，都与拿破仑惊人地相
似。但他丝毫没有拿破仑的政客作风，他的知识分子的诚实是不容
置疑的。当他与同行们相处时，他总是那样的虚怀若谷，总是那样
的尊重不同意见，从来不以权威自居……我们为他哭泣，美国、欧
洲的学者们都会为他哭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罗伯逊式的深沉
的嗓音和他那法尔斯塔夫式的落落大方的风度。而历史将记住他的
辉煌成就，那些辉煌成就将会永垂不朽。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梅赫什瓦里·尼尔马拉·马图尔撰文说：
在短短的时间内，瓦维洛夫就在整个俄罗斯创建了那么多的实
验室和研究所。他的罕见的多产使他在俄国和国外得到了广泛的敬
重和巨大的荣誉……他所创建的栽培作物及其野生亲缘种的藏品库
在过去的时代中很可能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中也未必能再建立起来。
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逊教授撰文说：
我充满敬意地追悼瓦维洛夫和列维茨基，他们的名字是本世纪
生物学的路标。他们也是我的老师，在这个星球上、在我几十年的
生活道路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师中的最好的老师。我衷心地感谢他
们。他们把捍卫科学、捍卫真理所必须的勇气和坚韧教给了我。而
我希望，我会象他们那样，在困难的时刻始终坚定地站在科学和真
理一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Ｃ·曼格尔斯多夫则出版了著作
《尼古拉·伊万洛维奇·瓦维洛夫：1887－1942年》。他在高度评
价瓦维洛夫时，对李森科痛加贬斥——
瓦维洛夫是个具有巨大智力、强健体魄、伟大思想和神奇工作
能力的人。但他也是个极为谦虚、热情友好、宽容大度的品格高尚
的人对于了解他的朋友们来说。追忆他所引起的不仅是赞美和崇敬，
而且还有热烈的依恋之情。
虽然不是革命家，但瓦维洛夫却真诚地相信，俄国的革命为科
学的进步，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为运用科学促进人类的幸福，
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这个决不是历史上的新的故事听起来是
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个如此忠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
代表，一个如此罕见的科学巨擎，竟然毁于那些比他不知渺小了多
少倍的小丑之手。这些小丑因为不学无术或者因为虚荣心，把自己
说成是正统的唯一继承者，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现实中守护正统的人。
以此为发端，各国学者对李森科群起而攻之。他们异口同声地
指出李森科是迫害瓦维洛夫的头号政治打手。几乎所有悼念瓦维洛
夫的文章都要谴责“俄国生物学的恶神”李森科。美国遗传学家罗
伯特·辛普森在他的悼文中这样写道：“瓦维洛夫被毫无敬意地忘
掉了，而李森科却成了民族英雄，得到了列宁勋章……据说，瓦维
洛夫是在集中营里饿死的。这个国家对此事实保持沉默。但是，伟
大的人们是不会那样轻易死去的。”科学败类历史上不乏其人，最
为臭名昭著的是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他俩都效忠纳粹，
都追随纳粹当局对自己的同行爱因斯坦大打出手。但即便是勒纳德
和斯塔克，对自己的同行的迫害也远不能与李森科相比——他们的
主要迫害对象爱因斯坦，也不过是被迫离开德国，而并没有象李森
科的迫害对象瓦维洛夫那样被置之死地。更何况勒纳德和斯塔克虽
然在个人道德操守方面劣迹斑斑，但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却是举世
公认的——勒纳德由于其成功的阴极射线试验而获得1905年度诺贝
尔奖，斯塔克也因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
的分裂获得1919年度诺贝尔奖，而李森科则不过是贩卖伪科学的邪
教教主，为人和治学一无可取之处，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敌视也
就远远超过了对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敌视了，李森科也就不免被视作
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科学叛徒，成了国际学术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46年，李森科出版了代表他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遗传
性和变异性》。此书一问世，便赢得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在此
书发行之初，瓦维洛夫的老师、同样是苏联著名学者的普里亚尼什
尼科夫院士就曾上书当局，建议：“考虑到出版《遗传性与变异性》
一书会使苏联学术界的名声遭到破坏，应当采取措施不让这这本书
流传到国外去。”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遗
传性与变异性》"充满了违反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错误，以致在书中
否定拉瓦锡所确定的物质不灭定律，否定了不仅每一滴血浆（无核），
而且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看得出，作者不
知道原子、分子和每一滴胞浆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当局仍对
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忠告不屑一顾，结果呢？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不幸而言中。西方学者们读了李森科的大作莫不轻蔑地哈哈
大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施图别仔细地重复了苏联“头
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实验，并且毫不困难地证实，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发现”都是胡说八道。不止一次
访问过苏联的瑞典国家林业研究所所长、树木遗传学家古斯塔夫逊
教授则更坦率，他不客气地这样评价苏联头号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些学者──其中有物理学家──都认为李森科是个骗子。局
外人很难下结论，他究竟只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顽固地不承认
自己错误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个犯罪的骗子手。我们所了解的是前
者，对第二种情况只能是猜测，而许多人（包括苏联人在内）想到
的却是第三种情况。
对瓦维洛夫的赞美和对李森科的贬斥形成了一支奇妙的二重奏，
在国际学术界久久地回响。
李森科与瓦维洛夫在国外的公共形象，与他们在国内政治舞台
上的形象正好倒了个儿。在国内现代宗教裁判所稳坐审判台的李森
科，在国际学术界、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却处于被告地位并且被
明确宣判为有罪。而被苏联当局打成“人民公敌”并且打入死牢的
瓦维洛夫却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哲人。苏联当局当然只会相信
自己的评判而不可能接受国际学术界的评判、不可能接受良心和理
性的评判。面对国际舆论的抗议，苏联当局无法始终缄口不言，但
又实在理亏心虚。到了不能不给个说法时，便只有祭起一面法宝——
瓦维洛夫案件是苏联的内政，而内政——内政当然不容他人说三道
四！
在所有那些热爱瓦维洛夫、为瓦维洛夫的不幸遭际而悲伤的外
国友人中，最悲伤的应该是与瓦维洛夫相知极深的保加利亚农业科
学院院士科斯托夫教授。尽管国际学术界公认瓦维洛夫已死于非命，
但科斯托夫教授一直不肯相信、不敢相信。战火纷飞之中，他一直
渴盼着亲自去苏联弄清真相。1946年7月，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科斯托夫夫妇接到邀请，前往瑞典参加世界细胞学代表大会。“还
在索非亚时我们就决定，要从斯德哥尔摩到苏联去看看。”科斯托
夫夫人后来写道：“终于到了列宁格勒。我们在熟悉的地方漫步，
我们拜访了大学、研究所、科学院，我们向朋友们提出的第一个问
题是——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但是，没
有回答——谁也不敢回答！谁也无从回答！”这时科斯托夫的幻想
才完全破灭，而在火车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掩面痛哭。
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
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
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
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瓦维洛夫院士在哪里？其实岂止是外国同行在苦苦探询，苏联
学者也在探询着瓦维洛夫的踪迹，也在为他们的前辈和导师的命运
而揪心——这种探询这种揪心，比他们的外国同行来得更强烈——
只不过就总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曲折一些罢了。但不是所有的苏联
学者都把这种强烈的探询和揪心深深地遮掩了起来——瓦维洛夫被
捕之初，便有人不怕株连，挺身而出，公开为瓦维洛夫喊冤。即便
是在血雨腥风的苏联，瓦维洛夫其实也不是孤单的，也并非是独立
临风。
最早为瓦维洛夫挺身而出并且果然被株连的，是苏联最著名的
豆科作物专家戈沃罗夫教授。他只身上访，企图说服斯大林同志为
瓦维洛夫力挽狂澜；百忙之中的斯大林同志当然不会接见他，即便
绝食也没用。万念俱灰的戈沃罗夫教授很快就被当作“瓦维洛夫反
革命集团”五名从犯中的一员，第一个遭到逮捕并被枪决。典型的
自取灭亡。
前车之覆，没有成为后车之鉴；戈沃罗夫教授血淋淋的榜样没
有吓退苏联学术界的硬骨头——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浩然
正气，仍足以从气势上震慑他们所面对的强权。
在这些硬骨头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
培研究所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巴季列夫斯卡娅以罂粟花
研究而见长，瓦维洛夫甚至称她为“罂粟花女王”。但这位养花弄
草的女流之辈性格却极为坚毅。在战前瓦维洛夫学派与李森科－普
列津特轴心的长期对垒中，她始终是瓦维洛夫的坚定捍卫者。1937
年，瓦维洛夫必败无疑的征兆已经很明显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仍毫
不犹豫地参加了瓦维洛夫的生日晚宴，并在席间祝酒：“为了全苏
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强大，为了它的敌人的垮台，干杯！”这句祝酒
词传到了李森科的耳朵里，李森科从此对这位女对手切齿痛恨。巴
季列夫斯卡娅便不能不为了她的这句祝酒词备受磨难。
瓦维洛夫被捕后，巴季列夫斯卡娅的处境变得非常险恶，但她
没有惊慌失措。虽然自身难保，她最关心的仍然是她的导师瓦维洛
夫。1940年8月底，巴季列夫斯卡娅和她的几位同事——科瓦廖夫、
罗扎诺夫、斯托列托娃等——联名给苏共中央、苏联人民委员部、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信，为瓦维洛夫喊冤。他们在信中说，他们
与瓦维洛夫相处了几十年，对瓦维洛夫的了解是全面的。他们坚信
瓦维洛夫绝对忠实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他们恳请当局
释放瓦维洛夫，以免给苏联科学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送呈前，科
瓦廖夫把信件拿给自己的一个亲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
员看，那位亲戚警告他：如果就这样把信送上去，在信上签名的九
个人都难逃法网；最好是由一个人签名。巴季列夫斯卡娅闻讯，不
假思索地一口应承由她一个人署名，由她一个人冒风险——其他作
者都有家室，都可能株连九族，而她则是独身。她单独署名的喊冤
信交上去后，很快便有了回音——列宁格勒省委召见了她，省委领
导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但她拒绝接受批评，当场争辩说：瓦维洛
夫是无辜的，对瓦维洛夫的迫害是对祖国的犯罪。“一派胡言，”
省委领导勃然大怒，“在瓦维洛夫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你不要多管
闲事！”她被赶出了斯莫尔尼宫；三天后，又被赶出了全苏作物栽
培研究所。
花卉栽培专家巴季列夫斯卡娅终于付出了代价——她就此失业
了，甚至在整个列宁格勒，都没有哪个单位敢于收留这位“罂粟花
女王”。但她毫不退缩。她找到瓦维洛夫的胞弟谢·瓦维洛夫，说
服谢·瓦维洛夫同意安排她与高层人士会面，让她有机会直接向当
权者为瓦维洛夫求援。谢·瓦维洛夫在高层没有人缘，便通过自己
的亲戚、著名建筑家韦斯林负责与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联系。韦斯林尽了最大努力，
过了好长时间安德列耶夫方面都音讯杳无。1941年2月， 终于传来
消息，安德列耶夫答应会见。巴季列夫斯卡娅对这次来之不易的会
见寄予莫大期望，准备了一份翔实的发言稿，全面反映在全苏作物
栽培研究所、全苏农业科学院乃至整个苏联生物学界所发生的悲剧
，控诉李森科的独裁。但当期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时，巴季列
夫斯卡娅却大失所望——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本就没
有耐心听取她的汇报。会见前安德列耶夫的秘书就特意提醒她：首
长很忙，所以只能给她几分钟的时间。多么复杂的案件啊，几分钟
能够谈些什么呢？整个会见不过是走形式——持续的时间比巴季列
夫斯卡娅被告知的还要短。当巴季列夫斯卡娅刚刚提到当局在瓦维
洛夫案件的问题上所犯的致命错误时，安德列耶夫马上打断她的话
头。二十三年后，巴季列夫斯卡娅还记得安德列耶夫回答她的每一
句每一个字：“任何致命的错误都不可能有，有的是你所不知道的
事实。”然后，会见结束。
象巴季列夫斯卡娅这样的女流之辈，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不乏
其人。就在巴季列夫斯卡娅找到谢·瓦维洛夫不久，玛丽亚·亚历
山德罗夫娜·沙巴林娜也找到了谢·瓦维洛夫。沙巴林娜是全苏作
物栽培研究所饲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任研究所工会主席。瓦维洛
夫的被捕使她第一次下定决心行使工会的本来职责，为捍卫员工的
合法权益而斗争。她给谢·瓦维洛夫带去了由研究所的打字员秘密
打印的长达几十页的证明材料，这份证明材料详细陈述了尼·瓦维
洛夫巨大的学术成就和他的那些成就为他的祖国所创造的巨大的物
质利益，以此提醒当局：失去尼·瓦维洛夫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什么。
谢·瓦维洛夫在瓦西里耶夫斯克岛上一座古老的房子里接待了沙巴
林娜，刚刚经历了巴季列夫斯卡娅上访失败的谢·瓦维洛夫这时显
得垂头丧气，他不同意沙巴林娜的天真的想法，不相信沙巴林娜所
提供的证明材料会感动“上帝”。“这是在８月末的事。”沙巴林
娜后来回忆说，“谢·瓦维洛夫坐在办公室的一张大写字台的后面，
我坐在对面。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喑哑的没有生气的声音，不知怎的
没有表情的疲倦的眼睛。他甚至都没有去读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写成的证明材料。他象是要摆脱某种梦魇似的，摸了摸自己鬓角上
的白发，说：‘有什么用呢？怎么做都是徒劳。逮捕我哥哥是有来
头的，至少是国家第一号人物批准的。我们恐怕一点也无能为力……’。”
沙巴林娜无功而返，另一位“娘子军”又接替她上了场。全苏作物
栽培研究所的欣斯卡娅教授出面向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生理学家奥
尔别利院士寻求支持，正直的奥尔别利院士答应为瓦维洛夫做点什
么。他亲笔写了几封信寄给他在高层的朋友们；但仅仅几天后他就
得到忠告：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不要去冒犯龙颜！
一场接力长跑就这样进行下去。其实，尼·瓦维洛夫的救援者
何尝不知，谢·瓦维洛夫说的是真的，他们的这场接力长跑只会是
徒劳！但他们不忍退出，他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瓦维洛夫的悲剧，甚至连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也看不下去
了。瓦维洛夫被捕之初，安插在苏联学术界的密探就报告安全机关
说，学者们坚信，逮捕决定是在李森科一伙的坚持下作出的。卢津
院士公开声称，逮捕瓦维洛夫是“当前最令人惊讶愤慨的事”；瓦
维洛夫不可能犯下任何罪行，他是诽谤和阴谋的受害者。类似这样
的口头和书面抗议不断地汇集到苏联科学院院长案头，科马洛夫终
于不能不表态了。于是，文化特务的密告中增添了一个令安全机关
大吃一惊的内容：科马洛夫院长说：瓦维洛夫被当成象小偷、强盗
和杀人凶手那样的罪犯给抓了起来，原因仅仅是：“他敢于不同意
李森科的观点”。院长还在多种场合，对瓦维洛夫深表同情。在此
之前，科马洛夫院长从来也未曾在瓦维洛夫与李森科的对垒中公开
声援过正义的一方，而是典型的明哲保身——既不得罪斯大林同志
的好学生李森科，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又不得罪瓦维洛夫，使自
己在良心上能过得去。尽量装笑脸，尽量在两种力量之间走钢丝。
但他走钢丝的技巧并不是很高明，常常无法保持平衡，因而常常把
自己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老教授尼古拉
·罗季奥诺维奇·伊万诺夫回忆说，科马洛夫不敢违抗当局旨意，
让瓦维洛夫应邀出访。但直接回绝瓦维洛夫，他又拉不下脸。瓦维
洛夫的出访报告因此往往在科马洛夫的案头放几个月都无法批复。
曾经有一次，实在等不下去的瓦维洛夫找到科马洛夫，要他解释：
为什么还不批复他的出访报告？科马洛夫踌躇了好半天，才小心翼
翼地说：“有什么办法呢？还是按上面的意思办吧，按上面的意思
办吧。要有耐心，慢慢来……”。科斯托夫夫人则在回忆录中记述
了这样一件事：那是1939年的一天。在苏联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
李森科以他惯有的腔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经典遗
传学进行了肆意攻击。随后是院长科马洛夫讲话，他对李森科的高
论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科马洛夫邀请瓦维洛夫到他办公室去，
和瓦维洛夫一起去的还有科斯托夫。走进办公室，科马洛夫关紧了
门，然后就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向瓦维洛夫解释，请求瓦维洛夫理解
；并且从抽屉里拿出李森科的一本书，嘲笑作者文理不通。应该说，
科马洛夫对李森科的厌恶是真的，只不过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他才
尽量压抑自己的厌恶之情，而对李森科隐忍相待。但瓦维洛夫竟然
锒铛入狱，这在科马洛夫看来也实在是太过分了；而且在瓦维洛夫
被捕之后，李森科认为已经除掉了他在苏联学术界最后的同时也是
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志得意满，从此更加目中无人，更加飞扬跋扈。
科马洛夫在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院长，而实际上的苏联科学院院长
则是李森科。瞧着半坛子醋的李森科在堂堂苏联科学院作威作福，
毕竟还算是苏联学术界前辈和权威的科马洛夫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羞耻、恐惧、愤怒和无可奈何相交织，他再也无法完全压抑自己对
李森科的强烈厌恶和对瓦维洛夫的同情，终于也加入了为瓦维洛夫
伸冤的行列。
在为瓦维洛夫伸冤的行列中，最大无畏、因而走在最前列的是
瓦维洛夫的老师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农业化学
家，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
是斯大林奖金的得主。和他的学生瓦维洛夫一样，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决不相信当局对瓦维洛夫的指控。他
不怕窃听、不怕偷窥，在苏联科学院、在全苏农业科学院、在季米
里亚捷夫农学院、在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各种公开场合，他
向各色人等不知疲倦地反复说明，瓦维洛夫案件是冤案，瓦维洛夫
什么罪过也没有。他还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揭露李森科的伪科学
本质，企图借打击李森科，来唤起当局对瓦维洛夫案件的反思，从
而给瓦维洛夫的平反昭雪创造机会。战时进行的大疏散使他流落撒
马尔汗。从僻远小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遥想着自己心爱的学
生。交通不便，他就发电报。电文的主题只有一个——提名“国事
犯”瓦维洛夫的著作为当年斯大林奖金的候选作品，这无异于对斯
大林同志本人的讽刺！斯大林同志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公开为“国事
犯”辩护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所有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
直接挑战天威。换了另一个人，早就掉了脑袋，普里亚尼什尼科夫
院士则始终安然无恙。或许是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年纪救了他
——瓦维洛夫被捕那年他就已经77岁了，所以在当局看来他无非是
个老糊涂，干脆不去理会他吧。
当局某种程度上的纵容，使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有机会继
续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呐喊奔走。他的百折不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鼓励着他的同志们在绝望中苦苦支撑。
1942年秋，为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苏联科学院在斯维尔德洛
夫斯克召开了盛大集会。已被疏散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此从农村、
从城市、从四面八方来到乌拉尔。白发苍苍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
士也来了。但他此行的主题却与众不同——他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
会，再次集合同志，向最高当局呼吁平反瓦维洛夫案件。他昂着头
走进了苏联科学院院长办公室，科马洛夫院长殷勤地接待了他，李
森科却拒绝参加接见。会谈时，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直言不讳地
指出：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为了攫取瓦维洛夫在苏联学术界的
地位而谋杀了瓦维洛夫！对此科马洛夫院长未予反驳。普里亚尼什
尼科夫院士请求院长立即向苏共中央控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法
逮捕瓦维洛夫的暴行，控诉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个人专制。对这
些爆炸性的要求，科马洛夫院长颇感为难。“我能做什么呢？”他
摊开双手说：“有什么用呢？”但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坚定的
凝视下，科马洛夫院长终于动摇了：“好吧，我试试，过几天维辛
斯基就要来，我请他帮帮忙。”过了几天，维辛斯基真的来了，科
马洛夫极为委婉地建议这位苏联总检察长复查瓦维洛夫案件，但是，
没用。维辛斯基本人和李森科一样也是卓尔不凡的迫害狂，苏联三
十年代对布哈林等党内反对派的那几次臭名昭著的大审判，他便是
组织者。他当然也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科
学巨擘斯大林同志以及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李森科同时当选的，但
他并不认为自己就因此肩负了捍卫科学的责任，就象李森科院士并
不忠实于科学一样。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熊与鱼
掌不可兼而得之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到
“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败类”、“臭死体”、“废物”
——这就是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对那些被押上审判台的列宁的
老战友、十月革命领导人所用的称呼。对虽然德高望重但却不幸失
去了权势的前辈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这实际上已经成了维辛斯基
总检察长兼院士的一大癖好。侮辱和贬损，而不是仅仅从肉体上消
灭受害的无辜者，这是作为迫害狂的维辛斯基总检察长兼院士不同
于一般迫害狂的特色之所在。“一堆发臭的人类垃圾”、“疯狗”、
“极可恶的走狗”、“万恶的坏蛋”、“卑鄙的冒险分子”甚至“
万恶的狐狸和猪杂种”，诸如此类惊心动魄的词汇在维辛斯基痛斥
列宁的老战友和十月革命领导人的演说中随处可见；而在使用这些
词汇时，堂堂总检察长兼院士丝毫也不难为情。中国五、六十年代
政治运动中流行的暴力语言，便大多是向维辛斯基等苏联“老大哥”
鹦鹉学舌学来的。请求如此卓尔不凡的政治迫害狂为受害者瓦维洛
夫一援手，岂不是缘木求鱼！果不其然，维辛斯基总检察长没有为
瓦维洛夫说一句话。
得知游说维辛斯基失败的噩耗，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仍然没
有气馁，仍然没有放弃对科马洛夫院长的纠缠。约半年后，老人在
阿拉木图又遇到了科马洛夫院长，又坚持要求科马洛夫以苏联科学
院的名义，给苏共中央写信，“祖国不会饶恕我们对瓦维洛夫的悲
剧袖手旁观。”他反复对科马洛夫这样说，“记住吧，弗拉基米尔
·列昂季耶维奇，不会饶恕的。”科马洛夫不能不满足老人的愿望。
但科马洛夫没有写信——精于宦海之术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不愿为
偷窥者留下“同情人民公敌”的任何文字凭据，而宁愿与上面口头
交涉。他尽了最大努力，找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但仍旧
是白搭——原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米库尼斯曾这样回忆他与莫洛托
夫饶有趣味的一次相遇：
“那是1955年，地点在孔策沃克里姆林宫医院里。当时我因有
些不舒服被送进这所医院疗养。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很偶然地遇见了
莫洛托夫。以前，我只见过他一面，是在巴黎的和平大会上。在孔
策沃，不论是莫洛托夫还是我，都穿着病员服。但他还和过去一样，
骄横冷酷。我走到他跟前并且问他：当年您作为政治局委员，为什
么还允许逮捕自己的妻子？他若无其事地、轻蔑地看着我问：‘您
是什么人？’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份，他这才愿意回答，表情非常僵
硬：‘为什么允许逮捕我妻子？就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我必须服
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政治局关于必须清除我妻子的决定……’。”
在“党性”和理性、“党性”和人性如熊与鱼掌不可兼而得之
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党性”一边而抛弃理性和人性，这一点莫
洛托夫与维辛斯基是一致的。所以，他明明知道相依为命几十年的
爱妻肯定是蒙冤入狱，但仍旧漠然视之。对沦落深渊的爱妻都不肯
一援手的莫洛托夫，怎么能够指望他援救与他无亲无故的瓦维洛夫
呢？更何况瓦维洛夫的被捕是莫洛托夫亲自批准的，为瓦维洛夫平
反岂不等于打莫洛托夫的耳光！也就难怪莫洛托夫一听科学院院长
说起瓦维洛夫的名字就恼火地叫起来：“现在我不处理这件事，我
没空！”
为瓦维洛夫，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真真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将来在九泉之下与瓦维洛夫重逢，他完全可以毫无愧色。但即便如
此，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也还是要尝试。事实上他已经把营救瓦
维洛夫当作了他晚年主要的人生座标，生命不息，他就要营救不止，
直到他最心爱的学生死而复生！于是，垂垂老矣的普里亚尼什尼科
夫院士，依旧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颤颤巍巍地，一次又一次地
奔走，用他苍老的嗓音诉说、请求、劝告、警告！当他终于不能不
确信他是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拯救瓦维洛
夫——只要此公愿意。此公当然非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所敬爱的
斯大林同志莫属！那时，在苏联大地流传过多少神话啊——一个被
陷害的青年在狱中向斯大林同志写信求助，斯大林同志果然下令推
翻原判，使那位青年重见天日；一个老人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抱怨他
的退休金计算错误，斯大林同志亲自干预此事，老人的退休金很快
就补发了……啊，斯大林同志，他是那样的明察秋毫，那样的善良、
那样深切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的人民。苏联科学泰斗所蒙受的巨
大冤屈，维辛斯基可以不过问，甚至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莫洛托
夫也可以不过问，但，斯大林同志不可以不过问，斯大林同志不会
不过问！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1943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普里亚尼什尼
科夫院士寄出了他寄予最大希望、实际上也是最后希望的一封信。
和往常一样，这封信的发出，依旧要经过科马洛夫院长。此前，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