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听到关于瓦维洛夫的许多传闻，中心内容是瓦
维洛夫不堪折磨，已经来日无多了。老人跌跌撞撞地闯进科马洛夫
院长的办公室，号啕痛哭。等他哭够了，他才从泪眼模糊中发现，
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客人——谢·瓦维洛夫！原来谢·瓦维洛夫和普
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不约而同，也是来为尼·瓦维洛夫求助的。谢
·瓦维洛夫得知，他的哥哥在狱中一点东西也吃不上，健康状况因
此急剧恶化。一个为自己的祖国贡献了几百万吨粮食的功臣，却因
为饥饿正在囚室里悄然死去。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一样，谢·
瓦维洛夫也是哭着来到科马洛夫办公室的；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
士一样，谢·瓦维洛夫也是前来请求科马洛夫院长：立即向最高层、
向斯大林同志呼吁：尽最大努力，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这次科马
洛夫不惜打破常规，亲自拿起了笔。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
关在狱中。他的生机正在流失。苏联科学院院长准备保释尼·瓦维
洛夫，随传随到。如果实在不能假释尼·瓦维洛夫，苏联科学院院
长请求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尼·瓦维洛夫的健康，并给他提供在作
物栽培领域内从事科研的条件。
情况十万火急。求援信的作者们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回音。但是，
没有回音。几个月之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又闯进了科马洛夫
办公室，催促科马洛夫立即与斯大林同志联系。科马洛夫拿起了电
话话筒。对方接话的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
将军的回答极为简明扼要：
信件收到。已转给贝利亚同志。
再没有任何下文。
最后的一线希望到这时应该是破灭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
却仍不放弃——既然斯大林同志把皮球踢到了贝利亚那里，那就再
去找贝利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当然不那么好找。但普里亚尼什尼
科夫院士自有办法。他通过他在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的同事、贝利
亚的妻子安排了他与贝利亚的会见。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间富丽
堂皇的内务人民委员办公室里，贝利亚对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表
现出异乎寻常的殷情和客套。他的桌上堆着一摞高高的案卷——都
是关于尼·瓦维洛夫的。贝利亚破例准许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任
意阅读这些原本属于绝密的案卷。“你瞧，”贝利亚亲自打开其中
的一份，放在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面前，仿佛是说：“有什么办
法呢？铁证如山——他投靠了英国情报机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
院士稍稍翻了翻那本案卷，然后就一手把它推开了。是的，都是白
纸黑字，但老人与自己最心爱的学生已有整整四十年的交往史，他
只确认自己对瓦维洛夫四十年的了解而不接受那些不知怎么炮制出
来的“白纸黑字”。再多的案卷也说服不了他。“让我见瓦维洛夫，”
老人说，“只要他当面向我承认这一切，我就相信。”这实在太让
贝利亚为难了。老人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等贝利亚回答，
也不说声再见，就拉开椅子向外走。一直不肯绝望的老人这时终于
绝望了。巨大的悲痛淹没了他。他完全失去了自持，头重脚轻地在
一座座大楼之间游荡，弄不清哪里有路、哪里有门，什么也看不见，
只管往前走，直到好心人让他出示证件，然后把他带了出去。
几十年后，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另一个学生、农学家库普
佐夫回忆说：1944年1月， 他回母校拜访老人。老人向他谈起了自
己营救瓦维洛夫的全过程。老人恨恨地说：“他们想剥夺农村、迫
使农民贫困化来积累资金。瓦维洛夫妨碍了他们，所以就不存在了。
而要反对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我们又无能为力。”库普佐夫对这个场
景始终记忆犹新：“老师讲到这里时止不住地哭了起来，不断地用
手帕擦眼泪。我们赶快把话题转移到别的方面，但过了好久，老师
还在那里伤心地痛哭。”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
还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
团聚；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
还在期盼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
荒冢，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54岁。
瓦维洛夫的妻子终身不忘1940年8月初她为丈夫送行的情景。作
为一个旅行家的妻子，她已习惯了丈夫出差。这次她也象往常一样
地与丈夫挥别。她万万想不到，这竟然是永别，她的丈夫从此成了
断线的风筝，纵然走遍天涯，也永远唤不回来了。后来卫国战争爆
发，她被疏散到她的娘家——一个边远小镇。这时她已经得知她的
丈夫的悲剧了。呼天抢地、悲痛欲绝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平
静了下来。她最关注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实际上对瓦维洛夫来
说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在监狱中吃得饱吗？院士夫人听说了太多
关于囚犯如何沦为饿蜉的悲惨故事，于是朝思暮想如何能让自己的
丈夫填饱肚子。她从牙缝里省下一口口粮食；又用自己积攒下来的
一点点钱，买了一些高价食品，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好一个个包裹，
把食品寄往遥远的莫斯科，寄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包裹里还附上一
封封词意恳切的信，恳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把这些包裹转交给瓦维洛
夫。每寄一次，她都禁不住幻想，仿佛看见她的形销骨离的丈夫，
正以惊喜的神色，拿来包裹，双手哆嗦着拆开，然后一把一把地大
口吃起来……。
但幻觉终归是幻觉，她怎么也想不到，她的丈夫从来也不曾收
到过她的包裹；她更想不到的是，当她正在那个边远小镇上一次又
一次地往莫斯科给她的丈夫寄送食品时，她的丈夫其实既不在莫斯
科，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她的丈夫和她就住在同一个小镇上，住
在与她娘家相隔咫尺的一座集中营里。这真是命运的捉弄！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1年 7月19
日的判决，瓦维洛夫本来应该象他的难友们——诸如戈沃罗夫教授、
迈斯特院士——那样，押上刑场执行枪决。但枪决没有执行。 7月
26日，瓦维洛夫被关进布特尔卡监狱的地下室。然后又转到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内部监狱。个中情形，瓦维洛夫在他致贝利亚的一封信
中有过陈述——
1941年8月1日，即在判决后三周，您的代表以您的名义到布特
尔卡监狱里通知我，您正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撤消就我一
案所作出的判决的请求，我的死刑会得到赦免。1941年10月4日，
根据您的命令，我被从布特尔卡监狱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监
狱，10月5日和15日， 我和您的代表谈了我对战争、对法西斯主义
的态度，以及关于利用我这个有丰富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问题。10
月15日我被告知，将给我提供作为一个院士从事研究的全部可能性，
在两三天内将最终明确。
这封信表明，在瓦维洛夫的最后岁月中，似乎出现过某种转机。
换句话说，向来以“红色屠夫”而著称的贝利亚，在瓦维洛夫问题
上似乎并非穷凶极恶。其实不足为怪。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贝利
亚其实并非斯大林时代后期国家罪行的元凶——发生在1940年春的
屠杀两万多无辜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联方面先是把罪责推
给希特勒，到后来实在无可推诿、只好承认是自己的“杰作”时，
便把已在九泉之下的贝利亚拉出来作替罪羊，说那两万多波兰军官
是贝利亚的牺牲品。但原始档案显示，1940年3月5日的苏共政治局
会议上，莫洛托夫、伏罗西洛夫、米高扬等人一致拥护斯大林同志
作出的秘密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的决策，只有贝利亚力排众议，
以致龙颜大怒，贝利亚差点被撤职。秘密杀害两万多波兰军官的政
治局决议，只好改由伏罗西洛夫来执行。发生在1943年的那场强制
性的民族大迁徙，使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全体居民、全体车臣－印古
什人、全体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尔曼人和另外七八个少数民
族永远丧失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几十万人
在迁徙途中悲惨地死去。真相披露后苏联方面也说是贝利亚干的，
但现在发现的原始档案显示，迁徙命令是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签
署的，贝利亚非但不是执行者，而且坚决反对迁徙整个整个的民族。
但既然斯大林同志已经签署了命令，他也就爱莫能助了。几位少数
民族领袖请求贝利亚阻止这一暴行，贝利亚坦率地说：“我办不到，
政治局不支持我。我唯一能做的是挽救你们几个家庭。”
当然，作为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历史并不清白，他必
须与斯大林同志在总体上保持一致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必须清除
自己的政敌，为此他也枉杀了不少人。他无疑也是个刽子手，而且
是个大刽子手。但相对于当时其他所有的大刽子手，应该说，贝利
亚还是罪状较轻的一个，在他的身上，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在条
件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是制止了一些暴行，保护了一些无辜者，尤
其是保护了一些著名学者。
在这些著名学者中，最著名的是图波列夫院士——苏联的航空
工业之父。图波列夫院士是被叶若夫送进监狱的，在严刑拷打下已
经供认自己如何“蓄意破坏苏联航空工业”。叶若夫垮台后他仍在
死牢中坐以待毙。贝利亚想救他出狱，为此召见了他，要他推翻供
词。但图波列夫院士这时已不再相信任何人，他以为克格勃又在变
着法子玩弄他，因此坚决不肯推翻供词，只求速死。贝利亚无可奈
何，说：“好吧，不否认算了，现在要你重新工作，这总可以吧。”
图波列夫院士终于答应了下来。然后由贝利亚出面，提请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赦免了图波列夫院士的死刑。图波列夫院士又
拿起了绘图笔。而由图波列夫院士开列的需要保护的专家名单中的
囚犯，也都免除了死刑，重新开始研究工作。
还有比图波列夫院士更幸运的。如国防科技专家万尼科夫。万
尼科夫本来也被判处死刑，但贝利亚迟迟不执行。有一天，斯大林
同志突然想起了万尼科夫，对贝利亚说，可惜万尼科夫教授不在了，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贝利亚马上接过话头：“要是他突
然……死而复生呢？这样的怪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啊！”于是万尼
科夫教授走出了死牢，马上出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贝利亚1944年
2月的一个报告，更是解放了整整一批学者。报告是这样写的：
国防委员会主席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2年至1943年，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专家处所看押
的专家提出的设计方案，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十六厂完成了以
下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工作：
１．根据格卢什科提出的设计方案，研制出使飞机加快速度的
Ｉ型远程侦察机液体喷气发动机样机。
２．根据多勃罗沃利斯基提出的设计方案，在联结M-105型系
列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MB-100型起飞功率为2425马力的大型号
飞机发动机……
鉴于上述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撤消表现特
别突出的在押专家的刑事处分并予以释放是适宜的……请指示。
──贝利亚
下面是35名在押专家名单：阿尔季舍夫斯基（原判10年）、别加
日诺伊（原判25年）、博德尼亚（原判20年）、格卢什科（原判10年）
……他们都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瓦维洛夫案件，贝利亚也曾干预。虽然瓦维洛夫案件是钦定的，
贝利亚还不至于试图为瓦维洛夫平反昭雪，还不至于仅仅为一个瓦维
洛夫而与斯大林同志对抗，但他至少试图挽救瓦维洛夫的生命。他的
干预为本来已经绝望的瓦维洛夫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1941年8月8日，
瓦维洛夫向贝利亚呈交了一份申请书：
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鉴于您提出赦免我和撤消军事法庭的判决，并考虑到由于战争向
苏联所有公民提出的巨大要求，我斗胆提出请求，请给我提供条件去
全力从事现时在我的专业上（作物栽培学）最为迫切的任务。
（１）我可以在半年内编完《抗最主要病害栽培作物品种的培育
实用指南》。
（２）我可以通过紧张的工作在六～八个月内结束对苏联各个地
区都适用的《禾谷类作物育种实用指南》的编写。
对油桐树和金鸡纳树等具有国防意义的亚热带作物栽培领域，以
及维生素含量丰富的作物我也感兴趣。
我想把我在作物栽培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全部知识和力量毫无保
留地贡献给苏维埃政权和我的祖国。在我的祖国，我可能会有极大用
处的。
尼古拉·瓦维洛夫
1941年8月8日,于布特尔卡监狱第49号囚室
瓦维洛夫不敢奢望贝利亚还他清白，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能在狱
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而他的这个要求，与贝利亚依照“图波列夫模
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也就是把瓦维洛夫安排到监狱研究所的设想
是一致的。在监狱研究所，虽然依旧是阶下囚，但毕竟可以享有普通
集中营的犯人所享受不到的一些好处——住得好一些，吃饱也没有问
题。在那里，生存和工作的起码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事实上，几乎所
有被关进这种“特殊监狱”的囚犯都安然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年代。但
是，依照“图波列夫模式”处理瓦维洛夫问题的设想没能实现。这倒
不是人为的而完全是时间因素所致。10月15日，贝利亚的代表又一次
来到瓦维洛夫囚室，与瓦维洛夫继续关于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谈
话。这时德国人的坦克已经逼近了莫斯科郊区。贝利亚不能不把瓦维
洛夫问题暂时搁置下来，去处理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瓦维洛夫问题
也就无人过问了。
随着德军的逼近，莫斯科开始紧急疏散。10月16日上午，莫斯科
火车站被军警和狼犬围了个水泄不通，包围圈里是莫斯科各监狱的近
万名囚徒。前天晚上刚刚下了一场雪，积雪在阳光照耀下正在融化，
火车站广场上到处是雪水。军警一声令下，近万名囚徒齐刷刷地趴下，
不准动，甚至不准稍稍抬头，否则就要挨枪托。囚徒们在雪地里趴了
整整六个小时，运送他们的火车才进站。军警开始象装运牲畜那样把
囚徒们往车厢里装，在只能坐五个人的“单间”里，硬塞进20－25人，
囚徒们只好前胸贴后胸地站着，连拉屎拉尿都挪不动步子。许多囚徒
在闷热劳累中晕死过去，到目的地时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就在他们中间。在经过了长达两个星期
的“旅行”后，他被从莫斯科押解到萨拉托夫的一座集中营，这座集
中营就设在他妻子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夫妻俩咫尺天涯。
到萨拉托夫后，瓦维洛夫和其他犯人一样，被按倒在地上，脱光
了衣服搜查。再用冰水冲淋，算是“卫生处理”。然后，关进三号牢
房——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牢房，它关押的大都是重量级人物，如匈
牙利革命领袖库恩·贝拉，俄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
研究所创始人和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院士，著名哲学家、世界文学研
究所所长卢波尔院士，作家米哈伊尔·列维多夫等等。开始，和其他
重量级囚犯一样，瓦维洛夫住的是单人房间，虽然从旁边的侦讯室里
没日没夜地传出拷打声和被毒打的囚犯的惨叫声，但瓦维洛夫对这一
切似乎已见怪不惊，依然显出从容不迫的大家气派。女犯人伊琳娜便
是他的这种大家气派的目击者。入狱那年伊琳娜才16岁，中学都没读
完，但她却因“试图组织对斯大林同志的谋杀”而被判罪。后来她这
样回忆她与瓦维洛夫的相逢：
我不能确切地指出这是哪一天，但我清楚地记得，事情发生在
1942年1月。 那天，看守把我们从各自的囚室中叫出来，在监狱的
院子里集合准备带走。但为什么带走、要带到哪里去？当时我并不
清楚，许多犯人就这样带出去然后永远也回不来了。我真是害怕极
了，害怕这就是最后时刻……我被推搡着赶进队伍里，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哭了起来。突然，我听到了一个极为平静的声音：“你哭什
么？”我转过头去，一个穿黑大衣的人就站在我旁边，又高又瘦，
满脸胡子，一双文文静静的眼睛。他正关切地看着我。我回答说，
我怕，我想家。他轻声细语地安慰我，终于让我也平静了下来。上
车后他告诉我：“我叫瓦维洛夫，我是瓦维洛夫院士，他们把我单
独关在一个死囚房间里。你要记住我，不要忘了我的名字。”他还
给我讲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些犹太人，开始向他们征收捐税时，他
们因无力交足捐税而害怕得大哭起来；可真的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
洗之后，他们反而不怕了，反而无忧无虑了。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不一会儿，车就到了目的地。我很高兴等
着我们的原来不是刑场。我们就此分手了，再也没能见过面。
在死囚房间里，瓦维洛夫实在是太孤独了——列宁在狱中尚且有
书可读，瓦维洛夫在狱中却见不到一张纸片；没有同伴可以互相慰籍，
又不能象普通犯人那样在放风时出去散散心；除了洗耳恭听隔壁的拷
打声和惨叫声，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头顶那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
开着的浑浊的壁灯，洒下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空虚。能够与中学生囚犯
伊琳娜相遇，在瓦维洛夫来说简直就是节日，难怪他要滔滔不绝。就
这样在孤独和空虚中苦苦浮渡，所幸终于靠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卢波尔院士和一位名叫菲拉托夫的木材加工工程师也成了瓦维洛夫囚
室的正式居民。
终于不再与世隔绝，急不可待的瓦维洛夫马上开办了“狱中大学”。
他知道自己的生机正在无情地汩汩流失，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带着
满腹经纶离去。即便在囹圄之中，他也要播种自己的学说。于是，新
来的两位难友便成了他的“狱中大学”学生。“瓦维洛夫在囚室中讲
课，”幸存者回忆，“只能压低了声音讲，因为声音稍稍大了一点，
看守长就要打开门呵斥一通。……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早晨，吃
完饭后讲课，接着休息，吃午饭，又是讲课，直到吃晚饭和睡觉。”
据称， 瓦维洛夫在狱中共授课101课，内容包括生物学、遗传学、作
物栽培学。难友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院士非常乐观，对未来充满了希
望，讲课之余，还讲了许多他在那些遥远国度旅行的有趣的故事。
精神上的苦役终于有所减轻，但在物质上瓦维洛夫始终走不出绝
境。幸存者回忆：“囚室很窄，仅有一张钉在墙上的吊铺，大家只能
轮流上床睡觉。没有窗户，没有通气孔，门上一条窄窄的缝还不到手
指宽，从来享受不到风和阳光；没有肥皂、没有卫生纸，甚至没有水
洗澡。大家的身上都是臭烘烘的，臭虫乱爬。所谓衣服只是一块麻布
口袋，领子和袖口都开了口子；鞋子是用椴树皮织的。卢波尔院士说，
古罗马的奴隶穿的就是这样的衣服。”但这些还是次要的，首要的吃
饭问题。入狱之后，瓦维洛夫一直食不果腹。“食物是三餐都一样的：
早饭一勺子稀粥；午饭——两勺稀粥和一缸子用发臭的腌西红柿和一
小块鱼片熬成的汤；晚饭又是一勺子粥。此外，照规矩应有一块用大
麦面做的300克到500克重的黑面包。但这常常没有保障。”对已经不
再幻想自由的瓦维洛夫来说，这时最难受的便是饥饿的折磨。偶尔实
在受不了，瓦维洛夫只好在监狱长前来巡视时，请求多给口米汤喝。
监狱长当然不会答应，而是怒气冲冲地大叫：“瞧，想得倒美！前线
受伤的战士都没有大米吃，国事犯倒来找我要大米吃……”
不堪折磨的瓦维洛夫终于病倒了——他实际上是饿倒的。病中的
瓦维洛夫记起了贝利亚的诺言——贝利亚的全权代表曾经许诺赦免他
的死刑。他向监狱长汇报了这件事，监狱长只是向他耸了耸肩。到19
42年春天，瓦维洛夫又染上了严重的坏血病，这时监狱长才动了恻隐
之心，准许他给贝利亚写信。信写在一张大纸上，信纸的正反两面都
挤满了蝇头小字，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5日。 “最最尊敬的拉夫连
季·帕夫洛维奇，”瓦维洛夫这样称呼贝利亚。他重述了自己的被捕
经过，然后以从未有过的斩钉截铁的语气说：对他的所有指控“是建
立在谎言和诽谤的基础之上的，它们没有得到侦察的任何证实。”他
提请贝利亚注意全权代表在布特尔卡监狱与他的谈话，恳求准允他在
监狱中进行贝利亚早就许诺让他进行的研究工作。说：“我今年54岁，
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尤其在作物栽培领域，能随意使用几种最主要
的欧洲语言。如果我能把我的经验和知识完全贡献给我的祖国，即便
仍在监狱中，我也会感到幸福的。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我
还可以为我的祖国做不少事情……”接着写道：“我请求明确我未来
的命运，减轻对我的惩罚，给我提供工作所必须的条件，哪怕是最低
限度的条件。”
瓦维洛夫的紧急求援信通过秘密邮局送到了贝利亚的手上。贝利
亚果然如瓦维洛夫所望，记起了他的许诺。他当即指示，尽快办理正
式撤消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手续。为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要求重新审理瓦维洛夫案件的建议书。这次贝利
亚的话管了用。瓦维洛夫问题列入了1942年 6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会议的第325项议程。 决定处瓦维洛夫死刑的那场审判只用了
五分钟，撤消瓦维洛夫死刑判决的议程则更短——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实际上都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法制，起决定作用的
都是个人意志。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象瓦维洛夫院士、图波列夫院
士、迈斯特院士、梁赞诺夫院士、卢波尔院士这样的科学泰斗，他们
的生杀予夺都决定于那么几个人！
所谓“法律”上的死期从此不复存在。虽然还没有宣判瓦维洛夫
无罪，但对瓦维洛夫来说，这已经是他在狱中所得到的唯一的一个好
消息了。瓦维洛夫应该会开怀大笑吧。不过，瓦维洛夫能从这次改判
中得到的最大好处也就仅限于此了。换句话说，这次改判只具有象征
意义，只是给了瓦维洛夫精神上的慰籍，在物质上带给瓦维洛夫的好
处少得可怜。改判后，瓦维洛夫和同时被免除死刑的卢波尔院士一起
从死囚房间转移到上一层的大牢房里。新牢房的唯一优越性仅仅在于，
瓦维洛夫终于可以每天享受放风——沿着一个红砖井的底部转悠十分
钟。此外便一如其旧——同样的拥挤、同样的吃不饱。但瓦维洛夫不
着急。他在等待，等待贝利亚迈出第二步——在他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让他开始狱中的研究工作。
但是，他终于没能等来这一天。也许是贝利亚太忙了，又把瓦维
洛夫问题放到了一边；更大的可能性是，对瓦维洛夫的宽容激起了瓦
维洛夫的敌人的激烈抗议，以致惊动了圣驾。贝利亚面对巨大阻力，
不愿再惹麻烦，于是放弃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官场上
从此无人过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瓦维洛夫了，于是，瓦维洛夫虽然免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死期”，但死神仍在不远处恭候着他。
1942年春，萨拉托夫集中营的苦难到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一个更可怕的恶魔降临了：痢疾。没有足够的药物、足够的病床，萨
拉托夫集中营事实上是不设防。病魔因此长驱直入，与饥饿联手，在
监狱大楼里任意肆虐。每天都有无法救治的囚犯被硬挺挺地拖出去，
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死于痢疾的囚犯即达数百人之多。前《消息报》
主编斯捷克洛夫被硬挺挺地拖出去了，苏共元老梁赞诺夫院士被硬挺
挺地拖出去了；卢波尔院士倒是一步一步自己走出去的，转到一座劳
改营；但病魔仍追着他跑，他终于还是没能活着走出牢房。无论是小
偷、杀人犯，还是无辜的院士，当局是一视同仁，谁也别想享受健全
的医疗保健。
瓦维洛夫当然也无权享受。于是，斯捷克洛夫、梁赞诺夫、卢波
尔的今天，便是瓦维洛夫的未来。
在无边的苦海中，瓦维洛夫翘首相盼。他已经等不来贝利亚的消
息了，等来的只是病魔。1943年1月24日， 监狱医士斯克里皮娜向监
狱长报告，瓦维洛夫病倒了。监狱长下令入院抢救。便有了如下一份
记录：
1943年1月25日， 由下述人员组成的萨拉托夫隔离所、农业人民
委员部医院医生委员会──主席：监狱长伊拉申上尉，成员：卫生视
察员图列茨基、医院负责人特韦里京和医生塔良克尔
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1887年生）进行了检查。
主诉：全身虚弱。
检查结果：痢疾，表皮苍白，双腿浮肿。住院。
诊断：营养不良症，浮肿病。
委员会决议：送一号诊所治疗。
好不容易享受到入院待遇的瓦维洛夫，此时已气若游丝了。就连
监狱方面都承认，“营养状况长期低于标准水平”，以致病人的身体
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在最后阶段，病人已不能进食。先兆性跑肚使病
人脱水因而更趋衰竭……事实上，瓦维洛夫的痢疾和其他囚犯的痢疾
一样，完全是饿出来的。医院打算挽救他，但却回天无力。在病床上
躺了不足24个小时，1943年1月26日凌晨7点，瓦维洛夫便永远闭上了
眼睛。
一代巨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而在大墙外，他的爱妻还
在给他邮寄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粮食，还在痴痴地等着他回家团聚；
他的老师、同事和学生还在竭力帮助他挣脱牢笼；各国学者还在期盼
着他重返国际学术论坛……。但他却已经死了，遗体被抛进荒冢，甚
至连一块墓碑也没能留下。这年他不到54岁。
又过了两年。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苏联科学院光学研究所所长的住宅电话突
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斯大林同志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将
军打来的。将军要所长谢·瓦维洛夫院士马上赶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
说斯大林同志有要事相商。斯大林同志满面春风地接待了谢·瓦维洛
夫院士，说他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说科学家对于建设
社会主义是如何的重要，说他一贯重视人才。谈到这里斯大林同志讲
了一个故事，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目击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30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
涌的洪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
当我问到第30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第30个人“留在那里
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说：“
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
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
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
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
匹母马来看。”
斯大林同志用这个事例说明，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人的蔑视是
多么的根深蒂固啊，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多么
的不相容！“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人才、对干部采取冷淡态度，不会
重视人才，”斯大林同志拍着桌子气愤地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
人对人的可怕态度的残余。”他告诉谢·瓦维洛夫，对这种残余他从
来深恶痛绝，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最早在1935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
会议上，他就曾义正词严地抨击过这种残余，就曾提醒全党：要想克
服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使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
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重视人才，重视每一个有益于共
同事业的工作者；必须认识到：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资本中最有
决定意义的资本。斯大林同志高屋建瓴地集中阐述了“人才为本”这
个一贯原则，接下来便言归正传，谈起谢·瓦维洛夫院士的工作安排
问题。他说他非常了解谢·瓦维洛夫院士对苏联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说谢·瓦维洛夫院士是当之无愧的国宝，这样的国宝级人才不受重用，
是对“人才为本”这个一贯原则的莫大讽刺，是一个严重失误。他——
斯大林同志——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误，不，说这是失误太轻描淡
写了，这其实是犯罪！为此……斯大林同志用热切的目光望着谢·瓦
维洛夫院士，郑重宣布：他请求谢·瓦维洛夫院士去领导苏联科学院。
也就是说，谢·瓦维洛夫院士将是苏联科学院新任院长的唯一人选。
这实在太出意外了，一向处世谨慎的谢·瓦维洛夫院士，从来没
有肩负如此重任的打算。他不知所措，拒绝吧，斯大林同志那样的热
诚、那样的坚定，怕是拒绝不了；答应下来吧，又不那么情愿。本来
就不善言谈的谢·瓦维洛夫院士，这时更语无伦次了。最后，谢·瓦
维洛夫院士终于想起了一个理由，便支支吾吾地告诉斯大林同志，他
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哥哥，所以由他出任苏联科学院院长
恐怕不是很适合。斯大林同志听了，满不在乎地一摆手：这有什么呢！
社会主义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不允许搞株连的。接着斯
大林同志耐心劝说谢·瓦维洛夫院士：要从大局着眼，委任他为苏联
科学院院长的决定是根据政治方面的需要作出的，决定已经没有可能
更改了；换言之，在这点上已经没有商量余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
益，还是勉为其难吧。确实，一切都无可更改，谢·瓦维洛夫院士只
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问题解决了，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斯大林同志的话
锋又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回到了那广袤而神秘的西伯利亚。谢·瓦
维洛夫这时突然发现，原来斯大林同志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如此的富
有人情味，他也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闲谈间，斯大林同志似乎
是很随意地问及：院士对政府有没有个人方面的要求？需不需要住房
或其他什么东西？谢·瓦维洛夫认为这是个机会，他什么东西都不想
要，只想为自己的哥哥说句话。斯大林同志听说尼·瓦维洛夫院士早
就身陷囹圄，一脸的惊讶：这我怎么不知道？马上打电话质询，得到
的回答是：马上去查。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斯大林同志听了有关
部门简短的报告，“拍”地一下扔掉话筒，愤怒地大叫起来：
“真是活见鬼，怎么把这样一个人才也给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