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亲自委任谢·瓦维洛夫为苏联科学院院长，斯大林同志
当着谢·瓦维洛夫的面对尼·瓦维洛夫的悲惨遭际表示一无所知和痛心
疾首，这一切，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完全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当时，
即1945年，国际学术界已经确信尼·瓦维洛夫院士死于非命，对尼·瓦
维洛夫院士的沉痛悼念和对苏联当局的强烈谴责正在形成高潮。苏联当
局处境尴尬，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给国际舆论一个暗示，那就是，他
斯大林同志对尼·瓦维洛夫院士其实并无恶感，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
悲惨遭际并无干系。因而不能对尼·瓦维洛夫院士的悲惨遭际负责。
遗憾的是，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暗示不起作用，国际学术界要么是没
有领悟斯大林同志的暗示，要么是领悟了但根本不予置信；不管是什么
原因，反正是依旧顽固坚持对苏联政府尤其是对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强烈
谴责立场。这就够让人头痛的了。但还有更让人头痛的事瓦维洛夫案件
在国内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弹。本来当局已明确宣布：瓦维洛夫问题
是雷区！并作了几项具体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提到瓦维洛夫；瓦维洛夫
的著作不能出版甚至不许学者们在学术范畴内引用他的著作。苏共中央
宣传部绝对禁止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把一则有关瓦维洛夫的辞条收进俄
国植物学家辞典；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中也没
有尼·瓦维洛夫的名字。苏联地理协会主席贝格院士在纪念该协会一百
周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瓦维洛夫生前的科学考察，马上就遭到有关方面声
色俱厉的呵斥，一派风声鹤唳！但虽然风声鹤唳，居然还是有人敢冒天
下之大不韪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国内外学术界遥相呼应，对苏联当局
形成了夹击之势。
公开为瓦维洛夫鸣冤叫屈的，大都是苏联学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
当年曾为拯救瓦维洛夫而奔走的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奥尔别利院士就是其
中的一个。他常常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评价瓦维洛夫，甚至在接见瓦
维洛夫的外国同行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欢迎您们，尼古拉·瓦维洛
夫的朋友们，瓦维洛夫的去世是科学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当
局通过一些很婉转的方式几次提醒他不要固执己见，他仍我行我素。苏
联科学院院长谢·瓦维洛夫对他哥哥的遭际更是耿耿于怀。对人文社会
科学从来没有多少兴致的科学院院长，在晚年突然迷上了历史学。而在
浩瀚的史海中，他最关注谈论最多的则是化学家拉瓦锡。拉瓦锡在任法
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多次批评一位他所不了解的医生让－保罗·马拉特
的化学著作。那位医生因此对他衔恨极深。大革命爆发后，那位医生弃
医从政，成了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认为报仇
雪恨的机会到了，便借口拉瓦锡曾加入税务总局，指控拉瓦锡是“包税
者”“人民公敌”，要把拉瓦锡处死。在他的坚持下，拉瓦锡被押上了
审判台。拉瓦锡请求把审判推迟，以便把他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实验做
完，审判长却一口回绝：“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审判不能中止。”伟
大的化学家被斩首。噩耗传出，学术界极度震惊，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
曾有如此名言：“砍下他的头，只需一刹那；但再长这样一颗头，大概
花一百年也不够。”谢·瓦维洛夫看出了拉瓦锡的命运与他哥哥的命运
的相似性，力图从历史中，具体说来，是从拉瓦锡的悲剧中，去探寻他
哥哥的悲剧根源。但科学院院长没有停留于单纯的抽象思维。他曾冒着
风险探望尼·瓦维洛夫的前妻萨哈罗娃和长子奥列格。并且和侄子长时
间地讨论如何去卢比扬卡监狱，鼓励侄子继续向当局追询尼·瓦维洛夫
的下落。只要能遇上从劳改营或监狱出来的熟人，科学院院长都要向他
们打听哥哥的消息。后来听说哥哥死在萨拉托夫集中营，在巴尔维赫疗
养时，他对谁都没有讲一声，便跑到萨拉托夫去了，去找哥哥死亡的证
人，找哥哥的坟墓。他什么也没有找着，回到莫斯科不过两个星期，科
学院院长就在忧愤中告别了人世，到九泉之下去追随哥哥的亡灵。
苏联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苏联学术界头面人物，
在战后已不再掩饰他们对瓦维洛夫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一批在战
前被解职的瓦维洛夫的战友如著名遗传学家茹可夫斯基院士、查瓦多夫
斯基院士等等也相继重返学术界。以他们为核心，瓦维洛夫旧部正在重
新集结力量。不过，虽然人心不死，在当时条件下，却还没有哪一位苏
联学者敢公开把瓦维洛夫的悲剧归咎于当局，也就不能不迁怒于围攻瓦
维洛夫的头号鹰犬李森科。是李森科杀死了瓦维洛夫这个虽有道理但未
必确切的传言，几乎为苏联学术界所公认。苏联学术界尤其是正在重新
集结的瓦维洛夫残部，自然而然对李森科恨之入骨。同时，李森科战后
几年的春化试验，和战前一样，牛皮吹了一大堆，把公众的胃口吊得很
高，但结局仍和战前一样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让满怀期
望的公众又一次次地大失所望。政治上学术上一无是处，李森科的邪教
教主本色，至此几乎原形毕露。在表面上他还是红透天的“排头兵”，
实际上成了苏联学术界的过街老鼠。完全陶醉在强权宠爱之中的李森科，
对此却是一点也未觉察，以为他还是无敌于天下。 便在1946年1月旁若
无人地发表了他的新著述《遗传性与变异性》，以否定达尔文的基本原
理。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包括三个要素：变异性、遗传性和繁殖过剩。
由于繁殖过剩（成年的植物、昆虫、鱼的数目比种子或刚出世的幼龄生
物的数目要少数百数千倍），发生了动植物的种内竞争，即同种的许多
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力不是相同的，那些更适应环境的、占优势的就保留
下来，不适应的个体就被消灭、被淘汰了。李森科不同意达尔文的观点。
他认为，通常在自然界中，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繁殖过剩，而且也
不可能有。不存在繁殖过剩，当然也就不存在种内竞争。李森科指责达
尔文繁殖过剩的观点是从马尔萨斯主义出发的，而马尔萨斯主义在当时
则被官方确认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
森科举出橡胶草穴种的例子：每一丛中收获时，个体（1-37）越多则总
产量越高，证明不但没有种内竞争，而且个体越多越有利。至于为什么
播种100到200粒种子， 而收获时只有1到37个植株？为什么在生育期中
死了那么多？李森科回答说：“那绝对都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学术
上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政治上战胜他这是李森科的主要战略；他
的反对派所持的战略则完全相反：不能从政治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就从
学术上战胜他。苏联学术界尤其是瓦维洛夫旧部正在从学术上寻找反击
李森科的最佳突破口，李森科的新著述恰逢其时。于是，《遗传性与变
异性》在引来国际学术界的满堂倒彩的同时，也在苏联国内引发了一场
在战前本来已经沉寂的大论战。瓦维洛夫的亲密战友茹可夫斯基院士最
早发难。他在《选种与良种繁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哈哈镜中
的达尔文主义》的文章，批评李森科对达尔文主义的歪曲。李森科马上
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不要坐在别人的雪橇上》的文章作为回敬。
竟然有人胆敢向他公开挑战，李森科深感意外。他在答复《文学报》而
写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反对苏维埃科学家们的工作》这篇檄文中恨恨地
说：“但是我知道，我国有些生物学家，例如茹可夫斯基教授，还承认
种内竞争。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残余。”但泼妇骂街吓不倒有备而来
的反对派。种内竞争问题引起了苏联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是自然科
学家，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也投入这场论战。李森科成了众矢之的，节
节败退；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们则步步进逼，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莫斯
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更是演变为反李森科的中心。 1947年2月，在莫
斯科大学生物系举行了全苏科学会议，宣读了大约四十篇反对李森科的
论文，并通过决议，宣布李森科为拉马克主义者。在这两所大学里，李
森科的信徒都无法立足而被迫调离。李森科这才如梦初醒，在学术界孤
立无助的他，不得不再次向政治权力求助。全苏科学会议闭幕后，他向
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利·日丹诺夫（即苏联意识形态主管、著
名政治杀手安·亚·日丹诺夫之子，人称小日丹诺夫）提交了一份冗长
的备忘录，呼吁当局对他与“科学中的反动派”所作的斗争给予全力支
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连小日丹诺夫竟然也开始倒向“科学中的反
动派”，非但没能给予全力支持以解李森科的燃眉之急，反而在各种场
合甚至是在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严厉抨击李森科；这还
不够，1948年春，小日丹诺夫又提出加强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
拟将李森科撤职。众叛亲离，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曾经固若金汤的一统
天下眼看就要哗啦啦地崩塌了。
千钧一发之际，斯大林同志出面干预了。
斯大林同志的干预出自他的深谋远虑：卫国战争的胜利，固然是极
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声誉，但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经受了大清洗洗礼的苏
联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变得十分温顺，但战争迫使大清洗的滚滚车轮停
了下来，祭在知识分子头上的那一柄达摩克里斯剑暂时退隐了；好了疮
疤忘了痛，知识分子又开始翘尾巴了。战争焚毁了苏联长期固守的锁国
之门，知识分子突然面对大千世界，更是眼花缭乱，六神不定。斯大林
同志一向目光如炬、明察秋毫；苏联知识界的离心暗流，斯大林同志不
可能没有警觉。早在1946年，斯大林同志就洞悉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
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指令老日丹诺夫：
对缺乏思想性的东西必须打击……文学作品中明显存在背离创作的
阶级原则的倾向。请您查一两种杂志。最好是在列宁格勒……
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治理整顿由此惊涛拍岸。斯大林同志指定要在
列宁格勒打响第一枪，列宁格勒的两家著名杂志便首当其冲，成了第一
批枪下鬼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进行了
全盘政治清算。似乎这样做威慑力还不够，斯大林同志还点名批评了一
批其作品“与社会主义文学格格不入”的作家艺术家。
天命不可违。老日丹诺夫赶紧拎起一度搁置的棍棒，紧跟斯大林同
志虎虎生风地四面出击。他断言：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空洞无聊的、没有思想原则的贵族沙龙诗歌
的旗手，对苏联文学来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她的诗歌思想贫乏，影
响有限。”
著名作家左琴科以“恶劣的流氓方式”描写苏联的现实，“鼓吹不
要思想原则的腐朽思想，鼓吹低级趣味、非政治倾向，妄图使我国青年
迷失方向，毒化他们的思想。”
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等人的作品是
“虚伪的、庸俗的、有时简直是病态的。他们一方面对真正的音乐吹毛
求疵，一方面却创作不成体统的浸透着唯心主义感情的音乐作品。”
虎虎生风的棍棒，打倒了多少苏联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啊。血雨腥
风又开始浸染苏联知识界。
这场气势恢弘的治理整顿，不可能仅仅限于文艺领域。当时的苏联
有句名言“科学也是意识形态。”这里的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自然
科学。苏联自然科学也就不可能躲开虎虎生风的棍棒。自然科学的治理
整顿，重点是生物学。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前付出了那么大的心血，
总算将遗传学置于死地；不料战后稍一走神，遗传学便又死灰复燃。所
以斯大林同志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不仅要把遗传学打倒在地，而且要焚
尸扬灰，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遗传学问题和瓦维洛夫问题，一方面避免
遗传学和瓦维洛夫冤魂不散，纠缠不已；一方面确保李森科在苏联学术
界的“排头兵”地位，从而确保党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领导，确保苏联
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
正是出于这些深谋远虑，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解决了文学问题、19
47年解决了哲学问题之后，便在1948年亲自出面解决遗传学问题。小日
丹诺夫因支持“科学中的反动派”而受到斯大林同志的严厉申斥，不得
不写信向斯大林同志请罪。请罪书全文如下：
给约·维·斯大林同志：
由于在讨论会上做了关于现代达尔文主义中争论问题的讲演，我犯
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１．做报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没有估计到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工作
人员的新的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没有设想到我的发言会
被当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意见。我在某一个科学争论中没有深思熟虑
便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一种“大学风度”。所以，当
大家建议我在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我就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了
使我的讲演不约束任何一个人，我事先声明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
毫无疑问，这是不好的“教授作风”，而不是党的立场。
２．我的报告中的根本错误在于引导生物学中两个正在斗争的方向
调和起来。
从我到科学处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形式遗传学（苏联官方对孟德
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引者注）的代表来向我申诉，说他们获得的一些
栽培作物（荞麦、橡胶草、天竺葵、大麻、柑桔）的具有优良品质的新
品种，没有运用到生产中去，并遭到李森科院士的拥护者的阻碍。这些
无疑是有益的植物类型，是直接用化学和物理因素影响胚细胞（影响种
子）而得到的。米丘林学说在认为有更多其他的、更重要的改变有机体
的道路的同时，也不否认这类影响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形式遗传学家认
为自己的方法（在X射线、紫外线、秋水仙精和异骈乙烷的影响下，强
烈刺激有机体）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我懂得，这些因素影响有机体的机
理可以、也应该不是用形式遗传学，而是用米丘林遗传学来解释的。
我的错误在于，当决定袒护这些实际上是“糖衣炮弹”的实践结果
时，我没有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给以无情的
批评。我承认，这是办事的事务主义态度，是单纯地追求实际利益。
生物学中不同方向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吵闹和起哄的不健康的形式。
然而，我以为，除了吵闹和起哄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我对问
题的原则性方面估计不足，没有历史地去处理这个争论，没有去分析它
深刻的原因和缘起。
这些原因使我产生了想“调和”两个争论方面，消除分歧，强调双
方团结，而不是强调分开的想法。但是在科学上，如同在政治上一样，
原则是不能调和的，而只能战胜。斗争不能用掩盖矛盾的办法，而应该
用揭发矛盾的办法来进行。在事务主义和狭隘实际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想调和原则的企图和对争论的理论意义认识不足，把我引导到了折中主
义的道路上，我是这样认识的。
３．我对李森科院士的尖锐和公开的批评是一个错误。李森科院士
在目前是公认的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领袖，他在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的
进攻下保卫米丘林和他的学说，他本人对我国科学和经济事业做过许多
事情。估计到这一点，对李森科，对他的个别缺点的批评，应当这样进
行，即使得这个批评不是削弱米丘林主义者的阵地，而是巩固它。
我是衷心拥护米丘林学说的。我批评李森科不是因为他是米丘林主
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很好发展米丘林学说。但是，我选择了不正确的
批评方式。所以，由于这样的批评，客观上使米丘林主义者处于下风，
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占了上风。
４．列宁曾屡次指出，承认某一现象的必要性，本身就包含有陷入
客观主义的危险，我在很大的程度上，没有避免掉这个危险。
我确定魏斯曼主义和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我不区别它们）的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是“皮明诺夫”式的：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凭良心说话。
这些反科学的观点（在我们这儿的代表是施马尔高森和他的学派）在理
论上采取了宗教神秘的形式，认为物种的发生是由于造物主的个别行动
的结果，在实践上则把事情引入绝路，引向否定人类改造动植物本性的
可能。我不但没有给这些反科学的观点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我却错
误地为自己提出了探索它们在生物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和在它们中间寻
找“合理的内核”的任务。结果，我对魏斯曼主义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
客观主义的，从本质上说，是不深刻的。
结果，主要的打击一再针对李森科院士，即误伤了米丘林方向。
我的错误就是如此，这些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向您，斯大林同志，并在您面前向联共（布）中
央保证，我曾是、并仍将是忠实的米丘林主义者。我的错误的根源是：
我没有充分研究问题的历史，不正确地组织了为米丘林学说斗争的阵线。
所有这些是由于经验不足和不成熟。我将用行动来改正错误。
尤利·日丹诺夫
1948年7月12日
这封请罪书标志着苏联遗传学界又一次大规模“扫荡”的开始。本
来退无可退的李森科，至此终于绝处逢生。而他的命运的转折点，则是
苏联科学史上著名的“八月会议”。
“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
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
苏联八月会议是实现斯大林同志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遗传学界力
挽狂澜的战略意图的一个决定性战役。为了在会上取得压倒性优势，斯
大林同志费尽心血。首先是人事上最大限度地抬高李森科帮派在苏联学
术界的地位，具体措施是把李森科的喽罗大量提拔为院士，以保证李森
科帮派在院士队伍中占主导地位、保证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以李
森科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由于李森科帮派在学术界不得人心，
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院士选举，李森科提名的候选人大都落选。民主和
集中，集中既然处于指导地位，那么一旦民主的结果不符合集中的旨意，
集中当然就要运用它的指导权力，指导出另一种结果。所以斯大林同志
不承认本来无可争辩的院士选举的合法性，干脆下令把李森科所草拟的
院士名单交由自己圈定。斯大林同志大笔一挥，李森科的35名喽罗全部
榜上有名。然后，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部长会议接连颁布几个
法令，委任在选举中大多落选的李森科喽罗为院士，从而为“八月会议”
输送了一支可靠的禁卫军。其次是从政治路线上继续强制推行李森科主
义。斯大林同志亲自垂询李森科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论生物学现状》，
在报告草稿上作了多处重要修改。仍然放心不下，便在会议召开前夜，
特意召见李森科。这些在李森科自然是至宝，经过斯大林同志亲自修改
的报告原件，一直为李森科所珍藏；每逢重要时刻，他都要把报告原件
或报告原件的复制品拿出来向人们炫耀。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第三天即
1953年3月8日，李森科曾在题为《科学的泰斗》的悼文中无限深情地回
忆斯大林同志对他的亲切关怀：“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特别清楚地
知道，斯大林同志抓住了具体审查最重要的生物学问题的时机。他直接
校阅了《论生物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
我讲演中的个别地方应该怎样讲解。斯大林同志关心地注视着列宁全苏
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的工作结果。”“列宁同志发现了米丘林，斯大林
同志教育了米丘林主义的干部，斯大林同志本人揭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
生物学规律。”斯大林同志是八月会议的总导演，这一点苏联官方后来
也供认不讳。在1948年11月6日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
红色宰相莫洛托夫向全世界声称：“遗传理论的讨论，提出了同以唯物
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科学反对科学上的唯心主义残余（例如认为后天
获得性不能传给后代的魏斯曼的遗传不变说之类）的斗争有关的各项深
刻和基本的问题。”“这一斗争在李森科院士领导下进行不是偶然的，
他在我们共同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然后强调
指出：“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我党指导性的影响下进行的。
这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
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这句话在此后被李森科和其他人不止一次地不加
引号地引用）。”《真理报》社论也称：“进步的生物科学应当感谢列
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他拯救了米丘林学说，使它进入了我
们的知识宝库，成为真正的财富。”在斯大林同志无微不至的拂照之下，
经过周密部署，1948年7月31日， 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在莫斯科农业俱
乐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联科学院和全苏农业科学院两院院士、苏联
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农学院教授、农业科学院各试验站骨干等共
计七百余人。囊括了全部苏联生物学界、农学界头面人物。天子门生、
胜券在握的李森科，红光满面地登上大会讲坛，作了主题报告《论生物
学的现状》。报告将天威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沿用早在战前就已出笼的
理论宣称：苏联生物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方向的斗争，即唯物主
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生物学”或叫做“米丘林生
物学”与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生物
学之间的斗争。对染色体理论的态度，则是区别“米丘林生物学”和孟
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分水岭。谁相信染色体理论，谁就是孟德尔摩尔根主
义的信徒，谁就要被打倒；反对染色体理论而追随“米丘林生物学”的
学者，才能在社会主义苏联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学理，只有威胁和恫吓，
赤裸裸的强权思维一点也不加掩饰。这样一份报告，在当时被视作用马
克思主义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典范。大会的第二天，报告全文就在苏联
所有中央报纸上发表了。总发行量达六、七千万份之多，平均每两个苏
联人就可以拥有一份。除了党和政府的会议文件，苏联历史上还没有哪
份会议文件有如此之高的发行量。
在当时广为刊载的又岂止是李森科的主题报告。法国作家阿拉贡在
为这次会议所写的一篇辩护文章中，曾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规格惊叹不迭：
在莫斯科，当全世界的报纸竞相报道战争消息、报道原子弹拥有者
毫不犹豫地准备向苏联发动核战争的那种恐怖消息的时候，苏联最权威
的、拥有千千万万读者、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真理报》， 从那年的8
月4日到12日，却拿出巨大的篇幅，报道7月31日开始的全苏农业科学院
特别会议。在此期间，44面的《真理报》有18面全部用来报道那次会议。
任何一个单个的新闻即便是柏林问题、华盛顿反苏事件在苏联报刊上所
占有的篇幅都远不能与报道那次会议的关于“今日生物学”的专栏讨论
所占有的篇幅相比。讨论是在米丘林学派和古典遗传学派之间进行的，
以李森科的报告为开端。李森科的报告全文所占的篇幅达五百多面。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学术讨论都不曾享有这种报道
规格。这是跟数百万男女的理解能力紧密相关的。象《真理报》这种做
法，在法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一家报纸肯冒这种险，因为一定不会有
那么多的读者。法国还没有形成那一类读者群。无论那次讨论的内容怎
样，它的这种报道规格就表明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苏联，已经产
生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那数百万对生物学讨论感兴趣而且能够
理解讨论的读者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还有值得一提的。那次讨论的范围，讨论所提出的大量新的生物学
材料，再加以数百名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与集体农庄农民一起参加讨论
这一事实本身，使那次会议显出了一个惊人的新特征，正是这个新特征
促使报刊给那次会议以那样的报道规格──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的工作
已经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阿拉贡对八月会议高规格报道的原因的阐释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
但他对高规格报道的事实描述却并无夸张对一次“学术会议”作地毯轰
炸式的密集报道，而且这样的报道成了舆论界的第一主题。这在人类历
史上确实没有先例可循。同样没有先例可循的是那些报道对学术问题明
显的倾向性。8月4日，《真理报》第一版刊登的会议消息就对反对派学
者施加了政治压力，说：“发言者公正地指出，若干应邀参加会议的魏
斯曼方向的拥护者施马尔高森院士、日布拉克、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尤
金采夫讲师和阿立汉宁讲师，直到现在还保持沉默。”8月5日和6日，这
些“魏斯曼方向的拥护者”先后发言了，但《真理报》还是有话说。第
二天刊登的会议消息称：“施马尔高森院士的发言，使人感觉十分惊奇。
他毫无理由地声称他不是进化遗传学家，也不属于形式遗传学家的行列。
在回答会议参加者对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进化的因素》中有意不提经
典生物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的公正指责时，施马尔高森院
士表现了奇怪的立场。他声明说，关于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著作，
他在另外一本书里已经提到了，并将在最近的另一本著作中集中地写。”
稍后，《真理报》用比平时多一半的篇幅，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先
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帜！》的社论。社论在许多地方原封不动、也
不加引号地引用李森科报告中的一些话。除了强调生物学上的争论是两
种世界观的斗争外，继续指名辱骂反对派学者，说：“先进的米丘林主
义科学家正在向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生物学面前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的习
气作斗争，但是可惜，在苏联生物学家中间就有这种人（施马尔高森、
查瓦多夫斯基、日布拉克、杜比宁等）。……他们的科学活动常常比什
么也不干还要坏。”
组织保证和舆论导向双管齐下，大会会开成什么模样，也就不难想
见了。几十名“米丘林主义者科学家”轮流登上讲台，尽情发泄对反对
派学者的强烈仇恨实则是对科学、对理性、对人类良知的仇恨。整个大
会从头到尾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政治词汇：
蒲列塞茨基（乌克兰果树栽培研究所所长）：“战争尚未结束，新
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
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在这些人中，就有孟德尔摩尔根
主义的代表们萨克斯、达灵顿及其他一些人。（我国的）日布拉克教授
居然于1945年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张与那些科
学上的反动派建立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生物学’。这也不是离题之
谈，而实实在在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的政治面貌的特点。”
格鲁森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教授）：“目前孟德尔摩尔根主
义是它的阶级、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
德米特里也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我认为一般
作为提高科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完全消除在科学上直到现在还
被叫做‘学派’的‘单干户’”。“在科学上决不可试图保存着反对的
路线。”
努日金（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称，苏联学术界关于种内
竞争问题的论战是“反孟什维克唯心主义斗争的必然延续。”
皮罗夫在谈到反对派学者波立亚科夫时说：“组织反动战线的欲望
又在他的血液里燃烧起来了。”
德米特里也夫在谈到李森科建议在西伯利亚留茬地上种冬小麦时甚
至这样形容反对派学者：“他们正像野兽一样起来反对这一点。”
下面那些气势汹汹的叫骂，就更是司空见惯：
“本届会议的基本意义在于终止迄今所进行的过长的讨论，揭露并
彻底清除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者的反科学思想……。”
“生物学上的两种倾向的长期斗争不容置辩地表明，孟德尔摩尔根
魏斯曼倾向是一个反动的、反民族的流派，它阻碍了生物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给社会主义农业在实践上造成巨大的损害。”
“我们并不想和摩尔根主义者进行辩论，而是要继续揭露他们作为
从国外输入的、有害的、思想上带有异味的、本质上是伪科学的倾向的
代表们的反动面目。”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
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
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
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 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苏联“民歌”
不想辩论，不准辩论。但这并不等于就没有辩论。
与会者绝大多数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但也挑选了几位反
对派学者参加。这几位反对派代表和“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所享受
的待遇完全不同会前向他们严密封锁消息，马上要开会了才通知他们与
会，让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会场上，打一场无准备之仗。反对派代表查
瓦多夫斯基当时就对此有所觉察，在会上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次会议
是在不十分正常的情形下组织的，因为那些理应列入在……魏斯曼摩尔
根主义者之类的人们，没有得到相当的便利去作准备，来自由地充分地
发表他们的意见。”
“只要说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在7月30日（按：7月31日开会），当
我因更换疗养证来到莫斯科时，我才正式接到举行这次会议的通知，虽
然科学院和它的管理机构早已知道我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
“我不否认，我曾非正式地从一位同在基斯洛伏特斯克疗养的Ｂ同
志那里得知这次会议已在筹备中。然而奇怪的是，我这个被指控有死罪
的人，既不准参加关于发言提纲的工作，而且也未能事先得到召开会议
的通知。”
莫斯科大学遗传学系讲师阿立汉宁则在会议发言时说：“有很多遗
传学家们能把他们改变动植物本性的成功工作报告给我们，但是他们没
有出席，我深以为憾。”
仅管对不公正的会议程序、对自己在会议中的被动处境有所觉察，
但在会议之初，反对派代表对这次会议的真正政治背景却是毫不知情，
并不清楚自己其实已在天网之中；因而对李森科帮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
焰和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央报刊的一边倒极为反感，不识时务地竭力捍卫
自己的学术尊严。反对派旗手茹科夫斯基院士在大会发言时正气凛然地
声称：
“如果那些被戴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帽子的遗传学家们，从此就放
弃染色体遗传学说，那将是可叹的事。我并不打算这样做。”
他毫不理会台下的一片嘘声，继续大声说：
“孟德尔是一个卓越的生物学家，我们应当在他的墓前致敬。但为
什么他的名字常常被人嘲弄呢？我们知道，我们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
夫曾在科尔多什他的研究所面前为孟德尔建了一个纪念碑。”
另一个反对派代表阿立汉宁也为染色体基因理论抱不平，责问李森
科：
“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例如，像你常常所说的那样，染色体的
变化可以产生形状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你不可以研究染色体变化的机
制及其本质，从而去控制它们呢？”
他说：
“基因是真实的物体，在活细胞里它是一个物质单位……对于基因
存在的攻击，使我想起了以往对于原子存在的否定。”
他们声明，虽然他们坚信染色体基因理论，但他们并不像李森科所
攻击的那样是什么魏斯曼主义者。他们承认环境对有机体遗传性的影响，
这是他们之区别于魏斯曼的地方。不过，他们更不敢苟同李森科的观点。
他们认为，生存环境可以影响有机体的性状的表现，但一般不能影响遗
传性，特别是对高等植物和动物；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就说：“如果
我们承认环境本身可以引起有机体内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将不可避免地
把我们引入到神学里去。”环境只有影响了染色体、基因之后，才能引
起遗传性的改变，而影响染色体、基因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森科所坚
决反对的方法物理、化学因子的强烈刺激（他们认为这些也是环境因子）。
他们认为环境因子引起的遗传性的变异，因个体间存在着差异，变异的
方向也是多种多样的，人就在这中间选择那些对人有利的保留下来。他
们指责李森科的主张是机械主义，是拉马克主义，是对苏联科学的误导。
正是由于李森科的误导，有关染色体和控制染色体的方法的一系列研究，
如自交系问题、多倍体问题、用Ｘ射线等引起突变的问题、荷尔蒙问题
和植物刺激素问题等等问题的研究，在苏联都无法正常开展。谈到这些，
茹科夫斯基院士非常激动，竟至与李森科当场吵了起来。
茹科夫斯基：“我们的对手永没有提过像维生素、荷尔蒙或病毒这
类名词。我忠告，不是对你，特洛菲姆·杰尼索维奇（按即李森科），
你的威信已经够高了，而是请你的追随者，来学习学习，因为知识是光
明，而愚昧是黑暗。”（笑声、鼓掌声）。
李森科：“你也把这一条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吗？”
茹科夫斯基：“我永远在学习。”
李森科：“你学习得很不够。”
茹科夫斯基：“如果你了解我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在很用功
地学习，我每天学习……”。
茹科夫斯基的话还没说完，李森科的喽罗皮罗夫就尖声嚷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