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每天都在学习，但你只是死读书！”
茹科夫斯基而外的另一个反对派旗手是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在会上
的一片叫骂声中他同样毫无惧色，大战李森科。争论的焦点问题则是种
内竞争问题。在引致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名著”《遗传性与
变异性》中，李森科在谈到许多生物的成龄有机体数目千百倍低于胚的
数目时，有这样一段妙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之后许多（假如不是全
部）达尔文主义者以种内竞争为基础来解释这种现象，乃是一种错误。”
查瓦多夫斯基院士对这段妙论颇不以为然，在会上尖锐指出：“是谁授
权给人们在达尔文主义的公式中加入和这个学说相反的内容呢？应该说
是李森科同志。”并且说：“假若我们把李森科同志所传授的东西叫达
尔文主义，那么我们就会问心有愧地当科学家和教师。”他的滔滔雄辩
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规定的发言时间完了之后，大多数人
还希望延长他的发言时间。
李森科没有料到，在政治高压之下，反对派代表还会如此倔强、对
他如此大不敬。请他们与会本来只是要他们当“靶子”供“米丘林生物
科学工作者”火烧、油炸、炮轰；本来只是要他们认罪忏悔以烘托“米
丘林生物科学”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没想到他们却把自己的“刑场”
变成了反击“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战场。李森科及其喽罗大为光火，常
常情不自禁地跳将起来。当反对派代表波立亚科夫发言时，李森科不时
出言不逊地打断波立亚可夫的话头。波立亚科夫很生气，在李森科又一
次插话责问他的时候反唇相讥：“当我被打搅时，我是要感到难堪的”。
但李森科毫不理会地继续责问，并且说：“当我必须听取错误的报告时，
我也是要感到难堪的”。
反对派代表拉普普尔特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李森科对染色体基因理
论的歪曲，第二天就遭到由李森科的喽罗德米特里也夫所组织的围攻。
德米特里也夫：“……难道说一个科学家的行为应当像拉普普尔特
教授昨天那样吗？”
会场中的声音：“是无赖的行为！”
德米特里也夫：“不应该任他那样下去。”
会场中的声音：“完全正确！”
德米特里也夫：“这种行为应该严加谴责！”
这当然是反对派无法忍受的。茹科夫斯基院士在遭到围攻时当场抗议：
“我必须说，把这种压力这种巨大的、可能是正当的、但是强有力的压力
有组织地加到其他路线的代表们的身上，将会引起火山的熄灭，不久我们
就会看到许多死火山。（皮罗夫插话：“泥火山”）除非给予自由讨论的
机会；同时必须重新布置讨论，然而不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请求这讨论在
别处举行，那时我们就可以短兵相接了。”
天真的建议。徒劳的建议。
对这次会议，于光远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根据八月会议《逐日记录》，
于光远先生指出了会议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不是要举行真正的科学讨论会，而是去举行事先早就决定了的、假借
科学讨论会名义的“批判会”。
会前早就定下了批判的调子，组织好了“批判者”的队伍，而这种准
备工作对被批判者“保密”。
会议一开始就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作大报告，给持另一种学术
观点的人戴上政治帽子，把他们置于被批判的地位。
整个会议都由所谓持正确学术观点的人主持。
组织为数众多的人在会上做“左倾”空谈和挥舞棍子、帽子的发言，
制造恶劣的气氛。
强迫预定的批判对象（甚至是有病的人）参加会议，并强迫他们在会
上发言。
表面上让被批判者自由发言，实际上要求他们讲违心话，用以加强批
判者的论据和显示批判的胜利。如果发言不合这种要求，就横加干扰和组
织进一步的围攻，直到强迫他们发表声明、承认错误，为会后的组织处理
作准备。
如此等等。
但这些手法并没有产生预期效应，反对派代表仍然拒绝投降。以致于
官方不得不动用杀手锏。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948年8月7日，《真理报》
全文刊登了小日丹诺夫给斯大林同志的检讨信。只要对李森科稍失恭敬，
即便是身为苏共科技政策主管的小日丹诺夫也要被揪出来示众。这既拆了
反对派的后台，更充分显示了当局的铁腕。为了进一步威慑反对派代表，
李森科就其主题报告的政治权威性向大会作了特别声明：
有人写纸条问我，党中央委员会对我的报告采取什么态度。我现在回
答：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李森科的路线并非李森科的个人作品，而是天条！
天条岂容冒犯！原来站在李森科背后的是整个的党、整个的政权力量，对
李森科的任何挑战，也就构成对党和政权的挑战，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反对派恍然大悟、阵脚大乱而完全放弃抵抗。会议闭幕的那天，也就是小
日丹诺夫的请罪书在《真理报》全文发表的次日，三位反对派代表茹科夫
斯基院士、阿立汉宁讲师和波立亚科夫教授当众向李森科忏悔了。茹科夫
斯基院士说，既然党中央已经在生物科学方面划分出了两条路线，那么要
作一个称职的党员科学家，他就必须与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我承认
我站在了不正确的立场上……在那些不眠之夜，我不得不考虑我的行为……
米丘林学派的同志们，如果我宣布我转到米丘林工作者的队伍中来，并将
保卫他们，那我这样做是真诚的……”。阿立汉宁和波立亚科夫也在忏悔
中强调他们是为了履行共产党员服从党中央的义务。强权邪教如狼狈，试
看天下谁能敌！至此，李森科帮派终于“大获全胜”，会议终于有了一个
官方预期的“圆满”结局。
最后由御用哲学家米丁教授代表官方作总结报告。米丁断言：“这次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的工作有着历史的意义它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战
胜了它的反对派。”他进而宣称：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我们的苏维埃生物科学是世界上最先进
的科学；它乃是这样一种科学，用斯大林同志的话来说，它不脱离人民，
而是把自己的知识给人民丰富实践，并且是科学和农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
基础。
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表明了：米丘林生物学是真正人民的科学；米丘
林主义者的科学家，是同集体农庄和选种家密切联系的；这一方向，只有
在苏维埃社会的条件下，只有在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兴盛起来。
在生物学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象李森科的报告以及米丘林主义者科
学家的发言那样，把生物科学中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诸问题提高
到了极大的原则高度。为了完全根绝科学中反动的唯心主义观念及为了真
正辨证唯物主义科学的斗争，有着伟大的意义。这一斗争使我们接近了共
产主义的科学，真正人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的科学。
因此，在会议上讨论过的诸问题，具有极尖锐的、重大的意义。会议
总结说：应当根据会议的决议，对于一切文化部门、学术部门作出评估，
应当改造整个学术界，以便使科学更接近生活，使我国的科学工作更好地
解答社会主义实践和布尔什维克党向它所提出的问题。
把邪教本色的“苏维埃生物科学”、“米丘林生物科学”定位为“世
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并且要用这种邪教教义来评估整个苏联学术界、用
这种邪教教义来改造整个苏联学术界，从而把苏联学术界完全变成邪教的
一统天下，强权对科学的藐视和凌辱到了何种程度！
米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这份总结报告，棍棒横飞，在痛骂孟德尔、
魏斯曼、摩尔根和他们所创立的经典遗传学的同时，对反对李森科的苏联
著名遗传学家声色俱厉地一一指名攻击：
以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为首的现代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继
续墨守破了产的、和科学毫无共通之处的、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的遗传
性理论。
科学院院士施马尔高森、日布拉克、杜比宁、朱可夫斯基、波立亚科
夫、查瓦多夫斯基以及其它一些人，直到最近一次会议前，都积极地维护
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杜比宁津津乐道：“孟德尔的遗传论肯定基因是
不变的”。杜比宁断言，基因是生命的基础，是遗传性、有机体的继承性
的基础。我国的孟德尔主义者摩尔根主义者查瓦多夫斯基致力于传播魏斯
曼学说。他自然也同意这个学说。他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从魏斯曼的观点
来看，对进化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生殖细胞。至于体细胞──“躯
壳”，其作用则微不足道。
…………
施马尔高森的著作以大量堆砌各种术语和新字眼为特色，而他在使用
这些术语和字眼时，没有对这些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工具的术语和字眼进
行改造，使它们具有起码的科学性。他论述进化问题的那部分章节所引用
的参考书，甚至没有提及季米里亚捷夫和米丘林的作品，虽然季米里亚捷
夫关于进化问题的作品是权威的和很有趣的作品；米丘林则把探讨进化问
题当作他的人生主题。施马尔高森的著作所引用的参考书，绝大多数作品
都是外国作品。当然也不是没有本国人的作品，但他引用的本国人的作品
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有在美国工作而不归国的杜布赞斯基，以及在希
特勒统治下的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法西斯
分子在1942年允许季莫费夫列索夫斯基在德皇威廉脑科学研究所工作，从
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人了。
施马尔高森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卑躬屈膝，
以及对苏维埃科学的漠视。
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方向，没有指引生物学家去创造农作物、动物的
新品种以及改良现有品种，限制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孟德尔理
论是保守主义理论。实际上，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多年来对生产实践并
没有什么贡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业科学研究
部门的许多代表，他们都说，孟德尔在苏联的门徒们在从事毫无意义的学
院式实验。
把苏联著名遗传学家一棍子扫光之后，官方报告对李森科则极尽溢美
之辞，竭力创作李森科超凡脱俗的天使形象：
与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的方向相对立，在我们这里生长了、发展着、
并且正在发展着同季米里亚捷夫、米丘林、威廉姆斯、李森科的名字相联
系的、强大的苏维埃生物学，这种科学取得了重大成就。
…………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是现在米丘林方向的主要代表。在米丘林逝世之后，
当大多数遗传学家要么沉默、要么贬低米丘林著作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意
义的时候，李森科高举了米丘林的旗帜。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为生物科学贡献了许多新成就。李森科和他的战友
们同米丘林生物学的敌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作斗争，为捍卫生物科
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斗争，这是他们对生物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
李森科创造了植物发展的阶段发展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冬播
植物和春播植物的特征、植物对于或长或短的白昼的适应，不是不变的，
是可变的，是可以由人类有意识的行动来控制的。把植物看作活的、发展
着的有机体，就可以解释植物有机体与外界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就可以
解释外界环境条件在植物、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从这一理论出发，努力创造高产植物和动物，从而
丰富了科学。他的创造是：春播植物，夏种马铃薯，等等。我们的选种站
正在广泛应用这些方法。
…………
科学院院士李森科培养“多穗”小麦品种的工作，在学术方面和国民
经济方面同样有着最重大的意义。科学院院士亚瓦强从这种小麦的二百公
分（即0.2公斤──原译者注）种子中获得了3.5石（即350公斤──原译者
注）的收成；仅从一个麦穗就收获麦粒达5公分之多，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
可以生长二百多根这样的麦穗。一亩可以收获小麦一百石（即10000公斤──
原译者注）。
这样一来，米丘林方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给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
送来了硕果……
小麦亩产达一万公斤，这即便在今天，也算得上世界奇迹。就连农业
卫星连翩升空的中国大跃进也要相形见绌——小麦单产卫星十年前就已在
苏联发射成功！为了使李森科不同凡响，当局大胆采用革命浪漫主义手法；
这样精心创作出来的李森科，果然是一派道骨仙风，又可以直上云端，挥
舞旗幡，把苏联学术界那些“迷途羔羊”引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泥沼，
引导到“米丘林生物学”的正确路线上来。
这就是终审裁决。反对派的土崩瓦解和李森科霸主地位的重新确立至
此不可逆转，苏联学术界的“米丘林方向”至此不可逆转。但官方仍不放
心，认为仍有必要特别强调李森科天子门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以警示苏联
学术界永远不要冒犯李森科，必须永远服从李森科的统治。于是，米丁教
授代表官方所作的总结报告，干脆直接打出斯大林同志这张王牌：
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在我国生物学中米丘林方向的发展──所
有这些，都证明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科学、对意识形态
问题的高度重视。因为有斯大林同志的亲自过问和极深刻的提纲挈领式的
指示，米丘林生物学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在我国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
米丘林生物学的胜利，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科学的领导的胜利，乃是受
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所鼓舞的思想的胜利！
还有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挑战李森科呢？！
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作后盾，李森
科所向披靡！在8月7日所作的大会闭幕词中，他心花怒放地重复了米
丁教授代表官方所作的结论——八月会议“象征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
战胜了它的反对派”：
这次会议是米丘林学说力量强大的明显证明。这次会议表明了米
丘林学派对摩尔根-孟德尔-魏斯曼学说的彻底胜利。这次会议真正是
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得志便猖狂的李森科模仿斯大林同志的风度，对站起来向他热烈
欢呼的代表们挥手致意，杀气腾腾地下令：
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
李森科要收复失地，重建他在苏联学术界的一统天下。对他的这
一宏伟构想，当局不仅从政治路线角度全力支持，而且采取了一整套
措施从组织上予以保障。层层表态，对“八月会议”决议无保留地支
持。苏联科学院奉命皈依“米丘林生物学”， 为此于1948年8月24日
至26日召开了扩大的主席团会议，会议通过了给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
和包括十二点内容的决议。决议着重检讨了苏联科学院过去采取“客
观态度”和放任“形式遗传学”发展的“错误”，批评了主席团、生
物学部及其领导人奥尔别利、历史与哲学学部和生物学部的刊物。决
议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
1.解除奥尔别利院士职务，吸收李森科院士参加生物学部的工作。
2.解除施马尔高森院士现任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所长职务。
3.解散细胞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所属由杜比宁通讯院士领
导的细胞遗传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立场是反科学的，并经多年来
的事实证明毫无成效。封闭该研究所的植物细胞学实验室，这个实验
室采取的也是反科学的路线。封闭西维尔卓夫进化性研究所所属的形
态发生学实验室。
4.责成生物学部，重新审查1948－1950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在审
查研究计划时，务须注意米丘林学说的研究与发展，并使生物科学各
部门的研究工作服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
5.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与生物学部在1948－1948两年内，准备在
《经典科学家》丛书中出版科学的米丘林传记。
6.重新审查生物学部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生物学》杂志编辑
委员会的成分，清除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的拥护者，并以进步的米丘
林生物学的的代表来补充。
7.委托历史与哲学学部，在学部的计划中加入对米丘林路线成就
的理论总结和批判伪科学的魏斯曼摩尔根方向的工作。
8.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所属各机构的组织、工作方向和干部组
成。在一个月内，提出改组西维尔卓夫进化形态研究所和细胞学、组
织学与胚胎学研究所的计划。
9.责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一个月内重新审查出版计划，以保证出版
米丘林生物学的科学著作。
10.责成生物学部在1948年10月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发展米丘林
生物科学问题。扩大会议应包括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
院的生物科学机构、科学院分院和科学院基地的代表。
11.委托生物学部重新审查学部领导个别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在
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中，应该服从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利益。
12.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的材料，决定在下一期《科学院
通报》上发表。
从1948年第九期起，奥尔别利、施马尔高森等反对派学者被解除
了《科学院生物学部公报》、《自然》、《植物学杂志》、《普通生
物学杂志》、《现代生物学成就》等学术刊物的主编或编委职务。研
究所被关闭，杂志社被改组。李森科的反对派至此丧失了从事学术研
究、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高教人民委员部、卫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
员部也先后采取了相应措施。高教部负责人表示，将迅速彻底地将反
动的、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苏联高教领域扫除干净。为
此颁布法令，要求销毁与“米丘林生物学”不一致的所有著作和所有
教科书；责成各相关研究所、实验室和院校系科将工作“转到米丘林
生物学”的基础上来。政府各部和苏联科学院还组织专门的检查团进
驻全国各科研机构、试验站，督促这些部门按期肃清孟德尔－摩尔根
主义的“流毒”，到期未能通过检查的，要追究该部门领导的责任。
国家安全机构还派遣密探监视那些曾对李森科持批评立场的著名学者。
根据当局的新规定，所有苏联出版物——包括纯粹学术性质的专著和
论文——非但不能出现曾批评过李森科的学者的名字，连不幸与他们
同名的其他人的名字，也一律禁止出现。
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狂飙席卷了苏联学术界。凡是用来对付有组
织的颠覆分子的手段，都被当局用作“消灭”李森科的反对派、“消
灭”刚刚复苏的苏联遗传学。乘着横扫反对派的狂飙，“米丘林生物
学”的传人们飞黄腾达。苏联学术界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
义者”的手里，根据这一原则，苏联学术界的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
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尽管当局一再破格提拔李森科
的同党，乃至不惜滥竽充数，把他们成批成批地塞进院士行列；但他
们肤浅的学术根底，使得他们仍然不能不受制于学术标准第一这个存
在于学术界内部的不成文法，因而难成气候，始终只是苏联学术界的
二、三流人物。始终不能在实际上主导苏联学术界，让当局始终有恨
铁不成钢之慨。就象是外寇强加给占领区人民的傀儡政权，必须由外
寇刺刀压阵，才能勉强站稳脚跟；一旦外寇稍稍打个马虎眼，其统治
马上就岌岌可危。现在政治狂飙又一次“横扫千军如卷席”，摧毁了
即将东山再起的瓦维洛夫旧部，瓦维洛夫旧部一度夺回的苏联学术界
的一些重要阵地，又成了只能由他们去填补的真空。于是他们倾巢而
出，接收各个部、院、所、大学以及各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贪婪
地瓜分着各种各样的学衔、学位、奖金、奖章、别墅和小轿车。他们
又一次饱尝了充当强权鹰犬的甜头。
作为苏联学术界头号强权鹰犬的李森科，自然是分赃最多的一人。
“八月会议”之后，当局制造的对李森科的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9月29日命令，10月2日，苏联科
学院等五个单位在莫斯科科学家之家召开庆祝大会，祝贺李森科五十
寿辰和“从事科学活动二十五周年”。在这次大会上他被誉为“不朽”
的生物学家——在世时就享有“不朽”美誉，世界各国生物学家中李
森科是唯一的一人。苏联所有科研单位都必须悬挂李森科的巨幅画像，
一些地方为他立纪念碑，商店出售他的像章，国家合唱团演唱向他致
敬的赞歌，电影厂为他拍纪录片，电台天天报道他，报纸上更是一片
喧嚷。李森科一生著述甚少。仅有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遗传性和
变异性》，在问世后反而博得国际学术界的一片嘘声，反而糟蹋了李
森科的“科学巨擎”的形象。作为补救，1948年，李森科出版了他的
新著《农业生物学》。此书一经问世，当局马上组织吹鼓手为之描红
贴金。官方报告《苏联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1948年度卓越成就的
详细介绍》，在主要的三个部分中，专门辟出一个部分介绍李森科的
《农业生物学》。报告称：《农业生物学》是李森科最近十五年研究
成果的结晶，“反映出在科学的迅猛发展之中不断得到充实的米丘林
学说的光辉前景，反映出米丘林学者走向胜利的伟大道路。”还称赞
李森科在这部“巨著”中与“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反动理论”
所展开的“坚决斗争”。说李森科“粉碎了进步生物学的敌人把米丘
林学说局限于园艺学的企图。”“揭示出米丘林学说深远的思想意义。”
而其最主要的贡献则在于发现了“有机体与遗传的发展完全依赖着社
会条件。”发现了“有机界有完全附属于人的可能性。”李森科甚至
不只是发展了米丘林生物学，而且“以最高的技艺克服了科学生物学
创始人达尔文所犯的错误。”从而“把达尔文学说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总而言之，李森科的《农业生物学》代表了苏联科学的最高水平，是
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其实与其旧作《遗传性和变异性》一样，所谓的
“巨著”《农业生物学》当然不是什么生物学发展的顶峰，只有对这
堆文化垃圾的露骨的自吹自擂称得上顶峰——厚颜无耻的顶峰。同样
称得上厚颜无耻的顶峰的还有这样的“民歌”歌本：
同我的女朋友轻快地拉起手风琴，
让我们唱一唱李森科院士的永恒和光荣，
他以坚定的步伐走着米丘林的道路，
他保护我们免受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的愚弄。
这份歌本的印刷量高达二十万册。
李森科，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第一至第六
届最高苏维埃代表、三次斯大林奖金得主，六枚列宁勋章得主，斯大
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李森科从此不仅盘踞
苏联学术界，而且高踞云端，在神界定居下来了。除了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没有第二人能享有如此殊荣。撼山易，撼李森科难！但毕竟不
是三十年代了，卫国战争的隆隆炮声唤醒了绝大多数苏联人的良知和
血性；黑云压城城欲摧，却不是瓦维洛夫的所有旧部都屈服于强权。
在“八月会议”之后不足一年时间里，便有多达三千名遗传学家、农
学家、植物学家因不肯悔改或被诬指为“科学上的反动派”而遭逮捕、
流放，或受到解职和各种各样其它的党纪政纪处分。即便是茹科夫斯
基院士等人的忏悔，在李森科来说也未见得就是一个值得夸耀的胜利。
茹科夫斯基院士的亲密学生Z.A.麦德维杰夫对此曾作如下说明：
彼得·Ｍ·茹科夫斯基，莫斯科农业科学院生物学教授，是我最
初的老师和保护者。我在1945年成为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后，就立即开
始于晚间在他的系里工作（“学院”的名称是有历史根源的：它在18
65年作为教育学院成立，是俄国最早的农业高等学院）。在1948年，
当我还依然是未毕业的学生时，茹科夫斯基教授就把我当作他某些著
作的共同作者，以保证我能以科学为终身职业。他知道政治原因会使
我在大学毕业后，难以找到研究生的位置（我父亲在斯大林整肃时期
被捕，1941年丧生于科尔玛劳改营），当我还未毕业时，他就鼓励我
写一篇博士论文。我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
彼得·茹科夫斯基在1946年开始与T.D.李森科展开了战后的争论。
很多科学史家认为茹科夫斯基在1948年8月屈辱了自己， 因为他在强
大的压力下，公开“交待”自己的“错误”，表示效忠和支持“米丘
林－李森科”的生物学。
这时我正在黑海滨的克里米亚植物园工作。在臭名昭著的“八月
会议”上，斯大林批准了李森科的主要报告，强迫茹科夫斯基“悔过”。
会后，茹可夫斯基立即离开了莫斯科，来到了克里米亚植物园，在植
物之间消磨了两个月。
“我和李森科订了布列斯特式的和约”--这是茹科夫斯基在植物
园见到我以后的第一句话；说这句话时，他害怕地四下张望，怕有什
么人听到。他这句话使我明白了一切。布列斯特和约是列宁革命后坚
持要和战胜者的德国签定的。列宁那时解释过，说这个和约虽然是屈
辱性的，但却是暂时的；德国终将战败。俄国将能收复割让给德帝国
的大部分领土--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领土以及许多别的地方。
后来证明列宁这种策略部分是正确的。
茹科夫斯基类似的策略也产生了一些结果。他的假检讨使他能保
全他的职位和学生，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了支持。在1951年斯大
林还活着时，茹科夫斯基重新向李森科进行了斗争。后来他被任命为
列宁格勒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它的创办人是尼古拉·瓦维洛夫），
但是在1961年李森科重新成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时，茹科夫斯基又
被解除了职务。
李森科在1965年下台后，第一个苏联遗传学刊物得以出版。茹科
夫斯基就成了刊物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出色地主持了这个刊物，直到
1975年他因心脏病逝世为止，终年86岁。临终前茹科夫斯基端坐在书
房里，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他的第十一或第十二本主要著作。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成就极为宏伟的科学家。他对农业的主要贡献
是在1924-1925年发现一个特殊优秀的品种，“季莫菲耶夫-茹科夫斯
基小麦”。这个品种几乎对一切小麦病虫害都有免疫力。后来的一切
小麦杂交，都以这个品种作为免疫性基因的主要亲株。
强权的法力终究不会是永恒的。在理性完全迷失的时代它固然法
力无边，可以尽情地点金成石点石成金。但随着理性的光芒喷薄而出，
强权的法力也就不能不逐渐丧失。就像传说中的鬼怪，只能在黑夜里
耀武扬威，雄鸡一唱天下白它就必须滚蛋。而在当时的苏联学术界，
理性的光芒虽然还不能喷薄而出，但毕竟已经开始了积聚。八月会议
并没有能够驱散正在积聚中的理性的光芒，反对派不过是转入了地下
而已；抵抗并没有结束，不过是更加隐蔽更加艺术而已。强权的胜利
实际上不过是表面的胜利，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撼动的李森科，其统治
基础实际上正在悄悄地风化。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士
“八月会议”李森科是心想事成，抵达了他一生“事业”的巅峰。
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国际学术界公认“八月
会议”是一桩彻头彻尾的丑闻。从1945年起国际学术界一直坚定不移
地就瓦维洛夫案件向苏联当局要说法，没想到苏联当局在长期沉默之
后，在终于给说法时，给出的竟然是这样一种说法。堂堂一个大国政
府，竟然公开与邪教教主本色暴露无遗的流氓学者同流合污，不惜一
切代价地要把学术领域变成那个流氓学者的一统天下，强权不可能不
专横，但专横到如此程度，对科学的藐视和凌辱到如此程度，实在出
乎国际学术界的想象。是可忍孰不可忍！本来就愤愤不平的国际学术
界，因此更加怒涛翻涌。英国广播公司立即作了专题报道，法国社会
党机关报《人民报》为此开设专栏。法国的《战斗报》发表了一组笔
谈，作者都是法国知识界的精英……西方几乎所有主要传媒都作出了
激烈反应。用“八月会议”辩护士阿拉贡的话来说，“没有把关于八
月会议的材料准备好，便立刻斥责了李森科的主张”；英国广播公司
评论员则“把他被八月会议所激起的满腔愤怒尽量宣泄出来。”《李
森科的胜利毫无根据》、《一个荒诞可悲的事件》，诸如此类的文章
连篇累牍。人们公认苏联的“八月会议”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
的典型案例，并且不约而同地把“八月会议”与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
的迫害等同起来。阿拉贡为此质问西方舆论界：“假定苏联那次关于
生物学的讨论是扼杀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典型案例，但是为什么要
挑选这个案例，而不举别的案例呢？比如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那样的
案例呢？”反复强调：“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和集体农庄的农民对李
森科的赞许，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是毫无理由相提并论的。”
怒斥西方科学家对“八月会议”的批评是表现了“反苏主义”、表现
了“布尔乔亚科学的腐败情形。”但只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
比如1949年10月之后的中国——才认真聆听了阿拉贡的声音。西方舆
论依旧我行我素。在谴责大潮中，苏联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几乎都示威
性地辞了职。最先辞职的是瓦维洛夫的生前好友、诺贝尔奖得主格尔
曼·米勒。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亨利·戴尔爵
士紧随其后。戴尔爵士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他的行
动，字字掷地有声：
我作出了不得不使我放弃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的决定。我于
1942年5月当选……而在同一年， 皇家学会也选举尼·瓦维洛夫为自
己队伍中的一员。在列宁的支持和鼓励下，尼·瓦维洛夫……开创并
促进了遗传学的迅猛发展，这种迅猛发展是建立在孟德尔学说的基础
之上的……然而，还在1942年在英国就已经得知，尼·瓦维洛夫不知
怎地在列宁去世之后遇难了。虽然遇难的具体原因至今还不清楚，但
可以肯定的是，贵国政府对此负有责任。
根据现在获悉的消息，贵国召开了农业科学院大会。已故的尼·
瓦维洛夫已经被李森科所取代。李森科是所谓进化论的鼓吹者，他的
所谓进化论实质上否定了……自拉马克时代以来人类在生物学领域所
取得的全部成就。尽管达尔文的著作还在苏联发行，但达尔文的基本
理论却在苏联被歪曲。因为孟德尔、贝特森和摩尔根的继承者们的不
懈努力而得到完善的伟大学说在苏联却受尽羞辱，被当作垃圾抛弃。
而在苏联能够继承和发展这些伟大学说的寥若晨星的学术精英，正在
为他们所信奉的学说而受难，丧失了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并不是学术争论的结果。从李森科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
清楚地看出，他的教义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当作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哲学，而加以规定并强制推行的。院长先生，世界公认科学是没有
政治界限和民族界限的，然而，贵国现在却要把科学分为无产阶级的
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两种。而凡是与官
方意见不和的，便都被强加‘资产阶级’的罪名而遭到排斥。
今年8月7日贵院主席团公布的决议就是这种政治暴行的明证……
伽利略在种种威胁下不得不历史性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而从那时起，
为了某种与真理毫无关系的信仰──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曾经有
过多少压迫科学的尝试，但没有一次这样的尝试能得到持久的胜利。
在这方面最近一次遭到失败的是希特勒。
我认为您和您的同事们是在类似的压力下被迫屈从的，我只能对
您表示我的同情。至于说到我自己，我是享有选择自由的。我相信，
如果我继续与贵院站在一起，与那些正在给科学带来可怕前景的行动
相联系的话，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尊严。
如果说，在“八月会议”之前，国际学术界虽然已确知瓦维洛夫
的悲剧，广泛声援瓦维洛夫；但那时苏联当局一直缄口不言，官方立
场因此还不是十分明朗，国际学术界对苏联政府也就还有所期待，对
苏联当局的批评多少还有所节制。“八月会议”则是官方立场的大暴
露，国际学术界自此对苏联当局完全绝望。面对国际学术界的谴责大
潮，苏联当局毫不退缩。当格尔曼·米勒宣布辞去苏联科学院外籍院
士时，苏联当局发表了一纸措辞强硬的声明：苏联科学院并不遗憾同
以前的院士格尔曼·米勒分手，因为他背叛了真正的科学的利益，公
开加入了进步和科学、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的阵营。对一位享有世界声
望的科学泰斗如此毫无道理地破口大骂，仍然没能让当局解气。1949
年3月，作为对国际学术界的回敬，苏联的《科学与生活》杂志发表了
一篇又臭又长的评论文章——《为美国种族主义服务的孟德尔遗传学》。
文章为孟德尔遗传学——实际上是国际遗传学——列举了三大罪状：
第一大罪状是：“为种族歧视作辩护”。据作者观察，“在整个十九
世纪中，自然科学不断地被引导向论证种族不平等的方面去，而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