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是关于人类的科学——人类学。……人类学家
霍特、考古学家格利顿，唯心主义者兼反动的古生物学家科泼，和许
多其他的人都从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有利
于美国反动派。孟德尔遗传学则重新武装了种族主义，使种族主义政
策不再需要霍特和格利顿的那些陈旧的理论，而有着精密的现代科学
作为理论基石。在美国遗传学之所以地位很高，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
释——“种族政策得到了伪科学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孟德尔遗传
学在美国得到支持与发达的缘故。”作者列举的孟德尔遗传学的第二
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反对民主制度”。作者声称：“几十年来，
孟德尔遗传学替一个命题作了辩护，这个命题就是关于民主制度的理
想与基于生物学定律的‘科学’的不可协调性。遗传学反对民主，是
资产阶级科学关于遗传性的主题。民主原则的‘不科学’，是反动派
遗传学评论的时髦题目。”这一点，同样以美国遗传学最为典型。孟
德尔遗传学的第三大罪状是：孟德尔遗传学为法西斯主义“奠定了伪
科学的基础。”因为据说，美国正在愈来愈接近法西斯主义，所以遗
传学为法西斯主义服务这一点，还是以美国为最典型。
就这样把同情瓦维洛夫而对李森科深恶痛绝的国际遗传学尤其是
美国遗传学辱骂了一通之后，作者终于言归正传，先是自吹自擂：“
在以列宁为名的农业科学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粉碎了孟德尔遗传
学，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国际的巨大共鸣。李森科院士的报告正在被一
切进步及民主的友人细心地研究着。”“大会的成果和李森科院士的
报告，已引起了全世界苏联文化友人的极大兴趣。”但自吹自擂并不
能掩饰苏联在国际学术界的孤立境地。作者实在无法否认国际学术界
声势浩大的谴责浪潮的存在，便只能求助于阶级分析法来为自己解围。
作者肯定：苏联的八月会议和李森科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引起了反
动派的拥护者及科学界极端反动主义者的恶感及愤恨。”进而这样为
国际学术界对八月会议的批评定性：那些批评不过是一种叫嚣，“这
种叫嚣暴露了孟德尔的伪科学是极端反动派及神秘主义的堡垒，是种
族意识的基础，是反动派的支柱。”然后作者打肿脸充胖子地表示：
“米丘林科学的彻底胜利正被认为是进步的力量对反动的力量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反对米丘林科学的叫嚣不能够恐吓我们的缘
故。”
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就不仅是在苏
联境内应用，而且应用到了国际学术界；苏联当局就不仅是与苏联遗
传学作战，而且把对遗传学的全面绞杀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苏联与国
际学术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得到一个邪教教主李森科，却与全世
界为敌。这场遗传学“世界大战”，以苏联的八月会议为开端。八月
会议也就不能不以“女妖五朔节”的形象载入史册，至今仍臭名昭著。
其实，客观地讲，苏联当局这样做也多半是不得已。瓦维洛夫案
件本来就是当局有意制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从瓦维洛夫案件形成的
那一天起，当局就深感心虚理亏。但自命为一贯正确的苏联当局，绝
无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的可能。愈是心虚理亏，就愈是死不认错，愈
要将错就错。最后情愿不情愿，都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条道走到
黑。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
你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时光荏苒，转眼五年过去了。在这五年中，苏联学术界一派风平
浪静，再没有人向李森科挑战，李森科对苏联学术界的绝对统治一天
一天平稳地运转着，似乎还将永远这样运转下去。但是不。劫数正在
冥冥之中等着李森科，李森科终有一天要走到尽头！
1953年3月6日这天，李森科异常地烦躁不安--劫数似乎要降临了。
作为斯大林同志的首席农业顾问，他能够得悉许多关于权力核心的绝
密情报。早在3月2日，他就被告知，据说是万寿无疆的斯大林同志已
经很难万寿无疆了。果然，今早李森科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哀乐
——斯大林同志真的去世了！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森科，这时仍不免肝
胆俱碎。“各族人民之父”与他的儿女们永别了，就象著名作家肖洛
霍夫所说，全体苏联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孤儿。而在所有孤儿中，最感
孤苦的则非天子门生李森科莫属——多年来四面树敌，只是因为斯大
林同志，他才可以一再反败为胜，化险为夷；现在没有了斯大林同志
慈父般的关爱，他将如何面对那惊涛翻涌的怒海呢？拔剑独立顾八荒，
李森科真是不寒而栗。
劫数是躲不掉的——1954年3月26日， 一向对李森科必恭必敬的
《真理报》，突然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封矛头直指李森科的读者来信：
《关于一篇不好的学位论文》，向公众揭开了李森科统治下苏联学术
界鲜为人知的黑幕的一角。那位愤怒的读者——国立莫斯科罗蒙洛索
夫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Ｃ·斯坦科夫——在信中控诉说：
请允许我，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的老教授，告诉你
们一件有损我们苏维埃科学的荣誉和尊严的可恶的事实。
几个月以前，最高审查委员会交给我一篇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博士
生B.C.德米特里也夫的一篇《论若干杂草植物种的起源》的博士论文。
这篇论文的主要思想是肯定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
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
在仔细研究这篇论文后，我得到的结论是科学上的没有说服性和
方法论上的不可靠性，因之我在最高审查委员会上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B.C.德米特里也夫出席了最高审查委员会会议。对于会议上提出
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没有作出满意的答复。此外，这位博士生表现
出他对生物学规律的因子的知识极为贫乏。这是容易理解的，B.C.德
米特里也夫是经济学候补博士，他并没有深刻研究过生物学。
两次讨论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结果，委员会得到了一个不良
的印象。为了再给他一个机会，委员会请B.C.德米特里也夫补充材料，
虽然已有充分根据来整个否定他这个错误的研究工作。
2月13日， 最高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开会，会议主席是勃拉贡拉贡
伏夫。在研究了B.C.德米特里也夫本人的全部材料后，主席团建议全
体会议否决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的推荐。
2月20日， 最高审查委员会开全体会议，李森科院士出席了这次
会议，他是B.C.德米特里也夫的科学导师。李森科院士三次发言，袒
护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同时，李森科院士以自己素有的尖锐性
给所有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其中也包括我，扣上魏斯曼主义者
的帽子。李森科院士武断地声明说，他对B.C.德米特里也夫论文的优
等质量负完全的学科上的责任，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
李森科院士的发言受到奥巴林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布
辛斯基、雅可夫列夫等人的支持。这些人的发言是一般性的，带有宣
传味道的。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植物学专家。
不顾B.C.德米特里也夫的论文在方法上和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全
体会议决定授予他以生物学博士的学位。这是值得忧虑的，但这个事
实本身证明了在我们生物学中存在不正常的状况。
我——非党人士，但我一贯把我们的党看作是正义的体现。我深
深希望，正义也在这一次获得胜利。因为我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不是别
的，正是对科学的嘲弄。
信中提到的那位德米特里也夫，就是在八月会议上为李森科冲锋
陷阵的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计划局局长德米特里也夫。因为宦海险
恶，混不下去，后来投考了李森科的博士研究生，以为李森科真是苏
联政坛上的一棵常青树，只要有李森科的庇荫，他也就不难东山再起。
李森科对这个新食客确实很赏识，奈何李森科自身学术水准有限。取
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李森科的学术水准至多不过是“中”，
更何况德米特里也夫本来是研究经济学的，对生物学原本一窍不通，
毫无基础可言。似此，要求德米特里也夫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真正达到
博士水平，也就是强人所难了。换句话说，德米特里也夫注定了只会
是一个水货博士。李森科和德米特里也夫自己又何尝不清楚这一点，
但作为天子门生，作为苏联学术界的掌门人，李森科对自己指鹿为马
的能量深信不疑——他说要给他的食客德米特里也夫授予博士学位，
谁还敢说个不字呢？！如果时间提前几年，他的这个估计应该说是完
全准确的；问题是现在已经是1954年，斯大林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的估计因此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他没想到学位审查委员会
的评委们竟敢不买他的帐，没想到会有人把这事捅到《真理报》上，
更没想到对他一直深怀敬畏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会把这封不
利于他的信件公诸于世。但最出乎他的意料的，还是《真理报》竟然
为那封读者来信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
由于提供了补充材料，证明论文在科学上的无根据性和不正确的
研究方法，在最高审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重新讨论了B.C.德米特里也
夫的论文。考虑到关于B.C.德米特里也夫的著作的补充材料，最高审
查委员会决定否决1954年 2月20日同意遗传研究所关于授予B.C.德米
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
学位审查委员会不顾李森科的强烈反对，终于在复审时否决了授
予李森科食客德米特里也夫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决议，这无疑是对李森
科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真理报》在把李森科受挫的内幕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的同时大声叫好，简直让李森科无地自容。虽然蒙羞受辱，
从来所向披靡的李森科这次却无还手之力——学位审查委员会和《真
理报》对李森科的冒犯都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大有来头。 2月20日学
位审查委员会迫于李森科的淫威认可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授予德
米特里也夫博士学位的决议；才过了三天， 即2月23日，斯大林同志
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就在向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对德米特里也夫
“博士”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抨击，说：
“在德米特里也夫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后，建议他到
南部的一个农业机器站或一个国营农场去工作，以便他能在那里的实
际工作中证实，在刻松省这样一个地方，是否可以获得混合牧草的丰
收。但是他都避开了，而去投考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特·杰·李
森科院士的庇护下，企图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领袖发了话，传媒还有什么顾忌呢？正是有着这样的背景，《真
理报》才会向从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门生李森科发难。
也就是说，《真理报》对李森科态度的急剧变化，实际上是准确
反映了当时苏联最高决策层对李森科态度的变化，实际上是象征着李
森科地位的急剧衰落。
但李森科地位的衰落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斯大林同志刚刚去世，
即1953年春，针对李森科的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就拉开了序幕。
与前两次论战不同，这次论战并非是反对派学者首先发难，首先发难
的两员悍将倒出自李森科营垒——杜尔宾、伊万诺夫都是八月会议上
李森科的坚定支持者。突然祸起萧墙，这两位李森科的追星族对自己
从前的教父倒戈相向——在《植物学杂志》上分别发表文章，批评李
森科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见解。这既打了李森科一个措手不及，
也让李森科大失脸面。李森科及其喽罗气急败坏。“杜尔宾的文章发
表后，李森科学派就采用扣帽子等办法来压制批评”（黄青禾语）。
努日金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保卫达尔文主义的幌
子下，魏斯曼主义的复辟》，这篇文章对杜尔宾提出的学术事实视而
不见，只是忙着给杜尔宾扣帽子，如“恢复马尔萨斯学说的新企图”
等等。在《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上还发表了斯杜季茨基的类似文章。
同样以伪科学家而著称的李森科的亲密战友勒柏辛斯卡娅也在1953年
第3期的《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论杜尔宾和伊万诺夫对李森
科关于物种的著作的恶劣批评》的反击文章。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会说
理而是棍棒齐飞，如叱骂杜尔宾和伊万诺夫“故意歪曲”、“居心险
恶”、“捏造事实”、“污蔑先进学者”等等。杜尔宾等人不甘示弱，
在《普通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反驳努日金的文章——《本质上什么也
没有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努日金的文章避重就轻，除了政治漫骂，
没有任何学理可言，因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并进一步列举自己所掌
握的学术事实：李森科及其喽罗为了证明其物种理论，向学术界公布
了他们的两大发现：通过自然嫁接，松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
榛。但这两大发现都是假的，松树转变为云杉和鹅耳枥转变为榛，事
实上都是人工嫁接的结果，李森科及其喽罗故意把人工嫁接所实现的
物种转化说成是自然嫁接所实现的物种转化，以印证他们关于新种形
成的观点。这里所涉及的就不单是学术水平问题，不单是学术见解问
题，而是涉及李森科问题的核心问题，即学术道德问题。这极大地震
动了苏联学术界。苏联学术界对杜尔宾和伊万诺夫的“光荣起义”报
以热烈欢迎，响应他俩的文章马上雪片般地飞向《植物学杂志》编辑
部。《植物学杂志》的版面供不应求，便由双月刊改成月刊，成了当
时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期刊。“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李森科学说的反
对者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争论的问题越来越宽，从物种问题扩大
到李森科学说的一切方面；参加争论的人也由生物学家扩大到物理学
家和化学家。争论的过程，直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
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黄青禾
语）。
讨论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个是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的可靠性问题。杜尔宾指出
李森科用来印证其新种形成观点的两个例子——松树转变为云杉，鹅
耳枥转变为榛——都是有意虚构。这一点得到了调查团实地调查和实
验室分析的证实。李森科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最后一个事实，即冬小麦
变春小麦和春小麦变冬小麦，其真相也在论战中被揭破。农学家斯克
列普钦斯基在《植物学杂志》1955年第 1期上发表了一篇长达24页的
文章，详尽披露李森科如何在这一点上开了整整二十年空头支票。他
说，早在1893年，俄国著名生物学家贝凯托夫就在百科全书上写过“
春谷（如小麦）可以在一代中转变为冬谷，或相反的方向的转变。”
1937年，李森科又提起这件事。从那时起，大约有三十人在他的领导
下，做了整整二十年的工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但“可惜，用吹牛
来代替了培育抗寒的冬小麦品种、耐低温的棉花品种等”。直到现在，
生产上还没有从他的诺言中得到一点好处。斯克列普钦斯基说，1937
年，李森科就说有“充分的信心”。到1940年，李森科说“我们已经
开始找到了迅速培育抗寒品种的方法”；“再过一二年就可以得到在
冬季潮湿地区其抵抗性和野生种一样强的植株了。”过了八年，即19
48年，李森科又说：“用上一代秋播的春麦种子重复播种3～4年，就
可以得到比世界上任何小麦更耐寒的冬小麦类型。”又过了四年，在
1952年李森科又说：“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方法，可以在两年中
为北部和西北部迄今未能种冬小麦的地区培育出冬小麦抗寒品种。”
但实际上，什么品种也没有育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李森科物种理论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一个是靠得住
的。如此，他的物种理论还能够成立吗？
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问题。在这个问
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苏联遗传学界第二次大论战的延续。查瓦多夫斯
基院士在《植物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用具体事实说明，李森科在其
“名著”《遗传性与变异性》中所列举的橡胶草穴播的例子，在方法
论上是错误的，试验是不精确的。他说，并非像李森科所断言的那样，
种内无竞争，所以植株密度越大越好。事实上，在单位面积上如果密
度过大，植株就会互相排挤，其结果是那些比较有优势的个体压倒了
其他个体，使大部分个体在生长期中死亡。试验证实，愈是肥沃的土
地，植物的种内竞争就愈激烈，最后留下的个体就愈少。而李森科对
90％以上植株死亡的解释是“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而根据李森科
的公式，“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尽可置之不理。这不过是证明了
李森科的无知。与查瓦多夫斯基的这篇文章相呼应，林学家科尔丹诺
夫在《林业经济》杂志上揭露，李森科提出的在草原地带营造防护林
的穴播方案根本是错误的。李森科主张在株行距各为3公尺和5公尺的
穴中种35～40粒发芽的橡子，而根据试验，橡树幼苗以每穴6-11棵为
最佳行距，以李森科所主张的每穴35～40棵为最坏。李森科主张在橡
树未长大前在5公尺宽的行间种三年禾谷类作物， 作为与草原杂草作
斗争的手段，但根据试验，这大大损害了橡树幼苗。《植物学杂志》
在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评论中说：“这个方法（指李森科所主张的橡
树穴播法）已经使国家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并且使营造防护林的事业
几乎丧失威信。特·杰·李森科的方法在1954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
全苏营造防护林会议上已经被驳斥了。会议并因此表示了全体苏维埃
林学家大军的公愤。”
从1954年起，争论由物种问题、种内竞争问题发展为对李森科各
种理论观点和实际建议的全面否定。许多学者指出，李森科对孟德尔
摩尔根遗传学的压制，直接导致了苏联农业的落后，苏联杂交玉米研
究的完全停顿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李森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
而主张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是荒唐的，对苏联化工部门的发展和苏联
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并且用具体事例说明，正如在松
树转变为云杉，鹅耳枥转变为榛这些问题上弄虚作假一样，在农业用
肥的研究方面，李森科及其喽罗也常常制造假象以欺骗学术界。李森
科反对施用任何化学氮肥而认为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
但为了提高有机无机混合施肥实验田的产量，李森科却施用了大量的
化学肥料：每公顷硝酸铵1-2担，氯化钾1公担。所以李森科实验田的
产量并不能证明有机无机混合施肥法的优越性。
对排山倒海似的声讨浪潮尤其是反对派所揭露的那些曾被遮掩得
严严实实的丑闻，李森科始而一触即跳，继而瞠目结舌。他本来就不
具备在学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的实力。他固然曾经是学者。但在他
以学术为跳板跨入庙堂之后，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经
不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了。他固然还在从事“科学研
究”，但他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完全是出于
纯粹的政治功利了。换句话说，他的所有“科学研究”都完全服从于
他的狭隘的政治需要；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为了给自己增添政治
资本，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在李森科也就是势
所必然，他的“科学研究”因而不可能经受得住科学理性的检验。用
五十年代中国官方对他的“科学研究”的客气的评价，便是“不严谨”、
“浮夸风”。实际上“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变成了魔术杂耍，
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李森科那里早已不复有。似此，要他在纯粹学
理层次上与反对派交锋，也就是赶着鸭子上架了。他怎么可能支撑得
下去呢？苏联遗传学界从前的两次大论战是秀才遇到兵，秀才在兵的
枪口之下，当然有理说不清；现在这场大论战还是秀才遇到兵，但兵
已经没有了他唯一可恃的枪，不得不与秀才坐而论道，这兵除了一顿
外强中干的干嚎，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也就难怪这场大论战“直
到最后结束以前，都是对李森科不利的，李森科的一切重要理论见解
和具体建议都遭到批判和否定。”
遗传学界的这场大论战，和苏联遗传学界前两次大论战一样，一
开始就引起了当局的极大关注。但这次当局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争论爆发不久，窘困万端的李森科又向当局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其
食客德米特里也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回击反对派学者的文章中，“
请求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以行政方式中止这次讨论”。德米特里也夫这
个“请求”刚刚发出，赫鲁晓夫就作了回应——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
名道姓地把他给臭骂了一通。最高决策层的态度至此再也明朗不过了。
也算是对德米特里也夫的“请求”的回应，1954年第5期《共产党人》
杂志社论严厉谴责了李森科帮派回避学术交锋而乞灵于政治高压的卑
劣行径，说：“在一期《植物学杂志》上刊载了伊·维·杜尔宾的一
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特·杰·李森科关于种的形成问题的一
些观点。李森科的这些观点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虽然讨论这些观点
是必要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成就》杂志和《普通生物学》杂志刊
载了阿·恩·斯杜季茨基和恩·伊·努日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不
是实事求是地讨论杜尔宾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给杜尔宾同志戴上了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庸俗化者如此等等的帽子。杜
尔宾同志给这些杂志的编辑部去了几封信，对这些抨击作了答复，但
是这些信没有刊载出来。这类方法除了是企图压制批评以外，很难作
其他的解释。”这开了党中央机关刊物贬斥李森科帮派的先例，党报
党刊对李森科的贬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简直就成了一种新时尚。19
54年7月2日的《真理报》发表《论科学中的批评、革新精神和教条主
义》的署名评论文章，指责李森科帮派蛮横无理，强调：千篇一律地
给持不同意见者扣上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帽子和滥用残存的魏斯曼主义
者、马尔萨斯派等激烈字眼，只会给科学带来损害。1955年1月11日，
《文学报》发表文章，批驳李森科不允许存在不同学派的谬论，说：
“不能认为今天在遗传学、农学方面所造成的局面是正常的。要知道，
虽然要尊重李森科院士的贡献，可是把他的学派认为是这个领域里唯
一可能的研究方向却未必是正确的。这种看法，无论对于这个学派的
发展，无论对于整个科学和对于我们的农业实践，都甚至是极端有害
的。事实上，例如在遗传性的理论（这可能是生物学中最复杂的部分
之一）中还有很多事情是不清楚的。而且李森科院士的学派在从事研
究某些未解决他们爱好的问题的时候，常随便地忽略了许多十分肯定
的科学事实和在这个领域里的许多现实问题。”《党的生活》月刊则
在《论科学工作中的原则性》一文中，揭露李森科“竭力在西部西伯
利亚的南部各区在留茬地上播种冬小麦，然而，生产实践证明，这个
建议是完全不适当的。”从而给苏联农业生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单单在鄂木斯克省，许多年来在留茬地上播种了几万公顷冬小麦，
这些冬小麦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收成，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对学
术界可以进行政治恫吓，但李森科还能对党报党刊进行政治恫吓吗？
他所惯用的杀手锏、也是唯一有效的武器，这时便完全失灵了。李森
科在学术界和党报党刊的夹击之中，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以李森科的全面溃败而告终。1956
年，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对这次论战作了如下总结：
必须直说，用压制科学上的反对者、贴标签以及类似的不科学的
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曾经在我们的生物学里扎下了
根。所有这一切，对于上述的我们那些生物科学的分支起了反面的作
用。与此相关的是，在有些过于多疑的科学活动家之间产生了没有根
据的看法，说那些科学分支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
的生物学相对立的，说它们把复杂的生命现象（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
归结为更简单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形态。当然这种论断是与马克思辩证
法矛盾的。
他用更坦率的语言警告李森科帮派：
米丘林方向，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它应该从错误和被沾染的东
西中解放出来。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动者，不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
其他实验方向！
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时就连只
具备起码政治常识的普通苏联公民都看得出来，李森科已接近他的命
运的最低谷了。
更大的冲击则来自瓦维洛夫的幽灵。
斯大林同志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在莫斯科红场列宁灵柩旁下葬之
后不久，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接到了大量来信。信件的作
者是在历次政治清洗运动中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儿子的母亲……
更有仍在铁蒺藜包围之中的重刑犯。他们要找回自己的亲人，找回自
由和尊严。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抗议的潮流，哀求的潮流，希
望的潮流。能够全盘维持传统政治生态的强人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的
掌权者不敢直接抗拒那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政治翻案的恢弘长剧就
此拉开了序幕。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工作，并为一批批受难的党政官
员、军队将领、作家、学者恢复了名誉。苏联最著名的生物学家、遗
传学家、农学家瓦维洛夫所蒙受的苦难这时终于引起了法律的关注。
1955年春天，苏联军事检察总署的一名工作人员、司法少校科列斯尼
科夫从克格勃的档案室中找出了第1500号侦察案卷，着手对瓦维洛夫
案件进行复查。十本案卷的所有封皮上都标有“永远保密”的字样。
但现在，丑闻是再也保不住密了。档案保存完好：伪造的审讯记录，
虚假的揭发材料，职业间谍和业余间谍的报告等等，一应俱全。司法
少校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揭开档案中的谎言和诽谤；司法少校还召
来了所有幸存的悲剧目击者，听取了他们的证词。拂去一丝丝一层层
积垢，终于还原了一个清清白白的瓦维洛夫。这年8月8日的瓦维洛夫
案件复查报告，展示了全部真相：指出了迫害瓦维洛夫的组织者和执
行者，披露了所有告密者的尊姓大名，强调“对他（瓦维洛夫）的案
件的预审粗暴地破坏了刑事诉讼法典的法规，是不客观的，有成见的。”
司法少校的复查报告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础之上，很快为当局所
接受。9月2日，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瓦维洛夫
与外国间谍机构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瓦维洛夫破坏科研、消
极怠工。关于瓦维洛夫的所有指控都无法成立，所以，确认瓦维洛夫
无罪，撤消原判决，为瓦维洛夫恢复名誉。
当局没有由此再跨出一步，即没有追究瓦维洛夫案件炮制者的罪
责。法律还瓦维洛夫以清白，却不肯对那些杀人不见血的屠夫进行清
算，但权力的裁决从来都不能替代历史的裁决。权力对罪犯网开一面，
道德的法庭、舆论的法庭却要把他们押上审判台。人们不能以法律的
名义复仇，但可以以人性的名义、良知的名义复仇。积蓄太久的地火
即将喷薄而出。瓦维洛夫刚刚获得平反，三百多名苏联科学家就联名
上书，指控李森科是“伪科学”、“真恶棍”，是苏联的耻辱，呼吁
当局免去李森科的农业科学院院长之职。在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
战中一直与反对派学者结盟的当局委婉地遵从了学术界的呼吁——批
准李森科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由部长会议副主席洛巴诺夫
接任。在官场上从来都是昂首挺胸往高处走的李森科，有史以来第一
次从高峰跌落。 1956年4月12日，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布
了这个消息，一时掌声如雷。
李森科走向深渊，瓦维洛夫则终于重返公共生活。1957年秋天的
一个晚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举行集会，纪念瓦维洛夫院士诞辰
七十周年。《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通报》和《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
公报》对此都作了报道。同年年底，瓦维洛夫遗著第一次问世，瓦维
洛夫五卷本文集也在编辑之中，即将付梓……。苏联学术界正在形成
瓦维洛夫热潮。人们在无所顾忌地谈论他、怀念他、赞美他。苏联科
学院通讯院士巴拉洛夫用深情的笔触向公众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瓦维
洛夫：
如果有人问我，瓦维洛夫身上最具特色的是什么？在他的形象中
什么最值得回忆？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魅力。这种魅力从第一次
握手、第一句问候起就令人倾倒。这种魅力来源于他的聪慧的、温柔
的、永远发光的眼睛，来源于他的独特的、发音稍为不清的嗓音，来
源于他待人的纯朴和诚恳。
瓦维洛夫的魅力不是昙花一现的，不，他的魅力是在他的人生之
旅中随时可见的、吸引人的和罕见的天赋。其实瓦维洛夫的魅力之源
不是在握手中，不是在眼睛和嗓音里，也不是在待人的纯朴之中。所
有这些外部特征只是令人惊异地反映出这个人内心世界的美好和强大！
瓦维洛夫终于被承认是真正的天使。但却是受难的天使。对受难
天使的怀念和对刽子手的仇恨是同步增长的，对瓦维洛夫的每一句颂
扬，因此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李森科的谴责。瓦维洛夫热潮愈是汹涌
澎湃，李森科的危机就愈深重，他害怕，这股不断增长的热潮总有一
天会让他没顶，那挥之不去的瓦维洛夫幽灵总有一天会把他窒息……。
但世事如棋，变幻莫测。真正的劫数并没有在这时降临——形势
突然逆转，李森科又一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