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位死敌出面宣传被李森科视若洪水猛兽的遗传学，这一切显然是冲
着李森科来的是为清算李森科作舆论准备。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必然要报。
现在，真正的报应终于来临，李森科终于要为他的罪恶历史付出代价！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于1964年10月21日正式见报，打响了清算李森科
的第一枪。遗传学问题、李森科问题随即成了苏联学术界、舆论界最激
动人心的话题。几乎所有报纸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专业性的和普及性
的，竞相征集和发表有关遗传学的文章。其中，以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
《不，真理是不可触犯的》最具轰动效应。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苏联一
位著名的女遗传学家的成就和遭遇。那位女遗传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下既没有职位也没有报酬的条件下利用多倍体和远缘杂交创造了许多有
价值的马铃薯抗性品种。但正因为她是一个真正的遗传学家，正因为她
在遗传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因为她的刚直不阿和直言不讳，她遭到了
李森科一伙的长期诋毁和迫害。杜汀采夫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
李森科为首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不过是一个贪图利禄的小集
团，他们为了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排斥一切不合他们口味的但却合
乎科学理性的新生事物。他们以米丘林的名义在苏联学术界干尽了伤天
害理的事。刊载这篇报告文学的报纸在苏联一时洛阳纸贵，李森科一伙
的劣迹又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拉普普尔特的长文谈的只是遗传学，没有提到李森科，其主要任务
是结束遗传学的地下生涯，将遗传学公诸于众，恢复遗传学在苏联的合
法地位。杜汀采夫的报告文学则指出了长期扼杀遗传学致使苏联只好将
遗传学研究的领先地位拱手让人的罪魁，指出了科学领域的邪教教主是
怎样依靠政治蛊惑起家，怎样的自私、伪善，使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
和道义上蒙受了怎样惨重的灾难。这两篇文章互为呼应，揭开了苏联遗
传学论战史上的新的一页。
风云变色，山呼海啸，被压抑太久的地火一朝爆发，便势不可挡。
李森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偌大一个苏联，竟找不出一块藏身之
地。以学术为敲门砖、以牺牲人性和良知为代价苦苦钻营，到头来仍不
免竹篮打水一场空。往日的荣华富贵都成了镜花水月，现在，李森科只
能在狂风烈焰包围中咬紧牙关忍受熬煎了。
到1964年10月底，莫斯科各家报纸的编辑部都召开了生物学专题会
议，制定了开展科学普及尤其是遗传学知识普及的具体方案。遗传学的
科学地位终于在苏联完全确立了下来。至此，国家政权对遗传学所展开
的长达三十年的全面战争才宣告终结。李森科作为苏联学术界的邪教教
主，作为剿杀遗传学的主要战犯，所面临的报应不断升级不仅是苏联学
术界和舆论界，就连当局也加入了讨伐李森科的阵营。10月21日，莫斯
科市委的一个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宣传会议上指斥李森科为伪科学家。
在当局的支持下，10月2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讨论了改进遗传学研究
所领导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对李森科采取行政措施，把他所盘踞的
遗传学研究所交还遗传学，从而结束鸠占鹊巢的反常局面。
1964年11月16日，配合学术界反李森科的大潮，苏联当局采取了进
一步的措施。这天，苏共中央再次召开全会，全会解除了一贯大力支持
李森科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和农业组负责人波里亚科夫的职务，
从而完全挖掉了李森科的政治墙脚。为政治强权效尽犬马之劳的李森科，
终于被政治强权所遗弃，被政治强权活活推进了火葬场。政治强权的翻
脸无情，同样是变色龙的李森科现在亲身领教，在他真是痛彻骨髓。19
65年1月23日， 苏联著名的《文学报》发表了《科学不盲目接受任何东
西》的长篇报道。长篇报道的作者曾到李森科的试验农场（畜牧场）采
访，采访结果对李森科来说是雪上加霜。那位记者强烈要求政府清查李
森科在畜牧场的种种黑幕。政府马上作出回应。仅仅过了几天，便由苏
联科学院主席团和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联合组成了一个检查团，检查团
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森科在科学试验中弄虚作假
的欺骗行为，并在考察报告中详尽列举了经过李森科精心窜改的数据资
料。以这份考察报告为依据，有关部门在一致同意的决议中指出，李森
科的试验是不可信的，李森科所推荐的农业技术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
有害的。因此，此前就那些农业技术所作出的有关决议、苏联农业人民
委员部所颁布的有关法令一律作废。从此，李森科不单是在学术领域江
河日下，在实际生产领域也失去了影响力。苏联农业开始走出李森科的
阴影，不再是李森科的个人试验场。
对李森科的决定性打击是1964年2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 这次
年会是苏联科学精英的一次大会师，同时也是李森科反对派的一次大会
师。年会主题便是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苏联学术界从前的掌门人
李森科进行公审。所有反对李森科的科学院院士都是法官。李森科为政
治强权充当鹰犬残害自己的同类的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叛卖勾当，
所有的法官都记忆犹新。在张牙舞爪三十年之后，李森科终于不能不面
对自己的那些罪恶历史。他一直相信，只要博得政治强权的青睐，只要
有政治强权的庇护，无论他怎样为非作歹，谁也拿他莫可奈何普天之下，
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政治强权抗衡呢？的确，在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
中，政治强权始终是无坚不摧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李森科忽
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政治晴雨表是最变幻莫测的。本来是学者
出身的他，本来是社会良心的他，尚且要卖友求荣、助桀为虐；纯粹以
现实利益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政治强权，当然更不会讲什么信用什么道
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在政治强权来说实在是平常之至。因此，昨
天可以是他的爹娘的政治强权，甚至是比爹娘还亲的政治强权，今天出
于现实需要完全可能象他出卖自己的同类那样出卖他，完全可能转眼之
间就变成最危险的敌人。政治强权的反叛者虽然往往在政治强权的扼制
下备受磨难，但他们就象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强大的人格力量不仅
会使他们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且就连政治强权实际上也对他
们深怀敬畏之心，他们是英雄、是烈士。但政治强权的鹰犬一旦被政治
强权所出卖，他们就只能是身败名裂了。政治强权要鞭笞他们以取媚公
众，昨天还对他们敢怒不敢言的公众，这时不但不会对他们所遭受的鞭
笞有什么同情，而且会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仇的报仇，有恨的雪
恨。被出卖的政治强权的鹰犬，这时便里外不是人了。李森科现在所遭
遇的便是这种情况。对遗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战争，对苏联最优秀的
遗传学家的血腥迫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出来承担罪责。因为政治
强权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那些滔天之罪的主凶。换句话说，当局需要抛出
一个鹰犬作替罪羊。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剿杀遗传学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森
科，双手沾满了自己的同类的鲜血的李森科，因而为苏联学术界所深恶
痛绝的李森科，自然是这种替罪羊的最佳人选。这是李森科落难的最深
层的因素。被政治强权出卖的科学叛徒李森科，必然遭到来自政治强权
和学术界的双重鄙视、双重清算。李森科当然不服，他觉得冤枉发生在
苏联学术界的所有悲剧的责任，怎么能推到他一人身上！他其实不过是
认真执行了党的决定。但这时他的满腹冤屈已经哭诉无门了。 1964年2
月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年会在良心和理性的法庭上对他作出了实际上是终
审性质的判决。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在年会上就李森科问题发表了最具
权威性的演说，他怒斥李森科是祖国生物学的敌人，是迫害持不同见解
的科学家的专制魔王。他的这个演说的提要在《真理报》上登了出来。
另一份半官方的刊物则更泼辣对凯尔迪什的演讲稿全文照收。下面这段
锋芒毕露的演说辞因此广为人知：
一部苏联生物学变迁史，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一部分学者的专横行为。
他们以李森科院士为首，公然否定生物科学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展趋
势，常常把自己的那些与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完全背道而驰的错误
观点强加于人。这种将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最典型的事例，便是1948年
全苏农业科学院的八月会议……。在八月会议之后的十多年中，李森科
院士变本加厉地迫害其他学派……。今天，李森科院士在苏联学术界所
占据的特殊地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凯尔迪什的演讲一锤定音。最后表决时，院士们的手如同森林般地
举了起来。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提案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李森
科滚蛋了！邪教统治苏联生物学界的黑暗历史至此终结了！
对李森科的覆灭，期待已久的国际学术界拍手称快。英国遗传学家、
瓦维洛夫的知交达灵顿公开发表文章说：“苏联科学院通告世界，苏联
的遗传学家将回到国际学术界这个大家庭中来，汇入现代科学的洪流中
来。多好的消息！这些通告本身说明苏联的科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时
代。”美国科学史家、得克萨斯艺术和工业学院教授科恩同意达林顿的
判断。他向他的苏联同行们祝贺好时光的来临，并用下列文字结束他的
文章：
在和李森科打交道的经历中，人类显然能得到从其它宗教迫害的个
案中所能得到的深刻的教益，那就是：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
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
灭公理。公理看似柔弱，但公理实际上是柔而不弱，公理最终会以柔克
刚！
李森科的覆灭确实是宣告了苏联生物学的新时代的来临。从1965年
起，苏联开始了蔚为壮观的生物学革命。这场生物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用真正的科学现代遗传学取代伪科学“米丘林生
物学”。生物学革命的第一步则是为现代遗传学的开山鼻祖孟德尔平反
昭雪。这年恰逢孟德尔诞辰100周年。 把孟德尔当作科学撒旦油炸炮轰
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苏联，终于在全世界面前认错，当局派出了一个高规
格的、比任何外国代表团人数都多的代表团，前往孟德尔的故乡、捷克
斯洛伐克布尔诺市参加孟德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苏联科学院也为
孟德尔100周年诞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 用中国首席遗传学家谈家
祯先生的话来说，苏方的这些举动是“表明苏联将纠正过去的错误方向，
重返国际学术界，致力于真正的遗传科学的发展。”苏联当局的这种转
变是真诚的，但仍不免闹了个大笑话——派往布尔诺的苏联代表团，领
头两位一个是瓦维洛夫当年的战友、为捍卫孟德尔学说而受难几十年的
著名遗传学家杜比宁院士；领头的另一个却是和李森科并肩剿杀孟德尔
遗传学、同谋迫害瓦维洛夫的打手齐钦院士。捍卫孟德尔的杜比宁和反
对孟德尔的齐钦在布尔诺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并肩而坐，双双获得捷克
斯洛伐克当局授予的大孟德尔奖章。这真是对孟德尔的一个莫大讽刺。
孟德尔恢复了名誉，孟德尔所代表的现代遗传学随之在苏联学术界
大规模登陆。不仅是生物学研究机构，生物学教育也开始全面回归孟德
尔。有关部门根据现代遗传学理论制定了新的普通生物学教学大纲，编
写了新的中等学校生物学教科书，修订了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所和
大学物理系的课程设置。影响了几代苏联生物学家的“米丘林生物学”，
在神圣的科学殿堂中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苏联生物学研究体系和生物学
教育体系趋向完备。
生物学革命必然要求相应的行政措施。1948年八月会议之后，为了
贯彻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的原则，苏联学术界的
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向李森科的同党敞开了大门。现在，李森科垮了台，
形形色色的小“李森科”却仍然独霸一方。作为李森科的近卫军，他们
对现代遗传学抱有强烈的敌意，因而构成生物学革命的阻力。为此，从
1965年起，在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撤消了一批最顽固的李森
科同党的的研究所所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他们在实验室和部分研究室
的领导职务。李森科长期把持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宣告解散，另
行组建普通遗传学研究所。李森科的舆论阵地《农业生物学》杂志停刊，
另行创办《遗传学》月刊。其它生物学和农业科学杂志的编辑部也都大
换血。同时进行人事调整的还有科学学位授予委员会，李森科的同党不
得不让位于真正的遗传学家，学位授予标准相应地作了全面修改，一批
原来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这时终于戴上了
博士桂冠。苏联生物学界的李森科近卫军尽作鸟兽散，生物学革命有如
浩荡长风，荡涤着沉积几十年的污泥浊水，逐渐恢复了科学殿堂本来的
清洁和庄严神圣。
李森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前位极人臣、在苏联呼风唤雨的李
森科，现在只能在自己的庭院中，在落花流水中，在无边的孤寂之中，
回忆他昨日的辉煌了。在形式上他并没有失去一切他再没有任何显赫的
官职，但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他的院士称号，根据苏联法律，
他是终身享有的。但他在形式上的这些拥有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谁还
会把他的那些头衔当回事呢？无论他还拥有什么样的头衔，他的科学叛
徒的真相，他的邪教教主的真相，他的骗子真相，总而言之，是他的小
丑真相，他的恶魔真相，已经举世公认了。他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出卖科
学、出卖良心和人性而成为人上人，但最终，他却非但没能作成人上人，
反而连作人的资格也丧失了不把人当人的人，是不可能指望人把他当作
人的！这对李森科来说，该是一种怎样可怕的刑罚啊！毕竟，这个世界
还是属于人的，是人的世界；一个不被当作人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世
界上混迹呢？更何况，李森科并非匹夫之流，而是学者出身，他的学者
出身使他分外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但是，分外看重人格尊严的他，却
因为失落了人的灵魂而丧失了人格尊严，没有了人的灵魂，没有了人格
尊严，他纵然是学者出身，纵然还拥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院士头衔，
也仍旧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法律对他网开一面，但良心和理性的法庭
却没有宽恕他，良心和理性的法庭在精神上处他以死刑！他被永远钉上
了历史的耻辱柱，无论是斯大林同志，还是赫鲁晓夫，无论是什么样的
人，什么样的力量，也无法解救他。他名字从此就和犹大这个名词一样，
永远成了背叛、卑鄙、无耻的同义词！昔日的辉煌已遥不可及，遥不可
及的辉煌无从掩盖今天的惨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曾经那么精神抖
擞的李森科，现在迅速地衰老了。
但是，李森科不甘心，他还要挣扎。苏联《十月》杂志在批判李森
科的大潮中琵琶反弹，先是发表了李森科盟友、哲学家普拉托诺夫的文
章，紧接着又发表了为李森科鸣冤叫屈的另一篇万言书。这些文章的作
者再也无法否认现代遗传学的重要意义，再也不敢确认李森科对现代遗
传学长达三十年的残酷迫害是正义的。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捍卫“
特·杰·李森科所作出的无疑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从来都不知道什么
叫平等的李森科帮派，现在也要为平等而斗争了，反复强调李森科的所
谓“米丘林生物学”与现代遗传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而应该受到
同等的待遇。但这些“大作”在苏联舆论界没有激起一点波澜谁也不理
会它们。孤苦伶仃的李森科帮派只好转而向“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
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呼吁，长期迫害瓦维洛夫的好友、著名学
者科斯托夫的保加利亚科学院院长托多尔·帕夫洛夫马上响应。当时保
加利亚的政治气候甚至比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还要严酷，因而帕夫洛夫比
苏联的李森科帮派走得还要远。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达尔文学说和
遗传学的辨证统一》。在这本小册子中，帕夫洛夫从“党性立场”而不
是从理性的立场向李森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借助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
辞典，援引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语录，论证李森科的所谓
“米丘林生物学”不仅从生物学角度，而且从达尔文学说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对李森科的清算因此背离了正确方向。他据
此对全面清算李森科的苏联学术界进行了严词谴责。但仅仅一个帕夫洛
夫，在国际学术界微不足道的帕夫洛夫，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
响力。他的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国际学术界对李森科的轻蔑的嘲笑所淹
没。
在轻蔑的嘲笑中，李森科走完了他人生之旅的最后一段、实际上也
最艰难的一段。1976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实验研究基地实验室主任李森
科终于遗恨绵绵地走向了另外一重世界。他的棺材停放在苏联科学院主
席团的大厅里，供他的喽罗们前往吊唁。那些喽罗自然要在悼词中对自
己的导师大加吹捧，说死者对苏联科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多么多么伟
大的贡献。但公众对此完全不予理会。在公众眼里，这不过是“米丘林
生物科学工作者”上演的最后一出闹剧而已。
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从此销声匿迹。伴随着李森科及其“米
丘林学派”的覆灭和苏联生物学向孟德尔的全面回归，李森科的头号天
敌、孟德尔在苏联的传人和殉难者瓦维洛夫再度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李
森科垮台的当年即1966年，苏联生物学界已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瓦维
洛夫之春”运动。这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生物学家聚集在鲜花
盛开的科学院植物园中，召开全苏遗传学家和育种家协会成立大会。当
列宁格勒代表列别杰夫提议以瓦维洛夫院士的名字为协会命名时，会场
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别杰夫的提议以全票通过并得到苏联科学
院主席团的批准。7月8 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第476号决议：“鉴
于与尼·瓦维洛夫院士的生平和活动有关的著作和材料对于发展科学具
有重大意义，兹决定：在普通生物学部设置保存和研究瓦维洛夫历史的
瓦维洛夫科学遗产委员会。”连苏联作家协会都设立了瓦维洛夫纪念委
员会。报刊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电视节目热衷于谈论瓦维洛夫，导演
和编剧们在筹备拍摄以瓦维洛夫为主人公的电影片。甚至是瓦维洛夫的
敌人，这时也纷纷装扮成瓦维洛夫的朋友，对瓦维洛夫大唱赞歌。和李
森科并肩剿杀瓦维洛夫的御用学者齐钦，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热
情洋溢地歌颂瓦维洛夫的伟大。向当局告密的著名犹大教授什雷科夫，
也公开宣称自己是永志不忘瓦维洛夫的瓦维洛夫最忠实的学生。李森科
当然是没有可能扮演瓦维洛夫的朋友了，但他也还是想方设法“改善”
他与瓦维洛夫的关系。他毫不为难地断言：“我始终认为瓦维洛夫院士
是位具有世界声望的学者”。至于他对瓦维洛夫的残酷迫害，他解释说：
他与瓦维洛夫之间的争执是纯学术性质的，他从来也未曾逾越学术规范，
从来都只是要通过纯学术性质的讨论，来“弄清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真理”。
他们竭力要让世人忘掉他们的罪行，似乎他们从来不曾出卖过谁，从来
不曾压迫过谁，似乎瓦维洛夫的遇难和苏联遗传学的几度毁灭，与他们
毫无联系。他们渴望恢复他们的人的形象，渴望回到人的世界。又要当
婊子又要立牌坊，这是科学叛徒之区别于普通叛徒的最显著的特征。在
这点上，李森科帮派也没有能够免俗。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徒
劳。人兽之间永远是悬若天壤，他们已经被永远从人的世界放逐了出去，
永远只能在精神的苦海中无望地漂泊。
196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苏联科学院特使在萨拉托夫的墓群中
找到了掩埋瓦维洛夫遗骸的大致方位。至此，瓦维洛夫已经在荒冢中日
晒雨淋了整整二十五年。又过了三年，即1970年9月25日，在萨拉托夫的
沃兹涅先斯基墓地里，举行了由于饥饿死于萨拉托夫监狱的生物学家尼·
瓦维洛夫院士纪念像的揭幕仪式。他的带有金属标牌的尸体当年被扔在
一个公共埋尸坑里，所以已经不可能搜寻到。设立纪念碑的倡议出自尼
·瓦维洛夫的儿子尤里，资金则出自瓦维洛夫的学生、助手、生前好友
和其他苏联生物学家。纪念碑安放在墓地的入口处，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纪念碑并列在一起。苏联科学院、全苏农业科学院、全苏作物栽培研
究所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了揭幕仪式。那块雕有瓦维洛夫头像的灰色
花岗石，既是瓦维洛夫的纪念碑，也是李森科等苏联生物学恶神的耻辱
柱，同时更是摧残科学的政治强权的耻辱柱！它昭示着后人这样一段至
理，这段至理出自瓦维洛夫1923年编辑出版的一本著作：《科学的发现、
目的和意义》：
如果科学研究追求的目的是物质利益，那它们会具有利己主义色彩
……如果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追求权力，那它们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会危险
并导致学术上的野蛮行为！
殷鉴不远，可惜，历史的教益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科学完全
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
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