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毫无沽名钓誉之心的瓦维洛夫，根本就无从领悟这些诀窍。他
所强烈呼吁的仅仅是——他的科学图书馆要收藏最新的专业文献资料、
他的实验室要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他的部属要有足够的经费以从事科
学考察……。政治在全方位地关注着他，他对政治却是满不在乎。“来
而不往非礼也”，政治自以为给了瓦维洛夫太多的荣誉、太高的地位，
却并没有从瓦维洛夫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瓦维洛夫对政治的疏离态度
注定了他与李森科截然相反的遭遇。
1930年春，在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的火车车厢里，瓦维洛夫不无嘲讽
意味地对遗传学家库普佐夫谈起他在克里姆林宫目击的一出活剧：“马
克西梅奇（图莱科夫）昨天可触霉头了。我和他去斯大林办公室，他忽
然想起要表现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他读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一有机会插话就引用这本书里的话。而斯大林总是不满地瞧着他——
布哈林怎的？他不受赏识。”图莱科夫院士固然是弄巧成拙，五年之后，
斯大林同志不满的目光变成了把图莱科夫院士送进地狱之门的死亡之光。
但嘲讽图莱科夫院士、不屑于迎合政治的瓦维洛夫，不是照样被这死亡
之光送进了地狱之门？！迎合不迎合都在劫难逃，这便是那个时代真正
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对瓦维洛夫最早的几次关键性打击三十年代初已经降临。在人定胜
天的高昂热情的支配下，1929年春，苏共十六大制定了一个宏伟规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垦1500万亩公顷新耕地。对这个宏伟规划的可
行性，瓦维洛夫本来就是半信半疑。1930年6月7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部百头竿尺，更进一步，把苏共十六大规定的增加1500万亩新耕地的任
务，由五年改为一年；并要求从1931年起，每年扩大的新耕地只能在15
00万亩的基础上递增，绝对不能减少。三年之中应总共扩大新耕地五千
万亩。瓦维洛夫对此更是不敢苟同——一个刚刚用铁犁代替了木犁的国
家，一个刚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批拖拉机厂的国家，却要开辟这样天文
数字般巨大的新耕地，这无论如何都让任何一个稍微冷静的人难以置信。
而在事实上，直到1940年，苏联所开垦的新耕地总共也不足五千万亩。
瓦维洛夫对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锦上添花提出质疑，认为苏联还不具备新
耕地开垦规划所要求的生产力水平。但他非但无力制止浮夸风，而且浮
夸风不可遏止地从农业生产领域向他主管的农业科学领域漫卷过来——
当局很快下达了新指令，要求全苏农业科学院在短短两年内，新建50个
研究所，180个地区试验站。培养15000名农业科学家。这简直是拿科学
开玩笑。瓦维洛夫哭笑不得，他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努力向当局解释，
即使是要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科学也只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的抗
不从命很快就有了报应——1931年1月29日， 《经济生活报》刊载了一
篇长文：《是应用植物学，还是列宁对大地的更新》，文章锋芒直指瓦
维洛夫和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篇即杀气腾腾：“在列宁的名字掩盖
下，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建立起来了，这个组织与其说与列宁的思
想毫不相干，倒不如说是敌对的、在阶级上是异己的、彻头彻尾反革命
的，它日甚一日地垄断着我们的科学。这个组织就是全苏作物栽培研究
所。”瓦维洛夫愤怒地作出了答复，但他的答复迟至几个月之后才在报
上登出来，而且还由编者附加了一篇不利于瓦维洛夫的按语——暗示瓦
维洛夫确实在以纯科学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对瓦维洛夫的第二次关键性打击是在1931年8月3日。这天发布了关
于选育作物品种的专项法令。该法令是以苏联共产党中央调节委员会和
苏联工农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它向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和全苏农
业科学院提出了一个更不现实的任务：除了要求把为各地培育的全部谷
物品种所需的时间从十年到十二年缩短到四年之外，还要求更新后的几
乎全部谷物品种十全十美：特别是小麦，必须高产、均匀、硬质、抗寒、
抗旱、抗虫、抗病、不落粒、不倒伏，还要具有优良烘烤品质……。瓦
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纵然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做到；在当时条件下，
没有任何一位生物学家和生物学研究机构能做到。但法令是有强制性的，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学理依据，不管在实际上办不办得到，瓦维洛夫
都必须办到，办不到就是违抗政府法令。这在客观上为日后指责瓦维洛
夫以纯科学为掩护从事破坏活动准备了法律基础。
随着对瓦维洛夫疑忌的加深，当局强化了对瓦维洛夫的监控力度。
1933年2月， 从美洲归国途中，瓦维洛夫象往常那样在巴黎会见了巴斯
德研究所的老朋友梅塔利尼科夫教授、别兹列德卡教授。一封告密信便
很快寄回莫斯科：“瓦维洛夫和白俄见面了。”莫斯科很快作出反应。
一天，大学时代就已经是瓦维洛夫的红颜知己的利季娅·彼得罗夫娜·
布列斯拉韦茨惊慌失措地跑进瓦维洛夫在莫斯科的寓所，她的一位熟人、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格里戈利·伊波利托维奇·洛莫夫转告她，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上次的国外之行很不满意，所
长同志将会受到严厉申斥；至于原因吗……格里戈利吞吞吐吐地说，原
因好象是所长同志的国外之行所获无几，却花费了大量外币。瓦维洛夫
听了女友紧张的陈述，若无其事。他刚刚冒着生命危险从南美洲采回苏
联急需的金鸡纳种子和数千种其它珍贵植物的标本，他问心无愧。于是
淡淡一笑：“中央委员会的人不糊涂，他们会弄清楚的。”瓦维洛夫错
了——大错特错：中央委员会的人当然不糊涂，但问题是他们没有闲心
去把事情弄清楚，他们只知道瓦维洛夫是个问题人物。从此国外之路对
这位伟大的旅行家来说是永远地关闭了。
瓦维洛夫政治上的冰河时期便从此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
结。
从1934年夏天起，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开始筹备40周年所庆，同时
打算庆祝所长从事科学活动25周年。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以及土耳其
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芬兰、波兰和美国的农业部长都发来贺电，
但与国外科学界和国外政治家的热烈反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的反
应非常冷淡。仅管瓦维洛夫和他的同事们翘首相盼，当局却保持沉默。
而当当局终于打破沉默时，灾难便降临了——就在所庆的前四天，当局
突然下令，所庆取消。没有任何解释。瓦维洛夫极度震惊，他力图挽回
败局，写信向当局申诉，惊讶和愤懑溢于字里行间：“在整个研究所披
上节日盛装的时候，纪念活动突然取消，在这个大集体里产生了……极
为抑郁不快的印象，像是投了不信任票……。在研究所的领导成员中，
这一事实自然会引起怀疑：他们是否适合于担任领导工作。”对此当局
不置一词，这无异于默认了瓦维洛夫的猜测——他确实“不适合于担任
领导工作。”
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笼罩了瓦维洛夫。他终于明白了他的政治处境，
也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仅仅做一个好学者是不够的，仅仅服务于
祖国是不够的，当局所需要的政治回报是另一种原本为他所不了解、所
不擅长的东西。隐秘的恐惧从此深藏在瓦维洛夫的心中，偶尔会不由自
主地流露出来。
“曾有两次我看到我的朋友忐忑不安，”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遗
传学家格尔曼·米勒追忆说，“第一次，是他给我讲述他刚刚在克里姆
林宫碰到的事情。他赶着去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匆匆忙忙走
过克里姆林宫里一条走廊的拐角处时，突然和迎面走来的斯大林相撞。
幸好，他们两人立即明白，这是偶然。然而在回到遗传学研究所后几小
时，瓦维洛夫还是心神不定了好一阵子。”
克里姆林宫走廊偶遇的感受瓦维洛夫无论如何也忘不了。恐惧不断
膨胀，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显而易见，瓦维洛夫的悲剧根源得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去考察，单
单一个李森科－普列津特轴心是绝无可能撼动瓦维洛夫的——这无异于
蚍蜉撼树，惯于见风使舵的李森科－普列津特们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看准了政治大气候的流向，趁机公报私仇。
换句话说，李森科－普列津特们不过是一群鹰犬。
但要撼动瓦维洛夫谈何容易——他的学术声望实在太高了。必须让
他的学术成就大打折扣，这是损害瓦维洛夫学术声望的最好办法。而从
学术方面去否定瓦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显然是徒劳，只能从政治方面下手。
也就是说，必须发起一场以瓦维洛夫的学术思想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批判
运动。
苏联生物学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由此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