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变化是遗传的。”在该书的第五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来论证后天获得的性状
是能遗传的。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大量事例，比如奶牛因经常挤奶而
使乳房增大，增大的乳房这一性状能遗传下去，等等。其实达尔文始终也没能
弄清楚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真正原因。拉马克和达尔文始料未及的是，他们那些
纯属学术性质的不成熟的“特设性假说”，在后来竟然为人所乘，在社会政治
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米丘林的“园艺革命”，在方法论上与拉马克主义不谋而合。即以外界环
境条件为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决定性因素，而轻视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遗传和
变异中的作用。当然，淳朴的米丘林从来也不曾有过把他的这些偏向引申到人
文领域、以此为某一种社会政治学说提供自然科学基础的欲念。但他的继承者
李森科－普列津特们却不会如此淳朴，他们把米丘林的这些偏向最大限度地借
题发挥，把米丘林的农艺学、园艺学实验即纯粹的技术手段，夸大为一种哲学
体系，使之富有一种社会政治内涵。1955年10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中华自
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
百周年纪念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曾在开幕词中对作为一种哲
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如下表述：
米丘林是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不朽格言，“我们不能坐待自然
的恩赐，我们的任务是向自然索取”，正表明米丘林学说的实质。米丘林的一
生，特别是六十年间的科学实践，也最完美地证明了他的话是永不磨灭的真理。
……同时也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人的力量是应该而且能够比自然更好。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给生物科学更提供了不朽的理论财富。他发扬了达
尔文学说的正确方面，克服了它的缺陷，把生物科学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他不
屈不挠地用种种创造性的方法和实验来阐明了植物有机体发育的规律，进而掌
握着这些规律对于有机体加以改造。他证明了在有机体长远发展的历史中，有
机体总是和它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相适应，从而改变自己的结构和机能：环
境条件对有机体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决定的作用，是有机体的遗传和变异发
生的主要源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需要，控制环境条件，有目的地动摇有
机体的遗传性，使它发生变异，并使变异传给后代。米丘林创造了控制有机体
生活和发展的一系列的科学方法来定向改造有机体。
郭沫若进一步总结说：
米丘林的有光辉的成就更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米丘林从
事研究工作，是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实践了改造有机体本
性和创造有机体新类型的革命任务，他的学说成为了人类积极干预自然而对于
生物类型加以定向改变的有力武器，这就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
更丰富的自然科学上的证据。
其实可以对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的“米丘林生物学”所蕴涵的社会政治意义
作更简明的概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生物则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生物
既然是外界环境条件的总和，也就可以通过对外界环境条件的改变，来改变生
物品种乃至创造新的生物品种，人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向改变生物、
改变自然，实际上也就是说，在人力和自然力的关系上，人力处于支配地位，
自然力则处于从属地位。因而不是人应当对自然力抱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
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而是相反，人就是造物主，人就是上帝，自然力永
远屈从于人力，自然因此必须永远服从人的意志。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完全否认生物的自主性，而以他律——即人对自然
的强加——为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基本特性。计划机制——自然完全从属
于人的计划安排——也就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架构。这样一种理论架构随
着遗传学的创立，而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存危机。换句话说，遗传学在客观
上对拉马克主义尤其是对拉马克主义新变种的“米丘林生物学”构成了致命的
一击。
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所创立的遗传学，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
亦即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威胁。遗传学与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之争，因
而主要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被视作你死我活的两种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
场决战。
在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中，没有哪个分支能象遗传学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
对于遗传问题，人类很早就有了注意和关心。特别是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
种起源》后，他所阐述的进化论大大引起了人们探求生物进化规律和机制问题
的兴趣。《物种起源》发表不久，一种与达尔文的研究方向不同的精细的植物
杂交实验开始了。这就是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孟德尔于1822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素有“多瑙河之花”
的美誉的小村庄，村民们都爱好园艺。小孟德尔也经常随父亲干点轻活儿。在
这里他学到了不少园艺知识，为他后来的植物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二十一岁的
孟德尔大学毕业后，到布隆当了几年教士，四年后又当上了神父。但他的兴趣
却不在天堂，他所酷爱的始终只是人间的植物学研究。为此，二十九岁那年，
他又到维也纳大学就读，接受了系统的科学训练。
从1856年开始，孟德尔着手严格的实验研究。在布隆修道院的后花园里有
一个小小植物园，那里种满了奇花异草。它们都是孟德尔的实验对象。孟德尔
相信，仅仅依靠自然选择等外界环境条件不可能形成新种；他想通过植物杂交
实验来揭开遗传之谜。比较多种植物之后，孟德尔发现豌豆最适宜。豌豆有七
种易于识别的性状，如高矮、花色、蔓高、种子表面形态等等。他先选出高个
儿豌豆和矮个儿豌豆，使之杂交；第二年把杂交得到的种子再种下去，长出的
是高个儿豌豆。而后，让这种高个儿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三年，这些种
子的成长结果非常有趣，有高的，也有矮的，高矮之比恰好为3：1。孟德尔让
这些豌豆自花授粉结出种子。第四年，再播下这些种子，结果更为奇特——矮
个儿种子得到的都是矮个儿，高个儿种子却不同：有三分之一长成高个儿。孟
德尔由此得出结论：第一代植株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
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因此杂交后第一代的植株全
是高的。当这一代自花授粉后，这些因子在第二代中的排列可以是两个高因子
在一起，或者一高一低，一矮一高。前两种组合将繁育出同样的后代，各自生
出全是高的或者全是矮的植物，而后面的两种组合则将以三与一之比生出高的
或矮的植物来。经过八年225次人工杂交试验，并运用巧妙的构思和缜密的分析
尤其是缜密的数学统计分析，孟德尔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物自身的遗传
因子是生物繁衍和进化的决定性因素；还得出两条重要的遗传定律，即分离定
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他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植物杂交试验》杂志上，
遗憾的是，他的划时代的发现没有引起包括达尔文在内的当时任何学者的注意。
十九世纪末，荷兰的德·弗里斯、德国的柯灵斯、奥地利的丘歇马克各自
独立地进行植物杂交实验，分别得出了与孟德尔一致的结论。他们还以为自己
有了全新的发现，都准备在1900年披露他们的发现。可当他们最后去查阅相关
资料时，他们意外地读到了孟德尔的论文。于是向世界公布了孟德尔的成就。
怀才不遇的孟德尔生前常常说：“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被埋没了整整34
年之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瓦维洛夫的老师、著名生物学家贝特森对重新发现孟德
尔学说所作的贡献。贝特森在1900年之前并不知道孟德尔的论文。他是在前往
出席皇家园艺学会会议的火车上读到荷兰学者德弗里斯寄给他的孟德尔论文的
复本的。当时他拍案叫绝，据此马上修改了打算在皇家园艺学会会议上使用的
演讲稿，以便把对孟德尔的成就的说明包括进去。从这时起，贝特森就以“孟
德尔主义的传道者”开始了他的新生涯。他第一个把孟德尔的论文翻译成英文；
正是出于他的创意，由孟德尔开创的新学科才有了自己的名字——1906年，贝
特森在向第三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提交的论文中，首次公开建议把这门新学科定
名为遗传学。他说：
同别的新行业一样，我们一定要采用一种术语，尽管对初学的生疏者来说
有不便之处，但对名工巧匠来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把这个名词
作为一个工具，并使它流传下去是必要的。可是，科学活动的这些特性虽然如
此明显，但科学本身却仍然没有名字，我们只能用烦琐的而且常常会使人误解
的迂回说法来描述我们的研究工作。面临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次会议考虑采用
‘遗传学’这个词，他完全能表述我们所从事的阐明遗传和变异现象的工作……
这一建议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作为一门精确的实验科学的遗传学这才正
式确立，两千多年来人类关于生殖遗传的种种纯粹以粗俗体验为基础的臆测和
遐想就此结束，代之以缜密的科学实验方法和创新的科学思想。直到今天还在
使用的遗传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同样出自贝特森的创意。著名遗传学家雷纳在
1961年曾发表文章强调指出：“性细胞的纯度，纯合体和杂合体，上位的和下
位的，等位基因——所有这些术语，以及遗传和变异这门新科学的名称——遗
传学，都是由贝特森创造的。不管遗传学家们在什么地方集会，在他们所使用
的术语方面，都表现出贝特森总是在他们中间。”正如德国学者亨斯多倍所说：
贝特森是“1900年后，在英国最热忱地支持遗传学的一位科学家”。“我们应
该纪念这位伟大的遗传学先驱，并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因为他的工作同
重新发现孟德尔学说的三位遗传学家的工作相比，是毫不逊色的；贝特森完全
有资格侪身于为进一步了解遗传学开拓广阔道路的先驱者之列。”瓦维洛夫学
术上的辉煌成就，便与贝特森息息相关——1910年，贝特森出任位于默顿的约
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该所成为英国遗传学研究的中心。
三年之后瓦维洛夫来到这里，在贝特森的直接指导下深造。贝特森对瓦维洛夫
在学术上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致于瓦维洛夫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主要
的精神导师之一。贝特森的精心雕琢，使瓦维洛夫成了孟德尔在苏联的头号传
人，成了苏联首席遗传学家；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最终是使瓦维洛夫成了世界
历史范围内遗传学最大的牺牲者。
紧接着孟德尔向拉马克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提出挑战的是德国生物学家魏
斯曼。魏斯曼在1892年提出了著名的种质概念。他认为，生物体是由种质和体
质这两部分组成的。种质就是生殖细胞，专管生殖和遗传；体质包括各种专业
化的细胞组织，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等，从事日常各种营养活动。生殖细胞
可以世代相传，不但产生新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
胞。而体细胞仅能自行繁殖，产生与自身相同的细胞。生殖细胞有不间断的历
史，是不死的；体细胞是生殖细胞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体细
胞在环境影响下后天获得的性状变化不影响生殖细胞，因而也就不会遗传。只
有种质细胞才能在世代间保持连续性。似此，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也就站不住
脚了。魏斯曼是一位进化论者，他支持和赞同达尔文的选择理论，但他不同意
达尔文在论述遗传和变异时所持有的观点，更激烈反对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遗
传假说。为了证明体细胞的变异不会影响生殖细胞，魏斯曼做了连续22代剪断
小鼠的试验，结果，剪除尾巴的小鼠后代仍然长出与正常小鼠等长的尾巴。从
而否定了后天获得性状能够遗传下去的结论。这个实验是粗糙的，存在着一定
的局限性。但这个实验是革命性的，它表明那种片面强调外界环境条件而忽视
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的观点是错误的。
魏斯曼否定后天获得性遗传的革命性观念受到正统的达尔文主义者、新拉
马克主义者的攻击和抵制；那时的大多数生物学家都相信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
遗传假说，认为这个法则是解开生物适应和进化之谜的钥匙；相信进化论的哲
学家和社会学家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当作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家和政
治家则把后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看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初，魏
斯曼的观点才被普遍接受。著名生物学家摩尔根这样评价魏斯曼的种质学说：
“种质独立和连续概念的建立，大部分归功于魏斯曼。当时，后天获得性遗传
理论把有关遗传的一切问题久已弄得漆黑一团。魏斯曼抨击拉马克学说，在澄
清思想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遗传学》也承认：魏斯曼
的种质概念在理论上为遗传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孟德尔和魏斯曼都认为生物自身存在着决定其遗传和变异的的特殊物质，
孟德尔把它叫做遗传因子，魏斯曼把它叫做种质，丹麦生物学家约翰森则把它
叫做“基因”。“基因”这个名称后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随着研究的
深入，后来的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
色体有密切的联系。新的遗传学说——染色体－基因学说便因此问世。
新的染色体－基因学说的主要创立者是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
学家摩尔根。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列克辛顿。1890年在霍普金斯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本来对孟德尔学说持怀疑态度，虽然远在1902年，就有
学者发现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与他们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染色体有一定的联系，
但摩尔根认为证据仍然不足，孟德尔学说仍然只适用于特殊的例外的情况而不
具有普遍意义。直到1910年，摩尔根还在给《美国博物学家》杂志投稿论证说，
孟德尔式遗传因子不可能由染色体所携带，因为，倘若由染色体所携带，同一
染色体上的性状势必一起“孟德尔化”。为了亲自检验孟德尔学说是否可靠，
摩尔根和他的助手选择果蝇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果蝇是一种很理想的遗传学
实验材料， 因为：（1）它的个头小，每只果蝇仅半厘米长，30万个果蝇的重
量仅一磅， 易于在实验室中培养；（2）繁殖快，从出生到性成熟大约只要十
天左右； （3）所含染色体少，使研究者易于观察果蝇的遗传变异特征。摩尔
根将果蝇的近亲杂交试验和细胞学研究结合起来，为遗传学研究领域开辟了新
天地。
在大量杂交实验的基础上，摩尔根发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伴性遗传现象，
即某种性状常常伴随着某一性别出现。他在许多野生型红眼果蝇中偶然发现一
只白眼雄果蝇。用白眼果蝇与红眼果蝇交配，在子一代中没有一只白眼果蝇；
而子一代个体相互交配后产生的子二代中，红眼和白眼的个体的数量比，接近
三分之一。这与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的结果不谋而合。摩尔根是个彻底的实
验主义者，他坚信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能通过实验的手段给予正确的回答。在
他认为未经实验确证之前，无论多么流行的理论，他都不肯轻信。而一旦通过
了实验的检验，他就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原有的怀疑态度。果蝇杂交实验证明
了染色体就是孟德尔式遗传因子的真正携带者，证明了孟德尔学说的不可动摇
性，摩尔根从此成了孟德尔学说的继承者。他出版了专著《孟德尔的遗传学机
理》，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向读者解释了他的思想流变过程：“我们常常被问
到：那么，为什么你们要陷在染色体里蹒跚而行呢？我们的回答是，既然染色
体提供了孟德尔定律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确切的机理，既然有日益增多的资料清
楚地指明染色体是孟德尔式因子的携带者，在那样一种明若观火的关系面前闭
上眼睛，那将是愚蠢的。”摩尔根不仅仅是继承了孟德尔学说，而且大力发展
了孟德尔学说。他的进一步分析实验表明，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是
象串珠那样以严格的直线排列在染色体上的；而且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的某些
基因彼此靠近，“连锁”一起不易分开。摩尔根根据许多不同的突变果蝇的子
代连锁基因的分离频率，作出了果蝇四个染色体的连锁图，第一次把代表某一
特定性状的特定基因与某一特定染色体上的特点位置联系起来，从此基因被看
作是染色体上占有一定空间的实体的遗传单位。所有这些发现，极大地震撼了
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不敢相信摩尔根的发现是真的，甚至包括象贝特森－瓦
维洛夫师生这样坚信孟德尔学说的科学家，起初也对摩尔根的发现持怀疑态度。
1922年贝特森访问了摩尔根的实验室，他所亲眼看到的铁的事实使他的怀疑焕
然冰释，回国后写信表示他对“已在西方升起的新星”的敬意。瓦维洛夫也和
他的老师贝特森一样，在耳闻目睹之后才转而信奉摩尔根的新理论。在为摩尔
根的一部著作所写的前言中，瓦维洛夫回忆了他1921年访问摩尔根实验室的情
景：“在这个实验室里，怀疑论者们在极为仔细地听着。根据遗传和发育的复
杂现象，我们当时认为，染色体中的基因像串珠一样严格成线性分布的可能性
不大……。象其它人那样，我们向摩尔根讲述了自己的怀疑。他回答说，作为
一个胚胎学家，他自己一开始也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极其大量的事实最简单不
过地表明，基因是作线状分布的。他建议我们花几天时间去看一看实验材料，
线性假设正是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他又补充说，他愿意接受其它任
何一种能满意地对所观察到的一切事实作出解释的假设。”摩尔根说服了贝特
森－瓦维洛夫师生，也最终说服了整个国际学术界。他的代表作《基因论》，
因此被视作遗传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细胞遗传学的新时期。而《基因
论》所集中陈述的新的染色体－基因遗传理论就和牛顿所创立的万有引力定律
及稍后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一样，被奉若圭臬。这一理论无可辩驳地证明：
生物的遗传必须通过生物自身的遗传物质——基因——而实现，传物质——基
因——必须有遗传的实体作为它的载体，染色体则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基因在
遗传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负责亲代到子代的性状的传递；同时，基因还是个
体发育的依据。摩尔根的新发现使他获得1933年度诺贝尔奖金。由孟德尔和魏
斯曼开创的经典遗传学到摩尔根时代便宣告完全形成了。
对由摩尔根最终完成的经典遗传学的基本理论，童第周先生在文革期间是
这样介绍的：
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是继承孟德尔和魏斯曼学说并加以修改、补充发展起
来的。他们以细胞为基础，运用数量统计的方法，研究遗传的基本规律。所以
把遗传学和细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各种遗传性状的出现，在细
胞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们称这种物质为“基因”。基因学说便是摩尔根学
派的中心学说。
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和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各种细胞器。他们认
为，负有遗传责任的基因，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内。……
细胞核内有成对的染色体。……摩尔根学派认为细胞质的分化，或各种遗
传性状的出现，是由核内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染色体不受细胞质的影响。
构成细胞核的物质主要是染色体，因此，多年来细胞核的研究，成为遗传
学家和细胞学家的主要对象。对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方
面的成就，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四十年代以来，生物化学研究进展很快。实验证明构成染色体的物质是脱
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摩尔根学派认为，基因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组成的，脱氧
核糖核酸是遗传讯息的负荷者，它能复制与自己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并能合
成特异的核糖核酸，核糖核酸离开细胞核进入细胞质，作为样板在细胞质内指
导合成各种的蛋白质。换句话说，脱氧核糖核酸所负荷的遗传讯息，由核糖核
酸传至细胞质，实现遗传的性状。因此，称这种核糖核酸为信使核糖核酸。这
是摩尔根学说的新发展。这一学说为一般学者所接受，所以对核酸的研究，成
为现代遗传学上和整个生物学上广泛的课题。
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不能不自外于“摩尔根学派”的童第周先生，也还
是承认了“摩尔根学派”的成就，承认他们是世界遗传学的主流，代表着遗传
学的方向。童第周先生所说的遗传学界“两个主要的学派”究竟谁是科学谁是
伪科学，历史其实早就作出了再也明确不过同时也是再也公正不过的裁决。所
谓“米丘林学派”的主将李森科及其喽罗，在世界遗传学功臣的所有龙虎榜上
都名落深山，他们的那些花拳绣腿在科学史上根本得不到一席之地，他们已经
被从神圣的科学殿堂中永远地放逐出去了。
生物与环境的统一，这当然是生物科学中公认的基本准则。任何生物都不
能脱离环境，它必须从环境中摄取营养，通过新陈代谢进行生长发育和繁殖，
才能表现出性状的遗传和变异。所以，生物任何性状的表现，都是遗传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统一性绝不意味着，生物的外界环境条
件与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在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过程中的作用是同等的，更不能
由此推论生物的外界环境条件是生物遗传和变异的首要因素。基因说的最终确
立，染色体的发现，尤其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在生物的遗
传和变异过程中，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外界环境条件相比
较，生物自身的遗传基础是第一位的。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也就由
此得到了确立。自然力屈从于人力，自然完全服从人的意志，即人对自然的强
加、人对自然的计划机制，因而就完全丧失了合理性、合法性。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遗传学的正式创立及其后来的发展，宣告了拉马克后
天获得性遗传假说的寿终正寝，宣告了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彻底破产。
但李森科是不可能接受这种结局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实质上不过是
“李森科主义”的同义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破产实际上等于他个人事业
的破产。他怎么能够甘心呢？但如果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仅仅是“李森科
主义”的同义语、仅仅是李森科的个人事业，仅仅是李森科不甘心破产，那倒
也无关紧要——因为那不过是螳螂挡车。问题在于，达尔文学说被确认是“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而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则
被确认是达尔文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如周建人先生为纪念米丘林逝世十七周年
而发表的《向米丘林学习》一文所概括的：
但达尔文的学说不是全部正确的，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达
尔文学说的正确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已被折磨得只剩痕迹，但是在社会主
义的苏联却继续发展着。米丘林把达尔文学说的错误部分去掉，而发扬和充实
其正确部分，成为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
正是基于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此种定位，所以郭沫若才会宣称：
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进一步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然科学
上的证据”。而这也就意味着，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任何动摇，都是
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因而都是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
哲学。这实际上是说，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所创立的遗传学，是对所谓“
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致命威胁，遗传学与所谓“米丘林
生物科学”之争，因而主要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被视作你死我活的两种敌
对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场决战。
在事实上，遗传学的所有成就，当然并没有对真正的亦即原生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构成什么威胁。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这些本来是马克思
早就承认的。马克思反复强调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复强调自然规律不
可抗拒，这些与遗传学成就的人文内涵是完全一致的。的确，人固然是万灵之
长，但归根结底，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作品。相对于自
然的造化，人无论怎样穷智竭力，也永远是望尘莫及，人永远只能是自然的稚
拙的小学生。“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之上，其理论依据，是
人能够定向改变有机体的本性，培育出合乎人类需要的动植物的新品种，从而
能够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这是一种夸张。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
物品性，但不能根本上改变生物品性，直至今天，也还没有一种由人类创造的
全新的生物品种问世，原因就在于此。金鱼是人造的，但即便金鱼，也说不上
是全新的品种。金鱼的前身是鲫鱼，早在唐代，人们就发现有一种特化变体的
鲫鱼呈金红色，比正常的青灰色鲫鱼美观，便称为“金鲫鱼”，养起来观赏。
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这些变体鱼和正常鱼完全隔离，其变态就被人为地保留
下来。以后不断有新的特化变态出现，变态愈严重，就愈为人们所喜爱而予以
保留。经过漫长岁月的变态积累，便有了今天千姿百态的金鱼“品系”。从外
观看来，它们和普通鲫鱼几乎毫无共通之处，似乎已经是纯粹人造的全新的品
种。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金鱼的变态积累虽为人们所喜爱，但对金鱼而言，
则是被迫的，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它们只能在人为的特殊条件下勉强生活。
如果放归自然，金鱼通常会全部死去；倘若环境的改变比较缓和，允许部分金
鱼继续存活，则在其繁殖过程中，子代小鱼将继续表现不同的性状，其中愈是
接近其远祖鲫鱼的小鱼，其生存能力愈强，因而在自然环境中存活的机率愈大，
其余的则逐渐被淘汰，经过若干代的自然反向淘汰以后，最后存活的子鱼便如
《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仍旧变回为鲫鱼。倘若其间有普通的鲫鱼参与
混交，则可加速这一回归过程。二者可以混交，也表明它们仍旧同属一个鱼种，
并无所谓“全新”的品种出现。这一事实说明，即使经过千年的隔离选择和变
态积累，既没有变出一个新的鱼种，也未使鲫鱼有任何变化，鲫鱼还是鲫鱼。
狗也是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动物，但狗的变态同样是可逆的——倘若听凭各
种狗自然混交繁育，很快就会变为野狗的体型，归回狗的本态。经过人类定向
改变的有机体是一种变态的有机体，其变态在自然环境中没有生命力可言，最
终要么被自然环境所消灭，要么被自然环境所同化，人工仍旧不敌天然，人类
又何从完全控制生物的发育和发展？“米丘林生物科学”将人力凌驾于自然力
之上的第二个依据，是自然属于“无智”世界，自然力是一种无意识的盲目的
力量，因而需要人类去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种对自然的理解是
曲解，因为它完全抹杀了造化的无穷伟力。单就生物界而言，其神奇智能已足
令人叹为观止。一粒豆子掉进土中，豆粒落地的方位是随机的，其胚胎或上或
下或左或右并无一定，它服从数学上的概率原则。但一旦种子开始萌芽，其发
育生长的方向则完全服从生命的要求，绝对不受概率的支配。其根芽即使转180
度的弯，也要向下生长；其茎芽即使翻一个跟斗，也要向上生长，绝无例外。
根据生物学原理，只有这样，根系才能获得水分和营养，枝叶才能获得阳光和
空气。而豆粒之所以这样却与人力无关，完全凭借自身的智能。其它植物莫不
各有奇招——蒲公英等植物的种子长有几根纤毛，这使它们具备了良好的空气
动力学性能，使它们可以在成熟后随风远扬；凤仙花的蒴果和多种豆类的荚果
则是有效的弹射器，在种子成熟后可突然爆裂，将种子弹射到数公尺以外；苍
耳子等植物的种子既不能飞，又不能弹，却长有巧妙的倒钩刺，能钩挂在动物
的皮毛和人的衣物上随之远行。那些靠鸟类传播的植物则都有甜美的果实，以
吸引鸟类啄食，如桑葚、枸杞等。热带有多种食虫植物，其中之一是猪笼草。
它的叶子上有个小口袋，袋底能分泌芳香的蜜汁，以招引虫类入内，但其袋口
内面却十分光滑，使虫类在试图取食蜜汁时因立足不稳而滑落袋底，这时袋口
上方的盖子立即将袋口封闭，盖子及袋口边缘的刚毛互相紧扣，使袋内的虫类
断无逃脱可能，直至袋内分泌出的消化液将之完全消化为止。然后袋口重新开
启，等待另一个虫类上门。美洲则有一种食虫植物，或可称为“迷魂草”。它
的捕虫手段更高一筹：能发出独特的香气，虫类一闻到这种香气，就象中了传
说中的“迷魂香”似的，立即丧失逃生能力而落入花杯中，即使有人从中把它
们取出来，它们也不知道展翅逃命，还在那一带乱爬，最终仍不免落入花杯之
中，成为“迷魂草”的猎物。植物的所有这些高明的设计，当然都不是出自人
之手。再看看动物界。萤火虫为什么能够发光却不发热？蚂蚁为什么能够预知
暴雨将临，而预先将大量泥土堆积于洞口周围，一旦暴雨来临，泥土便可将洞
口封闭，以免雨水灌入洞穴？是谁给了它们聪明智慧去作如此简单但却有效的
防洪设计？蜘蛛结网捕虫，几乎万无一失，为什么它自己却不被粘住？鹰隼等
猛禽自上而下捕捉猎物时，并非对准目标俯冲而下，却是采取大约三十度左右
的斜角自一侧下滑切入。而据专家试验，落体在空气中下滑时，这个角度可以
得到最大的速度，而且捕获猎物之后，可立即升空，比直接向目标俯冲更有效。
但当它们下水捕鱼时，却又采取大角度俯冲，因为如果以斜角切入，就会被水
面弹回，无法钻入水中。这样精确的空气动力学运动，难道不是“巧夺人工”
吗？正是生物界奇妙的智能，引发了工艺学中的仿生学。人们不能不承认，生
物体的天然结构和功能，远远超乎人造物体之上，自然的造化远远超乎人力之
上，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其实又何止动植物才具有那样神奇
的智慧。浩茫无际、气象万千的宇宙，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就象一位外国学者
所说的，正如一部硕大无朋的并按照精确无比的程序运转的超级电脑。这台比
任何人造电脑都超卓亿万倍的超级电脑，它的神奇智慧又哪里是我们人类所能
想象的呢！至于有小宇宙之称的人体，仅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其结构和功
能的精妙就已经是匪夷所思了。人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都是杰作，即
使那些貌似微末之物也无不具有深刻的用意。不能不承认，我们所在的世界并
不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仅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而成的杂烩，而是处处充
满了高超的智能。对这个处处充满了高超智能的世界我们究竟能了解多少呢？
老实说，我们所能了解的永远都是微不足道。知识愈丰富，就愈会发现造化伟
力之不可穷尽，就愈会发现人力之稚拙有限，就愈会发现人对自然的强加、人
对自然的计划机制之虚妄可笑。而在人类历史上，确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即在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幻想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凌驾于自然之上，但科技力量的放
纵，人力的放纵，不仅没能如人类所愿，按人类的计划定向改变自然，创造出
一个全新的“自然”，结果只是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招致自然力的严厉报复，
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反而恶化了。就长远讲，就宏观讲，“天工”是人类永远
无法企及、因而是人类永远无法“巧夺”的。在人力对抗自然力的企图已连续
遭到惨败之后，“米丘林生物科学”仍然无视生物的自主性、自然的自主性，
仍然幻想完全用人力计划自然、组织自然、主宰自然，这当然只是由无知的狂
妄中所产生的一种梦呓。
对这种梦呓，童第周先生有过很客气的评述：
首先是，我觉得或者是我没有深入研究，他们对遗传的概念不十分明确。
他们认为新陈代谢是遗传的基本条件，改变了新陈代谢类型，就改变了遗传性。
新陈代谢是生理现象。根据这一概念，遗传性究竟是什么，它与生理现象有什
么区别，是不是生理现象就等于遗传性，这样，它们便是同一性质的东西了。
李森科等认为个体发育中的变质，就是遗传性的表现，不同的发育阶段要求不
同的条件，就表明有不同的遗传性。究竟个体的各发育阶段是遗传性的表现，
还是遗传性的改变，遗传和发育的区别和关系在那里，在概念上也没有明确。
遗传学与发生学和生理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若干年来发展的趋势。李森
科等从这方面进行工作还是明确的，但三者毕竟是不同性质的三方面，在概念
上必须分别清楚。此外，在用词上也有使人难以解释的地方，如“同化外界环
境条件”，同化的意义大概是从新陈代谢来的，“通过新陈代谢的过程，外在
的生活条件被生物同化后，构成自己的躯体，而原来内在的条件，则在异化过
程中成为外在的。”但外界的条件很多，如声、光、电、磁、热等等，生物体
如何能同化它变为内在的呢？或异化它变为内在的呢？也令人费解。在19世纪
中叶以前和细胞学说提出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生物学者对遗传问题也没有一个
明确的概念，所以对遗传现象的说明，往往与其它问题或学科，特别是与发生
即个体发育混在一起。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的解释，我觉得或多或少同那个时期
一般的概念有相同的地方。
米丘林学派强调外界因素对遗传性的作用，认为“遗传性是生物体在以前
许多世代中所同化的外界环境条件影响的集中效果”。这是外因的条件论，忽
视内因的根据，也不是辨证的。
现象的存在总是离不开物质的，米丘林学派对遗传现象的解释没有进到细
胞的水平、分子的水平和精密的物理化学的分析，所以在科学的基础来说是不
够着实的，远不及摩尔根学派的那样精密。
米丘林学派否认染色体、基因对遗传现象的特殊作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摩尔根学派把染色体或基因作为遗传的唯一物质，或主要物质，这是他们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