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3年法国的一个植物学家阿尔方斯？德？堪多（Alphonse de Candolle）在他的《科学与科学家的历史》中指出，从巴黎科学院于公元1666年建立以来的两个世纪内，有九十二个外国人当选为该科学院的成员，就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言，其中七十一个是新教，十六个是天主教，其余五个是不定的或者是犹太教。德？堪多把这些数字与法国之外的相应的宗教人口──一亿零七百万天主教徒和六千八百万新教徒──联系起来，说明在法国之外科学上很杰出而足以选入巴黎科学院的新教徒要比天主教徒大六倍以上。这种对比关系没有把法国的科学家计算在内，因此德？堪多检查了公元1829年和公元1869年两个时期内伦敦皇家学会的外国成员的宗教关系，因为这个时期比其他时期包括了更多的法国科学家。他发现在这两个时期里，皇家学会大约有同样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外国会员，而联合王国之外却有一亿三千九百万天主教徒和四千四百万新教徒。这些数字证实了他的看法，即在近代欧洲的大科学家中间新教徒往往比天主教徒占优势；后来研究近代科学家的宗教关系的人，如R？K？默顿 在他关于清教与十七世纪英国科学的关系中，证实并发挥了德？堪多提出的立论。
在近代欧洲大科学家中间新教徒所以比天主教徒占优势，除了新教国家里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这一点之外，可以归之于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早期新教徒的风气是与科学态度相一致的；第二，运用科学达到宗教的目的；第三，新教徒的神学宇宙观与早期近代科学的理论相一致。第一个因素在两次主要的新教运动中都存在，因为在早期的宗教改革中，瑞士和德国的改革者曾教导说，人们应该拒绝天主教神父的指导和权威，并且应该在自己的宗教经验里寻求精神的真理：按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圣经。同样，早期的近代科学家也不理会古代哲学家和中世纪经院学者的体系，而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求科学真理：按自己的理解解释世界。新教和早期近代科学之间这种目标的一致，在公元1667年出版的托马斯？斯普拉特的《皇家学会史》中，曾经很好地表达出来。他指出“皇家学会现今的目的与我们的教会创始时的目的之间的一致性”。
“他们都同样可以自称是改革口号的提出者：一个把改革放在宗教里，另一个通过哲学达到改革的目的。他们都以相似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改革。每一方都丢掉谬误百出的副本而向完善的原本寻求教益；一个求教于圣经，另一个求教于自然界这本巨著。他们都被他们的敌人不公正地控诉犯了同样的罪，说他们抛弃古代的传统，标新立异。他们都同样设想他们的祖先可能错了，但对他们还保持相当的尊敬。他们都遵循使徒的伟大箴言，考验一切事物。这些就是他们在兴趣和气质上的一致。”
斯普拉特属于加尔文教派传统，但看来早期的路德教派与科学态度也是一致的，因为新的哥白尼宇宙学说的第一个技术发展就来自宗教改革中心维腾贝格大学的两个学者。维腾贝格大学的数学教授莱蒂克斯曾去弗劳恩堡在哥白尼指导下学习，并于公元1540年出版了关于日心说的第一次书面论述，后来还努力把日心说用来说明火星的运动。他的合作者，维腾贝格大学天文学教授赖恩霍尔德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制成了第一个天文表，即于公元1551年发表的《普鲁士星表》。
第二个因素与近代欧洲大科学家中新教徒占优势的情况有点关系。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运用科学被十七世纪加尔文教派看成是一件重要事情，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徒总强调宗教的职责是做“有益的事情”，并把科学活动看做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工作。路德和加尔文都没有怎样强调做有益的事情在宗教上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路德看来，内心的虔诚足够使人类得救，而在加尔文看来，有若干优秀的人是注定会得救的；人类的工作不论在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来生都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加尔文的拥护者迫切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命中注定得救，所以加尔文的原来学说经过苏格兰、荷兰和英国的加尔文派教徒陆续修改之后，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清教徒一般都承认只有不断地做有益的事情才能表示出一个人得救了。在清教道德所认可的有益事情中就有科学研究在内。一个移居到美国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科顿在公元1654年写的文章中甚至宣称研究自然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责任。
“研究上帝创造一切的性质、进程和运用，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责任；从坐在宝座上的国王到工匠……
“理由一：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中见到上帝的庄严华贵……
“理由二：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了身体的健康而获得许多医药的知识；为了可以从万物中知道许多使灵魂得到教导的知识；为了在我们知道每个事物的价值和应用后可以获得财产……
“通过观察和参加会议去研究万物的性质，人们将会相互了解，扩大我们对上帝的爱戴，增长我们利己和利人的技能……的确，那些学者仅仅研究事物的一般原因和性质，如自然物体的原理以及它们的运动、时间、空间、计量等等，而忘记把它们的研究应用到地上的万事万物的性质和运用上，是不能原谅的。”
关于新教徒在近代欧洲科学家中占优势的情况，在上面讨论的两个因素中，第二个因素的份量可能还要重些，因为它在十七世纪加尔文教派中间甚为突出。早期新教徒和近代科学家所共有的反权威主义和经验主义，至多在科学和它们的宗教之间造成一种融洽关系，而后来的加尔文教派提倡做有益的事情，则积极地推动了科学活动。在这方面有必要提出，在伽利略和刻卜勒之后，科学活动的主要地区已经从天主教的意大利和路德教派的德国转移到特别受加尔文教派所影响的国家：英国和它的清教徒以及改革的英国教会，荷兰和它的许多加尔文教派，法国和它的胡格诺教徒以及属于加尔文教派的詹森教派的教徒。在公元1662年伦敦皇家学会建立和公元1666年巴黎科学院建立后，英国和法国在往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在科学领域里保持着杰出的地位，而当加尔文教派的早期故乡荷兰在十八世纪失去了它的地位时，瑞士和苏格兰在同一时期里却以它们的科学家而闻名于世。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再次出现象刻卜勒和伽利略那样才智的科学家。
有助于说明新教徒在近代科学家中间占优势的第三个因素，即新教徒的神学宇宙观与近代科学新理论的一致，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原因是路德和加尔文基于哥白尼天文学和圣经中的词句相抵触，都曾反对过它。然而中世纪的世界观是由神学和自然哲学密切组成的一个整体，所以它也同时在瓦解，不过这种瓦解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方面由新教的革新者攻击它的神学部分，另一方面由科学家攻击它的宇宙论部分。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出，加尔文教派和科学家的攻击是沿着相互类似的路线进行的，他们都以十八世纪相当流行的牛顿学说为基础，为一种新的包括机械论和神学的世界观开路。
新教徒的革新者，尤其是加尔文教派和早期近代科学家，特别反对中世纪世界观的中心思想即等级观念；这个观念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是，宇宙间布满一连串等级不同的人和物，从处在世界边缘的上帝直到地上最不完善的实体，都是这样组成的，并假定自然界的等级具备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部分。地上的四大元素（土、水、气、火），直线的自然运动，具有逐步升级的完善秩序；而天体则由更完善的第五元素所组成，它以圆周运动形式自然地运行着。精神的等级分得更加精细，植物、动物和理性灵魂这些主要分类中都存在着许多等级。在这种布局的基础上，自然界被认为是由万物中存在着的等级控制所管辖的，上级统治着所有的下级，又听命于再上级。植物和动物为人服务，而人为上帝服务。上帝授权天神天使，执掌各个天体的运动，并观察和指导尘世事件。这是古代自然哲学和中世纪神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结合。因为五世纪时伪托的狄奥尼修斯把天神天使分为九级，而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则把它们看作是九个天球的推动者；天球的秩序是高级的天球和它们的推动者控制着低级天球的运动。
伪托的狄奥尼修斯借助于他的天神天使在天上的等级，为地上教会政府的教会等级进行辩护，对于这一点，新教的革新者，尤其是加尔文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加尔文写道：“这样建立的政府，有人称之为等级制──在我看来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肯定圣经里没有用过。因为神圣的神认为没有一个人应当妄图操纵教会的统治。”
对于伪托的狄奥尼修斯所提出的理由，加尔文的回答是“对于天上和地上的等级进行微妙的哲学比较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他断言人们不可能知道天上的等级是否存在。加尔文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削弱了天神天使在宇宙统治中的作用，而把对世界的更直接和绝对的控制归之于上帝。说到上帝和天神天使之间的关系时，加尔文宣称：“只有上帝高兴怎样做，上帝就撇开他们而且只要点一下头就完成了他要做的工作，他们远不能帮助上帝解决任何困难。”此外，根据加尔文的说法，上帝靠创世时制定的天条就预先决定了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我们认为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支配者，从开天辟地起就按照他自己的智慧规定了他要做些什么，现在则根据他的威力执行他规定下来的事。因此，我们认为根据上帝的意旨，不仅天和地以及无生命的东西，而且人们的意志也是这样被支配着，完全依照上帝注定的进程行动着。”
加尔文教派的世界就是这样有秩序地和完全预先注定地运行着。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的清教徒院长约翰？普雷斯顿（John Preston，公元1587－1628）在公元1628年写道：“上帝不改变自然规律”，天神天使失去了他们的权力和在宇宙格局中的最后地位，而违反自然规律的奇迹事件就不再是想象得了的了。某些加尔文派教徒对这一点虽然有点懊悔，但承认情况确是如此，一个长老会神学家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公元1615－1691）当他在世的最后一年发表的著作中写道：“这是反常的反对教皇制的一个可悲的事例，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试看多数的新教徒对我们从天使那里得到很大好处表现得多么无动于衷，我们很少听到他们为天使对他们的管理和帮助而在公开的或私人的场合感谢上帝，更谈不上向上帝祈求这些了。”
巴克斯特承认他从未碰到过许多关于天使服务的事例，他谈的多数故事都是关于邪魔的活动。然后，甚至邪恶魔鬼在当时受教育的英国人眼中已经消失了。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公元1626－1697）告诉我们：“当我还是小孩时，因此还是在内战以前，年老的妇女往往在晚上讲述神鬼出行的荒诞故事。这是从拥护神圣教会的僧侣遗留下来的。因为教士们说‘你否认鬼神，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当内战起来后，也带来了良心的自由和质询的自由，鬼怪就消失了。”
在内战以前，关于神鬼的存在好象已经引起某些疑问，因为医生兼哲学家的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公元1605－1682）大约在公元1635年就已提到，这对他说来是一个谜，“怎么有这么多有学问的人竟然会忘记他们的哲学，毁掉万物的等级和尺度，以至于对神灵的存在表示怀疑。”加尔文的神学把天神天使从宇宙的统治中开除出去，的确是对宇宙由各种不同等级神祗统治思想的一种冲击，或者说是对这种思想的核心等级观念的冲击。上帝不再通过授权大大小小的神祗来统治宇宙，即每一个神都有一定权力，等级越低权力越小；而是作为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依靠创世时所制定的天条直接统治宇宙。这些天条无异于自然规律，这一来神学上的宿命论就为机械决定论的哲学开辟了道路。
当加尔文教派在神学上从等级的宇宙统治观念转到绝对的宇宙统治论时，早期近代科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也形成了不无相似的改革。哥白尼至少是暗地里否定了地上元素的等级，因为他把以前作为天体的特权的圆周运动也给予地球了。他并且研究了天体具有土和水的引力特性，而这个特性先前被认为是专属于地上两种最低元素的，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地球和行星的相似性。而且，按照他的学生莱蒂克斯所说，他否认了高级的天球统治低级天球运动的等级观点。莱蒂克斯写道：“在我的老师的假说里，每个行星球体由于自然给予它的等速运动前进着，而不需要靠高一级天球强力加给它的任何不平等就能完成它的周期。”
哥白尼发展了太阳绝对统治太阳系的概念：“太阳就象坐在国王宝座上那样管理它的孩子──行星，这些行星围绕着它。”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新的世界体系里，太阳在宇宙秩序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在第谷？布拉赫的保守体系里，尽管太阳和几个行星作为一个整体围绕静止的地球在动，但行星仍沿着轨道环绕太阳而动。威廉？吉尔伯特采用了第三种体系，即除掉地球在轴上自转外，和第谷的体系差不多。但是他的宇宙观与哥白尼是一样的。吉尔伯特认为，太阳是宇宙中最高贵的东西。“因为它使行星在它们的道路上前进”，是“自然界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地球的地位与其他行星一样，因为“地球的运动和其他天体的运动一样不吃力，也并不比其他行星低下”。吉尔伯特实际上好象已经意识到否认等级概念在神学与自然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吉尔伯特坚持说：“太阳并不是火星天层推动的（即使火星真有天层），火星也不是由木星天层推动的，木星也不是由土星天层推动的。高级的并不压制低级的，因为哲学和神父的天界必须是温和的，快乐的，宁静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
到了刻卜勒，这种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因为他在太阳系的物质统治力量上为神学的世界统治者安排了住处。刻卜勒写道：“太阳凭着它的尊严和力量，显得只有它适合于负起这种推动的责任（即使行星运行），并无愧为上帝之家。”
医师、哲学家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公元1574－1637）和约翰？巴帕梯斯特？范？赫尔蒙脱（John Baptist van Helmont，公元1577－1644）都同样把上帝的住所放在太阳上面。
宇宙观上的这样一种变化，好象对那个时期称呼君主的比喻有着某些影响。过去习惯于把君主在其领土内的地位比作处在宇宙边缘上的原动者，但现在处于中心的太阳则被用来作为君主的形象和比喻了。一位测量师兼牧师的约翰？诺登（John Norden，公元1548－1626）在他公元1600年出版的《基督徒家常乐事》中就把女皇伊丽莎白一世描写为英国的原动者。
“女皇陛下正如原动者一样，不论什么运动必须从她那里开始，必须由那里指挥所有别的运动，就象车轴一样，推动着国家的一切政事。”
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叛乱论》中也采用了同样的类比，但是当威廉？哈维于公元1628年发表他的血液循环论时，他把他的书献给查理一世，尊查理一世为“共和国的心脏，世界环绕着的太阳”；而在公元1660年路易十五成年时，他并没有被欢呼为法国的原动者，而被欢呼为“太阳王”。
早期近代科学家们的新宇宙观念对新教徒的一个教派──有死派的神学也有影响。这个教派所以叫做死派，是因为他们主张人的灵魂随其肉体而死亡，而在基督的第二次来到时随同人的肉体重新复活。这派最著名的信徒是诗人约翰？弥尔顿，而有死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理查？奥弗顿，他是英国内战时期社会平权运动的领袖之一。奥弗顿认为，上帝一定住在宇宙中的最高贵的部分，既然科学家认为太阳是最高贵的天体，那末上帝必然住在太阳里，或者说太阳必然是上帝的本体。奥弗顿认为：“耶稣基督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天体的某些部分，所以他无疑是在天上最完美、最光荣、最神圣的部分，而这部分就是太阳，亦是整个宇宙最完美的一块，……而且根据著名的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的学说，太阳是处在整个宇宙中的最高地位……至于天文学家为上帝的住所发明的最高天层，我知道更没有比哲学家德鲁摩多图斯在《腐儒裴丹丘》中为了证明魔鬼存在所举的理由更好的了：如果对跖点，那就有魔鬼；如果有天层，那就有净火天或最高天层。”
有死派的中心学说，认为人的灵魂随着肉体而死亡的观点，更有利于进一步抨击等级观念，这是由加尔文教派和近代科学家发动的。加尔文和天文学家曾怀疑过天上等级是否存在，但是有死派现在则怀疑到地上植物、动物和人的等级是否真实。奥弗顿论证说，如果人类是有死的，那末人与动物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动物也将如人类一样，最后会以肉体形式复活。查理二世复辟之后，有死派好象在英国消失了，但它在美国可能还有一段存在的历史。因为在十九世纪它曾以不信灵魂不灭说的教派从美国又回到英国来。在这个时期，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上帝的住处又被转移到未知的宇宙的中心。恒星天文学的一个倡导者，达勒姆的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公元1711－1786）好象是第一个设想上帝的住处是在未知的宇宙中心的人。公元1750年他提出太阳和银河系的恒星围绕一个共同中心运动，形成一个巨大恒星系的假说。赖特假定在这个中心，“上帝本身或某个尽善尽美的主宰的法身直接统驭着宇宙”。
上帝的住所从宇宙的边缘移到宇宙的中心，并不是使新教神学和早期近代科学结合的重要因素──有死派毕竟只是一个小教派。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宇宙无限大的思想：每一恒星都是一个有行星环绕的太阳，行星上面都居住着和地球上一样多的生物。多世界说，就其最狭隘的形式来说，即假定我们太阳系的行星，或者单是月球上面有生物居住，就意味着与传统的等级观念相违反了。因为这是从各个天体与地球具有相同性质的见解引伸出来的，而且给这种见解火上加油。法国论文家蒙田（Montaigne，公元1533－1592）写道：“妄自高大的人竟敢想象自己处于月层之上，而把天界置于脚下。他靠同样狂妄的想象，竟敢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把自己奉为神圣一样，把自己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多世界说的扩大形式则设想宇宙内有无限的可居住世界，这就倾向于把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放在同等地位。巴斯卡（Pascal，公元1623－1662）在他放弃科学而信奉宗教后写道：“与所有这些无限相比，所有有限的都是同等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我们的想象固定在这一有限或另一有限上面。只把我们自己与有限作比较，对我们来说这是痛苦的。”
留在科学运动中的其他人则发现这个学说令人鼓舞，而不是令人沮丧。后来成为巴黎科学院秘书的丰特列尔（Fontenelle，公元1657－1757）于公元1686年写道：“当天空成为一个小的蓝色的穹形，嵌着许多星星，我觉得宇宙是太狭窄了：我几乎要闷得透不过气来。但是现在宇宙在高度和广度方面都扩大了，包含着成千的旋涡。我的呼吸开始舒畅起来，而且觉得宇宙比起以前要壮丽得多了。”
十七世纪绝大多数的自然哲学家都接受多世界的学说。第谷？布拉赫、刻卜勒和伽利略认为太阳系的诸行星上有人居住，而笛卡儿则相信宇宙间有许多有人居住的太阳系。
多世界说帮助把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和十七世纪的近代科学理论调和起来。调和的最大障碍是要承认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真实的，而这个趋势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随着科学运动的一贯和有组织的开展，明显地衰退了。清教徒牧师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公元1614－1672），哲学学院的领导人，在这个发展中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大约在公元1644年左右，许多科学家就在哲学学院经常聚会。公元1638年威尔金斯发表了他的《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这本书企图证明月球上另有一个具有生命和理性的生物世界。在这方面，圣经上并没有什么与他相左的话，实际上有些话还是对他有利的，但是这些话他也拒绝引用。威尔金斯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维护哥白尼的理论，但他努力建立从哥白尼的理论引伸出来或附属于哥白尼理论的学说。他引证了许多天文学家指出月球上有山和明显的海以及太阳面上有黑子的研究工作，肯定“天体并不是由任何这类纯物质所构成的，天体并不能够免除象低级物体会遭到的类似变化和毁坏。”既然月球与地球特别相似，我们可以一般猜想到在那个行星上也有些人居住：“否则上天为什么给那个地方提供这一切居住的方便？”威尔金斯还指出，从哥白尼的信徒所采取的日心说，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如果（照他们的说法）我们的地球是行星之一，为什么另一个行星不可能是一个地球呢？”威尔金斯于公元1640年发表的另一著作《关于一个新行星的论述》是一部完全维护哥白尼理论的著作。这部书的大部分，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的篇幅，都试图把哥白尼的理论和好象有利于天体周日运动或反对地球转动的圣经文句调和起来。这里他再一次反对逐字逐句地解释圣经，并宣称圣经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而是一部通俗的大众读物。在支持哥白尼的理论方面，威尔金斯把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和当时的自然哲学综合起来。在讨论中世纪的天体运动理论时，他排斥了宇宙统治的等级概念，采纳加尔文的观点，认为天神天使大多是多余的，上帝直接统治宇宙。威尔金斯写道：经院哲学家是不讲理的，“他们使天神天使具有和他们的理性和意志完全一致的推动天球的能力，因此，如果一个天使只要停止一下他们推动的意志，天体运动必然会停止；相反，只要他的意志要天体运动，就足够使天体在它们各自形成中运动起来。既然任命天使去做这些事是不必要的，上帝只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掉了。”
威尔金斯这里的论据为他的一个更广泛的原则提供了例证，即支配自然界作用的经济原则。他感到这是合乎上帝的智慧的，自然“从来不用任何麻烦而困难的方法去做那些用简易方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种思想可能是近代科学发展中的各种“最小量”原则的根本概念。这里有费尔玛关于光在反射和折射中走花时间最少的路程的原理（公元1662年）；莱布尼茨关于光走阻力最少的路的原理（公元1682年）和莫泊丢用于各种物理现象的最小作用量原理（公元1744年）。
威尔金斯一方面认为宇宙里一切变化过程都通过最小力的道路，另一方面却相信世界上万物具有最大的多样性。他写道：“除去世界上已知的那些物种外，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物种。这可能是上帝在创造万事万物时尽可能多一些，俾能从他的能力和智慧的事迹中更全面地颂扬他自己。”
这样的观点并不新奇，因为它根据的是世界为一系列等级不同的生物所居住的传统概念。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雷蒙？德？塞彭德以同样的方式论证了必然有各式各样和为数广大的天神天使。塞彭德写道：“我们必须相信，天使是惊人地和不可想象地多，因为一个国王的荣誉就在于他的臣僚众多，而他的不光彩和耻辱就在于他的臣僚之少……但要记住，切不要把它们的众多想象为混乱的；相反，在这些神祗中，巧妙地显示出一种可喜的次序。”
但威尔金斯和塞彭德不同，他把生物的环节仅仅看作是完善的尺度，而不是权力的等级，因为后一概念是加尔文教派和早期近代科学家所反对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公元1548－1600）是使多世界说在近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人。他曾表明，把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在完善上分为各个等级的传统观念，与撇开世界的最高主宰而认为一切生物能力相等的新观念，怎样可以调和起来。他设想最高主宰给予每个生物一种内在能力的源泉，从而使一切生物都能自主，而脱离传统的统治和服役的相互关系。威尔金斯就倾向于这种观点。他在大自然的活动中观察到，“自然确实寻常地运用着某些内在地原理。”另一个更为一般人们采用的观点导源于笛卡儿的哲学：根据笛卡儿的哲学，只有一种力掌握物质事件，那就是机械运动，它从外部使一切生物动起来。所有的生物都是机器，只是根据它们的机构的复杂性和组织程度的完善性而相互有所不同。
在这个存在着最大多样性的生物，并以用力最小的途径进行运动的世界上，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或改进，因为自然已经达到永不改变的完善状态。威尔金斯写道：“最机智的人也不可能在这本世界巨著里找出任何污点或错误，就好象这个世界里有什么事物开头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以后需要修改似的。不是如此，万物从创世以来就是这样继续下来的。”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是这个观点，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它是“根据最大和最小的原理来的，也就是说，以所谓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效果。”因此太阳系是一个自动的机器，而各种生物则以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多种多样形式永远固定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新教徒的神学和近代科学之间的联盟终于破裂了，因为十九世纪的进化论结束了世界和世间万物从亘古以来就是现在这样的观点。这一来科学不再与新教的神学融洽一致了，而且在十九世纪新教徒的国家里，宗教对进化论反对得很强烈。
可是，这个联盟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期间知识界一般地都接受牛顿的物理学－神学体系。由于威尔金斯及其同代人遇到英国教会抵制新天文学的冲击，并阐明了科学革命与加尔文教派改革明显一致的特征，牛顿的理论在英国很少遭到宗教的反对。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和宗教都采用了培根提出的在“解脱人类状态”上作出贡献的目标，前者通过科学的应用，后者则通过做有益的事情，使两者统一起来。在观念领域里，近代科学和加尔文教派的神学都撇开了宇宙统治的等级概念。一种专横的因素已经露出苗头，并导致一种绝对统治的宇宙理论；根据这个原理，各种事物都服从于一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规律。在这些规律中，最突出的是，为了保持世界完善不变的模式，而规定作用量应是守恒的、或在所有运动中应是最小的那些规律。所谓各种事物存在着最大多样性并形成一条连续的环节，也是为同样的目的服务的。把生物按层次分为等级，主要是作为分类原则而保存下来，即根据动物、植物和其他实体的某些固定特征进行分类，诸如它们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但已经不再是支配自然界运动和作用的一个原理了。然而，拉马克和其他人很快地设想动物和植物的环节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层次，而是一个进化系列的分支；这样一来，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学，以及古代自然哲学和早期近代科学的一个共同的概念，就宣告了它的历史终结。
[英]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