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有机体从简单的形式演化为复杂的形式，这一理论和人类从简陋的起源进步到文明社会的概念，看来在历史上总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两种见解都是更为普遍的发展哲学的特殊表现形式。象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人阿拿克西曼德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中，以及古代晚期伊鸠鲁派的哲学中，都把人和其他有生命的东西看作起源于同样简单的有机体，或者把人类进步看作是生物进化的继续。同样，人类已达到其发展的极限的观点，在历史上则总是和生物物种大致上固定不变，而它们现在的形式是由一个有智慧的第一因创造出来的思想，联在一起的。这两种总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派都把宇宙中的每一世界和生息其中的生物看作是处在一个进化、退化然后又重新形成的过程中，因而宇宙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摇摆着，而否定一个贯彻始终的进化的过程。
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一些因素，事实上在古代晚期已经结合成一种直到近代还为学者传统的一些人普遍接受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与自然从古到今大致都是一样，二者都根据同一的标准作周而复始的运动。人类的成就已达到了极限，动物和植物从智慧的第一因创造它们的那天起，就象今天一样。公元121－180年的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谈到人类的理性灵魂时写道：“涉猎整个宇宙和环绕宇宙的虚空，看到宇宙的布局，展向无限的时间里，领会到万物的循环更始运动，对之作了总的估计，于是觉察到，正如我们的祖先见到的东西不会比我们见到的更多一样， 我们的子孙也不会见到什么新东西。”
一千多年以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尼可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公元1469－1527）也表达了同样意见，他写道：“上帝的意旨决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时起时落的：一旦它们到达了完善境界而不能再上升时，它们必然要下降，相反，当它们已落到了最低程度时，它们就又会重新升上去。”
在普通人思想中，人类今不如昔的观念是很突出的，希腊语Presbiteros 和拉丁语antiquior，意思不但指“更古”也指“更好”，这种见解由于基督教的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教义而更为加强了。另一方面，匠人、工程师和对技术感兴趣的学者，看来对工艺的进步，甚至对科学知识的进步，是有相当明确的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有对技术发展早已完成的看法，但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拜占庭的斐洛（Philo Of Byzantium），却注意到军事机器到他的时代已有相当大的改进，“这一部分是通过向早期的制造者学习，一部分是通过观察后来的试验而取得的。”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公元2－65）很反对学者们贬低匠人的作用，他说：“波昔东尼斯几乎声称，即使是鞋匠的手艺也就是哲学家的发明”，他也认为即使是彗星的秘密，也必然有一天会为人们解释清楚。在近代的初期，当匠人们越来越有了文化而学者们越来越对技术感到兴趣时，这样的看法也就越来越突出了。
在这些学者当中，最突出的是弗兰西斯？培根，他和他的前人一样，把火药、印刷术和罗盘针的发明看作是近代文明比古代文明进步的标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培根还想应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科学知识更加促进这个发展过程。培根认为技术可以不断向前发展，但科学知识却不是如此。新的自然哲学应是一种封闭的完善体系，和它注定要代替的古代自然哲学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同。培根相信只要收集足够的事实，他本人就能建立一套完整无缺的自然哲学。他写道：“单就理智的工作来说，我或许靠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它，但是供理智进行分析的资料范围非常广泛，用一个商业方面的比喻来说，必须有代理人和行商从各方面收集这些资料并输入进来。”
只要办到了这一点，“对自然以及所有科学的探索工作不用几年就可以完成”。
笛卡儿对科学也有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自然哲学体系，因为他在结束自己的《哲学原理》时写道：“在这本论著所作的解说中，没有一个自然现象被遗漏掉”。他还把他的方法论准则当做科学方法的最完备的陈述。他不认为“人类理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发现一些更好的方法”。培根由于更加接近匠人传统，感到科学总是经过积累才有进步，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那些规则是最齐全的。培根写道：“我只是声明我的一些规则会使科学研究完成得更快和更可靠。我的意思从来不是说它们不能有所改进。这完全不是我的思想方式。我不仅考虑心灵的职能，也考虑心灵和事物的密切关系。因此，我得承认发明技术（即科学），会象发明的进展一样地取得进展。”
笛卡儿只认为实际事物有进展。他说：他愿“引导有才智的人们，按照自己的倾向和能力，为必要的实验作出贡献，并把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以促进科学的发展。这样，前人所做的事业就会有人接下去做，而把众人多的生命和工作联接起来，我们会比起个人的努力来共同前进得更远。”
近代初期科学运动中的哲学家，就是以这些方式，既表达了老的学者们所主张的体系的完整性，也表达了工匠传统积累的经验性。由于培根更接近工匠传统，所以比笛卡儿有较多的进步观念，他的方法反映了工匠的经验主义，事实上也没有完成他宣布过的新的自然哲学体系。笛卡儿由于倾向学者传统，的确完成了一个新的自然哲学体系，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些地方都可以和古代哲学家媲美。初看起来，笛卡儿的宇宙好象是一个在进化过程中的宇宙：巨大的宇宙旋涡根据力学法则作用于宇宙的原始物质，直到宇宙具有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结构。但笛卡儿所要强调的是，任何可能的原始物质世界必然会形成我们今天世界的那种结构，并且会以那种结构稳定下来，因为力学规律总是以同一方式在起作用。这样，任何可能的宇宙体系都注定要产生我们现在这样的世界：事实上也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莱布尼茨更进一步，坚称这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而且看不出有任何改进的可能。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波林勃洛克（Bolingbroke）和英国诗人蒲柏（Pope）把这种感情改写道德家的格言，肯定地说“任何存在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事情”。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传布到欧洲大陆时候，当时人们都认为牛顿最后建立了培根和笛卡儿所宣传的宇宙新体系的最完备形式。伏尔泰同意这种说法，在给英国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一封信中，伏尔泰说：“牛顿把他的工作推到人类思想从未达到的最大胆的真理 .”在同一世纪，稍后的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提到牛顿时说：“只有一个宇宙，而且恰巧历史上也只有一个人是这个宇宙规律的解释者。”笛卡儿不把宇宙看作是演化发展的产物，牛顿更是如此。对牛顿来说，上帝创世时所造出的世界完全和它现在一模一样，而且只是在创造为现在这样时，力学规律才发挥其维持宇宙机器的作用。牛顿认为有些天文现象不能用力学规律解释，但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拉普拉斯已经把这些缺漏都补齐了。
在十八世纪的这种机械宇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历史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地球上所有居住的人和生物从一开始就以现在的形式出现。伦敦的医生切恩（Cheyne）在公元1715年说：“如果动物和植物不能从物质和运动产生出来，而且我已证明它们的确不是如此，那末动物和植物就必然从亘古以来就有了。”
动物和植物是机器，但是它们不能从物质和运动中自然产生出来。同整个宇宙一样，动物和植物一开始就由上帝创造出来，并且具有现在的形式，而且一切未来的后代也是现在这样的形式。当时人们都广泛地认为创世时的一切动物和植物都在它们自身里包含了同他们自己相似的小像，就仿佛是一个套着一个的盒子，包括所有的后代在内，每个新生的生物都是早先形成的小像的放大。
这样，世界和世界上生物的形成，和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一样，在十七、十八世纪都被看作是一次就创造出来的，而且一旦完成之后，就永世长存，万古不变。当时，对人类社会的形成也有类似的看法。布丹、霍布斯、洛克、卢梭虽各有各的说法，但都设想最初只有孤立的个人，后来他们集合在一起，立约以组成社会，从此永远如此相处。布丹于公元1577年，孟德斯鸠于公元1748年，又把这种机械论的思想推广到其他社会理论方面。他们声称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及其气候对一个民族的性格起决定性作用。处于北方的人精力充沛，但思想比较迟钝；越往南方走，人越来越聪明，但体力则越来越弱。人类不能逃避这些情况，因为这些都是环境从外面加诸于人的决定因素。
在这样的世界中，就不可能想象有人类进步和物种演化。但是把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应用到另一领域即心理学以后，却有助于产生进步的观念，并促使后来的一些科学家去发展进化观的学说。机械论的哲学当时以两种方式应用到心理学方面。第一是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由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所决定，这就意味着随着医学的进展，人类可能有所进步。其次是人类意识为外部条件的力量诸如教育所决定，所以改革教育，人类也就会进步。
第一种思想的流派起源于笛卡儿。他抽象地认为，一方面有物质和运动的机械世界，另一方面有包括人类灵魂在内的精神世界，这两都大体上是相互独立的，在人身上只是通过松果腺，两者才有所联系。但是谈到细节时，笛卡儿认为人的精神主要是由身体内部的机械作用所决定。在《方法论》里，笛卡儿告诉我们：“心灵是如此密切地倚靠身体器官的条件和关系，以致要发现什么方法使人类变得比现在更加聪明和才智，我相信只有在医学中去寻找。”
这种论证的方式后来为十八世纪一个曾做过军医和柏林科学院院士的法国最早的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采用了。在他公元1748年出版的《人是机器》一书里，拉美特利说他观察到病人的心情常常取决于他身体状况，而且他说即使是砍了头的动物也能进行一些动作，正如缺少一个部件的机器还能进行不完全的运动那样。因此他主张正如肝脏分泌胆汁，脑子也分泌思想。他也相信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医学的进展。
这种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不广，因而不象十八世纪另一种心理学学说在当时那样流行。这第二种应用于心理学上的机械论学说发展在十七世纪。洛克在公元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力论》就是这种学说的主要表述。洛克把人初生时的心灵比作一张还没有写字的白纸，感觉和外界的刺激在纸上留下印象和痕迹，这样就产生思想。他说：“让我们假定心灵好比一张没有任何记号、没有记下什么观念的白纸。它是怎样才有了内容的呢？人的忙碌而不受约束的幻想是怎样千变万化地、在它上面画上那许许多多的思想呢？它从何获得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呢？我用一句话来答复这些问题，那就是它是经验得来的。”
洛克的这种主张和机械论哲学完全合拍。伏尔泰曾经说：“没有人比他（洛克）更好地证明人不需要求助于几何学，就能具有几何学的精神。”
洛克的心理学学说引起三个重要问题的提出，这些问题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曾进一步加以研究。首先是从五个感官得来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各种不同的印象怎样会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一感觉的问题；其次是如何把感觉转换为观念的问题；然后是观念的联系问题；洛克的朋友、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导师威廉？莫利纽克斯（William Molyneux），以及莫利纽克斯的同事乔治？贝克莱在他的公元1709年出版的《视觉新论》中都讨论过这第一个问题。莫利纽克斯和贝克莱，研究了许多先天失明后来又恢复了视觉的人的病例，他们发现最初恢复的视觉还很混乱，只是后来才逐渐识别到事物的形状大小和远近，这些人在眼瞎的时候主要是根据触觉来对这些进行判断的。因此，他们两人得出了视觉不是先天和触觉相联系的看法，两者只通过经验才连起来，混合为单一感觉。
在法国，也有人同样研究失去一种或几种感官作用的人的病例，特别是后来做了《百科全书》主编的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公元1713－1784）。他在公元1749年发表了《论盲人的书信集》在公元1751年发表了《论聋哑人的书信集》。他写道：“我的目的可以说是分解一个人，看一看他能从他被赋与的每一种感觉器官中获得些什么。”和当时英国的那些心理学家一样，狄德罗也认为人基本上是通过触觉判别物体的空间关系，因此在看有一定距离的东西时，我们看到的形状就是我们以前用触觉识别到的形状。狄德罗对每一种感官作分别研究的计划为他的同时代人埃坦？孔狄亚克（Etienne Condillac，公元1714－1780）继续做下去。孔狄亚克是格勒诺布尔市的一个官吏的儿子，他的著作《感觉论》发表于公元1754年。他把人设想为一具有五种感官的之一的雕象。假定这只雕象只有嗅觉器官他就能接受嗅味感觉，他就会有嗅味概念，这种感觉印象的持续过程就会构成记忆，而这些概念的组合就会形成知识。因此他下结论说，在获得关于外界的知识方面，所有感官都是等价的，而只要具备一种感觉器官，“人就和具有五个感觉器官一样，产生各种理解能力”。别的感觉器官并不能为心灵增加新的任何其他属性，而只能使理解的范围有所扩大。从各种不同感官得来的印象，通过以经验为基础的机械混合作用而联系起来，但是这样产生的感觉及与之相应的观念，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不同于一个单一印象所产生的感觉和观念。
关于观念如何组合起来产生思想的问题，答案是各种观念由于内容相似而联系在一起，或者因为看来好象具有因果关系而连了起来，或者只是因为它们的时间或空间上恰巧先后出现或相互邻近。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公元1739年出版的《人性论》一书中写道：“观念的联系只有三个原则，即相似性、时间或空间上的邻接性，或因果性的原则。”这样的心理原则，他认为和物理学的力学原则相应。他说联想作用“是吸引作用的一种表现，吸引作用在自然界也和在精神界一样，会产生一些非常的效果，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感官的印象如何变成观念的问题，英国医生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公元1705－1757）在公元1749年出版的《对人的观察》中曾试图提出一种解说，他认为作用于感官的一些刺激引起神经的振动，这种振动传到脑中就产生观念。这种振动在刺激消失后还持续于脑内，因而感觉和观念被记了下来。脑中一些剩余的振动也会联在一起，如果与之相应的一些感觉总是同时或一道产生，那末过了一些时候只需要这些感觉中的一个感觉，就能引起与之联系的整个一组感觉的剩余振动。这样，一个单一感觉就能在脑中导致整个一系列的联想观念。哈特莱相信他的这种学说可用在日常生活中改进人类的经历。他写道：“对道德和宗教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把情感和激情分析为合成它们的简单成分，其方法是把形成情感和激情的联想作用的步骤反过来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去鼓舞那些好的情感和激情，同时去制止并根除那些有害和不道德的情感与激情。”
当时这种心理学的理论在法国也相当受到欢迎，并被用来作为改进人类命运的打算。法国的哲学家认为，人出生时的心灵要是如洛克所设想的是象一张白纸，那就意味着人在出生时都是平等的，而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非服从不可的法律等不同的社会环境影响，才成为不平等的。一个法国总税局的职员、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etius，公元1715－1771）在他公元1758年出版的《精神论》中说到，他赞成洛克的感觉心理学，而不赞成笛卡儿的医学心理学，因为后者无法解释人的心灵为什么会有差别。另一方面，他说洛克的感觉心理学把“心灵的不平等归之于一个已知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所受的教育不同”。爱尔维修因而认为要改进人类，只消改革立法和教育制度就行了：人类要“获得幸福和力量，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改进教育科学。”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就这样从当时的感觉心理学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见解是受他们社会的立法和教育制度所支配的。但是他们也抱一种与上述命题相反的看法，即社会制度是受人类的见解所制约的控制的。总之，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见解支配世界”。这样的看法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果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完全支配人类见解或思想，那末所有的人就都会完全适应他们的社会制度，而社会改革就成为不必要的了。但是法国哲学家认为改革社会制度是可取的，所以又主张人的见解对社会制度的独立作用。在法国哲学家的理论中，是见解支配世界还是世界支配见解，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爱尔维修和狄德罗有一个时候感到可能有一个既支配社会制度又支配人类见解的第三种因素，不过他们没有能找到。一般的说，他们设想只要有一个“贤明君主”，他既能改正自己的见解又能改革自己国家制度，就摆脱掉困难了。因此他们就企图游说当时所谓的“开明专制君王”如腓烈大帝和喀德林二世，但不包括法国波旁王朝的君王在内，因为后者是专制而不开明的君王。爱尔维修把他公元1772年出版的第二部著作《论人》献给了俄国的女王喀德林琳二世，而狄德罗则亲自去圣彼得堡做她的顾问，同样，伏尔泰、拉美特利以及其他一些人也聚集在柏林腓特烈大帝的周围。当然这些法国哲学家实际上同时应用了他们的两种观点。他们在《百科全书》里写文章提倡人的见解支配世界的思想，而当他们掌握了政权时，如在公元1774年做了路易十六世的财政大臣的杜尔阁（Turgot），他们就企图改革支配人的见解的社会制度。
在十八世纪，人的见解支配世界的理论是同进步的观念在法国同时发展的。两者都是反对我们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一说法的表现，也是和通过启蒙运动促使人类前进的社会思潮有联系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用改革教育制度来促进人类进步这一观点，是从十八世纪的静止的机械论心理学引伸出来的，而与之对立的观点，即认为人类进步取决于开明见解的进展和传播，则是从当时的机械论社会学引伸出来的。有些学者，如布丹和孟德斯鸠，深信民族特性为地理和气候条件所决定；另外一些人，特别是休谟，认为一个民族的特性是由其社会制度所决定；但他们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除掉一些细节不算外，人类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是差不多的。休谟声称：“人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因此历史并不能在这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新东西。历史主要的用处只是发现人性的普遍原理。”
根据这种观点，丰特列尔就论证说，人类一定是由于千百年来的知识积累才取得进步的。他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设想古代的树木要大些，所以自然和人类在整个过去的时代都是一成不变的。既然如此，在现代人当中也必然有象荷马和柏拉图那样高大的人物，而且他们还能够更有所进步，因为他们可以从古人走完的地方开始。所以他写道，人类文明必然是不断前进的，因为至少“所有能提出的错误理论都已经被古人提出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古人。”
伏尔泰继丰特列尔之后号召人们要批判传统信仰，传播新发现的自然知识来努力促使人类进步。伏尔泰在公元1756年出版的《从查理大帝到路易十三的逝世》一书中，指出他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他写道：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理智和工业将越来越进步，实用艺术将不断改进，使人陷入痛苦的罪恶以及造成人类灾难的为害匪浅的一切偏见，也将在所有国家统治者身上逐渐消失。”
法国鼓吹启蒙运动来促进人类进步的最重要出版物，是在公元1751和1777年间发行的大《百科全书》共二十二巨册。《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公元1750年发表的编辑百科全书计划中提出这部书的目标是：“把世界上所有分散的知识收集起来，构成一个普遍的思想体系，使过去人类所做的工作不致废弃，使我们的后代更有教养，并成为更有道德和更幸福的人。”
《百科全书》出版后，立刻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哲学家们认为这一点就说明见解支配世界的论点。法国的首席检察官塞吉埃（Seguier）在公元1770年供称“哲学家们改变舆论，从而动摇了王位，并推翻了神坛。”
最后当公元1789年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的时候，哲学家都认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前景已在眼前。孔多塞这个支持革命而为革命毁灭了的人，在公元1794年自己躲避起来时写了《人类精神进步史》，在书中声称：“我的书末了将以推理和事实来说明人类的改善程度实际上是没有完的，这种改善程度今后将不受任何想要阻止人类进步的势力的影响，而且除了自然让人类住在地球上的期限而外，没有任何其他限期。当然这种进步可快可慢，但永远不会倒退；只要地球在宇宙体系中总占有同样地位，只要这个体系的普遍规律不在地球上导致总的毁灭，或产生一些变化，使人类不再能保存自己，不再能运用同样的能力，不再能寻找同样的对策，人类至少是不会倒退的。”
拉普拉斯早已指出太阳系在力学上是稳定的，因此看来人类的不断进步已经得到了保证。进步的概念看来在社会哲学方面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它还以演化论的面貌进入了各个领域。拉普拉斯在公元1796年提出了太阳第的演化理论，而医生比埃尔？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公元1757－1804）又从公元1796年起发展了一种心理学理论，把人的精神能力看作是人类发展史的产物。公元1804年詹？巴帕梯斯特？拉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公元1744－1829）提出他叫做的《动物哲学》体系，这是近代关于生物进化的第一个重要学说。拉马克完全属于法国十八世纪的传统，事实上他被称为“法国十八世纪的最后一个哲学家”。他认为动物是根据“进步的规律”从低级形态演化为高级形态的机器。但是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体系很复杂，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扎根于古代自然哲学的许多概念。和它相反，拉马克在英国的同时代人，比拉马克年长的伊拉斯谟？达尔文所提出的生物进化学说，更加是当时情况的直接产物。
在英国，进步概念的发展，是和这一概念在法国的成长平行的，不过在英国这一概念采取了神学的外表，丝毫没有反对教会的意味。基督教关于人类因原罪而堕落的教义，并不能导致人类在历史上的进步这一概念发展。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教义，那就是认为有福之人死后所居住的天堂比地上世界无限优越，这一教义世俗化了以后就成为当时英国学术界的进步概念。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认为由于人类堕落而产生的一些坏结果，可以通过把他的方法应用到人的一般实际生活上而得到补偿，并且预见到工艺和技术即使不是无限的也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皇家学会在早期曾采纳培根的发展科学计划，可是到了十七世纪末，皇家学会的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实现一系列的有益发明的计划已经遭到挫败”。
在这个时候，莱布尼茨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概念开始在英国流行起来。蔳柏的诗句“任何存在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事情”，就是这一概念的体现。当时技术进步的概念大致上已经破灭了，但一般的进步概念并未消失，而是宗教化了。英国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公元1672－1719）于公元1711年间在他主编的杂志《旁观者》中写道：“依照人类现在情况来看，一个人生在世上仿佛只是为了传种。他一旦后继有人，就立刻让位给他……（但是）无限智慧的上帝创造了显示他的光辉的人类，难道只是为实现这样卑下的目的吗？……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世界看作只是为了进入身后世界的准备，并且相信世代相传、生死相继的有理性人类，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接受初步的生存，今后还要转移，并在永生中昌盛，我们又怎样能从上帝创造人的工作中发现他的智慧的光辉呢？在我看来，一切宗教的思想，没有比人的灵魂可以无止境地逐渐进于完善境界这一思想，更令人心快，更使人有胜利感的了。……不但如此，看到了自己的创造日趋完美并逐渐接近他，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近似他，面对着这种远景，上帝也会感到高兴。我认为有限精神能逐渐进步的这一思想本身足以消除一切低等人的妒嫉心理和一切高等人的蔑视心理。”
这样的概念当时在英国是很风行的。心理学家大卫？哈特莱（前面我们已谈到他的见解），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放弃神学，而转到医学方面去，因为他不能接受有罪恶的人要永受惩处的教义。他认为即使是这些人也必然在某一时候可以参预一切灵魂死后的普遍进步行列。在他的《对人的一些观察》一书的第二部，主要是谈神学的部分，他找出了有罪之人死后要暂时受到惩处的原因。他设想坏习惯在脑子中引起振动，这些振动会在灵魂中留下痕迹。这些痕迹会在死后一定的时期里持续下去，使灵魂“在有肉体时所做的恶事，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但这些痕迹终究会消失掉，因而“很可能所有的人最后都将得到幸福”。
哈特莱对伯明翰太阴学会成员的影响相当大，普利斯特列就印行了哈特莱《对人的一些观察》的节本。太阴学会好象是十八世纪英国中部工业革命的参谋总部，它的成员对当时的技术进步和人类的总进步感受很深，它的两个成员，伊拉斯谟？达尔文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列因此把前面说的神学的进步概念世俗化了，达尔文把它应用到生物学方面而普利斯特列则应用到人类事务方面。普利斯特列在公元1771年出版的《政治基本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和二十年后孔多塞的人类进步观极为相似的理论。他写道：“人不需要几年功夫就能了解某一学科或科学整个过去的发展情况，而在人余下来的一生中，在他智力还很充沛的时候，他就可以进一步扩大这种了解。如果这样还感到一门学科或科学范围太大，对之了解不易……那还可以再详细地划分为若干子目。这样一切知识都可以分门别类，而由于培根说过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的力量事实上就会扩大；自然界，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和自然规律，将会越来越服从于人的意志，人类的处境也会越来越舒适，人类的寿命可能会得到延长，生活会日益幸福并更能（而且我敢说更愿意）使别人也享受这种幸福。因此，不管世界开始时怎样，它结果必将成为一个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的乐园。”
伊拉斯谟？达尔文于公元1794年出版的《生命学》一书中，也应用了类似的概念来解释动植物种类的发展。达尔文写道：“才智的哈特莱医生以及另外一些哲学家都认为，我们的不朽灵魂在现世生活中养成的某些行动和思想习惯永不改变，死后还将在未来的存在状态中继续下去……我要把这一卓越的概念应用到胚胎的发生或产生上面，应用到那些非常类似它们父母的形象或倾向的新生动物上面。”
这就是说，动物活着时所养成的习惯可以遗传给后代，并引起物种的发展。几年以后拉马克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加充实的关于获得性状遗传的理论，认为一切有机体和人类一样，都将通过经验和积累而有所进步。伊拉斯谟？达尔文也和拉马克一样，认为在每一个有机体中都有一种内在力量促使生物演化为更高级的形式。达尔文写道：“是不是可以大胆地想象，所有温血动物都是从一个有活力的纤维发展出来的，这个纤维由伟大的第一因赋与生气，赋与获得新的肢体的能力；这些肢体具有新的行动倾向，并受到应激、感觉、意志和联想的左右；这样，这些动物就具有了通过自己内在活动来继续求得进步的能力，并把所取得的进步一代代传下去以至无穷。”
伊拉斯谟？达尔文有一个概念是拉马克所没有的，那就是有机体是由于竞争和适者生存而演化的。和他的孙子查理？达尔文一样，他认为雄鸡发展了后爪，雄鹿发展了叉角是因为它们争夺母鸡或雌鹿而相互竞争所致。同样，植物是“为了永远要夺取地上的阳光和空气，并吸收土里的养料和水分”才发生变化的。这一具有经济学上放任主义气味的概念，后来为查理？达尔文所发展了，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叶的英国大为流行，并取得成果。
[英]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