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比脑伯爵是一个法国人，他于公元1853年发表了一篇《人种不平等论》。霍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英国人，不过是在德国长大，并且用德文写了《十九世纪的原理》，于公元1899年出版。这两个人持有这样的意见；各个不同的人种是固定不变的类型，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相信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这个人种单独建立文明社会，他们是其余人类的天然统治者。他们主张，雅利安人种同低劣的人种的混种繁殖将导致人种的退化。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得到魏斯曼学说的支持的，因为每一个人种的特性，据说都具备在其成员的不死种质之内永远存在下去。还有，魏斯曼强调达尔文学说中的竞争因素，即他称做的“自然选择万能”──这就使得强的民族和种族统治弱的民族，作为最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就成为理所当然了。在魏斯曼的教导中很少强调进化和进步的，他主张，除非自然选择不断淘汰亲体种质的病弱结合，一个物种便将发生退化。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人们对于进步的信念开始普遍衰退，而皮特-里弗（Pitt-Rivers）将军早些时候的一句格言：“历史是进化，而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到今天仍然被我们以怀疑眼光来看待。达尔文并没有完全在他的那一代的思想范围内活动，特别是他曾经指出过：寄生虫和退化的动物同高等动物一样是进化的产物，它们对于它们的多少有限制的环境是完全适应的。这个观念现在被强调了。在英国，雷？兰克斯特（Pay Lankester）于公元189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退化，达尔文主义的一章》的论文，在荷兰则出版了樊迪文（Vandervelde）于公元1895年写的《机体的及社会的寄生状态》的著作，以及德莫尔（Demoor）和其他人于公元1894年所著的《生物学上和社会学上的萎缩进化》。
科学学说的社会根源在历史上具有很大兴趣与重要性，但是一个科学学说本身的价值，则依赖于它和经验知识的符合程度。拉马克利用了十八世纪法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些观念，取得某些成绩，这是对拉马克重要性的一种衡量。他把人与动物世界之间形式上的类比，加进了一个真正经验主义的内容。耐格里和魏斯曼的思辨性学说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的一些观点给遗传科学提供了一个知识体系。达尔文的天才引导他利用他当时的英国的思想，或者更加明确地说，用马尔萨斯的观念去解释比拉马克所知道的要多得多的大量事实，并且在思想上多多少少超越了他的时代局限。在这样做的时候，达尔文提出了一个更具有根本价值的学说，因为这个学说能够把在其他国土上所进行的研究，以及在以后时间内作出的发现，都融汇进来。
[英]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