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们站在科学界的前列。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他们的活动是相互补充的；法国人倾向于自然界的理论探讨，英国人则倾向于实验研究方面。但到了十九世纪，这两个国家在科学方法论上的分野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虽然这种分野的遗迹还继续存在着。在十九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法国人是世界科学的领导者，但他们的努力没有能维持多久，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英国人又一次领先。只不过英国人也不能保持他们的领先地位，因为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在科学方面已经超过了法国和英国。
法国科学性质上所起的变化，以及它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的迅速成长，和法国大革命所发生的一切关系极大。法国科学家们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实际目标，这好象使他们对实验的兴趣比以前更大了，同时他们在十九世纪早期还创立了一些科学团体，使科学家的才能得以培养并发挥出来。法国革命家向法国科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实际问题，是在法国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问题。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度量衡往往随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譬如说，一米在巴黎是100厘米，在马赛是98厘米，在利尔是102厘米，在波尔多是96厘米。由于塔列兰提出了要求，巴黎科学院在公元1790年成立了一个由拉普斯、拉格朗日、拉瓦锡、蒙日和其他人所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次年，这个委员会向法国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米的自然标准是地球圆周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而一克的重量应规定为一立方厘米的水在摄氏四度时的重量。于是国民议会设置了一个统一度量衡总局去实现这些建议，以便“结束度量衡的骇人听闻的混乱情况”。天文学家德朗布尔（Delambre，公元1749－1822）和梅尚（Mechain，公元1744－1804）用三角测量术测定了敦刻尔克和巴塞罗纳之间的距离，以便来量度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的弧线，他们的测定完成于公元1799年。
吉伦特派被推翻而雅各宾派在公元1793年上台以后，法国大革命变得更激进了，旧的团体和组织，包括巴黎科学院在内，都被封闭。许多和旧政权有关的人或吉伦特派中人都被处死，特别象管理税局的拉瓦锡或反对雅各宾派的巴黎市长、天文学家巴伊（Bailly）那样的人。巴黎科学院秘书孔多塞，因反对国王和其他革命行动，本来也在被捕之列，但他在拘票未到来之前就自杀了。审判拉瓦锡的法院副院长柯芬荷尔声称“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而另一个法官杜朗？德？迈兰也认为在法国“学者已经太多了”。在离开现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时候提出对科学这样的看法，已经不现实了，正如写法国科学院历史的莫里在公元1864年所写的：“当时，用于国防的一切资源和材料如火药、枪炮和战备物资等等都很缺乏。兵工厂是空的，钢材已停止进口，硝石好久没有从印度运来。而正是那些被禁止活动的科学家们，能为法国满足这种需要。”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国民议会后来又重新向科学家们提出解决这种技术上的需要问题。盖帕德？蒙日（Gaspard Monge，公元1746－1818）在此之前已经发展了在纸上绘出立体图形的投影几何学，这时对大炮的铸炼和钻孔技术进行了研究，并被任命为海军部部长。蒙日的友人、数学家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公元1753－1823）当了陆军部部长，他在任内赢得了“胜利的组织者”的称号。化学家富克鲁阿（Fourcroy，公元1755－1809）做了火药制造局局长，继承了拉瓦锡从粪便中提出硝石的实验工作。经管国家印染业的拜特洛（Berthollet，公元1748－1822）用他发现的氯酸钠作为硝石的替代品，还和另一个化学家莫尔沃（Morveau，公元1737－1816）发现了用氨氧化的方法人工合成硝石。
上述的各种贡献表明科学能够解决当时科学上的技术问题；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法国人就改组了老的团体，并创立新的团体。公元1794年旧的皇家植物园改组为自然博物馆，原来植物园中不同级别的职位改为等级相同的九个教授职。公元1795年巴黎科学院改组为法兰西学院所属的三个部门之一，其余两个部门是文学，以及政治和道德科学。原来科学院的院士会议是由在贵族中指定的十二个名誉会员组成，只有他们才能当选为院长或副院长；此外还有十八个由科学院雇用的会员，他们和名誉会员一起共同负责新会员的提名和科学院的一切事务。另外是十二个院长助理，他们和许许多多的业余会员、退休会员和外国籍会员，都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法兰西学院的自然科学部门由六十名院士组成，他们对院务同样有发言权，只不过和老的科学院会员一样，他们仍然由国家付给薪金。
国民会议在公元1794年开设了一些军事学院和医学院，以及一个技工学校，后者是一个技术学校和博物馆。同时，国民会议还创办了一个名为“多种工艺学院”和一个名为“高等师范学院”的学校，两者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成为科学教育和研究的最重要中心。高等师范学院成立了四个月之后就关了门，直到公元1808年拿破仑重新开办了它以后，才变成一个重要的高等学府。但多种工艺学院从开办后就一直没有停过。公元1794年创办时它有四百名学生和由当时一些知名科学家所组成的教师队伍。数学物理由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任教，蒙日担任几何学，拜特洛担任化学。在这些人的学生和继承者当中有物理学家如马吕斯、阿拉戈、彭色列（Poncelet）、泊松、柯西、萨迪？卡诺和化学家如盖-吕萨克、泰那尔德（Thenard）、福克林（Vauquelin）、杜隆和珀替等。在拿破仑时代，化学家同时也是教育部部长的富克鲁阿还设立了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军事、医学和技术学院。拿破仑本人对有用的发明也设立了奖金制度来鼓励实际应用科学。他对那些继承了早期唯物论传统的思辨科学家如心理学家卡巴尼斯却不加以鼓励，甚至于公元1803年把作为他们据点的法兰西学院的政治和道德科学部门也封闭了。在拿破仑时代，法国科学变得更加注意应用和实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法国工业的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公元1814年波旁王朝的复辟，法国政界和时髦人士中兴起了一股明显的反科学思潮。这股思潮特别反对法国科学的唯物的和数学的传统，从而使以数学物理学家出名并取得一定的革命声誉的多种工艺学院于公元1815年被政府停拨经费。德？斯塔尔（de Stael）夫人和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都喊出了他们对“整个一大窝数学家”的厌恶。诗人拉马廷（Lamartine）也写道：“数学是束缚人的思想的锁链，但我只要呼一口气，锁链就断了。”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在法国相当流行，但是除了在生物学方面，它对法国科学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多种工艺学院及其数学物理学家在整个王朝复辟时期照旧活跃，而在十九世纪法国得以保持下去的正是他们的传统。
法国国民会议在公元1794年创立的科学组织，使法国科学全集中在首都巴黎的学校里。十八世纪时，法国外省已经兴起了一些科学研究的组织，但是在十九世纪，巴黎却成了首都及来自外省的青年科学家的圣地。这样一来，外省的科学人才就越来越贫乏，为了使科学不致集中在巴黎一个地方，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在公元187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法国科学促进协会”。另一方面，英国外省地区的科学活动则越来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十九世纪地方性科学研究团体的创立。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英国第一个这样比较历史悠久的团体是曼彻斯特文哲学会，这个学会的会议记录是从公元1781年开始的。随着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动荡不安年代，伯明翰的太阴学会就在这个时期垮了。但到公元1812年又成立了利物浦文哲学会，同样名称的学会也于公元1818年在利兹成立。四年以后在谢菲尔德也成立一个学会，而一个名为约克郡哲学学会的重要科学团体也差不多在同时诞生，后者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约克郡的组织。自此以后，各地区的科学和哲学学会每十年就要增加五个、十个、十五个、甚至二十个；结果在十九世纪终了时，英国各地总拥有一百多个这样的科学社团，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科学组织。这些团体大部分是由一些业余科学家、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所组成，他们都热中于促进知识进展和科学应用，尤其是要借助科学来发展他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设立于英国各地的科学社团，都各自拥有一百至五百个会员，这和十七、十八世纪的皇家学会会员的数目差不多，在那些年代里，皇家学会会员不但包括大部分对科学感兴趣的英国人，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到了十九世纪，英国对科学积极而感兴趣的人至少增加了一百倍。此外还有一些专业和科学学会，如成立于公元1788年的林耐学会，以及地质学会（公元1807年）和化学学会（公元1840年），这些专业学会的会员和一般性的科学学会的会员很可能是交叉的。皇家学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新的专业学会的成立侧目而视。当公元1806年有人提出要组织一个首都化学学会时，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就不以为然。据说他曾经说过：“我看得很清楚，这些时髦的学会最后将要剥夺掉皇家学会的一切，使这个老太婆连一块布都没得穿的。”
英国当时虽不缺乏业余爱好者的组织，但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训练科学家的机构好象还不存在。十八世纪成立的一些由不信国教者创办的科学和技术学校，在这方面起了可贵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纪，这些学校大部分都转向狭隘的神学教育和训练。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公元1850－1851年间的努力，国会才通过改革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制度的法案，同时在另外一些地方也成立了一些新的大学，这些大学主要是由当地的文哲学会培植起来的。伦敦大学和达勒姆大学分别在公元1826－1828年间和公元1832年成立，但是那些年代在英国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组织看来却是一些“技工学校”。比牛津和剑桥成立较后的苏格兰的大学具有更新的传统，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公元1760年起），科学教学和研究就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特别由约瑟夫？布莱克和他的学生们开展起来。公元1817年格拉斯哥大学化学教授托马斯？汤姆生在格拉斯哥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供教学实验用的化学实验室，而后来被封为凯尔文勋爵的威廉？汤姆生，则于公元1817年就任格斯多哥大学的自然哲学系教授时，建立了第一个为物理学教学之用的实验室。凯尔文实际上是为科学教学奠定了新的方向和方法的人；他把实验当做训练科学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技工学校”也发源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约在公元1760年为一些技术工人开办了科学讲座，他在公元1796年逝世的时候，把一部分遗产捐赠出来建立一所技工学校。直到公元1804年，这个组织的物理学教授一直是乔治？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博士；公元1804年他去伦敦大学教授自然科学。并且在1823年成立了伦敦技工学校。同一年，格拉斯哥技工学校开学，这个学校的教师队伍是由脱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些教员所组成的。在公元1825年，伯明翰也成立了技工学校，其他一些技工学校也在其他一些大城市随即建立了起来，结果到公元1850年左右，全英国就有了六百个这样的学校，学员总数达十万以上。多数的技工学校教育水平都相当高，事实上有人甚至说“它们在自然科学教学方面远远超过了牛津和剑桥”。伦敦技工学校后来作为“伯克贝克学院”达到了大学地位，而多数的技工学校则变为技术学院，或为技术学院所代替。
法国在公元1794年也建立了一个规模颇大的类似于技工学校的机械学校，这个学校还获得“具有巴黎大学水平的工业学校”的称誉。一个出身于美国的科学家和军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到英国的伦福德伯爵，认为这样的学校值得提倡并推广。伦福德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鼓励工业发展并谋取穷人福利事业协会”的组织。公元1799年他向这个协会的理事会提出应建立一个“公共团体，来传布并介绍有用的机械发明和技术革新的知识，并通过科学讲演和实验来进行与生活的共同目的有关的应用科学的教学”。捐款募得后，他在公元1800年就在伦敦创办了大不列颠皇家学校。公元1801年康瓦尔的一个药剂师的学徒亨弗利？戴维被任命为这个学校的化学讲师。在这个学校的实验室里，戴维进行了他的有名的电学-化学实验。和巴黎技术和工业学校不同，大不列颠皇家学校是靠私人捐助维持的，这种捐款开始并不易筹得。但是戴维有意使他的讲课迎合那些捐款的富翁，还为一些有影响的团体进行一些实验工作，使这个学校终于办了下去。在公元1802年和公元1812年间，由于农业部（这个部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英国为解决进口粮食和副食品减少的问题而于公元1793年设立的）部长阿瑟？杨（Arthur Young）的要求，戴维在这个学校中开了农业化学课并在这方面作了实验。在“研究和防止矿井爆炸事故协会”的请求下，戴维发明了矿工用的安全灯。这样一来，大不列颠皇家学校的性质就改变了。它不再是伦福德所计划的那样的学校，而成为一个专业的科学研究组织，它举行的讲演主要是为了普及科学而不是为了科学教学。伦福德坚持要贯彻他的原来计划，但是其他理事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几次争吵之后，伦福德就离开英国，移居到法国，并终老在那里。
大不列颠皇家学校为英国的科学发展增添了一股泉源，但是规模不大，在它开办后的三十年中，只有两个科学家和他们的助手在工作。这时候科学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大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而实验工作也开始需要使用一些价格昂贵的仪器。科学和工业发展过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人们开始感到需要为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多提供一些方便。最先引人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对科学上的有关问题都很敏感的苏格兰人。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约翰？普莱费尔在评论拉普拉斯于公元1808年写的《天体力学》一书中就说到，当时在英国能够阅读拉普拉斯这本著作的人还不到一打以上。他指出在过去六、七十年里，差不多没有什么英国人发展了天文学的理论，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为法国人所垄断。他写道：“没有其他什么东西阻止英国数学家们去参预与航海事业密切相关的月球理论研究，只是人们都意识到，他们在高等几何知识方面赶不上他们大陆上的弟兄。”
在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人教授的数学并没有怎样超出牛顿时代的成就。在微积分方面，英国人还是坚持用牛顿的那种笨拙记号，对莱布尼茨提出并由法国数学家们所改进了的记号法则弃置不顾。约翰？赫舍尔、查尔斯？巴伯奇（Charles Babbage）和其他一些人，在剑桥大学做学生时，为了把大地上的数学介绍到英国来而成立了一个数学分析学会，他们的意图就是要纠正这种情况。巴伯奇建议这个学会又可叫做“为反对‘点-主义’（点是牛顿用的符号）并拥护‘α-主义’（α是莱布尼茨用的符号）而奋斗的学会”。当赫舍尔和巴伯奇等人在剑桥大学毕业后，他们还继续做这种批判工作。约翰？赫舍尔是第一个对当时英国科学作出全面批评的人，戴维后来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他并且预备写一部书谈这个问题，但在公元1828年没有写完这本书就逝世了。可是他和赫舍尔的主张还是传播开来，并为当时已担任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的查尔斯？巴伯奇在公元1830年出版的《论英国科学的衰退》一书在加以支持。巴伯奇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科学研究大部分还只是一种业余活动，既没有得到国家帮助，也没有成为一种专门职业。他写道：“和其他国家不同，科学研究在英国还没有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在英国最能吸引人才的职业是法律”，所以“人材就被糟蹋掉了，弄得我们把一个渊博的科学家换成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律师”。他认为这种陈旧的业余传统是非常不适应的，因为数学现在“要求人们对它付出所有的精力，只有那些闲暇不受任何别的事情干扰的人才能进行研究”。巴伯奇号召成立一个关心科学发展的人的组织，并要求政府也注意这件事情。
巴伯奇的书引起人们纷纷议论，并受到批评英国科学现状的苏格兰学者们所欢迎。这些批评者写了好几篇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寄到公元1830年的《爱丁堡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要求改革大学教育制度，因为据说法兰西学院的十九个英国通讯院士就没有一个在大学里任职。人们指出法国内政部每年付出的约一百五十万法郎作为科学和文艺团体的经费，但是英国政府却一个钱也不花，甚至把以前给科学家们的少量养老金也停止了。为此，他们对英国政府极端不满，《爱丁堡科学杂志》的主编科学业余爱好者、后来并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副校长的大卫？布儒斯特还重复了以前人们提出的建议，认为应该把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组织起来，以促进英国科学的发展。
英国的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对这种批评感到很尴尬。他在伯明翰为詹姆斯？瓦特树立雕像的揭幕典礼上，竭力否认英国科学有衰退的现象，并一再声明英国政府对科学的进展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说，皇室预备对业余科学家所进行的实验进行补贴。对天文学家詹姆斯？索斯（James South）爵士，英国政府已付出了三百镑奖金，表明“国家是愿意为詹姆斯？索斯爵士的科学研究分担一部分庞大的费用的”，同时还表明“政府并不是对科学事业漠不关心”。
虽然如此，人们都感到这样的补助只碰到问题的皮毛，对发展英国科学算不上是什么重要贡献。因此人们就采取步骤成立一个把全国科学家组织起来并发展科学的团体。在这方面的首倡者还是大卫？布儒斯特。他在公元1831年说服了英国当时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地方性科学研究团体之一的约克郡哲学研究会的理事会，召开一个名为“科学之友”的全国性会议。这个会议于公元1831年9月在约克郡召开，在会上成立了一个名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书记是化学家和在约克郡大教堂担任牧师职的弗农？哈考特（Vernon Harcourt）。哈考特当时提出，这个协会的目的在于：“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和有计划的指导，使国民更加重视科学的目标，并排除一切阻碍科学进步的绊脚石，同时使国内国外科学家的交流日益增进。”
成立这样一个协会的想法，部分地是受到一个德国全国性的科学家会议的启发；公元1822年在德国自然哲学家洛伦兹？奥肯的倡议下，一个每年轮流在德国各个城市集会讨论该年科学进展的组织成立了；巴伯奇于公元1828年在柏林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就想到英国也应该有这样的集会组织。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另一些发起人似乎是受到弗兰西斯？培根著作的推动，因为在第一届会议上许多人都提到了培根。培根在公元1626年出版的《新大西岛》一书中，曾经建议成立一个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国家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应该“巡视王国的各个城市”，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后来就这样做了。十七世纪时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也是受到培根提示的影响的，但皇家学会后来逐渐失去它早期的生气，以致于公元1831年弗农？哈考特就敢于说：“先生们，我们必须承认皇家学会已经不再象我们现在这样，用各种努力来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了。作为一个组织，皇家学会已经简直不工作了，也不想去指导别人的工作。”
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每年在英国的主要城市集会，有时也在英国属地的一个城市开会，每一届会议平均有两千人出席。在会议期间各个专业性学术研究会以及各地区的科学团体的成员得以建立联系，许多专业性和地方性团体都成为协会的集体会员，协会每年的年会上都有这些团体的代表出席。这样，英国科学家们就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科学发展的问题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些问题有的是关于科学本身进展的，有的是关于发展科学所急需的外部条件的，如扩大科学教育和为科学研究筹备经费等等。关于科学本身的进展的讨论，对每一年的科学发展的全貌作出分析，这在十九世纪是起了重大影响的，因为这种分析不但指出进一步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且有时还指出最有成功希望的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关于发展科学的外部条件的问题，协会主要的努力在于呼吁改革高等教育制度，这在公元1850年以后是收到一定成效的，但在使政府补助科学研究计划的问题上，协会的成绩并不大。直到公元1914年－1918年第一次大战时，政府才对后一问题加以注意，于公元1917年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
协会本身对科学研究工作也作了一些小规模的资助，资金大都来自会员的捐献。捐款数目当然有限，因而需要对资助的研究课题仔细进行选择。我们发现某些学科得到的资助比另外一些学科更多一些。由于协会最能代表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发展的倾向，我们不妨把分配给各个学科的补助金数目，看作是当时对各种学科兴趣高低的约略指数。在成立后的一百年中，协会对科学研究的补助金共付出92，000镑，其中36，000镑用在物理和数学问题的研究上，18，600镑用在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10，000镑用在人类学方面，7，500镑用在地质学方面，化学和工业各得4，000镑，至于生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教育学和农业科学的补助金则更少了。大部分补助金是用在物理和数学上，这事情并不奇怪，因为这两门学科在十九世纪起过、并且在当时看来还会继续起最重要的实际作用。此外，这两门学科都是从技术的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它们的原理和理论往往对技术和工业革新起了决定性影响。譬如说，蒸汽机导致热力学的诞生，反过来，电的理论又使电气工业成为现实。生物学科所得到的补助金数目也很大，仅次于物理和数学，其主要课题是物种的分类和新物种的发现，以及对动植物的解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在这里，兴趣几乎纯粹是在理论方面，当时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物种是创造的呢，还是演化而来的。十九世纪不大注意系统生物学的应用，很少根据实际需要来推动生物学的发展。当然，医学、农业和发酵工业也刺激了生物学的有些部门，特别如人类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发展。地质学和人类学一起，在补助金的清单上名列第三位，人们对于这两门学科感到兴趣，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十九世纪中叶，地质学成为一门相当重要的科学，首先是由于有了地质学的研究，才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同时地质学在勘探煤矿、金属矿物以及其他工业用的无机物方面，用处也极大。为了这种目的并为了保护国家在矿区采掘权方面所享受的利益，英国早在公元1835年就建立了大不列颠地质调查机构。至于人类学，在当时已牵涉到进化论的问题，原始人类的社会组织被看做是文明社会以前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些阶段的研究，还和关于石器时代人类发展的考古学所得到的资料结合了起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一些人类学家却放弃了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在研究原始社会组织时把原始社会组织看成静态的不变的“社会结构”，而不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因而心理学、而不是考古学，就成了人类学的辅助学科。在实用方面，人类学被利用来作为了解和控制殖民地人民的工具，特别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对殖民地的投资数目越来越多时，更是如此。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公元1881年组织了一个专门研究人类学的部门，并且从公元1886年起对埃及、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土著民族的研究进行了补助。比起物理学、生物学，甚至人类学来，协会对化学的补助并不算多。比起工程学来，协会对农学的补助更少。当协会在公元1831年成立时，它就设置了一个工程学研究的部门，在十九世纪，协会对它的补助金共付出4，000镑之多，但直到公元1912年协会才设置了一个农学部门，在此以前，协会在农学研究方面的补助金一共只付出5镑。这里的一个有趣事实是，直到二十世纪开始，英国农业以及需要进行连续不断的研究工作的精细化学工业是比较落后和薄弱的，譬如说，英国那时十分之九的染料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虽然在公元1856的年英国人珀金就第一次发现了人工合成染料。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由于它自身的努力，皇家学会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也有了一定的改进。在十八世纪，皇家学会越来越象一个社交俱乐部，非科学家的院士人数增加了，以致在十九世纪初期，皇家学会中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是一半对一半。不但如此，非科学家还控制了这个学会，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戴维被任命为会长并增加了科学家院士名额时为止。不过，接替戴维的是律师柯尔彻斯特（Colchester）勋爵，后来又为乔治三世的王子塞萨克斯（Sussex）公爵继任。直到公元1847年，皇家学会院士才以科学家为主。公元1874年起规定贵族不享受参加皇家学会的特权，公元1902年规定枢密院顾问不得享受入会的特权，最后到公元1945年皇家学会才开始接受女院士。
[英]梅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