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另一场围绕着新知识的争论①。纯粹达尔文主义的维
护者如韦斯曼，开始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可以充分解释适应和进化的原因。
而且他们还以为自然选择所形成的变异是很微小的变异，例如人体身长便有
一序列连续的差异。在相当多的数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平均数的两边相当
宽广的范围内，各人的身长相差不过百分之一英寸。他们以为，选择就在这
样细微差异中进行，而且只要有相当长的时间，便可以产生新的品种和新种。
但在新世纪开始以前，有些博物学家，主要是德?弗里斯与贝特森，把
育种家、饲鸟人与园艺家积累的经验当作起点而进行实验，发现以上的设想
不符合事实。大的突变常常发生，特别是在杂交以后；新的品种可以立刻出
现。到了1900 年，久被遗忘的孟德尔的研究成果重新发现，因而又展开了新
的一页。即令微小变异的选择不能解释进化，这些新的观念好象还可以解释。
这个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人类学
在由于达尔文的缘故而恢复生气的各种学术中，人类学，即人类的比较
研究，得益最大。事实上，即使说现代人类学从《物种起源》而来也不为过。
赫胥黎关于人类头骨的经典研究著作，是从达尔文学悦的争论得到启发的，
也是精确度量人体特点的开始。这种度量现在成为人类学的重要方法。自然
选择的观念和进化的观念则成为后来的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
在其他方面，创立人类学的条件也成熟了。爱好新奇的心理，热切的好
奇心和收藏家的搜集癖好不但为欧洲的园圃与博物馆带来了异域的动物和植
物，也带来了发展阶段不同的其他民族的美术、工艺产品以及其他宗教的法
物祭器。
当人类学家开始工作的时候，大部分必要的材料已经齐备了、熟悉了或
部分地分好类了，只待有人出来重新加以解释，以揭示其内在意义的另一方
面。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没有详细地研究人类，可是他指出他的关于
一般物种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有明显的关系。1863 年，在彻底地研究了解
剖学的证据之后，赫胥黎说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与
①
G.C. Bourne， HerbertSpencerandAnimalEvolufion，Oxford, 1910。
①
A. Weismann, TheEvolutionThecry,Eng.trans.J.A.and. M.R.Thomson, London, 1904; Beatrice Bateson, William
Bateson, Naturalist,Cambridge,1926,p.449。
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①。因此，他回到林耐的分类法，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
第一科。在心理方面，人284 与猿猴的距离要大些，但脊椎动物的心理过程
与人类的心理过程是对应的，虽然不及人类的有力与复杂。布雷姆（Brehm）
在其《动物的生命》中和达尔文在其较晚的著作中都指出了这一点②。可是华
莱士仍然认为不应当把人类与其他动物放在一起，因为“他不但是生物大系
的首领与进化过程的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新的截然不同的纲目”③。
人类学把人类分为几个种族或人种时，主要是根据身体特点，不过，人
们也始终认为身体特点和心理特点是相互关联着的。通常都按照肤色把人类
分为白种、黄种、红种和黑种；很明显，这四个人种之间的实际差别不但包
括肤色差别，而且也包括其他特点方面的差别，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必要
的。在重要性上仅次于肤色的是头骨的形状，一般用雷特修斯（Retsius）的
方法来分类。从上面来看头颅时，由前到后的长径作为100。以此为准，短
径或横径的长度就叫做“头骨指数”。如果指数小于80，头颅即列为长的一
类，大于80，即列为短的一类。
我们可以对欧洲居民加以分析，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些方法及其结果①。
从身体方面来看，欧洲人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特点上：身长、肤色与头形。
按大数目平均来说，当我们由南到北向波罗的海前进时，身长逐渐加高，肤
色变淡，如果转向南行，则身长变短，肤色变深。在中间的阿尔派恩区
（Alpine），身长与肤色介乎两者之间。但头颅的形状则是另外一回事。北
方与南方的人都是长头的，其头骨指数是75 到79，而中间山区的人则是扁
头的，头骨指数是85 到89。
要说明这些事实，我们假定欧洲有三种本原种族：第一种是身高皮白的
北方种族，在波罗的海周围可以找到，最为纯粹。第二是身短肤黑的南方种
族，生长在地中海沿岸以至大西洋岸边。这两种种族都是长头的。但在地理
上介乎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是圆头的阿尔派恩种族，身长与肤色也介乎这两个
种族之间，生长在中欧的285 山岳地带。从一个方面来说，欧洲的历史就是
这三个种族的迁徙与互相作用的历史②。人们还根据头发的组织等其他特点，
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其他大陆上的人类的体质情况。在这些大陆上，
可以找到更原始的居民。
自从赖尔描述了人类在地质记录中所留下的遗迹之后，已经发现许多证
据，说明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种族。在十九世纪里人们做
了不少的工作。我们发现在几万年以前穴居的人已经用相当生动的野牛与野
猪的形象来装饰他们的石壁。1856 年在尼安德特（Neanderthal）地方，1886
年在斯普伊（Spy）地方，发现更古的人骨，说明有更原始的人类存在；1893
年杜布瓦（Dubois）在爪哇鲜新纪地层中发现了一些人骨，大多数权威学者
认为这些人骨是介乎猿人与已知的最早期的人之间的一种原人的骸骨。
我们不能认为人类是现存的任何猿类的后裔。即使人类不是猿类的直接
苗裔，至少也是它们的远亲。也许在现时的一切猿类以前，有一些更富于可
①
T.H. Huxley，Man’SPlace in Nature, London,1863。
②
CharlesDarwin，TheDescznt of Man； The EXpression of theEmo-tions in Man and Other Animals.
③
A.R. Wallace，NaturalSelection, p.324.
①
W.Z.Ripley， The Rcces of Europe, Bostonand London,1890。
②
A.C. Haddon, The Wandcrings of Peoples, Cambridge, 1911。
变异性的种类是它们共同的租宗。可以肯定，进化的过程比起初想到的更为
复杂。有史以来，地面上可见的分枝别于是从一个复杂的相系生长出来的，
而这个根系则深藏在地下——一去不复返的过去。
统计方法在人类学上的应用，可以说开始于十七世纪配第（WilliamPctty）爵士与格龙特（John Graunt）关于死亡统计表的研究，后来又由比
利时天文学家奎特勒（L.A.J.Quetelet,1796—1874 年）加以恢复。1835 及
其以后若干年，奎特勒证明概率的理论可以应用于人类的问题①。他发现苏格
兰兵士的胸围量度或法国新兵的身长，围绕一个平均数而变化，其规律和枪
弹围着靶子中心分布的规律或赌场上运气高低的规律一样。用图线表示（如
图9）量度的变化曲线，除了两边差不多对称外，很象说明气体分子速度的
曲线（230 页）。
1869 年，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把《物种起源》中
的遗传观念应用于人类智力的遗传①。他用受试人的考试分 286 数的分布，
证明在体质特点和分子速度方面有效的定律也适用于智力方面。大部分人都
属于中等智力，由中等而上到达天才，或由中等而下到达愚钝，其数目都按
照人所熟悉的方式减少。
在同一次数学考试里，一等优秀生的平均分数约三十倍于分数最低的优
秀生，而后者的分数又可能比一般及格学生的分数还高，如果他们参加同一
考试的话。因为有时间的限制，这些分数低估了智力的差别，这种差别显然
是很巨大的。高尔顿认为，一百万人中，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人的品质称得起
是“优秀”，一百万人或一百多万人中，只有一人的品质称得起是“杰出”。
另一方面，一百万人中，约有250 人是无希望的白痴与低能。他们在一个方
向上离开中等标准的距离，正如优秀的人在另一方向离开中等标准的距离一
样。高尔顿研究了有关的参考书，发现优秀的人常比任意挑取同数量的一般
人有较多的优秀亲属。例如，他说一个能干裁判官的儿子成功的机会比普通
人要大五百倍。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裁判官帮助他儿子成功的机会比大多
数人多些，那末，我们可以回答说，高尔顿的数字也说明，一个裁判官常有
一个能干的父亲正如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一样，而裁判官根本没有多少机会去
教育或栽培他的父亲是显然的。用了这样的论据，高尔顿公平地驳回了对于
他的著作的批评。我们不能过分重视他的数字，但一般的结论是明白而正确
的。对于个人的预测虽不可能，但按大数目平均来说，才能的遗传是确定的；
天赋才能的差别是很大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如果是指才能而言，
显然是错误的①。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使人们认识到法律、社会或经济环境的任何改变
必定对于同一批居民的某些特点特别有利，因而可以改变人们的平均生物特
性。高尔顿起初怀疑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等到韦斯曼的研究成果证明获得
性遗传的证据，没有一个经得住严格考验时，高尔顿的原则便更加巩固了。
很明显，环境的影响被人大大高估了，教育只能使已经存在的特点突出起来，
而要提高一个种族的生物特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的比较优秀的特点以发
① Surl'Hommeei le Deueloppement de ses Facu'tcs， 1835.Physique Sociale, 1869. Anthropometrie, 1870.
① Hereditary Genius, London， 1869。
① 这种宣扬上智下愚，把人分为等级的资产阶级谬论。必须给予批判！——译注
展的机会。育种所以非常重要的道理已经很明显了。
当然，我们必须把生物学上的遗传和文化上的遗传截然地分开，后者借
语言或文字一代传给一代，而形成民族性。人们对遗传的这一意义已经有了
清楚的认识；但生物学上的遗传的效果却常常遭到人们的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