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若蕴和我握握手，向我告辞。夜色中，她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公主，梦一般离去，正如她梦一般地来临。但我似乎看见，在这个公主的身后，尾随着一个阴险的女巫，要剥夺她的幸福生活、要吹灭她的火柴。这个女巫，其实就是滥觞于80年代、式微于90年代、但至今依然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出国集体无意识。
为公主的思考
我为孟若蕴提供人生设计，也许是独特的；但孟若蕴的人生问题，却带有普遍性。这个普遍问题是时代疾病，可以归纳如下几点：1、中国的巨变，使得出国人群的幸福比较体系和心理平衡机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如此前所未有地迅速和巨大，许多人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时候，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孟若蕴只不过是这个落伍的队伍中，一个毕竟想挣扎着赶上来的人。孟若蕴的经济地位，是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但孟若蕴又是那种典型的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中国知识青年。她感到的失落，是典型的温饱之后的精神贫血。对于这80年代出国的中国海外人群，在迅速崛起的中国面前，某种形式的回归，不仅是事业和金钱的出路，其实更是精神与心灵的归宿。
2、出国人群失去的，往往不仅是中国机会，还有中国就业所需要的经验学历以及中国创业所需要的文化传统。缺少经验学历，尚可以苦读弥补；离弃了特色传统，则成为文化边缘人，在哪里都感到生疏。我为孟若蕴做的设计，就是根据她的这个危机，包含“学历和文化”这两种滋补品。让她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事业和人生的家园。
3、无论是美德还是陋习，反正中国人走遍天涯，都永远惦记着自己的故土。尤其孟若蕴这样改革开放之后受到高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中国为他们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灵魂归宿。以世界为舞台的中国新一代人类，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往往有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的世界观：他们走向世界，目的是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舞台，而不是把舞台当作自己的世界。走出去，接受并回国传播西方文明，是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世界，还是扎根于华夏大地。否则，把对西方文明的摄取变成对于西方文明的享受，就会产生出国意义的迷失感，产生出国价值的危机感。就像孟若蕴那样。开花的意义是为了结果，出国的价值在于回国。
孟若蕴在三十二岁人生危机的时候遇到我，我感激她来找我，使她有可能为她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走向的机会。否则，再次振奋翅膀向远处飞行的她，会离她向往的神州越来越远，指不定会飞到哪个宇宙黑洞里去呢！而她身上的火柴，肯定就不够用了。
◎俞敏洪点评
孟若蕴的问题，既有哲理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她的故事给我的启发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心灵的幸福，而不是任何身外之物。孟若蕴美丽、有钱、在国外定居、有劳力士手表和外国护照、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但她却非常不幸。为什么?因为她失去了生命的根。
从技术性的层面讲，假如她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可能已经进入了国外的主流社会，成为社交名流，并且和她老公离了婚；假如她在国内有一个完整的大学学历，可能她就会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满意，满意的教育，必然会有一个满意的事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孟若蕴的问题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她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集中在这里：高等教育没有完成，在国外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回国来甚至连做个专业人士的资格也没有；如果她没有钱，那么她的烦恼可能就不是寻根，而是生存，但偏偏她又很有钱；如果她的老公没出息，她倒可以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嫁祸于他，和他离婚了事，但偏偏她的丈夫又相当不错，而且对她很好；如果她只有二十五岁左右，她也不会烦恼，因为人生还可以继续浪费和赌博；或者她干脆是四十来岁，她的心态又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要改弦更张已经很难，所以也就不烦了，因为烦了也白烦。但她偏偏处在三十二岁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这造成她欲行难行的困境。我没有见过孟若蕴，但是，假如我不是认识推荐她来见你那位朋友的话，我真以为这是文学创作出来的典型人物呢。
孟若蕴现象反映出一个不断被忽略却是要害的问题——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出国的浪潮中，她回来寻找根基和土壤，寻找她三十岁的人生。为此，她要把自己重新移植和定位。如果说她今天的生存状态是由她二十岁出国时决定的，那么她在三十岁时为自己重新定位，就不能再出差错，否则到了四十岁还会像她现在这样，绝望而不美丽。
小平根据孟若蕴的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她最好的扎根土壤是中国，我以为这是“中国机会论”的一次典型的应用，这一理论是小平在新东方一贯宣传的。我完全同意小平对于孟若蕴所做的人生分析和设计。我坚信她会根据这一设计，迅速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和人生的根基。
第2篇醉酒当歌钟图洛
幸福感、成功感、满足感是一种对比。有对比而知不足，有不足而痛苦，有痛苦，就上下而求索。成功之后的再次求索，如同第二欢长征，会带来更多的牺牲与痛苦。这就是其实已经很成功、很幸福、很满足的钟图洛在世纪之交的人生宿命。
案例提示：
钟图洛先生三十五岁，北京某中央媒体处级主任记者。钟先生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村做中学教师，几年后考上上海师大历史系研究生；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钟先生一路窜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位典型的成功人士。但他不但没有成就感，反而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
2000年底，他向徐老师提出的问题竟然是出国留学。被徐老师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他喝得酩酊大醉，从此一去不回头。
2001年11月，失踪了一年的钟先生打来电话，事情似乎有了新的转机……看似盲目的留学冲动初次见到钟图洛先生，是在2000年底，一个朋友介绍他来采访新东方。钟先生三十五岁，在中央一家著名媒体工作，是“处级”主任记者，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中年自信男。很快，他写的有关新东方的文章在中央媒体上发表了，反响很不错。
看了他的报道，我给他打电话致谢。没想到，他说要请我吃饭，约我到一个比较隆重的地点。到了饭店，我正一边寒暄，一边揣测他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他竟向我说他想留学。
钟图洛看上去怎么也有三十大五了吧？在中央媒体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这样的成功人士也想留学？我真的没想到。
我心不在焉地问：你的英语怎么样？他说：我的英语不如这个服务员。他指指饭店里面一个正在招待老外的女服务生。这并不是一个涉外饭店，服务员并不需要会说英语。那个女孩其实只是把菜单上的名字用拼音把它古怪地发出声来而已。我哈哈大笑说，你死了这条心吧，留学和你无关！好好在国内争取个副局、正局的当当、多写点有偿新闻、好好过日子得啦！
中国充满了机会。能在国内好好发展，就在国内好好发展。不留学，也可以取得留学所导向的成功。这是我在新东方从事咨询的基本思想之一。对于在国内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士，留学不再是寻求前途的手段，而只是一个提升个人境界、升华个人素质的途径。而为了这个目的，在留学的时间、方式、国家这些因素上，个人就有了非常宽广的选择。
我认为钟图洛是国内发展的成功者，他也许确实需要通过留学提升自己。但决不要通过托福、gre这样的激烈竞争的路实现留学目标。更不要只是为了留学而留学，结果放弃他目前拥有的一切。对他这种岁数到中年、事业在中途、家境属中产、英语考中下的人，如果不把留学问题想清楚，整个过程对他有可能是一次破坏性实验，弄得不好非常可能会使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所以，面对他的问题，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第一次对话就这样泛泛地结束了。我想他已经被我反对他留学的冷漠所温暖，不再做这个白日梦了吧。我高兴我又成功指导了一个人生。没想到过了几天，钟图洛再次约我出来，要和我“深聊”。这次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问题了。
我和别人的交往，具有一回熟、两回深，三回就会成为知己的能力。第三次见面，他已经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那天，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谈话。听了他的故事，我心潮澎湃，陷入了沉思。
历史久远的人生奋斗
钟图洛出身于福建一个平民家庭，80年代中期毕业于外省一个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西一个山村做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地位在这里有多高？不超过北京女孩子眼中的一米六零(这似乎正好是钟图洛先生的身高)。一个一米六零的男人在北京姑娘眼中大概是特等残疾人吧。而一个中学教师在钟图洛先生任教的乡村，在女方看来，也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不管他多么智慧高大英浚钟图洛告诉我，年轻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诗人，但是诗歌小说并没有给他换来金钱与美女——它们至今还在继续等着发表呢。在乡下勤奋工作了五年，他已经二十六七岁，面临父母日益沉重的要他传宗接代的压力，他瞄上了一个女学生。和女学生谈恋爱，是当地教师结婚的最佳途径。他告诉我，由于教师结婚难，所以他们不得不瞄准班上的少女学生。这样感情可以从对方的启蒙时代开始培养，让他们意识到人民教师的伟大崇高和可爱，到了女子十八岁毕业时，往往生米煮成熟饭，家里反对也就来不及了。
但是钟图洛比一般倒霉的中学同事还要倒霉。等到他这锅生米即将煮成熟饭的时候，女方父母双双拿着上吊绳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从而挟持了这个女孩，把她配给了当地供销社一个营业员。
“在当地农民心目中，营业员的地位比教师高。营业员至少可以买到便宜的煤油和红糖，而教师呢？什么也没有。”
这种环境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知识男性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钟图洛决定离开这里，于是开始考研究生。二十六七岁的时候，理论上还是处男的他(待考)，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这是钟图洛人生一次了不起的转折。
三年后，把所有激情和欲望都洒在这个硕士文凭上的钟图洛顺利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北京，来到他现在供职的这个令人尊敬的中央媒体。这是90年代初期，他已经接近三十了，正是男人一生第一个压力的高峰时期。分配到中央媒体，对于赤贫的父母和乡村教师的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力量对中央媒体的地位构成竞争和挑战，也没有什么社会群体能够与中央媒体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媲美。一个一米六零、三十不立、来自赤贫农民家庭的知识男性，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好好干吧！
这个感觉，推迟和冲淡了他必将面临的人生危机感。
突然发生的人生危机
90年代开始的那几年里，钟图洛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得过好多新闻和媒体的奖项，赢得了很多读者和同行的尊敬。因为他的成功，领导一路提拔他，没过几年，三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是单位里的处级干部。在他的同事中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幸的是，就在他埋头奋斗的这么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社会的就业观念、成功观念、当官意识和各种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居然传出来一种社会笑话：宝贝儿，别哭啦，再哭长大了让你做局长！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在钟图洛拼命沿着体制内的阶梯往上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社会价值的造山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他的身边。他以为他攀登的是人生惟一的珠峰，而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的大路，千千万万条。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裂变。
他的人生危机，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成为正处级，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成就感中，没想到，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梦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的痛苦，首先来自于他太太的痛苦。太太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婚后不久就替钟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了，太太的产后忧郁症也随之而来。太太产后忧郁症的特点是：成天闹着要出国，今天说这个去美国留学了，明天说那个去马达加斯加学马语了，后天又说他们同班的某某同学现在炒股赚了大钱，大后天呢，不让他上床不用说，还用另外一个做房地产发了大财的熟人来“激励”他，其实只是让他恶心恶心，以消灭他的性欲。太太的抱怨，使得钟图洛感到太太对他产生了信仰危机和婚姻危机：嫁给你是个历史性错误。嫁给你简直还不如嫁给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呢！
夫妻生活陷入了低潮。但是高智商的钟图洛迅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这个危险感来自于他对自己同学们的一个横向比较。读研期间的许多同学，毕业后并没有像他这样执意要进入传统的官方单位，而是去了外企、私企，甚至还有干个体的。几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非传统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其中有个家伙，毕业后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一个硕士，居然摆了一个小书摊，曾经成为大家鄙视嘲弄的对象。但他胸怀大志气，心有宏图，一边练摊，一边编书，最后做儿童图书发了大财。当年被他们夫妻俩在作爱时取乐嘲笑的对象，现在却成了他太太不和他作爱的原因。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的一个时期。邓小平面对“苏东波”在为中国的未来思考新的方向；徐小平在孤独的加拿大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何去何从；俞敏洪放弃北大教师职位开始在中关村开启“新东方”的黎明……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商业和市场的舞台，知识和才能取代关系与后门，赋予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知识分子们巨大金钱和荣誉的时代，已经光荣来临！
追着这个时代巨轮前进、踏着这个时代节奏的人，很多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时代标志。而所谓的“失败者”们也没有时间哭泣，他们洗去了眼中被父母指着鼻子戳出来的眼泪，擦干了脸上被老婆叉着手指抓出来的血迹，在无穷无尽的机会面前，再次扬帆远行，继续追求成功的梦想和金钱的渴望。
假如社会不产生说不清是私营国营还是三资企业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假如没有留学归来成为科学富翁和政治红人的陈章良；假如没有离开北大创立新东方的俞敏洪；假如没有以技术和概念获得亿万财富的王志东、张朝阳；假如没有钟图洛那些当年被人瞧不起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同学们；假如没有她太太认识的那些一天消费超过她一年储蓄的新型富人们，钟图洛先生是不会在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的时刻，突然感到巨大失落的。
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事实，国民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每个男人女人口袋里叮当作响也是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北京、上海、广东据说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已经获得和拥有了发达国家同等阶层可比的经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像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今年科长，明年处长，后年负增长。
当他从机关里苏醒过来，佩带着处长的绶带走到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时候，他发现他手中的这个金牌，在市场上的价值甚至都不如一个铜牌。它再也不是令人羡慕向往的惟一标志了。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直奔四十的中年男人了。
他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
不适应则失落的无情现实
没有不能改善的人生，没有不能走出的困境。这是我在新东方天天告诉我的学生们的一句话。
钟图洛的人生应该怎么改进，钟图洛的困境应该如何走出？
因为钟图洛已经和我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了。作为朋友，我给他出主意的时候，就非常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于是我说：
“我个人并不鼓励你出国。你的英语不好出不了国，出国也是受折磨。人人都说留学好，就是英语学不了。我觉得出国留学对你不适合。如果你一定要出去，托福考不到600以上，别来烦我。
“虽然作为体制中的人，你感到并不满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中央媒体的主任记者，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出国，你能做什么？从扫地做起？别操蛋了。我在美国是扫过地的，并不浪漫。把一生积累的尊严放在扫帚和垃圾桶里，已经不是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必要了。
“你的出路，我看最好是立足于本土，充分发挥和兑现你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关系。你的这个经验和才能，只要放在合适的平台上，拥有百万美金的价值。
“其实作为一个资深记者，要改变职业其实相当容易。市场经济最需要的就是‘市朝——marketing。marketing，就是把经济信息传送给每一个潜在的市场客户。而你的这个媒体经验，正好就是市场最最需要、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的金库。
“中国制造业世界一流，成了世界工厂。但是中国人读的畅销书、买的高档杂志、看的dvd、听的cd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是港台和国外创造的。中国的文化产品非常落后。从事文化制作传播，也是你成为千万富翁的绝对优势之一。”
“祝贺你！”
我见他兴奋起来，就趁火打劫地问他：“你能去找你那个‘他妈的’在外企做公关经理的同学，求他在他手下做一个媒体或市场助理吗？”
“不能。”
“你愿到那些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市场调查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公司、网络媒体公司以及任何一切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卸下处长之尊，去向他们申请一份工作，‘不管报酬多低我都干吗’？”
“不能。”
“你敢辞去单位的工作、放弃处长职位吗？”
“不敢。”
“你知道如何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你会自己创业吗？”
“不知道，不会。”
机会面前，钟图洛其实未必能够把握。多年来养成的官僚习性，是他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背着这个十字架，他很难在新的人生舞台上长袖善舞，而必然在走向新生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他不会舍得放弃也不应该随意放弃他那来之不易的位置。但是不放弃，他就很难进入人才市场，勇敢地去兜售自己的肌肉、展览自己的皮肤、显示自己的力量、叫卖自己的价值。市场上，人才就像建材，需要购买者挑癣试用、遗弃、保留。钟图洛能否经受得住这种无情的甚至是羞耻的被选择程序？——这个程序，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时代重新赋予知识分子和各级人才真正个人价值和尊严的途径，也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惟一畅通的人生大路——然而，这却是钟图洛他们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中度过半生、获得一切的钟图洛，如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新的思维、新的语境和新的工作方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人们根据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迅速让自己适应市场而不是让市场适应自己。鱼在岸上必死无疑，鸡在水里肯定也无法存活。钟图洛是否能够羽化登仙、脱胎换骨，在中国大地上做一个左右逢源的两栖动物？
肯定不能。因为，新的价值体系给你带来的虽然是新的价值。但是，要获得这个巨大的价值，人人都必须经历巨大的挑战和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和取胜压力的。
钟图洛的痛苦，与其说是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不如说是潜意识里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的痛苦。作为一个处长和主任记者本身不是痛苦。痛苦的是这个处长和主任记者实际上并不具备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一旦改革的春风吹进这个中央媒体的深宅大院，钟图洛就会发现，自己在三十多岁最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如果不迅速更新和充实自己的话，非常有可能——其实已经正在成为时代淘汰的对象！换言之，他真正的危机感是，意识到即使不离开体制，如果照这样子下去，在体制内的好日子其实也不多了！我想，这个痛苦，才是钟图洛他们真正的痛苦与真正的危机！
我说：“中国的机会非常多，非常多。但你必须重新改造自己。这个改造表面是要学习和掌握西方市场意识、管理意识和提高英语能力，内里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做一个现代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代新人崛起的时候，许多人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只不过你我既然相识，我就不能让你淘汰，我就不能让你沉没。我本人，是从四十岁改行，从一个失败的音乐人，变成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你比我年轻，我想你一定能够和我们一起，把握机会，中途崛起，人生从四十开始嘛……”我还想继续给他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蓦然回首，钟图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从那以后，钟图洛就没有和我再联系过。我想我可能动摇了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也就触及了他的尊严。可能他不愿意理我了吧。不理就不理。你中央大报又怎么样？难道没有你新东方就不能见报吗！妈妈的。我很委屈。
一年之后，2001年12月，钟图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又是要约我见面。
原来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推出一个项目，为中国政府官员联合培养mpa，在清华读一年，然后到哈佛读一段时间，获得哈佛的mpa学位。钟图洛非常想得到这个机会，来找我寻求如何申请和竞争的主意。
我心里非常高兴。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造和提升它的官员队伍。我知道，各个省市政府，都有把自己的中层干部送出国学习的计划。我见过许多三十左右的处级领导，他们拥有政府工作丰富的经验，想大大施展一番自己的才能，经过脱产一年左右的出国、或者不出国的专业学习之后，成为一个能够领导一个群体、一个部门，创造一番事业的开拓型和未来型人才。留学，或不留学，只要保持不断学习，个人素质就能得到提升，思想观念就会发生更新。人才，就不会被时代淘汰！
国家和政府开始让它的干部队伍有系统有计划地出国留学，有计划地让它的人才队伍更新知识和观念，这是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钟图洛到底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一举进入清华和哈佛，我已经不是特别担心。一方面我相信他能；一方面我看到，只要钟图洛这样的中年精英、中层干部、中产阶级，有了知不足而后学的动力，有了对于现代价值奋起直追的激情，有了更换自身意识和观念的强烈渴望，有了代表未来的人生目标，不仅钟图洛他们的人生必将有幸福的升华，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就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好消息！
◎俞敏洪点评
人们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人们的生存状态随之发生变化，并产生了差别。钟图洛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感受到周围的变化和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在变与不变之间的选择举步维艰。
三十岁以前的人背负的历史不多，痛苦也不多，改变自己比较容易。而一个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人再遇到痛苦就显得很沉重，从很多失败中获得成功的人对于已经拥有的成功非常珍惜。这就构成了人才发展的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以往的成功来之不易，需要加以珍惜，另一方面要想继续发展，就要抛弃以往，包括以往的成功。这样的人，尤其是小有成就的人在面临选择时往往会患得患失，因而失去了先机，而他们拣到的往往都是些过了时的残余，等到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已经抓住了机会，而自己却错过了，就会感到失落。
我认为钟图洛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坚持原来的生活，坚持已经得到的东西，过一般老百姓眼中还不错的生活，像他这种人一般都能做到这一点，再说这种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也算是“中产阶级生活”吧。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摧毁自己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去实现他看到的成功人士的生活，但这是一种可怕的挑战，他必须要有斩草除根的精神，彻底抛弃他原来的生活。凭我个人的经验，在抛弃过去面对未来的时刻，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只要有勇气和自信，生活必然是光明的。姜太公九十岁扔掉鱼竿当了宰相，摩西奶奶八十岁成了大画家。
先放弃才能够得到，想先得到再放弃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痛苦就在于得到的时候就必须失去，这时价值判断体系就起到了作用，如果你的价值判断体系落后，那你的选择就会出现问题，“中途落”的失落不仅是在人生中途，更是在价值的中途。人生的调整就是世界观、价值理念的调整，如果价值取向不调整，人的生活永远也调整不了。
并不是说一个人非要跳出体制才能干出大事，很多人是在体制内做出大事情的。适应体制和改变体制的能力，也是人才的伟大能力。假如钟图洛有这种能力，其实他就不会中途失落。任何一个环境都像是一片水域，关键是你能不能成为水中的鱼，如果这个水域不适合你，那你就应该换到到另一个水域中去，要不然你就得适应这个水域。比如在美国热泉地区的水温是80度，但是那里的鱼还能活下去，就是因为这个水温是在很多年慢慢变热的，鱼适应了这个水温。
在目前的中国有两个水域，体制的水域和市场的水域，这两个水域的生存条件和要求具备的能力几乎完全不同。钟图洛的失落，可能就是在这两片水域中间彷徨的痛苦吧。何去何从，还得他自己选！至于他的痛苦，我觉得恰恰是他的幸福。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适应这两个水域的超级物种就诞生了！
Ａ编（上）（第3篇-第4篇）
第3篇可控人生核聚变
回首往事，她不会因献身留学虚荣而悔恨，也不会因嫁给出国概念而痛苦更不会因陷入留学集体无意识而遗憾。她会自豪地说：“我已经为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而且，我选择的理由，是基于一个伟大的信念——人生可控核聚变！”
案例提示：
梅非月二十一岁，曾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中学，因高考发挥失常，没像她的同学那样考上名牌大学，这成了她日后生命中不可逾越的情结。为了挽回体面，她把毕业后迅速出国当成惟一目标，甚至不惜走已经被大多数青年不屑的结婚出国之路。
在与徐老师多次艰难的对话后，她放弃了结婚出国的计划，在五十多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被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金融公司录用。这一成功，驱逐了梅非月落马中国名牌大学的阴影，带来了她进入世界名牌大学的希望。
定义
可控核聚变：据说海水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从海水中提取能量的方式，叫做核聚变。但核聚变目前只能以瞬间爆炸的方式发生，而不能控制、储存、运输而为人类所用。而一旦可控核聚变能够实现，每一滴海水，就会变成一个太阳。人类远古的梦想就能实现，文明就能够永续。
可控人生核聚变：人生也积蓄着无穷无尽的能量。人可以沦落为流浪汉，也能成为拿破仑；人可以成为精神病，也能变成贝多芬；人可以在北大谈不成恋爱临渊羡鱼，也可以退而结网创造新东方。就像每一滴海水，每一个人，都蕴藏着巨大的惊天动地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引爆你人生的潜能，并以可以控制的方式储存、运输、释放、燃烧！这就是人生可控核聚变的概念和研究这个概念的意义。掌握了人生可控核聚变技术，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伟大的光源，照亮他自己和他人的世界。
本文的主题，就是从梅非月这个普通而特殊的女孩，如何通过在新东方咨询处和我的一次次精心对话和策划，控制了她的出国冲动，控制了她的出国时间，控制了她的跨国婚姻，最终实现了她的可控人生核聚变，并等待着让世界震惊……对象梅非月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女孩。
说她普通，是因为她在北京一所普通大学读书，专业普通是会计，成绩普通属中等，托福普通610分，显然也并不惊人；她说话办事还算灵巧，但绝不是那类能言善辩的物种。长得虽然挺好看，但依然不能使徐老师我语无伦次，虽然我经常会这样。
说她特殊，是因为梅非月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留学时代的诞生。为了留学，以及为了后来不留学，她和我见过好几次面，和我艰难地对过话，被我愤怒地批评过，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四处执着地寻找我，最后听从了我的意见，从此走上我给她指定的罗马大路，以自己充满智慧和热情的青春，谱写着自己美丽的留学诗篇。
梅非月是一个特殊而普通的女孩。
她的特殊，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留学人生和奋斗前途，第一次获得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任意使其发生、发展的可控性。这种根据自己意志控制自己前途的能力，在中国青年奋斗史上，确实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她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在留学时间、工作时间、婚姻时间这些时间因素上，在出国、不出国、读书、还是不读书而就业这些空间因素上，控制自己人生的节奏，寻求自己最大的利益，精确追求留学人生的种种目标。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在时空上有了可以控制的能力的时候，也就是人生可控核聚变实现的日子。每个人就都具备了爆发生命原子弹的伟大力量。
因为她的普通性，使她的案例具有了更加特殊的意义。既然作为普通人的梅非月能够实现伟大人生，那么你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只要你掌握了人生可控核聚变的能力，人人都可以像梅非月一样，实现自己最遥远的梦想。
可控性留学
1999年的夏天，梅非月让她的爸爸带着她来找我。我并不认识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是另外一个朋友介绍过来。如此辗转找到新东方我的办公室，为了帮助她早日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
梅非月毕业于一所非常著名的中学，同学们全部在北大清华这一类名牌学校学习。但不幸的是，她自己高考那天因为吃多了蜂王浆——她爸爸回忆说是她忘记吃了，待考——所以临场发挥不好，只考上一个普通高校，是一所说出来对方眼睛不变成牛大的那种。从此青春后期的梅非月就有了一个非常牛角尖的愿望：早日出国留学，争口气给同学们看看。你北大清华有什么牛，我去了美国气死你们这些牛。这个梦想，帮助梅非月征服了自卑，带来了动力，复活了青春，找到了徐老师。
当时梅非月大学二年级刚刚结束，刚刚考完托福，但离gre还有小两年时间。她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我能不能帮助她毕业那年就出国？如果能，出国读什么专业？不管什么专业，能出国就行，她实在无法征服自己要挽回高考失落的面子的欲望。虽然她在北大清华的朋友们，出国观念已经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已经不会太在意她到底是去了美国还是国美。当梅非月的价值观念还抛锚在几年前高考的水平上时，她的其他同学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直挂云帆济中国人才市场机会之沧海了！
听完梅非月的情况，我立即对她和她父母说：梅非月毕业后不要立即出国。如果她想要有大出息的话，应该毕业后留在国内工作两三年。最好是在著名外企里面打磨自己。边工作，边积累经验，边深造英语。工作两三年之后，考gmat，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申请美国著名大学，一举进入留学奋斗的最佳境界。
留学运动在1999年的夏天，已经出现了可控性不留学、可控性先在国内工作的潮流。但是，先知先觉者们往往是自己不自觉地作出了这个选择。而梅非月则是在我的指导下，被迫选择而成为这个潮流的代表者。
我让梅非月在国内工作两三年再出去留学的理由：1、梅非月学的专业是工业财会。这个专业，市场上非常热门。可以在国内找到报酬相当高的工作。特别是世界著名的五大会计事务所，在中国的扩展非常迅速。加上外企大量进入中国，未来几年的中国就业市场上，外企对于会计的需求一定会非常紧迫。尤其是当一个人具备了外企所需要的素质的话，他们将是世界上最抢手的人群。梅非月是中国就业市场上的紧俏商品，白领丽人。
2、我知道梅非月对于在中国就业不感兴趣。她渴望的是早日出国，越早越好，最好今天晚上就走。但梅非月的专业决定了她不宜太早出国。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商业科目。会计学虽然听上去不浪漫，但在现代经济社会里面有最大的就业和择业的自由。梅非月可以在这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寻找某个她喜欢的事业放射过去，进入自己梦想的职业天地。在工作两年或更多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之后，梅非月有了去美国读书深造的最充分的准备：她可以去美国继续读会计，也可以去美国读金融、保险、房产、营销、管理、市场等等无数保证她能够毕业后赚很多很多钱的专业。在任何公司的工作经历，只要她认真把这个工作做好，都会成为她将来选择终身事业的雄辩背景。
3、梅非月难道就不能够毕业后直接去美国吗？答案是可以直接去。但是走这样的出国道路，没有什么大前途。美国的mba学校，一般都对入学申请者提出要求，需要他们具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工作经验。如果没有工作经验，好的学校根本不考虑你，别说自费，即使你捐款人家也不要你。这是mba的特点，这也是所有professional专业的共同特点。所以，梅非月如果没有中国的工作经验直接去美国读书，去则能去，但去了肯定进不了真正的好学校。梅非月出国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挖掘自己身上最大的潜力、实现自己人生最高的价值。尤其是mba这样的专业，如果进入最好的学校，就能给梅非月的未来带来非常强大的背景。说到底，她不是要和北大清华的同学们较劲斗气吗？去一个普通的学校，如何能让北大清华的哥们姐们钦佩？说到底，梅非月的留学欲望，只不过是少女的祈祷和青春的虚荣而已。爸爸妈妈不知实质，还以为非月是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三好女儿呢。
4、“假如毕业后就直接去美国，到底有什么坏处？”她的爸爸战战兢兢地问我。我说绝对有坏处。虽然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唱着毕业歌载歌载舞去美国，但问题是去了美国又如何？毕业以后又怎样？没有工作经验的她，毕业以后在美国很难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因为美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你的具体经验。回中国？如果你走之前没有中国经验回来也很难得到令她满意的职位，还是因为没有经验。苦苦在美国读书两年之后，发现自己的起点不过如此，那时的梅非月，会看到自己比起那些北大清华的同学来，在人生竞走的道路上又掉了一大截。出国之路辉煌，但必须一步一步走。梅非月急于出国的心情，就像2000奥运会上那个澳大利亚竞走女王，为了在同胞面前展示一下袋鼠故乡的骄傲，居然把竞走当成了赛跑。虽然箭步如鼠，但还是被罚出了常这真是应了中国人民一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